趙小湖

indy

稀缺資源該如何分配：效率原則

吳軍

介紹了稀缺資源的特點。接著來回答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稀缺資源該如何分配。

通常，人們想到的分配方式有四種：

1.隨機分配。

2.效率優先的競價原則，誰拿到資源後利用效率最高，就分給他。

3.權威分配。就是設定一個權威，由他來分配。

4.按照最需要的優先原則分配。

接下來我們一個個展開講講。

隨機分配

在不知道怎麼分配最公平的情況下，第一種隨機分配，不失為一個可取的分配方式。比如中國一線城市的車牌是稀缺資源，北京就採取搖號抽籤的方式分配。這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似公平的，大家機會均等，無論貧富高低，都有同樣的機會抽到車牌。

類似地，歐洲很多稀缺的門票，比如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票，很多都是這麼分配的。每一年年初，你可以登記參加抽籤，抽取這一年年底的新年音樂會門票。由於中簽率很低，我算了一下，一百年我也不一定能抽上，因此試了兩年後就不再嘗試了。順便說一句，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門票並不貴，可能和國內頂流古典音樂會的門票價錢差不多。

那麼，隨機分配存在什麼問題呢？很多人可能會說，沒有問題啊，憑什麼有錢人就該得到那些資源呢。我們來看一個例子，你就明白這種做法的問題了。

假設某城市只有一所重點中學，它該怎麼制定招生原則呢？抽籤當然公平。但是抽籤進去的學生可能水準參差不齊，老師講課時不得不花好多時間照顧跟不上的學生，這樣一來整體的教學水準就會逐漸下降。這其實就浪費了寶貴的稀缺資源。於是，時間一長，這個城市在培養年輕人方面的效率就不高。我講過，德國二戰後教育水準大跌，就和他們過於平均地分配教育資源有關。

把稀缺的門票以極低的價格隨機分配，長期下去，就會導致樂團收入下降，最終表演水準受影響。類似地，如果一個城市通過搖號的方式分配車牌，看似公平，就會失去一大筆收入。本來有了那些收入，就可以用於改造道路，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這些看似追求公平的做法，最後其實損害了整體的利益。

效率優先

和隨機分配相對應的，是我們要講的第二種分配方式，效率優先。也就是說，誰拿到稀缺資源後能創造最高的利用效率，就分配給他。在很多情況下，出價最高的人，產生的整體效率最高。

我們還是以車牌舉例，上海拍賣車牌，採用的就是出價最高者優先獲得的原則。我查了一下近期的拍賣資料，上海每個月大約放出4000張車牌，大約出價10萬元能夠拍到，這樣上海市一個月可以收入4億元，一年就將近50億元。從社會整體效益的角度來看，如果這些錢用於改造交通，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中國平均修一公里地鐵是7億元，用這筆錢，兩年就可以修一條13公里的新地鐵線，還是非常快的。

那對於個人來講，什麼人會花這麼高的價錢拍一張車牌呢？通常是兩種人，第一種是有錢人，還有第二種，就是特別需要的人。如果一個人上班走路就能到，或者只需要坐一趟半小時的公車，就不用來湊這個熱鬧了。上海每個月大約是4萬人參加車牌拍賣，成功率10%。這個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說明買不買車都行的人就沒來。

而北京發放的車牌數量，比上海多了一倍，一年10萬張，但是因為是隨機抽取，需要的、不需要的人，都跑去抽，中簽率只有1%-2%。這麼多人當中，很多恐怕暫時並不需要買車，只是覺得搖號難，提前好幾年就參加搖號，他們除了讓這件事變得更難以外，並沒有積極貢獻。

好，現在我問你一個問題，前面講到那個城市唯一的一所重點中學，如果以效率優先的方式招生，該怎麼做呢？就是讓大家來參加考試，劃定一條分數線，按照過分數線的錄取。這種效率優先的做法也被稱為擇優原則，英文叫Merit Base。

此外，還有一種效率優先的做法，就是美國學區房的做法。一方面把這個地區的房產稅的大部分用於學校辦學，另一方面只招收在當地買房的家庭的學生。這樣一來，要想獲得那裡稀缺的教育資源，就要競標買房，然後就形成一個正迴圈。房價越高，房產稅越高，學校資源越多，辦得越好，然後就有人出更高的價格來買房。

如果說第一種做法，隨機分配，是政治家的做法，那麼第二種做法，效率優先，則是商人的做法。哪一種社會效率最高，顯而易見。

事實證明，效率優先的好處，是最好地利用了稀缺資源。

延伸：人才如何定價？

在介紹剩下兩種分配方式之前，我這裡想延伸講講人才作為稀缺資源會如何分配，或者說如何定價。

通常無論是你選擇公司，還是公司招人，都是一種擇優的原則。如果你是稀缺資源，你可以挑一個給你待遇最好的公司。假如薪酬是你唯一考慮的依據，你可以在拿到一批Offer後，和各家去談薪，你實際上是在反向招標，你讓它們都重新出價，然後你挑一個最高的。通常越是需要你的公司，出價會越高，他們自然也會盡可能用好你。當然，這說的是各個公司本身有可比性的情況。但如果一家公司是美國郵政，一家是OpenAI，哪怕美國郵政給的錢更多，你還是去OpenAI好，因為它更有前景。

總的來講，由於有了各個公司對你能力的共識，以及假定他們都足夠聰明，懂得效率優先的原則，你作為稀缺資源，一定會拿到市場上合理的薪酬標準的。當然，公司也會挑人，假如它有三個名額，會挑選三個最合適的，這樣三個人進來，會對公司的業務幫助最大。

權威分配

但是今天，有些公司實際上不是這麼挑人的，他們用一種被稱為“權威分配”的方式，分配稀缺資源。比如，還是那家公司要招三個人，來了個大領導，把名額都給了他的關係戶。這就是我們要介紹的第三種分配方式。

說到這種分配方式，大多數人可能都會深惡痛絕。但是在生活中，有些人可能卻很嚮往這種分配方式。我這麼說，有的同學可能不同意，會說我們都是這種分配方式的受害者。這些同學先不要著急反對。這種分配方式的本質是一種特權。今天很多人痛恨的不是特權本身，而是自己沒有這種特權。甚至很多人在不斷索取特權而不自知，還認為這是他成功的標誌或者說是人際關係好。

我有一位認識很長時間的朋友，他是國內某個地方響噹噹的企業家。有一次閒聊時，他給我講了一件事，有一次他在開一個重要會議，時間拖長了，但他接下來又要坐飛機出差。於是他讓秘書給機場打電話，問能不能讓他乘坐的飛機延後半小時出發。要知道，空域的航道是稀缺資源，原本需要按照最大化的社會效益來分配，但就有人希望按照權威分配。

有的同學聽了之後可能會非常氣憤，但是這位朋友和我講完的時候完全沒有負疚感，畢竟他並不知道我其實非常反感特權。當然，我知道大部分人做事不會像他那麼過分，但是很多人喜歡托關係，走後門，就是一種醉心于權威分配的表現。在我看來，一個用權威分配代替競價分配的社會，稀缺資源的利用率一定很差，結果就是把資源浪費了。

最需要的優先原則

現在再來說說最後一種方式，按照最需要的優先原則分配。比如某家優質醫院床位有限，只空出來一個床，該分配給誰？很多人會覺得，給病得最重的，最需要的那個人。這個想法沒錯，也很好，但問題是，“最需要”的標準，由誰說了算。

幾年前，斯坦福醫院的一個教授很自豪地和我講，他們花了200萬美元，治好了一個從拉美國家過來的病人的怪病。我說你們為了一個和社區完全無關的人，浪費了多少資源。矽谷當地絕大部分的醫療保險你們都不收，導致當地人無法享受你們的醫療，你們卻以“需要”為藉口，浪費醫療資源，滿足所謂的愛心。那位教授聽了我的話之後，就不再誇耀了。

今天美國的DEI等做法，其實就是以“最需要的優先”為原則的。前段時間，一位伯克利的校董和我吃飯時講，2025年之前，加州大學“左”得沒邊了。招聘教授時，要由DEI辦公室先審核申請人的簡歷，然後院系才能看到。在美國，教職是非常稀缺的資源，浪費了之後，會造成很糟糕的、影響時間很長的社會惡果。

好，我這裡做個總結。對比完所有的稀缺資源配置原則，我們不難看出，效率優先的競價原則是最好的。但是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原則是最缺乏道德光環的。相比之下，隨機分配和最需要的優先原則，最有道德光環。但事實上，這兩種方式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並損害社會整體的公益。因此，當有人以道德為名，主張這些看似公平的分配方式時，你就要小心了，因為他們接下來有可能要幹一些損害整體利益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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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上）

萬維鋼

這幾天特朗普超大幅度提高對各國關稅，等於向全世界宣戰，我們趕上了歷史的關鍵轉捩點。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特朗普打關稅戰是個巨大的錯誤，但特朗普有堅定的理念，maga民粹有強硬的情緒。可能有些讀者也說不清，自由貿易的輸家有沒有權利反對全球化。

我們不妨借此機會回顧一番歷史，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邏輯。

如果自由貿易是好的，為什麼各國政府都有些限制進口、鼓勵出口的政策呢？傳統上都是窮國搞貿易保護、發達國家提倡自由貿易，現在怎麼成了美國加關稅呢？

為了理清各種互相矛盾的說法，我們必須區分什麼是「零階道理」，什麼是「一階修正」。

所謂零階道理，就是事情最本質、最大的道理，就是你要是*系統性地*違反它，你就必定吃虧的道理。但世界畢竟複雜，總會遇到各種特殊情況，零階道理並非絕對不可以違反 —— 你總是可以對它進行*小範圍或者短期*的修正。

比如說，“人每天都應該吃飽飯”，就是個零階道理。你必須尊重這個道理，你要是系統性地連續很多天吃不飽，身體肯定出問題。但你說我正在減肥，情況特殊，我在一段時間內刻意少吃，甚至來個三天不吃飯的禁食療法，這行不行呢？當然也行，這就是你對零階道理的一階修正。

修正，不等於違反。

經濟學最大的零階道理就是自由貿易是好的。這是因為任何交易的發生，對買、賣雙方肯定都有好處 —— 你可能覺得賺少了，但如果有一方真的認為自己吃虧，他肯定會退出交易。貿易總是提高全世界的總福祉。

不過考慮到國際事務的複雜性，自由貿易理念有三個一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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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增加整個世界的總財富，你應該希望各國實行絕對的自由貿易。如果你的目標是增加本國老百姓*此刻*的福祉，你應該希望不管別國是否開放，我們也要先對外開放自己的市場：難道你不想讓同胞花更少的錢，買更好的東西嗎？

限制自由貿易，通常都是保護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了多數人的利益。

1991年之前印度實行嚴格的貿易保護政策，進口關稅平均高達90%，像汽車更是根本不許進口。那時候印度只有國產汽車，是仿製的英國一款1956年的車型。

為了保護“國產”，害老百姓用不上現代化產品，這叫保護落後。

1990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引發海灣戰爭，國際原油價格飆升，印度石油進口非常吃緊，外匯儲備嚴重不足，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IMF等這個機會已經等很久了，說借款可以，但是你印度必須開放貿易。

這純粹是個趁人之危的、站在印度立場上甚至可以說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印度被迫接受了。當時很多人認為這是印度的災難，認為一直被高度保護的印度工業太脆弱了，根本無法跟外國產品競爭……

但結果不是這樣 [1]。印度經濟到1992年就恢復了1990年之前的增長水準。從1992到2004年的GDP增長率達到6%，2005年以後又躍升到7.5%……

這個故事是否讓你感到熟悉呢？因為當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也有很多人擔心會毀掉“民族工業” —— 而事實證明加入WTO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最大的紅利。

當代中國人習慣屈辱史觀，以為過去大清跟列強簽訂的各種條約都只不過是“喪權辱國”，是“落後就要挨打”，其實考察歷史還有別的視角。馬勇先生就有個說法 [2] ——

-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五口通商，中國才從走私貿易走向了堂堂正正的對外貿易；

- 1858年《天津條約》開放了中國北方；

- 1860年《北京條約》讓中國工業化起步；

- 1895年《馬關條約》打通了中外金融通道，中國才有了外商投資 —— 既然外國人可以投資，中國人就也可以開工廠，中國這才有了民營資本；

- 1901年《辛醜合約》強制改革，中國才從政治到社會、司法、教育一系列制度上開啟了新政轉型。

割地賠款是很屈辱，但被迫開啟現代化也是開啟了現代化，而正是因為有了對外交流，大清政府才得以通過海關、銀行籌款，才打贏了幾場關鍵戰爭。

但是正如當初清政府和印度政府反對對外開放，現在也有很多人，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開放本國市場是讓本國吃虧，讓外國佔便宜。

一個流行思路是「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這種思想把國家想像成一家大公司，認為出口多於進口就是賺錢了，進口多於出口就是賠錢吃虧了。可是如果有國家出口多於進口，就一定有國家進口多於出口啊？重商主義把國際貿易看做是一個零和遊戲，我贏就必須你輸。

亞當·斯密《國富論》書中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反對重商主義。國家不是公司，財富不等於金銀，國家應該追求的不是金銀，而是生產力！我們出口一種貨物，一定是因為這個貨物在外國能賣上比本國更高的價格，那麼我們就有了更多的資本發展生產；同理我們進口一種貨物，也一定是因為外國提供的這個貨物的價格低於我們自己生產的價格，我們也可以省下一些資本去發展我們擅長的生產 —— 貿易對進出口雙方都有利，是雙贏而不是零和遊戲。

大衛·李嘉圖又進一步提出「比較優勢」理論，證明哪怕你是發達國家，什麼都擅長生產，也應該專注生產自己最擅長的東西，把別的交給別國 —— 這樣不但對別國有好處，而且對你自己也有好處！這是數學的要求。

斯密加上李嘉圖，就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零階道理。

有的發展中國家認為自己在全球化中被發達國家給剝削了 —— 其實你只要誠實比較一下過去和現在，事實是每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提高了。全球化讓世界各國的實際生活水準在國與國之間更平等、而不是更不平等。

開放終究是好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對人類有信心。零階道理決定了不管發生多少波折，全球終究是個大家庭。

零階道理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得到尊重，但是國際貿易理論至少還需要三個一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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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一階修正是「產業升級」。

同樣是需要工作這麼長時間，有的產品帶來的收入高，有的產品收入低。那如果我們國家現在的比較優勢恰好是收入低的那個產品，而我們希望去做收入高的，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斯密和李嘉圖的理論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每個政治家都知道該怎麼做：當然是搞貿易保護。

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1457－1509）注意到法國勃艮第人做羊毛紡織品賺了很多錢，而他們用的羊毛是英國產的，價格很便宜。亨利七世非常自然地想到，為啥讓人家賺這個錢？如果英國把羊毛留下，自己做成紡織品再去賣錢，豈不是比直接出口羊毛強多了嗎？[3]

於是英國開始對羊毛出口徵稅，給羊毛製品的製造商提供稅收減免和一定的壟斷權，還從荷蘭和義大利挖來熟練的工匠。現代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是赤裸裸的「關稅保護 ＋ 產業政策 ＋ 竊取外國技術」……而結果是英國成了世界最大的羊毛製品出口者。

此後英國把這三招推廣到了各個行業，原則是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英國一直把保護政策堅持到十八世紀開啟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之後英國製造業已經取得絕對優勢，自然就不需要保護了。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成了自由貿易的實踐者和鼓吹者 —— 那也許只不過因為它已經掌控了高端產業。

而那時候美國正在搞貿易保護。1791年，第一任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發表了《製造業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提出美國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政府的強大和國防的力量都來自製造業，而美國製造業需要保護。漢密爾頓用的也是英國當年那三招：關稅保護 —— 對外國工業品徵收高額關稅；產業政策 —— 聯邦出資建設基礎設施，並且通過政府採購和直接資助來扶植美國企業技術升級；竊取外國技術 —— 不但山寨了英國的紡織機，而且還派特工從英國偷機器模型和圖紙……結果是美國實現了快速工業化，GDP高速增長。

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一直持續到1944年。那一年美國GDP已經占到全球的一半，幾乎在每個行業都是世界第一。然後美國又成了自由貿易的實踐者和鼓吹者。

1989年，為了解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問題，美國召集若干個國際機構的代表搞了個「華盛頓共識」，其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發展中國家要想好好發展，就應該擁抱自由貿易。

結果是凡是按照華盛頓共識去做的發展中國家都沒發展起來。中國、韓國等國的政府沒聽美國人那一套，堅持了一定程度的關稅保護、產業政策和……“引進”外國技術，結果都實現了產業升級。所以現在中國正在成為自由貿易的實踐者和鼓吹者。

歷史的經驗似乎是誰想要產業升級，誰就得搞貿易保護。自由貿易理念聽起來就像是成功者專門用來忽悠後來者用的，目的是不讓別人趕上自己。這就難怪劍橋大學的韓裔發展經濟學家張夏准（장하준，Ha-Joon Chang，1963－）說 [4]，發達國家靠貿易保護這個梯子爬上了富國的位置，為了防止發展中國家也爬上去，就把梯子給踢開！

斯密和李嘉圖的理論根本就沒考慮產業升級的事兒。如果我要產業升級，應該怎麼操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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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裡沒有陰謀。事實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自由貿易的擁護者 —— 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貿易保護並不能起到產業升級的作用。

我們剛說過印度的例子，汽車產業被保護了幾十年還是那麼弱。還有比如巴西，曾經在1980年代嚴格限制進口外國電腦，說要扶植本國電腦產業 —— 結果所謂的本國電腦產業只不過是買外國低端機型換個牌子再高價賣給自己的老百姓而已。中國的很多保護政策也不成功。

貿易保護的常態是保護落後。認為搞貿易保護就能成為全球化的贏家，你就犯了倖存者偏誤。

其實漢密爾頓當初的報告說的明白，保護國內製造企業的目的是為了讓它們快速成長起來，從而能以比外國產品更便宜的價格供應本國消費者。老百姓可以忍受你們一時的高價，那是為了換取永久的降價！這個說法被後世稱為「嬰兒產業理論（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這就給了我們幾個提示 ——

首先，被保護的產業必須是個嬰兒產業，用現在話說就是「新興產業」，得是看起來特別有發展前途的才行。

其次，保護得有一個期限。你說保護個兩三年，可以理解；要是保護二三十年，那就不是保護新興產業，而是利益集團在欺壓本國消費者。

再者，被保護的企業不能在真空裡升級，必須讓它隨時接觸到外國的競爭，確保是在「學習區」—— 而不是「恐慌區」和「舒適區」—— 裡成長。這意味著保護只能是相對的優惠而不能是絕對的隔離。

有些民粹主義者認為中國被西方封鎖是大好事，說只要一封鎖就能憋著勁搞自主創新，這其實是根本不懂創新規律。創新是想法的連接，沒有人能孤立研發。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學的是蘇聯，改革開放之後學的是美國、日本和韓國，從來都是邊跟人學、邊跟人交流，邊自己研發。

嬰兒要想長大，保護的力度必須越來越小才行。1997年之前韓國對本國企業有強力的保護政策，特別是限制外國投資占比不能超過26%。結果趕上亞洲金融危機，韓國沒錢了，又是像印度一樣去找IMF借錢，IMF又是趁機要求韓國擴大開放 [5] 。

韓國也屈服了。外國人在韓國公司的最大持股比例被提高到了55%，IMF還大力度地執法打擊了各種反競爭行為。結果是韓國的大公司逐漸式微，一大批小公司發展了起來。反保護使得韓國經濟不但加大了對外開放，也加大了對內開放。

而開放的結果是韓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大大增強，已經超過了日本，甚至可能超過了德國。1997年之前韓國企業的生產力一度停滯不前，1997年之後沒多久就開始了快速增長。

自由開放仍然是最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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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之下的開放也是好開放，被逼的改革也是好改革。不過韓國和中國能發展這麼快也是運氣好，趕上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全球化機遇期。

而現在那個機遇期可能已經結束了。

我們還看到，特朗普想要保護美國製造業，完全不符合嬰兒產業理論的要求，他是想要保護落後。

indy

万sir经常讲人改变不了事，往往是事改变了人，就关税这个事情的发展，会怎样地改变漩涡中的我们呢？请万sir帮忙做个推演，谢谢！

萬維鋼

你想必已经听说了很多推演，这些推演的主题肯定都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赞同前途是光明的，在一万年的尺度上一切都是光明的。

我这里想提供一个「最坏场景推演」—— 我并不认为这是最可能的场景，我只是想提醒你，如果坏，能坏到什么地步。

最坏场景是全球化终结。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全球化曾经终结过。

一百多年前，在1920年代，世界的全球化水平比我们现在都高。

欧洲各国普遍自由贸易，英国更是单方面取消了所有工业品进口关税。当时国际旅行很多都不需要签证，包括中国人去美国，拿本护照随便去。金本位之下各国汇率非常稳定。各种全球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高速建设，有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有跨大西洋电报电缆，有电话线路。以电气化和汽车为代表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各种世博会都是全球庆典……中国上海是响当当的国际大都市。

