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小湖

indy

我們所講述的歷史到底怎麼來的？

施展

同學問，從北魏到隋朝，這一時期的歷史既有連續性，又有斷裂性，連續與斷裂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國古代歷史的走向？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跟另外同學的一個問題可以聯繫起來，他問東亞和歐洲的歷史都有比較清晰的線索，但是廣大中亞地區的歷史非常散碎，該怎麼理解這種現象？

這裡涉及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所講述的歷史到底是怎麼來的？

你第一反應可能是，因為有人記錄，後人才能講述歷史。但問題是，為啥有人會去記錄呢？這問題你可能覺得莫名其妙，但要知道，讓人覺得歷史值得記錄，這是有條件的。

首先你的文化中就得有一個穩定連續的時間觀。

這是啥意思呢？咱們換個角度來解釋，為啥人們會去研究物理？肯定是覺得世界是有可以解釋的穩定規律的。我用一個小球去撞擊另一個小球，它會往哪走，具體是啥角度、啥速度，都是有規律可循的，於是我研究物理就能夠解釋世界。如果我用一個小球去撞擊另一個小球，撞完了它變成了42號混凝土，再撞一次它又變成了野生的三角函數，世界毫無規律可言，我就不可能去研究物理了。

再回到剛說的穩定連續的時間觀，只有你覺得人世間的事情是有一定的邏輯可循，你才會覺得歷史是值得記錄的。注意啦，這裡所說的有邏輯可循，並不是說去發掘歷史規律，而是說你能從事件當中發掘出前因後果。所謂規律，是指A出現了，緊跟著的一定是B，所謂前因後果，是指A出現了，緊跟著的不一定是B，也可能是C，是D，甚至可能是個野生的三角函數，都沒一定，但哪怕是個野生三角函數，你也能解釋，為啥A後面會跟著這麼個東西。只要能把這個邏輯給發掘出來，前因後果能一環一環地接續下來，我說的那個穩定連續的時間觀就出現了。

那麼，在中國這邊是什麼時候出現穩定連續的時間觀呢？

依照上古的傳說，在黃帝大戰蚩尤之後，繼承黃帝的五帝之一顓頊帝做了個重要工作，“絕地天通”。在此之前，遍地都是巫師，到處都是怪力亂神，誰都能跟上天溝通，天靈靈地靈靈一番就請到神靈降臨，突然開個超級外掛，把你能夠理解的事件的因果鏈給打破，那麼穩定的時間序列也就被打破了。這玩意兒你倒是也能記錄，但是記錄的東西會亂七八糟，沒法形成可以讓後人理解的歷史。而所謂絕地天通，就是不許你們這幫巫師到處亂降神了，跟上天溝通的權力被打包壟斷給了君主，說得更準確點，是打包壟斷給了君位，也就是君主這個職位，君主只不過是君位的法人代表而已。君主以外的其他力量都不能跟上天溝通，沒有莫名其妙的外掛了，事件之間就能夠形成可理解的因果鏈了，穩定連續的時間觀出現了。於是，能被後人理解的歷史記錄就出現了。

緊跟著一個重要的變化又會出現。與神靈相關的神聖事務是不能交易的，也就不能從利益、效率出發做功利計算。但是不與神聖相關的世俗事物，都是可以交易的，可以從利益、效率出發做功利計算。對於相信怪力亂神的人來說，這些也都是神，是不能交易的，於是這種地方的很多事情都跟神之間有外掛關係，都沒法被系統地組織起來。而實現了絕地天通的地方，把怪力亂神給收編之後，外掛也收編了，就可以把大部分事情都基於利益和效率給系統地組織起來，形成高效率、大規模、可擴展的秩序邏輯，對於周邊那些天天降神的地方會形成顯著的競爭優勢，可以對它們進行武力壓制。絕地天通這邊就會形成大規模的政治秩序了。

聽到這你就會發現，記錄歷史這個事情，看上去是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在幹的事，實際上它是會轉化出巨大的硬實力的。這也是真正的人文學科它的重要性之一。

在中國的上古時代，君主身邊也有很多巫師，其中一種叫做“史”，就是歷史的史。但是有了絕地天通之後，這些人不再負責降神了，而是變成負責記錄過往，歷史就出現了。也許你還記得，我在前面講過司馬遷是儒家文化世界的大祭司，我當時那麼講是有意的，在儒家文化裡，歷史作為信仰存在，記錄歷史的人就成了祭司，而史官在最初本來就是巫師的一種，說他是祭司那可一點都不違和。

不止是中國，其他的文化中也是需要有一個怪力亂神被收編的過程，然後才會產生穩定連續的時間觀，才有能被理解的歷史記錄。否則的話，就是各種難以理解的零碎故事。

但是光有穩定連續的時間觀還不夠，還得有一個人群能夠一直認可這種時間觀，從而把過去的人記錄的歷史也當做自己的歷史來看，這才能有那種所謂的連續性。

時間觀的底層是文化和信仰。在近代以前，還沒有進入世俗化的時代，如果你們的文化和信仰彼此大不相同，則你們相互之間不會接受對方的時間觀，你也就不覺得你當下生活的這片土地上，前人所留下的記錄是你自己的歷史。這與你跟前人有沒有血統傳承都沒有關係，只跟你們有沒有文化傳承有關係。我讀過一本寫考古學家的書，印象特別深，19世紀末有英國考古學家在今天伊拉克的土地上發掘出古巴比倫的很多遺址，當地的阿拉伯酋長覺得特新鮮，但並不覺得這些東西跟自己有關，認為那都是別人的東西，只是剛好埋在自己的土地上了而已，所以英國人花點錢想要帶走也沒啥。我猜想其中可能會有不少酋長是跟古巴比倫人有血統關聯，但文化關聯斷了，彼此在心理上也就沒啥關係了。到了現代民族主義誕生之後，每個國家都要去構造自己的民族敘事，要把當下的自己跟古遠的過往聯繫起來，才能從文化上論證自己的正當性，在這之後的伊拉克人才會覺得英國人是搶走了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會兒的伊拉克人裡面也會有不少人跟古巴比倫人是沒有血統關聯的，但只要建立起文化關聯，那就是自己的祖先。

說了這麼多，再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的斷裂性和連續性怎麼塑造了中國歷史呢？斷裂性來自於什麼？或者來自胡人到來後怪力亂神的某種回歸，或者來自不同文化信仰導致的時間觀對撞，連續穩定的時間觀被打破了，相互不認了，當然就斷裂了。連續性又來自什麼？來自各種胡人君主在競爭中發現，只有接續起之前已經存在很久的時間觀，才能提升自己的組織規模和效率，而且不這麼玩的胡人君主都失敗了，於是連續穩定的時間觀就又重建起來了。

那麼，為什麼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歷史都有清晰的線索，中亞地區的歷史非常散碎呢？一方面，東西兩端收編怪力亂神相對容易，而中亞地區各種綠洲是散落分佈的，在這種情況下，收編怪力亂神的難度要大不少，所以有清晰線索的歷史記錄就不如東西兩端。另一方面，東西兩端的文化多樣性相對來說不算太大，而中亞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實在是太大了，彼此之間經常是各種不認，你記錄的東西跟我沒關係，我幹嘛要理你的？我要記錄的話，就自己新開一局。但是別人又不認我的，他又會再開一局。

這兩個原因疊加在一起，就使得中亞地區的歷史看上去極為散碎。而你之所以能看到這些顯得散碎的歷史，還是因為有現代的歷史學家把那些新開出來的各種局給想法拼在了一起，形成一個連續的時間序列，沒有這種拼接過程的話，你看到的就更碎了。

前面說的這個可能有一點燒腦，但是如果把這些底層邏輯搞清楚，你就能擺脫很多種忽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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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問，粟特人可以在古代中國建立密集的商業網絡，為什麼當時中國商人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商機？自己不走出去？

實際上，在粟特商人大放異彩的時期，中國這邊的商業是很不發達的。當時中國長期處於亂世，中原地區是各種自給自足的塢堡莊園，沒有足夠大規模的商人群體，也就沒法走出去。再一方面，還有個文化原因，就是中原的傳統文化還是安土重遷的。在中原內部來回遷徙還行，要說去遙遠的異文化地區長期定居，這在心理上是個巨大的難關。而你沒有足夠的人到遠方去長期定居，就建立不起來橫跨大區域的商業網絡，你要跟那些有大區域商業網絡的商人群體競爭，就很有難度。

到近代，中國商人遍及海外，又有個歷史過程。首先是伴隨著古代歷史上幾次巨大戰亂，人口大規模南遷，於是東南沿海的人口開始變得稠密了。而這些地方人多地少，人們在本地很難生活，不得不到海外去討生活，福建兩廣地區的人開始大規模移民海外。那怎麼克服在異文化地區長期生活的心理難關呢？辦法就是，把宗族結構也帶走。所以你到南洋去，就會看到各種各樣的祠堂，這就是把宗族結構帶走了。對於華人群體來說，在現代金融系統不發達的情況下，這種宗族結構剛好可以提供替代性的信用基礎，只要是同宗族，天然地彼此間就是可以低成本地形成信任關係的，遠距離貿易網路基於宗族網路就能建立起來了。所以到了近代，中國商人就能大規模地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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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三欠：手欠，嘴欠，腦子欠

吳軍

今天和你聊一個很多人，包括我們自己可能都有的毛病，我把它們總結為“三欠”。

欠這個詞，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俗語，我們小時候常說一個人太欠，欠打欠揍，或者嘴欠，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個詞，查了下網路，大意是瞎管閒事，沒事找事，惹麻煩之類的意思。如果誰能給我一個非常確切的解釋，歡迎你告訴我。

手欠

據我觀察，人有三欠，第一欠是手欠。

什麼是手欠，就是亂摸亂動。一個人到博物館去，亂摸展品，結果把一個價值昂貴的古董打碎了，這就是手欠。手欠是人們常有的毛病，不該動的東西亂動。手欠的範圍非常廣，我不妨和你分享三個我身邊的例子。

你如果看一些美國影視作品，會見到這種場景，某個人回家，發現鑰匙忘了帶了，然後從家門口的花盆或者墊子下面取出一把備用鑰匙。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五十年前還有人這麼做，今天賊早就知道這招了，因此沒人把備用鑰匙放在那種地方。不過，經常有人把備用鑰匙放在鄰居或者附近的朋友家裡。我的一位朋友就是這樣做的，他家離我家不遠，我就稱他為鄰居吧。

有一天，鄰居打電話來，說能不能去給他開門，我正在外面打球，知道這事緊急，就匆匆趕回去了。替他開了門後，鄰居千恩萬謝，後來還給我們送了個小禮物。事後聊起來，鄰居說，自從他們國內的父母來探親，家裡就麻煩事不斷。在美國，人們有時在院子裡幹活，不會鎖門，把門帶一下就好，當然在院子裡幹活，也不會揣著一大串鑰匙。大部分鎖會有一個按鍵，按下去才是鎖死。

