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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本质：货币即国家股权

在《货币的本质》中，著名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博尔顿和黄海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透过公司金融理论来重构货币经济学，构建了国家资本结构，将货币视为国家的股权。央行发行货币类似于公司发行股票，如果增发的货币没有用来支持高质量增长，增发货币会引起通胀；但如果货币增发不够，高质量增长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经济增速则必然放缓，甚至面临停滞和通缩。

本书探寻的“货币是国家的股权”这一本质，不仅修正了货币主义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缺陷，也为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构建了一个新的、基于公司金融的共同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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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货币的本质》引言

作者 [美]帕特里克·博尔顿、黄海洲

我们两位作者相识于30年前的伦敦经济学院(LSE)。在伦敦经济学院，我们都曾有幸与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默文·金(MervynKing，后来曾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MathiasDewatripont，后来曾任比利时中央银行副行长)、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2016年诺奖得主)、马丁·黑尔维格(MartinHellwig)、清泷信宏(NobuhiroKiyotaki)、约翰·穆尔(JohnMoore)、申铉松(Hyun-SongShin)等就货币理论、国际金融和政策实践有过深入的交流、讨论与合作。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是全球主要的合约理论(ContractTheory)研究中心，也是全球主要的中央银行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心。
我们的合作始于20年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主要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协调和研究中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又曾与斯特凡·英韦斯(StefenIngves，后来曾任瑞典中央银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Rajan，后来曾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卡门·莱因哈特(CarmenReinhart)、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Rogoff)等就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实践有过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过去30年，合约理论、金融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通过与世界多国宏观和货币政策管理层的交流与讨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市场对宏观和货币政策的反应，同时分析中国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危机，进而做出相应判断。这些努力和经历，促使我们完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探寻货币本质的著作。

本书探寻货币本质，为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构建了一个新的、基于公司金融的共同微观基础，以提出新的货币理论，探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分析国家发展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探究最优货币供给、最优外汇储备管理、最优货币区设计、全球货币体系重构以及数字货币等前沿课题，并且应用新理论分析了中国、美国、欧元区、瑞士、日本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实践与经验教训。

我们构建的这个新的共同微观基础就是货币即国家股权，分析工具为合约理论。从公司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出发，我们发现了国家资本结构层面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即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论)；我们在国际层面也发现了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即国际金融理论中的国家货币中性论。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虽然发端于公司金融，却也贯穿于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有意思的是，从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来观察，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货币理论时，采用的是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而在70年代与哈耶克论战货币发行是否应该由国家垄断时，又跳出了此框架。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哈耶克都没有分析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

基于我们提出的新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货币供给问题变成了公司金融中的最优投资问题，由此我们更全面地分析了最优货币供给问题，从中得出了全新的认知，并回答了中国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通过创造性货币供给解决高速发展的融资问题，实现经济繁荣。

与传统的货币经济学往往关注货币需求分析而忽视货币供给分析不同，本书重点关注货币供给分析。一个国家的最优货币供应量应该是多少？一个国家如果面临有良好回报的新投资机会，但因没有发行足够的货币提供融资而错过了新投资机会带来的经济增长，那将错失经济繁荣，非常可惜；但如果利用新发行货币投资的项目不能产生正回报，则会导致通胀上升、货币贬值。

由此可见，我们的货币供给分析不同于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taryTheory，MMT)。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增加国家负债就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资产，并没有考虑国家负债的投资收益问题。在我们的新货币理论中，货币如何进入经济成了重要问题，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配角(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变成了宏观经济舞台中的主角(甚至是明星)，这也呼应了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的深刻洞见。

基于新的微观基础，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可以完美地融于一体，中央银行学的微观基础得以建立，中央银行学也破茧而出。按照传统的中央银行在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LenderoftheLastResort，LOLR)救助法则(白芝浩规则，Bagehotrule)，中央银行只对有流动性风险而非破产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要求其提供优质抵押品，并收取较高利率。考虑到中央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本书推演了中央银行在危机时更科学的最后救助人(RescueroftheLastResort，ROLR)救助规则，即中央银行在考虑对金融机构提供救助时，不必要求其提供优质抵押品，也不必收取较高利率，而是要求被救机构有较好的公司治理，以利于按合适的价格对这些机构进行股权重组。

白芝浩规则是基于债权，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因此强调抵押品的重要性。而我们提出的新规则是基于股权，中央银行扮演最后救助人角色，在危机救助时注入新股权，因此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如美联储在救助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传统的中央银行在危机时强调模糊性，即所谓的建设模糊性(constructiveambiguity)，而我们的新规则更强调科学性，使得中央银行学有了更坚实的科学基础。

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更完美地融于一体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和贡献。2022年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Dybvig)因其合作的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对理解银行危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这一模型和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尚未把货币、银行和中央银行融于一体，也无法推导出中央银行的最优救助规则。

我们的新共同微观基础也可以帮助构建新的最优货币区理论。Ⅷ货币的本质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创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在交易成本学说之上，而在本书的框架中，我们可以基于合约理论来分析最优货币区问题，强调治理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新最优货币区理论与公司治理异曲同工，也可以理解为合约理论2.0版在国际金融中的应用。

从货币是国家股权资本的视角看，国家发行货币就像企业发行股票。货币如何进入经济的过程非常重要，就同企业如何使用发行股票的融资所得一样。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用来为投资和消费融资，同时发行货币的成本是通胀，也是对现有货币持有者的稀释成本。如果利用新发行的货币来为新的投资机会融资，而且这些投资机会能产生正回报，则有利于对冲现有货币持有者的稀释成本，未必会引发通胀；如果利用新发行货币投资的项目不能产生正回报，则会引发较高的稀释成本，导致通胀上升。这就像一个公司如果面临好的成长机会，发行的新股票可以提升其价值，促使股价上涨，而如果没有好的成长机会，发行新股票就会导致股价下跌。

我们看到，在资本市场上，有些公司通过不断增发股票，其市值和股价不断上升；而有些公司数次或者多次增发股票后，其市值和股价却不断下跌，甚至沦为仙股或退市(在美股和港股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与之相类似的是，有些国家不断增发货币，其经济增长强劲，价格水平稳定，经济持续繁荣；而有些国家在不断增发货币后，其经济长期衰退，通胀不断上升，货币持续贬值，甚至经济彻底崩溃。
由上可见，一个国家永远需要关注其潜在的投资机会，并以此决定相应的货币供应量。当一个国家的潜在投资机会无法靠银行和市场的融资来满足时，它应该考虑增发货币，以便为潜在投资机会提供融资，实现更好的经济繁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增长经验，都表明了货币充足供给对经济繁荣的巨大贡献。现有的货币经济学和国际发展经济学对货币供应量的讨论都有不足，在这方面，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曾引导相关讨论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

足够的货币供应量对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国家安全尤为重要。在面临金融危机时，只有国家才能发行新的股权，并利用国家层面的股权增发为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和资本支持。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期间，通过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金融危机时，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货币增发，并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救助人提供的及时救助，那么实体经济必将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在微观层面上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债务重压，在宏观层面上则可能是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之后“失去的30年”的经历可见一斑。

考虑到中央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传统的白芝浩规则需要更新。中央银行在考虑是否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时，需要权衡长期通缩成本(由微观层面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债务重压所致)和潜在的通胀成本(由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Ⅹ货币的本质引致)。全球中央银行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经验表明了新的中央银行最后救助人政策的重要性。

货币也是国家主权，本书提供了一个基于货币是国家主权的全新最优货币区理论。几个国家加入一个共同货币体系的好处是，每个加入的国家在新的货币联盟中能够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带来的国内通胀，而其成本则是每个加入的国家同时放弃了本国的货币主权，并把以本国货币发行的主权债(国家层面的股权)转换为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国家层面的外债)。在面临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无法靠增发本国货币(国家层面的股权增发)来偿付国家层面的内债(国内股权置换)。

欧元区国家1999年同时放弃本国货币，这就从国家层面实施了股转债。后来当其中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面临金融危机时，它们无法再靠发行本国货币来偿付国家债务(外债)，由此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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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機緣