那时的人都相信，人类从此就是一家。

但正如我们上一讲所说，有变革就有动乱和反拨 —— 技术进步让美国农民成了输家。美国从1920年代末走向保护主义，最终在1930年，胡佛总统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度提高对全世界的关税税率。

当时有上千个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但是总统一意孤行。历史证明这是非常愚蠢的政策，这是保护落后，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而且也没对农民保护成功……但是你猜特朗普 —— 啊不是，是胡佛 —— 在不在乎经济学家的意见？

结果是从1929年到1934年间，全球贸易总量骤减了65%。

美国的错误政策引发了大萧条，但美国毕竟体量大，比较抗折腾，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外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现在就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大萧条是二战的本质原因。

我让GPT-4.5推演了一下，如果严格按照上一次全球化终结的剧本走，未来二十年的情况大约是下面这样 ——

2025-2028年，因为特朗普加关税和各国报复，贸易战全面爆发，全球贸易量萎缩50%以上；

2027-2029年，美股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超过20%，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

2029-2030年，因为社会危机加剧，民粹主义进一步强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老百姓纷纷要求国家实行更激进的干预政策，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上台，开始大搞国家主义经济政策；

2031-2032年，美国推出类似于罗斯福新政的「新新政」，主打全民基本收入（UBI），并对科技公司实施更严格的政府监管；

2033-2034年，欧洲和亚洲各国纷纷推出本国版本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各国贸易壁垒持续加强，世界分成若干个经济圈，其中中国这边是东亚经济圈+一带一路；

2035-2036年，各国积极建设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全球经济趋于稳定，但国际贸易总量很低；

2037-2038年，因为经济封闭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开始军备竞赛，聚焦AI、量子计算和航天军事化；

2039-2040年，地区政治摩擦增加，战争就在眼前……

当然，战争会结束，下一轮全球化会回来，但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前方最可能场景，这是最坏的场景。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可能的。

那你说如果剧本就是这样的，个体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啥投资创业机会？我认为没机会。我认为存活下来，等待下一次黎明，就是最好的境遇。

indy

听说美国一个科技公司复活了一万多年前的“恐狼”，这是真的吗？

卓克

简单回答，这是个噱头，原理的细节我们在几年前的《复活猛犸象：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里说过。

具体地说，这个声称复活恐狼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几年前我们解读的那个要复活猛犸象的公司，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项目，都是原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丘奇创立的Colossal Biosciences这家公司弄出来的宣传话术。

这家公司要复活的动物也不止恐狼和猛犸象，还说过要复活红狼，尽管红狼今天没有完全灭绝，但数量也很少了。

正在着手实施的项目包括：复活塔斯马尼亚袋狼、渡渡鸟。

还没实施但已经喊出来的，包括：短面熊、巨河狸、大海雀、剑齿虎、大地懒、乳齿象、长角野牛、美洲猎豹、毛犀牛、洞穴鬣狗。

比如这次的恐狼，是从1.3万年前的牙齿中提取到了一部分DNA，然后又从一个7.2万年前的恐狼的头骨中提取到另一部分DNA，拼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恐狼基因组。

然后又从现代狼身上提取了血液细胞，把恐狼的14个基因编辑到了现代狼的细胞里，然后把编辑后的基因组转移到卵细胞中，让现代狼代孕，这次一共诞生了三只“所谓的恐狼”。两只雄性在2024年10月1日出生，一只雌性在2025年1月30日出生。

之所以说它们是“所谓的恐狼”是因为，恐狼有接近2万个基因，其中有部分可能是跟现代狼重叠的，但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也有上千个，甚至几千个。那么在总体差异是几千的基础上，你只调整了14个，你就说这是“恐狼复活了”。我觉得，顶多也就只能算是杂交吧。你想，现代人的基因组里，还有大几百个继承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呢，你这14个继承自恐狼的基因就叫恐狼了，那今天我们每个人不都得算“纯种尼安德特人”吗？

这个质疑也是这家公司从成立以来，每次宣传的时候，都被业内同行指责的，说它是夸大宣传、误导宣传。

但从反方面说，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是为了博眼球、骗经费，你想，他们毕竟还选了14个基因去修改。

他们为什么要选这14个基因呢？因为它们都决定着外貌。这也很好理解，你要是声称复活了恐狼，最好它们长大以后和古生物书上、画片上的恐狼长得像，那样人们才认。你编辑了半天都是体内的差异，没人认，投资人也不给你投。

所以这14个基因都是什么呢？我列几个。

IGF1：和体型、骨骼发育有关的
MSTN：和肌肉生长和咬合力有关的
MyHC：和奔跑耐力有关的
MC1R、ASIP：和毛发颜色有关的
KRT：和角质层特性有关的
ENAM：和牙齿、颌骨形状有关的
除此之外，还有和代谢相关的、免疫相关的
这家公司要弄出噱头，其实也需要找到一些对某个物种来说，比较重要的、能凸显特征的位置去改。

但基因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个基因就标标准准对应一个控制开关一样，打开就是白色，关上就是黑色，而是有很多复杂的关联。能找到对特定属性起重大影响的单个基因，其实还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其次一点就是，全球医学界都希望做到的，能对一个细胞进行多处位点的编辑。比如现在可以做到同时编辑几十个位点，丘奇团队能不能在“噱头”似的复活灭绝动物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单次编辑1000个位置的方法呢？如果做成了，那今天很多基因病的治疗就有望大幅改进了。

今天，这3只恐狼都在一个封闭区域里喂养，有摄像头随时监控。我认为，虽然科学界对丘奇做这件事非议很多，但有一点他还是挺硬气的，那就是，这些研究经费都是公司自己出的，公司合法经营，自负盈亏。这样的研究比起那些“从道德上看没有什么可指摘，但却是纯纯的水论文篇数”的研究来说，还是要强很多的。

indy

不要因為關稅這隻黑天鵝，就看不見巨變這頭灰犀牛

碧樹西風

有幾個讀者問我，你講的是一個時代終結了，我們該何以自處，落腳點都是微觀，都是我們該怎麼辦。

他們想要多聽聽宏觀，聽我聊聊這個謝幕的時代本身。

那麼我請出一個人，橋水基金的達里奧，他近期正好談過這個話題。

我之所以要請出一個美國人的觀點，就是想要讓讀者們完整的看待美國。

很多年前，李雲龍的旅長看着那個北伐期間聽廣播炒股的常凱申校長，他也表示過懷疑。

但他只是對常校長這個人沒信心，並不會擴散。

別的不說，最起碼，當時他對他自己，肯定是有信心的吧？

那麼美國也是一樣的。

特朗普確實是非常另類的一個人，在這麼大的歷史變局面前，馬斯克一個出生在南非的首富願意承受巨大的個人財富的損失，被整個華爾街圍剿，都要協助他。

卻沒想到，輔佐的這個人，居然痴迷於自己炮製消息面，要麼兩口子炒餅，要麼帶着一群人炒股。

想起當年背着常校長的旅長那失望的眼神，歷史果然是沒有新鮮事兒。

我講這個故事，就是讓你們看到，特朗普只是美國的一部分，美國有很多個部分。

比如達里奧。

達里奧想要傳達的觀點在於市場被特朗普時不時炮製的黑天鵝，牽着鼻子走。

卻選擇性的忽視了一頭注定到來的灰犀牛。

以下是達里奧的觀點，並結合了我的很多分析延伸：

我們假設一個極端的情況，假如美國沒有任何反應，對當下的一切聽之任之。

就是說我們繼續生產，美國繼續購買，一切照舊。

要不了幾年，美國就會陷入到連利息也還不起的地步。

一個人有錢了去吃麵，可以現付，沒錢了吃麵，可以賒賬，可是賬賒太多，連利息也還不起了，又當如何？

從歷史的角度，我們是善良的，從不曾趁人之危。

從現實的角度，我們開設了太多生產線，一旦因為客人沒錢就停工，自身也會受到巨大的損失。

所以假如發生美國還不起賬的極端情況，就算我們有可能給他賒欠，先吃着等有錢了再付，無論是出於善良的底色，還是出於自身現實的權衡。

但是，此時此刻，日本會怎麼做呢？

日本是會配合兩個大國，穩定秩序，還是會趁機謀求屬於自己的利益呢？

從歷史的角度，日本最擅長趁人之危，近代諸如珍珠港事件。

從現實的角度，日本可沒有那麼多生產線。

一旦出現上述情況，日本最優解，也是最符合他們歷史上一貫選擇的方案，就是大規模拋售美債，降低美債的價格，逼高美債的利息。

美國債務規模在巔峰的時候，被人這麼逼高利息的結局就是借不起新債去還舊債。

作為購買國，瞬間陷入金融困局，而與此同時，另一個大國，那個生產國，也會遇到麻煩。

這時候，豈非日本脫離美國掌控，趁勢攫取昔日榮光的最佳時機？

我們也許不會思考這些，我們的眼裡只有美國，但作為美國，他不會不思考這些，他也不能不思考。

因為他們除了正面要面對我們，還要時刻提防背後的刀子。

即便特朗普和他的朋友們忙着炒股，美國的有識之士們，也不得不思考。

事實上，前幾天的夜裡，特朗普瞬間屈服，相傳，就是日本對衝基金幹的。

兩個大國正面對剛的時候，疑似某日本對衝基金大規模拋售美債，導致美國股債雙殺。

特朗普背後瞬間驚出一身冷汗。

他也許只是想炒個股，沒想過再遭受一次金融領域裡的珍珠港，以至於提前結束美元百年的霸權。

這個事情是市場傳聞，沒有辦法去驗證，但是這個傳聞本身從邏輯上是通的。

日本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前科。

那麼所有的投資人，就都會浮想聯翩。

這才是整個世界真實角逐的模樣，你不要眼裡只有兩個大國。

魏蜀吳打到最後，其實是司馬懿得了天下。你的眼裡只有對手，可是看不見的陰影裡，有無數雙眼睛同時盯着你，和你的對手。

司馬懿鷹視狼顧是傳聞，可如果傳聞最後落了地？你擔不擔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講，和則兩利，鬥則漁翁得利。

因為我們一直是有識之士們說了算，把全球的局面看得很清楚，但美國不是。

這就是達里奧擔憂，卻又無可奈何的。

美國的有識之士們，已經說了不算了。

咱們的讀者，很多時候喜歡聯想，把美國的窮人，等同於我們百年前的那些窮人。

但實際上，除了窮，兩種人，並無相似之處。

我們百年前的那波窮人，僅僅是窮，而且，這個窮，是外力導致，並非自身不優秀。

因為清末的時候，很多外國人在攫取利益，導致他們要做大量的勞動，但是自己得到的剩餘價值極少。

也就是說，他雖然瘦弱，但他真的是千里馬，他真的是日行千里，他真的很優秀。

他之所以瘦弱，完全是因為被拿走的太多。就像民國時期，大染坊裡的陳六子，是他自己不優秀麼？不，雖然他是乞丐出身，但他絕對是頂級人才。

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他所在的國家不掉鏈子，他能把布傾銷到東京去。

可美國完全不是這樣。

沒有一個國家能從美國身上拿走利益，這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從全世界各個國家身上攫取利益。

也就是說，美國所謂的窮人，只是分贓不均而已。

美國的菁英們從全世界身上攫取了利益，只分了一點點給窮人，覺得很好了，畢竟你什麼力都沒出。

美國的窮人不答應，覺得即便我什麼力都沒出，我也要更多。

你仔細觀察美國的窮人，會發現，他們當中許多人是嗑藥的，是酗酒的，是沒有生活目標的，是無法長期主義的。

這樣一群巨嬰，和百年前我們那些勞動出身的窮人，是一樣的人麼？

我們百年前的窮人，是勞動者，你工作，你勤奮，你參與，你迭代，你有經驗，你才有實力。

你什麼都不做，像巨嬰一樣，可能僅僅憑借窮，而產生能力？產生認知麼？

達里奧在陳述什麼？

陳述一個事實。

如果是這樣一群人占據了舞台，那麼必然會有某些內心深處只有個人利益的菁英，利用這群人，去做自己想做的。

比如製造黑天鵝，也要炒股....…

大家眼睜睜看着灰犀牛往前走，有人去處理麼？沒有。

那我們想想看，就這麼個局面，自然演化下去，結果是什麼？

美國的債務規模還會攀升，你並不可能真的指望大企業把製造業回流美國，然後指望這群美國的巨嬰式窮人當真去打螺絲。

十年前的美國製造業工人，搞罷工，是為了爭取40美金的時薪，而如今，時薪不足18美金。

即便這個價格有美國人肯幹，一部iphone挪回美國生產，成本也會飆升60%。

事實上沒人肯幹，因為在美國，哪怕你願意去送快遞，時薪也超過25美金。

那麼最後即便你把產業鏈遷回美國，你造出來的東西，也沒人買得起，哪怕是美國人自己。

那你用什麼去還債呢？去還已經36萬億美元，還要更多的美債呢？

你看？進退失據。

加關稅也好，不加關稅也罷，遷產業鏈也好，不遷也罷，灰犀牛就在那裡，不離不棄。

它一步一步堅定地向我們走來，向全世界走來。

也就是說，過去幾十年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秩序，必將改變。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有識之士們，又沒有能力出來和東方的有識之士們攜手，緩慢有序的撤離過去的那個以美元為中心，全球布局製造業的秩序。

他們做不到，他們缺乏魅力。

就像一個古板的教授，和梗着脖子的老羅，同樣站在舞台上，請問，粉絲聽誰的？

美國就是這麼個狀況。

所以，經濟問題必然蔓延到政治，到軍事。

達里奧說，這樣的事情在當下可能你沒有見過，因為很多人就出生在全球化的時代裡。

但在美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諸如，suspending debt service，capital controls to prevent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out of the USA，imposing special taxes。

他的原話。

沒有跨國經驗的讀者可能沒有體會，但是做外貿的，或者像我這種在國際市場上做投資的，就深有感觸。

說難聽點就是我入金容易，我出金，不一定出得出來，客人欠我的債，我不一定要得回來。

以前的時代，你一船貨物可能交了關稅就可以在美國市場隨意販賣，以後有可能因為你爸爸的爸爸不知道哪天說過一句話，所以你這船貨就被老美扣了。

....…

這就是我們講的，秩序是同一個網絡裡才存在的。

如果一個大群落拆解成幾個小群落，小群落裡秩序還在，但是跨群落可就不一定了。

沒有做過生意，做過投資的人可能會說，那你不做不就行了麼？

不是這樣的。

灰犀牛是有個時間段的，它可能今年就來，也可能5年後才來。

很多投資人會想，我走太早了，不就少賺好幾年錢麼？

想要賺盡最後一個銅板的投資人，是很多的。

至於商人，處境就更微妙。

我的投入已經在那裡了，我產線上的商品，美國人不要了，國內人未必喜歡這款呀。

一個實體商人，從投產到打通整個環節可能幾年，回本可能要十幾年，不是說你要他轉型，他立刻就能轉型了那麼簡單。

達里奧只是在提醒全球市場，灰犀牛注定到來，大船上的乘客請注意大風大浪要來了，各自要回各自小船，做各自的避險配置了，不要像巨嬰一樣指望誰幫你，沒人能幫你，你才是自家處境的第一責任人。

正因為日子是我們在過，壓力要我們各自承擔，如果都去指望宏觀，我們和那群巨嬰特粉，有什麼區別呢？

indy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特朗普關稅，意在美債

碧樹西風

有好幾個讀者留言問我，特朗普是不是勺子？

我之所以改成了勺子這個詞兒，是規避髒話。勺子是段奕宏新劇沙塵暴裡的詞兒。

以後咱們都用勺子，你是不是勺？呵呵。

特朗普肯定不是勺子。

我的確說過，而且可能是全網最早一批說特朗普在炒股的。

他也確實在炒股，但這件事和很多人理解的賺錢不是一個意思。

LV把年收入300萬RMB以下定義為零收入，這個指標並沒有錯。

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當一個人的年收入低於300萬的時候，他對錢的理解實際上等同於買東西。

越往下就越傾向於買實物，越往上就越傾向於買服務。

你看最近不是關稅導致脫鉤麼，我們很多出口的東西要轉內銷，就需要進一步拉大內需。

這時候有一個話題就很重要，就是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

我們這個數據是比較低的，說明我們是一個生產型社會，美國這個數據是比較高的，說明他們是一個消費型社會。

那怎麼提高這個數據呢？怎麼提高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呢？

你會發現在生產型社會裡面，因為物價低，老百姓消費的肉蛋奶，消費的家用電器可能並不比美國人少，但是也沒花多少錢。

此前有個中美大對賬就這事兒，很多人覺得好像老美的名義收入比自己高那麼多，也沒見過得有多好。

這個原因就在於當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比較低的時候，你實際上是物質消費為主。

物質消費就包括了肉蛋奶包括了家用電器。

那麼如果我們今後要提高這個數據，要提高什麼？

要提高的其實是精神消費。

所以出口轉內銷只是暫時的，長期看，美國不進口的那部分產能，你要國內全部消化，是不現實的。

因為你出口的大都是衣服是家用電器。

如果說我們家裡原來沒有冰箱，現在把美國退貨的冰箱自己消化了是可行的。

如果說我們家裡已經有兩台冰箱，我們的家用冰箱比例不見的比美國家庭低，你說我們再把美國退貨回來的那些冰箱也自己消化了，我們家裡要放三台冰箱，這是不現實的。

我家又不是小賣部，我要那麼多冰箱幹什麼。

所以我說出口轉內銷，只是暫時的，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多的是需要去找其他海外使用者，或者轉型，轉型做服務業，而不是一味的生產冰箱。

因為國內的消費占GDP的比重偏低，這個數據的確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這個空間，未來更可能體現在精神產品上。

也就是服務類產品上。

如果你真的做冰箱賣不出去，想要做國內市場，那麼就不該沿用冰箱這種物質產品的老路，你該想想，能不能做服務。

像《我的後半生》裡面那樣的70歲富裕老人還是挺多的，他們是有精神生活需求的。

也就是轉向服務類。

過很多年之後，你去看我們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了，和發達國家一個水平了。

這個增量部分，大概率都是服務類產品，都是精神類產品。

切回LV300萬的話題。

正因為上面的經濟學常識，所以，當一個人的收入增加的時候，比如從年入50增加到100，200，接近300，你會發現他消費裡面精神產品的占比會不斷提升。

超過300會怎麼樣？就有可能成為LV的長期穩定客戶。

他買LV的包不是為了實用，就是為了想像力，可能買包的錢只占1%，99%都是買了個LOGO，都是精神消費。

特朗普是什麼收入階層的？

遠遠超過300。

隨著你收入不斷提升，你大概率依然會非常熱衷於賺錢，但是你熱衷的那個賺錢，和平均月收入3000塊的線民理解的賺錢，已經不是一回事了。

他們理解的賺錢，是為了買東西。

年收入增加，比如一百多，兩百多，理解的賺錢是為了買服務。

而進入資本家的序列，賺錢既不是為了買東西，也不是為了買服務，而是為了說了算。

從小了說了算，到中說了算，到大說了算，從局部說了算，到擴大更大的範圍說了算，是在這條路上努力。

所以我說的特朗普炒股，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種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圍繞他，構建一個新的既得利益群體。

他完全可以自己製造黑天鵝，自己一個人獨吞，但這樣賺錢沒用的，日後會被清算。

他也可以自己製造黑天鵝，自己賺，並且帶著利益夥伴們賺，就像他自己在關稅反悔那天說，這哥們昨天賺了20億美元，那哥們昨天賺了25億。

這事兒他已經幹了，但還不夠。

因為幾年後，有可能他們整個小圈子被清算。

所以他才會拉著全網一起，就是為了日後法不治眾。

他每次製造黑天鵝，白宮不是第一個知道的，網路是第一個知道的，誰蹲點看他發佈什麼，誰第一個知道確定性的消息。

那幾年後，特朗普交易涉及了這麼多人，你說咋清算？

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圍繞他形成了一個新的既得利益群體，而且受眾極其廣。

現在全球很多金融機構的交易員都不做傳統交易了，因為沒法做，被特朗普整的波動太大，原先的指標紛紛失靈。

大家都轉型做狗仔隊，都去盯著特朗普說什麼去了。

他事實上成了整個市場的帶頭大哥。所以我說的他為了賺錢，實際上是為了說了算，就是這意思。

圍繞他會逐漸形成很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

但是，我們要思考一件事，那就是他做的這件事，不可能是無厘頭的。如果只是無厘頭的當股神，那是做不下去的。

你得有個正大光明的理由，否則你幹不成這事兒。

他是真的有理由，他的理由，是美債。

關稅只是個藉口，就像趙高指鹿為馬，鹿不是重點，鹿只是個道具。

趙高只是想要做一個服從性測試，弄清楚，誰有可能被他控制。

特朗普也一樣，他只是想要弄清楚，全球哪些國家可能會願意為他買單。

為什麼買單？

為美債。

此前低利息時期，被拜登增加了這麼多美債，要到期了，現在利率這麼高，特朗普難以為繼。

他需要新發債，但是沒有買家。

最近美國市場上的幾次美債發行都跟我們去年的樓市賣房一樣，別說不用搖號，成天打電話請客戶都請不來。

所以說，美債，才是特朗普的沛公。

他要解決這個，於是先拿關稅做一個服從性測試，然後看看，誰願意。

他的意向客戶也許是日本，中東，歐洲。

至於人家答不答應，那要看接下來3個月怎麼談了，反正我們肯定是不答應，因為服從性測試階段已經看到了。

完全不理他。

這就是一個大的群落，分成幾個小的群落的過程。

很有幸，我們要親眼見證了。

他的想法應該就是為他所要新構建的這個小群落，去找一幫小弟。

這些小弟是有門票的，門票估計就是美債。

這些美債很可能會很苛刻，真有可能是低利息，甚至是無息的。

那麼與其說是強賣債，不如說是交門票了。

他的構思應該是說如果你交了票錢，你就可以進入美國市場賣東西，大體上這麼個思路。

用來解決美債難題。

這裡面不僅僅會包括日本，中東，歐洲等等，更多的指向估計是大企業。

對，就是蘋果之類的，美國在全球佈局的大企業。

他實際上是在和傳統盟友博弈之外，也在和美國的大公司博弈。

如果你肯交門票，比如逐漸撤走東亞的製造業，在美國本土開廠，那麼他可能就會在關稅上鬆一鬆。

這種遊戲有很多玩法的，就是定點。

所謂定點的意思是說，我名義上要問你收很高，但是如果你識相，也不是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理解吧？