他們國內的父母偏偏有出門要鎖門的習慣，即便家裡院子裡有人。那天就是這樣的情形，他在院子裡幹活，老人出門散步，把門鎖死了，結果只好麻煩我去開門。我說這倒不麻煩，不過你得叮囑老人管住自己的手，別闖禍。不說不要緊，我一說，他就向我吐槽了一大堆的事情。比如他不用電腦時不會關機，老人為了省電，看到電腦電源的燈閃爍，時不時會給他關了，讓他不勝其煩。最要命的一次，是把後院的門給搞壞了。美國有些院門的結構非常複雜，先要往某個方向扳一下把手，然後才能打開或者鎖上。老人學不會，用蠻力，就把鎖搞壞了，結果修鎖花了近千元。我安慰了他幾句，後來他們家老人回國了，他如釋重負。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我家老人的。有一次我去她那裡，聞到一股特別臭的氣味，老人常常鼻子不靈聞不到。最後我發現，是她吃的剩菜捨不得倒掉，又怕落灰，就隨時蓋了個蓋子。因為蓋了蓋子，就看不見裡面的東西了，放久了可能就忘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在美國，沒有人用不透明的容器或者蓋子裝食物，一般用透明的保鮮膜，就是為了看得見。家裡如果有發黴的東西，對老年人的肺傷害極大。老人和我講，她也知道這個道理，就是過去的習慣，隨手蓋上了。我講，那就要管好自己的手。

第三個例子就有點悲催了。我的一位朋友，就叫她小常吧，有一次他們度假去了，好心把房子借給了來遊玩的朋友。小常有一套特別好的刀具，是大馬士革鋼刀，還有一套特別貴的法國鍋具。她對朋友千叮嚀萬囑咐，不要用那兩套東西。結果回來發現，鍋給用壞了，因為用了不當的布擦拭，刀顯然也用了，因為朋友的手給割傷了。小常氣得恨不得和朋友斷交。她的朋友可能覺得，不就是用一下麼，我小心點就是了。但對於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動手常常就會闖禍。

前面三個例子都可以歸結為兩個字，就是手欠，雖然他們的原因不同。在前兩個故事中，手欠是因為老人們自己過去的生活習慣和今天的環境，或者今天周圍人的生活習慣格格不入，第三個故事是因為出於好奇，或者對他人的叮囑滿不在乎，對人不尊重。其實手欠的原因特別多，但表現都一樣。一個人要是想從原因上杜絕手欠，其實不容易做到，但是時刻記著有“手欠”這個詞，能不動手就不動手；需要動手前，先慢三秒鐘，很多手欠的事情就可能不做了。

嘴欠

說完第一欠手欠，再說說第二欠嘴欠。我想很多人都有周圍人嘴欠，最後惹大禍的經歷。嘴欠的主要表現有這樣三種：

第一種，講話不看時機，不看場合和對象。比如小梅這次考試沒考好，吃中午飯的時候，小常在飯桌上還一個勁地講考試的事情。再比如，明知道小梅和小趙是情敵，小常還一個勁地在小梅面前提小趙，就屬於嘴欠。

平時朋友之間，嘴欠就算了，頂多惹人不快；但如果在掌握你前途命運的人面前嘴欠，那可就不只是開玩笑的事了。古人甚至可能因此丟了性命，隋朝名將賀若弼就是一個例子。他是開國功臣，因為功勞大被隋文帝封為宋國公。但他有一個毛病，就是嘴欠，講話不看對象，把滿朝文武都得罪了一遍。一次，隋文帝責問賀若弼，大意是說，我任命高熲、楊素為宰相，你卻放言說他們兩個人是飯桶，是什麼意思？朝臣們紛紛請求治他死罪，但隋文帝念在他的戰功，雖然批評了他，冷落了他，也只是讓他賦閑在家。隋煬帝登基之後，賀若弼不看對象，還嘴欠，就被以“口舌罪”誅殺了。今天我們不會因為說錯話就丟掉性命，但嘴欠帶來的代價，依然不可小覷。

第二種，講不合時宜的話，包括傷害聽眾的笑話。這類例子很多，我們就不舉了。

第三種，說話帶著明顯的情緒。有些人在談話時會根據情緒的起落，來決定說話的口氣和方式。比如自己情緒低落，好好的話非要反著說，陰陽怪氣地說。一個人傳遞出的信息，是否被對方接受，一半是靠信息本身，一半是靠傳遞信息的方式。明明是好話，卻要選一種很糟糕的表達方式，不得不說是嘴欠。

人為什麼會嘴欠？有人覺得，這只是自己不會說話，缺乏技巧。這是表面現象，更深的原因是有些人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很少考慮他人的感受。嘴有時像把刀子，毫無顧忌地說話不僅會傷人，常常也會反噬到自己。

腦欠

最後，我們說說第三欠腦欠。這個詞你可能沒有聽說過，因為是我總結出來的。我們先通過一個例子，看看腦欠的表現。

我曾經有一位同事，他總是把簡單的問題往複雜了想，特別是擔心別人會做一些對他不利的事情。有一次他去谷歌的幼稚園接自己孩子，接到孩子後，覺得孩子無精打采，而且回家後像餓鬼似地吃了很多東西，於是他就擔心孩子在幼稚園被虐待了。他問孩子，孩子說在幼稚園好著呢，這裡不排除孩子小，說不清楚的原因。但是他又不好直接去問老師，因為畢竟進谷歌幼稚園讀書不容易，結果就悶悶不樂。

第二天，他和同事說起這件事，同事說，幼稚園的老師都是認真挑選的，應該不會做虐待孩子的事情，是不是孩子累了，或者病了。同事還提醒他說，谷歌幼稚園都是有監控的，家長能看到。這話倒提醒了他。於是他時不時地就去看即時監控，發現他的孩子不好好吃飯，也不好好睡午覺，到了下班放學時，自然就無精打采了。後來周圍朋友聊起這件事，對他說，你為人心思太重，腦子總想著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這樣生活負擔就太重了。

世界上總不缺胡思亂想的人，如果只是做一些白日夢就罷了，但很多人動不動就和自己過不去，就是我說的腦欠了。腦欠有這樣三個表現：

第一，把別人的問題攬到自己身上，習慣自怨自艾。

最愚蠢的一種行為，恐怕當屬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了。有人總怕別人不喜歡他，同事和領導排擠他，然後就把原因歸於自己，拼命討好人家。其實那可能都是自己想像的事情，人家並沒有不喜歡他，即便真不喜歡他，可能也是別人的原因。因此，不要自找煩惱，更不要代人受過。

第二，經常盯著消極面。

大部分事情總有兩面。如果只是盯著消極面，總是想著自己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別人對自己說話的態度不友善，腦子裡的不愉快想法就無法釋懷。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好的、吃虧的事情上，煩惱和麻煩自然會越來越多。

我有一位朋友心態就特別好，人活的很開心。有一次無意間他和我講了一件事，他和太太一起在家得寶買了一瓶花肥。回家後打開蓋子，發現裡面密封的薄膜沒了，顯然是被人打開了，而且花肥還少了1/3，恰巧發票還搞丟了。他太太心裡就有點不舒服，不僅覺得吃虧了，而且對前面那個偷走花肥的人感到氣不過，就想回店裡理論。我這位朋友就講，這事就當它沒發生就好，心裡憤憤不平的傷害，要遠比那1/3瓶的花肥多得多。花很多時間去理論，實際上是自己在揭自己的傷疤。這位朋友講，這種事最好不要過腦子，有了一次教訓，下次買的時候小心不就好了。

我事後就在想，這不是簡單心態好的問題，而是他腦子就很少去想那些糟心事，因此人才活得開心。

第三，過度解讀別人的想法。我講了一個例子，假如妻子告訴你，今晚她和新同事去吃飯了，要晚點回來。這句話，沒有弦外之音，就是去和新同事吃飯了。但很多人想像力會很豐富，最後是徒增煩惱，這也是一種常見的腦欠表現。

人非聖賢，手欠、嘴欠、腦欠，這三欠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有。因此，人要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嘴，至於保持頭腦的清醒，關鍵是要承認世界的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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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大財富報告出爐，大分化背後的財富邏輯

馬江博

每年年中，全球各大諮詢機構，都會發佈上一年的《全球財富報告》，而如果把這些報告做成“合訂本”一起看，大概率就能看到當下最直接的財富趨勢。這幾天，我就做了這件事，在看完之後，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大分化，不同階層走在完全不同的歷史十字路口。

我會從這些財富報告給出的數據出發，帶你搞懂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財富浪潮到底是怎麼來的，要如何觀察判斷。

造富的大分化

我們先來看看，財富報告中呈現出的大分化現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裡的“分化”，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上：

第一，全球財富進一步向頂級富豪集中。注意，這裡我用的詞是頂級富豪，而不是“一般的有錢人”。根據全球諮詢與科技服務公司凱捷集團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24 年財富超過3000萬美元的頂級富豪，這些人的財富整體增長了6.3%。相比之下，財富在500萬到3000萬之間，和財富在100萬和500萬之間的人群，他們的財富增長，就分別只有4.3%和2.6%了。這很反常，照理說財富基數越小，增長應該越快，但現在完全反過來了，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富者更富”了，而是更集中在極少的一部分人。

在全球財富管理領域有著領軍地位的瑞銀集團，發佈的另外一份《全球財富報告》，更讓我看到了另一個分化。相比不同人群在財富增長上的分化，區域之間的分化更嚴重。瑞銀的報告顯示，2024 年全球個人財富整體增長了4.6%，但不同區域之間簡直是“冰火兩重天”：美洲增長了11.35%，亞太地區只增長了2.85%，而歐洲、中東、非洲等，增長就只有0.44%，還不到1%。

綜合來看，信號已經很明確了，全球財富還在瘋狂向美國所在的美洲地區聚集，而我們所屬的亞太地區，目前並沒有處在造富浪潮中，而是處在一段需要我們靜靜等待的週期中。

什麼才是真正的造富浪潮？

好，我剛剛提到了一個詞，造富浪潮，那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造富浪潮呢？

我用中美兩個國家歷史上的兩個造富浪潮來說明下：

首先，來看美國，它的上一輪造富浪潮是2010年到2019年這段時間。我列一組數據，你感受一下：從宏觀看，在這九年時間裡，美國的名義GDP增長到了21.54萬億美元，九年下來的累積增長率達到了43%。對於美國這種發達國家來說，這個增速算挺高了。

再從微觀的個人與家庭維度來看，美國的人均個人收入增長了37%，同時代表股市的標普500指數上漲了192%，要知道，股市在美國家庭資產中舉足輕重，結果就是美國家庭的中位數收入上漲了39%。注意，我這裡用的是中位數數據，是不會被超級富豪拉高的數據，所以更能體現美國“典型家庭”的情況。

