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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选举篇: 热度 62 李根 2014-12-7 10:36; 有人说：“大陆目前种种乱象，都是因为中华文化在大陆断了根的缘故。” 上两集《中华文化在台湾》、《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在我台播出后，得到了很多热爱中华文化同好的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过去受共匪在精神上的荼毒太深，看了《中华文化在台湾》，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片完整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热土，很受鼓舞，很有启发，非常感动，非常亲切。本集《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选举篇》，是结合最近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再次成功转进所做的观察和分析。放眼全球，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非台湾莫属。下面结合时事新闻，给您讲述闪耀在台湾的中华文化：第一条，引咎辞职，古已有之。按照中华传统文化，出了天灾人祸，皇帝要下诏罪己，大臣要引咎请辞。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输得只剩下内裤，马英九带头辞去党主席，还有一干喽罗跟着请辞，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北平无战事》一剧里，核心角色民调会副主任马汉山，就经常在被调查时说“我请求辞去副主任一职”；北平央行经理方步亭，面对自己儿子被怀疑是共党的嫌疑，经常对着调查人员说“ 我请求辞去经理”；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在自己要求释放被逮捕学生的诉求不被理睬时，也气呼呼地说“ 我请求辞去燕大副校长一职”；就连北平市长、新上任的民调会主任刘瑶章，也在面对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总陈继承的质疑时说：“民调会什么时候向我汇报过？形同虚设，现在却要我说话。要我说就只能说这两个字——辞职！” 当然，中华文化在辞职方面的传统绝非简单鞠躬走人这么肤浅，当年雄奇公数次辞职，以退为进，成为最终的人生赢家 —— 虽然国民党这个大集体在整个中国占的股份越来越小收敛到了几个小岛上，雄奇公的嫡系在国民党中占的股份却是越来越多。这个本事马娘娘估计没有，他这次辞职之后大概没法再当党主席了。据马娘娘所说，国民党一百二十年来从未被击倒（只是在以各种不同方式转进而已）不过他有另外的本事，可以穿越时空，让2006年的自己打2014年的自己的脸：更为讽刺的是，2006年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时，曾批评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民调仅剩18%，要求陈水扁懂得知耻下台，别等着选民发动罢免。但年代民调中心于2013年9月13至14日间所做的民调，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仅有9.2%，创下台湾史上总统民调支持率最低的几个谷底。所谓“知耻下台”，马英九今天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一把这种更耻的滋味，想必是五味陈杂吧。第二条：有始有终，一以贯之。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教导俺们，按照中华文化，思想和行为都要一贯，贯通始终，不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国民党台中市长胡志强，就是践行一以贯之重要思想的优秀代表。他担任台中市长十三年，常年与黑道宣战，的的确确做到了一以贯之：台中·真·守护神·胡志强 2007.3.27 胡志强今返台将配合台官方向黑道宣战。 2007.6.25 黑道疑介入狮子会选举，胡志强震怒要宣战。 2009.10.27 打假球案胡志强：应向黑道宣战取缔到底。 2010.5.30 台中爆枪杀案黑帮头目横死，胡志强向黑道宣战。 2010.5.31 治安坏，胡志强向黑道宣战。 2010.5.31 胡志强：不喜欢黑道到台中闹事，应对黑道全面宣战。 2010.6.1 黑道猖獗，重大刑案频繁，胡志强手持除妖降魔宝剑向黑道宣战！ “我不会辞职，辞职就是向黑道低头！” 2010.6.2胡志强：“台中治安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黑道！ ” 2010.6.2宣战黑道却出席角头丧礼（角头是指台中市黑社会头目翁奇楠，5月底遭枪杀） 2010.6.3 胡志强公开向黑道宣战：不期待黑道选票。 2010.6.3 胡向黑道宣战杠上警政署长。台中市治安败坏，逼得市长胡志强再度向黑道宣战，可是警政署长王卓钧却泼冷水，质疑为什么要宣战，因为警方每天都在作战。 2010.6.4 胡志强不惧黑道威胁坚持向黑道宣战。 2010.6.9 胡志强：敌人是黑道勿向警察宣战。 2010.6.22 胡志强再向台湾黑道宣战。 2011.5.19 胡志强：向黑道宣战不会辞职。 2012.2.1 中市刑案数下降，胡志强：与黑道宣战不止不休。 2012.6.26 胡志强向黑道宣战，指示彻查收取保护费等不法行为。 2012.6.26 暑假来临胡志强重申向黑道宣战，锁定飙车仔。 2012.8.15 黑道涉入补习班恶斗，胡志强：绝不让步，台中市长胡志强强调这是台中市向黑道宣战的具体作为…… 2014.8.25 富商撕票案，胡志强：向黑道宣战。令人万分惋惜的是，在在刚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中胡志强败给了民进党的林佳龙，当不成台中市长了。今后没人向黑道一以贯之地宣战，可想而知台中市会成为一个神马样的黑道横行民不聊生的地方，真是令人闻之色变，思之泪奔。第三条：重信守诺，言出必践。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中华文化一贯提倡重信守诺的人文精神，摈弃出尔反尔、两面三刀的作风。而台湾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主任，都能主动自觉地实践重信守诺的精神，实在是活生生的好代表。李台华是松山区自强里连任三届的老里长，今年64岁，这次选举依旧胜选，但选前曾在私下场合对国民党“立委” 罗淑蕾宣示，他有把握自强里的辅选，连胜文一定可以胜选，若连败选，他愿意切腹自杀；结果，罗将此话公开，李面对媒体查证只得坦承。在连胜文败选后，居然有民众致电李台华，问他何时切腹。新闻闹开之后，就连多日没有公开行程的连胜文也大为紧张，担心里长想不开，一日晚上九点多特地赶往慰问，蔡依珊还再三当面要李承诺“不会做傻事”，就连马英九也致电给李台华，让李倍感窝心。李台华表示，当晚连胜文先是向他致谢，感谢他的辅选，接着要他保重，不可做傻事，“蔡依珊还不断要我答应她，不可以伤害自己，我最后当然是答应她。”李说，连胜文虽然有提到败选的失落，但后来大家就闲话家常。答应蔡依珊不做傻事的李台华，则是在2日上午买了一条鱼，再用刀子切了“鱼腹”，以较为“轻松”的态度来履行承诺，这条鱼最后煮成了汤下肚；他坦承不该夸下豪语，并写了封公开信致歉，未来会做好分内工作，不会伤害自己。对于切腹履约一事，李台华说，他今早到市场买鱼，回家后亲自用菜刀切开鱼腹杀鱼，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切开鱼腹，感觉很可怕，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所谓的“切腹自杀”，以后买鱼，一定请鱼贩杀好。李台华是私下对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讲“剖腹自杀”的大话的，结果被罗捅到媒体上，媒体拿此话逼问李台华，李只好硬着头皮表态。结果之后的一大串事情罗淑蕾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完全消失没有参与，真是台湾好队友，你值得拥有第四条：敬畏神明，超越分歧。每逢天灾人祸，中华文化里的领军人物，就要放下俗世的争斗，出来带头祈福祝祷，拜佛求神，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台湾虽然蓝绿恶斗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在这一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问题上却丝毫不敢懈怠，国民党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作为双方的代表，跨越政党鸿沟，日前共同主持了“真武玄天上帝护国息灾全国团结大法会”，就是当下的证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诵经"拔苦、祈福、消灾、超死"，以"祈世界和平，消除国内灾害"；并说“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真武玄天上帝护国息灾全国团结大法会”将一连举行3天，由高功法师主行科仪演法，“全国”奉祀玄天上帝的宫、坛、寺庙、堂同时奉请主神圣驾，与大陆泉州祖庙合会，祈求四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收、合家平安。王金平提前抵达法会现场与民众寒暄闲聊，得悉蔡英文也会来后，笑称：“没关系！神明不分党派！”但王金平对于国民党惨败、马英九辞党主席等敏感问题三缄其口，拒绝回答。信众热情欢迎蔡英文到来，甚至有人高喊“蔡总统”。蔡英文感谢玄天上帝保佑“国家”人民平安，同时也欢迎来自大陆泉州的信众。蔡英文强调，大选过后，全台民众期待改变，也希望社会和谐、人民团结。民进党未来的地方治理将落实区域合作概念，促进社会团结和谐，更加照顾农业县民，也希望马英九未来能专注“总统”角色，倾听民意，调整好政策。第五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享之有量。中华文化从不排斥发家致富，绝不跟钱财有仇，只要财富是正道所致，享受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化部长”龙应台一边大力抨击大陆官僚，一边用上千万新台币投资大陆国债，以实际行动支援大陆经济建设的同时享受正当利润，正是“取之有道”的优秀范例。 2012年11月，台当局“监察院”27日公布的财产申报中，“文化部长”龙应台向深圳某银行购买的大陆“凭证式国债”，总价额为1046.73万元新台币。据龙女士回应，自己是依法办理财产申报及信托，是身为作家历年累积的版税。不过，对于公布财产，龙“部长”多少是有些不悦的，一直要求“请用民主说服我”的龙女士怎会轻易罢休。今年7月，台湾“监察院”公布最新一期《廉政专刊》后，龙应台表示她赞成阳光法案，但财产向大众公布，“感觉自己的人权被侵犯。” 同样可惜的是，龙部长也辞职了，甚至还在国民党败选之前。马娘娘把“文建会”升格成“文化部”，请龙应台做了第一任部长，就是想在意识形态上反攻一下大陆，有枣没枣打俩竿子再说。问题是龙部长自己都时刻处于“我是谁”的“身份焦虑”之中，对自身的定位始终游移不定讲不清楚，哪里还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数年来她从满腹理想到有志难伸，只能说是情理之间的事情。于是只好满怀深情地给自己点了一个赞之后，走人了。龙应台是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父母是大陆人，随蒋介石前往台湾，龙应台在台湾出生。正在思想形成阶段，遇到中国大陆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这个历史剧变，她这一代台湾人由此普遍产生了一个鲜明的特征，即身份焦虑：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罗大佑经典之作《亚细亚的孤儿》表达的就是这种焦虑和彷徨。比龙应台更老一辈的人，这种焦虑要淡得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比较认可的。而龙应台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游移不定。她比一般台湾人还有更多一层焦虑：由于前夫与孩子是德国籍的原因，龙应台还时常有把自己当成“外国人”的恍惚。这样一种深层的焦虑，对于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文化官员会产生什么影响？由于多重身份焦虑，龙应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加剧全台湾民众的身份困惑。龙应台自身的文化认同分裂，往大里说，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文化对立；往小里说，妨碍了国民党内部的凝聚与团结。马英九对龙应台的认可与重用，在我看来是导致台湾和国民党文化分裂、凝聚力涣散的重要原因。从积极的角度看，国民党这次惨败以及马英九辞职，说明文化认同游移不定必然失败；从消极的角度看，我们不知道未来台湾能否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深刻的文化命题，也不知道台湾要花多少时间才能修补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与焦虑。龙应台辞职是个好消息。但如果不能认清龙应台对文化认同分裂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消息也没多大价值。思想糊涂混乱到这个地步，难怪有人讲，神马是龙应台口里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就是小孩拿到一块糖，赶紧放到嘴里吃，至于这糖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大叔大嫂给的，还是人贩子嫖客老鸨给的，那都没有关系，反正现在这一瞬间，嘴里真的真的是甜的。这一期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选举篇》就到这里，欢迎您的收看，期盼您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中华文化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下一期我们将推出《中华文化在台湾续集·军事篇》，更多智慧，更多传统，更多教益，更多启迪。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个人分类: 民国礼赞|1563 次阅读|12 个评论

分享港台人的历史观: 热度 77 河蚌 2014-12-4 17:34; 　　无论是占中还是反服贸，作为大陆人的我们，除了抱着看戏不怕热闹大的心态，其实还有一个最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让我们感到怪异的行为和言论，还有他们对于大陆的那些怪异的看法（比如茶叶蛋之类），怪异到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唯一贴切点的词就是－－逗逼。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终于，在这次跟踪占中后，俺发现我大概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人，大概都有着与我们大陆人十分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观谁对谁错，这个很难说，但如果两边的人对同一段历史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完全不一样，也自然就会有一方视另一方为逗逼了。　　我们在大陆学的历史，国共内战，国民党是全面落后，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完败，完全输掉了底裤。中共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越打越强，整师整军最后整个兵团的吃掉国军，只用三年多时间就将国府赶到了弹丸之地，这个战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在他们的历史中，国共内战就是国军一直在胜利，一直在成千上万的消灭共军（把共军打成负数），共军多次都已经穷途末路，连延安都被占了。但是穷凶极恶的苏联，借着东北被划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机会，完全背弃国际协议，大规模武装东北共军，被武装起来的东北共军先打败了东北的国军精锐，然后挥师南下，占领了全中国。中国是弱国，国军虽然能够打败共军，但无法打败被苏联武装起来的军队，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然后国府悲情撤退，大陆沦陷于苏联的代理人中共之手。可以说，国共内战中国军的失败，完全是非战之罪，是国际政治弱肉强食的体现。　　而在４９后，国共的局部战争仍然在继续，双方的记忆又不相同。比如５０年代的台海空战，看大陆这边的统计，是互有胜负，每次空战都是１：２、２：１之类，而看台湾那边的统计数据，则基本是一边倒的，６：０，８：０。而海军，大陆是宣传以木船打铁船把海战当陆战打，宣传英勇顽强不怕死，而台湾，则完全是大象碾蚂蚁，更有什么大陆温州舰队全军覆没（这好象不是钓鱼帖，而真的是台湾那边的战报）。在４９年后，国军的统计数据，仍然继续了在国共内战时的优秀传统，就是不断地将共军打成负数。　　而在经济上，对于港台人来说，中共建政的大陆就是真正的沦陷，是人间地狱，大跃进的几千万死亡、文革的几千万死亡，还有文革时的几百万人逃港，总之，是个人就想着离开大陆。而在政治上，则是共党高层的派系纠缠，相互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及各种领导人的道德腐化和穷奢极侈的共边新闻。　　应该说，拥有这样历史观的港台人，大概占到了绝大多数。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历史没兴趣，但不幸的是，那些喜欢政治的恰恰又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这些人往往自认为见识高人一等，喜欢以天下为己任。在这种历史观教育下，在港台这些人眼里，中共就是一个残酷、低效、腐败、无能的独裁政权，依靠封锁、欺骗来维持统治的国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纸包着火药桶，在这种政权下生存的人民都是敢怒不敢言，全都想着投奔乐土，而能够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那肯定是中共的走狗，是不知道真相被长期压制而只会顺从的奴隶。而港台，就是大陆沦陷下的中国最后的乐土。　　而上面的这些观点，还是来自于那些对中国最有认同感的人群（比如台湾的深蓝）。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族群，上面的历史观，他们一样不少，还多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鄙视，在这些人眼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是黑暗的，这是一个虚伪、粗俗、窝囊、麻木、内残外忍的种族，与这个民族为伍是他们最大的耻辱。　　你想，在这样的历史观下，作为中华民族统治者的中共会是一个什么印象。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中共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质，不知道这是一个从尸山血海中趟过来的组织，关键时刻，死几百万人对这个组织来说也只是个数字。在他们眼里，大概以为中共是真正的纸老虎，连病猫都算不上，只要多捅几下就马上倒了，一点不可怕，只是很可怜。　　中国有句话，叫“宁要人怕，莫要人怜”，在对中共的认识上出现这么大的偏差，也难怪他们会做出那么多在大陆人眼里完全是在找死的行动了。; 个人分类: 世间百态|1681 次阅读|30 个评论