他想玩這種遊戲，玩這種人性遊戲，微操遊戲。

所以這就是一場指鹿為馬，目的是收一些盟友小弟，以及馴服美國在全球佈局的大企業為自己所用。

我只是調侃過特朗普，我從來沒有講過他是勺子。

2004年我還是學生，我對商業世界的認知就是從特朗普拍的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開始，你看過那些綜藝節目就知道，他是個精明的商人。

包括近期，他試圖推翻韓弗理執行人案，也是又一次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真正的目標是鮑威爾。

他想要把美聯儲收入囊中。

你從各種角度都能看到他有他的目標，他有他的用意，他在我們這裡踢鐵板，又不等於他會在別的地方踢鐵板。

同理，我也沒有低估過美國。

因為你是群落之主，人家也是，人家是另一個群落之主，你有一幫小弟追隨，人家也有的。

之所以我們不甩他，並非對方是小丑，而是因為我們和他們實力對等，犯不著甩。

你把我們從地球上拿走，你去看剩下的國家裡面，即便看增量，美國也是過去幾十年裡增速最快的大國。

只是在我們更快的增速下，他的增速沒被注意到。

他沖我們嚷嚷我們不理睬，別的國家未必敢不理睬。

過去幾年，如果不是我們用美元去採購很多國家的原材料，讓他們去還到期的美債，那些小國很可能扛不過美聯儲加息，已經被收割了。

說明我們之外的那些國家，還是挺怕美國的。

所以接下來的三個月，美國和日本，中東，歐洲，以及美國大公司之間，且有得博弈。

這期間金融市場上的行情就叫特朗普行情。

indy

特朗普關稅戰走勢詭異，背後真有一盤大棋？

劉怡

如果你問我，過去一個星期，全球經濟有什麼新動向，我的答案是一個字：亂。不光我這個外部觀察者覺得它亂，股票分析師、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各路局內人也被市場行情攪得暈頭轉向。這可不是我在誇張啊，講個真事：我有位朋友叫肖爾，在美國波士頓一家千億美元級別的資產管理公司當分析師。4月2日特朗普公佈對等關稅方案後，她花五天時間寫了一份報告，研究公司持股的十幾家消費品企業會受哪些衝擊。4月9日下午，肖爾正在業務會上講她的結論呢，同事突然跑進來，喊了一嗓子：“關稅暫停啦！你研究的股票又漲回去了！”同一時間，密西根大學經濟學教授賈斯汀·沃爾弗斯正在家裡煮咖啡。聽到電視裡播出的新聞，他脫口而出：“又來了！先把整件事搞砸，再拿出一個跟過去差不多的方案，接著宣佈勝利。這一集我看過好幾回了。”

讓肖爾和沃爾弗斯不勝其煩的，究竟是什麼事呢？答案是，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又又又改口了。4月2日他公佈的全球對等關稅，本來從4月9日零點就開始徵收了。但9日下午一點多，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體上宣佈：除了對中國的關稅繼續加碼，其他國家承擔的對等關稅，暫緩90天徵收，只保留10%的基準稅率。消息一經放出，已經暴跌快一個星期的美國股市，立馬迎來了報復性反彈。標普500指數半天就漲了9.5%，創造了17年來的紀錄。

問題是，反彈只持續了一天。4月10日，特朗普再度放話說，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稅率，既不是4月2日宣佈的54%，也不是4月7日宣佈的125%，而是145%。話音剛落，美股行情又開始波動。肖爾告訴我，你去看看李維斯牛仔褲的股價好了，它在中國有代工廠，上周股價在暴漲和暴跌之間反復橫跳，徹底亂套了。中國政府在4月11日公佈了最終反制方案，對美國輸華商品加稅到125%。中方的公告裡還寫了一句有意思的話：“鑒於在目前關稅水平下，美國輸華商品已無市場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後續對中國輸美商品繼續加徵關稅，中方將不予理會。”彭博社的解讀是：中方已經展示了反制的態度，不想再被特朗普的一舉一動影響立場。這有助於贏得其他國家的善意。

不過，雖說沃爾弗斯等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的力量已經迫使特朗普後撤了，接下來的發展會“跟過去差不多”，雷聲大雨點小，我們還是有必要搞明白兩件事：第一，美股從2月下旬就開始跌了，整個3月行情是一團糟，這沒有影響特朗普加徵關稅的決定。可為什麼4月9日，對等關稅只生效了13個小時，他就踩刹車了？第二，特朗普把關稅戰的短期重點指向中國，理論上造成的動盪會縮小，對美國資本市場是好消息，但為什麼反彈只持續了一天？

對第一個問題，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解釋是：4月8日，美國債券市場出現異常波動，這讓特朗普後怕了。這裡我要科普一點金融知識：國債，尤其是長期國債，在各種金融產品裡，被認為是風險較小的。股市行情不妙時，投資者往往會拋出股票，買進國債，把它當成避險資產。在這種情況下，長期國債的價格會上漲，收益率則相應下滑。問題是，4月7日到8日，美國股市已經在暴跌了，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卻從3.9%飆升到了4.5%。長期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等於說它的市場價格在下跌。動靜這麼大，說明有人在大量拋售債券。

投資者既不想要高風險的股票，也不想要避險資產國債，那他們要什麼呢？答案是現金，而且是囤起來不往外花的那種現金。美國有句俚語，叫Money under the Mattress，“藏在床墊底下的錢”，說的就是這種情況。按照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的看法，要是人人都把錢藏在床墊底下，不投資也不消費，市場就會出現流動性短缺，這是金融危機的前兆。這個時候就需要美聯儲出手，要麼降息，要麼回購國債。問題是，美聯儲現任主席鮑威爾4月4日說了，關稅戰在未來幾個月可能引發通脹率上升。他不想在通脹壓力下，過早給市場注入流動性。美聯儲拒絕兜底，恐慌情緒就會進一步蔓延，促使金融危機主動發生。《經濟學人》雜誌評論說：“這是（美國）金融體系滑向崩潰邊緣的徵兆。”

那麼問題又來了：為什麼沒人想要美國國債呢？為什麼特朗普不在意股市暴跌，卻擔心債市不穩呢？沃爾弗斯在他的播客節目裡給出了一種解釋：如果關稅稅率可以因為總統的個人喜好，就忽上忽下，完全不顧市場反應，那長期來看，美國出現主權債務違約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樣一來，美國國債就成了不安全資產，必須儘早拋出。這種解釋得到了英國金融史學家亞當·圖茲的支持。

聽到這種推斷，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趕緊出來穩定人心。他說，情況沒那麼糟。拋售國債的是前幾個星期虧損嚴重的對沖基金經理，他們加的杠杆倍數太大，交易所要他們補交保證金。而美國國債是市面上流通性最好、最容易出手的資產，所以就被賣掉換現金了。這種解釋聽起來確實樂觀一些，但它的客觀影響其實沒有變：只要美國國債還在被大面積拋售，每年聯邦政府為它支付的利息就得增加，下一回發債成本還會更高。債市的恐慌又會蔓延到整個銀行業和美元市場，它的影響要比股市大得多。特朗普4月9日就承認，自己“一直在關注債券市場”，8日晚上他發現“人們有些不安”，於是決定做一下調整。90天的關稅緩徵期就是這麼出臺的。

問題是，所謂“緩徵”不僅把中國商品排除在外，還保留了10%的基準稅率。這對美國的消費和生產，依然是巨大的負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算了一筆賬：2024年中國商品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3%。對這些商品加稅到145%，同時開徵10%的基準關稅，那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還是會突破15%，比原先高6倍以上。再說了，“緩徵”壓根就是一個靠不住的詞。要是90天內美國和哪個國家沒談攏，特朗普會不會又一次變卦？美國對汽車、藥品、木材的專項稅率，在90天裡會加碼嗎？誰都說不準。所以美國股市的強勢回彈只維持了一天，接著又開始觀望風向了。說到底，市場想知道的不光是稅率數字，還有更宏大的問題：特朗普到底會走到哪一步？美國願意付出多高的代價？

在過去一個多月，圍繞美國關稅這個話題，已經做了大量解讀。像它的產業邏輯和中國的反制籌碼，我已經展開介紹過了，這裡不再贅述。不過，上周美國債券市場的波動，讓我想到：關稅戰背後的國際金融線索，其實也很重要。正好過去幾個星期，美國政策界和投資界的一些知名人物，就這個主題發表了新看法，值得專門介紹一下。我就結合這些素材，帶你瞭解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在貿易問題的表層下，美國政府希望達成什麼更大的金融目標。第二，美國主動製造混亂，可能引發哪些連帶後果。另外，本期專欄還安排了一個輕話題，我們來看看，讓美國工人去本土iPhone工廠打螺絲，究竟可不可行。

01-斯蒂芬·米蘭的“終極方案”

先說一條《經濟學人》雜誌的發現。自打今年2月初，關稅戰的陰影開始浮現，特朗普政府的經濟班底就明顯分化成了兩派。第一派以財政部長貝森特為首，屬於親近商界的力量。他們明面上支援關稅戰，支援製造業回歸美國，但其他觀點還算主流。像放鬆金融監管、美元保持穩定，這些能給金融市場提氣的消息，基本上是貝森特在強調。每一回特朗普公佈了爭議比較大的政策，貝森特都會出來吹風，試圖說服市場消化衝擊，忍過這個短暫的不穩定階段。第二派呢，更強硬，觀點也更極端，代表人物是特朗普的高級貿易顧問納瓦羅，以及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納瓦羅的主要觀點，和另一位“關稅鷹派”萊特希澤很像，你可以參考《全球大事報告》第20期的內容。斯蒂芬·米蘭這個名字就有些陌生了，但他的重要性，可能還超過納瓦羅。

米蘭這個人重要在哪兒呢？首先，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導師是雷根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費爾德斯坦。“雷根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像減稅、削減公共開支、貿易戰，米蘭統統做過復盤，對歷史經驗如數家珍。這幾件事恰好也是特朗普看重的，所以從2020年起，米蘭就和特朗普的團隊過從甚密。第二，米蘭在去年11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叫《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者指南》，裡頭對貿易戰的長期目標和佈局，講得非常清楚。這是特朗普陣營的第一份經濟政策藍圖，其中的一些說法，比如怎麼調整美元匯率和美國國債，跟眼前的變化是高度吻合的。第三，雖然特朗普並不是一個嚴格按理論辦事的人，但米蘭給了他一套宏觀解釋，宣稱高關稅未必會引發高通脹，華爾街的恐慌對美國政府也不致命。這給特朗普忽視市場情緒的行為，提供了一定理由。聽聽米蘭的說法，因此不無參考價值。

接下來，我就結合米蘭的兩個文本，為你解釋他的主要理念和目標。這兩個文本，一是米蘭那本41頁的小冊子，比較學術；二是4月7日他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融合了最新觀點。兩個文本的連結我都給你列在文末，你可以用翻譯工具對照查看。簡單講，米蘭的論調可以概括為“一項矛盾，一次攤牌，一套計畫”。一項矛盾，是說美元的公共產品屬性，和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有矛盾。一次攤牌，是說關稅戰只是引子，美國真正的目標是推動美元有序貶值，重構全球金融體系。一套計畫，則是指在美國國內同步降低公共債務，實現財政和經濟“闖關”。

先說“一項矛盾”。熟悉金融史的朋友，應該都聽過1944年誕生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它是今天美元霸權的基礎。不過早在1959年，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特里芬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既是美國的法幣，又是全球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的首選工具，它有公共產品屬性。各國要購買自己所需的海外商品，或者進行跨國投資，直接用本幣是不行的，必須積攢足夠多的美元。獲取美元有兩種途徑，一是向美國出口商品，二是吸引美國資本落地投資。但美國政府為了控制本國的通脹率，通常不會無限制濫發美元，這樣市場上就出現了“美元荒”。

要緩解“美元荒”，美國就得在外貿活動中，刻意維持結構性逆差，多買外國商品，讓市面上的美元盡可能多地流向海外。然而這樣一來，美國經濟的出口部門，特別是製造業，就會被摧毀，外國政府則會變成美國的債主。假以時日，債主的經濟基本盤足夠大了，開始懷疑美國金融體系和美元的可靠性了，它們就會找美國逼債。到那時，美國將會面臨大麻煩。可要是不這麼幹吧，“美元荒”一出現，全球經濟就會面臨流動性不足，到時西方國家還是要找美國政府兜底。換句話說，美國的貿易逆差，其實是美元霸權地位的副產品。這就是國際金融中的“特里芬悖論”。

特里芬悖論剛提出的時候，美元匯率還是和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黃金這個變數退場了，但特里芬悖論依然存在。截至2024年，美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占到57.8%，幾乎是歐元的三倍。米蘭據此宣稱，美元和美國國債，始終是維持全球經濟運轉的燃料。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蒙受的損失一直在上升。他指控說，外國政府和企業不僅從對美貿易順差中，賺到了大錢，還刻意操縱匯率，低估本幣，讓美元保持強勢，這樣可以進一步幫助出口。賺到錢之後，外國央行就買進風險低、流通性好的美國國債，安全地收取利息。只有美國同時在承受貿易逆差、製造業外流、經濟增速放緩三項不良後果，而且為了給盟友兜底，它還不能主動讓美元貶值。這太不公平了。這就是米蘭強調的“一項矛盾”。

我們很容易就能反駁米蘭的這番論調。美國政府從美元霸權中，吃到了多少紅利啊。它的巨額軍費開支，它的赤字財政，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不都是來自美元霸權嗎？可米蘭卻說，這些好處抵不過損失。現在，美國政府要替自己的選民和經濟安全做打算了，它不能讓美元的公共屬性，影響美國的直接收益。那美國政府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答案是“一次攤牌”，和持有最多美元儲備的經濟體，比如中國、日本、歐盟攤牌，調節美元匯率。

按照米蘭的說法，攤牌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元變得更“便宜”。美元匯率下來了，它的商品出口競爭力就會上升，再配合製造業回流政策，美國自己的就業和經濟安全問題都解決了。另外，美元貶值後，美國政府償還現有債務的成本也會降低，因為國債是用美元計算的，這讓它的巨額財政赤字也有了緩解的餘地。那其他經濟體能從攤牌中獲得什麼好處呢？米蘭講，可以繼續使用美元作為儲備和支付手段，就是最大的回報啊！起碼不用另起爐灶，冒著新的風險、擔著新的成本，再搞一套全球金融體系了。美元貶值是會讓其他經濟體吃虧，可過去美國也吃過虧啊，扯平了。

先不說這個方案有多強詞奪理，你可能馬上就會問：米蘭的攤牌計畫，跟關稅戰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高關稅是撬動攤牌的“杠杆”。因為匯率問題只能和各國央行談，而加徵關稅是對主要經濟體的出口、投資和就業全面施壓，迫使它們的央行坐上談判桌的最直接路徑。希臘前財長瓦魯法基斯甚至認為，特朗普最期待的談判不是圓桌會議，美國以一對多，而是一對一，給不同經濟體提供不同的方案。對印度、越南、孟加拉，美方可能要求它們進一步開放國內服務市場，承諾購買更多美國商品。對歐盟，美方可能要求它把手裡的美債換成超長期債券，並購買美國武器。特朗普在4月9日宣稱，已經有60多個政府主動與美方接觸，要求展開一對一談判，這對美國是有利的。

那為什麼中國沒有獲得90天緩徵期呢？米蘭的解釋是：第一，中國做出了全面關稅反制，美方想製造分化效應。第二，從歷史看，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人民幣全年貶值一度超過5%。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是用美元計價的；人民幣貶值，短期內確實可以抵消高關稅的一部分影響，讓出口下滑得不那麼快，只是成本由中國承擔了。現在米蘭希望歷史重演。當然，在特朗普政府對華加稅到145%的情況下，米蘭的這個預案已經沒有實現的可能了。不過，在一些規模較小的經濟體，短期內確實存在用本幣貶值確保出口的可能，這樣美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就小了。

和“一次攤牌”聯繫在一起的，還有“一套計畫”。簡單來講，米蘭希望把美元匯率調整，和美國內部的財政改革計畫結合起來。改革計畫的重點，一是削減公共開支，縮小長期赤字規模，降低美國經濟和就業對聯邦政府的依賴；二是放鬆金融監管，對內減稅，給市場提供長期活力。野村證券董事總經理麥克埃利戈特甚至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在嘗試一次“小型主動衰退”，用削減支出和高關稅抑制消費需求，帶來國內通貨緊縮，迫使美聯儲降息。這樣一來，國內和國際政策就可以聯結到一起。一套計畫加一次攤牌，最終指向美元的內在矛盾：相當激進，也相當反常規。

02-達利歐眼中的“三重崩潰”

好，剛剛我為你介紹了斯蒂芬·米蘭這位特朗普經濟智囊的代表性觀點。他的立場當然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有許多偏頗之處，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經濟學人》4月12日的封面文章認為，雖然米蘭對特朗普的影響確實很大，但過去兩個月，關稅戰的發展和米蘭的預期還是有落差的，原因有三點：第一，米蘭的“最終攤牌”，本來應該放在國內改革之後再進行。國內改革是為了儲備財政彈藥，降低美國的內部風險，提升吸收關稅衝擊的能力。但特朗普把兩件事的次序打亂了，導致哪一邊都使不上力。第二，如果特朗普想大幅調整美元匯率，那從雷根時代的經驗看，他至少要跟歐盟、日本等經濟體搞好關係，建立協調機制。但特朗普政府只有“大棒”，沒有“胡蘿蔔”，並且朝令夕改，這使得各國政府很難信任談判的嚴肅性。第三，美國國債的持有者不僅是外國央行，它還是本國金融活動的重要工具。本國金融市場對特朗普政府失去信心，也會導致償債和發債壓力上升，迫使特朗普踩刹車，做出應激調整。

問題是，即使對等關稅暫停90天，它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不安全感也已經滋生了。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在4月8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不要誤以為現在發生的事情主要和關稅有關”。原文連結我也給你附在文末，你可以自己閱讀。達利歐的觀點比米蘭還要悲觀，他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場幾十年一遇的“三重崩潰”。哪三重呢？全球貨幣和經濟秩序、西方國家的內部政治秩序，外加地緣政治秩序。三重崩潰外加自然災害和AI，正在改變世界格局。

我稍微解釋一下達利歐的觀點。貨幣和經濟秩序崩潰，其實就是米蘭說的，美元內在悖論發展到激化狀態的結果。美國要麼同時維持貿易失衡和巨額債務，等待舊秩序慢慢瓦解；要麼像現在特朗普這樣，用貿易戰和大攤牌提前終結舊秩序。哪一種都會造成傷筋動骨的影響。西方內部秩序的崩潰，同樣在美國表現得足夠明顯。貧富分化和價值觀之爭催生了政治極化現象，權力制衡被不確定的個人意志取代，波動和衝突因此成為常態。在國際政治領域，要求“美國優先”的聲音越來越大，其他國家不再滿意美國的主導地位，不同層次的競爭愈演愈烈。這是舊週期的結束。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達利歐的預測，已經比去年11月遠為悲觀了。他講，三重崩潰最壞的結果，是導致三場大的動盪。它們可能分別發生，也可能交織在一起出現。貨幣和經濟秩序崩潰，可能帶來新的經濟蕭條。西方內部秩序崩潰，可能帶來激烈的內部政爭，給極右翼黨派提供執政機會。地緣政治秩序崩潰，則會導致國際衝突的頻率和烈度顯著上升。它未必是軍事上的全面戰爭，也可能是科技戰、金融戰、貿易戰。總之，合作和穩定將會變得更難。

特朗普政府主動發起的關稅戰，乃至它對舊秩序的總攤牌，正是達利歐說的“三重崩潰”最集中的體現。達利歐沒有給這種狀態開出藥方，他只說：關稅戰是舊秩序瓦解的結果，不是原因。從崩潰中產生可行的新秩序，需要時間，也需要遠見和對話。