萬維鋼

講一本2024年1月23號出版的新書，《僥倖：偶然、混沌以及為什麼我們做的每件事都重要》（Fluke: Chance, Chaos, and Why Everything We Do Matters）。

這本書的作者布萊恩·克拉斯（Brian Klaas）是倫敦大學學院全球政治教授。

這本書講的不是怎麼預測未來也不是概率論，而是一個更真實的世界觀。這裡有個跟你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說的很不一樣的觀念。理解了這個觀念，你會減少很多糾結，你會活得更加坦然，你的心胸會擴大。

我先講個故事。大約在1945年左右，山東某地有個醫生，有一天到一個有錢人家給人看病。可能是因為他技藝不精，也可能是失手，總之那個病人是不治身亡。這醫生回到家，很害怕被報復，連夜帶著自己的妻子就逃跑了。他們甚至沒有告訴妻子的父母。

醫生妻子這邊姓尹，老兩口找不到女兒很著急，日思夜想。最後決定全家出去找，帶著兒子和小女兒，一路打聽著北上。選擇往北走有道理，因為當時很多山東人闖關東，想必女兒女婿也是這麼走的。

一家四口就這樣輾轉東北，一直找到了哈爾濱，可是怎麼也沒找到大女兒和女婿。這時候路費也花的差不多了，全家陷入困頓。好在哈爾濱有不少山東老鄉，老尹家認識了一個在木材廠工作的工人。這小夥兒人很好，在社區頗有威望，重點是有一份能養家的工資。老尹家一看，就把二女兒許配給了這個工人，從此一家安頓下來。

……那就是我奶奶怎麼遇到的我爺爺。

我不久之前才知道這段往事，深感慶倖。醫生害怕病人家屬報復而舉家逃跑、還不通知父母、父母也不知道去哪找就全家出來找 —— 這些事兒聽起來都很極端，有多少人能遇上這樣的事兒？可是如果不是如此，我爺爺跟我奶奶就不會相遇……那就不會有我們一家，更不會有我了。

如果你穿越回1945年，請幫我一個忙：千萬別去山東到東北一帶干擾那姓尹的一家人。

最好也別干擾別的人。現實是，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一系列偶然的產物。

✵

這本書的作者克拉斯家的經歷更為離奇。

1905年，美國威斯康辛州有一個女性，可能是因為精神病的原因，有一天竟然把自己的四個孩子全都殺死，然後自己自殺。她丈夫保羅下班回家，發現全家人都死了……那真是人類所能遭受的最恐怖、最痛苦的事情。

保羅最終還是挺過來了，後來又結婚，又生了孩子。保羅就是克拉斯的曾祖父。

如果當初那個女性沒發瘋，就沒有克拉斯，我們今天也就不會談論他這本書了。

怎麼理解這樣的事兒呢？一種觀點是，這都是正常的人海沉浮。就算我們的爺爺沒有遇到我們的奶奶，他們也都會各自跟別人成婚，到時候世界上還是會有這麼多人。就算克拉斯不寫這本書，也會有別人寫，無非是早一點或者晚一點、寫得好看一點或者不那麼好看而已。

但克拉斯這本書要講的道理，恰恰不是這樣。小的偶然不會只帶來小的影響。小偶然會帶來大影響。這書裡有很多故事，咱們層層遞進著講。

2022年夏天，希臘出了個事兒。一個叫伊萬的來自馬其頓的遊客，在一艘遊船上航行，不幸被風浪捲入了大海。他的朋友們到處找，員警出動搜索了半天也沒找到，大家認為伊萬被淹死了。沒想到出事兒18小時之後，伊萬活著回來了。

原來他在海上奮力掙扎的時候，看見前方有一個足球。他用盡最後的力氣游向那個足球，抓到了，就抱著這個球在海上漂，終於漂到了岸邊。

希臘的電視臺報導了這個故事。結果有一位有兩個兒子的母親，看了新聞就震驚了：她認識那個足球！那是十天前，她的兩個兒子踢球，不小心一腳把球踢到海裡去了。他們沒在意，又買了個新足球……哪知道就是那一腳，救了別人一命。

小偶然，可以有大影響。伊萬既沒做錯什麼也沒做對什麼，他的生死就這樣被意想不到的因素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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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說這也很正常，世界上每時每刻都有些生生死死，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不必驚詫。那咱們再講一個故事。

1926年10月底，有一對美國夫婦在日本京都遊覽。他們看了京都的花園、歷史悠久的寺廟，非常喜歡，住了六天就離開了。沒有人注意到他們，京都一切如常。

然而那六天，可能是京都歷史上最重要的六天。

那對夫婦中的丈夫叫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後來在二戰中擔任美國戰爭部部長。

1945年，美國決定用原子彈襲擊日本。一開始擬定了四個目標城市：京都、廣島、橫濱和小倉。首都東京已經在之前連續的轟炸中幾乎被摧毀了，沒有多少攻擊價值。京都是日本的舊首都，是知識的中心，有著名的大學，而且還是兵工廠所在地，那裡其中一家工廠每個月能生產400台飛機發動機。摧毀京都，能給日本人帶來最大的心理打擊。

所有人都同意，只有史汀生堅決反對。他說你們炸哪都行就是不能炸京都。其實除了歷史和文化，他也說不出更好的理由，他只是太喜歡京都了。史汀生在1945年七月下旬兩次會見杜魯門總統，終於把杜魯門說動，京都被從目標中排除，由長崎替補。

第一發原子彈投向了廣島，14萬人喪生。但日本還是不投降。

三天后，B-29轟炸機攜帶第二發原子彈來到小倉上空，準備投彈。陸軍氣象小組原本預報小倉應該是晴天，沒想到卻是多雲，看不清地面目標。於是機組人員決定改投長崎。到了長崎發現也有雲，而且這時候飛機燃料用得差不多了，機組決定最後繞一圈……結果就在這個時候，雲散了。第二發原子彈在長崎落下，又是8萬人喪生。

因為19年前的一次旅遊，京都倖免於難；又因為天氣有時候有雲有時候沒有雲，長崎人變成冤魂。這上哪說理去呢？幾十萬人的生命就這麼變來變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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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崎人沒處說理，但你可能會說，日本國運如此，非得挨兩發原子彈才能投降，不是這裡就是那裡。

現實是連原子彈這個東西的出現都純屬偶然。如果說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可能反對的人不多。那麼，不但長崎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整個日本的命運也是偶然性的結果。

其實整個人類的命運也是偶然性的結果。

6600萬年前，一顆寬度是9英里的小行星撞擊了地球，導致恐龍滅絕。這個說法以前還是一個假說，現在科學家是越來越確信了。我們甚至已經確定了那次撞擊的地點，就在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之間的尤卡坦半島（Yucatán Peninsula）的淺海之下。那裡有個巨大的隕石坑叫希克蘇魯伯隕石坑（Chicxulub crater），就是那次撞擊造成的。

這個撞擊點對恐龍真的很不幸。尤卡坦半島那個淺海下面是富含石膏的岩石，撞擊爆炸產生的巨大熱量把石膏變成了有毒的硫磺雲，殺死恐龍的最致命因素就是這些毒氣。

要知道那個小行星接近地球的時候，地球也在自轉。試想，如果撞擊地點稍微偏一偏，改成旁邊的深海區，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毒氣，恐龍也就不會全部被滅亡！

物理學家麗莎·蘭道爾（Lisa Randall）有本書叫《暗物質與恐龍》。她在書中說，那顆小行星來自太陽系最外層的奧爾特雲，它之所以撞到地球，是因為太陽飛過暗物質的時候經歷了一些擾動……如果暗物質的擾動稍微變化一點點，也許它根本就不會撞到地球，那麼恐龍就還活得好好的。

而當時人家恐龍已經統治地球一億五千萬年，沒有任何衰敗的跡象。如果不是那顆小行星，哺乳動物就根本沒有出頭之日，現在也就根本不會有我們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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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強行用上帝視角看，自然可以說就算這個星球沒有人類文明，宇宙中其他星球也會有先進文明，宇宙還是這個宇宙……可是這種只會往高處走的上帝視角啥用都沒有。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我們是地面視角。我們關心的是作為承受命運的主體，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命運。如果個人對命運沒有多少控制，我們就得重新審視那些教人努力的成功學了。