分享马英九今天宣布将请辞国民党主席: gordon 2014-12-2 17:00; 牛！！！注：对大陆是大利好，你懂的这就是战略机遇啊，呵呵 ********************************************************************************* 棋的走法有多种多样，但是你能迫使对方先走，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呵呵拼命不解决问题现在谁都看出来了，是他们在攻，我们在守，谁占主动，一目了然。注：因为现在比较乱，攻的一方不一定沾光。; 3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关于国民党，俺来说两句: gordon 2014-12-2 06:17; 注：我不想再写了，所以摘录了 “范进中举” 以前的河泥。实际上这些认识都是来自一本书，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土改能成啊，实际上真实的原因，在于农村合作社，取代了地主的放款。土地是国家的，你就光种个地。放款也由银行放。基层的金融网络。注：真正的秘密在于托拉斯，大工业。中小企业主破产。民营小企业不破产，筹集不到从事工业化的大量的资金，呵呵当年摩根先生的美国钢铁也是如此。时代的特点，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厂长经理负责制，呵呵 **************************************************************************************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39807 在明清两代，东南的财富以漕粮的形式输到北京，此外东南财富输到北京也是明代对抗蒙古前线的需要。要知道，农村的剩余资料交换这是自发产生的，参与者是各种层次的人，在1940年代的华北的农村调查中，发现主要的农村的纺纱工（农民兼职重要工作）生产和贩运主要掌握在商人手上。商人和地主是中国1949之前的一个阶层，大地主鲜有不搞商业，家族不当官的。所以在1949之前，国家动员结构和组织架构无法获得农村剩余，大量的交换运输在各个交易主体中自主交易，整个农业剩余被地主阶级占有，结果就是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安定时期及其繁荣，但是国家没有余钱，国家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明代亡国仅仅是所谓的三大征，这点钱在清末就是零头，在1949之后更不是什么。 1949 后的奥秘在于，国家扫掉一个占人口10%，占有土地财富80%-90%的阶级，农村的农业剩余剥夺率在最高时候达到60%以上比起封建时代的“永不加赋” “三十税一”简直是敲骨吸髓，但是农民没有造反，奥秘在于农民负担在1949之前是90%给剥夺了，现在的60%以上反而是减轻负担。所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秘密在于这里。这样的征收体系和随之而来的组织架构就是现代国家了。从国家角度而言，地主必须死！; 0 个评论

分享国民党力量的源泉是洋爹: 热度 63 李根 2014-12-2 03:15; 国民党力量的源泉是洋爹，没有洋爹就得阳痿。北伐靠的是苏联洋爹。抗战靠的是德国洋爹、苏联洋爹、美国洋爹三家轮着给军火，没有军火就哑火。内战靠的是美国洋爹，结果美国洋爹觉得党国太TMD贪污腐败无能了，一赌气不给援助了，结果可想而知。逃台之后惶惶不可终日，结果平地一声惊雷美国洋爹卷入了朝鲜内战，冷战的东亚剧场开演了，多到淹死人的军援经援又来了，爸爸咪呀，三颗塔玛丽亚！越战之后美国洋爹断交撤军废约，感觉天要塌了一切都要完了，幸亏洋爹还有点香火情，弄了个与台湾关系法，救了命啊！建丰要挂的时候美国洋爹不许搞三代单传，从不从由不得他啊。想搞原子弹刚有了眉目，美国洋爹来把实验室拆得一根螺丝钉都不剩，剩不剩由不得他啊。每次局势紧张都指望美国洋爹来救命，来不来由不得他啊。国民党的力量不是内生的，基层组织很差，缺少真心实意拥护他的人，主要依靠给外国势力当在中国的代理人活着，所以只能把洋爹当作力量的源泉。论组织建设国民党也不行，论打仗国民党也不行，论政权建设国民党也不行，论外交国民党也不行，论搞经济还得靠莫斯科回来的建丰同志，现在论群众运动争取选票国民党也不行了，其实这都不奇怪：你当“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白说的吗？; 个人分类: 民国礼赞|1392 次阅读|11 个评论

分享国民党这次大败，肯定有阴谋: 热度 67 水风 2014-12-2 02:05; 这次选举大败，果然要找几个替罪羊出来。但也不用整个行政系统总辞吧？本来这次马娘娘表示要承担责任，那么你辞主席好了。这下子可好，几个副主席一个比一个勤快。但应该辞职的王金平之流的，岿然不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表示，那个，俺们内讧呢。照我看，这次国民党大败，败得好阿。要不是觉得很伤蓝营的感情，我都要忍不住怀疑是不是马娘娘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了。湾湾的“民意”是个大杀器，但自从太阳花以来，我很怀疑这个民意有几分理智的成分在里面。就目前这个局面来看，国民党行政体系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作为的余地。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兔子将周围的各个经济体一个接一个的整合到自己的经济圈里面。至于湾湾稀罕不稀罕这个大市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即使湾湾表示想加入，俺们也要回去研究研究，最后的结论恐怕就是，我就是跟你签了也没有用的，反正你回去一定会被否决掉的。即使不考虑兔子的问题，台湾在当年的四小龙里面，已经蜕化成最后一名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太阳花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就是我不爽了，就不管不顾的要发飙了。那么有这么一个民间的气氛在，谁敢继续去投资？湾湾本土的大企业，已经逃到大陆的，逃到越南的，呵呵，这个就不提了，看起来是不会回去了。那些能淘的，是不是也在活动着要运动一下呢？台湾从上世纪80年代的做全球第一，已经退化到了小确幸了。但就这个经济局面来看，今天的小确幸，还能坚持多久？太阳花的确很厉害，小英英的手腕，比冲自己打枪的陈水扁，要强很多。但陈当年未必是不能，恐怕是不敢吧？这就是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后面就再也关不上了。这次太阳花对着国民党，打得马娘娘大败亏输是没错。那是因为马娘娘要名声。等民进党上台以后，经济依然是这个局面，换一个不要脸的国民党主席，也来一个攀枝花，一个凤凰花，一个狗尾巴花。。。这是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阿，总有不怕死，不要脸的后进想要走这条路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看民进党是要镇压好呢，还是镇压好呢，还是镇压好呢？小英英的眼界，大概也只能看到几个星期那么远吧？台湾目前的问题，关键有两点，一个是经济发展放缓，另一个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本来第二个还可以容忍的，但经济一慢下来，大家就都受不了了。贫富分化这个问题很难办，不是没办法解决，但基本上都属于比较极端的方法。要触动一大批人的利益。这在大陆，或许还有三份可能性，在台湾，是无治的。那么就只剩下了一条道路，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就目前来看，最好的出路就是，抱大陆的大腿。但小英英指挥着太阳花，已经把这条路给堵上了。而且还保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绝对没人敢动这个脑筋。所以，已经作得不得不死了，那么，就只好去死了。照我看，既然国民党已经啥也干不了了，那么就索性撂挑子，啥也不干好了。等2016年小英英上了台，自己时不时的组织个某某花出来，来替湾湾的民主斗士们监督民进党不要“卖台”，投身大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亦快哉？妖道谨祝台湾人民的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1673 次阅读|36 个评论

分享国民党在内战中是怎么失败的？: gordon 2014-12-1 07:53;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也是把德国顾问团的组成搞清楚以后，才明白这个问题的。他当时还总动员了但是，他基本框架，训练、编成、金融、财政，和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要是在东北呆着，你是没办法它的。但是它全面侵华了，就能跟筛豆子一样，两头筛了。国民党要是呆哪儿不动，没有太好的办法。国民党的训练装备比我们要好，因为这个训练装备啊，和后勤、财力有很大关系。它当时还有很麻烦一点，通讯也不行，无线电老被截获，呵呵它打仗那个打法，当时起的外号是很中肯的 “武装大游行” 。它去打人家了，人家象潮水一样褪去，然后它的部队被地形分割，分割后，被人一口一口吃掉。就是这么一个事。; 0 个评论

分享最近晚睡气、起床气非常严重，我表达一下我眼里的曾可达。 ... ... ... ... ...: 热度 22 所以我才打高球 2014-10-26 19:04; 坛友上善若水在谈曾可达，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曾可达是这样的人： 1）他是和建丰同志一样具有坚定的反贪愿望，目的是救国救党，在组织层级中，处于执行方的地位； 2）疑人要用。他后期不care北平分行庇护下的几个共产党嫌疑人，目的是保证币制改革执行过程的稳定。因为法币系统已经崩溃了，所以币制改革是必须要做的。曾可达是国民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币制改革就是救国，忠于国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就好比改开后共党系统性腐败了几十年，我仍然支持今天习近平反腐，而并不支持推翻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纯净的新系统（就不展开讨论新中国是否能和旧中国比，今天共产党腐败是否可以和过去国民党腐败比）。如果说崔中石这类的共产党是堂吉诃德，那我认为曾可达们是另一条道路上的堂吉诃德。他们的力场是对立的，他们的目的都是高尚的。 3）为啥我认为曾可达是忠于国家的人而不是愚忠于建丰同志的人呢，因为只有忠于国家的人才会从心底佩服与他立场对立的那几个共产党。谁都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时局共产党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他能够认同共党所为，说明他心中首先是国家，其次是党，再次或许是与建丰同志的用才之恩。关于梁经伦，这个人的台词干货很多，他的几段表达见解的台词打国民党的脸十分犀利。从中表现出的倾向于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救国思想（与马列比起来第一缺乏具体性、系统性，第二缺乏哲学高度），认识深刻，但高度有限。反共方面倒是积极，这种人是为反而反，其信仰上并不清晰明确，或者说是自由派。他与曾可达的共同点是救国主义，不同点是： ① 在思想上，曾可达更加务实，梁经伦更加务虚； ②行动能力方面，曾可达更加依赖于命令，梁经伦更加自主。有没有愚忠建丰同志的？我发现有。第一比如孙秘书。他杀谢木兰，考虑的是不能由谢木兰暴露梁经伦的党国身份。也就是说，他心中第一位置的是党，或者说是忠于建丰同志的铁血救国会；其次才是国家，也就是币制改革的稳定推行。这个人为了保住铁血救国会的秘密宁可杀方家的闺女，破坏国家重大的金融改革，可谓私心颇重！孙秘书本来是是希望徐铁英去请示一下，要不要带那些共党去见严春明和梁经伦。徐铁英也是看准了建丰同志用此人的性质吧，公开梁经伦的身份，方家的闺女知道了，孙秘书肯定要开杀戒，借刀杀人。徐铁英也算是有识人的本领。孙秘书这种人，就是把党或者也许是建丰同志（在他嘴里“建丰同志的命令”已经成口头禅了）放在第一位置的，把国放在第二位置。第二比如王部长，他在给建丰同志汇报谢木兰已知情梁经伦是国党身份的时候，直接提的建议也是处决谢木兰，和孙秘书的行为是一致的。说明此人心里页是党为重，铁血救国会为重，国次之。建丰同志听完王部长意见后，竟然予以肯定，同意枪毙谢木兰，说明此人心中也是先有党，后有国。只有曾可达在知道谢木兰死后气急败坏！大呼这将严重破坏币制改革！甚至对孙秘书说“咱们两个就等着自裁吧”！与其他几个铁血救国会的成员的反应完全不同，这就已经说明差别了（这点上梁经伦也一样，谢木兰的死对他对党国的看发也是一种精神振动，其后的台词可以表现出来）。关于曾可达的死，所长认为这是堂吉坷德式的殉国。孙秘书、王部长、马汉山、徐铁英、蒋经国都不会做这样的事。能做这样的事的，崔中石、谢培东、方孟敖包括剧中开头的那个共党，国民党这边只有一个曾可达。我认为他们都是敢于去斗风车的堂吉坷德。; 3185 次阅读|24 个评论

分享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高铁已经破产: 热度 12 jerf71 2014-9-25 00:05; 之前说过这事了，看过很多人夸WW高铁，一个项目，“ 把票价跟财改绑在一起，变成高铁公司绑架全民的工具“，无论人文关怀多好，只要不能永续经营/盈利，它还是失败的。绝妙回复之--台“交通部长”：当局准备5000亿，高铁要破产了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今早在立院答询表示，高铁“严格来说已经破产”，但也透露5大股东确有不同意见待整合，强调财务改善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依归，但立委坚持“必须先降票价，否则杯葛到底”。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林国正说，高铁涨价后，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多赚16亿，一年就多赚民众32亿元，但高铁总资产5006亿，负债达4575亿，加上今年累积亏损521亿元，实质上已经破产，应该先调降票价，并精算延展特许期后的经济效益，去支付以后的现金流支出。他也表示，票价至少应该跌两成，且不能把票价跟财改绑在一起，变成高铁公司绑架全民的工具，若不先将调降票价案送入就杯葛到底。叶匡时承认，若政府强制收买，特别股与一般股股东都拿不回一毛钱，大股东大方向支持减资再增资，但意见却有不一致处，大部分特别股是泛公股，预计将全部买回，也与财政部达成初步共识，至于延展特许期，并未确定就是40年，高铁票则“一定会降价”，最好是延展特许、财务改善、降票价一次配套执行。叶匡时说，高铁财务重整将秉持“以全民最大利益考虑”、“泛公股主导下永续经营”、“六万小股东当初相信政府因而投资，不能让他们血本无归 ”、“财务重整后能够全民认股、利益共享”、“接受国会监督”，希望年底前获得立院同意，明年实施，让高铁永续经营。民进党立委李昆泽说，高铁今年已发生20件设备异常，12件是转辙器故障，通车以来累计67件，706个重要微动开关仅换了60个，（日本货，小鬼子阴险）今年更是高峰，还想延长特许期“交通部眼中只有财团股东没有民众，将全力杯葛延长特许期”。; 1025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关于那个人在军事学中的贡献: 热度 1 gordon 2014-9-15 18:06; 倒不是讲武堂的人、黄埔的人不知道仗该怎么打？而是有个实力对比的问题，人家这么弄，你也这么弄，小孩和大人比力气，这就很可笑了。常规来说，军事学是不考虑社会问题的，一个毫不动摇的观点，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事物是复杂的，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著的注意。