03-輕話題：當美國工人開始“打螺絲”

好，講到這裡，本期的主話題我就為你大致介紹完了。接下來，我們來聊一個聽上去很好回答，其實技術性還挺強的問題：把iPhone手機拉回美國去打螺絲，可不可行？

之所以會冒出這個疑問，是因為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4月6日，告訴CBS電視臺：“很快就會有數百萬美國勞工，在生產線上擰著小小的螺絲來生產iPhone。”“他們比（中國）工人更貴，但素質也高。”美國社交網路上，隨後冒出了許多共和黨政客“打螺絲”的哏圖。我不去評價盧特尼克的結論是不是客觀，只問三個進一步的問題：第一，iPhone上的螺絲是從哪兒來的？第二，打螺絲的工人好不好招？第三，多出來的成本最後會落到誰頭上？

第一個問題，乍一聽有點無厘頭。螺絲不就是螺絲工廠生產的嗎？但iPhone上面的螺絲，還真有不少講究。它的正式名稱叫“五角安全螺絲”，規格是蘋果公司在2009年制定的，尺寸從0.8毫米到1.5毫米不等，每台iPhone上要用兩顆。這種螺絲的原材料是不銹鋼和幾種合金，表面鍍上防銹用的鎳，每一顆成本不到一毛五分錢人民幣。聽上去沒什麼技術含量吧？可你知道嗎，蘋果每年要銷售2.5億台iPhone，這意味著會用到5億顆五角螺絲。目前，全世界相同規格的螺絲，98%是中國生產的。這不光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生產效率高，還因為中國的金屬加工業、鎳塗層產業乃至機械工業也足夠發達，可以把上游成本都降下來。換句話說，螺絲本身就是一種終端產品。

那美國能不能自己生產五角螺絲呢？蘋果公司在2019年還真的試過。它發現，美國機械工業的底子是不錯的，可以自產加工螺絲用的高精度衝壓機。但因為供應商的規模小，熟練員工太少，28000顆螺絲花了三個星期才造好。之後庫克就不提這茬了。《大西洋月刊》記者大衛·格雷厄姆講，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可是比2019年那會兒還緊張。如果生產螺絲用的不銹鋼是從中國進口的，鎳是進口的，衝壓機上的零部件是進口的，還被加了145%的關稅，那每顆螺絲的成本可能漲一倍都擋不住。一顆小小的螺絲已經這樣了，你猜電路板、螢幕、外殼又該漲多少價？

再說螺絲身上技術門檻最低的原材料——鋼鐵。理論上它確實可以不靠進口，在美國生產。問題是，2024年中國生產了全世界53%的粗鋼；美國鋼產量看上去排在全球第四位，其實整體規模還不到中國的1/12。照去年的數據，美國鋼鐵工業必須擴充36%的產能，才能完全滿足本土市場的需求。注意了，美國鋼材的基準價格，可是比全球其他地區高一倍，就這樣它還吸引不來投資。於是，一個悖論出現了：要降低螺絲的成本，必須先擴充鋼鐵這種上游原材料的產能。可要是鋼鐵工業擴容了，它就會和下游的螺絲生產線搶工人。這就引出了一個新麻煩：勞動力溢價。

沒錯，美國製造業的勞動力市場，確實一直在萎縮。1979年它雇用了1950萬人，如今則是1270萬人。問題是，離開製造業的那部分人，並沒有長期待業，他們已經在服務業找著新工作了。今年3月美國的失業率只有4.2%，這還是聯邦政府持續裁員的結果。在經濟學上，這叫充分就業。我看了美國人力資源巨頭萬寶盛華的一份報告，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有71%的製造類企業，特別是工業、材料、汽車三個行業，抱怨技術工人短缺。雖然給iPhone打螺絲可能不需要什麼特殊技能，但在特朗普政府嚴控移民的背景下，蘋果公司要是回歸本土，還是只能靠高薪，把勞動力從其他企業，甚至其他行業吸過來。整個過程必然是溢價的。據美國銀行估算，iPhone要想實現完全“美國造”，蘋果必須在未來四年，對美國本土投資2000億美元以上。就這樣，iPhone的單機成本還是會上漲至少五成。

“美國製造”的成本這麼高，誰來替它買單呢？《經濟學人》給出的答案是：只有蘋果公司自己。它要麼大幅提高售價，得罪消費者，損失市場份額；要麼下調利潤率，交不出漂亮的財報，影響股價。這還沒有算上中國的進一步反制措施。這些情況，盧特尼克並沒有考慮到。不過，特朗普政府似乎有點回過神來了。當地時間4月11日晚，美國海關宣佈：對原產於中國的積體電路、半導體器件、智能手機、筆記型電腦等20種商品，暫不徵收對等關稅。看來，讓美國工人在iPhone工廠裡打螺絲，短期內還只會是一種假想。

indy

不要“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

吳軍

講一種思維模式，叫“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

我們每一個人，做事情都希望自己遇到的困難越少越好。當然，很多時候，事情太容易了，做起來就不顯本事，於是很多人就總想著解決一些難題，大問題，來彰顯自己的本事。有的時候，如果問題本身不複雜，有一個簡單直接的答案，他們會故意把問題搞得特別複雜，然後再把創造出來的複雜問題解決掉。這就是所謂的“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的思維。

還有一些人，不去解決實際問題，或者問題當中的關鍵，而是去發明一些原本沒有的問題，把它們解決掉之後，自鳴得意地吹噓。

有的同學不要覺得我說的這些情況是我編出來，在生活中這種人，這種事非常常見。比如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有一年撤銷了一種治療特殊憂鬱症的處方藥，原因是FDA發現，藥廠所聲稱的那種疾病根本不存在。FDA講，你不能為了賣一種藥，去發明一種病。

當然，很多人做事不至於這麼荒唐，但是卻有一種“發明問題，再解決問題，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的思維方式。

“創造困難”的三個案例

我不妨給你看三個例子，其中前兩個例子都是來自于同學的留言，而且很有代表性。

第一個例子來自講“紅眼睛，藍眼睛”謎題的課後留言。一位同學講，“老師，我感覺有一個邏輯漏洞，為什麼（離開島上的週期）要以天為單位呢？，不能以小時為單位嗎？”這就是典型的“沒有問題，要發明一個問題再來解決”的思維方式。當然，比較耐心的老師會花時間去解釋，說題目就是這麼設計的，沒問題，或者有前提條件，離開島上的船是一天一班，等等。但其實，這類延伸問題偏離了原本問題的關鍵，反而分散了目光，導致抓不住重點。

第二個例子是，每次我談到“凡事要以事實為依據”，或者“事實總是對的”這件事的時候，總有人留言問，如何判斷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真的，如何證明眼見為實。我在《邏輯思維訓練》課程中多次講過，任何交流都有一個大家共同認可的語境。

比如，司法部門經常說“以事實為依據”這句話，這裡面其實隱含了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那些事實經過了核實，本身屬實，而不是道聼塗説的事情。講這句話通常是要表達，不能以領導的意志為依據，或者以什麼教條為依據。如果有人一定要問“眼見一定為實嗎”，或者“如何確認我們看到的現象是真實的”，就已經跑題了。本來沒有的問題，就被生生創造出來了。

第三個例子，就是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什麼是青苗法呢？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青黃不接這件事，就是上一年收穫的莊稼已經吃得差不多了，今年的莊稼還沒有收穫的那段時間，通常是暮春時節，三、四月份左右。這時一些貧困的，或者沒有餘糧的百姓，就需要一兩個月的接濟。等到了初夏，今年的莊稼收穫了，欠債就能還上。

當然，放貸的人要追求利潤，會收取利息。當時私人放貸的利率差異較大，有的比較高，於是王安石等人就想出了由官府放貸的做法。由於貸款的時候田地裡的苗還是青的，因此稱為“青苗法”。實際上，官府一年有兩次放貸時間，春夏各一次。當然，官方標定的利率比民間要低。

這個做法看似很人性，也很合理，結果卻是導致北宋末年很多農民破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時民間借貸雖然標定的利率很高，但實際操作是按照市場行情來的，和官方規定的利率相比，並不算高，甚至更低。當時任山陰知縣的陳舜俞在《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狀》中講，當時民間借貸，如果是信譽好的人借，月息不過1分半到兩分，只有在少數借得比較急的情況下，才有很重的利息。

原文：“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不過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之危急，以邀一時之幸，雖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

而當時，官方借貸的利息是固定的兩分，也就是說，有時候比民間還高。此外，民間的借貸週期有長有短，很多人不需要借很長時間，借個十幾天，一個月，應下急的也有。而官方貸款不僅利率固定，貸款週期也是固定的，借短了不行，借長了沒有。

很顯然，民間按照市場規律進行商業活動，本身不是問題。但是王安石卻把不是問題的事情當作問題，然後給出了一個自己的答案。當然，如果只是民間和官方公平競爭，大不了百姓不從官方借錢就罷了。但是各級官員為了政績，強行攤派。王安石甚至在《周官新義》中說：“無問其欲否，概與之也，故謂之平”。意思是說，不要問老百姓需不需要，都要借給他們，這樣才公平。對於官員，朝廷實行計息推賞，否則罷黜的考核制度。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很多百姓甚至一些富戶，逐漸走向了破產，百姓當然怨聲載道。

為什麼我把前兩個例子和第三個看似略有差異的例子放在一起講呢？因為它們都是先發明問題，再解決自己發明的問題的典型案例，有些持有前兩種想法的人，一旦有了王安石這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想法後，可能會不斷發明出大問題，然後去彰顯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人工智能領域的假問題

很多時候，世界上的問題並不複雜，我們只是想多了而已。比如今天關於人工智能危害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有點過度擔憂。我這裡舉一個前段時間剛發生的例子。2025年2月，在巴黎召開了一個全球人工智能行動峰會，很多國家元首和政府政要都參加了。這樣的會，通常會發表一個沒有什麼約束力的宣言，作為全世界的指導。

不過，這一次很多國家都沒簽署宣言，包括在人工智能領域原創性貢獻最大的英國和美國。這裡順便說一句，著名的圍棋人工智能程式AlphaGo，和獲得諾貝爾獎的蛋白質結構預測模型AlphaFold，都是由一家英國公司，也就是DeepMind主導開發的。那為什麼很多國家不簽呢？你如果打開那個宣言看看，就會發現，儘管它看起來很有全球指導意義，但實際上內容比較空洞，更多的是關注一些不那麼核心的問題。

為什麼說這份宣言有些空洞呢？裡面一共六項主要內容：

第一項，講有100個國家參加了這次峰會，其中60個國家簽署了這份《宣言》。

第二項，講這次峰會強調了加強人工智能生態系統多樣性的重要性。

第三項，承認現有的人工智能多邊倡議。

第四項，承認需要進行包容性的多利益相關方對話和政府合作。

第五項，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優勢，來支援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提高信任和安全建設為前提。

第六項，期待下一個里程碑。

雖然這些內容看起來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在我看來，它們實際上沒有有效聚焦和解決當前人工智能發展中的核心問題。

比如，《宣言》開篇就講，要“讓AI為人類和地球可持續發展服務”，並把它列為第一優先事項。這件事本來不是問題。有人可能會擔心，將來人工智能會不會用掉很多電啊，峰會確實討論了這個問題，甚至有專家警告稱，未來幾年AI消耗的能源可能相當於一個小國家消耗的能源。這其實也是一個創造出來的問題。一個小國家通常是指人口1000萬人左右的國家，以荷蘭為例，耗電量占全世界的0.5%左右。還有人提出，如果AI持續高速發展，會達到沙特的用電量。沙特是世界上人均用電量最高的國家之一，我看了它的用電量，排名世界第十，但只占世界的1.5%。

再比如，《宣言》裡面還有一條承諾用“開放”、“包容”和“道德”的方式開發人工智能技術，這和美國近來反對的DEI，也就“多元、平等、包容”政策有一定相似之處。不可忽視的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於技術參與的背景和需求有差異，不能簡單地要求參與人工智能技術的人，按照各國的人口比例來。

其實，今天人工智能最大的問題，是有了很多看似很有前途的技術，但至今還沒有看到哪個產業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現在最關鍵的，是找到一些能夠馬上收益的產業。

政客、政治家和企業家：誰在解決問題？

為什麼在世界範圍內，政客（politicians）是一個貶義詞？因為他們在不斷發明問題，而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遠不如發明問題的速度。

與之相對的是政治家（statesman），雖然有時這兩個詞會被混用，但在很多時候，它們一褒一貶，截然相反。政客指的是為了當選或獲得權力不擇手段的人，或者在政府部門任職、混事的平庸官員。而政治家則是為了所代表的人民的共同利益而竭盡全力的人，並且通常指那些有遠見卓識，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的人。

政治家通常受人尊敬，因為他們解決問題，而且能發現哪些所謂的問題，其實不是問題。而政客們常常會為了政績，先把情況搞得很糟糕，然後再做點事情，讓情況顯得沒那麼糟糕。

如果說政治家是從宏觀的角度解決大問題，那麼企業家常常是從微觀的角度解決具體的問題。因此在崇尚商業的社會裡，企業家要比政客們受人尊敬得多。出於賺錢的考慮，沒有哪個企業家會沒事找事，專門給自己製造麻煩，他們通常都是能簡單就簡單，能直接就直接。

2025年3月份，美國一些退休的政府高官對馬斯克發話，說你不能用管理企業的辦法管理政府。但是支持馬斯克做法的人說，正是這種思維誤區，導致政府效率低下，美國政府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沒事找事創造出來的事情。

雖然絕大部分人不會有政客的能量，能發明影響社會的大問題。但是發明問題，再解決自己所發明的問題的思維，很多人都有，它小到我在一開頭舉的兩個例子。這種思維一旦養成，以後在工作中就可能會不斷發明問題，容易讓自己陷入發明問題解決問題的怪圈，然後自己可能覺得還挺有成就感。但是在外人看來，這種做法貢獻為零，甚至是負的，因為浪費了資源。

我們做事情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上的問題變少，而不是變多。本來，隨著世界的發展，就有很多新問題等著我們去解決，我們已經不容易了，還要發明不存在的問題，就是和自己過不去了。

indy

特朗普也改變不了匯率運行的底層邏輯

碧樹西風

那天我聊一個時代落幕了，有些留學的家長，問了我許多匯率問題。

回答的過程中我發現有些人缺乏常識，那咱們來聊點科普。

首先，什麼是貨幣？

現代貨幣的本質是債務，你拿到的各國的鈔票，無論是美元，歐元，日元，它本質上都是借據。

這張借據象徵著你可以從這個國家買到點什麼。

你注意，這一點很重要，能買到什麼是貨幣長期價值的基礎。

我以前專門花幾萬字聊過貨幣與匯率，可能過去太久了，很多看過的也忘了。

我們打個比方，比如辛巴威，它能提供啥？

它啥也提供不了，於是它的貨幣就很難穩定，因為貨幣是借條。

你啥都提供不了，你那個借條就是白條。

反之，你比如澳洲，人家家裡有礦呀，你比如美國，人家有很多商品，知識產權服務，甚至資產，都允許外國人買。

至於我們就更不用提了，我們全產業鏈齊備，你拿了我家借條，還怕從我們這裡買不到你想要的貨物嗎？

那麼我們來假設下，假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排排坐，吃果果，都是平起平坐的，貨幣也是隨意流通的。

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遵循購買力平價準則。

匯率實際上是購買力決定的。

商人會套利呀，我們這裡商品賣的便宜，他會套利賣到美國去，賺差價。

如果雙方發行貨幣的速度是一致的，你就會發現美元越來越便宜，我們的貨幣越來越貴。

因為貨幣就是借據，借據的背書就是自家生產的財富，誰家生產的財富越多，誰家貨幣越貴；誰家漸漸不生產財富了，誰家貨幣越便宜。

但這只是童話模型，現實中世界可不這麼運行。

二戰之後，歐洲各國一片廢墟，其他世界除了日本，更是連工業化的邊都沒摸過。

這個時候，只有美國全產業鏈齊備，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國，各種商品的提供者。

那麼自然而然，歐洲各國就商量著乾脆以美元為貿易貨幣，一切以美元結算。

於是美元就成了貿易結算貨幣。

當所有國家交易都要用到美元時，美國就會發現，美元不夠用了。

美元不夠用的原因是因為很多國家用商品交換了美元，然後又不回流美國，而是彼此之間交易或者作為儲備貨幣去了。

這時候的美國就像昔日的大明，遇到了一個問題，社會財富的增加太快，銀礦的開採太慢，銀子不夠用。

幸好這是現代社會，不用開採，貨幣不夠用，美國可以印。

從此之後，美國印刷貨幣的標的物就變了，以前是根據自己生產了多少財富去印多少貨幣，以後就變成了根據全世界需要多少美元，或者說，全世界生產了多少財富，他就得印多少美元。

否則全球的貿易都會受到流動性不足的影響。

那麼，美國多印出來的這麼多的美元，這麼多的本國並沒有與之對應的生產財富的美元，是怎麼投放到全世界的呢？

只有一種辦法。

就是貿易逆差。

美國得購買全世界的商品，才能把這麼多美元，投放到全世界，為全球提供充足的美元，以作為貿易結算的使用。

所以美國就從一個非常大的貿易順差國，變成了非常大的貿易逆差國。

這是歷史原因導致的，美國的貿易逆差起因，和咱們半毛錢關係都沒有。

咱們根本沒有加入到這場貿易體系裡的時候，早在日韓做白色家電的年代，美國就已經對東亞國家貿易逆差了。

也就是說，這件事，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是個大問題了。

當時日本不僅對美國貿易順差，而且日本賺到的美元，又通過金融途徑流入美國，購買美國的地標大廈，一時間盛傳日本買下了美國。

所以關於貿易逆差，金融順差這件事，幾十年前就已經成為既有的運行模式。

美國當年的做法是要求日元對美元升值，以解決貿易平衡問題。

日元升值了，日本的富人跑去美國買買買，這樣美元不就回流美國了麼？就這點事兒。

但是這樣做，日本對美國的出口也就受到了嚴重影響，因為你的東西變貴了。

這之後的事情我們知道，日元對美元升，日本買買買，差點買下整個美國。

然後被美國用資產估值下降的方式收割，再然後日本只能開啟刺激，日元降降降，一升一降之間，美元度過了危機，得以續命。

這件事情過後又好些年，我們才開始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的。

但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比當年日本的體量大太多太多，而且實際上我們已經不是對美順差，我們是對全球順差。

美國當然希望我們對他們升值，這樣可以賴掉部分美債，還可以緩解他們的貿易逆差。

但實際上，這種希望沒用。

兩個原因：

1、我們比當年的日本體量大太多，交易夥伴也多太多，實際上我們和美國是平起平坐的。

他有一群小弟，我們也有一群小弟，這是兩個位面之主坐在一起，你讓我升我就升？你當你誰呀。

2、我們的貨幣並不是隨意流通的，而且因為常年順差，國外沒有我們的貨幣。你去看我們離岸貨幣的量，極少，自己都能隨時全額回購。

所以按照生產的財富，按照購買力，我應該升，但我不想升，你也拿我沒轍。

你看這次美元指數狂降，對歐洲貨幣下降，這就是想要賴帳，與此同時增加美國對歐洲出口的競爭力，降低歐洲對美國出口的競爭力。

全世界的貨幣都不得不跟，非美都相對于美元漲，只有我們，居然伴隨美元，你跌到哪兒，我跟到哪兒，我就是不相對於你漲。

這就是我前面講的，因為我們的離岸貨幣很少，我完全可控。

當其他非美貨幣相對于美元都漲了，而我們採用跟隨美元策略，那他們也就相對於我們也漲了。

於是我們對這些非美國家的出口就更有利了。

所以我從來不研究咱們自己的貨幣就這個原因，到底怎麼個情況，是取決於需要的。

需要出口，就降一點，需要進口，就升一點。

全球外匯市場上，也許早些年有些不知趣的試圖做我們的貨幣，後來都不做了。

因為其實是沒有規律的，或者說，是沒有金融規律的。

當然，這也是我們想要的，我們就不喜歡讓投機客玩這個金融遊戲。

所以當下的外匯交易市場上，投機者們主要交易的貨幣是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等等等。

這些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美國如果通脹高企，美聯儲要加息，就會讓美元走高，非美就會下降。

反之，如果美國要賴帳，或者要改變貿易逆差的局面，就會讓美元貶值，非美就會相對于美元漲。

有些在國外留學的家庭，當他們看到前者，就會持有美元；看到後者，就會持有非美，比如歐元之類。

我講時代落幕就說了群落分拆。

有些很二的讀者居然理解成美元變成白條，這是很搞笑的。

美國和我們一樣，也是個大國，它又不是辛巴威。

我們有很多商品給借條做背書，他們也有的。

美國以前是整個大群落的扛把子，以後大群落分拆成幾個小群落，美國依然還是他所在小群落之主。

在他所在的位面，美元依然是貿易貨幣，依然是金融貨幣。

美國的小兄弟們和美國貿易，不用美元結算用什麼？

因為美國的購買力在，他們還是要採購商品，而採購就會使得美元流入這些國家，就會成為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結算貨幣。