再來看中國。距離我們最近的一輪造富浪潮，應該是2008年到2021年，這一輪是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大基建和城市化的紅利浪潮，以及一部分人的互聯網紅利浪潮。在這一輪造富浪潮中，中國的名義GDP增長了2.6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2倍，人均可支配收入，它的中位數也接近了3萬元，增幅不小，而全國房價的均價曾經增長到了最高2.9倍。

從宏觀數據來看，中美過去十多年都經歷了極其強勢的造富浪潮，而兩國的區別主要在驅動力上：美國靠的是股市，我們靠的是樓市。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出現了更多的科技中產，而中國出現了更多的房產中產。這兩類中產在面對不確定時，背後的抗風險能力是不同的。

判斷造富浪潮的幾個條件

好，簡單回顧了美國和中國的造富浪潮之後，我們繼續講講判斷造富浪潮的條件。

首先，造富浪潮肯定是跟隨了大趨勢，是大趨勢的一部分，但不是所有趨勢，都有機會促成造富浪潮，尤其那些利好大多數人的浪潮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在我看來，大的造富浪潮的形成，至少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外部條件。關於這一部分國家的貨幣調節手段非常多，不只是你常聽到的降息降準，還包括公開市場操作、定向再貸款、結構性工具等等，往往會綜合使用。你可以把這個條件理解成“老天下雨”，大家才能接到水，否則就是要自己辛苦地去挖井找水。所以我們要關注趨勢和政策，要知道雨什麼時候下，下多少，是“局部降雨”還是“整體降雨”。

具體怎麼判斷雨勢範圍呢？我就拿國家的最新動向給你舉例。2025年5月，關鍵利率下調了10個基點，同時5月、6月又釋放了萬億元級別的流動性。同時，國家強化了結構性定向工具，比如5000億元的“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以及首期額度3000億元的“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等，這些措施你可以理解為強化“局部降雨”。這些定向工具的高頻使用，意味著大雨只在局部，其他地方享受不到。說白了，我們看政經趨勢，其實就像看天氣預報。

好，接下來說第二個條件，就是要完成資產的初級積累，這是個人的物質條件。直白點說，看到老天下雨之後，有人是用盆去接，用缸去接，但是有人只能用碗，甚至只能靠自己的雙手來接。這裡提到的缸、盆、碗和手，就是不同人積累的資產。因為老天下雨，也就是貨幣寬鬆帶來的造富浪潮中，資產升值要比工資增長快很多，所以誰的資產多，誰能接住的財富就多。靠工資增長，大概率一場雨過去，可能就留下手裡這一點。因此，在造富浪潮中，核心不是工資的上漲，而是資產的上漲。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那什麼樣的資產更容易升值呢？至少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稀缺。物以稀為貴，比如一線城市黃金地段的房產。反過來，那些在三、四線城市或者大城市郊區的房產，如果沒什麼光環加成，就可能漲得最慢、跌得最快。

而高潛力資產的第二個條件，是能產生可持續現金流，從而對抗週期風險。還是說房產，如果你的房子能收到不錯的租金，來補充你的貸款，那麼度過下行週期的概率就大很多；反之，如果一個人背著房貸壓力，房子也沒有租金收入，現金流一斷裂，大概率就只能認虧離場。當然，這只是粗略的判斷，畢竟房產價值，在週期的不同階段都不一樣，之後有機會，我還會再展開。

而關於資產積累的現狀，中國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更多人有了資產的初級積累，這也會加大不同人群在財富浪潮中的受益可能性。當然，每個人的資產結構不同，面對經濟週期的風險和機會也不同，對於大多數普通家庭來說，主要還是不同城市的房子，導致了不同的結局。這個話題我們有機會再展開詳細說。

前面兩個條件，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資產的初級積累滿足了，你就有了初步的“上牌桌”的可能，但接下來這個牌怎麼打，是爛牌打贏還是好牌砸在手裡，就要看你的判斷了，這是第三個條件，個人的主觀認知。說到判斷，我要提醒你的常見誤區，是根據慣性來做判斷，有太多人因為慣性而忽略了大趨勢。比如有人選擇多買幾套房，但你在房產狂飆的時候加杠杆買房，和現在加杠杆買房，結局完全不一樣；有人選擇實體創業，比如開餐館、做白酒代理等等，但在大消費這個賽道，幾年前和現在，又是截然不同；也有人膽子更大，追求高收益的理財產品，甚至是不太正規的理財產品，但這兩年爆雷的結局你也看到了。

這些選擇背後的趨勢變化，我講過，就是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發展得太好了，世界也太和平了，而現在經濟和大環境的週期變了，大部分中國人沒經歷過，有的人可能都沒意識到，更不知道怎樣應對。換句話說，我們有太多的樂觀判斷，是上個週期的投射，但它此刻變成了風險，等你意識到的時候，已經不可避免了，這就是我常說的，很多人是看著後視鏡往前開車。所以這幾年，中國中產階層財富湮滅的速度遠超想像。

給你的幾點建議

把判斷財富浪潮的整個過程梳理清楚，你會發現，每個階段要做的事情，其實都不一樣，我概括成12個字：看天識雲、躬身入局、建立城牆。而在當下環境下，一個健康的財富增長模式應該是：少部分時間用於進攻，大部分時間用於防守。

在這個過程中，最先要做的，就是識別潛在的造富浪潮和風險，而這本質上是⼀個信息處理和模式識別的過程。具體來看，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發現宏觀結構中的“勢能差”。要知道大江大河的大洪流，都是天然地從地勢高的地方，流向地勢低的地方，這就是時代浪潮，細分下來，主要是這三股力量：

一是技術正逼近臨界點，突破之後社會效率會帶來極大提升。所以，要及時關注新興的技術突破。我們這門課程也一直在關注新興技術對產業、就業的顛覆性影響，你跟著觀察就好了。

二是政策轉向。要特別關注那些剛剛升級成國家戰略的領域，那些中央和地方都在關注的領域，以及那些有產業政策、產業基金、具體獎勵措施的領域。比如我多次提到的低空經濟。

三是資本聚集。注意關注頂級投資基金這些“聰明錢”的流向，如果它們集中在一個細分賽道，這個賽道當然值得重點關注，這意味著，最敏銳的資本已經就未來趨勢達成了“非公開的共識”。

但同時滿足上面三點的，有可能是普通人擠不進去的少數人的機會，是真正的大玩家才有的機會。所以，對普通人來說，真正實用的第二步，是向下聚焦，找到浪潮的落腳點，也就是找到足夠多的落地場景、能解決大規模人群痛點的大眾機會。比如銀髮經濟、跨境電商等等，這一類機會，不是說比低空經濟等更強，而是對我們來說，機會更容易把握。

第三步，繼續向下聚焦，連接⾃身的稟賦。對普通⼈來說，把宏觀、中觀的信號與⾃身的知識、技能和興趣做深度綁定，這就是你的獨特⽣態位，也是乘上財富浪潮的最關鍵⼀步。對普通人來說，真正的“好浪潮”，一定是你划得動、接得住的浪，而不是一個把你打翻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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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別人為什麼這麼難？

碧樹西風

讀者問我，怎麼才能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

開門見山地給出結論，不存在這種事，你問的問題，不成立。

如何說服別人這個話題早在幾千年前，就被系統的分析，展開，討論過。

寫這篇學術論文的人，叫韓非。對，就是那個韓非子。

韓非子寫過《說難》這個話題，就是說，想要遊說別人是很難的。

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發生在宋國。

有一個富人，家裡牆壞了，鄰居和兒子都提醒他修牆，他沒有修，遭了賊。

他誇獎自己的兒子有先見之明，卻懷疑賊就是鄰居。

另一個發生在衛國。

國君有個寵臣，有一次盜取國君的車子回去照顧生病的老母，國君沒有怪他反而誇獎他孝順；還有一次，他把自己吃剩的桃子拿給國君，國君反而覺得他懂得分享。

但後來他恰好死在這兩件事上，因為他失寵了，國君想起往事，看法變了。

覺得他盜車的行為，證明他可能為了私利而背叛，而他把吃剩的桃子給君主的行為，證明他內心深處，毫無敬畏可言。

你看，不僅兄弟可以重定義，發生過的事情的評價也可以重定義。

所以韓非子在說什麼呢？

他告訴你，觀人術只是第一步，觀人術只是幫你獲取資訊的。

拿到資訊後怎麼做，是第二步。

韓非子在論文當中，給出的建議做法就是那八個字：尊重人性，尊重利益。

尊重人性體現在你要肯定對方，你要給對方情緒價值。

尊重利益體現在你要首先去想，他到底要什麼，而不是只聽他說了什麼。

開會的時候每個高管都會講企業發展，都會講技術演進，但這未必是大家心裡想的。

每個部門都有各自的利益，每個高管都有各自的盤算。

一個人通常有兩種需求，一個是面子，一個是裡子。

面子體現在他希望自己是對的，自己被認同。

裡子體現在他真實內心想要的，未必方便說出來，所以需要你幫他提案。

你充分考慮到了他的裡子，又顧及他的面子，他才會被你說服，或者說，假裝被你說服。

因為其實沒有人能夠被別人說服，你只是在迎合他。

所謂你說服對方的那點事兒，是你需要在交流的過程中，自己夾帶私貨藏進去的。

而不可能是你開誠佈公的告訴對方，你是個S叉。

真要這麼幹，你比楊修還招恨。

所以有句話很真實，人只能被天啟，只能認識到自己本該認識的事情，並不存在被別人說服這回事。

你比如，曹丕要以魏代漢，這是裡子，這是曹丕的需求。

但是曹丕不可能講出來，我要代漢，這涉及面子。

那麼架在中間的橋樑是誰？是華歆。

華歆帶領文武百官說服漢獻帝，多次主動要求禪讓，曹丕多次義正言辭的拒絕，下次不要了，結果對方下次還來送禮，三辭三讓之後，方才完成這個過程。

這就是照顧了曹丕的裡子與面子的說服案例。

那麼同樣，華歆在說服漢獻帝的過程中，也是一個裡子與面子的結合。

漢獻帝的訴求是保命，這其實是他的裡子。

但是他不希望展現出一副怕死的模樣，不希望是人家威脅自己，自己不得已退位。

他希望的結果是他主動給你可以，但是你主動來要不可以，他需要一個臺階，既能保命，又能證明自己不是因為怕死。

那麼華歆給了他這個理由，一通雲裡霧裡的證明，這是天命。

漢獻帝只是遵從了天命，主動安排曹丕來接任，而不是受到威脅，因為怕死而讓位。

所以不存在華歆說服了漢獻帝，而是漢獻帝所求本就如此，他本就願意棄位保命。

否則，他就會像後來曹髦的選擇。

面對司馬昭的威脅，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

王沈勸他，裡裡外外都是司馬昭的人，陛下何故造反？

曹髦表示，自己不是漢獻帝，自己是有血性的，於是沖出宮廷，駕駛馬車，揮舞著劍，要斬了司馬昭。

當然，毫無意外地死在亂軍之中。

是王沈的言辭不夠犀利，口才不如華歆麼？

不是，是曹髦的裡子，和漢獻帝的裡子，並不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誤以為誰說服了誰，實際上，不過是誰迎合了誰。