是冥冥中自有必然的規律，還是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呢？

克拉斯這本書說，你大大低估了偶然性的作用。一件事發生了，人們傾向于認為它必然發生，這是一個思維誤區。要知道有同樣可能性的事情，沒有發生。

克拉斯是研究全球政治的社會學家，他曾經去尚比亞考察過一場未遂的政變。當時準備政變的組織者計畫先綁架陸軍司令，逼著司令到電視上宣佈政變 —— 軍方高層這麼一表態，下面的士兵就會認為大局已定，人心就會扭轉，尚比亞民選政府就垮臺了。

哪知道計畫執行過程中出了個小小的差錯。叛軍去抓捕陸軍司令的時候，司令本來在睡覺……但就是這樣，他還是從床上跳起來，趕緊從後門往外跑。後院有個牆，司令就爬上牆往外翻。就在那一刹那，士兵追上了，還抓住了司令的褲腿 —— 只是沒抓牢，他手一滑，司令還是跑了。

結果政變失敗，民選政府保住了。你說這又上哪說理去。

後世的歷史學家肯定會說政變失敗是因為民選政府是人心所向，國家安定是大勢所趨……殊不知當時只差了那麼一點點。

我們知道世間充滿偶然，但我們還是傾向於用明確的因果關係解釋各種大事。

咱們將會論證，因果關係絕非主導，偶然性才是根本。我們需要更尊重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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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The Shock Doctrine --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如果你問我，能不能只讀一本書就可以弄清楚近代地緣政治的來龍去脈，並且對台灣和世界未來的命運提出可信的判斷？ 我會推蔫這本具有宏大視野，並且遠勝其他著作的《震撼主義》。

此書在我的書架上擱了好幾年沒有去動它，因為我對「主義」這個詞的泛濫有點反感，把英文“XX-ism”輕率的翻譯成各種「主義」，有時候會顯得荒唐可笑。把主義的前面冠上動詞「震撼」，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以它的英文原名“The Shock Doctrine”來說，我覺得翻成《震撼方法》或《震撼策略》會比較正確。

直到最近我看到一張喬姆斯基所推蔫的「5本必讀書單」，才趕緊檢查我的書架，發現有中譯版的4本我都買了，其中Naomi Klein寫的有兩本，其他三本是喬姆斯基自己的作品。我打開《震撼主義》只讀了一點點就了解到，這是一本不平凡的傑作。相較於其他幾位學者型作家如喬姆斯基、大衛·柏雷格、米爾斯海默的文字，這本書並不觸及抽象的理論，它只是以報導風格把一項又一項的事實以絕無冷場的方式串在一起，為讀者帶來無可辯駁的事實真相，同時也揭露了數十年來世界局勢發展背後的歷史脈絡。

舉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作為例子來說，是什麼促使它從90年代拉賓所主導的和解政策轉變成今天極端的好戰？因為在蘇聯崩潰後，大約有一百萬猶太人離開蘇聯前往以色列定居，這些移民如今佔以色列猶太總人口的18％以上。在這些移民之前，以色列依靠西岸和加薩的巴勒斯坦勞工來維持其經濟，兩個民族之間雖不平等但彼此依賴。但是後來多出的這18％人口對於以色列不論是土地還是工作機會都形成了巨大的壓力，最後造成西岸巴勒斯坦人和非法屯墾者之間的衝突，以及加薩人落入失業貧窮的深淵，更進一步成為哈馬斯激進組織的溫床。

共產蘇聯的潰散激化了以巴衝突 －－ 這是我們在政府官宣和新聞報導中所看不到的，歷史的內在關聯。而蘇聯為什麼會在極短的時間裡崩潰，則又肇因於更早的政治、經濟因素 －－ 我們要怎樣認識這看不見但無所不在的脈絡？我們未來的道路，將會怎樣地被過去的歷史軌跡所命定？ 當今包括俄烏戰在內的地緣政治衝突是否也可以歸納在同一條命運軌道上？ 為什麼美國必須不停地發動一場又一場的戰爭？ 我相信每位讀者都能夠在這本書裡找到清楚的答案。

在這裡我們來溫習一下哲學家韋政通教授的話：

“英國十九世紀晚期大史學家阿克頓爵士，除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之外，還有一句名言：「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今日看來，佛洛姆對斯大林，希特勒破壞性的探究，正是對阿克頓所說的「壞人」，做了創造性的詮釋。這裡所說的「壞人」，遠遠超過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意義，他具有使千萬家庭破碎，社會秩序瓦解，甚至使國族消亡的力量。”

想像如果韋教授以他的方式來為《震撼主義》下一個註腳的話，他會繼續這樣寫道：“自由主義祖師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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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发表于 2024-9-1 16:38
《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The Shock Doctrine --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如果你問我，能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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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創始人模式

和菜頭

以下是保羅·格雷厄姆在9月份發佈的最新博客內容，原題是《Founder mode》(創始人模式），我把博客翻譯為了中文，因為我自己一向很喜歡也很推崇這個人的思考。

這篇《創始人模式》博客的內容不讓人驚奇，現在保羅他們才把它當作一個問題提交出來才讓我驚奇。在沒有討論創始人模式和職業經理人模式的差異之前，他們的YC 在那麼多年裡也孵化了那麼多創業公司，似乎創始人的哀嚎在歷史上並沒有變成什麼問題，直到現在。

我猜想這篇文章在國內應該也會很快流行起來，因為它為創始人幹掉職業經理人找到了理論依據，不需要傷感情地說出那句實話：你工資實在是太高了，幾乎吃光了公司利潤。

《創始人模式》

作者：保羅·格雷厄姆

地址：https://paulgraham.com/foundermode.html

在上周的YC活動中，布萊恩·切斯基發表了一次演講，給在場的每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許多創始人事後告訴我，這是他們聽過的最好的演講，羅恩·康韋甚至第一次忘了做筆記。我不會在這裡試圖重現那次演講，而是想談談它引發的一個問題。

布萊恩演講的主題是關於如何運營大公司的傳統智慧是一種錯誤。隨著Airbnb的成長，好心的人們建議他按照某種方式運營公司，以便實現規模化。這個建議可以樂觀地總結為“雇傭優秀的人，並給他們發揮的空間。”然而，他按照這個建議去做，結果卻是災難性的。所以他不得不自己去找出方法，而他之所以那麼做的部分原因是他研究了斯蒂夫·約伯斯是如何運營蘋果的。到目前為止，這種方法似乎奏效了。Airbnb的自由現金流利潤率現在是矽谷中最好的之一。

這次活動的聽眾中有很多我們資助過的最成功的創始人，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說，他們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他們在公司成長過程中得到了同樣的建議，但這些建議不僅沒有幫助公司，反而損害了它們。

為什麼每個人都在給這些創始人錯誤的建議？這是我最大的困惑。在思考了一段時間後，我找到了答案：他們實際上是被告知應該去如何運營一個他們沒有創立的公司---就是作為一名職業經理人，應該如何做的方式。然而，這種模式的效率要低得多，以至於創始人覺得它是無效的。創始人可以做一些經理人無法做到的事情，而不做這些事情對創始人來說就會感覺不對頭，因為確實如此。

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公司運營方式：創始人模式和經理人模式。到目前為止，甚至在矽谷大多數人都暗中認為，擴大初創公司意味著切換成經理人模式。但是，我們可以從嘗試過這種模式的創始人的沮喪感，以及他們試圖逃離這種模式的成功中推測出另一種模式的存在：

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專門關於創始人模式的書籍。商學院不知道它的存在。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擁有的只是一些創始人自己摸索出來的經驗。但是現在我們知道要尋找什麼了，我們可以開始尋找它。我希望在未來幾年內，創始人模式將像經理人模式一樣被廣泛理解。我們已經可以猜測到一些它會有所不同的方面。