正是因为现实中，敌我双方物资差异过大这么一个条件，要解决军事上的这么一个问题，就需要一些很特殊的方法。而某人首先论证了割据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后来还有什么创造平原的“人山”，改造地形运动。哪都是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写出来的，不是凭空出来的，明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它的山地战为什么会占有优势呢？山地战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我们的通信和工兵能力比国民党强，呵呵甚至比日本人都强，呵呵据郭汝瑰回忆，郭汝槐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工兵科的，也就那样，还跟中国学员保密，呵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退学，回国。郭汝瑰是1931年回国的嘛，所以郭的信息是比较新的。也就是说日本侵华之前，工兵水平不比中国强多少。因为日本资源偏少，日军不太注重后勤，偏精神动员。七七事变的发动者牟田口廉也指挥的进攻印度的“英帕尔”战役，后勤也是很烂的。据此推测，日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后勤能力没有太大变化。抗日战争中有两个显著的事实，日军的通讯和工兵能力不如我们。至于为什么，这就不知道了。很少有人知道，在民国时期，曾经有一所大学执中国社会学的牛耳，那就是上海大学。(现在早已停办) 注：它其实在三个方面在民国都是首屈一指：社会学、工兵、通讯能力。 1955年授衔，唐哲明少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的，1928年毕业。 ××××××××××××××××××××××××××××××××××××××××××××××××××××××××××××××××××× 学理工的人就是这样，爱从硬杠杠的角度看待历史。个人见解，扯一些闲话。注：其实他还是一个很早就意识到宣传重要性的人，当然他也当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还是中央执委。可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代背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新闻宣传战就很厉害了。 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8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比国民党武器先进？: 热度 1 gordon 2014-7-25 08:31; 这个得有一点军事史的知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演化为步兵炮兵和压制炮兵。《论炮兵》第6章在炮兵愈来愈难影响步兵作战的同时，炮兵技术的演进让反炮兵效率有长足的发展。最早把精力投注在反炮兵战斗上的是要塞炮兵将校们，在传统的炮兵分类中，要塞炮兵的火炮口径更大、更重，相较于野战炮兵用马匹拖着火炮到处跑，要塞炮兵只能把火炮安置在固定的阵地中。而当攻击方所使用的野战炮口径愈来愈大、射程愈来愈远，要塞炮兵们所面临的处境可谓是「敌暗我明」，而如何找出敌人的炮兵阵地位置，就成了要塞炮兵的生死之战。要塞炮兵发展出的第一种找出敌人火炮的方法是利用「音响学」的知识，在平时先仔细研究要塞周遭地形的音响特性，收集各种测试纪录，等到战时就利用这些已知的纪录，根据敌方火炮发射声响的大小、相对位置等来找出敌人隐藏的炮兵阵地。由于这种技术需要平常就大量针对阵地周遭音响条件作测试，因此对野战炮兵来说并不是实用的方法。但当西线变成僵化的阵地战时，交战各方的炮兵也习惯去构筑永久性阵地，让这种音响学方法再度活耀起来。还有两种方法分别是火光测距法和空中侦察，利用飞机或气球来找出敌人的炮兵位置。利用气球的好处是可以长时间停留在固定位置，详细观察当面敌军炮兵阵地；利用飞机的优点则是可以深入敌军后方，不受地形地物阻碍。彭恒武的老师马克思玻恩就是干这个的。我本人作为柏林某军事当局的一个成员，充当了这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我在那儿同其他物理学家一起研究所谓声波测距法。这种方法通过在不同观察哨所测量炮声到达时间来确定敌人的炮位。即使在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领域里，一切也都明显地依赖于整个工业的情况。为使这种方法更加有效，我们向当局要求准确测量时间的仪器，却被拒绝了，因为工业方面不愿为这样一些小事匀出时间、劳动力和材料来。然而英国人碰到这样的要求时却并没有讲求节约。 ——— 马克思玻恩虽然这三种方法都在1914年冬天出现，但离真正实用化还有一段距离。主题主要出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当西线炮兵密度愈来愈高时，要去分辨哪个声音、哪个火光属于哪门火炮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同时射击的火炮数量太多了，让音响与火光观测单位去分辨特地敌军炮兵阵地非常困难；其次是通信问题，在野战电话质量十分不可靠的时代，各个观测站要把观测到的数据传回后方观测所需要相当的时间，而当时的飞机也没有装设无线电，侦察机与地面人员最有效的联络方式是把看到的资料写在纸上，再飞回己方阵地后丢给地上的友军。到了1917年中期，在有、无线电通讯科技上的发展简化了原先通信上的困难，让反炮兵战斗成了单纯的国中数学问题。其实早在1915年秋天各国陆军就开始指派了专业的反炮兵部队，而到了1916年凡尔登会战时，德军已经可以标示出大部分敌人炮兵阵地位置；得益于他们大量的榴弹炮，德军可以摧毁大部分他们标示出来的法军炮兵阵地。注：台湾人翻译的。可以找到敌人炮兵阵地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步兵发动攻击前先把敌人火炮屠杀殆尽，只要敌人的火炮持续保持静默，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他们找出来；而当敌人所有的炮兵同时射击时，要分辨各别炮兵阵地位置也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当炮兵指挥官想要减低敌方反炮兵射击危害时有两种简单的方法，首先是在攻击发起前所有的火炮都要尽量地保持缄默，其次是当攻击任务开始后所有占领固定阵地、可能已经被敌人发现的火炮都要同时射击以混淆敌人。虽然这些欺敌行动可以有效让炮兵不被敌人炮兵锁定，但相对地这样也会让炮兵支援步兵的弹性下降。「全部静默／集中射击」的方式虽然在进行弹幕防护射击时很有用，但是在对付小目标（如一挺机枪）时则显得是杀鸡用牛刀了。因此双方大量进行反炮兵射击不但会减少可支援步兵的火炮数量（因为部分火炮被移去执行反炮兵战斗），同时也减少了炮兵支援步兵的效率。为了解决野战炮兵这种两难，出现包括了从迫击炮到高速加农炮等各式各样的发明。最后各国不约而同地朝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发展所谓的「壕沟炮兵」──让第一线步兵拥有更多的建制火炮，以降低步兵在对付步兵目标时对炮兵的倚赖。 ××××××××××××××××××××××××××××××××××××××××××××××××××××××××××××××××××××××××× 在东北，老共装备了大量的步兵炮，其实还有一个好东西 “爆破筒” ，对步兵来说太好了。德国观察家在旅顺港之役中发现了在现代化要塞攻击中，有效快速地在铁丝网中开拓一条攻击路是决定步兵生死的重要关键。从这样的经验出发，德军迅速发展了一系列的迫击炮来替步兵开路；而在当时德军的兵种划分下，这类的武器交给了战斗工兵单位，以便与其他武器配合来破坏敌人的要塞地带。有大量的爆破筒省了多少迫击炮炮弹呢。迫击炮+步兵炮+爆破筒构成了步兵炮兵强大的火力体系。伪满洲国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全民皆兵。不过主要作为辅助部队，例如高射炮部队。老蒋的飞机啊，是美国二战前期的飞机，伪满洲国的高射炮部队足以对抗。老蒋的坦克，是美国二战前期的烂坦克，这个不说也罢。其实步兵炮兵、压制炮兵、高射炮兵这一体系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射炮弹。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高射炮弹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即使在解放战争后期，老蒋的飞机还在轰炸上海，而这是怎么解决的呢？ ××××××××××××××××××××××××××××××××××××××××××××××××××××××××××××××××××××××××× 摘自：http://www.rmbg80.com/html/2011/0623/bgzd_245.html 建新工业公司是以生产后膛炮弹，即仿制日式75mm炮弹为主的兵工大型联合企业，该公司生产75mm炮弹的技术工作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生产发射药该公司接收大连化学厂以后，立即着手研究生产发射药。首先修复硫酸、硝酸生产线，建乙醚车间、硝化棉生产线，在金家屯建发射药成品厂。1947年末，发射药生产线形成；翌年1月投入生产。从1948年至1950年5月，大连生产的发射药，除供应本地军队外，约有三分之二支援了其他解放区。二是冶炼、轧制弹体用钢　裕华厂利用原存的火车轴生产弹体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存量有限，必须自己冶炼炮弹钢。冶炼炮弹钢不能没有炭精棒，遂由工程部组织设计，大连机械厂制造专用设备，建成炭精棒生产车间，在短期内生产出炭精棒。接着又由炼钢厂设计，大连机械厂协助，制造出轧钢机，轧制出合格的炮弹钢。三是弹体加工的改进　裕华厂在大连机械厂的协作下，在弹体加工方面，采用水压机热压挤伸的办法，代替了用车床钻孔和切削的工艺，使钢材利用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 60%，2台水压机可代替125台车床的工作量，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质量也好于过去，月产量由过去的1万发提高到3万发。四是自制引信　该公司试制的75mm炮弹引信是测绘仿制日本88式野山加农炮弹的引信。测绘中，技术人员对这种引信的结构和作用原理及关键零件的受力数据，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研究和计算，制定出科学的动态试验方法；在生产中严格工艺操作和检验，因而试制的引信完全符合设计要求。注：1925年东三省兵工厂仿日38式150毫米榴弹，制成辽14年式150毫米榴弹炮榴弹.装苦味酸炸药，配用日88式瞬发引信，弹重36公斤。五是炮弹壳的压制　炮弹壳材料是铜锌合金，因此生产炮弹首先要解决优质黄铜的问题。炼钢厂开始使用坩埚冶炼，但坩埚的使用寿命短、耗量大，冶炼的质量也不易保证。后来自行研制出一台低周波冶炼电炉，既节省坩埚和焦炭，又减少热量损失和锌的氧化物产生，保证了优质黄铜的供应。　随后，裕华厂对炮弹壳压制中的裂口、掉底等问题进行技术攻关，使这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再就是集中力量解决炮弹壳底部凸缘的压制问题。根据资料计算，压制凸缘需要670吨的压力机，但裕华厂只有200吨的压力机，经过集思广益，自制了专用模具，采取了类似缩口的办法，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经过多次实弹射击试验证明，75mm山炮弹的杀伤力和各项技术性能符合设计要求，质量良好。 1947年5月至1948年1月，这一时期建新公司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设3个军工专业厂,开展钢制炮弹试制工作。同时修复和新建若干与军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线。1947年5月,制造炮弹的裕华厂、制造引信的宏昌厂和制造无烟药的大连化工厂5分厂3个兵工厂先后施工。建新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及试验室分析员们冒着危险,经过多次试验,获得了确切的数据,至10月先后试制出合格的弹体、底火、雷管、引信等。到年底,形成了月产1万发炮弹、1万个引信和3 吨无烟药的生产能力。1948年1月24日,试制成无烟药、药筒等全装炮弹零部件。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建新公司将自行生产的全装炮弹命名为“ 一·二四 ” 式炮弹。这种全装钢质后膛炮弹,比其他解放区生产的前膛炮弹在技术、工艺上更科学,杀伤威力更大。注：压制火炮，国共双方都生产不了。一个是买，一个是夺。 ×××××××××××××××××××××××××××××××××××××××××××××××××××××××××××××××××××××××××××××× 其实很多事啊，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就很清楚了。这个事不在于压制炮兵多，而在于步兵炮兵多。压制炮兵其实还需要两个必备的条件，一个是通讯，一个是炮兵参谋。总所周知，老共的通讯也是比老蒋好的。当时炮兵们开始学习如何间接射击技巧。炮兵离开第一线躲到后方让原本炮兵与步兵间脆弱的合作关系更加恶化，而如何派遣一些能够充分理解步兵战术作为的前进观测官们去协调步炮间紧张关系成了战术上的重要课题。在野战电话科技的帮助下，炮兵指挥官利用电话与扮随步兵前进的观测官们连络，让步兵勉强可以接受这种炮兵不在身边的日子。在这段期间，派出前进观测官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在炮兵科技上出现了所谓的「炮兵观测所」──炮兵指挥官现在在自己指挥的炮兵阵地与步兵前线中间开设了自己的指挥所，一方面利用有利的地形看看步兵们在干什么，另一方面对躲在更远处阵地中的火炮下达射击指令。真正陪着步兵用双脚前进的不是炮兵指挥官，而是些少尉（法国与英国陆军的作法）或士官（德军的作法）；这些前进观测官们的层级太低、素养不足，因此虽然能陪着步兵往前走，但却最多只能提供些炮兵技术上的意见，不能在战术上提供步兵指挥官们有关如何运用火力的建议。在各式各样演习、兵棋推演等模拟情境下，法军与德军最后都发展出了所谓「炮兵连络官」制度，让步兵营营长身边有个炮兵出身的参谋人员，可以真正对通盘状况提供火力运用的建议，而不是只有一个跟在营长身边，但却只能做些回报射击数据工作的家伙。这个阶段中的炮兵连络官不仅可以去协调数个不同炮兵单位的射击作业，更可以依据当前战况发展来指派射击单位、射击目标、射击方式，来满足步兵指挥官作战需求。注：这是四野的情况，解放战争中各解放区情况是不一样的，三野特纵是俘获了第一快速纵队的装备。一野陕西的后勤都是山西在供给。二野没有后勤，挑了担子。; 54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同样是兵败期，团队领袖的格局和作为还是大不一样的: 热度 16 苏双 2014-6-12 15:52; 1950年“双十节”，委员长发表谈话,宣布基本任务是“建设台湾,反攻大陆”,高喊“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案”。一九三〇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639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从志愿军的弹药消耗看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原因: 热度 1 gordon 2014-5-20 07:26; 忘情的《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里说：由于战争消耗巨大，弹药光靠从苏联进口，财力上吃不消。因此我军采用了苏联订购、国内生产修理、部队调剂库存这三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志愿军弹药供应的困难。国内有些部队美式弹药几乎全部调剂到朝鲜前线，甚至有的国内部队每名战士每支枪子弹不足三发。这种情况下国内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志愿军需要的子弹。当时国内生产弹壳和弹头没有问题，但生产的子弹装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为解志愿军的燃眉之急，国内动员大批党团员参加义务拆子弹工作，从其他口径子弹中拆出装药，装入新的子弹壳内。即使这样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战争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量的70％。当年国共内战时期，就是如此，国军的装药不够，生产子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老共爱用大炮，因为弹壳可以复用，光装药就行了。中国早年的军工生产，生产机械品很困难，生产装药倒是不困难。老共爱用工兵，所以，比较重视装药。这个生产态势倒过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国民党那帮人没有注意这事。等注意到了，通货膨胀没钱了。呵呵基本上算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还有就是金融战争的胜利。农村可以搞来硝，熬硝。国民党没有原料，进口没钱，消耗量太大，开头没有估计到。所以钱学森说的那番话是对的，有赖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兵工。注：王明贞的哥哥王守竞以前在国民政府是搞这个的。王氏兄妹有个表妹叫何泽慧，受王守竞影响也学了物理王明贞的老公叫俞启忠，和俞大维有点亲戚关系，这个你懂的。