只不過，在這個迎合對方的過程中，你是可以夾帶私貨的。

當初是賈詡出主意，讓張繡投降曹操，這是因為張繡自己本來就想投降曹操。

但是降曹之後，曹操讓張繡的嬸娘鄒氏做了三陪，張繡受此侮辱，既沒了面子，也沒了裡子，他今後在曹營裡，沒法混。

於是就埋怨賈詡。

賈詡只得出主意，趁其不備，發動叛亂，結果曹操逃得一命，長子，侄子包括保鏢典韋，都折了。

這個過程中，難道是賈詡說服張繡叛亂的麼？

不，是張繡自己要叛亂。

因為張繡的蛋糕已然被動了，他在曹營得不到尊重。

此時此刻，即便賈詡勸張繡隱忍，張繡也不會答應。

那麼張繡就只剩兩個選擇，一個是去曹操處告密。

但此時此刻的曹操還沒有見識到張繡的威力，在他眼裡，張繡不過是個聞風而降的慫包軟蛋，這種人造反大概率不成。

而你賈詡背主告密，必是小人。於是連帶賈詡，也不會得到什麼賞識與前途。

那麼他就只剩一條路，促使張繡叛亂成功。

所以他不是想要出這個主意，而是只有這個主意可行。

那麼等到第二次選擇，等到曹操與袁紹開打，賈詡再次說服張繡降曹，又是什麼原因？

還是那個原因，張繡本意要投降。

你換個人，把張繡換成劉備，你把宛城交給劉備，你看劉備投不投降？

別說賈詡來說沒有用，諸葛亮來說，都沒用。

說到底，是劉備本意不要投降，張繡本意要投降。

投降這件事是張繡的裡子，他就這麼個訴求，無非投降誰的問題，他沒有確定。

在這時候，賈詡就開始夾帶私貨了。

他建議張繡投降曹操，理由是他判斷，袁紹必敗，你看，郭嘉那小子那麼聰明，比我賈詡都聰明，他都不跟著袁紹混，都要投曹操。

說明袁紹忒不靠譜。

如果你張繡投降了袁紹，回頭袁紹被曹操打敗，你將無路可走。

畢竟你曾經殺死過曹操的長子，侄子以及保鏢典韋。

所以你只能選擇投降曹操，因為曹操要面子呀。

曹操如果不接納你，不重用你，不去展現他的周公吐哺，他的不計前嫌，試問，他還怎麼收復天下豪傑，平定亂世呢？

張繡聽了，直拍大腿，善。於是從之。

賈詡有沒有夾帶私貨？

當然有。

他嘴上都是為張繡盤算，心裡考慮的都是自己未來的發展，如果他覺得曹操必勝的話。

賈詡說的那些大道理，僅限於曹操未能一統之前。

一旦曹操完成了統一，他還用得著善待張繡麼？

所以長久來看，張繡必死。

後來果然如此，即便曹操不計前嫌，曹丕始終耿耿于懷，時常斥責張繡殺了他哥，給對方施加心理壓力，迫使他為了保全族人而自殺。

但張繡死後，也沒能保住族人，而是被滅族。

這些，以賈詡的聰明才智，不可能想不到，但是他故意沒說，這就叫夾帶私貨。

那麼有人就會問，韓非子講的都是奸臣之道，逢君之惡。

那麼古來賢臣又是怎麼從事說服工作的呢？

答案很簡單，他們並不從事說服工作。

你比如田豐勸諫袁紹，他在不在乎對方是否接受？

其實是不在乎的。

他知不知道對方不僅不會聽，而且會記恨自己，要殺自己？

他是提前知道的。

但他還是要那麼做，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為了說服對方，而是為了自己的身後名。

他田豐不希望史筆如鐵，回頭記錄袁紹失敗的過程中，整個陣營裡面連一個有識之士，連一個耿直的謀士都沒有。

所以他不是勸諫袁紹去了，他是為自己留名，為了證明自己去的。

這個過程，就跟海瑞上治安疏一個道理。

海瑞不是寫給嘉靖看的，他是寫給史書看的。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古老到早在韓非子的年代，就已經被完整的，系統的論述過了。

不存在說服別人這件事，無非你怎麼選。

你可以逢君之惡，你可以夾帶私貨，順便賣拐都可以，賈詡就這麼做的，沒毛病，而有好處拿。

你也可以自說自話，不為說服別人，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講。只為後來驗證，我這個天氣預報，准不准？

穿越幾千年的時光，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比如在互聯網上，如果你跟大家講，需要拉動國內高端消費，否則富人必然把錢花在別國的高端商品領域。

而且只有這麼做，才能促就業，才能真的去解決越來越多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和中年人。

有沒有網民聽了會開心？幾乎沒有。

因為多數人都是沒錢的，你這番話出來，人家第一感覺就是你的屁股不正，你怎麼不站在我的立場上，考慮我的訴求？

你看到關鍵了麼？

關鍵不是你講了什麼，而是你給別人的感覺，你是不是向著我的？你是不是為我說話的？

你只要向著大家，大家就會覺得你好，你就會收穫流量與粉絲，你就會成為大V。

因為99%的網民，都是不可能思考的，他們需要的是感覺。

他們需要的是你告訴他們，他們是被愛著的，問題是立刻可以解決的，十年的事情一天就可以做到。

這就是99%的人的訴求，你必須撒謊，必須迎合，也只有撒謊和迎合，才能得到認可。

至於你靠譜不靠譜，根本不重要，因為99%的人，是找感覺來了，不是找靠譜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的幾乎所有大V，都是順著人性的這個毛去捋，就像賈詡忽悠張繡的過程。

無論他們講大棋也好，講小棋也罷，那都是一通忽悠，最終只有一個落腳點，就是哄得你舒服，講你愛聽的。

而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放棄韓非子告訴你的逢君之惡這條路，就等於主動放棄了99%的觀眾。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那天講的觀人之術，只是起點，尊重人性，尊重利益，才是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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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告訴你，少在意無關緊要的事情

吳軍

我們講了，人不要腦子欠，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不要胡思亂想。那麼，怎麼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這就要講到一位先哲的思想了，這個人是法國啟蒙作家蒙田。

蒙田其人與思想

今天，人們給蒙田貼上了不少的標籤，包括啟蒙哲學家、人文主義作家、懷疑論者等等。其實蒙田的哲學思想並不成體系，因此他和稍晚一點的笛卡爾，在哲學上是不能相比的。我個人認為，蒙田最重要的身份是人文主義作家。蒙田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希臘語、法語和拉丁語。他有間斷的從政經歷，擔任過宮廷的顧問和波爾多市的市長，但是因為身體不好，大部分時間在旅遊和修養。在此期間，他寫下了一生主要的著作《隨筆集》。

蒙田的思想和中國的道家學說有些相似之處。蒙田是一個超脫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很輕，對仕途也沒有太多興趣，放棄了大好的政治前途，一頭紮進自家的書齋潛心讀書寫作，過起了隱居的生活。這個舉動有點像中國的隱士陶淵明，當時很多人對這種做法並不理解。然而他那種既超脫塵世，又看重現世生活，強調人的價值的想法和做法，卻讓後世很多作家稱讚不已。

蒙田留下了很多名言，其中有一句，《隨筆集》的英文版本是這麼說的，“Nothing fixes a thing so intensely in the memory as the wish to forget it”，這句話直譯過來是說，一件事你越是想要忘記，它越是會深刻地留在記憶裡。而我更傾向於它的意譯版本，“當你停止在意，一切自然歸位”。我覺得這句話特別體現出他的人生智慧。

放不下，是人生苦源

今天大部分人，對很多事情都太在意了，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在意身邊人比如父母和子女的生活，在意自己當下的生活意義，在意將來，也在意過去一些經歷對自己留下的陰影，等等。

比如，很多人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努力融入別人，希望被別人認可，結果是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不屬於自己期待的樣子。你不妨想想，是否曾經因為擔心別人的想法，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

又比如，很多人為自己的子女操心了一輩子。子女都三四十歲了，他們還在操心。而他們的子女，卻是不勝其煩。

再比如，很多人沒有考上好大學，就有一種挫敗感。但其實站在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可能當時的準備、資源或者狀態，確實還不夠上好大學。因此，這種挫敗感只是因為當時設定了不合理的目標。

總的來說，操心、思慮太多是一種常見困擾。很多人，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擔心自己不該擔心的事情，這種事情包括三類：

第一類，是在生命中微不足道、並沒有深遠影響的事情。比如今天小王在辦公室裡讓我下不來台。這些事情幾乎每天都會發生，如果太在意，生活一定很壓抑。

第二類，是擔心了也沒有用的事情。比如成年子女的未來，或者得了絕症之後生命的長度。兒孫自有兒孫福，父母沒辦法為他們保駕護航一輩子，更何況，過分的關心常常還會起到反作用。至於生命長短，每個人都想活得長久，但生命終有終結，也是改變不了的。你如果是一位醫生，會很清楚一個絕症病人能活多長時間，操心、擔心，都沒有用；但你也會發現，幾乎沒有人接受你的看法。

第三類，是本來就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好大學，或者不屬於你的戀人等等。

人們之所以會擔心或者操心這些事，是因為人有很強的控制慾，總是想控制自己的未來，控制世界上的未知事物。

舉個例子，有很多人熱衷於算命、看星座，就是因為那些人試圖通過算命，來知曉未來明明不確定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並不是像明天太陽一定會升起那樣可預測，或者可控制。就像很多體育比賽的結果，常常不到最後一分鐘，結果就是未知的，有變數的。而你作為電視機前的觀眾，無論怎麼求菩薩保佑，也不能幫助自己下注的隊伍取勝。還有很多事情，雖然結果是確定的，而且可能已經確定了，卻是由別人決定的，你著急也沒用。比如單位最近在提職稱，結果已經確定了，但還沒有通知到普通員工，你還不知道。這個時候，不管你是放寬心，還是乾著急，得到的是同樣的結果。既然如此，何必要為它焦慮呢？

放下執念，擁抱真實和自由

蒙田發現，人們通常有兩個弱點。

第一，人常常成為自己想法的囚徒，動不動就陷入無盡的擔憂。一方面，人們明知道生活有很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卻還要死死抓住控制權。我們前面的例子，都反映出人類的這個弱點。