經理人們被教導以某種方式運營公司，這種方式似乎像模組化設計一樣，你將組織結構圖中的子樹視為黑箱。你告訴你的直接下屬要做什麼，由他們決定如何做。但你不參與他們做的事情的細節。這會被認為是對他們的微觀管理，這是不好的。

雇傭優秀的人，並給他們發揮的空間。當這樣描述時聽起來不錯，不是嗎？但實際上，判斷依據創始人們的報告，這通常意味著：雇傭職業騙子，讓他們把公司搞垮。

在Brian的演講中以及事後與創始人交談時，我注意到的一個主題是創始人遭遇煤氣燈效應的感覺。創始人覺得他們被兩邊的人反復欺騙---一邊是那些告訴他們必須像經理人一樣運營公司的人，另一邊是當他們這樣做時為他們打工的人。通常情況下，當你周圍的每個人都不同意你時，你的默認假設應該是你錯了。但這是一個罕見的例外---沒有創立過公司的風險投資人不知道創始人應該如何運營公司，而C級高管們，作為一個群體，包含了一些世界上最熟練的騙子。【1】

不管創始人模式具體包括什麼，很明顯它將打破CEO只能通過直接下屬與公司接觸的原則。“跨層級”會議將成為常態，而不是一種如此罕見以至於需要專門給它起個名字的做法。一旦你放棄了這個限制，就會有大量的變換方式可供選擇。

例如，史蒂夫·約伯斯曾經為他認為蘋果公司最重要的100個人組織過一次年度休假，而這些人並不是公司組織結構圖上排名最高的100個人。你能想像在普通公司裡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嗎？並且想像一下這樣的事情可能會有多大的用處：它可以讓一個大公司感覺像一個初創公司。如果這些休假沒有效果，斯蒂夫大概也不會繼續進行。但我從未聽說過其他公司這樣做。所以這是個好主意，還是壞主意？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對創始人模式知之甚少。【2】

顯然，創始人不能像管理20人的公司那樣管理一個有2000人的公司。一定會有一些委託的情況。自治的邊界最終會在哪裡，以及這些邊界的清晰度可能會因公司而異。甚至在同一家公司內部，這些邊界也會隨時間變化，因為經理人獲得了信任。所以創始人模式將比經理人模式更複雜。但它也會更有效。從個別創始人摸索出來的例子中，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一點。

實際上，我對創始人模式的另一個預測是，一旦我們弄清楚它是什麼，我們會發現一些個別的創始人早已接近實現它——只不過他們在這樣管理公司時被許多人視為怪異或更糟。【3】

奇怪的是，想到我們對創始人模式的瞭解還如此之少，這其實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想法。看看創始人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儘管他們是在逆風中取得這些成就的。想像一下，一旦我們能夠告訴他們如何像史蒂夫·約伯斯而不是約翰·斯卡利那樣運營公司，他們會取得怎樣的成就？


注釋

【1】用更外交的措辭來表述這個觀點，就是說有經驗的C級高管常常非常擅長向上管理。我認為任何瞭解這個世界的人都不會對此提出異議。

【2】如果舉辦這種公司休假的做法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連被政治主導的成熟公司也開始這樣做，我們可以通過受邀者在組織結構圖上的平均深度來量化公司的老齡化程度。

【3】我還有另一個不那麼樂觀的預測：一旦創始人模式的概念得到確立，人們就會開始濫用它。即使是連應該授權的事情都不會授權的那些創始人，也會用創始人模式作為藉口。或者一些不是創始人的職業經理人會決定他們應該開始試著表現得像個創始人。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會奏效，但當它不奏效時，結果會很混亂；模組化的方法至少限制了一個糟糕的CEO所能造成的損害。

indy

殊途同歸，還是隨緣漂泊？

萬維鋼

布萊恩·克拉斯的《僥倖》這本書涉及到一個重大的世界觀問題：世間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的呢，還是有很多純屬機緣巧合呢？直接的答案當然是有些事兒是事出有因，有些事兒純屬巧合 —— 但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關鍵在於，當你面對一個具體的事情的時候，你會很難把它歸於巧合，你會強烈相信它事出有因。你不一定承認，但你默默地假定各種事情都有因果關係。

因為因果關係會給你掌控感。你默默地認為做事都應該有目標，而只要找到解決方案，把事做對，就能達到目標。而且你會默默地覺得那些看起來達到了目標的人，一定是做對了什麼。你相信小事兒有各種偶然因素，但你很難相信大事是巧合的結果。

這裡用中文表達可能不夠酷，咱們說兩個英文單詞 ——

- convergent，意思是趨同，是萬變不離其宗，是殊途同歸；

- contingent，意思是結果由某些細微的條件所決定，也就是機緣巧合，隨緣漂泊。

我舉個例子。每天早上你都去上班，路線是固定的，但路上總會有些不一樣的細節。可能今天這兒堵車，明天你在那兒看個熱鬧，又或者拐個彎買了杯咖啡。最出格的一次，是咖啡灑在了你的衣服上，你不得不回家換衣服耽誤了一段時間。但不管怎麼說，你幾乎總是按時到達公司。

這就叫 convergent。上班是大局，那些偶然性都是細枝末節。如果有個科學家一直在觀察你，他會得出結論：你上班這個動作，是真正的信號；買咖啡什麼的，都是雜訊而已 —— 我們觀察世界就得尋找信號，忽略雜訊。

反過來說，如果你這天漫無目的地出來逛，先去了電影院，打算有好片就看一個，沒好片就走。又去了商場，在商場偶遇一位朋友，你倆反正也沒啥事，就突發奇想一起去射擊場打靶。打靶過程中你找到了感覺，決心當個射擊運動員……

這就叫 contingent。你說這些活動中哪個是信號，哪個是雜訊？

你說世間的事情，是以 convergent 的為主，還是 contingent 的多呢？每天上班這個行為可能限制了你的視野。你高估了世界井然有序的程度。

✵

世間萬物到底是殊途同歸的多，還是隨緣漂泊的多？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因為要考察的因素太多了。每個人都會有些感悟，但記憶是不可靠的，有些細小但重要的因素沒有被觀察到。就算搞研究，也不可能全面考察一個人所有的因素。

好在大自然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實驗室，那就是生物的演化。一個生物是怎麼來的，你可以從它的外形、性狀、特別是基因圖譜找到痕跡，你能從它的親緣關係中判斷演化路線，這就能給我們極大的啟發。

學者曾經以為演化全都是 convergent 的，現在的熱門話題則是 contingent 現象。

✵

我們早就知道，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思想是「隨機突變 + 自然選擇」 ——

- 基因不會根據你的需求改變，每個突變都是隨機的；

- 但是自然選擇有方向：在當前這個條件下，有利於生存和繁衍的突變就會被留下，不利的就會被淘汰。

這就叫「選擇壓力」。以前的學者認為，生物身上的每一個特點，都是某種選擇壓力帶來的。這個思維雖然承認基因突變的隨機性，但是認為一切都是選擇壓力的結果，所以本質上這就是因果論。

比如達爾文有個觀察。有些鳥生活在岩石峭壁的環境中。食物只在岩石的縫隙之中才有。那麼如果鳥的喙，也就是嘴，比較大，就伸不進縫隙中去，就吃不到食物 ——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這裡生活的一定都是喙很尖的鳥。

就算這群鳥剛搬來的時候有比較寬的喙，選擇壓力也會只讓那些長出突變的尖喙的鳥存活下來。中間有什麼波折無所謂，結果必定是殊途同歸。

這個思維統治了進化論很多年。學者們認為任何性狀，要麼就是直接對生存有利，要麼就是看起來好看，有性吸引力，對繁衍有利，反正必須有用。

一直到1968年之前，主流進化論學者都是這個思維。人們認為一切都是優化的結果，我們之所以長成今天這個樣子，必定都有很好的理由：為什麼人的皮膚不長毛呢？為了奔跑的時候散熱方便。那人為什麼又長頭髮呢？你再想個什麼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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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維在很多時候有道理，一個最強的表現就是「趨同進化」：每個特點都是某種解決方案，而有時候最好的解決方案只有那麼幾個，於是它們會被獨立地重複發現。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人的眼睛和章魚、烏賊的眼睛幾乎是一樣的 ——