; 42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汪伪中储券 —— 国民党倒台之谜: 热度 6 gordon 2014-5-4 06:04;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目的，先后在东北、内蒙、华北和华东、华南等地成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加上早就在台湾设立的台湾银行，形成维持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金融网络。胜利，货币问题紧随而来。法币收复失地，与各地伪币如何兑换。日本直接控制区，要平稳过渡，1（国）台币换1（日）台银券，东北拟用关金券换伪满币（被苏军红军票抢先一步）。在关内本部，则用法币兑换，华北1法币换5联银券，1法币换4角蒙疆券，都挺务实稳当，因为战前就不是南京地盘 , 战后自要怀柔统战，争取人心，所以算政治帐，日伪烂摊子一体埋单。　　偏偏在汪伪中储券地域，重回故里却出了大事。　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即于1940年5月1日在上海设立筹备委员会，1941年1月6日正式成立，并对外营业，总行设于上海，分支行及办事处则遍布华东、华中和华南各沦陷地区，汪伪政权重要头目周佛海担任总裁，副总裁为钱大櫆。该行成立后即采取恫吓、暴力和诱骗等种种手段强制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更禁止法币流通，并以2∶1的比率，强行兑换法币，不仅从沦陷区民众手中剥夺了巨额财富，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大后方的经济。　　面对日伪发动的货币战，国民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反击，譬如原本限制法币流往沦陷区，此时则反其道而行之，财政部建议：“内地增发之法币，可依收购物资之作用，向沦陷区疏散；沦陷区之法币，应严防其向内地灌流，以免内地之通货膨胀。”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开始全面反攻，胜利曙光已遥遥可见，国民政府因应形势的变化，要求属下各个部门分别制订有关战后复员的计划。2月23日，四联总处第202次理事会通过《战后金融复员计划》，强调战后“继续以法币为全国唯一流通之货币，并充实其准备，调整其对外汇率”，同时规定“限期禁绝敌伪货币之行使”，但对于如何收缴及兑换伪币的方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中央设计局在各部门制定的复员计划基础上加以汇总，并于1944年7月3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41次常务会议上予以通过。其中关于金融部分规定：“复员期间收复区、光复区所需钞券，应由中央银行充分准备及时运达，以应需要；散在收复区之敌伪钞票及公债、社债等，应立即停止其流通，限期收集，分期清理，其超过担保品价值部分，应作为战后对敌要求赔偿之一部。” 然而这样一个粗略的计划大纲尚未经各个职能部门详加讨论并制定具体部署，抗日战争就已宣告结束。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行政院则负责伪钞和复员计划等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央政府既没有统一的计划予以执行，也没有相应的措施加以配合，更缺乏经过严格训练的接收人员。再加上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开始孳生并形成体制性、系统化腐败行为的日益严重，由于缺乏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导致官员以权谋私，接收变成“劫收”，沦陷区的民众在经济上又遭到新的剥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表现在如何对待沦陷区民众手中所持有的伪币。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是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还同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可以算是汪伪政权的“大管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这时周佛海已认识到所谓“和平运动”必将失败，因此开始通过军统特务与重庆方面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而戴笠就是双方之间重要的联络人。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周佛海即致电戴笠，请他转告蒋介石建议暂时保留中央储备银行。周佛海认为，因为中储行“所发纸币流通均在数省人民之手，而为人民之财产，如一旦动摇，则受损失者为人民”，所以主张应暂时准许中储券流通。在他看来，沦陷区人民最害怕的就是中央不承认中储券，所以中央“如能暂予承认，则人民对主座当颂德不忘，此为收拾沦陷区人心之最好方法”。周佛海还报告说，中储券发行额到8月10日止为18，000万万元，该行尚有3吨多黄金准备，而且日方同意将所借之款以黄金作价10，600万元(市价为12，000万元)，以黄金约4吨偿还，因此，中储券绝不是像外间传说的那样毫无准备，而是“十足现金准备而有余”。　　8月19日，周佛海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负责维护上海地区治安。接到任命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并向戴笠提出建议：“目前维持市面，实际上仍须暂时利用储备银行，故储备券之发行如立即停止，乃沪市金融必立即混乱，且在法币大量运来之前，中央各军政机关亦须暂用该券。”他听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士主张立即停止中储券流通，认为这“实属不明事理，望慎重考虑”。周佛海同时还提出“法币与中储券之折合比率须早日决定”(22)。　　周佛海被捕后曾在审讯中表白，当初发行伪中储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制日军滥发军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沦陷区民众生计的作用；另外，敌军索取中储券是由正金银行向中储行透支，并非予取予求，而且正金银行于胜利前已陆续以金条偿还清了，因此他认为在当时这也是不得已中较好的办法。周佛海还说，中储券发行准备有黄金16吨、美金300万元、白银30余万两，还有若干日金，抗战胜利后这些准备金亦均上交中央了(23)。在9月24日的审讯中，周佛海说，前次自白中所说的数目不确，中储券的发行准备应为：金条50，231条，每条10两；美金550万元；日圆923万；白银、杂银7，639，445两，银元33万元；伪政府公债2280万万元，日本公债20万万元，尚有其他股票；其他，上海分行贴现票据5200余万万元，以及其他不动产等各种资产(24)。至于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据周佛海交代，至1945年9月6日止，发行总额为35，646亿元，但储备银行到9月12日才移交，这期间还发行了一些以供市场所需，因此总共发行额大约为4万亿元。周坚持认为，所有发行都有账册记载，所以绝对不会有误。　　从汪伪有关档案中可以得知，抗战胜利后伪中储行于1945年9月 11日停业，资负总额计79，000余亿元，该行发行局发行的中储券账面上计有3，882，562，939，000.00元，加上各分支行处，共发行 4，621，728，310，200.00元(苏、杭、甬三库除外)。虽然中储券发行总额高达4万余亿元，但周佛海却认为中储券的发行有相应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以及其他股票和不动产作准备，因此并不承认其发行已到“滥”的程度，而且这些资产胜利后都上交给中央银行了。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即于8月11日连续下达三道命令，要求国军“加速进军至日本占领区”，要求伪军就地维持治安，同时命令中共军队“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命令在陆军总司令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农林部长谷正纲、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等小组。9月6日，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抵达上海，其后上海市市长钱大钧、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亦先后飞抵上海，他们都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关于如何兑换伪中储券，有关方面也曾征求过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意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被日军强行从香港带回上海，他的身份相当复杂，一方面他没有完全落水，亦未担任重要伪职，但他与日伪方面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譬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就是他的老部属、曾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的钱大櫆，伪中储行中也有不少原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同时，他与重庆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军统曾在他的家中设有一部秘密电台，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发给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以及冈村的覆电，就都是通过这部电台转交和拍发的。重庆方面后来也一再通过这部电台让周作民协助周佛海维持上海市面上的金融，并请他对于如何整理中储券发表意见。对此周作民曾在日记中留下一些记载。如9月1日，浙江兴业银行的徐寄庼托人带话，“盼余关于中储券之处理预备意见，以备当局采择”。但是周作民觉得还是“俟当局询及，再行陈述，以免越俎投机之嫌”。但过了两天，杜月笙亲自与他面谈有关中储券的处理意见，这时他的态度就转为积极，立即嘱咐部下“代草关于储券之报告电稿”。9月10日，周作民刚刚到金城银行，周佛海就来相告，说他“昨晤戴君雨农，久谈甚欢洽，对于此次维持地方，颇为满意。关于中储券之整理，中央尚未确定办法，盼余代拟呈请中央核办，余诺之”。随即又嘱其部下“告以大意，托其起草” 。　　然而，等到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从天而降，周作民维持金融的使命也就此终结，他所拟制的方案更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了。有一日，杜月笙邀请周作民参加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主持的一次关于上海金融事宜的座谈会，会上只听到苏浙区金融特派员、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一个人高谈阔论有关中储券兑换以及上海商业银行清理复业的意见，却对周作民等人视而不见，态度十分傲慢。后来财政部长俞鸿钧来到上海，周作民屡次造访，都不得而见。周作民对自己的处境自然十分明晓，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雨农部下邓葆光、吴伯明两君来谈，询余关于整理伪币之意见，余略告之。……钱幕尹市长邀寄庼、孝籁退席他往议事，乃出，而复归牵余同行，势难谢却。至新之宅，心雅、吴绍澍诸君已先在，随即入议室，会商补救储券流通方法？余于此事不甚明了，只好随声附和，不能有所主张。”周作民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就在这时，有关中储券兑换的决议已经出台了。　　抗战胜利之初，先期受降的部队随身携带少量关金和法币，因此法币也非正式地在市面流通，南京商会当时曾定出200∶1的比率，但因大批法币无法迅速从大后方运出，所以这一比率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先期到达沦陷区的军队与政府官员使用的货币主要还是敌伪银行发行的伪券。当时伪中储行虽然已经停止营业，但中央仍责令其负责维持市面，同时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之需要。所以“接收大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惊的”(36)。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自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至9月12日中央银行正式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的30余天中，该行共增加发行伪券2，170，147，049，000元，其中沪行增发1，581，764，389，000元，其余则系总行及其他分行所发行。关于增加发行的用途，根据伪沪行增加发行后业务上资产负债的变动分析，(一)购入黄金2，800，548，000，000元；(二)购入有价证券 9，121，000，000元；(三)购入房地产18，409，000，000元；(四)增加放款457，247，000，000元；(五)代付总行员役遣散费之一部40，700，000，000元；(六)支付沪行员役遣散费18，612，000，000元；(七)支付存款12，546，000，000 元，合计共付3，357，183，000，000元。除收回各项放款计1，775，115，000，000元外，计轧付 15，820，068，000，000元(37)。按周佛海所说，伪中储行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四年多时间里，发行的中储券大约有4万亿元，而抗战胜利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增发的伪券即高达2万余亿元，毫无疑问。这些增发的伪券大多为供应国军及接收大员所用。　　对此情形，蒋介石并非一无所知，他曾电令财政部：“伪中储行收回各项放款大户户名及性质如何，应一并查明。”(38)其后，据上海区伪中央储备银行清理处查明，自8月10日至9月 12日，查收回放款，计往来抵押透支伪币135万万元，存放正金银行伪币14，820万万元，同业透支伪币470，400万元，贴现放款伪币57，500 万元，重贴现伪币27，308，800万元。转抵押伪币92，200万元，拆放同业伪币32，600万元。共计177，511，500万元(39)。有学者通过统计大量原始档案而得出结论，认为战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以中储券“发行数额漫无限度，致物价奇涨，金融紊乱，为害民生”为理由而收兑伪券，但同时又在收兑期间继续发行大额伪券，因而应为战后中储券的贬值承担应有的责任。　　伪中储券与法币的比价因时因地而异，军统局根据派驻各地情报人员的资料汇总，自1945年3月初至4月下旬，上海地区每百元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由300余元升高到六七百元，其后又跌至300元左右的水平，而同一时期的徐州，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则维持在180元－250元之间。1945年5月中旬，当九江的比价还是300元左右的时候，广州湾却突破前所未有的千元大关，这是因为广州邻近香港，因受到盟军反攻的消息而抛售中储券所致(41)。但即便如此，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也基本上维持在1∶10的水平。日本宣布投降后，沦陷区人民欢欣鼓舞，急切盼望国军收复失地，但同时又不清楚国民政府如何对待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因而出现大量抛售伪券的现象，各地伪钞与法币的交换率日益下跌，中储券对法币9月上旬跌至134.10∶1，至中旬更跌至200余元兑1元。南京市长马超俊奉命由重庆经芷江飞往南京，随即前往市区各重要地带详加察勘，并向蒋介石报告，称南京市面“一切秩序尚称安靖，伪币价格约合法币二百元，若按法币价值计算，物价尚觉低廉。现有食粮尚不剧感缺乏，京沪、京芜均通车无阻。经召集米商多方采购，粮食源源供应，公用水电亦经严饬伪方现在主管机关，不得稍有间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日伪军队维持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治安，同时藉由美国的援助，从空中和地面向华东地区运兵。9月5日，国军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第二天，第四方面军一部亦空运至上海，很快便完成了对京沪地区的控制。9月11日，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向外发布公告，宣布自次日起京沪地区公共机关及银行一律使用法币，但对民间交易的伪钞并未规定停止流通的时间；虽然行政当局并未明文规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价，但由军事机关非正式作出1∶200的比率。同时何应钦已派员到上海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而且因“该行所属印刷厂，及日军部控制下之印刷造纸机构原料，均与印行钞券有关”，所以亦“应一并予以接收” 。　　之后，接收大员与军队官兵携带的法币便在收复区大行其道，加上增发的大量伪券，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幅增加，而伪券的实际价值则急剧下降。