第二個弱點，是拼命追求一種不屬於自己的成功標準，特別是渴望最好、最完美的東西。比如很多人找結婚對象，提一大堆要求，全世界能滿足那種要求的，根本也沒有幾個人。很多人之所以條件很好，也渴望結婚，但到了很大的年齡還是單身一個人，就是非要找到一個完美的伴侶。但我們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不完美的，周圍人的婚姻也不是完美的，憑什麼我們得到的就必須完美？還有少數人，不僅要別人完美，還對自己過於苛刻，要求自己完美，這其實也是辦不到的。

對此，蒙田展開了逆向思維，如果我們根本不在乎這些事，會怎麼樣呢？當你不再在乎完美，就會開始接納周圍的人，也會接納自己的缺點。當你不再在乎外界的認可，你就開始為自己而活。就像蒙田說的，其他人把感情分散在數不清的知親好友身上，分散在自己的功名富貴問題上，而我全放在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安寧上。

當你不再試圖掌控一切，你就發現世界其實非常大，一切皆有可能。這種辯證的思想，很像道家的學說，你越少試圖證明自己，你就越強大。你不妨看看身邊那些最自信，最有人格魅力的人，是否總在尋求認可，尋求控制一切。他們看起來都是輕鬆自在的，不被小事所困擾，而且活得真實。

現代心理學表明，人們都喜歡和“真實”的人打交道。你會被他們的真實所吸引，並不會要求他們完美。既然如此，我們何必希望周圍的人把我們當完美的人來看待呢？蒙田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在這個道理被揭示出來之前，他就根據自己的經驗，早早洞悉了人性的奧秘。蒙田認為，當你擺脫對於失敗和他人看法的恐懼，就會獲得一個最寶貴的東西——自由。

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自由。但是，真讓一個人自由地去做事情的時候，他又瞻前顧後，擔心失敗；讓一個人自由地講出心裡話的時候，他又擔心別人的看法；真讓他自由生活的時候，他又會去操不必要的心。這仿佛是一個悖論。

但事實上，只要一個人放下執念，不再過度憂慮，內心就會平靜，就能集中精力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同時，人際關係也會改善，機會也就會隨之而來。如果你要做決策，因為放下了執念和瑣事的煩惱，這時候決策就是基於你的真實想法，你做起來會很輕鬆，也會對你最有利。

今天，很多人做決策的時候總是猶豫不定，就是因為考慮的瑣事太多。一項決定，如果想要滿足所有的條件，那就難了，把不重要的瑣事從考慮的清單上刪除，做決定就容易多了。人一輩子的道路，就是一次次抉擇的結果。每次做決定都被瑣事干擾，必然影響抉擇的結果。很多人每次到了分岔口，總是選一個最差的結果，就是因為太在意瑣事了。

蒙田除了勸我們放下執念，不要被瑣事干擾，還告誡人們，不要把生活塞進一個不適合它的框架。我講過，今天社會上有很多其實不需要的所謂“剛需”。那些並不需要的剛需，放在一起，就是一個不適合我們生活的框架。人們常常有很多煩惱，有些是來自于現實本身，有些則是來自於社會和環境在我們頭腦裡的幻象。為這些幻象去奮鬥，不值。

當然，蒙田講的不在意，並不意味著要過懶散和逃避現實的生活。蒙田認為，人應該接受不完美，接受不確定性，然後去過一種真實、輕鬆的生活。蒙田注意到，有些人成功似乎是輕而易舉的，而有些人拼盡全力卻還在痛苦中掙扎，這倒不完全是能力的差異。而是前一種人輕裝前行，後一種人包袱太重。你可能注意到一個現象，有時候你越是刻意追求什麼，常常得不到，但是如果你用一種輕鬆的心態去對待它，那件事可能反而辦成了，那個想要的東西也就得到了。

結合我們講的，不要腦子欠。想想蒙田給我們的建議，越是放下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執念，越能找到真實的自己，獲得的結果就越好。人生是不可預測的，完美是一種幻覺，而自我接納才是最高形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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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邏輯下嚴肅文學的崩潰

王路

今天我們討論“嚴肅文學的命運”，就像一群馬車夫在討論“如何改良馬車”，而窗外，福特汽車的生產線已經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轟鳴。問題的關鍵，早已不是一輛馬車比另一輛跑得更快，而是馬車這個物種，在新的競賽規則下，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

這場競賽的規則，就是“工業邏輯”。

工業邏輯的核心是什麼？是可複製、可量化、可預測。它憎恨一切模糊的、個人的、無法被數據捕捉的東西。它只有一個目標：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地生產出能滿足最大公約數需求的產品，然後迅速佔領市場。

網路文學的崛起，是工業邏輯在文字領域的第一次大獲全勝。它精準地將人的閱讀需求拆解為一個個“爽點”——升級、打臉、懸念、嗑CP——然後像生產線上的螺絲釘一樣，精準、穩定、海量地供給。讀者每一次點擊、催更、打賞，都是一次即時的數據回饋，説明“生產線”調整參數，確保下一批“產品”更受歡迎。在這個體系裡，文學不再是創造，而是一種基於使用者數據的“算法優化”。所謂的頭部IP，就是這條生產線上最成功的爆款產品，它的勝利，是資本和數據的勝利，與藝術無關。

但這場勝利，還只是摧毀了文學的“通俗市場”。更致命的打擊隨之而來。當短視頻、長視頻、遊戲這些“重工業”入場後，工業邏輯的威力被發揮到了極致。它們用更強烈的視聽刺激、更即時的互動回饋，更成癮性的機制設計，來爭奪同一個東西——所有人的注意力。

一個需要你花費十個小時，沉浸在一個複雜、甚至可能讓你感到痛苦的人物內心世界裡的嚴肅文學作品，如何與一個15秒就能讓你哈哈大笑的短視頻競爭？

答案是：沒法競爭。這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賽。嚴肅文學追求的是“濃度”和“深度”，而工業邏輯追求的是“效率”和“粘性”。這就好比一瓶需要十年時間窖藏的紅酒，被要求和一罐流水線上生產的可樂，去比拼誰更能瞬間解渴。結果不言而喻。

如果說，這只是外部的碾壓，那麼嚴肅文學的崩潰，更是源於其內部的腐朽與失能，這讓它在工業邏輯的鐵蹄面前，毫無還手之力。

首先是經濟基礎的崩塌。當一個行業的大多數從業者連體面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時，談論理想和藝術追求是虛偽的。這導致了最優秀、最有活力的頭腦，必然會流向那些能提供回報的領域。留下的，要麼是少數能靠其他方式維生、真心為愛發電的“聖徒”，要麼就是我們看到的，那些在僵化的體制內“混圈子”的人。

“圈子化”是堡壘從內部被攻破的開始。當文學不再面向廣闊的時代和社會，而只是一小撮人之間相互唱和、彼此授予獎項的遊戲時，它就徹底失去了活力。他們不瞭解、也不屑於瞭解大眾的真實生活與焦慮，他們的寫作與這個火熱、喧囂的世界產生了“生殖隔離”。他們寫出的東西，自然無法提供我們所渴望的“認知價值和審美價值”，因為他們的認知和審美，早已停留在了自己的小院高牆之內。

而當靈感枯竭，創作力衰退，但又需要維持“作家”的體面和利益時，會發生什麼？抄襲醜聞便應運而生。這不僅僅是個人品德的敗壞，更是一個失去生命力的肌體，內部開始潰爛的表徵。

所以，我們不必再糾結於那些非虛構寫作或頂尖的類型小說是否算是“嚴肅文學”的火種了。在龐大的工業邏輯面前，它們最多只能算是一些“高品質的手工作坊”，或許能贏得部分消費者的青睞，但根本無力撼動工廠的統治地位。它們和短視頻、遊戲一樣，都在同一個邏輯的戰場上廝殺，只是武器沒那麼精良而已。

最終，工業邏輯完成了最致命的一擊：它不僅僅是在市場上打敗了嚴肅文學，更是從根本上取消了嚴肅文學的“合法性”。當一切價值都可以被流量、點擊率、變現能力所量化時，那些無法被量化的東西——比如人性的複雜、思想的深度、語言的韻味、對靈魂的拷問——就會被判定為“無價值”。

嚴肅文學就此崩潰。它不是輸給了網路文學，也不是輸給了短視頻。它是輸給了一個時代。一個以工業邏輯為最高圭臬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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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視野下的國際大變局（下）

馮玉軍

聯合國面臨挑戰

上一講我們講到特朗普再次上臺所引發的美國內外政策變化，這一講我們來談這一變化對國際秩序，尤其是對我國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之外的國家在國際秩序中扮演什麼角色。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俄羅斯一直被視為既有國際秩序的“顛覆者”。這些年來，它多次通過戰爭手段試圖改變國際格局、打破現有制度安排。無論是在格魯吉亞、克裡米亞，還是在當前的俄烏衝突中，俄羅斯的行為邏輯始終是挑戰西方主導的秩序體系。

相比之下，中國的角色更偏向“修正者”。我們並非試圖徹底推翻既有秩序，而是希望在保持整體架構的基礎上，對其中不合理、不公平的部分加以修改與完善。

至於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家，它們更多是在制度立場、戰略利益上與美國保持一致，是現有秩序的“捍衛者”。

過去，美國一直被視為既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並不難理解：因為它是該秩序最大的受益者。自二戰結束以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制度基本是由美國主導建立的，美國既是規則制定者，也是長期的利益主導方。過去幾十年裡，美國一直在努力維持這一秩序的穩定性。

但現在，局勢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美國，作為這一秩序的締造者和長期受益者，如今也越來越覺得既有國際制度不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

在聯合國，美國開始抱怨中國與俄羅斯頻繁動用否決權，在關鍵問題上跟它唱反調。早些年，美國就已經在推動聯合國改革，企圖改變它的運行機制。而到了特朗普重新上臺之後，卻出現了美國與俄羅斯立場趨近，跟歐洲傳統盟友漸行漸遠的局面。

這種前所未有的狀況，直接導致了聯合國逐步喪失原本應有的功能。它難以有效發揮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事實上已經接近“制度性失效”。

WTO（世界貿易組織）亦是如此。在經濟規則層面，近年來WTO也不斷被邊緣化。它解決爭端的機制長期癱瘓，談判進展陷入停滯。

為此，全球興起了一系列“替代性機制”——例如《美墨加協定》、美國和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與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這些區域性自由貿易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WTO功能弱化的空白。

然而，特朗普上臺之後，這一趨勢也被嚴重擾亂。他不僅對簽有自貿協定的墨西哥、加拿大加徵關稅，還對歐洲徵收高達25%的關稅。這種單邊主義行為，嚴重衝擊了原本正在推進的地區一體化進程，破壞了多邊合作的基礎。

未來的世界經濟秩序將走向何方？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自由貿易的原則是否正在被逐步摒棄？會不會出現重商主義重新回潮，各國互相加徵關稅，經濟方面的民族主義抬頭的局面？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必然會導致國際貿易總量迅速下滑，國際貿易指數下降，全球化的進程也將因此被嚴重中斷。