可我們跟它們早在六億年前就分道揚鑣了，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眼睛。我們後來長出眼睛來是因為一個關鍵的基因突變叫“PAX6” —— 而章魚和烏賊，恰恰也產生了這個基因突變，它們也發現眼睛是個好東西，就把這次突變保留下來了。

還有一個例子，是我看這本書才學到的冷知識：你喜歡吃的那種帝王蟹，其實並不是螃蟹。帝王蟹和寄居蟹都屬於異尾下目，而螃蟹則是短尾下目 —— 它們是各自獨立地演化出了那種堅硬的外殼。

而雪蟹則是真正的螃蟹，請看下圖找不同 ——

堅硬外殼是一種不錯的解決方案，所以演化至少有五次把動物變成這種樣子 —— 有人開玩笑說將來也許人也會演化成這樣。

再比如說，昆蟲、蝙蝠和鳥類之間隔著特別遠，但是它們各自獨立地演化出用兩個翅膀飛行這個能力。也許那就是最好的飛行解決方案，所以大家殊途同歸。

我們很習慣 convergent 思維，生活中到處都是這樣的現象。為什麼各國運動員都穿短袖上衣和短褲？因為這樣運動最方便。為什麼手機都是長方形、沒有圓形的？因為這就是最佳解決方案。

一切都講究個合理性。

殊不知，自然選擇還有另一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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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 contingent。生物的有些性狀，跟選擇壓力沒啥關係。克拉斯列舉了兩個動物，都很奇特，我特意找了圖。

下面這個叫鴨嘴獸（platypus） ——

它的嘴有點像鴨子，但跟真的鴨子嘴不一樣，不是重複那個解決方案；它的尾巴像海狸，腳像水獺；作為一個哺乳動物，它居然是卵生的，它下蛋！它沒有乳頭，它通過腹部靠近胃的地方的毛髮的毛孔分泌乳汁……

請問鴨嘴獸長成這樣是什麼道理呢？這都體現了哪種生存和繁衍優勢？答案是，它只是偶然長成這樣。自然選擇並沒有命令它，但是*允許*它長成這樣。

還有下面這個熊狸（binturong）——

它產自東南亞，外形有點像小熊貓，挺可愛。但是它有個毛病不太好：它的尿液有一股爆米花味，而且它還喜歡把尿抹在腳和尾巴上，一路走過就到處都是那個味，就好像進了電影院一樣……你說這個特點又有啥好處？有什麼難處是非得這麼解決不可嗎？

大約也沒有。它只是有權如此。

我們以前說過這個現象 [1]，這叫「基因漂變（genetic drift）」，意思是有些性狀沒必要必須給生存和繁衍帶來好處，只要*不妨礙*生存和繁衍就可以存在。基因漂變的思想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說過，後來到1968年由日本生物學家木村資生正式提出，現在已經被廣泛接受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自私的基因》一書的作者、當今進化論的頭面人物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似乎就不太贊成基因漂變，他傾向於認為什麼東西都是有原因的 …… 但我們這裡先不管他。

我認為你不可能完全否定基因漂變。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世上的每個人長相都不一樣，你總不能說每個長相都是對特定環境適應的結果吧？其實自然選擇並不在乎你的眼睛大一點還是小一點，你隨便。

有人做了統計，78%的新物種都是由一次突變所形成的。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就是一個基因突變了，自然選擇壓力不足以讓它滅絕，於是這個新物種就存活下來了……僅此而已。

✵

一個更普遍的 contingent 現象是少數人存活。這裡有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們大多數人的眼睛都有紅、綠、藍三種感光器，所以我們能看見非常彩色的世界，這樣的人可以稱為“三色人”。但有些人是紅綠色盲，因為他們的眼睛只有綠色和藍色感光器，可以稱為“二色人”。你說三色人相對於二色人，有什麼生存和繁衍優勢嗎？

有個牽強的說法是這樣的。幾百萬年前，我們都是生活在非洲吃水果為生的靈長類。當時有一種樹，長出淡紅色的果子。那麼能看見紅色就對我們的祖先是個生存優勢，於是三色人成了主體，二色人被淘汰……這個理由有點說不過去，因為識別水果不一定非得靠看見紅色，而且有些動物的視力連二色人都不如，人家也生活的很好。

大多數哺乳動物都是二色動物。海豚和鯨魚連顏色都看不見，它們眼中是黑白的世界。有些鳥類、魚類、昆蟲和爬行動物能看到紫外線，屬於四色動物。而且2016年，有個研究者在英國發現了一個四色人！那是一位女醫生，她能看見比我們看到的豐富得多的顏色。

那為啥三色人這麼多，二色和四色人如此少呢？

也許純粹是因為偶然的因素。根據對基因庫的測算，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不止一次重大危機，只剩下一萬多、甚至最少的時候兩千多人。

你想想那是一個什麼情形。原本我們什麼樣的人都有，現在從其中一個角落裡選擇兩千人留下，其餘的都被環境殺死 —— 我們的基因庫必定大大減小了。也許我們中原本有很多二色人和四色人，只是因為碰巧剩下的這兩千人中都是三色人，所以今天的人才都是三色人。

這就好比說，如果將來地球來個大災難，只有兩千個中國人得以存活，那麼後世的所有人就都是中國人長相……人們還以為人類原本就都是這樣長相。

✵

不知道這些來自演化的證據是否說服了你。現實是有很多事情就是無緣無故發生的，而且有深遠的影響。也許有緣有故是罕見的，無緣無故才是尋常……

這對個人有啥指導意義呢？意義就在於你不需要別人給指導意義。

趨同演化會讓競爭陷入同質化。試想如果每個人都相信成功是用正確方法努力的結果，那就必然全民都像參加高考一樣去做同樣的題、找同樣的工作、有同樣的價值觀，最後必然就是內卷。

但如果我們相信世界的偶然性，認為很多事情沒有絕對對錯可以隨便發揮，那自由度就大多了。

✵

想像你是一個醫生。不管世間有多少個醫生，此時此刻，你眼前這位患者面對的只有你這一個醫生。

那就如同全體人類只剩下你了一樣。現在是你的基因決定事情的走向。

所以你應該對每一位患者說：咱倆有緣啊！遇到我是你的運氣。

indy

形似神異

从三个角度讨论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

中篇《郡县与封建》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

下篇《王权与神佛》讨论了中日两国在政教关系上的不同。

indy

《自然社会》中提到，在霍布斯之前，西方的思想主体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人性或道德学说，而霍布斯之后，开始更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为什么是在17世纪出现了霍布斯这个拐点？

李猛

在霍布斯之前也有许多现代思想家，比如马基雅维利，比如博丹，对政治和道德提出了新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语汇还是传统人文主义的，霍布斯是第一次从现代人性论的语汇出发为现代政治奠基。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是霍布斯，而是霍布斯究竟新在哪里。

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人性时，他是用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来（讨论）人性的特点，他并没有首先在原则上将人孤立成为完全自由和平等的个体。比如说一个普通人思考这个问题——人一生下来有父母，（和父母的关系）当然不是完全自由和平等的，而当你长大成人，你会服从某些人的权威，具有某些职责，可以统治或命令另外一些人，你几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很少遇上一个人和你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卢梭才会说，人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等于构想了一个完全自由和平等、没有“枷锁”的状态。在这个自然状态中，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的权威，也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彼此都是平等的，每个人拥有对一切东西的权利。这就是人性在排除一切人为制度安排（之后）所处的状态，一个完全平等和绝对自由的状态。