而且，由于当局并未规定兑换比率，以致法币兑换伪中储券的标准各异，有1元兑换200元的，也有1元兑换300元的，京沪市场一片混乱。　　9月14日，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特别撰文呈送蒋介石，认为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的命令存在诸多弊端。徐柏园指出，废止伪币表面上看似乎是打击敌伪，提高中央威信，然而“实际上则正足以卸脱敌伪之责任，妨害中央解民倒悬之一贯方针”。由于敌伪早就通过发行伪币掠夺物资，而那些奸商巨贾也早就将大部伪钞用于购置物资产业，因此目前流通的伪币多在民众之手中，“一旦废止，敌伪自不必再负清理之责任，民间则泛滥此等不值半文之废纸，显与中央既定方针不符”。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将全部伪券收兑，再向敌人要求赔偿(44)。　　自陆军总司令部发出通告后，各接收部门除了将随身携带的法币投入市场外，还纷纷在沦陷区自印法币代用券。蒋介石收到密报，称“浙江省第五行政区专员俞济民所主持之鄞县金融调济委员会现印发百元、五十元、十元之法币代用券，规定发行额为一千七百万元，实际上已印发四千万元，其与伪币之折合率为一比二百。现物价受刺激而暴涨，人心惶惶不安”，因而要求财政部迅速查明核报(45)。　　9月15日，一位未具名但一定是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拟呈意见，认为财政部所拟关于处理收复区敌伪钞票的六条办法原则尚属可行，但陆军总部日前又颁布相关布告以及财政部有关伪钞登记办法，则表现出“财政部对此问题之认识尚欠透澈，办法亦欠适宜”，因而提出若干意见供蒋介石参考。　　签呈认为，必须对伪钞有一基本认识，即沦陷区民众使用伪钞乃出于不得已，若贬值或作废，受害者皆为中国百姓，而非敌人；为了安抚人心，政府即使有所花费，也是应该的。签呈接着指出目前处理伪钞办法的缺点：其一，未明文规定是否暂准伪钞流通，以致人心疑惑；其二，未确定法币与伪钞之比价，听任投机者任意剥削；其三，一个月的登记期限太短，亦未规定期满后是否禁止伪钞流通；其四，财政部相关人员动作缓慢，未能及时报告各地情形。这位签呈的作者目前无法得知其名，但其建议倒是切中要害。然而蒋介石看过之后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个月之后，该文件由蒋的秘书陈方批“此件并存”而归档了(46)。　　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收复区的金融和货币还是十分重视的。9月16日，他与财政部长俞鸿钧共同对“华北华中处理金融、速定伪币比例率及金价低落与取消十七万为一两之牌价”作出指示，蒋介石甚至认为，“此时币制、金融、物价、金价、伪币之复杂动荡之险象，实与接收降敌、接收东北与处置俄国对新疆之方针，其危状相等”(47)。　　9月26日，财政部声称，为了让“伪中储券流通区域之人民生活及市场交易得趋安定，而币制亦得以整理肃清”，因而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及《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并正式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200∶1，收换期为1945 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逾期未持请收换之伪钞，一律作废”(48)。10月30日，财政部又公布伪中储券收换规则，规定每人每次以国币五万元为最高限额(49)。　此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已印制但未发行的伪券。据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报告称，尚有19万亿余元伪中储券已经定制但尚未交付，印制钞券的包括上海、济南、汉口、香港和日本等八家公司，其中上海地区的公司已派员查明接收，济南和汉口两地则请当地特派员代为查明接收，但日本的公司财政部无法办理，因而呈请国民政府与驻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联系，请其下令立即停印并予销毁。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即在财政部的呈文上加批：“拟函美军总部斯特梅耶将军转电查明办理见复”，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后，陆军总部即将此事转饬冈村宁次查复，经日本大藏省调查，所有在日本印制的伪券自停战后均已停止印刷，其中在日本静冈、泷野川和富士印刷局印制的伪中储券(包括千元、万元和十万元三种面额)不足五千亿元，还有数家工厂因战火毁坏或无法联系，不明数量。对于这些已印成钞券如何处理，日方建议“最好由中国驻日最高当局派员监督烧毁”。　　至此，蒋介石以为“沦陷区华中伪币与后方金价问题亦已如期解决，民生经济当可渐稳，物价则已大落矣”(52)。但他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兑换比率，导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民望急剧下降。当时的《新华日报》对这种现象曾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表述：抗战刚胜利时，沦陷区人民对于国府大员充满着渴望，等到这批大员到达后，渴望就变成希望，再以后，随着国军的到达。希望就变成失望，等到国民党的接收工作开始后，再由失望变为怨望，最后则变为仇恨。 ×××××××××××××××××××××××××××××××××××××××××××××××××××××××××××××××××××××× 财政部规定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虽然与当时市场上的交换率差不多，但却未能符合这两种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平价，依照这个比率，法币在收复区的购买力远较大后方为高。大后方接收大员见法币与伪券的兑换比率如此之高，没想到原先在大后方因通货膨胀已大大贬值的法币一下子价格暴涨，大量法币便通过各种方式蜂拥而来，接收大员固然顿时身价百倍，物价大幅提升，沦陷区的民众却惨遭剥夺。由于兑换比例太高，对沦陷区人民极不公平。就连一贯坚持反贪、倒孔倒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参政员黄宇人也承认，他到沦陷区后用了在大后方“已经所值无几”的50万法币兑换到一亿元伪币。用这些钱购置了一幢四合院之外，居然还剩下不少钱，又用它购买了一些家具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的衣物。注：你明白嘛，大家都穷。　　1942年伪中储行成立时，曾以1∶2的比率从沦陷区人民手中强行收兑法币，三年多之后，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中央政府复员，竟又以1∶200的兑换率，再次从沦陷区民众收兑中储券。这真是像老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由于兑换率的极不合理，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使得收复区人民的怨气更大，物价亦随着游资增加而大幅飙升。蒋介石就听到内情报告：“沪市最近发现大量来历不明之伪中储券金，中以五千元为最多，票面颜色为淡灰色与深灰绿色两种”，命令财政部迅速查明核办(56)。其后不久，蒋介石又接到情报，称浙江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居然在海盐县私自印刷五千元面值的伪中储券，再由该署大队长秘密派人潜伏各地使用。此案侦破后交县政府审讯，竟然交保开释。蒋介石闻之极为愤怒，除立即电令浙江省政府严密彻查法办外，还将审讯笔录等文件抄发给财政部(57)。　　重庆《大公报》为此曾专门发表过一篇社评，题目就叫“为江浙人民呼吁”。该文在揭露江浙一带国府官员以1∶200的比价回收伪币，以此掠夺当地人民的财产之后大声呼吁：“抗战八年，大后方通货膨胀，还未到使工商业大量破产的程度；而今胜利到来，一开手，就使全国财富之区的江浙一带陷于经济崩溃的危险，这真太严重了！我们今天写此文，就是为江浙人民呼吁，真实正是为国家呼吁。”(58) 兑换不合理也引发上海和江浙一带地区物价高涨，此时身在重庆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非常焦虑，同时发出多封急电查寻原因。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认为：“ 本市物价激涨，其主要原因为运输尚未恢复，工厂犹未全数复工，生产不能增加，而原存货物又因(一)伪币限期废止，尚无足量法币可以兑换，致市民因伪币之必废，不愿收藏，竞购货物；(二)到埠盟军所持该本国钞币价值较高，视本市物价较低，亦争相购买；(三)已接收物资如棉花、布匹、纸张等，迄仍封存，等于冻结；(四) 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有此四因，前存物资日渐减少，物价日趋上涨，除第三项正商请盟军协助抑止外，其余均非市政府力量所及。拟请饬有关方面妥筹办法，以资抑制。”钱大钧还称，上海物价上升的原因他也会同时向蒋介石报告(59)。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的看法就更为直接，他说：“沪市物价近时骤涨，原因固不一端，但依文灏观察，兑换伪币之方法，似有主要影响。因中央规定各种税款以及铁路、邮电等一律只收法币，不收伪币，公私银行概不得收受伪币存款，而近时公布十一月一日以后换回伪币办法，每次以五万元为限，限制颇严，实行收换之地点又不甚多。商界以伪币流通为数宏巨，收受太多，势必受累，故减少营业，或倍增价格。 ”翁文灏的结论是：“在此情形之下，沪市限价命令自绝难有效。中央对于处理伪币办法，似有迅加修正之必要。”(60) 　　蒋介石原以为制定兑换率后收兑伪券会为收复区的经济带来稳定，却没想到适得其反，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承认：“经济危机未过，平、津、京、沪一带自伪币比率规定以后，物价暴涨，人心不安，加之共匪造谣煽惑，学潮、工潮起伏无常。殊堪忧焚。”(61) 　　12月初，蒋介石收到密报，称“上海各银行对伪币日换五十万元为限，若对目前情势无断然之处置，将恐来年三月收清之限期势必展缓，遗害社会”云云。蒋即下令：“京沪各金融机构既拒收伪币存款，则每日收兑伪币数量限制不宜过严，以免伪币充斥市面，影响物价。如法币供应不及。似亦可先准其改作法币存款。” (62) 　　蒋介石在南京时曾收到一位市民郑大觉的呈文，陈述民众兑换伪币的困难，有的人排队三四天都换不到，从乡下到市区的农民凌晨三点钟就在兑换所排队，好不容易等到九时开门，但到晚上关门还是兑换不到。“加以兑换人员之种种挑剔，人民不便至极，甚至有无法兑到，自甘以七八折于外间街市兑换者。”为此，蒋介石即下令：“查收换伪币应犹求便利，决不可使小民遭受种种痛苦，致滋怨望。即希通饬各收换行局认真改进，无许再有此种现象为要。” (63) 　　到了1946年初，上海等地物价上升的趋势更加严重。“上海物价高涨不已，情势严重，应即切实更张。此时政府万不能只管收入，而不顾民生与社会实情。此一政策必须澈底研究改正，否则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政府虽聚敛积蓄，适足促成危亡而已。”(64)宋子文认为，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八年抗战期间政府收支相差太大，全靠扩大发行，加之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补救的根本办法在于输入大量物资，增进运输能力，改变国际汇率，协助商业进入常轨。目前国外物资已开始源源输华，铁路、公路以及航运亦逐渐恢复，至于汇率则待委座回渝后提交国务会议决定(65)。其后，宋子文企图采用开放黄金和外汇市场以及鼓励输入的政策来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决策非但未能解决通胀问题，反而让宋子文被迫辞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战后诸多政策、特别是兑换伪券决策上的失误，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兑换伪券政策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伪券的比价估计过低，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人否认，而且当时就有许多人对这个比率提出质疑。　　9月间，戴笠自重庆飞往上海，周佛海即提醒他有关处理伪储备券的事必须慎重考虑。周佛海认为：“ 储备银行拥有黄金、白银、美金、日圆及不动产与债权，足够收回发行之数，即使不足，中央可于要求日本赔款加入此项。且该券刻流通社会，均在人民手中，已为人民财产，政府须考虑人民利益。”他还根据当时伪储备银行所拥有的准备金数、重庆和上海两地当时的物价标准以及当时法币与伪券各自对美金之市场比价等三大要素拟订了一个具体办法，请戴笠转呈行政当局(71)。周佛海作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法人，当然要为自己的行径加以解脱，但他提出兑换伪券的三大要素却是有其根据的。　　当时在重庆的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亦针对处理伪钞提出若干建议：首先，应尽快规定伪钞与法币的比价，他认为法币与中储券的比价应定为1∶100；其次，这一比价一经规定，伪钞应准许暂时按此比价与法币一体折合行使；第三，中央银行应尽快按此比价收兑伪钞，并查明伪银行之资产准备，以便清理(72)。　　与此同时，一份未具名致蒋介石的签呈亦建议，应将敌伪钞券分别处理，即敌钞及敌军用券立即停止流通，而伪钞中大额钞券应进行登记，以减少市场之筹码，小额钞券暂准流通，但应立即规定伪钞与法币间的交易比价。至于比价如何确定，签呈则以中储券为例：“ 据报发行额约三万亿元，存有黄金准备五十万两，如以黄金每两值法币六万元计，伪储券即可定为一百元合法币一元；如金价提高至每两十万元，伪储券即可定为六十元合法币一元，但亦不宜与现在市价相去太远。 ”(73) 　　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伍启元战后曾被行政院借调担任顾问，当时他对伪币兑换问题曾经撰写多篇文章予以讨论。伍启元主张对于伪中储券与法币间的比率应暂不先作硬性规定。因为当时实在无法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兑换比率。他认为1∶200的比率并不合理，“对于收复区，则因币值过低，持有伪币的人损失过大，不难会发生不满的感觉；再加以大后方有特殊力量的人，正利用这有利的比率，以大量法币运往收复区中去‘发复员财’，这更会增加收复区人民的不满 ”。最后，他还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于携带法币往收复区及汇款往收复区，应加以若干限制；华中伪币折合法币，军事机关既已命令按一比二百的比率兑换，则财政当局不应再坐视不加干涉”，建议在目前情形之下，“暂准伪中储券按一百伪元合法币一元行使”(74)。　　后来曾有学者根据重庆、上海和华北三个地区战前与胜利时物价指数加以对比，从而得出法币收兑伪币的相应汇率(见下表)。　　战后财政部规定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价为200∶1，伪联银券与法币的兑换价则为5∶1；然而若按下表的统计资料计算，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只及法币对伪币实际购买力的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三（50、60：1 ），也就是说，广大沦陷区民众手中的货币，无形中就被削弱了70％以上。　　在评论伪券兑换政策的问题上，伪中储行总裁周佛海倒是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周佛海虽然在抗战期间与重庆政府早有往来，胜利之初还一度负责上海地区的治安工作，但还是被判处死刑，其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他曾在狱中回忆抗战胜利之初沦陷区民众举国欢庆的情景，然而为什么这种热情很快就变为冷淡，转而为失望、绝望甚至怨望。“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最高当局之意耶？”他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实为“各部负责无计划、无组织，对于派至沦陷区接收之人员又无选择、无训练、无指导、无管束，致若辈所言所行，丧尽政府威信，完全暴露行政力及人员之无能与腐化”。至于接收大员的腐败行径，报纸上已连篇累牍予以披露，而最让周佛海铭记在心的就是有关伪券兑换比例的政策。他在1947年5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由于胜利后“行政当局不加详细考虑，为近视之利益观念所蔽，为幼稚之主张所惑，不顾及人民之利益，不了解政府之要事为收拾人心，对于金融之措置铸成大错，致使人民财产大受损失，助长物价高涨，而为丧失人心之一有力分子也。储备卷［券］与法币定为二百对一之比例，暂准流通后，即以此比例收兑储备卷［券］，此于经济及人心均有莫大损失”(80)。他认为，在中央尚未决定伪券处理办法之前，南京的陆军总司令部贸然规定的法币对储备券之临时比例开其滥觞。当时总部当局并不熟悉金融情形，完全没有考虑到沦陷区民众的利益，而是“ 听从幼稚无知之参议邵某、顾某之意思，定为二百对一，群情哗然”；原以为中央政府日后必然会有相应的补救办法，却没有想到“行政当局亦因近视的打算，亦定为二百对一” (81)。　　周佛海日记中提到的邵某，其实就是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少将秘书邵毓麟。8月17日，邵毓麟刚从美国回到重庆，就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议的身份，参加受降工作。