當下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是：在美國日益推行重商主義的背景下，中國、歐洲、日本等其他主要經濟體，是否有可能建立起更為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通過加強三方之間的經濟聯繫，減輕美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維護全球產業鏈和貿易體系的穩定，從而盡可能避免全球化的全面崩塌。這是一個極為重要且現實的問題，它的走向將決定未來全球經濟合作的基本格局。

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如今的國際秩序正在經歷二戰結束，甚至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紊亂和劇烈的動盪時期。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多邊國際體系同樣面臨嚴重的功能性削弱。自2014年克裡米亞危機以來，俄羅斯頻繁動用安理會否決權，導致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在應對全球安全事務時的效能大幅下降。

而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之後，這一問題更加突出，聯合國的權威性和執行力遭到嚴峻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有多達83個聯合國成員國聯合提出改革倡議，要求限制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加速推進聯合國體制改革。甚至有成員國提出，應徹底取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

如果美國的立場繼續發生根本性變化，對聯合國持破壞性態度，那麼聯合國作為全球治理核心機制的功能將進一步被削弱。這不僅削弱它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能力，也將為全球局勢的穩定帶來更大風險。

中國周邊安全格局

在中國周邊的安全格局上，特朗普上臺前，美國一度積極推進“印太戰略”，通過強化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的聯盟關係，試圖構建一個多層次、跨區域的安全體系，以對中國形成包圍式威懾。這一戰略在拜登任期內尤為突出，實際上給中國構成了較大的安全壓力。

但特朗普重新上臺之後，這一格局也在發生變化。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觀點，特朗普實際上是在主動削弱美國對傳統盟友的安全承諾——一方面要求盟友支付“保護費”，另一方面則在削減自身對地區安全責任的投入。

對日本是如此，對韓國也是如此，甚至對臺灣地區也出現了類似傾向。這反映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深刻轉向，也使得亞洲安全格局充滿不確定性。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的一篇文章明確指出，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個重要政策方向就是“臺灣自己管自己的事，美國不再插手”。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未來台海局勢將會呈現出什麼樣的變化？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在美國逐步降低對台安全承諾的背景下，台海問題的解決是否可能被大幅提前？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景，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區域戰略格局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這是一個所有人都需要高度關注的重大問題。

從更廣的格局來看，特朗普的政策衝擊波，正在推動全球與地區安全體系發生前所未有的重構。如果特朗普不放棄他“帝國主義式”的政策邏輯，未來我們將可能看到以下三大趨勢加速發展：

·帝國主義思維的回潮：像特朗普、普京這樣的強人政權，一旦形成一種“只要我是大國，我就有權使用武力壓制小國”的邏輯，這種做法很可能成為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的效仿對象，進而導致國際關係規則的系統性倒退。

·地區衝突頻發：今天的俄烏戰爭只是開始，未來類似的地緣衝突可能在全球多地“接力上演”。霸權主義的蔓延將不斷製造新的不穩定熱點。

·全球軍控體系面臨崩塌：冷戰時期確立的一系列軍備控制條約已經接連瓦解，美蘇退出反導條約、中導條約已成現實。最近，一些歐洲國家也在考慮退出《渥太華公約》這一反地雷公約。而俄烏戰爭所傳遞出的一個可怕信號是——沒有核武器，就無法自保。這種認知正日益在中小國家中擴散，全球核軍控體系面臨全面崩潰。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周邊本就已被多個核國家環繞：印度、巴基斯坦、朝鮮都已具備核武器。最近，韓國公開表示希望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日本發展核武器的能力和資源也是唾手可得的；臺灣地區事實上也具備核武器開發的潛力。如果這一趨勢失控，將引發地區軍備競賽，整個東亞安全格局將面臨巨大動盪，全球也將深陷一片混亂。

與此同時，原有的安全聯盟體系正在加速鬆動。北約內部裂痕加深，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動的印太同盟機制也出現調整。這些變化將顯著提升全球範圍內的安全風險，特別是在歐洲和亞太地區，地緣安全的不確定性正在迅速上升。

全球化也在特朗普政策的衝擊下進入了新的下行通道。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開始大範圍斷裂與重組，全球化進程遭遇了結構性挫折。貿易戰初期的“去中國化”趨勢，就是全球產業重構的開端。

而2022年俄烏戰爭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去掉對某個國家依賴的邏輯。僅僅三年時間，歐盟就在能源領域基本擺脫了對俄羅斯的依賴，俄羅斯已被徹底踢出歐洲能源網路，這是全球地緣經濟格局中的一個重大變局。

如今，隨著特朗普重返政壇，他的高關稅政策將進一步衝擊全球經濟體系，全球化可能遭遇新一輪重創。

李嘉誠近期出售他在全球的43個港口項目，包括巴拿馬運河在內的核心資產，這並非偶然。我個人認為，這是李嘉誠對全球化下行趨勢的精準預判。他意識到，全球化可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停滯，甚至出現結構性斷裂，因此選擇迅速套現，這是“一葉知秋”的典型案例。

我們還看到，過去幾年中，很多中國企業原本在中美貿易戰之後計畫“借船出海”，將產業鏈部分轉移至墨西哥、東南亞或加拿大，如今也遭遇了挫折。特朗普此次上臺後對墨西哥加徵關稅，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這些“曲線出口”中國企業的遏制手段。

因此，在當前國際格局劇烈變化的背景下，中國未來在對外經濟合作中將面臨更加複雜、更加關鍵的選擇。對於每一家企業而言，選擇什麼樣的合作對象、佈局在哪些區域，已不再是單純的商業決策，而是關乎生存與發展的大事。

與此同時，大國關係也在經歷結構性的調整。過去，美國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而將俄羅斯視作“有限的敵人”。中俄則是名義上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然而，隨著特朗普的再次上臺，美俄之間關係迅速靠近，直接衝擊了國內很多人原本認為“中俄攜手共同抗衡美國”的戰略設想。如今，俄羅斯反而在有意引導美國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以轉移對自身的壓力。

與此同時，美歐之間的傳統盟友關係正在加速斷裂。美國在安全承諾上的反復與違約，讓歐洲國家深感失望，也逐漸意識到——歐洲的安全已無法再依賴美國，必須靠自己重新武裝、獨立應對安全挑戰。

這一變化不僅會重塑全球大國關係格局，也將深刻影響世界產業鏈的重新佈局。比如，歐洲已經推出了8000億歐元的軍工振興計畫，德國單獨也推出了2000億歐元的軍備擴張預算。未來歐洲軍工產業的發展潛力巨大。

本來，特朗普意圖通過推動歐洲提高軍費，從而帶動它們購買美國軍火，繼續從中獲益。但如今連F-35戰機都可能因政局變化“淪為廢鐵”，歐洲對美國的信任已幾近破產。

這也為中國企業乃至中國政府層面的外交合作提出了新課題——在歐洲軍工領域的興起中，能否找到中歐之間的利益契合點？

然而，即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依然面臨另一個風險：俄羅斯、朝鮮、伊朗等國家正試圖將中國拉入它們的地緣聯盟中。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並非真正尋求長期合作，而是試圖從中國獲取政治、經濟、安全上的支持與好處，並將中國推向前臺，作為他們抗衡美歐的“擋箭牌”。

對此，中國必須保持清醒。切忌被動“重新陣營化”，更不能因為一時的戰略便利而捲入不必要的地緣博弈。中美關係、中歐關係已經足夠複雜，如果再背負這些國家的包袱，只會加重中國的外交負擔。

此外，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2014年克裡米亞危機，再到當下的俄烏戰爭，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務實外交”正成為各國的核心戰略，也就是在風雲莫測的國際局勢中，如何最大程度地維護本國利益。

特朗普宣導“美國優先”，正是這種外交邏輯的極致體現。其他國家也在採取類似策略。

在這方面，土耳其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案例。在俄烏戰爭中，土耳其一方面公開譴責俄羅斯、支持烏克蘭主權完整，還向烏克蘭出口軍火；另一方面，俄羅斯卻不得不繼續向土耳其出口天然氣，甚至向它尋求幫助，調解俄烏衝突。

更令人矚目的是，土耳其在敘利亞問題上成功打擊阿薩德政權，佔據重要戰略地位，中東影響力大幅提升。而就在前幾天，困擾土耳其多年的庫爾德工人黨宣佈解散，這是土耳其長期外交博弈的重要勝果。

從這些案例來看，無論是土耳其還是印度，一些國家已經在複雜地緣局勢中遊刃有餘地開展“實用主義外交”。

因此，對中國而言，我們不能只憑實力強大而盲目自信，更要持續提升我們的外交運籌能力與戰略智慧，在全球格局不斷動盪中穩住自身，謀得主動。

另一個近年來在國際關係領域非常突出的趨勢是：絕大多數國家的對外政策正在日益“內向化”。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國家將“解決本國問題”置於首位，外交更多地被視為內政的延伸——為經濟服務、為社會穩定服務，而不再單純強調外交的擴張性或外部影響力。這一趨勢，對於中國的外交戰略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此外，對於中國而言，還有一個深層次的思考問題：大國崛起的邏輯正在發生重要轉變。

前些年，《大國崛起》這部紀錄片在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它所呈現的是一種典型的“冷戰式崛起模型”——依靠航母、艦艇、航空航太等宏大工程展示國家實力。但進入21世紀以來，“大國崛起”的核心指標正逐漸從“宏大工程”轉向“精密能力”：

·工程技術上，從修建水壩、核電站、發射人造衛星，逐漸轉向晶片、量子科技、AI演算法等微觀層面的核心突破；

·制度建設上，從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開始向激發個體創造力、釋放社會活力的機制轉變；

·決策邏輯上，也從高度集權的層層審批，轉向靈活扁平的系統管理與快速回應能力。

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三位美國制度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詹森和詹姆斯·A·羅賓遜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正是：制度的關鍵，不在於它控制力多強，而在於它是否具備激勵創新與包容個體能動性的能力。這也可以看作是未來大國競爭力的一個新的標準。

在對外戰略層面，崛起的國家是否能夠真正實現“內外兩個大局”的高效互動，也是衡量現代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標準。我們是繼續保持相對封閉的“內迴圈”，還是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提升全球競爭力，這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分水嶺。

甚至在戰爭領域，大國實力的衡量標準也已悄然改變。過去是鋼鐵洪流、重型裝備、陣地對抗的“二戰模式”；現在，越來越向人工智慧參與、數據驅動、靈活扁平指揮的“智慧戰爭”方向發展。從傳統的“逐級請示、指揮僵化”，轉向前線作戰單元即時判斷、快速反應、演算法協同的新型作戰模式，這已成為未來軍事體系建設的重要趨勢。