现在的人虽然会把人性的这个自然状态看作是不切实际的虚构，不相信在历史上真的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状态，但在原则上，几乎所有现代人都多多少少接受其中的人性假设。当你作为一个孩子和父母发生争吵时，你会拿出我们是平等或自由的理由。或者当你对社会的不正义表示不满的时候，你也同样会从这一原则出发提出对政府的批评。因此，自然状态的人性学说，浓缩了现代人理解人性时所谓自由和平等的这些涵义，是现代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人性前提，而霍布斯第一次对此在哲学上进行了严格而精确的规定。

indy

社會輿論的極化：挑戰與回應

泮偉江 《讀書》2024年9期

按
互聯網上的輿論風暴和白熱化的爭論廝殺幾乎已成常態，理性和共識成為現代社會的奢侈品。這固然有資訊繭房的因素，但作者認為，社會輿論極化的深層和基礎原因並非資訊繭房，而是因為四十年來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已日益變成超大規模的抽象、複雜型社會，同時個體越來越喪失直接的生活經驗，多依靠網路文字、圖像、短視頻、直播做溝通媒介來獲取廉價的知識補償，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要跨越這道鴻溝，或許需要一場關於現代抽象社會的社會學啟蒙。

***

阿波羅登月行動是一場驚天的騙局？轉基因農作物是一個巨大陰謀？冠狀病毒是生化武器？古希臘的歷史是偽造的？雖然許多專業人士對類似的質疑嗤之以鼻，認為這只是外行人不值一駁的臆想，但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是，有這些想法的人並不在少數，類似的質疑在社會中廣為流傳，甚至形成了巨大的輿情。例如，最近中國科協專門就阿波羅登月發佈了一篇闢謠文章。事實上，此前中國科協就此已做過多次澄清，但效果似乎並不理想，樹欲靜而風不止，阿波羅登月計畫騙局說仍在社會中廣泛流傳，擁有眾多堅定的追隨者，其中有不少還是擁有很高財富、聲望與社會地位的所謂成功人士，這尤其讓許多專業人士感到不解。

如果將問題推開來看，就可以發現，移動互聯網興盛以來的這些年，中國社會輿論的分裂與極化已是個普遍現象。如果說，在自然科學的常識領域，還存在著如此激烈的觀點對立，那麼，例如法律、經濟、道德、藝術等領域，尤其是一些即便學術界內部還存在著爭議的論題，經網路輿論發酵以後，引起觀點的極化與對立就更常見了。大量的社會熱點案例，都在互聯網的輿論場中引發兩極化的激烈爭論和洶湧澎湃的輿情海嘯。

本文並無意捲入各種具體的爭論和對立之中。真正令我感興趣的是如下這些問題：這些現象何以可能？它的發生機制是什麼？使得這些現象廣泛傳播的各種社會條件又是什麼？它反映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何種處境與挑戰？現代社會又如何可能回應這種全新的生活處境與挑戰？

一

社會事件引發輿論場觀點的對立與交鋒，本是公共輿論界的常態，也展現了現代開放社會的多元與寬容。從審議式民主的立場來看，這恰恰是通過公共論辯形成交叉共識的一個基本條件。但最近這些年，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社會輿論都出現了極化的趨勢，不同觀點和立場之間對彼此的包容度越來越低，彼此傾聽和理性論證，已經是公共輿論場的奢侈品。這引起了許多有識之士的擔憂。那麼，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當前比較主流的一種觀點認為，這體現了全民上網時代的資訊繭房困境。根據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CNNIC）三月底發佈的第五十三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中國線民規模達10.9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7.5%。當代中國可以說已是一個全民上網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數字媒體的便利和發達，使得公共輿論場出現了眾聲喧嘩的局面，各種眼花繚亂的資訊，真假莫辨，卻越來越多地呈現在每個人眼前。一方面，這為每個人都提供了更多元的資訊管道和更豐富的資訊內容；但另一方面，由於演算法推送，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只接受自己偏好的資訊，遮罩自己厭惡的資訊，並且不再接觸陌生和新鮮的資訊。如此迴圈反復，最終形成了個人資訊的繭房。由於資訊繭房的存在，個人的偏見和價值觀被不斷強化，因此對其他意見的寬容度也不斷降低，最終導致互聯網輿論的極化。

圖 資訊繭房

資訊繭房的說法很形象，也很深刻，對於互聯網上的輿論對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在此之外，還有更重要和更基礎的原因並未被觸及。移動互聯網時代輿論極化的深層和基礎原因並非資訊繭房，而是存在於其他方面。具體來說，這就是中國社會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已經變得抽象化和複雜化了，由此導致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也導致了知識生產機制和知識形態的變化。

為了瞭解當代社會的複雜化和抽象化如何使得輿論場的觀點激烈對立變得很容易，我們不妨考察一下傳統中國鄉土社會的情況。關於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生活狀態和知識生產機制，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仍然是最富有洞察力的教科書。鄉土社會的重要特點就是世代定居，流動性差，彼此孤立與隔膜。這給鄉土社會的知識形態帶來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對外面世界的知識不太關心，也不瞭解，只是滿足於各種具有獵奇性質的稀奇古怪的傳說和故事；另一方面，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往往對世世代代居住的這一小片地方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具有非常準確的知識。這些知識是祖祖輩輩反復試驗和確認過的，因此流傳至今，同時還不斷地被當下的生活所驗證。鄉土社會知識的一個特點就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礎之上。因此，人們“像母親對於她的兒女一般”摸熟每個人的生活，能夠“聽出沒有用字音表達的意思來”，甚至熟悉“螞蟻搬家的意義”。同時，“從熟悉裡得來的知識是個別的，並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則”。在電視普及之前，一個生活在偏遠地區的農民，沒有電視，不看報紙，資訊來源單一，資訊內容簡單具體，用資訊繭房來形容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最合適不過了。但我們很難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看到當前互聯網上如此這般的輿情分裂與對立。

圖 晚年費孝通在江蘇吳江市開弦弓村（“江村”的原型）石橋上

然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的變遷，大量的中國人都離開了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來到了陌生的城市生活。在這些陌生的新環境中，原來在故鄉所形成的一整套地方性知識已經遠遠不夠用了。在應付現代生活時，往往正規學校教育所提供的一整套知識，要比父母言傳身教的許多知識更有用。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的生活都越來越依賴於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系統的抽象運作。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抽象，越來越複雜，而他的生活也越來越多地被這些抽象和複雜的事物所影響和牽制。他對此不但無能為力，甚至還一無所知，但又不得不去努力適應這抽象而複雜的一切。哪怕生活在偏遠縣城中的普通小市民，他的營生也可能與遠在千里之外的某些人的決策關聯在一起，因此產生複雜的系統性影響。巴拿馬運河一艘大型貨輪擱淺十多天，中國義烏的好幾家小商販就有可能因此破產，這並非是一種聳人聽聞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現實。

二

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任何一個人來說，一方面，他根據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總結出來的各種具身化知識雖仍不可或缺，但這已不足以讓他從容應對現代生活。相對於這些“直覺性、直接性和不成問題的可感受性”的具身知識，現代知識的特點是“智性化”（intellectualization）、“抽象化”和“間接化”。這些以二手經驗形式表現出來的抽象知識，需要專門的訓練才可以習得，但對現代人的生活來說，其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一手經驗的知識。在現代世界中，一個人要很好地生活，就必須離開家庭，走進學校，花費很長的時間去學習和積累這些抽象的二手知識。個人脫離家長和學校，步入社會獨立生活的時間也越來越晚了。

即便是小學階段教育的知識也是高度抽象和不那麼實用的。對於許多小學生來說，學習學校的語數外知識，要比少年閏土學習如何抓魚的知識枯燥和無聊得多。就像作業系統被預裝進一台電腦裡一樣，這些知識被預裝到這些幼小個體的頭腦中。除了拿一個好成績，小學生很難體會這些知識的實際用處究竟是什麼。

圖 填鴨式教學

除此之外，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生活，還需要一種更加抽象的知識，那就是通常所說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知識。任何人都需要形成對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整體性理解，從而能夠大略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和基本處境。阿波羅登月、轉基因農作物、冠狀病毒、古希臘歷史四個例子中的知識，都涉及對整個世界的認識與理解的問題，都是高度一般化和抽象的。幾乎所有的普通人都不能憑藉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形成對這些知識的認識與理解。只有那些經過專門和長期科學訓練的人，才清楚這些事例背後隱含的那些專殊和抽象的知識及其原理。甚至，當物理學發展到量子力學階段，一個普通大學物理系的本科畢業生，也許仍然沒有機會通過高度複雜的精密儀器，親自探測微觀量子世界的存在。即便是航太宇航專業的畢業生，又有幾個人能夠有機會跑到太空去眼見為實呢？