随后又前往南京和上海，目睹接收工作中的种种腐败行径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　　据邵毓麟后来回忆，9月20日他在上海时曾邀请多位日本和中国的银行家在金城银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专门讨论有关中储券兑换比率的问题。与会者根据京沪地区的物价指数、伪中储券发行总额、伪中储银行的库存现金及外汇总额，再比照目前大后方的物价指数、法币发行总额以及对美金汇率等资料议定对换比率，虽然各人提出的兑换比率不一，但共同的一点是，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00∶1。邵毓麟也认为，这个比率较之目前市场上滥用而非法定的比率更为合理和妥善，但这不仅是个极为重要的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前方军政机关自然无权决定，必须由重庆的中央政府决定(82)。　　关于邵毓麟的回忆是否准确，有人质疑他是事后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才这样说的，但是档案中有一份他1945年9月2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对他的回忆可以作出证明。在这封电报中，他认为“行政经济接收情形极坏”的原因在于接收机构混乱，彼此之间又互不通气，而且接收人员对于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毫无认识。邵毓麟接着向蒋介石提出相关的建议，其中关于伪中储券兑换的比率问题，他的意见是：“法币与伪币之比率，仅在目前系一比二百，比率既嫌过大，亦无法令规定，金融因此混乱，应即法定比率，安定金融。”(83)由此可以说明，邵毓麟在财政部公布伪券处理政策前就已指出其兑换比率过高，对沦陷区民众不利了。　　那么到底谁是这一政策的最后制定人呢？财政部公布伪中储券兑换办法时曾称：“自日本投降后，本部为办理收复区财政金融复员工作，制定紧急措施方案，遴派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驰往各地，遵照方案，积极办理。京沪区特派员陈行业已到达，并将应行查明事项电陈到部。”在此基础上，财政部方制定有关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的具体处理办法予以公布(84)。邵毓麟的回忆也指出，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决策人是陈行。邵毓麟说，当他在上海召开过相关会议后，随即到南京将讨论情形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报告，接着便飞回重庆，又分别向陈布雷和蒋介石作了汇报。9月25日一大早，等到他再将这一情形告知财政部长俞鸿钧，希望他尽快制定合理的兑换比率，并建议1∶100的比率较为合适时，俞鸿钧却告诉他，四联总处已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京沪区金融特派员陈行等人的建议，已奉行政院核定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200，并于前一天发出电报通令各地执行，因而无法更改(85)。考虑到财政部在颁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时曾规定，关于暂准流通的小额伪钞的面额、流通期限以及折合率等具体问题，应“由各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拟定，报请财政部核定公告”(86)，因此邵毓麟的回忆有其依据。　　从表面上看，由于抗战胜利突如其来，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好战后复员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至于政出多门，接收工作混乱无序，制定政策者则目光短浅，特别是在伪中储券兑换比率的制定方面竟由对于财政金融并无认识的军方先行宣布，其后财政部门明知不符实际，却不予改正，因而铸成大错。至于这一比率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沦陷区的民众不敢去问，生怕因此而被划为汉奸 (就在公布伪券兑换的同时，军统特务开始在上海等地大批抓捕汉奸)；接收大员则欣然接受，因为这一比率实在可以让他们发一笔横财，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要改呢？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政策的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今日最大之耻辱，乃国军败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如乞丐，以此为目前之大耻。而为国际所诟辩者。”(87)由于贪污腐败已经成为系统化、体制性的痼疾，而抗战的突然胜利又给这些接收大员和国军官兵一个敛财的大好机会。曾亲自参与接收的邵毓麟就认为，“经济事业机构的接收，更是弊端百出，黑漆一团”。他还感叹地说：“个人或有‘五子，而可‘登科’，政府却因此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接收大员不仅从接收中“五子登科”，而且趾高气扬，对沦陷区民众视如草芥，这在制定伪券兑换比率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周佛海就认为制定政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普遍存有“浅薄、幼稚、意气用事之报复心理，其意谓，储备券乃敌伪所用之伪币，故应压低其价。殊不知币为伪币，民非伪民，储备券乃人民手中之财产，即使全不承认，视为废纸，于伪无损。于敌更无损，受损者乃中国人民也。此种初步常识尚不具备，而令其为接收干部已属可怪”，“苏联在东北发行军票，尚知顾念中国人民利益，以军票与伪满货币一对一交换；而中国当局反不如此，实太伤心”。周佛海认为，政府制定这一兑换比率的后果是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牺牲人民之利益。其结果甚至成为招致中国人民之损失，减轻敌人应负担之负担。不智如此，不仁亦如此”(89)。钱大櫆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战后他以汉奸罪被捕，并判处死刑。他曾对人说，他在汪伪政权中除了担任中储行的副总裁，其他什么事都没干过。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关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他以为“健庵(陈行字，——引者注)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值，不该做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钱大櫆还拿出他所保管的资料计算，根据中储行所发行的钞券与库存的黄金、白银、外汇和其他动产不动产相对比，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率应为1∶28(90)。周佛海、钱大櫆虽然落水成了汉奸，可是他们这一番话倒是切中肯綮，值得深思的。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元首，自然要处理众多国家要事，仔细阅读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日记和有关电报，可以看出他对于处理伪券的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亦曾不断发出指示，要求属下认真处理。然而他身在重庆，同时对有关金融的具体内容并不熟悉，只能作些原则性的指示，即使有人提出异议，亦未能引起他的重视。蒋介石原以为此事处理得较为顺利，可以稳定收复区的民心和经济，然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此刻即使他想予以改正，但为时已晚。大厦将倾，蒋介石已无力回天了。 ×××××××××××××××××××××××××××××××××××××××××××××××××××××××××××××××××××××××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简单，国家“完全取得储备银行之准备金”，而搞这一套。它的本质就是劫掠物资。同时法币被高估，超发一本万利，很快从2万亿超发到6万亿，恶性通胀苗头出现。怎么办，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与市场对决。到47年2月10日，黄金每两兑法币突破90万元大关，美金一元兑法币突破万元大关，美国又背信弃义停付美援，政策失败。战后国库本有黄金690万两，美金7亿，国舅双金抛售政策不到一个月，亏掉了黄金353万两，美元5亿。呵呵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孔祥熙掌管的。蒋介石曾经打过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不管这事。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呵呵 ×××××××××××××××××××××××××××××××××××××××××××××××××××××××××××××××××××××××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 批发物价指数反映的是批发价格的变化，其反映的内容与零售物价指数基本相同，其计算方法更加简便，在没有零售物价指数的情况下，可以用批发物价指数来代替分析通货膨胀状况。零售物价指数指的是市场零售价格的变化，是一国通货膨胀状况的另一种指示器。当一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消费增加，就可能带来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该指标的持续上升，就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收紧货币供应，该国货币汇率上升。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零售商品价格的平均变化，与消费物价指数不同，消费物价指数是按照不同商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的，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费用的变化。现在大家都明白，因为汇率定的不合适，法币超发了。货币超发还引起另一个事，就是钞票不一定是货币，也可以是资产。就象黄金不一定是货币，可能是资产一样。抗日战争期间，汪伪中储券超发，通涨剧烈，以上海的钱庄，银行为地下源头，消失已久，但在民间信誉良好，被认为有保值功能的银圆，再度浮现在市场上，日伪想管，可又没办法，地下央行的龙头是那时沦陷区唯一还能经营独立外汇结算的浙江实业银行。这家银行有特殊背景，一战德国战败，在华德商资本为规避风险都注资入股浙江实业银行，此刻实业银行可以通过德商人脉，在瑞士用瑞士法郎进行外币买卖，在上海滩牵头银圆与中储券别苗头。市场经济角度，中储券超发通涨，实际价值的确不如银圆，外交政治上银圆又有十字旗护身，汪伪中储券只能自认倒霉。边币是采取实物本位，挂靠小米。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大量粮食，特货在手，去黑市抛售，换取械弹军饷。边币有粮食为本位，币值坚挺，到战末，在山东已经到了1边币兑33联银券。法币资产供应过多，供应过多，它就通胀呗。抛出黄金、美元与市场对打，国民政府成了最穷的穷光蛋，哈哈 ××××××××××××××××××××××××××××××××××××××××××××××××××××××××××××××××××××××× 这个逻辑理一下，日本刚投降，汪伪中储券被抛售，1：200 的价格实际上是抛售的价格，中储券被低估了，消费引起的通胀，促使法币超发。解决办法就是恢复生产，投入物资。法币超发以后啊，冀朝鼎再出主意，抛售国库黄金美金，回笼法币。GAME OVER 它把储备金一丢啊，就没办法超发货币了。传统课本的说法也是对的，人民的和平意愿，就是消费引起的通胀嘛。储备金不丢可以超发货币，储备金一丢啊，只能控制货币发行量了。钱大钧的说法最为妥帖，1、日占区人民购物，2、盟军购物，3、蒋管区购物，抗日战争军费开支，物资缺乏，通胀。内地物价仍高于沪市数倍，飞机及上驶船舶均利用回空吨位抢运物资。解决方法就是恢复生产，向市场投放物资，而不是投放硬通货。硬通货是恢复生产所需，调剂有无，没有的东西可以进口嘛。抓住 “恢复生产” 这个牛鼻子，总供给搞不定就遏制总需求。92年价格闯关就是外汇少，生产跟不上，遏制了总需求。通胀分好几种，有生产引起的，有消费引起的。注意可不是一种，单单看历史书是得不出结论的。这也是我以前的说法，中国的近代史不懂金融根本讲不明白，至少历史系的讲不明白。汇兑问题引发的物资抢购，越涨越买。至于为什么定成1：200 ，恐怕上下都是这么看的，集体行为。（这个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是近期某一事件的反思）; 3584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怪不得那么多人推崇胡耀邦: 热度 70 寞洑 2014-2-24 13:05; 此人水平不仅低，嘴还没把门的。所以不仅忽悠起来容易，还能套消息。这样的人在位，何愁不变天。毛泽东对胡乱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 陆铿是资深记者，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创办过《天地新闻》因准确预测出解放军渡江地点，被“国府”当局以“通匪”之嫌关入监狱。解放后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反右开始后以历史反革命帽子入狱，1975年获释出狱后去香港。在台湾因批评蒋经国被指“通共”而禁入台湾， 89风波因支持运动被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 1985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以“胡耀邦会见陆铿”为标题登出短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美国《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及其亲属。陆铿作为新闻人的老江湖，在玩语言方面远比胡耀邦会算计，一开始就看出胡耀邦“口无遮拦，全无机心。”稍加诱导便滔滔不绝，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尤其在台湾及中央高层人士方面，引诱胡耀帮说了一些不算慎重的话。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胡耀邦开始就说“我们让你受委曲了”。作为总书记，说出这种话等于是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道歉，在政治上并不合适。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胡耀邦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这段话一方面暴露了大陆当时的实力不足和没有信心的问题。另一方面被海外舆论视为大陆武力攻台的规划，台湾反应尢为强烈。蒋经国该年视察金门时特别强调“中共党魁”的谈话，鼓吹“军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质疑：邓小平半年前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怎么仅仅时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北京则解释那只是胡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大陆对台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显然，胡耀邦的态度与中央对台政策有一定的出入。关于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在陆铿连续提出胡乔木的许多问题时，胡耀邦没有反驳，反而模棱两可地打哈哈。“哈哈……你们（陆铿）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等于是默认了对胡乔木的指责。胡乔木当时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邓小平的得力干将，胡耀邦如此态度显然有一定的情绪。在提到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保守和中央打算换掉的问题上，胡耀邦“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这种回答也等于认可了陆铿的说法。后来邓力群内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落选中央委员而销声隐迹。在谈到王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即撤换了前任校长胡耀邦信任的阮铭等三位笔杆子（指当时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编辑阮铭、吴江等三人。其中阮铭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反右时“左”得出奇，是反右扩大化的积极推手。文革中投机造反。文革后成为胡耀邦的理论智囊，被王震清除出党。