好比X掙了美元去買Y的商品，用的還是美元。

但慢慢地，你會發現美元的影響力，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大了，你會發現有時候，我們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採購，就不用美元結算了。

這就是我說的群落的意思。

而在我們為主的群落裡面，我們暫時不容易成為儲備貨幣，這個原因不是實力不夠，而是貿易順差使然。

我們的實力已經遠超需要，但是你的貨幣想要成為人家的結算貨幣，前提是人家得對你有貿易盈餘。

他得買你的少，賣你的多，他最後手裡才能存留你的貨幣，甚至把你貨幣儲備起來，用到和其他國家之間的採購項目裡。

但我們需要買什麼呢？除了少量的原材料，礦，初加工食品，我們什麼都不需要買。

與此同時，我們又什麼都能生產。

那你就會發現別人手裡得不到我們的貨幣。貨幣就是借據，就是債，我們不可能欠外人的債，我們啥都能生產，咋可能欠外人的債呢？

美國當初能夠從二戰結束期的對全球貿易順差很快變成逆差，是因為他們人少。

人少，慢慢就玩資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行業去了，就不玩人力密集型行業。

於是才能形成對全球買買買，欠債，把自己的借條扔的滿世界都是，最終變成儲備貨幣的局面。

說穿了，他們是個人少的家庭，他只做白領，其餘的請保姆。

而我們人口太多了，我們這麼多人口的家庭，咋可能請保姆？

我們不僅把自己家的都幹了，而且把別人家的也幹了。

那誰能拿到我們的借條呢？

所以大家走的就不是一條路。

一個大群落不是說分拆為幾個一模一樣的，而是形成了幾個彼此完全不一樣的小群落。

我聊時代落幕時，還專門用一個遊戲去打比方，這就叫冰系有冰系的打法，火系有火系的打法，電系有電系的打法。

都叫女巫，只是名字一樣而已，具體的，哪兒哪兒都不一樣。

所以遊戲有技能樹，人生也有技能樹，你首先要確定，你玩哪個系的？

indy

《豐盈》3：美國如何失去了建設能力

萬維鋼

最近有個美國網紅叫 IShowSpeed，中國網友給他個外號叫“甲亢哥”，在中國各地旅遊，一路開直播，把中國城市的景象展示給全世界的人，主打一個“西方媒體不讓你看的真實中國”。

甲亢哥的直播讓美國人大開眼界：原來中國的城市這麼漂亮！

而對比之下，如果你到美國走一走，你會被美國落後的城市面貌所震驚。

特朗普第一次競選總統的時候曾經把振興基礎設施作為核心議題，說要更新美國的公路、鐵路和機場等等，可是他當選後根本就沒兌現。不是他不想，而是幹不成。

人們經常批評美國正在脫實向虛，菁英都湧向華爾街和互聯網，為什麼沒人搞實業呢？也許不是不想搞，而是搞不成。線上支付巨頭Stripe的CEO派翠克·克利森（Patrick Collison）說過，為什麼聰明人都去了矽谷 —— 你要是沒去矽谷，反而選擇去建高鐵，你會發現你的經歷無法說服你的朋友離開矽谷！

人們已經對美國建設大型項目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克萊因和湯普森在《豐盈》這本書中給美國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新能源轉型路線圖，但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可以說很難實現。

這一講我們來說說美國基建能力為什麼這麼弱。

你要知道，五十年前，美國是全球基建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現在水準這麼弱不是因為沒有資源，不是因為沒有技術，也不是因為缺少人力，而是因為一些人為設置的障礙。

✵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加州高鐵。

早在1982年，加州就通過了一個法案，研究建設一條連接舊金山和洛杉磯的高鐵線路。那你就建唄？沒那麼簡單。

1996年，加州才成立了高鐵管理局，正式啟動規劃工作。2008年，立法機構才通過預算，批准先期投入330億美元，計畫在2020年完成第一階段。

現在已經是2025年，不用說第一階段沒完工，就連退而求其次，先建一小段，連接兩個農業中心，都沒建成。目前的目標是這一小段計畫2033年之前通車，而這一小段的預算已經從220億美元上升到350億美元。

不是沒錢也不是沒技術，困難在於各種談判、拉扯和審批。

高鐵線路要穿過一塊私有土地，不是說你政府直接徵地，給筆補償就完事 —— 高鐵管理局得一遍一遍地請求土地所有者，人家不同意就得上法庭，訴訟就需要兩三年。

再比如說，路線跟現有的貨運鐵路會有交叉重合。人家貨運線有規定，每年10月到12月這三個月運力繁忙，禁止任何施工！那你高鐵項目就只能等。

而且路線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環保審批。環保審查從2012年開始，到2024年都還沒完成。

我們講過傅以斌的《怎樣做成大事》一書 [1]，其中有個思想叫「緩慢思考，快速行動」：最好前期先把一切規劃好，然後一開工就要用最快速度完成……這種辦法對加州高鐵完全不適用。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完成談判和審批，就不能做精確規劃。沒有規劃就沒有時間表。沒有時間表，你就會面對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上漲、利率變化等等的問題，你的成本就一定會越來越高。然後新成本還得再次等待批准。

其他發達國家，加拿大、日本、葡萄牙、德國，建一公里鐵路的成本都比美國低得多。美國為啥特殊呢？因為美國是個「律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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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美國也是粗獷發展，會讓你想起現在的中國。

從1965年開始，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只顧發展、不顧安全和環保，是不對的。他們採取了行動。

先是一位著名律師，叫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出了一本書叫《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納德大膽提出，交通事故數量嚴重上升，不是因為高速公路多了，而是因為美國汽車存在嚴重安全問題，因為政府沒有好好監管！

此書引發巨大社會反響，直接導致當時的總統林登·詹森在1966年簽署了《國家交通和機動車安全法》和《高速公路安全法》，社會效果很好。

納德鼓舞了一大批年輕律師和社會活動家，他們開始專門給國家挑毛病，號稱「納德突擊隊（Nader's Raiders）」。

他們提出各種質疑：政府為什麼允許礦廠破壞山脈環境？為什麼煤礦工人遭受黑肺病卻得不到賠償？為什麼允許石油精煉廠把有毒排放物傾倒在低收入、有色人種社區？為什麼石油公司可以污染國家的水道和海岸卻不受懲罰？

政府迅速反應。在整個70年代，美國出臺了超過七十項環保法規，可以說是大大改善了環境。

但納德突擊隊這場社會運動更深遠的影響，是改變了美國政治的玩法。我要是認為你政府有問題，我不會等四年一輪的選舉把你選下去 —— 我直接起訴政府，推動制度變革！這是一種有美國特色的民主制度。

最初都是好訴訟，但任何運動一旦變成固定機制，就會培養出一個生態位來，讓一群人專門幹這個事情。這就是律師。

現在美國人均擁有律師的數量，是德國的兩倍、法國的四倍。這些律師主要幹的事兒不是起訴個人，而是打公司官司，其中最重要的專案就是起訴政府。政府拿律師一點辦法沒有，以至於現在幾乎是律師們在運行政府。

比如說，律師只占全國人口不到1%，但美國眾議院中三分之一是律師，參議院中超過一半是律師，近幾十年總統中有一半是律師出身，各州的州長、副州長、國務卿中，也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律師。這些人都是法律思維訓練出來的，那麼辦事就會優先考慮“程序是不是合法”，而不是“結果是不是有效”。

程序正義是好事。但如果系統已經複雜到想辦事兒就無法合規、動不動就會被告的程度，你還怎麼辦大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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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你就能理解馬斯克為什麼那麼想給美國政府動大手術。拜登執政期間，馬斯克的SpaceX發射一枚火箭，都得先打報告評估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受影響最大的就是建築行業。從1970年代到現在，美國幾乎所有領域的勞動生產率 —— 也就是給你同樣的工人和資金你能創造多少價值 —— 都是增長的，唯獨建築行業的生產率下降了。什麼電腦、新材料、高科技支援都沒用。

為啥呢？有人專門做過研究，結論是因為法規太複雜，監管太多。

1970年代，你要搞一個建築專案流程很簡單：做個預算，參與投標，中標就直接開工。現在完全不可能。

比如工人安全。你得事先證明，施工現場工人不會在橫樑上行走，能始終走在秘密頻道上，沒有任何高空墜物風險。你得先安排好，工地每天開工前有至少15分鐘的集體熱身活動。這些規定背後是一大堆文書工作，要提交給政府、保險公司和業主。

再比如工程設計。蓋個大樓，每個單元多少個停車位、安排在哪裡，是否達到一定比例可回收用水，道路交通影響，應急救援車輛通行，對城市景觀的影響，地震風險評估，對瀕危物種的影響，鳥類的遷徙路線，海洋哺乳動物的保護，清潔水法的合規，國家森林公園……聯邦的、地方的、環保的規定，還有工會，還有居民社區，你每一項都得解決。

這些繁瑣的手續決定了建築行業只能做些小工程，也只適合小公司做。跨州級別的大工程根本沒戲。那你就體現不了大公司的規模優勢。勞動生產率能高嗎？

✵

克萊因和湯普森認為美國現在正處在一個戰略機遇期，可以讓整個國家全面轉向清潔能源。

關鍵技術已經成熟了。從2010到2020年，太陽能的發電成本下降了90%，風能的成本下降了70%。再結合核能，基本上能滿足所有的能源需求。現在已經有很多居民直接在自家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夏天產出的電超過家庭自用，還可以向電網反向輸電，不但不花電費還能賺點。但這些規模太小。

目標是把所有能源替換成清潔能源，把所有家用設備改造成電力驅動。比如汽車換成電動車，燃氣爐換成電磁爐。這些技術都已經證明是可行的。

事實上華盛頓州已有74%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南達科他州甚至達到了84%。但也有一些州表現很差，比如佛羅里達，號稱“陽光之州”，卻只有6%的電力來自太陽能。原因很簡單：佛州是共和黨的地盤，根本不推清潔能源。

如果要實現全國性的清潔能源轉型，你必須建設大規模的發電站，還必須改造全國的電網。這是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土地。

所以現在問題很清楚：美國當前的法律法規，不適應這個規模的能源轉型。

克萊因和湯普森提出的建議是「特事特辦」。其實美國也有先例。比如邊境安全項目就屬於特殊項目，可以繞過審批流程 —— 特朗普就用這個名義建起了邊境牆。再比如拜登在2024年推出的《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允許半導體製造業跳過繁複的環境審查。

所以兩位作者建議對綠色能源基礎設施也這麼辦，搞快速審批通道……不過目前只是一個建議而已。特朗普已經反復表達了對清潔能源的反感。

這不是改一兩條法律的事兒。需要改變的是整個政治文化。

✵

我們大約可以說，因為美國政治體制的失敗，中國有可能率先建成清潔能源國家……

但我們還可以再想得更深一點。以前我聽過一個著名的說法，說趁著現在徵地還比較方便，沒有那麼多法律訴訟，中國應該抓緊建設 —— 再過若干年老百姓萬一覺醒了，辦事兒就會像美國一樣麻煩。

這個道理是，一個國家辦事的能力和風格，並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的，它取決於這個國家所處的歷史階段。

美國政治學家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在他那本《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中提出，當一個國家承平日久，就會逐漸出現各種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的博弈，就會不斷拉低辦事效率。這是一個結構性的、不可避免的過程。

奧爾森有句話說：「任何一個社會，無論其制度和治理意識形態如何，都會對最適合該社會的人給予更大的獎勵。」

以前美國處於建設階段、相對簡單，所以主要是工程師和建築師。現在的美國已經進入了成熟階段，非常複雜，可以說是個各個利益集團博弈的「談判社會」，適應度最高的就是律師、管理顧問和金融專家了。

那麼工程師就只能去那些不太容易被法規影響的領域，比如說矽谷的虛擬空間。

所以並不是說美國制度或者意識形態天生*喜歡*律師，而是社會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才*需要*律師，讓律師變得如此重要。中國曾經是工程師治國的，現在也在轉變。

程序正義與效率之間的矛盾，真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民主法治問題。我們不應該看到美國沒有建設能力就認為政府橫衝直撞集中力量搞建設才是好制度，也不能看到中國的各種問題就想一夜之間變成美國。

你不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一切都是“度”的問題。

注釋

[1] 《怎樣做成大事》1：慢慢謀定，快速行動

indy

我研讀歷史的基本方法論

施展

陸陸續續看到了很多同學的留言，我提煉出很多問題背後一個共性的問題，這都可以歸結到我的研究方法論上，就是我到底是怎麼研究歷史的。我來回應這個共性問題。

你大概聽過陸游的兩句詩，“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也就是說，你真的要想學寫詩，工夫要花在詩以外的地方。好詩只不過是好的思考的一個衍生產品。

這也是我自己學習歷史時的一些體會。你可能知道，我本科是學工科出身的，後來因為興趣改行學了歷史。剛剛改行的時候，我如飢似渴地去讀各種史學著作，但是很快就陷入困惑。因為這些不同的研究對於同樣的事情，經常會給出大不相同甚至正好相反的結論，盡管看上去都言之成理。但問題是，相反結論的不可能都是對的呀？我到底該怎麼判斷怎麼理解這些事情呢？

蒙圈之餘我很快就意識到，要想找到判斷的方法，就不能停留在史學裡面，而必須到史學之外去找了。如果只從史料、史實的角度出發，就會陷入“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只有跳出來，才能明白“橫看成嶺側成峰”都是咋回事。所以我從讀研究生開始一直到今天的研究工作，雖然主攻的是歷史研究，但花了超過一半的精力在史學以外的其他學科，就是因為想要獲得理解歷史的方法論。套用陸游的話來說，我這經歷可以說是，“汝果欲學史，工夫在史外。”

哲學：回答“到底什麼是歷史”

我在史學之外下功夫的第一個學科是哲學。因為對我來說，先得回答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歷史？”如果這個問題回答不了，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往下走了。而對事物本質的追問，這是哲學要回應的問題。

我個人研讀哲學的過程非常痛苦。康德哲學被稱作哲學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我讀博的時候，曾經抱着康德哲學最重要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苦苦地讀了一整年，經常是每天坐在圖書館整整一下午，啥也不幹，只看這本書，卻只能讀完不到一頁，因為實在是讀不懂。我強迫自己反反復復地把那些句子來回琢磨，再去找英文版來對照，以免被翻譯問題困住。康德說的各種東西，我初讀上去覺得完全是胡言亂語，但是他作為人類公認的大牛，我必須假設他說的每句話都是對的，如果覺得不對，那肯定是我的問題。然後我就反復琢磨，這些看似胡言亂語的話，在什麼前提下是對的？我得想方設法替他去找解釋，把他的話給圓上。這一過程，就是我不斷地從不自覺困住自己的那口井裡面爬出來的過程。每當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從一口井裡面爬出來，感覺豁然開朗，翻到下一頁，馬上又掉到下一口井裡去了。就這麼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不斷地爬井、掉井，等到艱難地啃完這書，爬出不知道多少口井之後，再回看自己當年的各種幼稚想法，突然就像學會了獨孤九劍的令狐沖，再去看當年的那些對手，全都不夠看了。

當然我讀的不止是康德一個人的哲學了，否則我又會陷在康德這口井裡。但是只有《純粹理性批判》的閱讀過程讓我如此刻骨銘心，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用這種方式來讀書，就是看到公認大牛說出貌似胡言亂語的東西，先反思一下，他是在什麼樣的前提預設下這麼說話的？這成了後來我思考問題的一個基本習慣，看到任何一個理論或者解釋框架，都首先去追問一下，這個理論在什麼樣的前提預設下是成立的？這實際上就是在追問這個理論的適用性邊界，把適用性邊界搞清楚了，我就知道它這口井的結構了，就不會陷在裡面。

你發現沒有？對邊界問題的追問，這不就是對一種特定意義上的邊疆的思考嗎？所以我在尾聲那一講裡會跟你聊，為什麼我會如此重視邊疆視角，這跟我的學習、思考經歷直接相關。

那麼，歷史學的前提是什麼呢？很簡單，歷史它是由人們的群體活動所塑造的，人們的群體活動會有些什麼邏輯，就是我們理解歷史的時候所要關注的一些基本前提。

關於人的群體活動的研究

而要研究人的群體活動，有幾個重要的學科構成我的基本方法論，它們都是在歷史學之外的，卻都是理解歷史至關重要的。

首先一個學科是政治學。我們看歷史的時候，首先會關注到的往往也都是政治史。政治學要研究的最核心問題就是權力問題，力量的力。權力的內核，就是扭曲別人的意志，讓他按照你的意志來行動的能力。而權力的來源，用我的好基友李筠老師的說法，它有三板斧，就是暴力威脅、金錢收買和謊言欺騙。我研究歷史的時候，也會從這幾個角度分別入手來仔細研究當時人的行為邏輯，我分別簡單解釋下這三板斧。

先說第一板斧，暴力威脅。這個好理解，你打不過我，你就只好聽我的。但暴力威脅的前提又是什麼呢？前提之一是財政能力。我施加暴力的能力比你大，前提必須是我的財政能力比你強，能養得起比你更加強大的暴力機器。財政能力又是怎麼來的呢？要搞清楚這個，就又有兩個前提，一是怎麼徵收財政，這就涉及到官僚系統的組織邏輯，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屬於政治學範疇；再一個是從哪徵收財政，肯定是從社會經濟當中嘛，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你的財政能力的邊界。而經濟又是怎麼發展的呢？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又花了不少精力來學習和研究經濟學。

再說第二板斧，金錢收買。實際上收買他人的辦法有很多，不一定都是靠錢。舉個例子，拉美國家在20世紀有很多民粹主義的政權，它們向選民承諾大規模的福利，用未來的期許換取選票，這就屬於廣義的金錢收買；而反對民粹主義的政權上台，也需要廣義的金錢收買，但可能收買的是另外一批人。

所以這第二板斧涉及到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收買誰？二是錢從哪來？要收買的對象肯定是對我鞏固統治有用的人群。哪些人群對我鞏固統治有用呢？這一方面取決於我是誰，另一方面取決於具體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中，有權的、有錢的、有選票的、有話語權的，分別都是什麼樣的人，占多大比例，等等，這些都是我決定收買對象時要考慮的要素，也構成我收買策略包的選擇邊界。有個學科專門研究社會結構問題，就是社會學。所以，為了理解歷史，我又花了很大精力去學習和研究社會學。而收買的錢從哪來？這次花錢收買完了之後，我是否還能繼續搞到錢繼續收買？這就又回到經濟學問題了。

第三板斧，謊言欺騙。這實際上是通過故事的講述，來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從而形成你所期望達到的人心效果。暴力威脅和金錢收買都是改變人們的外部行為，謊言欺騙則是改變人們的內在認知。

研究這第三板斧，就是要研究故事的編織術，這就需要靠哲學了。嚴格來說，哲學裡面有個分支，叫做政治哲學，它所研究的就是政治層面的故事編織術。我在歷史系讀博士的時候，具體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學史，也就是故事編織術的演化史。

但緊跟着還有個問題，同一個時代，可能會有多種故事在競爭，最後到底哪種故事能存活下來，真正地能夠成為主導性的故事，這又取決於故事和現實之間的共振程度。

這聽起來抽象，舉個例子就容易理解了。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當中，有神秘主義派別，有理性主義派別，從東歐到西歐，各處都有這兩種派別存在的。但是哪種派別會成為教會所支持的官方神學，取決於政權和教權之間的關係。我講到，在西歐，教權獨立於政權之外成長起來，為了讓自己更有效地跟政權對抗，教會不斷地優化自己的組織架構，這就是個理性化的過程。如果你的組織架構已經理性化了，你還用神秘主義的神學派別作為官方神學，就有點說不過去了。所以到了14世紀初期，西歐天主教會就把官方神學從此前的神秘主義派別改換成了理性主義派別。理性主義神學派別在近代就催生出西歐發達的哲學，哲學是直指理性的。

反觀東歐的拜占庭帝國，政權一直很強大，教權沒有獨立成長的空間，政權就會極力鼓動教會去釆取神秘主義的神學派別。因為越是這樣，教會的精力就越放在彼岸世界，對於此岸的事情就興趣越小，越不會威脅到政權。所以東正教會一直是神秘主義派別作為官方神學，接續拜占庭的俄羅斯也是如此。神秘主義神學派別在近代就催生出俄羅斯發達的文學，文學是直指感性的。

理性主義神學和神秘主義神學哪個才是對的呢？根本無所謂對錯，它們都是故事，我說過，評判故事的關鍵是它是否自洽，而不是對錯真假。這倆神學派別都是最頂級的高手發展構建出來的，故事肯定都是自洽的。那為什麼在東歐和西歐的命運不一樣呢？就是因為和現實的共振關係不一樣。

通過這個例子就能知道，要想真正地研究明白故事編織術，還得去研究和它共振的現實是什麼，再去研究這個現實會怎麼演化，進而研究被現實驅動着的故事編織術會怎麼演化。這種研究，就又回到社會學和經濟學了。到了這一步，政治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就開始打通了。