我的一個朋友是哲學教授。有一次坐火車，當隔壁乘客無意中得知他是大學教授時，便好奇地問他是什麼專業的。他剛好想安靜待一會兒，所以就隱瞞了自己的專業，告訴那位乘客，他是研究核子物理的，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有趣的沉默。鄰座乘客雖然對這個領域充滿了好奇，卻感覺裡面充滿了太多的抽象知識，因此一時無從談起。德國人類學家蓋倫早在二十世紀初就指出，“抽象概念化的趨勢和對數學的偏愛”，是現代科學發展的一種特別頑固的習性，而這在科學知識和普通人的常識之間，劃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圖 在中世紀天主教的想像中，上帝是一位幾何學家；當時，科學與宗教生活密不可分

對於多數普通人來說，令人不安之處在於，雖然人們沒有辦法依靠自己的生活與能力，親自驗證各種現代抽象知識的正誤，但現代生活的整個制度，都以這些抽象的知識為基礎建構起來。這些抽象的科學知識不斷地以技術的方式，滲透到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個體的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甚至支配作用。人們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無不滲透著現代科技的因素，同時也無形之中受到了銀行利率、法律程式、權威、階層、指標考核等各種社會科學技術的引導和規制，但許多人對這些技術背後的那些抽象知識和原理，往往茫然無知。

現代知識不但是抽象的，同時也是專殊的。現代知識不但對普通人來說過於複雜，同時對於不同領域的學者來說，也已經發展到彼此難以相互理解和交流的程度。從康德開始，現代哲學就變得非常抽象和專業，而柏拉圖、奥古斯丁、帕斯卡等傳統哲學家作品則往往生動有趣，是整個知識階層的必讀書目。如今，不要說一個人文學科的學者看不懂一篇自然科學的論文，就是一個刑法學者看不懂一篇民法教義學的論文，也不會被人看作一件丟臉的事情。

現代知識的抽象化和專殊化，既導致了現代知識難以被普羅大眾的正常理性所輕易理解與消化，同時也導致了理性內部的分裂。一方面，由於現代知識是系統而整體的，而非零散和彼此孤立的，因此普羅大眾只能在抽象的信和不信之間做出選擇。這種抽象的信任只能被賦予整個現代社會系統，而非僅僅被賦予某些專家或者機構。這是一種抽象和一般的系統性信任。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知識的專殊化，其實不同專業知識觀察社會的圖式是不同的。例如，現代科學知識觀察社會的圖式是真與不真，現代法律知識的圖式是合法與不合法，現代政治知識的圖式是有權與無權，現代經濟知識的圖式是擁有與不擁有（以及支付與不支付），如此等等。這些不同知識觀察世界的圖式不一樣，根據這些知識所觀察到的現實世界也就是不一樣的。理性和知識的分化，是現代世界的常態。

在這種情況下，現代人只能依靠現代社會的大眾媒介來獲取和學習這些知識。大眾媒介成了連接現代社會諸功能系統與公眾常識的主管道。借助文字與印刷術建構起來的現代各種社會複雜系統，似乎彼此之間也構成了某種形式的資訊繭房。一個物理學家日常工作的主要溝通對象是另外一些物理學家，一個經濟學家平常關注的則是 GDP、PMI、CPI 等各種各樣的經濟資料，而一個法學家的眼裡似乎沒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只有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區別。最後，所有這些抽象而專殊的現代知識，都在大眾媒介中混雜在一起，呈現給普羅大眾。普通人通常不可能像專家一樣，運用專業的技能對這些知識進行嚴格的界定和分析，只能借助各種新聞與深度報導、科普文章甚至是各種廣告和遊戲等，來吸收和消化各種各樣的抽象和複雜的現代知識。甚至，現代大眾媒介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深度報導、廣告和娛樂之間的相互借用與混雜。例如，深度報導往往以娛樂的筆法呈現出來，以增強報導的故事性和吸引力，從而避免被冷落的命運；而廣告則往往披上新聞和科普的外衣，借此推銷自己。各種各樣的娛樂形式，例如電影、電子遊戲等，往往聘請大量的科學家、歷史學家等，從而給遊戲的場景增添現實感。

圖 改編自特德·薑《你一生的故事》的電影《降臨》，聘請了麥吉爾大學的語言學副教授 Jessica Coon（潔西嘉·古恩）作為顧問

三

移動互聯網閱讀已經取代了紙媒閱讀，變成了中國人獲取資訊的主管道。同時，在移動互聯網閱讀中，視頻等數位媒介又超過了文字媒介，成為公眾獲取資訊的主管道。如果說，紙媒時代的社會是文字社會的話，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們似乎正在快步從文字社會跨入視頻社會。

視頻媒介相對於文字媒介而言，其承載的資訊無疑是更具體和豐富的。傳統中國鄉土社會面對面社群那種基於熟悉性、具體性和即時性的互動交往模式，似乎又再次復活了。不同的是，如果說，傳統鄉土社會的面對面互動交流的雙方，所處的是共同熟悉的同一個生活場景之中的話，那麼，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通過視頻進行即時交流和互動的雙方（或多方），他們所處的是各自熟悉的生活場景之中，並假設性地將各自的熟悉性套用到對方所處的生活場景之中。視頻直播互動中雙方假設彼此是熟悉的，同時互動的內容也是具體而生動的。同時，在通過視頻的面對面互動中，面對面互動交流的即時性等特點，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直播銷售所激發出來的衝動消費，以及粉絲狂熱現象，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圖 人們越發使用螢幕進行互動

在超大規模複雜的當代中國社會中，遠端陌生人之間經由視頻媒介的溝通，本質上仍然是遠端陌生人之間的溝通。人們溝通的主題，仍然是現代社會中滲透著各種抽象複雜的現代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道德、宗教等知識的現象。這些現象仍然無法通過個體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具體的、熟悉的和默會的知識處理和解釋。可以說，在現代世界中，任何一件熟悉的事物，一個耳熟能詳的事件，背後都有著一整套抽象的、智性的和專殊的知識為基礎。一個普通人隨手點擊一個短視頻，就可以看到遠在萬里之外的特朗普對他侃侃而談，但他也許對美國憲法體制運作的知識一無所知。

現代抽象社會的一個巨大後果，就是個人直接經驗的喪失。這既是社會分工的後果，文字這種抽象媒介成為社會溝通的主要媒介，也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視頻媒介的崛起，則帶來了直接經驗復活的虛幻希望，但這是非常具有欺騙性的。早在十九世紀時，哲學家魯格（Arnold Ruge）就曾尖銳地指出，普通大眾由於無法“去攀登知識上和遠見上的精神高度”，而不得不在大眾媒介上尋求各種廉價的補償。如今看來，短視頻應用和直播媒介的發達，使得這一切變本加厲了。

四

一七八四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發表了“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認為啟蒙就是“人類從自我導致的不成熟狀態中覺醒”，實現這種覺醒的方式和途徑則是“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兩百多年過去了，康德關於啟蒙的思考遠未過時，但個體自我啟蒙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已發生巨大的變化。現代科學知識的抽象化與複雜化，已經遠遠超越了康德那個時代人們能夠理解的程度，而視頻媒介時代資訊的碎片化和瞬間化，導致個體的自我啟蒙陷入了全新的困境。

康德啟蒙所運用的理性，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理性。在康德的設想中，人們只要能夠擺脫“未成年狀態”，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形成對世界的正確認識，並與其他人達成一致。而在當代社會中，常見的現象是，面對同一個事件，基於生活常識理性的觀察，與基於各種功能系統之專殊理性的觀察，往往可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衝突的。雖然現代人不再對“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件事產生激烈道德義憤，但誰說大眾對轉基因食品的討伐，不是這件事的現代翻版？