阮铭后来流亡海外，2004年成为台湾陈水扁的“国策顾问”，沦落为台独分子。），外间盛传此事造成二人纠结，两人是老乡南北呼应时，胡耀邦说“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等于是说他与王震有矛盾。如此放言无忌，连陆铿也感到目瞪口呆。在谈到军队时，胡耀邦认为“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其实没几年就发生学潮乃至89风波）。显然在对国内局势的评估上，胡耀邦说了大话。对邓小平仍占着军委主席不让的问题，胡耀邦的回答是“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小平）兼任了……。”这种回答明显是对邓小平的轻蔑，无视老人家邓小平的作用。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外，他与陆铿的谈话也是错误之一。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指出：“胡耀邦同志……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杜润生曾撰文称：“耀邦离开总书记职位，和他与（香港报人）陆铿谈话有关”。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认为，这次谈话对胡耀邦离职“起的作用比较大”。 2006年，胡耀邦的女儿胡恒接受新加坡《星岛日报》记者采访时仍心有余悸地说：“陆铿的教训太深刻了。” 陆铿将此次采访整理为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并将清样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虽然做了七处修改，并派专人送到香港。但陆铿坚持照实发表，拒绝改动。胡耀邦看似颇有礼贤下士的风格，以开明的态度对待新闻工作者。陆铿却不厚道，拒绝了胡耀邦修改文稿的意见。胡耀邦提出七修改是：其中三处都是“哈哈……”。这本是胡耀邦平日说话的习惯，但纸上过多的“哈哈……”似乎不够严肃。问题比较大的是实质的修改。一处是说和王震“南辕北辙”的话，胡耀邦主张这句话删去。一处是谈到胡乔木的话胡耀邦要求删去。一处是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指军委主席）了。”胡耀邦希望删去。最后一点是涉及陈云的，胡耀邦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反映对老一辈称呼的小心翼翼。赵紫阳在他口述的《改革历程》第四部分中说：“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陆铿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党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 　　 “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 “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 胡耀邦后来在中央会议上检讨发言中说“不知道陆铿是坏人。”（1987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　　陆铿于2008年6月21日于美国旧金山去世，终年89岁。其骨灰安葬于昆明名人墓园。胡耀邦被称为“中国最有良心的领导人”，他的良心却没有得到回报，被陆铿这个所谓的“说真话”新闻人出卖和践踏。　　从说真话，说实话，言论自由的角度看，胡耀邦的谈话至少没有大问题。从身份而言，作为一国首脑，胡耀邦说话确实过于随意。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采访，拟定采访提纲报批是惯例。这一次，不仅没有报批采访提纲，而且破天荒地允许陆铿进行录音。有了录音证据，以后想修改都难。作为中央领导人在记者面前，无论是政治敏感还是人事关系都是大问题，任何不慎重的表态或评价都可能带来政坛波动和反响。在胡耀邦看来，对媒体及知识分子示好是一种开明。但是，他忽视了新闻人的职业特点。抓热点，出风头，引起社会关注是他们的本能。为了获取第一手新闻，他们貌似温良恭谦，甚至可以出卖灵魂和人格。在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共八老看来，任何脱离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轨道的行为，任何对他们的反面评价，包括总书记在内，都是不能容忍的。胡耀邦与陆铿的谈话，不仅触动了政治神经，而且暴露了中央高层人事矛盾，造成了他六年多“总书记”工作的结束。; 2229 次阅读|37 个评论

分享台湾绿毛龟玩得真嗨——孙中山铜像被套脖子拉倒: 热度 63 李根 2014-2-24 02:33; 每当俺看到蒋介石铜像孙中山铜像这样的新闻，就怀疑国民党还有神马用处——连国父和国父传人都保不住，台湾这么屁大一点的地方，都治理不了；随便几只绿毛龟都能爬到他们头上拉屎撒尿。非要把中华民国最后一块地盘给绿毛龟们夺了，然后再去央求土共来恢复？如果是这样的话，民国的棺材盖可就得钉钉子了。中新网2月23日电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内重达600多公斤的“国父”孙中山铜像，22日突然被来自台北、台中、高雄和台南的“公投护台湾联盟”十多名群众，用绳索套铜像脖子拉倒在地。“独派”人士还在铜像背部喷上“ROC OUT”的白漆字。检察官陈竹君指示警方将该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依毁损公物罪法办，但讯后请回。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市议员谢龙介闻讯赶到现场，一度隔着警方人墙与“公投护台湾联盟”成员对话，他要求台南市政府对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国父”铜像“回复原状”。　　来自各地的“公投护台湾联盟”约150名群众，22日下午1时30分，分乘3辆游览车抵达台南市汤德章纪念公园。他们以“实地测试‘国父’铜像基座的安全强度”为由，由数人攀爬到铜像上面，用2条粗绳套住铜像脖子。　　紧接着，十多人合力拉绳，铜像竟应声掉落地面。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十余名警察赶到时，铜像已经倒地。“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站在铜像前演说，上百群众以手拉手方式围成圆圈保护他，让警方没办法立即处理。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市议员洪玉凤、卢昆福、蔡淑惠等人陆续赶到现场，谢龙介痛心地表示，“你们又不是台南人，凭什么毁坏我们的古迹”，多位国民党籍议员并痛批警方无能，要求分局长李政晓以现行犯之名逮捕蔡丁贵。　　蔡淑惠、卢昆福还拍打分局长李政晓，质问为何警方让这群人为所欲为？场面混乱，国民党议员和“独派”人士对峙半小时后，蔡丁贵被依毁损公物罪现行犯，带回派出所侦讯后送法办，其他群众则乘游览车离去，才化解紧张气氛。　　“公投护台湾联盟”总执行长李述儒说，这座由台南第一国际狮子会捐赠的铜像，基座已坏掉了，市府打算拆除，却引发国民党抗争，该联盟对孙中山没有意见，但基于维护大众安全，才前来“测试”一下，结果只用2条绳子、不到1分钟，铜像就倒地了。　　台南市文化局长叶泽山得知铜像被拆掉，惊讶地说，“拆下来了？怎么这么快？”但强调汤德章纪念公园是市定古迹，孙中山铜像则不是，后续处理问题，会召集专家讨论（叶泽山真是装13的高手，谁说台湾没有人才，佩服啊！！！）。; 1701 次阅读|33 个评论

分享国民党承认曾欠毛泽东720大洋薪水还没还不知道: 热度 36 兜胖胖 2014-1-21 23:22; http://news.ifeng.com/taiwan/3/detail_2013_08/30/29172621_0.shtml 8月27日，国民党党史馆举行乔迁暨揭幕仪式。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出席揭幕仪式。大陆赴台旅游日渐升温，国民党党史馆几乎成为每个“陆客”的必到之处。国民党党史馆的毛泽东薪水单，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笔史料，特别受大陆游客关注。毛泽东薪水单引发国民党“欠薪”之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国民党党史馆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相关的展品广受关注，特别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薪水单。在国民党的薪水单上可以看到，毛泽东每月有120大洋（俗称袁大头）的薪水。另一位中共著名领导人，列“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也有120大洋的薪水。而邵力子和向警予的薪水则为80大洋。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证实，从党内已解密的文件发现，中央党部确曾拖欠毛泽东月薪；但在当年动荡时代，最后该笔款项是否如数核拨，目前文件看不出来。已经泛黄的会计数据仅记载着：“毛泽东……120大洋。” 邵铭煌解释，在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毛泽东出任候补中央委员，随后转往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负责办理党员入党等文书工作，月薪120大洋。而当时仅上海执行部就有毛泽东、邵力子等15名中共人士。后来国民党积欠薪水并研议全面减薪。毛泽东被欠6个月薪水，共计720大洋（俗称袁大头）。上海党部来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已转往广州党部任职。 1927年4月，国民党进行“清党”，毛泽东遂退出国民党。目前已无法证实拖欠的薪水是否由广州党部转交。有关大洋的实际物价，依照《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当年大学教授月薪80大洋，北大、清华教授的月薪则约为120大洋，白米一担约4大洋，可见720大洋十分可观。 ------------------------------------------------------------------------------------------------------------------------------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中，规定了对恶意欠薪者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欠农民工薪水，看来是有原因的; 1001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从老蒋搞不定简化字说起，转帖谈国民党本身是不错的: 热度 75 李根 2014-1-5 00:35; 昨天日志里讲到老蒋为了加速工人农民士兵脱离文盲，在全面抗战前和逃到台湾后两次试图搞简化字，结果都被那些包围着他的无德无能的文人废掉的事情。今天想起水木上有人回的那个帖子，国民党本身是不错，至少动机是好的，是想干点事情的：国民党本身是不错，但是正如楼主文章所说，这种不错的政党，没什么新鲜的，“都是我爷爷玩剩下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全世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能找出一个国民党来，都有一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真心想给国家做点事情。所谓民国范，也就是中国这种接触西方比较少的土鳖才以为是什么稀奇，你到印度去，埃及土耳其非洲去，人家整个统治阶级上层贵族都是牛津剑桥毕业生，举手投足一股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气息，秒杀中国假洋鬼子暴发户。拉丁美洲那些受法国教育祖祖辈辈几百年的精英，国民党够给人提鞋吗？宋美龄会讲两句英文就被捧成神了，人家伊朗巴列维国王见过没？没见过百度图片搜一下去，那才是标准的雅利安男神，英法德语哪门不精通，骑马击剑都是奥运水准，人家贵族的时候，你宋父查理还在海南文昌玩屎呢。CNN采访巴沙尔阿萨德看过没？人家英国桑赫斯特毕业的，英语没你宋美龄讲得好？结果呢？他能改变叙利亚的命运吗？巴沙尔也好，萨达姆也好，不都是虚心学习西方紧跟西方的吗，怎么西方老师傅说翻脸就翻脸说打就打呢？巴列维风光无限，怎么一夜之间就被人民赶下台了呢？说好的美国盟友哪去了呢？总之一句话，国民党是好，但是这种好人不值钱，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哪国都有精英，哪个精英都知道照搬自己在牛津剑桥索邦学会的西方道路发展本国，结果就没一个成功过，所以不值钱。物以稀为贵，全世界有无数国民党，无数蒋，但是只有一个毛，精英掌权的第三世界政府不能有效调动本国资源，只是一个上层贵族自娱自乐，大城市里闹一下，底层农村跟几千年前没啥区别，还是过着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蒋推行新生活运动，号召大家不喝咖啡，这不是笑话吗，99%的中国人这辈子见过咖啡吗？所以国民党玩什么新生活运动，无非就是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几个大城市的小资文人凑个热闹，跟几亿普通中国人有半分钱关系？你搞一百次新生活，能改变普通农民半点生活？所以国民党的政策再好，都是纸上谈兵，不接地气，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不能持久。比如1943年国民党收复新疆，这要在古代，得是多大功劳啊，什么唐太宗乾隆左宗棠统统不在话下。可是为什么这么牛逼的政权几年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呢？精英政权，无非是运用了现代科技力量，靠美军飞机，不费吹灰之力把士兵运到新疆几个大城市，控制了上层政权，号称收复，对基层维族人有任何实际控制力么？台湾两蒋时代的发展，放在非洲，也不过是和同时代的博瓦尼、穆加贝等量齐观，没什么新鲜的。毛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告诉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运用基层力量，如何把一个悬在空中的和普通老百姓不接轨的政权变成上下一体的有机整体，让基层的力量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服务，而不是一小撮精英在那里搞现代化，旁边几亿农民看热闹，就跟印度那样，少数精英玩软件玩高科技，跟十亿民众半毛钱关系没有，民众还继续生活在中世纪。毛是唯一解决了这个脱节问题的人。所以距离产生美，没见过世面不熟悉西方的土鳖，才把什么民国范当个宝，楼主爷爷那种见过世面的，知道尼赫鲁巴列维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顶级精英长什么样，才对国民党和笑贫这种西化程度比尼赫鲁们更次一等的二三流精英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越是没接触过社会的象牙塔书呆子，越喜欢谈什么普世价值；越是“我爷爷”这种真刀真枪商海搏击出来的资本家，明明自己比洋人公司努力十倍，却就是总也竞争不过洋人的企业和买办，才刻骨铭心地懂了什么叫政治军事特权，什么叫军刀下的现代化，什么叫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拳头就是硬道理。尼赫鲁剑桥优等生又怎么样，吹得再响，还不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张国华就让你现了原形，忧郁而死。话说得很难听，但仔细想想真有道理。国民党在大陆一向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成，靠着从大陆抢劫的黄金白银、从老毛那里学来的分田分地、从莫斯科毕业的蒋经国这三样宝贝，同时还要很辛苦地冒着死人的危险侦察大陆军事科技机密以换取美国经援军援，才在台湾搞出一个局面，结果差点又被日本奸细篡夺了。仔细想想，这才是一般第三世界政权的水准，而老毛真的是给中华民族改命的、逆天的。俺作为城市工商业主和地主联姻的后代，说起来也被老毛剥夺得很惨，但是一想小我之外还有大我，如果国家如印度烂成一滩，一个小资有个屁用？不在乎了。《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个人分类: 民国礼赞|1705 次阅读|26 个评论