因此，從工程技術到制度設計，從社會組織能力到對外戰略佈局，再到軍事決策機制，世界範圍內的“國家競爭邏輯”都在經歷深刻變革。

我們能不能識別這些趨勢？能不能主動適應這些變化？能不能在這些新規則下重構國家競爭優勢？這將決定中國下一階段崛起的廣度與深度。

綜上所述，今天我們從全球化談起，延伸到特朗普再次上臺所引發的美國內外政策變化，以及對國際秩序的重塑影響，最終引出了對大國發展邏輯的重新審視。這些變化不僅構成了新的國際博弈格局，也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了複雜且深刻的戰略挑戰。

中國外部條件動搖

俄羅斯曾經是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之一，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俄羅斯的局勢。

普京自2000年起執政至今，已經長達25年。如果要對他這段長期執政生涯做一個高度概括，大致可以歸結為三件核心事務：

一、政治層面：重建中央集權體制

普京在國內政治上的最大變革，是重新建立了一個“垂直權力結構”。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所確立的多黨制、議會制、聯邦制等制度形式，如今在實踐中基本被架空甚至廢棄。俄羅斯事實上已經恢復為一個高度集權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二、經濟層面：新舊寡頭更替，裙帶資本主義蔓延

在經濟領域，普京首先清除了葉利欽時代成長起來的“老寡頭”，然後又在自己身邊培養出了一批“新寡頭”。

這些新寡頭對俄羅斯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程度，遠遠超過了葉利欽時期。在普京主導下，俄羅斯的經濟結構形成了一種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或“寡頭資本主義”：誰與權力核心關係緊密，誰就擁有資源、專案與暴利的優先權。

三、經濟結構性衰退：去工業化與體系崩潰

這種寡頭壟斷體制之下，俄羅斯經濟結構出現了兩個深刻變化。

第一，就是長期、持續的“去工業化”。俄羅斯與中國在過去40年裡成功實現全面工業化形成鮮明對比，它在蘇聯解體之後的三十餘年裡經歷了系統性的工業衰退。

蘇聯時期構建的完整工業體系，因投資不足、設備老化、人才流失、產業鏈斷裂等一系列原因，幾乎完全瓦解。連一向被視為“國家命脈”的軍工系統，如今都難以為繼。

俄烏戰爭爆發至今已經超過三年，這場戰爭也充分暴露了俄羅斯工業體系的虛弱與軍工能力的下降。一個與俄羅斯實力根本不對等的烏克蘭，竟能將它長期拖入戰爭泥潭。

如今，俄羅斯甚至不得不向朝鮮、伊朗尋求火炮、導彈與無人機的支持，這在以往是難以想像的。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俄羅斯的工業基礎已經嚴重滑坡，它的自主軍工生產能力遭遇重大危機。

與上述“去工業化”並行發生的，是俄羅斯經濟的“嚴重原材料化”。

如今的俄羅斯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自然資源的出口——也就是“靠天吃飯”，依賴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上生長的木材、地下埋藏的礦產。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金屬、木材等自然資源，幾乎構成了俄羅斯國家財政的支柱。

然而，即便依靠這些資源，俄羅斯的國際市場地位也在不斷下滑。特別是在新能源革命加速、全球能源結構劇烈變動的背景下，加之俄烏戰爭的持續衝擊，俄羅斯的傳統能源出口市場——尤其是歐洲市場——幾乎在三年內徹底流失。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俄羅斯迫切要求與中國修建“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天然氣管道。因為如今，俄羅斯每年約有12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找不到出口市場，天然氣變成了“賣不出去的戰略資產”。因此，僅在能源領域，俄烏戰爭就對俄羅斯造成了結構性、深遠的經濟打擊，遠非西方制裁本身所能涵蓋。

在對外政策方面，普京執政25年來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重塑俄羅斯帝國。有人說他想“恢復蘇聯”，我認為這並不準確。今天的俄羅斯既沒有“蘇維埃制度”，也沒有“社會主義理想”，普京想恢復的不是蘇聯，而是“俄羅斯帝國”。

這一戰略並非始於2022年的俄烏戰爭，而是一個長期有計劃、步步推進的過程：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普京發動俄格戰爭；

·2014年：吞併克裡米亞；

·2020年：將白俄羅斯完全納入它的勢力範圍；

·2022年1月：出兵幹預哈薩克一月政變；

·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

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普京恢復帝國版圖、擴張地緣控制力的一整條戰略鏈條中的關鍵環節。俄烏戰爭，是這一戰略中最核心的一戰。這一切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很多人對此缺乏警覺。歷史已經給出了警示：中蘇交惡期間，蘇聯曾在中蘇、中蒙邊境部署百萬兵力，甚至一度擬定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的計畫。正是在那段時期，中國不得不實施“深挖洞、廣積糧”的備戰戰略，大量工廠從東部沿海撤離至內地山區，形成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我們不敢在大城市和沿海建工業，只能“深藏於山”，耗費巨大資源——這一切，正是對蘇聯安全威脅的直接反應。

因此，我一直強調：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得益於兩個極為關鍵的外部條件：

·中美關係的改善：中國得以被納入現有國際體系，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後，開啟了“黃金十年”的高速增長；

·蘇聯解體：我們擺脫了一個最大、最直接的安全威脅，國家戰略重心得以全面轉向經濟建設。

這兩個條件，是我們國家能夠專注發展、實現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然而，今天支撐中國發展所依賴的這兩個關鍵外部條件，都在發生歷史性的動搖。

中美關係正在經歷40多年來最劇烈的一次結構性調整，早已回不到過去的“蜜月期”。因此，俄烏戰爭的意義遠不止於一場區域衝突。我們必須從更宏大的歷史視角、地緣格局的角度去理解它對中國的深遠影響，而不能僅僅基於情緒化的好惡來選擇“挺俄”還是“反俄”。

從另一個維度看，在普京執政的這25年裡，俄羅斯事實上已經從一個全球一流強國淪為“二流國家”。無論是經濟體量、科技投入，還是軍事能力，均出現明顯的結構性衰退。

·經濟總量方面：俄羅斯GDP已經不及中國的廣東省，甚至低於山東省；

·科技研發投入：俄羅斯僅為中國的1/10；

·軍費支出：在俄烏戰爭前，俄羅斯軍費尚不及中國的1/4到1/5；

·綜合國力：中俄之間已實現歷史性的“實力反轉”。

對這種“反轉”，俄羅斯的內心深處是複雜的——他們對中國的崛起，往往懷有羡慕、嫉妒，甚至是戒備與敵意。

而這場俄烏戰爭，更加深刻地暴露出俄羅斯的戰略短板和時代滯後性：在中美已將戰略博弈聚焦於高科技主導的系統競爭時，俄羅斯仍停留在掠奪領土、軍事擴張的傳統帝國邏輯；在戰爭方式上，俄軍暴露出裝備老化、指揮僵化、補給體系混亂等多重問題，戰爭效率低下，現代化水準嚴重落後。

儘管如此，俄羅斯仍不容忽視。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並不來自“發展潛力”，而是來源於它強大的破壞力。俄羅斯是一個不安全感深重的國家，它始終以“帝國命運”“文明使命”自居，擁有根深蒂固的彌賽亞心態與擴張衝動。哪怕它的綜合國力衰退，它仍具備通過心理戰、資訊戰、認知戰這種“混合戰爭”的手段，來攪動地區穩定、引發地緣危機的能力。

這種能力在過去幾年內頻繁展現，無論是幹預歐洲選舉、煽動美國輿論分裂，還是在烏克蘭、中東、非洲等地製造代理衝突，都極具破壞性。對此，恩格斯的一段經典論述至今仍令人警醒。他曾指出：

“沙皇政府每次掠奪領土、暴力壓迫時，都會打著‘開明自由主義’與‘民族解放’的旗號。天真的西歐自由黨人對此深信不疑，就像保守黨人相信沙皇關於秩序、宗教、條約神聖的空話一樣。結果就是，俄國外交矇騙了歐洲兩大資產階級政黨，它同時被允許既是正統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

這段話今天依然適用於俄羅斯的對外策略。俄羅斯的對外敘事具有極強的多面性，它總能找到符合不同意識形態口味的“包裝”方式，無論是在歐洲、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有輿論影響力。

事實上，俄羅斯的資訊戰早已滲透至美國內部。根據一些公開資訊與研究，特朗普本人極有可能是俄羅斯過去40年戰略經營的成果之一。從他商業起家過程中的金融支持，到他意識形態的演變軌跡，都存在俄羅斯政治資本長期塑造的痕跡。

講到這裡，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特朗普上臺之後，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的立場會與以往美國政府發生180度的轉變。因為從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層面看，特朗普與普京本質上是同一種政治文化的產物，他們對國家認同、政治秩序、權力結構等核心問題的看法高度趨同。

同時，歐洲右翼勢力的崛起也值得高度警惕。德國議會選舉中右翼黨派支持率的上升，法國、義大利等國民粹主義勢力的持續擴張，對普京的公開同情者不斷出現……這些都說明俄羅斯的資訊戰與意識形態輸出，正在對歐洲內部政治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歐洲，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時刻”。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洲陸續經歷了：英國脫歐危機、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難民潮衝擊、俄烏戰爭帶來的地緣震盪。這些危機疊加之下，歐洲的未來面臨三大關鍵考驗：

·能否實現安全上的自主：歐洲正試圖擺脫對美國的安全依賴，8000億歐元的重整軍備計畫、德國的軍事復蘇，是重要信號。

·能否推進制度創新：當前歐盟內部仍實行“全體一致”原則，這種機制在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頻繁“攪局”的情況下日益低效。是否能轉向“多數通過”原則，決定著歐盟決策體系的未來活力。

·能否完成經濟的根本性轉型：在新能源、汽車、AI等領域整體落後的現實下，歐洲能否借軍工復興重新激發製造業潛力，將是決定它未來競爭力的核心變數。

與此同時，全球能源格局也正在經歷巨變：美國能源主導權重新洗牌；俄羅斯遭遇出口困境；特朗普回歸令能源市場前景更加撲朔迷離。因此，未來十到二十年，能源行業將是高度不確定、劇烈波動的戰略領域。如果你從事能源投資或相關產業，這些變數值得重點跟蹤。

另一個即將成為“資本熱土”的，是軍工產業，尤其是歐洲的軍工體系。歐洲在重新武裝、自主防衛的背景下，它的軍工板塊正迎來高速發展，背後不僅是地緣博弈的現實需求，更是工業體系自我重塑的契機。

中國的戰略抉擇

在這種國際環境持續動盪、風險高企的大背景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系統性挑戰。

此前，我們提到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重大成就的兩個核心外部條件，一個是中美關係的穩定，另一個是蘇聯解體帶來的戰略緩衝。如今這兩個條件均已發生質變。

與此同時，中國內部發展的“三大支柱”也面臨挑戰：

·在工業化方面，外資撤離、製造業外遷壓力增大；

·在全球化方面，中美貿易戰、WTO機制弱化、供應鏈斷裂；

·在城市化方面，房地產困境、人口遷徙放緩、城鄉差距再現。

這“三化”，正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而今如果這三者持續受挫，中國將面臨增長動能減弱、社會結構調整壓力加大的雙重挑戰。