地理空間：各種理論前提的前提

我在研究了所有這些之後，發現它們背後都有一個更加底層的約束條件，就是地理空間，通常的研究當中經常會忽視這一點。

再舉個例子。我曾經仔細地學習過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裡面提到，清晰的產權關係，是確保經濟發展效率的關鍵，而產權關係的最清晰邊界，就是以家庭甚至個人作為產權單位。我對這個理論是非常認同的，因為很多經濟史的研究也都能支持這個理論。

但是在我研究邊疆的時候，卻在新疆伊犁發現一個讓我大吃一驚的現實。

伊犁的哈薩克牧民，傳統上不是以家庭，而是以一種叫做阿吾勒的部落單位來作為劃分草場的產權單位的。

上世紀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在內地把原本的小農都給整合到人民公社中去，農業中的產權單位不再是家庭，而是公社。但這就導致大鍋飯裡面好多人都在搭便車，實際上降低了經濟效率。等到改革開放之後包產到戶，重新以家庭作為產權單位，搭便車問題解決了，於是經濟效率一下就起來了。

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時候，哈薩克牧民的阿吾勒直接變成了人民公社，它的產權單位沒發生什麼實質性變化，所以經濟效率沒受啥影響。等到改革開放之後，內地的經驗移植過來，把草場按家庭為單位重新劃分了。我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來抽象理解，會覺得這肯定會提高經濟效率呀，但當地人告訴我並不是這樣。

因為按照家庭為單位來重新分配草場，每家可用的草場面積變小了，上面長的草的種類不夠多樣，羊吃了之後營養不均衡，只好拼命給它多加餐，結果是草場退化了。而之前以阿吾勒為單位來劃分草場，草場面積很大，草的種類足夠多，羊正常吃就可以營養均衡，於是草場就是更加可持續的狀態。

這讓我意識到，最有效率的產權單位，實際上是取決於你的經濟形態的，而能發展什麼樣的經濟形態，底層約束條件又是當地的自然環境。制度經濟學是在工業地區發展起來的，這種地方的邏輯不能簡單平移到大陸深處的牧業地區，而必須改變理論當中的一些前提預設，才能重新獲得解釋力。

我從很多類似的例子中意識到，地理很重要。即便是到了現代，它也仍然是最底層往往被我們忽視的約束條件，在古代就更是如此了。所以甚至可以說，地理是各種理論的前提的前提。這就激發我在前面所說的各種學科之餘，再從地理角度出發，進行整合性的研究。

你也許聽我談到過，我和一幫兄弟共同組成了一個大觀學術小組，劉擎和李筠這兩位老師都是我們小組當中的。我們這群兄弟是高度跨學科的，但有個共同的研究興趣，就是想要理解，中國是如何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它未來會向何處發展？這個問題太過宏大，用任何單一學科都是無法解決的，所以我們就形成這樣一個跨學科的小組，一起來進行研究。在這個小組中，任何一個學科都只不過是用來解剖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角度的手術刀而已。我的各種思考和寫作，也都是在這個學術共同體當中與伙伴們持續十幾年探討之後的結果。

很幸運，我能夠把最新的研究成果通過《中國史綱·空間篇》這門課呈現給你。而你在課程中所提出的各種問題，也是激勵我繼續不斷研究的重要動力，也提示着我哪些方向需要繼續下功夫來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你的提問，也構成了我的研究的前提條件。你們源源不斷的好問題，也不斷地驅使着我跳出自己原有的井口，做出更加有價值的思考。

indy

談身邊統計學的利弊

吳軍

談談“身邊統計學”。

很多沒有受過較好教育的人，或者長期生活在一個閉塞環境中的人，有一個典型表現，就是通常是通過身邊的個例來理解社會的。這種做法俗稱“身邊統計學”，就是基於對自己接觸到的人和事的認識，來總結經驗，並且推廣到社會的整體狀況。

這種做法可取不可取呢？它有可取之處，但也有問題。

身邊統計學的優點

先說說它的可取之處。

首先，它對於簡單的常識是有效的。比如一個人在一個鄉村裡，只看到身邊有兩種性別的人，他會相信大概率世界上只有這兩種人，這就形成了一個常識。至於他將來到了大城市，還可能看到有其他性別的人，那是他以後要更新的常識。如果他只在這個村子裡生活，他身邊那點常識是夠用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訴他，世界上的男人數量是女人的兩倍，不管這個結論來自多麼權威的機構，他只要看看周圍的情況，就應該質疑這個結論。

其次，身邊統計學統計的對象都是真實的、具體的。

比如我之前講過巴菲特的一些判斷經濟形勢的看法，他就到沃爾瑪，家得寶這些地方，看看有多少人購物就知道了，這就是身邊統計學的辦法。雖然他能訪問的門店不多，但是和過去相比，還是能夠得到相對增長或衰落的大致印象。這種直觀印象，比看《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準得多，因為日報分析有很多撰稿人的情緒因素貫穿其中。

採用身邊統計學方法做決策的人不止巴菲特。大約十年前，全世界的首富一度是墨西哥電信大王卡洛斯·斯利姆·赫魯，赫魯也被翻譯成埃盧，他控制了幾乎整個墨西哥的電信產業。他的財富構成，一部分是電信產業，這是他熟悉的部分，包括控制了墨西哥和拉美的電信產業，並且擁有奧地利電信公司。

另一部分，則是美國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比如他是《紐約時報》最大的單一股東。這些領域他其實並不熟悉，但是投資回報卻不低。

他是怎麼做到的呢？簡單地講，就是靠身邊統計學。赫魯經常到美國出差，然後他就一個人很低調地跑到一家商店，坐在那裡就數人數，然後估算這家連鎖店大致的營收水準。如果他覺得是筆好買賣，就大力投資成為大股東。你說這種方法得到的結論準不準，當然不準，但是對有經驗的人來說，可以估計個八九不離十。

與身邊統計學真實的統計對象相比，今天很多民調，它們的結果是如何得到的，其實是完全不透明的，那種信息看了就沒有意義。還有一些民調雖然沒有刻意造假，但是本身就有很多系統性偏差。比如2025年3月初，特朗普在國會講話後，左派媒體CBS，就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聽眾對他講演內容的認可程度，以及所談及問題的關心程度，高得不得了，整體超過了70%。照理講，一個左派媒體給出這麼高的民調，說明特朗普本人和他的所作所為一定特別受到支持。

但其實，這個民調本身的方法有很大問題，它的調查結果只把看了當天演說的觀眾納入了分析。其中，只有20%的民主黨支持者看了演說，共和黨支持者的收看比例高達51%，而中間選民的收看占27%。如果考慮到這個因素，你會發現認可的人應該都是他的基本盤。說實話，那場講話我看了一半就走了，因為內容沒有新意，都是我們知道的東西，而特朗普又是一個話嘮，居然講了100分鐘，創了國會講演的記錄。

事後我和朋友們吃飯，聊到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反映出來的情緒就比較真實了。雖然我朋友們的樣本小，但都是真實的。我們知道，得到一個統計結論需要有足夠的統計量，但是比統計量更重要的是真實性。

此外，今天還有這樣一個現象，官方給出的資料或者某些協力廠商給出的資料，和個體的感受差異巨大或者完全不同。這時該信什麼？比如，美國各名牌大學每年公佈的學生就業率都是90%幾，不論好年頭還是壞年頭，但是大量的學生都反映就業難，因為他們不僅自己工作找得辛苦，而且周圍同學也都不順利，這時該信誰。這種情況下，通常個體感受是準確的。

身邊統計學的問題

好，講完了身邊統計學的可取之處，接下來說說它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當然是以偏概全，這點我們都能想到，畢竟一個人看到的那點人和事實在太少了，特別是當有地域或者階層的局限性時，更反映不了整體的情況。這一點你比較容易理解，我就不展開講了。

第二個，其實也是更大的問題，就是對於身邊本來就為數不多的樣本，很多人還採用有色眼鏡的方式進行過濾。

比如，你可能聽過這樣一類的言論，說學歷高的人都是書呆子，而小學畢業生都能當老闆。比如我們村的誰誰誰去了北京讀大學，現在勉強度日，而狗蛋小學畢業就輟學了，跟著爸爸跑單幫，就是跑生意，現在都有兩家工廠了。

再比如，有人會說，他的同事某某，幾年前買了比特幣，現在不用上班了，因此得出該去買各種虛擬貨幣的結論。還比如，媒體報導說，現在房價下跌了，有人就會說，我表哥前一陣把房子賣了，還賺了不少錢等等，這類的例子能舉出很多。

今天很多人會用身邊統計學，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他們有意無意地只記住自己喜歡的個例，而忽視和自己想法不同的例子，哪怕那些例子就發生在身邊。

兩個都相信身邊統計學的人在一起，常常會吵起來，原因是兩個人過濾事實的篩檢程式不同。結果你說一個個例，他說一個個例，每一個個例都是真實的，但彼此卻是矛盾的。這種交鋒得不出任何結論，毫無意義。因此，如果你遇到一個不恰當地採用身邊統計學和你爭辯的人，走開就好。

網路時代的新變化

而到了互聯網時代，特別是社交網路和短視頻時代。身邊統計學又有了三種變化，或者說三個新問題。

第一種變化是吹牛。

你今天可能會看到很多人在微信或者朋友圈裡曬，某某名人和他有什麼關係，或者參與了一項了不起的活動，等等。這種曬法當然無可厚非，但也確實有一些不太清楚身邊統計學的人會上當，認為他們了不起。不過，你瞭解了身邊統計學之後，就會知道這種變相的自吹，不過是過濾出了對他有利的信息而已，而且那點信息還是很不充分的。

第二種變化是身邊統計學的短視頻化。

今天有一大堆的短視頻和公眾號都是舉一兩個身邊的例子，來證明他們那些不靠譜的觀點。它們的危害是，由於互聯網的推薦功能，一個人打開手機，看到的一個個都是基於這種身邊統計學的歪理。看多了，自然就容易形成信息繭房。

第三種變化，是使用身邊統計學的人在網路上愈發變得不理性。

平時，朋友們聚在一起，會因為有不同意見和觀點產生一些言語上的交鋒，但是因為有基本的社會素養，面對面的時候會給對方留一點面子，也給自己留一點餘地，不會吵得太厲害。

但是在網路上就不同了，反正看不見對方，甚至不清楚對方是誰，很多人就利用身邊統計學得出的結論肆意發洩情緒。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講理，最後一個個都嘔了一肚子的氣。

因此，如果你發現大家在用身邊統計學討論問題，就要小心了，在網上討論時，最好別參加。

總結

最後總結下我對身邊統計學的態度。

身邊統計學是一種不精確，但是低成本的獲取信息的方式。它對於你瞭解身邊的情況，瞭解自己的處境，是有意義的。在不能準確獲得全面信息的時候，身邊統計學不失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方法。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因為你身邊的例子和樣本本來就不多，要統計就統計全，不要再做抽樣，更不要過濾了。

但是，身邊統計學對於範圍明顯大於身邊人的事情，通常無法作出有效判斷。比如你想要通過詢問身邊朋友對於特朗普的看法，來瞭解特朗普的支持率，大概率不會準確，因為你身邊人的看法和你的恐怕差不多。越是預測範圍大的事情，身邊統計學越不準確。今天由身邊統計學造成的大部分無謂的交鋒，其實都是因為談論的話題太大，遠遠超出了身邊統計學能做的範圍。最後的結果就是，一群人都在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選取一大堆有利於自己的個例在吵架。

此外，今天人們使用身邊統計學還要特別注意一個誤區，就是如果你不屬於某一個群體，就不要用身邊統計學去評價那個群體，因為你對那個群體的看法，可能完全不代表目標群體的看法。比如今天你會看到很多簡體中文的媒體上，談論美國人對特朗普的看法，無論是好是壞，其實都是作者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美國人的看法。類似的情況也一樣，很多英文媒體採訪了一些中國人，談對中國的看法，其實也不過是那些媒體想證明的，他們自己的看法而已。

總的來講，對於一些信息閉塞的人來說，身邊統計學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總比連身邊的情況都不去統計一下來得好很多。

indy

美債最大的問題恰恰在於，它不是外債，它是內債

碧樹西風

有讀者看了我們關於匯率的科普，看了過去很多年的貿易模式，產生了一個誤解。

他們誤以為美國幾十年來買買買，欠的幾十萬億美元的債務，是針對那些出口國，那些生產國的。

於是就想當然的認為，這問題簡單，我會做，賴帳不就得了？

只要讓美元深度貶值，或者乾脆如傳聞中的海湖莊園協議，美債一律置換成100年期。

我只負責借錢，把還錢的事情留給重孫子。

這種想法咋說呢，可能與多年以來的自媒體敘事有關。

絕大部分自媒體都把美債描述成了外債，是消費型社會向生產型社會的欠債，是進口國向出口國的欠債。

這種講法實際上是錯的。

美債的本質，嚴格意義上講，叫做外債的形式，內債的債權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從幾十年前開始，美國就分成兩部分人，一部分叫USA，大多數人美國人，比如紅脖子。

一部分叫USB，就是那些有錢人，矽穀華爾街的精英們。

USB跑到東亞去開工廠，出口了大量的商品到美國，賺了USA的錢。

東亞能不能跟著也賺到錢呢？能。

但其實很少，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絕大部分錢還是USB賺走了。

然後這些賺到的錢，無論是USB們的個人投資，還是東亞各國的主權基金，又以購入美債的方式，回流美國市場。

於是形式上就是美國欠了很多外債，但是，這裡面8成，都是欠USB的。

也就是說，美債主要是內債。

實際上你回到幾十年前，會發現這個模式，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USB們雖然有消費能力，但總人口太少，俗稱80%的存款在2%的人手裡。

假如沒有一個主體跳出來承擔債務，全球的消費市場引擎早在那個年代，早在日本還在做製造業的年代，就停滯了。

這個主體，在幾十年前，是美國。

美國自己跳出來了，他說既然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比較高，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也比較高，既然多數USA賺到的錢太少，不足以購買這麼多USB生產出來的商品。

那麼乾脆，美國自己發債，向未來借錢，然後給這些USA們，按人頭花錢。

從而拉動消費。

於是USB們就跑到東亞建廠，最早是日韓，後來才是我們。

生產了很多高性價比的商品，賣到美國市場上去，賺了錢，再買美債，再吃一波利息。

就這麼滾呀滾，美債越滾越大。

當然，現實中比這個描述複雜得多，美債不可能100%都給到了USA，很多時候，比如360歲的社保，1280美元的咖啡杯，各種史密斯專員。

都是損耗。

但大的循環模式就這樣。

所以你去看美債的主體，那個8成部分，實際上是美國替USA們欠USB的錢。

也就是說，美國如果賴帳，不還了，第一個跳出來的還不是日本這種握有大量美債的外國。

而是USB。

所以我一直說，特朗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因為美國這個消費國和東亞這些出口國之間沒有矛盾，只有互補。

你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和則兩利，鬥則互傷的局面。

真正的矛盾根源是美國內部，是USA和USB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USA還不起USB的錢了，USA又想繼續借錢，否則日子過不下去。

你要是擱在中國古代，擱在一個封閉系統裡面，那就是大家小時候學歷史熟悉的故事。

問題是，這是現代，美國之外，還有很多國家。

USA和USB有矛盾，又沒法把矛盾宣之於口，否則美國自己先沒了，你說能怎麼辦？

美國只能含混其詞，對於8成的欠USB的錢避而不談，專門揪著2成的外債部分，轉嫁矛盾。

其真實含義，無非是說，美國替USA欠USB的那8成，要不日本你幫我還了吧？

誰要你對我貿易順差這麼多年，你賺我這麼多錢呢？

結果日本轉身就去拋售美債，美債利息瞬間拉高，美國騎虎難下，連下下個月集中到期要續債的幾萬億美金都只能高息去借款了。

所以特朗普急了，對日本破口大駡，意思就是說，他能原諒我們，但無法原諒日本。

因為我們雖然硬剛，但從頭到尾非常紳士，從來都是勿謂言之不預也。

我們一向都是一口唾沫一顆釘，打明牌的，我要做什麼，一定先告訴你。

日本不是的，日本是上來就玩珍珠港，玩習慣了。

連耶倫這兩天也出來安撫市場情緒，說我們不會拋售美債的。

因為我們歷史上從來都沒有做過這種趁人病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和他們沒有矛盾，對他們出手對我們自己也沒好處。

你看，說明美國上層心知肚明，我們和他們之間是合作關係，沒有利益衝突的。

真正的矛盾是他們自己內部USA和USB之間。

只不過他們自己內部為了騙紅脖子，為了消除內部矛盾，就編瞎話，非要把那些USB幹的事情，都栽給我們了。

但你現在解釋這些也沒用，因為猜疑鏈已經被日本打開了。

站在市場投資人的角度，他們會怎麼想？

耶倫的話相當於告訴美債市場，他們沒招，他們唯一的招就是相信我們是君子。

問題是，USB們大部分都是小人出身，商人嘛，誰還沒過幹過點虧心事兒呢。

耶倫越這麼說，USB越是睡不著覺。

所以特朗普說恨死日本了。

本來我們硬剛，他們說不要怕，我們是君子，不會對美債如何，就安撫市場了。

然後日本再來個配合式的屈服，特朗普如願以償，順利通關。

結果沒成想，問題沒出在我們這裡，出在日本身上了。

日本這個傳統盟友上來就背刺，一下子打開了猜疑鏈。

USB們開始發抖，如果盟友都可以背刺，那麼君子真的不會出手嗎？

真的嗎？真的嗎？真的嗎？

所以你看到了嗎？

一直以來，美債市場都是美國自己內部的矛盾，我們壓根兒就沒參與。

是USB們不肯繼續買美債了，是USB們不肯在美國設廠，跟我們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美國又想賴USB的賬，又不敢賴USB的賬，成天拿著全世界做法。

無非在我們這裡剛踢了鐵板，回家路上又被盟友背刺。

我們很光明，你自己家的矛盾回家解決，你不惹我，我也沒惹過你。

但是美國的盟友裡面很多可未必有我們這麼光明。

所以我就說，一旦一個大的群落，分拆為很多不同的小群落。

你一定要明白，不同群落裡面的遊戲，是不同類型的。

你比如美國這個群落裡的遊戲，就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金融手法，各種嚇唬，各種背刺。

你指望他們正經給你生產什麼商品，這個可能性不大的。

不管他們嘴裡講什麼，最後繞來繞去都是金融。就像甲方一群高管開會，嘴裡講的都是技術，實際上沒有人會思考技術問題。

因為甲方不可能真的去造設備，他們的設備都是廠商提供的。

他們玩的是個運營遊戲。

我2011年在甲方任職過，天天就是勾心鬥角，這就是甲方的生態特徵。

特朗普無論拿製造業，拿貿易講多少事兒，他最後都不可能真的做成這件事。

就像甲方的員工不可能當真哼哧哼哧寫代碼，他們不會幹這個的。

他們的重點從來都是拉一個踩一個，放出一個招標項目，讓乙方之間互踩，各種製造矛盾，渾水摸魚，玩的是個運營遊戲。

同理，美國也不可能有人願意去擰螺絲的。

一切都是藉口，實質永遠都是USA和USB之間的債務扯皮問題。

所以說，正因為美債8成是內債，所以非常棘手，真要是外債，反倒可以賴了。

同理，你回顧我們這個群落。

除了美國之外，我們也有很多海外銷售市場，海外採購市場，我們有很多全球的交易夥伴。

我們這個群落裡的遊戲重點始終都是商業而非金融。

也就是說，我們更像供應商。

我們在討論怎麼研發商品，怎麼提供服務，怎麼營銷市場。

咱們是掙這種錢的，就是一單一單做生意在掙錢。

我們很多時候也採用金融手段，但更多的是為了對商業進行調整。

比如希望某些新科技行業得到支持，擴張快一些；某些舊產能，出清一些。

所以就像我說的，脫鉤話題。

一個人，你固然要重視個人奮鬥，但更要明白歷史進程，不同的大時代下，你選擇不同的發展路徑，你的側重點，方式方法，步驟，都是要根據你選擇的群落特徵的。

你把自己未來的盈利定義在商業系統裡面，還是金融系統裡面，這是很大的區別。

所以我說，真正的重點在於你怎麼看待自己在自己選擇的群落裡的定位。

indy

USA沒有未來的，耶穌來了也沒有，我說的

碧樹西風

上午我們聊美債是內債不是外債，總結起來就下面這番話：

如果把美國的紅脖子看成USA，矽谷華爾街菁英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律師醫生工程師們看作USB。

實際上美國的貿易逆差是USA和USB之間的，而美債是美國替USA欠USB的。

有些讀者留言問我，你難道不覺得這是美國內部的一種分配問題嗎？

就類似於咱們歷史上的漢末。

即便美國對外轉嫁矛盾不應該，那麼應該的路徑也是美國的USA，通過重新分配USB，以求達成下一次平衡。

就類似於我們歷史上循環無數次的那樣。

那麼我告訴你，還真不是，完全不是。

問這種話，說明你小時候的歷史，包括政治，實際上都是不及格的，要麼就是老師放水了。

你真的把歷史和政治讀懂了，你就會明白這裡面有一條線。

什麼線？

究竟誰掌握著更先進的生產力，就這條線。

政史不分家的，從頭到尾都在講這件事。

不相信你回顧下小時候，無論政治還是歷史的課堂上，老師肯定沒跟你講，誰窮誰有理。

老師一直在啟發你的思考，他在問你，你有沒有想過，到底是誰，在勞動？

假如美國這幾十年來，一直都是USA在勞動，結果他們得到的回報很低，那麼他們的要求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靠譜的。

因為他們有價值呀。

假如雙方擺功勞，亮肌肉，USB說，這幾十年來，從0到1，都是我突破的。

即便你們不認可那堆金融領域裡的創新，認為都是割韭菜。

電腦你認可吧？互聯網你認可吧？手機你認可吧？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智能家居，你認可吧？

包括後來的AI，你認可吧？

只要你認可這些是先進生產力的一部分，你就沒有辦法否認USB們的價值。

他們真的有價值，他們真的有利用價值，有存在價值，他們創造了價值，且有持續創造價值的潛力。

請問，在此期間，USA做了什麼？

難道1到10000，是他們做的？

他們是大規模生產了電腦，手機？還是生產了全球主要的工業品門類？

還是說把互聯網玩出了花，搞出了大數據，移動支付，智能城市，亦或者是在AI的推廣化，和機器人的落地領域裡做出了突破？

過去的四十多年，USA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世界是雙引擎，一台是USB，另一台，是我們。

換句話說，你那個比方是不對的，美國不是漢朝，全世界這個整體，才是漢朝。

在這個整體裡面，USA什麼都沒有做過，所有的事情都是USB，我們，以及其他國家的有才幹的人們在做。

而USA，只是吃乾飯的。

也就是說，USA身上別說沒有先進的生產力，連落伍的生產力，他們都沒有啊。

在這個事實基礎上，美國當下發生的，或者說從2016年就開始發生的，就變成了一場鬧劇。

貝森特說臺詞那是太溜了，演講一流。張口就來：It's time to main street, not wall street.

wall street，玩梗，華爾街，也就是USB裡面的一部分。

main street，還是玩梗，洛杉磯中心大街上都是帳篷，都是流浪漢，意指USA。

你聽起來很有一股子玩三國志遊戲開局的時候，張角說的什麼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味道。

連句式結構都一樣，main street，wall street的句式，分別是黃天蒼天。

果然都是演說家。

問題在於，漢末的時候，財富是誰創造的？是種地的，力量在誰手裡？種地的。

所以他們就是生產力呀。

而你反觀從2016年開始的美國，USA們連參加特朗普聚會時戴的小帽，揮舞的道具，都是我們義烏生產的。

就像這兩天的那個笑話。

特朗普又嗨了，對著全世界說，我握有所有的籌碼。

然後我們馬上懟他，你的籌碼，都是我們生產的.......