分享让历史告诉未来（第五集命运的决战）: 热度 6 duanjian 2013-10-12 11:04; 男：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会面，似乎是极富戏剧性的。女：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抗战前就打了十年的冤家对头，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男：从此以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这场斗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这场斗争，便发展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片名：第五集命运的决战）女：当时，正是在重庆的这间屋子里，蒋介石设宴招待了来自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然而，到底鹿死谁手呢？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都相当地自信。女：毛泽东本人的心情，他自己曾经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八个字来形容过。男：喜悦之情是不必待言的了，他忧惧的则是战争可能再一次落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女：这次，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毛泽东毅然飞来重庆，党内许多干部曾万分担心，去了，会不会回不来呢？男：毛泽东的解答简单而又奥妙：你们在前线仗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女：没有打的准备显然是不行的。男：这时，中国合法的统治者是蒋介石先生。他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单在西南后方他就屯兵四百二十万，其中三十九个旅全部是美式装备。女：但尴尬的是，八年抗战的结果，共产党的军队占踞了中国最重要的东部地区，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心腹之患”。男：在美国的帮助下，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就这样飞到了华东、华北，去抢地盘、抢城市、抢胜利果实。女：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属罕见。男：几十万伪军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女：日军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阎锡山更干脆，要日军用坦克送他进太原。男：美、蒋、日、伪就这样组成了一个荒唐丑恶的联盟。女：人民用战斗赢得的胜利果实，凭什么要拱手送给蒋介石？！男：中共中央发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从华东、华北抽调的十一万部队日夜兼程，迅速开进东北，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女：就在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备战区，印发蒋介石的“剿匪手本”。蒋介石要从八路军、新四军手里“收复失地”了。男：阎锡山率先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兵力，围住长治打援兵，一下吃掉了他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女：紧接着，在邯郸战役中又歼敌四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伍，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男：陈毅率领的山东军区部队发起津浦路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人，控制了二百里津浦线，阻断了沿铁路北运的敌军。女：这几仗的确打痛了蒋介石，也打出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被迫在国共《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国共双方实现了全线停火。男：为了维持停火局面，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了，他与周恩来、张治中组成了军事三人委员会，并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处理国共双方在各地的军事冲突。女：执行部设在旧北京饭店。这优雅舒适的厅堂，当年唇枪舌剑，有过一番激烈争斗。叶剑英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们为坚持正义、争取和平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男：但是一切认真的或是虚假的努力都改变不了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蒋介石是决意要打的。女：应当说，这时美国政府的介入，起了一种极不光彩的作用。男：据记载，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共为国民党装备了四十五个师，训练了十五万人，运送了五十四万人到内战前线。女：美国国会提出的《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援助与军事顾问的法案》和这张白皮书上开列的清单，足以说明一个事实：美国把几十亿的战争赌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男：联合国救济总署将五十二国人民捐赠的食品物资运到中国，但百分之九十八被美国送给了国民党。女：当时，一位义务来华服务救济孤儿的美国姑娘．亲眼看见了发给孤儿的食品被国民党军官扣掉．出卖发财，而孤儿只能坐等饿死的情景，她愤怒地写信给上司说：仅此一事，就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共产党人。男：青山流水依旧在，只是换了人间。等白宫的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女：一九四六年，中国短暂的和平只维持了五个月。男：五个月中，蒋介石违反协约，先后调动了一百三十万军队到达进攻位置，发动内战的准备已经完成。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 下令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三十万大军，向被围的我六万部队发起凶猛进攻。形势十分严重。女：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遵照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兵三路突出重围，经过艰难血战，王震到达陕南，李先念到达鄂西，皮定钩到了苏皖。男：延安人民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突出重围重返陕北的“大胡子”王震和三五九旅的勇士们。中原突围，标志着全面内战的开始。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彻底地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内战。女：解放战争开始时，国共双方兵力是四百三十万对一百二十万，所有大城市、交通要道、一百万日军装备和四十五个师的美式装备，都在蒋介石手里。男：蒋介石摆出全面进攻的架势，向我山东、苏皖、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东北六个解放区同时发起进攻，宣布三个月解决问题。女：八月，我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在晋北一战全歼国民党八千余人。身材瘦小的粟裕司令员指挥华东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以少胜多，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六千。男：“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刘伯承、邓小平他们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动声色，将敌整三师诱进定陶以西的包围圈内。女：敌整三师师长赵锡田根本没有把刘邓放在眼里，甚至与上司通话时连密语都不用，拍着胸膛说要在两个星期中把刘伯承赶上太行山去。男：结果，仅仅打了五天，整三师四个旅一万七千人全军覆灭，赵锡田本人倒成了刘伯承的俘虏。女：在晋察冀，在东北，在晋冀鲁豫，在山东，各路野战军捷报频传。男：一九四七年二月，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了军区首府——临沂，主力七个纵队星夜隐蔽向北猛穿插。在莱芜、新泰迂回包围了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集团共七个师五万七千余人。女：人们所熟悉的电影《南征北战》, 就是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男：莱芜战役，共歼敌七万余人，收复了十三座城镇，俘虏了包括李仙洲在内的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军官二十一名。女：当年在这条长不足三十里、宽不过二里的河沟里，聚集着五万多乱成一团的国民党官兵，在几小时内全部当了俘虏。男：一名被俘的敌团长叹息说：就是万只鸭子，捉起来还得费些功夫呢！女：在各个战场上，蒋介石亲信的国军将领一一披挂上阵，又纷纷落马。男：宿北战役中自杀身亡的敌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女：鲁南战役中被俘的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男：吕梁战役中被俘的敌上将总指挥杨澄源。女：俘虏群、俘虏队……还有被强拉来的老头兵和娃娃兵。男：应当承认，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并非一无所获，他以损兵七十一万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五十多座城市。女：蒋介石被这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下令驱逐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的谈判代表，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彻底破裂。男：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痛斥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率中共代表团回到了延安。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过一次重要会议，下定了打到底的决心，并且明确提出“三五年内打倒蒋介石”。另：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以失败告终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又开始发动所谓“重点进攻”。女：两个重点，一是山东，一是陕北。进攻山东的四十万国民党军采取“硬核桃夹烂葡萄”的战法，前后重叠，齐头并进。男：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华东野战军陈、粟首长敢于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势，在他重兵密集之中，掏出最骄横难打的七十四师来打。女：五月十三日起，华野九个纵队紧密配合，和敌人拼顽强、拼意志，激战三天三夜，全歼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七十四师，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男：据说蒋介石大为震怒，以致掀翻了饭桌，并为张灵甫的“自戕殉国”垂泪表彰。其实，张灵甫是被我军一位排长打死的。陈毅、粟裕下令将张灵甫的尸体装入棺材，妥善护送，交给了国民党方面。女：在孟良崮战役率领各路纵队的解放军将领中，很有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男：当时的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员。女：少林寺和尚出身的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所率领的九纵队是当时孟良崮主攻部队之一。男：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野花飘香的五月，一位当年作战的连队指导员又来到昔日的孟良崮战场。女：他是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迟浩田。一九八五年四次重返战地，看望当年的乡亲。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行：男：烈士灵前我默默伫立，巉岩峭壁我寻觅足踪。青松挺拔，可是我战友的身姿？流泉欢唱，可是我战友的歌声？男：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人们最惦念、最牵挂的还是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另一个目标—— 延安。女：蒋介石调集二十万部队和上百架飞机，胡宗南率其1 4万精锐部队，杀气腾腾地向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中枢扑来。男：谁都明白，丢了莫斯科，就是丢了苏联，丢了柏林就是丢了德国，延安再怎么样也丢不得呀！女：可是中共中央却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决定。党中央耍离开延安了，延安人民离开家园撤退了，心里头总是舍不得呀！男：毛主席说：“胡宗南要来延安，就让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他也搬不走，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 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黄昏，毛主席就是从这儿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的。男：今天，当我们来到延安的时候，正是脱去冬袄换春装的季节。延安变了，延安人民的日子虽然还说不上富裕，但变得红火了。我们透过老的一代，新的一代，追寻当年那些动人的故事，亲切的声音，象黄土一样质朴的面容。女：胡宗南损兵五千，得到了延安这座空城。男：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这里，巡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这很使他觉得快意，可他怎能想到，此刻建人民解放军攻入南京总统府，只不过两年！女：毛泽东以他惯有的从容不迫的风度，在陕北的川坳里和几十万敌军兜圈子，继续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战事。和毛主席一起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还有周恩来和任弼时。男：在安塞县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郭有祥。女：郭大爷今年6 8岁，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曾在毛主席身边当了四年警卫员和公务员。一九五二年转业，从北京回到家乡当了农民。男：回忆起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岁月，他说，整整一年，毛主席、党中央身背五六万敌军转战陕北，我们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但毛主席坚决不过黄河。女：那时，毛主席的名字改为李得胜。有一回，房东老乡听了广播，兴奋地向毛主席宣传：“李首长，你知道吧，毛主席还在陕北哩，胡匪军呆不长的” ，当了几十年农民的郭大爷，此刻激动了。男：在王家坪，我们遇到了当年太岳军区陈赓将军的几位部下，谈起当年的延安保卫战，这些老红军兴奋起来。他们说，当时，我们十分惦念毛主席的安危，要求毛主席过黄河。听说毛主席留在陕北，我们纷要求开到陕北去，保卫咱们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女：从保卫延安开始一直在彭总身边担任通讯处长的刘克东，给我们讲述了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打的几个漂亮仗：男：撤出延安的第七天，彭老总用小分队将敌人主力引到安塞，主力埋伏在青化砭，一仗消灭了胡匪三千人。女：二战羊马河又打了个胜仗，敌人被拖得疲劳不堪时，空虚的后方蟠龙又被我军摧毁。男：三战三捷，敌人胆寒！毛主席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即兴挥毫，为彭老总重写了一首他在长征路上写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女：我军在撤离延安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又胜利地返回了延安。还是在撤离延安前一天的傍晚，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毛主席接见部分旅团干部时说：另：“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许是北平吧！”; 66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三轮师傅惹不得: 热度 23 樱木花道 2012-3-20 16:08; “国民党军从四川败走时，留下许多武林高手，大都散居成都。一时群星荟萃，千年难有。但他们的生活都很苦恼，很多人靠卖苦力过活。当年的成都人很多都知道，拉三轮的中有许多隐姓埋名高手，万万惹不得。” 别人的文章。　　　突然想起来ｎ年　认识的拉三路师傅　小胖小胖湿兄颇有廉颇古风，大热的天，敞开了肚皮蹬三轮，是我等打不起出租鼠辈的好交通。　　有次　坐小胖的车，下午五点多，小胖拉到了位，马上车钱就变成了啤酒，曰　不拉了，老子跳拉丁去了。收工！我当然晕，俺是扫盲舞会多年扫不掉的顽固。　　　小胖曰：俺还是三袋弟子了。手一抬，屁股一扭，小胖gg还比一个拉丁姿势。　　真心碉堡了，完全潇洒哥。三轮师傅惹不得，三轮车夫故事多。; 816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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