但反過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在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找到新的出海路徑、在製造業遭遇瓶頸時推進技術升級、在城市化放緩的同時深化公共服務改革，那麼中國仍有可能實現新一輪高品質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因勢利導、適時調整戰略。

因此，在這樣一個風雲激蕩、格局重塑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將面臨三個關鍵領域的重大抉擇：

一、經濟層面

我們是以全新的姿態融入，甚至引領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特別是與歐盟及歐洲國家攜手開拓一條面向未來的新型全球化路徑？還是在全球化出現斷裂的過程中不斷遭遇外部壁壘與發展困境？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道選擇題。

二、安全層面

我們能否與周邊國家、包括美國，保持和平共處、互不衝突的基本態勢？還是陷入螺旋上升的地緣對抗、遏制乃至衝突甚至戰爭？特別是在美國同盟體系持續調整的背景下，這一命題更加複雜嚴峻。

三、社會文明層面

中國社會能否延續過去40年來文明水準持續提升的良好趨勢？還是在全球不確定性上升、內部治理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出現倒退甚至逆轉？這也是對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韌性的一次深刻考驗。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靠什麼走出困境、贏得未來？

我認為，我們不僅要靠政策，更要靠思想解放。我們必須擺脫百餘年來歷史沉澱下來的種種思想枷鎖，掙脫對外部世界認知上的僵化路徑依賴，摒棄冷戰思維、“叢林法則”、零和博弈與陣營對抗，真正樹立起對國際規則、制度建設與合作共贏的敬畏與認同，推動中國的對外關係走向更加平衡、開放、共贏的新時代。

回顧俄羅斯的今日困局，它的根源不僅在於工業衰落、能源依賴，更在於這個國家民族思想的固化與滯後，它尚未完成向現代政治文明的轉型。這一點，是歷史給予我們最深刻的啟示。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俄羅斯對中國的影響深遠複雜，其中不少代價沉重。今天，當我們面臨自己的十字路口時，歷史的教訓更加值得我們警醒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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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很多窮人獲得不了準確的信息？

吳軍

我們多次講了獲取準確信息的重要性，哪怕數量少，也比大量不準確的信息有意義。此外，我還多次講了，便宜沒好貨，免費的東西其實成本可能更高。

施普倫三角的內涵與應用

在今天的來信中，我要先介紹一個工具——施普倫三角形（Spreng’s triangle），它由瑞士聯邦理工學院，能源研究領域的教授丹尼爾·施普倫（Daniel Spreng）提出。相比施普倫的學術成就，他畫的那個三角形更有名。施普倫三角形揭示了能量、信息和時間三個變數之間的關係。借助這個工具，可以把我開頭提到的兩個道理講得很清楚。不僅如此，它還可以進一步用來回答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很多窮人獲得不了準確的信息。

我們先來講講施普倫三角形的內涵。在示意圖片中，能量、信息和時間這三個變數，分別在三角形相應的頂點位置，它們構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

在三角形當中，每一個點到三條邊的距離，就是能量、信息和時間三個變數的取值。比如靠近“時間”頂點的某個點，時間變數的取值就比較大，信息和能量兩個變數的取值就比較小。反過來，如果一個點靠近時間=0的那條邊，時間變數的取值就比較小，另外兩個變數的取值就要大一些。

當其中某一個變數的數值達到最大，另外兩個變數的數值則為零。比如在圖片的右下角，能量達到最大，時間和信息為零。在某條邊的位置，這條邊所對應頂點的變數為零。比如在底邊，所對應的信息變數為零。

現在，我們把這個三角形工具應用到我們的生活中。每一個人做一件事需要有物質條件，我們就用“能量”來表示所有的物質條件，還需要有“信息”，並且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因此，這三個條件，正好對應三角形當中的某個點。這裡我把精力也算成了三角形中“時間”變數的一部分，並且這裡說的“時間”是有效時間，不是磨洋工的時間。

學過幾何學的朋友知道，等邊三角形中的任何一個點，到三條邊的距離之和相等。也就是說，如果某個點在信息這個變數上的取值大一些，另外兩個變數的取值就會比較小。對於其他變數來說，也是一個道理。那麼，我們可以把它簡單地寫成一個公式：時間＋信息＋能量 = 常數。

我們做事的時候，如果物質條件準備得好，同時信息靈或者知識儲備多，自然花的時間就少。相反，如果物質條件差，知識儲備又少，又沒有多少信息，花的時間就要多很多。當然，這些都是就那些做成的事情而言的。很多事情，三者都不到位，沒做成，我們也就不討論了。

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又不具備很好的物質條件，還兩眼一抹黑什麼都不知道，同時還沒花什麼時間和精力，居然把事情做成了？那是不用想了。我們同學，應該知道那些相互矛盾的事情不會同時發生。

有錢人做事，常常是用能量和信息換時間，讓前兩個變數盡可能大，時間變數盡可能小，這樣做事就做得快。比如為什麼會出現風險投資這個行業呢？就是讓一些創始人能夠有比較好的物質條件，在能量這個維度的值大一點，省得總用時間來換能量。再比如為什麼我們講創業要有核心技術呢？就是為了在信息這個維度取值大一點。

富人思維和窮人思維

因此，在做事情的時候，通常有這麼兩種思維模式可供選擇：富人思維和窮人思維。富人思維是集中資源，或者保證資源投入，通過投入成本獲得最可靠的信息，然後節省時間。比如你創業已經有了一些關鍵技術，還缺一兩項技術，你花錢買來，就是增加“信息”這個變數的取值，降低“時間”變數值。這是富人思維。窮人思維是捨不得花錢，也不重視取得高品質、準確的信息，然後用時間來填補。比如同樣是創業時缺一兩項技術的問題，他會去買競爭對手的一兩個產品，通過逆向工程，關起門來研發摸索。這種做法，不論做什麼事情，成功率就大打折扣了。

當然，大部分人不需要去創業，做的大部分事情，能量是相對固定的，真正的差別在於時間和信息。窮人思維是寧可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做一件事，反復試錯，也不願意去購買信息服務，他們會覺得，把錢用來獲取非實物的信息不划算。更何況很多人覺得，今天網上的信息很多，自己可以過濾。於是，要麼從不準確的信息源獲得不準確的信息，要麼只拿了一點信息就以為掌握了全部。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它是最寶貴的資源。你花點本錢，找人諮詢，或者購買一點人家調研的結果，這樣自己長時間的努力堅持更容易成功。

今天，世界上的信息很多，但是雜亂無章，特別是那些陌生領域的信息，你既不知道該如何過濾，也沒有精力和工具去整理。比如中國各大學、各專業報考的情況，將來學生就業的情況，各行業的收入情況，這些都有公開信息。但是你想把它們收集全可不容易，除非你是內行人，不然可能都不知道該怎麼過濾。

我舉一個美國的情況，我女兒們上的中學，每年進入斯坦福的學生比例很高，在全美範圍內幾乎是數一數二的，進入其他名校的人數也不少，但是和進斯坦福的數量沒法比。你作為一個外面的旁觀者，會得出什麼結論呢，是不是會認為斯坦福特別喜歡那所學校的畢業生？

真實的情況是，那所學校很多學生的家長是斯坦福的校友，甚至是大金主，還有不少是斯坦福的教授。因此，那所學校公佈的所有其他大學的錄取情況都有參考價值，唯獨斯坦福的沒有。這就是要過濾掉的噪音。國內有的大學，有些專業也是如此。你不是某個專業的人，不瞭解內情，就不知道該怎麼過濾。你可能會看到某個名校，某個專業，招收的幾名學生好像分數和條件都一般，你以為它容易進，但你不知道背後的原因，可能會輸得很慘。

今天，很多人質疑高考志願填報諮詢服務的價值，覺得互聯網查詢信息如此方便，為什麼不自己去搜索一下呢？關鍵是，你就算是能搜到信息，會處理嗎？今天有人講，“高價值信息從不流向窮人”。這話不完全對，因為信息是流動的；更準確的表述是，獲得高價值信息的成本不低，你要麼花錢買，要麼自己花時間精力去處理。當一個人採用窮人思維時，他的做法使得他無法獲得高價值的信息。這是很多窮人獲得不了準確信息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在分享過，當年我們為了投資，是要花錢買數據的。

今天，很多人在人生的重要決策上，用的是免費得來的、片面甚至錯誤的信息。而且很多人越是做重大決定的時候，使用的信息越是低質免費的。雖然很多人口口聲聲說，要獲得高價值的信息，但是在行動上，卻是想盡一切辦法回避高價值信息。當然，我這裡說的信息，也包括信息服務，包括今天的付費知識。

人是被信息塑造的

我們都知道，信息的主要作用是消除不確定性，並且因此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很多人卻不懂得，你得到的信息不同，消除的不確定性也不同。換句話說，你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所接受的信息塑造的。你消除掉真正該消除的不確定性，就活成了明白人；相反，用了一大堆沒用的信息，什麼不確定性都沒有消除掉，還自以為辦到了，自然就活得糊裡糊塗了。

今天有人講，高價值信息是精神食糧，能夠培育出高品質的思維；低價值信息，則猶如精神垃圾，不斷毒害我們的思維，誘導大腦做出大量膚淺、片面的錯誤思考。這話有點殘酷，但卻很有道理，因為我們所接觸的信息，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更關鍵的是，這種影響是悄無聲息的，我們可能被帶偏了，還不自知。

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講，考察一個人的判斷力，主要考察他信息來源的多樣性。有無數的可憐人，長期活在單一的信息裡，而且是一些完全被扭曲、顛倒的信息之中，這是導致有些人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阿馬蒂亞·森的這個判斷，道出了信息繭房形成的原因。

如果一個人長期接觸高價值信息，自然能夠引發他對問題進行深入思考，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反之，一個人一旦被垃圾信息包圍，那麼他的大腦就會喜歡淺層思考，並且逐漸沉迷於短暫的快樂。

人們在買房子的時候，會很在意周圍鄰居的情況；在給孩子選學校的時候，會在意班上同學的情況，就是因為住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就會有什麼樣的生活體驗；在什麼樣的學校和同學環境中，孩子大概率就會被影響成為什麼樣的人。

但是，卻很少有人在意自己的信息環境。今天雖然互聯網很大，但很多人身處的信息網路，卻是混亂不堪的，裡面不僅夾雜著大量的噪音，而且還有很多垃圾。如果一個人又沒有多少精力或者能力去過濾信息，從中得到高價值信息，只會讓自己比過去更加分心，而不會從互聯網上得到任何幫助。

最後，我不得不說出一個現實，雖然信息可以免費流通，但是高價值信息永遠是稀缺的，從不流向具有窮人思維的人。你以後做事的時候，想著施普倫畫的那個三角形，就會少走彎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