所以你們讓我怎麼去替USA講話？

這個群體，和我們歷史上古代的農民，完全是不一樣的呀。

而且更重要的是，USA的不事勞作，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已經四五十年了。

是從日本做製造業時代就開始了，早就一代人了。

如今50歲以下的USA，有幾個從事過製造業？

當下的USA實際上就是村裡的懶漢，你除了嚷嚷說你爸爸那代人勞動過之外，你還有什麼？

而且這些人，不僅不勞動，還不學習。

100塊去超市裡購物，應該找零多少，離開計算器你都算不清，你還想當工人？

他們從小都是快樂教育長大的，除了嗑藥，酗酒，喜歡YY，這幫人到底還有什麼優點？

這就是美國的main street，這就是美國的USA。

他們立得起來麼？別說張角來了，別說特朗普來了，哪怕諸葛亮來了，扶都扶不起來。

所以討論他們是沒有意義的，你看到的舞臺上正在上演的，並不是事物的本質。

就像甲方高管們開會，大家為了技術話題討論的面紅耳赤，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在聊技術。

嘴裡談的都是技術，心裡想的都是利益。

技術只是幌子，紅脖子只是幌子，main street只是幌子，USA只是幌子。

因為main street背後一點生產力都沒有，USA背後一點生產力都沒有。

真正有生產力的，是USB。

USB裡面有老錢，比如華爾街，也有新錢，比如馬斯克。

USB裡的老錢和新錢之間在鬥法，拿main street，拿USA，當個幌子而已。

就像美國歷史上的南北戰爭時期，南方需要黑人進種植園，北方需要黑人進工廠。

這才是真實的矛盾，USB之間的矛盾。

至於黑人，那只是用來說事兒的藉口，就跟古代打仗，雙方都說自己佔領了大義的名分。

實際上誰真的會為了大義打仗呢？你當自己是上杉謙信啊？

當你看透了這一切，你就會覺得市面上那些圍繞著表像的爭吵，都很無聊。

和你無關的。

這就是為啥我始終在聊我們自己該如何應對，而非宏大敘事。

任何時代，總有混得好的，總有被時代的浪花拍在沙灘上的，你想做哪個？

如果你想要做前者，那你永遠都要記住：

這個世界上最本質的話題，我們在中學學歷史，學政治時，老師就已經教給我們了。

那就是對標生產力。

你自己是生產力，你當下就有利用價值，你自己是先進的生產力，你未來就有價值。

一個沒有價值的人，他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腦後插管。

記住這是最好的結局，超過這個，都是癡心妄想。

這就是為啥我從來都只喜歡聊USB，聊USB裡面的新錢和老錢，聊我們自己。

因為後者身上才有生產力。

我從來沒有輕視過USA，我只是無視他們。

他們早就出局了，50年前就出局了，他們是一群在AI與機器人時代尚未到來前，就提前領盒飯的人。

正因為如此，正因為不想變成自己無視的人，所以我才告訴你們，重點是自己。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USB裡面的新錢老錢在鬥法，是為了自己。

我們做自己的事情，主動出擊，擁抱和迎接這個AI和機器人即將到來的變局時代，也是為了自己。

至於USA，他們沒有未來的，耶穌來了也沒有，我說的。

indy

川普總統杠上哈佛大學，不僅凍結了22億美元聯邦補助，還要取消它的免稅資格，這是釜底抽薪。 哈佛怎麼得罪了川普？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趙曉先生的這篇文章說得很透徹：「中國人今天最該感恩川普的，不是他幫我們罵了哈佛，而是他在用鐵拳提醒我們：你膜拜的，也許正是毒害你孩子的東西。 …… 川普不是在反名校，他是在拆掉一個用虛假光環包裝起來的思想毒窩。 」

川普不是在罵哈佛，是在推倒中國人心中的那座「佛」

作者：趙曉

中國人心中有三座「神像」：一個叫權力，一個叫金錢，一個叫名校。

而在這三座神像里，名校常常被供在最中央，香火最旺。

尤其是哈佛和斯坦福，被許多華人家庭奉為「人生成就的終極廟宇」——每年六萬美元的學費，千辛萬苦的SAT培訓，多少望子成龍的家長不惜血本，就為供出一個「哈佛學子」。

但今天，川普一句話，把哈佛當場掀翻在地。

一、川普開炮：哈佛不再是大學，是笑話！

「哈佛已經不再是世界頂尖大學，哈佛是一個笑話！ 它教的不是知識，而是仇恨和愚蠢！ 」

「哈佛雇傭的是一群失敗的瘋子，他們把紐約和芝加哥搞得天怒人怨，現在卻被請來教年輕人怎麼管理城市？ 」

「他們灌輸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敗。 聯邦政府為什麼要給他們撥款？ 哈佛不再值得任何免稅資格！ 」

川普不是在打嘴炮，他是在動核心命脈：撥款資格、免稅身份、捐贈基礎。

哈佛的神話，一旦失去財政特權與捐贈依賴，就像失去香客的廟宇，雖富麗堂皇卻暴露靈魂空虛與空殼本質。

而這背後，是保守主義最根本的質問：不是你看起來有多高貴、多有知識，而是你究竟在傳什麼價值，培育什麼生命。

二、保守主義從不討好知識精英，而是保護真理常識

川普今天的憤怒，不是偶發，而是保守主義的本能反擊。

因為左派高校已經變成仇恨的訓練營;

因為woke思潮讓孩子不再分辨男女，只會分裂社會;

因為「名校」已經不再培養真才實學，只輸出激進情緒;

因為所謂的「未來領袖」，畢業後只會給世界添亂，而不是服務社會。

保守主義關心的，不是你發沒發表論文，而是你有沒有責任心; 不是你是哪所學校畢業，而是你有沒有常識、有沒有敬畏。

三、中國人的「名校崇拜」是最深的偶像崇拜

許多中國家長不信神，卻深信名校。 他們嘴上講實用主義，心裡供的是「哈佛神像」。

他們把孩子從小送進升學機器，就是為了最後供上這座廟。 但他們從未問過：

你供的「神」，真的教的是智慧嗎？

你送進去的孩子，出來還認不認識你這個「父母」？

你交了幾十萬美元，換來的到底是榮耀，還是一場意識形態洗腦？

當哈佛把「搞砸城市」的失敗市長聘為「管理學教授」，你還覺得這是一所值得傾家蕩產的聖殿嗎？

川普不是在反名校，他是在拆掉一個用虛假光環包裝起來的思想毒窩。

他要的不是「權威的學術」，而是真實的價值、實幹的精神、敬畏的教育。

四、趙曉評論

真正的保守主義，是推倒假神，回歸真理！

中國人今天最該感恩川普的，不是他幫我們罵了哈佛，而是他在用鐵拳提醒我們：你膜拜的，也許正是毒害你孩子的東西。

保守主義從來不跪拜名牌、不盲信權威，它只看兩件事：

你說的是真是假？ 你做的是不是造福別人，而非毀滅他人？

而真正的信仰也正是如此——不拜偶像，只敬至高、獨一的上帝。

當我們開始明白：

哈佛不是天堂，常識才是恩典;
名校不是救主，真理才是光明。

也許我們才終於脫離了「學術拜物教」的捆綁，走向一條自由、真實、敬畏的保守主義之路。

更多趙曉博士的文章，請見其「雲上迦南」專欄：

indy

關稅如果進一步升級，對你來說，反而是機遇

碧樹西風

我講一個大群落拆成幾個小群落的過程。

有些讀者擔憂，如果從貿易領域，延伸下去，進一步擴散。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貿易分群落他還能理解，如果金融市場也分群落，好比我們在美國上市的那些個企業，如果不得不回來，在港上市，會不會有流動性方面的擔心。

你們這個問題，應該這麼講，問題是對的，但你不應該擔心，而應該貪心。

既然問到流動性，你們就該自己去做個流動性測算，算下那些在美上市的國內企業，他們的流動性規模大致是什麼範圍。

你套用到香港市場上，會發現這裡面有兩三成的差距。

假如，我是指假如美國那邊進一步擴張，不光是貿易領域，進而延伸到了金融領域，我們的那些個企業要回來重新上市的話。

那麼他們去香港上市，相當於對流動性多了這麼兩三成的需求。

這就跟菜市場是一樣的。

我當下的這個菜市場，如果短時間內新增一批攤位，那我就需要新增兩三成的客流量，才能讓這些攤位的交易量，維持在它們搬遷前，在上一家菜市場裡的規模。

這麼解釋很清晰了，對吧？

從這個量來說，你覺得有大問題嗎？

一個菜市場，只需要擴容兩三成，又不是兩三倍，說明量不是大問題，投資人方面不是大問題。

唯一的問題是什麼？

是時間差。

內地的資金，想要南下，實際上是有額度限制的，不明白的你去港澳旅行幾次，換幾次錢就明白了。

這個投資方面怎麼打通，是重點。

說穿了就是我的客人有得是，無非客人能不能進這個菜市場。

如果暫時不能進，就會出現一個非常好的低估值期。

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些攤位很優質的，你用巴菲特的話說，很多都是有門檻的企業，用我們的話講，很多都是先進產能。

而且潛在投資人的流量也沒有問題，只是因為各種技術原因，暫時被卡住了。

那麼因此導致的價值低估，你覺得是不是機會？

如果到時候有的話。

我覺得當然是機會，如果到時候真的能因為流動性原因砸出一個黃金坑，那當然是機會。

好攤位，只是因為門禁暫時技術故障，那導致的低價買攤位的機會，當然是好機會。

當然，前提是得發生。

因為你看得到，處理這件事的，人家也能看得到，如果市場的門房處理的特別快，未必會留給你撿漏的機會。

所以我說，你有啥好擔心？你應該貪心。假如能有的話。

這個世界上，短線交易或許很難，但是長線投資是很容易的。

對於存在價值的品種，你不需要擇價，你只需要擇時就夠了。

你拉長了時間軸去看，會發現總有無人問津的時間點，總有人聲鼎沸的時間點。

其餘的時間點裡面買入有賠有賺，無人問津的的時間點上買入，從來還沒有人賠過錢。

這就叫擇時不擇價。

就像多年前，咱們國內的那個市場，有句玩笑話。

說很多熱衷於炒的人沒賺到錢，市場門口看車棚的老大爺，賺到錢了。

為什麼？

他就數車子嘛，停車的人少，說明交易冷清，他就買。買了跌就任它跌，管它呢。

你看，哪怕是咱們的那個很多人都賺不到錢的市場，你真的把量能的時間分佈圖拉開。

你也會發現穩賺不賠的方法。

這個規律就是只要你在無人問津的時候買入，長期持有，注意，是不管它短線的波動，長期持有。

你總是賺錢的，而且那個回報率不錯，接近于大洋彼岸的那個市場。

是不是很反常識？

確實很反常識，我們通常覺得大洋彼岸的那個市場是一路上漲的，我們的那個市場是萬年不變的。

但真相是如果真有人按照看車棚老大爺的思路，你在兩個市場裡賺到的錢，是差不多的。

那麼為啥現實中，國內市場賺到錢的人很少很少？

因為拿不住，因為沒法堅持持倉。

你成天看價格，震盪一下，就出去了，沒人關注的時候，你也不會關注，大家都關注的時候，你才會關注。

所以你註定買在高位，賣在低位。

你觀察我們的那個市場，絕大部分漲幅是在極少時間內完成的，這是它的特徵。

我們的那個市場是瞬間完成漲幅的，其餘不是橫盤，就是回檔。

好比80%的利潤，來自於5%的時間段。你錯過了這5%的時間段，你就失去了絕大部分利潤，那你當然會虧損。

你怎麼去捕捉這5%的時間段？

你又沒有背景，又沒有消息，又沒有資源，又沒有經驗，又沒有紀律，你沒法捕捉的。

所以你沒有錯過那5%上漲時間只有一個可能，因為你長期持倉嘛，比如你持倉時間動輒十年，整個波動你都在，那你自然不會錯過。

這就是為啥我說長期投資其實挺簡單。

就是你不要去盯著價格的波動，你要去盯著價值本身。

總有些意外，總有些故障導致明明很好的攤位，出現價格低估，那這個時候它的價值又沒有下降。

我們很多人之所以會追漲殺跌，機會出現的時候反而不敢了，說明你還是沒聽懂群落分拆的話題，但是你們並沒有真的理解它。

我舉個非常經典的例子，金瓶梅看過吧？西門慶羡慕吧？

我問你，你到底是願意去清河縣這個小縣城當西門慶呢？還是願意去深圳這個大都市當五千萬蹲呢？

這裡面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係。

同樣財富規模，很多人之所以願意去深圳當五千萬蹲，那是因為深圳和清河縣，其實在一個群裡面，在一個價值體系裡面。

你在深圳蹲膩味了，隨時可以回清河縣做你的西門大官人。

可如果拆群呢？如果你在深圳的財富不能帶回清河縣呢？

基本上是個人都會選清河縣，哪怕深圳本地人。

你想想看西門大官人那日子過的，人家是某集團養個歌舞團，他是自己家裡養著歌舞團。

其餘的我就不用說了，那簡直是，簡直了。

錢買不到體驗，那錢就只是個數字。哪怕你說你在美國年入10萬美元，相當於70萬云云，你如果過不了70萬購買力的生活。那就只是個數字，明白不？

只有一個大群落的時候，錢流通的情況下，你真能異地購物，那就值。那就是誰給錢多給誰幹。

但如果分拆成多個大群落，深圳賺錢深圳花，一分別想帶回清河縣，而且不許從清河縣網購的話，那錢，就只是個數字了。

就變成誰給購買力多，給誰幹的邏輯了。

因為你真實的體驗，來自於購買力，不來自于錢，明白了嗎？

這就是為啥我鄭重其事的告訴你們，只有一個大群落的時候，錢最重要。

分成多個群落的時候，位置最重要。

論數字，西門大官人未必比那個蹲著的數字大，可你到底是要左擁右抱呢？還是要蹲著看人臉色？

是不是這麼簡單的理兒？

這就是為啥我告訴你們，如果真有黃金坑，我當然選擇要那個攤。

那個攤位，它實際上是個生態位，它佔據某個群落裡面某個行業的某部分份額，就相當於西門慶的掌刑千戶。

錢只是個數字，購買力，生態位才是真實的價值。

一切投資的本質無非是琢磨著，我怎麼趁流動性短缺的時候，用較低的價格，換到購買力與生態位。

indy

大同訂婚強奸案裡面的男主，他的痛苦在於憑什麼我是D男？

碧樹西風

昨晚陸陸續續有讀者，非要讓我聊一聊大同訂婚強奸案裡面的那個男主。

我不想談這個案子，我想寫影評，《賽德克·巴萊》。

電影一開始講述了臺灣的某處崇山峻嶺，存在着十二個泰雅族分支賽德克族部落，每天都是狩獵，以及部落之間的攻伐。

其中有個部落首領的兒子，身手非常矯健，在懸崖峭壁上飛奔，躍入溪流，捕殺野豬，和其他部落之間互相射殺，爭奪領地。

首領很為兒子驕傲，覺得他是部落有史以來最優秀的青年，一定會帶領部落越發強盛。

但接下來日本人來了，他們有飛機，大炮，輪船，迅速征服了這十二個部落。

首領也戰死了，他的兒子接班。

接下來日本人在他們的狩獵場裡伐木，讓當地的部落男子把木頭背出大山，當然是給錢的。

與此同時，也修建了鐵路，醫院，學校，郵局，等等。

一晃眼二十年過去，昔日首領的兒子，當下的首領，逐漸老去。

部落新出生的小孩，不再狩獵，開始讀書，部落的青年，甚至有人去給日本人，做了警察。

更多的青年獵人，不再打獵，而是以背木頭為生，而部落裡的女人，有些淪為陪酒妹。

直到有一天，這個部落首領，糾集了六個部落的青壯年，湊了300人，搶奪日本人的武器，殺死了大量日本人。

並且和隨後趕來的數千名日本軍隊開戰。

300山地勇士的故事，也可以叫做，最後一個山越原住民。

這類題材本身不罕見，但講述自我價值缺失的這種視角，很獨特。

其實日本人入駐以後，這些昔日的原始部落的平均壽命增加了，也不再是狩獵時期的飢一頓，飽一頓。

畢竟這是文明社會與原始社會的生產力差距。

問題是，包括首領在內，很多原先的優秀獵人，失去了價值。

你想想看，一個本來受人尊敬的山地戰士，一個與野豬搏鬥的男人，一個打獵回來，會被全部落人圍着篝火跳舞慶功的成功人士。

現在成了一個給人家背木頭過活的，可憐巴巴領取賞金的形象。

他不由得懷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好比雖然曾經是原始社會，但他是A男，盡管現在變成了文明社會，但他淪落成D男。

電影拍的這些原住山民，之所以開戰，源自於他寧願作為A男去死，不願作為D男而生。

講述的是這種自我價值缺失帶來的心理矛盾。

你去看電影會發現比我描述的要慘烈得多，那些山地原住民的自尊心強烈得多，他們明知有去無回，依然這麼選擇。

結局是留下一段歷史傳說，而他們的民族，從12000多人，銳減到300多人。

影評講完了，回到我們的話題。

如果所有人都認可現代社會的標準，那麼你會發現男子分為ABCD，女子也分為ABCD。

基於女性的慕強原則，所有女性都會考慮A男，而沒有女性會考慮D男。

如果D男接受這一點，其實不結婚就好了，本沒有什麼矛盾。

但如果D男不接受這一點，他就會出現類似於電影中那個山地原住民價值缺失感的痛苦。

你說他是D男，問題是，他自己並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ABCD是你劃分的標準，你說有錢的是A，沒錢的是D，那回到原始社會，有錢有什麼用？你能打得過野豬嗎？

說不定當下的D男，在原始社會裡，是個英雄呢。

明白這個困惑嗎？他不認可你的定義方式。

他也想要回到家中，有太太遞上熱毛巾，以崇拜的眼光看着他，說，先生，打獵辛苦了；他也希望有自己的兒女，對爸爸表示仰慕。

你眼裡那只是一片森林，他眼裡，那是他的獵場，那是他價值存在的根基。

其實這個矛盾你去看美國，非常的明顯。

如果說矽谷華爾街菁英們以及醫生律師工程師們是USB，那麼其餘的USA，他們真正的不滿恰恰在於價值感的缺失。

他不願意在麥當勞裡當服務生，他不願意在酒店門口當泊車小弟，就如同電影裡的獵人們不願意背木頭。

你制定的遊戲規則裡，他被劃分為D，但他不願意當D。

他要尊嚴嘛。

我們作為久浸文明社會裡的人，當然明白婚姻不可能靠買賣。

別人不喜歡你就是不喜歡你，你給多少彩禮都是不喜歡你。

我們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然明白，USA你要好好讀書呀。

你要努力爭取去做個工程師，也許你的下一代，就會出現華爾街矽谷菁英了。

但總有人不接受。

電影裡面你會發現日本軍官也有兩類人，一類是動輒打罵侮辱，說人家是不開化的原住民；也有軍官是願意主動教對方，希望原住民早點轉型，進入文明社會。

這件事的本質就是個轉化成本的問題。

美國的基礎教育缺失已久，很多紅脖子加減乘除都算不清，他們差的太多，對自己已經沒有信心，所以指望特朗普帶他們坐着小叮當的時光機，回到過去，回到那個美國傳統製造業是屬於他們獵場的年代，這一切情有可原。

可我們不是這樣。

如果說紅脖子和哈佛畢業生之間是猿猴與人的距離，那麼我們的D男和清華畢業生，頂多是學渣與學霸的距離。

也就是說，你不是電影裡的老獵人，他已經無法轉型了，可你，明明能夠啊。

你有花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大的力氣，甚至兩代人去掙錢湊彩禮買媳婦，真不如花一點點時間與精力，改變改變自己。

我之所以拿低學歷高學歷的兩組人做對比，就是告訴你。

你能不能初中畢業？只要你能初中畢業，你自身條件就是足夠的。

你能，你肯定能，無非你願不願意那麼做。

我這輩子改變過自己很多次，2006年我是做技術的，2011年我是做管理的，2012年我是做市場的，2015年以後，我是全職做投資的。

我橫跨過很多行業，我面臨過很多次重新開始。

哪怕僅就投資這件事，你好容易建立一個交易系統，盈利了，市場變了，它失效了，你又得開發，又得重新回溯測試。

你又盈利了，市場又失效了，周而復始。

就像小孩子在沙灘上蓋房子，蓋起來一次，被海水沖毀一次。

那又如何呢？小孩子都知道，沖毀了，再蓋就是了。

人生的重點其實就在於你有沒有小孩子的那股子勁兒，這就是我講的：

你到底願不願意彎下腰來，你願不願意滿手油？

改變自己的是神，可我們回想下，我們小時候，每天都在改變自己，那時候，人人是神。

只可惜，走着走着，有些人走散了，有些人忘記了。

我只想帶你們回憶起，自己曾經的樣子。

indy

你這個人太特朗普了！

羅馬主義

2025年04月13日

我活了50多年來，第一次被一個人給整不會了，昨天懂王還說要加我們的產品145%的關稅，害的我這周都沒睡好覺，今天早晨天還沒亮，他又把關稅給取消了，所有和電子產品沾邊的全都又免稅了，這是一個什麼鬼？

特朗普你這就慫了？

又或者你根本就是虛晃一槍，在操縱股市搞內幕交易？

又或者你折騰了半天，就是為了把高科技留在中國，把低科技全部帶回美國，讓紅脖子們全都到血汗工廠裡縫襪子？

特朗普你能不能稍微靠點譜，關鍵是我現在不僅僅不理解你的腦回路的工作方式，我更不知道你到底哪句話是算數的？！

我現在已經沒法確定，特朗普你用來產生空氣振動，傳播信息的地方，到底是嘴呀還是排泄口呀？

我也算是活過了半個世紀的人了，見識過齊奧賽斯庫這樣的獨裁者，波爾布特這樣的惡魔，葉利欽那樣的酒鬼，但我從來沒見識過一個政治家，不要臉到了這個程度，說出來的話沒有一句當真的，信用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個狗屁。

不要說政治家了，就連現實中我也很少見到這樣的人，因為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出現在我的朋友圈子裡的，因為這簡直就不能算人了，這就是一堆熱乎乎的狗屎呀！

我現在強烈的懷疑，特朗普天天說拜登是老年癡呆，會不會他自己才得了老年癡呆，記不起前一天自己到底說過什麼話了？

畢竟上一個任期裡，他不是這樣的呀，雖然他並不可信，但至少不會翻臉比翻書還快，至少變臉的週期是用月來作為單位的，但他現在居然用天來作為單位了，那接下來他會不會用小時來作為單位呢？

所以當他取消了我的關稅之後，我到底該不該高興呢？他會不會明天又變了呢？

雖然我不知道接下來特朗普會變成什麼樣，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美國完蛋了，因為在所有人的眼裡，特朗普如今的所作所為，已經變成了那個天天喊狼來了的小屁孩，沒人再把他當回事了，不會再有人對他有起碼的尊重。

特朗普已經把自己玩成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了，周幽王是什麼下場，他就會是什麼下場了，西周也就會跟著毀滅了，然後就西降東升了，看來美國也不會例外，這真的就是命數呀！

看來國運好的時候，個人的運氣也跟著旺呀！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在即將損失40%業務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如何減本增效，渡過難關，今天天還沒亮，我又改成了要考慮如何提高銷售目標，增加獎金提成，為擴大內需做貢獻了。

唉，這真是一個瘋狂的世界，美國人怎麼選了這麼一個屁玩意，害得我現在也得了選擇困難症，搞不清楚到底是應該起床刷牙，還是應該翻身再睡？

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我突然又想到了，特朗普很可能會“流芳”千古，因為他大概率會被收集入漢語詞典，變成一個習慣用語，千百年後都會被人學習。

因為這句話將會以這種格式出現，“你這個人太特朗普了！”用來形容一個人喜歡虛張聲勢，招搖撞騙，首鼠兩端，言而無信。

然後我忽然又想到，特朗普的後代很可能會以此為榮，因為這就像我小時候學歷史的時候，周朝只有兩個王我記得住，一個是武王伐紂的周武王，一個是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一個是西周的開頭，一個是西周的結尾。

同樣的道理，很多年以後有人學習美洲歷史的時候，也會提到兩個人，一個叫華盛頓，一個叫特朗普，一個是上山，一個是下坡。

indy

《經濟學人》這樣翻譯“牛馬”，英文挺“牲口”

文刀

《經濟學人》4月16日文章提到中文網路熱詞“牛馬”：

Tech workers refer to themselves as niuma, or beasts of burden.

“牛馬”是近年來流行的口水詞，上班族常用它自我調侃。“beast of burden”，顧名思義，就是幹苦力、拉重活的牲口。《經濟學人》用這個詞翻譯“牛馬”，譯文倒也形象，“牲口氣質”撲面而來。

不過，需要提醒讀者：“beast of burden”聽著陳舊嚴肅，《朗文》等權威詞典給它備註“old use”或者“old-fashioned”標籤。換言之，這詞兒在現代口語裡已經很少聽到了，所以詞典上雖有釋義，但實際應用卻是另一回事。《經濟學人》的文章中不乏類似詞彙，並不適合直接套用於日常交流，讀者需有所辨別。

現代英文口語中不乏與“牛馬”這一輕鬆自嘲語類似的幽默表達，比如“Living that workhorse life.”或者“office drone”：

注：此處的“drone”和“無人機”無關，其本義是指“低沉單調的嗡嗡聲”，引申義則形容從事沉悶、重複性工作的“辦公室牛馬”，同樣強調了工作的單調乏味。

英國外專說，有時候我們也直接說“cattle”，隱喻效果也差不多，比如“We’re just corporate cattle.” “corporate cattle”內含頭韻，讀起來朗朗上口，方便辦公室“牛馬”記憶。

BBC今年一月一則報導中，這樣描述某服裝廠工人，堪稱“牛馬的一天”最佳注解：

The machines dictate the rhythm of the day. （Jan. 13, BBC）

（機器主宰著一天的節奏。）

在英國作家毛姆的戲劇The Land of Promise中，女主人公Norah批評紈絝子弟Hornby：你有勇氣挨槍林彈雨，卻沒勇氣（pluck）當牛馬，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But pluck to do the same monotonous thing day after day, plain, honest, hard work-you haven't got that. You're a failure, and the worst of it is, you're not ashamed of it. （The Land of Promise: A Comedy in Four Acts）

原來，勇氣分兩種：一種是做英雄的勇氣，一種是做牛馬的勇氣。

若毛姆還在世，見到當今芸芸眾“牛馬”，大概會冷笑一聲：That’s the real kind of pluck!

indy

打蛇為什麼一定要打在七寸上？

羅馬主義

昨天有朋友問我，你們的光纖熔接機不是在豁免清單上嗎？

為什麼你還要寫文章，這麼狠地罵川普？

當時我就回答他了，這個混球說的話，你能把它當回事嗎？

果然，今天他又變卦了，說是要重新考慮電子產品的關稅，不知道他明天，又能整出什麼么蛾子來？

說句老實話，在我這輩子看見過的政治家裡，從來沒見過像他這樣言而無信，每天都在變的畜生。

既然美國人選出了這麼一個狗屁玩意，基本上你跟他談什麼都屬於鬼扯，簽多少合同都屬於廢紙。

對於這樣一個鳥人，我們該怎麼收拾他呢？

除了暴揍一頓，徹底把他打服，沒有其他辦法。

那該如何來做到這一點呢？

對加關稅固然是一個好辦法，但這招屬於化骨綿掌，見效太慢。

因為美國的4月到8月本來就是銷售淡季，再加上大家原來還有庫存，比如我們在美國倉庫裡的存貨，就能支撐兩個月。

這就會讓關稅的上漲，不會馬上傳遞到美國民眾那裡，這就給了川普繼續折騰的本錢。

即便是將來造成了物價上漲，美國的貨架空空，但其實如果他要是真的願意死扛的話，也不是完全沒辦法解決的。

因為對付化骨綿掌也是有解藥的，大不了他又採用疫情期間的辦法，直接給美國人發錢唄！

如果他在中期選舉前，利用關稅的收入，給每個美國人發個幾千美金，那愚蠢的美國選民，馬上就會忘記所有的痛苦，立刻抱著他的大腿叫爸爸了，搞不好又讓他贏麻了。

我在去年就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媒體對特朗普的政策目的，幾乎全都誤讀了呢？》，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的這篇文章，說的就是這個可能。

拋售美債絕對是一個好主意，但問題是太耗內力，你拋得越多，你的後手就越小，你的威懾力就會逐漸減弱。

再加上美債終究還是要用美元來結算的，他要是一發狠，多印點美元全部接住，別說是九萬億了，再多也不過是美聯儲賬上的一個數字而已，你這招依然不能將他置之死地。

這就像我們的國家隊，入場維護股市一樣，無論你拋多狠，我們都能接得住，因為鈔票就是我們自己印的，無非就是成本高一點，但想拉還是能拉得起來的。

雖然這會導致美元貶值，但問題是川普不就是想讓美元貶值嗎？你怎麼會知道，這不是他的一個既定目標呢？

雖然有傳言說，這兩天他被嚇得半死，但如果他真的把這事想明白了，來個王八吃秤砣的話，其實他是完全可以無視的。

而且我們還必須還要看到，美元是國際貿易的基礎，儘管現在美債的利息上升，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元的霸權地位。

因為你只要搞國際貿易，你就離不開美元，你還得用美元來做生意，所以多出來的美元，在恐慌一陣之後，最終還是要轉向美股和美債的。

因為沒有其它對標物，能承擔這麼大的金額，黃金也做不到這一點。

當然，這只是最壞的可能性，也許川普只是虛胖而已，幾招下來就能打到他滿地找牙，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放鞭炮慶祝了。

但問題是，貿易戰在本質上，已經是中美的國運之爭，巔峰對決了，這我們可輸不起，萬一川普要爛板搭橋，死撐到底的話，恐怕光是這些招數還是不夠的。

所以對付川普這條毒蛇，必須要拿出武功絕學，直接打在川普的七寸上，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打得他跪地求饒，打得他生無可戀，那該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畢竟耗得太久，我們的付出代價就會越大，因此我們就必須知道，美國的七寸到底在哪裡呢？

很顯然，就是美元霸權。

正是因為有了美元霸權，所以美國才變成了全球最大的甲方，川普才可以這麼倡狂。

因此在這場貿易戰中，其他的手段固然重要，但唯一能贏的辦法，就是要直接打垮美元霸權，摧毀美元作為世界貿易貨幣的壟斷地位。

這就是我一再反復強調的，我們一定要號召全世界，共同發行一種，用於替代美元的國際貿易數字貨幣。

不管我們能不能立刻實現這個目標，但只要我們把這套方案擺在桌面上，作為談判的籌碼，川普馬上就必須跪地求饒，因為這就是他的七寸。

那為什麼這套方案，一定能夠一劍封喉呢？

因為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點，今天世界之所以會走到這個地步，並不是因為有了一個叫川普的狗東西，擔任了美國總統，而是因為當前的國際貿易規則，它在本質上就是不合理的。

因為它的運行方式是，國際貿易的基礎貨幣是美元，需要由美國來提供，因此美國就必須放棄製造業，就必須是貿易逆差，就必須債臺高築，否則就沒有美元可以流動，也就不存在什麼美元霸權了。

所以美國雖然獲得了美元霸權，並不是沒有代價的。

但問題是，長期的貿易逆差和債臺高築，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遲早都會扛不住的，所以這套貿易體系註定是要崩潰的，因此不論有沒有川普，這一天終究都會到來。

如果繼續按這個邏輯走下去，要麼就是全球貿易崩潰，要麼就是美國完蛋，這件事從本質上來講，就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即便沒有川普，遲早也會有另一個美國總統，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只是川普吃錯了藥，以為靠關稅就能讓美國即能獲得貿易順差，又能繼續維持美元霸權，這根本就是癡心妄想。

我很早就知道這事不靠譜，陸續寫了幾篇文章，就是為了說明這一點，只有各國共同發行一個替代美元的全球貨幣，全球貿易才能繼續得下去。

但很多朋友看了我的文章之後，依然有很多疑問，那今天我乾脆就把它徹底說明白。

我們從一個最簡單的角度來講，我們要想全球貿易能順利進行，就必須要有一個全球貨幣，但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一旦承擔了這個全球貨幣的責任，那這個國家就會陷入美國的困境。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的第一個結論，那就是這個貨幣必須是超主權的，而不是用人民幣來取代美元。

接下來我們就要想，全球貨幣的本質是幹什麼用的？

當然是用於國與國之間，貨物交易的等價信用交換物。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出第二個結論，這個貨幣的發行量，是應該以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量為基礎的。

不僅僅包括出口額，也應該包括進口額，順差要算，逆差也得算。

那有人可能會問了，出口額我們能理解，但進口額憑什麼也能作為發行貨幣的基礎呢？

原因很簡單，他能向你買這麼多東西，說明他原先也有本事能掙到這個錢，別管這個錢是怎麼來的，反正當初他有。

其實我們現在和美國做生意，所能掙到的美元，不也是美國人給我們畫的大餅嗎？

美國不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嗎？

但只要這個大餅大家都相信，那全球經濟就會繁榮，中國不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嗎？

所以如果同時有很多個國家參加的話，那大家各自所占的貨幣發行份額，就應該按照各自在國際貿易總量中，所占的百分比發行，逆差也得算進去。

只有秉持這個原則，這個貨幣同盟才能搞得起來，對等發行是關鍵，這樣才沒人覺得自己吃虧。

儘管這個邏輯看起來不合常理，但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麼運行的。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證這個貨幣不被少數國家控制，受到外交和戰爭的影響，具有全球的公信力呢？

這我們就要感謝科技的進步了，恰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叫作數字貨幣的東西，它在本質上是去中心化的，誰也拿捏不住誰，正好能夠滿足這個需求。

現在美元所承擔的責任，完全可以由這個全球數字貿易貨幣來承擔。

上述的三點，就是全球數字貿易貨幣的理論基礎，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它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好處呢？

首先它會給所有的參與國政府，帶來一筆額外的收入，第一次發行的時候，基本上能遠遠超過它們現有的財政預算。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全球貿易資料，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通過共同發行全球數字貿易貨幣，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憑空增加了財富，馬上就會讓所有的參與國一夜暴富，經濟直接起飛。

有朋友可能會問了，這不就是亂印錢嗎？

那你錯了，因為這個錢本來就是存在的，只不過名字叫美元，原來是由美國政府單方面發行的，現在變成了各個貿易參與國自己發行，所以它不是亂印錢，不會帶來通貨膨脹。

也有朋友可能會說了，那美國會不會瘋了呢？

恰恰相反，如果美國人能稍微冷靜地想一想，這中間的門道的話，它就會發現，如果它也願意參與的話，它將佔有最大的發行份額，未必是件壞事。

從長遠來講，這對美國也是有好處的，畢竟美元霸權是不可維持的，主動實現軟著陸，總比陷入現在這個怪圈強。

如果它想不清楚也沒關係，我們不正是要用這個方法來召集盟友，組成統一陣線，共同來對抗川普的貿易戰嗎？

一旦加入了這個貨幣聯盟，參與國之間的貿易量馬上就會翻倍，誰還會在乎美國的那一點市場？川普還能鬧騰個什麼？

這個貨幣所能帶來的第二個好處，就是讓所有的參與國，都會熱情地擁抱自由貿易，因為你的貿易量越大，增長得越快，你下一次能夠發幣的份額就越多，世界就會走入一個良性循環，也會減少戰爭和衝突。

誰要是再設置關稅壁壘，誰就會成為最大的傻子。

這個貨幣所能帶來的第三個好處，就是能正式奠定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的位置。

因為在這個貨幣同盟中，最大的產品輸出國就是中國，最大的原材料購買國也是中國，這就必然會讓中國經濟再次騰飛，成為世界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現在所有的問題，都將不再是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大部分的錢都會流向中國，但因為貿易額的擴大，也會讓那些逆差國，有資格發更多的錢，這樣就不會引起他們對中國的敵視。

這件事在本質上，就是把美國現在承擔的責任，分散給更多國家去承擔，讓他們先嘗到甜頭，至於將來的問題，以後總會有解決辦法。

既然現在這套國際貿易規則，都能運行了這麼多年，還沒有徹底崩盤，那將來的問題，將來總有解決辦法。

畢竟人類到現在，也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只要是大家都搞自由貿易，中國必然就會成為最大的贏家，這是沒辦法的。

至於發財之後要不要照顧一下窮朋友，那是以後的事情，但前提是你得先發了財。

這個貨幣所能帶來的第四個好處，就是它不會對各國的經濟主權構成威脅，因為它只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貨幣，也就不會引起他們更多的擔憂。

更具體的解釋，請大家參看我的文章《錢從哪裡來？》，還有人工智慧對我這個方案的評價，《人工智慧說了，這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提出的這個方案，是不是明顯地優於現有的世界貿易規則呢？

是不是它更具備可行性，更能為各國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呢？遠遠超過了美國人賞給他們的那一點點油珠珠呢？

更重要的是，這個全球數字貨幣方案，非常符合跨國集團的利益，一定能獲得他們的支持，而他們的支援，往往比很多國家政府的支援還重要。

你想像一下，像蘋果這樣的公司，雖然在美國上市，在美國搞研發，但工廠卻在中國，印度和越南，全球都是它的市場，利潤又放在愛爾蘭，他們只需要對股東負責，早已不屬於任何一個單一國家了。

只不過他們現在掙的錢還是美元，美國還是他們最大的市場，因此美國政府可以輕鬆地收拾他們，通過關稅政策來脅迫他們，所以美國政府才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但如果他們掙的錢是全球數字貨幣，全球的市場都得到了蓬勃發展，大家都搞自由貿易，他們隨便到哪兒都能掙得到錢，就沒人能捏得住他們的命門了，你說他們願不願意呢？

因此當我們把這個方案擺在桌面上的時候，你覺得川普會有什麼反應呢？美國政界會有什麼反應呢？

當然是慌的一逼！

這才是真正打蛇打在七寸上，不管我們能不能馬上實現這個方案，至少拿出來也會把川普嚇得半死，他必須立刻就跪，絕不會有意外。

以後一旦不聽話了，我們就隨時把這個緊箍咒念一念。

至於有人說，如果我們提出這個方案，美國會報復我們，我們不怕嗎？

關稅都加到145%了，還能怎麼報復？

來一場熱戰？

那美國會死得更慘，因為如果我們提出這個方案的話，全球的民意肯定是傾向於我們，大部分國家的政府，也會樂見其成，各大跨國集團，也會在暗中幫助我們。

畢竟當我們提出這個方案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燈塔，我們就站在了世界的道德制高點上，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贏了就是他們贏了。

更何況，中國今天的軍事實力並不弱於美國，我們也是有核大棒的，美國要膽敢遠渡重洋，跑到我們家門口來鬧事，那必然會叫他有來無回。

所以還有什麼值得擔憂的呢？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有這個辦法，不僅僅是最好的辦法，也是見效最快的辦法。

即便是只用來談判，那也是最佳的王牌。

川普掀起的這場混亂，如果我們應對得當的話，那將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機會，時不我待，川普能不能變成川建國，就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住機會了。

好了，就寫到這裡，請大家諒解我再次重複這個話題，因為贏的方式只有這一個，沒有之二，五千年的中華文明能不能再次造福人類，就看我們自己了。

所以我必須再解釋一次我提出的這個方案，畢竟這關係到了我們的國運，作為一個堅定的愛國者，我自然也不能置身於事外。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