圖 康德

圍繞阿波羅登月、轉基因農作物、冠狀病毒與古希臘歷史所形成的輿情事件，與其說是數位媒介時代的資訊繭房效應，倒不如說是現代抽象複雜社會中系統信任的坍塌。這是一件比資訊繭房要嚴重得多的事件。也許針對阿波羅登月行動的質疑永遠不會消失，但如果一個社會的科學系統是被廣泛信任的，這些質疑就只能在一些小眾的言論市場中流轉。只有大量的現代人失去了對科學系統的信任時，科學常識才會變成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同樣，如果人們信任法院，通常他們就會容忍和諒解個別法官工作的缺陷；但如果人們對法院的工作失去敬意，哪怕一個事實上正確的判決，也會遭受許多人的質疑，引發排山倒海的輿論風暴。

當人們對現代功能子系統之諸專殊知識的信任消失，他們就會退回到自己僅有的零散經驗和常識的庇護之中。但現代社會的抽象性並不因此就自動消失，而是仍然構成了現代人的基本生活處境。就此而言，在這個短視頻氾濫成災同時又無比抽象的現代社會中，如何直面普通個體對政治、經濟、法律、科學等各種社會功能系統的信任危機，才是任何有識之士都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大問題。也許，除了繼承康德哲學啟蒙的精神遺產之外，無論是決策者還是普羅大眾，都需要一場關於現代抽象社會的社會學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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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輕言“某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作者：葛兆光  

    摘要:  不要再輕易說“某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領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國家或政府的實際控制權。如果你用“自古以來”，別人也會用，只不過兩個“自古”是截取不同時段的歷史罷了

　　葛兆光：告訴你一個清醒的“中國”

　　如果在英文理論刊物上看到題為“Fuck Chineseness”(轉譯到中文刊物變成較文雅的“解構中國性”)的文章;如果瞭解身在海外、長著華人面孔的學者會因為別人誤以為他/她是中國人而“不舒服”;如果“能不能對中國及中國性說不”被當作嚴肅的理論問題被提出;如果離散、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來自西方的概念，頻頻出現在中國學人的論述裡……處在“大國崛起”豪邁中的國人，也許能遙遠地感知1990年代以來美國和西方中國研究的一些新動向。

　　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教授撰文說：“脫離了中國本土，一些華人或飽受種族歧視，或極欲融入當地社會，或要靠西方理論在學界出人頭地，或出於別的某種原因希望擺脫做中國人的包袱，甚至破除中國人‘血緣的神話’，這在一定程度上都不難理解。這是他們身份認同的選擇，無可厚非。但是，把產生于自我生存狀態和生活環境的思想感情，借助西方理論概念的權威來無限擴大，振振有詞地解構中國本身以及‘中國性’，否認中國作為一個實體和民族國家的歷史存在，實在是一種過度的自戀或自大……”

　　嗡嗡背景聲中，葛兆光教授的新著《宅茲中國》於今(2011)年3月出版。在張隆溪看來，這是“擲地有聲”的回應。

    溽暑中的復旦校園靜悄悄。葛兆光正在文史研究院的辦公室裡，準備下學期新開的課。中央空調是統一的26℃，不夠抵擋大暑的熱力;一台落地扇在嘶嘶搖頭，環顧一室文獻書籍。經歷了2008年3次視網膜手術後，葛兆光正以尚存0.1-0.2裸視力的右眼，在一室故紙堆中孜孜不倦著。

　　傳說葛先生寫一本書要看上千冊書，記者提及，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我是學文獻出身的，對文言沒障礙，我看(古)書很快。”2000年，他請人翻拍了100冊韓國《燕行錄全集》及6冊日本《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的照片，總共5萬多頁，在電腦上閱讀--這些清代朝鮮人來中國後寫下的日記、與時人交流的筆談，令他如獲至寶。5萬多頁一一看過，“所以後來眼睛出問題了”。

　　1990年代，他寫完《中國思想史》前兩卷。本來還計畫寫第3卷，從1895年到1989年--這是他所理解的中國的20世紀。當時念念不忘的，是民族、國家、現代、東西方之間的差異與衝突之類的大問題。2000年前後，很多問題被國際、國內學界提出來，特別敏感的就是“民族國家”的問題。到底該怎樣理解民族國家?中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很不一樣，不是從帝國、民族國家走過來的，那它是怎樣走過來的?為什麼中國至今跟周邊存在許多領土問題?中國人對中國、亞洲、世界，為什麼形成了現在這樣的觀念?這些都是需要回應的。

　　很大程度上《宅茲中國》可以視作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回應。在葛兆光看來，過去的論述對“中國”本身不假思索。現在需要做的是面對中國的複雜性和歷史變遷，先把歷史基礎夯實，再來回應國際的“時尚”問題、國內的“新潮”問題。他認為他只是把問題提了出來，算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

　　中心清晰、邊緣變動的中國

　　人物週刊：怎麼想到用何尊(1963年陝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裡“宅茲中國”這4個字作書名?“宅”字怎麼解?

　　葛兆光：用作書名只是偶然。何尊銘文中的“中國”二字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出現的“中國”。但在那個時代，“中國”只不過是指洛陽，“宅茲中國”就是說要在洛陽這個地方建立家園。“宅”，就是建立家園。

　　我常說要在歷史中理解中國，中國是一個中心清楚但邊緣不斷變動的國家。漢族是非常穩定、延續性和文化凝聚力很強的族群，但中國融入了各種血緣和族群。無論五胡亂華、蒙古入侵還是滿清入關，中國的這個中心一直清晰，但它的族群構成和國土邊緣，是隨著國力盛衰、戰爭、族群的遷徙不斷變化的。

　　所以不要再輕易說“某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樣的話，這很容易製造麻煩。如果你說整個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韓國人就要跟你幹--他們會說，古時候吉林集安是高句麗的。我們面臨很多這類問題：我們有西藏、新疆、蒙古、臺灣的問題;也有和朝鮮、日本、印度、越南的爭端。

　　要知道，“領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國家或政府的實際控制權。如果你用“自古以來”，別人也會用，只不過兩個“自古”是截取不同時段的歷史罷了。就像東北，唐朝時未必是我們的領土，但明清以來以鴨綠江為界，集安這些地方就是中國合法的領土。韓國人試圖以歷史的疆域來衡量現在，而我們是以現在的疆域來倒推歷史，就很難互相溝通。所以我強調要區分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國。

　　這對我們理解“中國”有很大好處，不然永遠會糾纏不清。比如，岳飛是民族英雄還是內戰將領?如果清朝是中國歷史的有機部分，滿清的祖先是女真，女真建立的是金國;宋朝跟金國打得死去活來，是不是窩裡鬥呢?所以前些年對於嶽飛在教科書裡的定論就起了爭議。但如果在歷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區分，承認歷史上的中國疆域是不斷變遷的，那個時代的宋朝將領岳飛，也許就可以看作是抗擊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週刊：區分後又怎麼看歸屬問題?

　　葛兆光：這涉及到學術界現在討論的認同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族群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之中，我傾向于優先考慮文化認同。政府不等於國家，國家不等於祖國--國家總在某個政府控制下，而祖國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認同的概念。不要簡單用現在的領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領土就很小，現在的領土基本上是清帝國奠定的。平定準格爾、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簽等，這些與領土確立有關的事件，都是要動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國自我認識的變化

　　人物週刊：在您看來，西方人觀看中國時並不客觀，也常有想像、獵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對中國的很多研究實際上有西方背景。他的問題意識是來自西方的，要解決的也是西方問題而不是中國問題。

　　比如，過去法國傳教士研究中國的道教是為了證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為什麼現在西方漢學家特別多地研究寧波、贛州、閩南、徽州、武漢等區域歷史?因為他覺得一個大一統的整體國家是不可思議、不合理的--歐洲過去都是一塊一塊，沒有中國這麼地域龐大、族群複雜、經濟差異大的統一國家。比如，為什麼在宋以後的中國歷史裡，美國人對科舉制度的研究那麼深入?因為他們非常重視社會階層的流動，而西方是沒有科舉這種流動方式的。

　　前兩年我有一個訪談，標題被定為“海外中國學本質上是外國學”，這個說法有點聳動，引起了一些爭議。我的意思其實是說，海外中國學的問題意識、方法、興趣都來自西方背景。然而現在中國很多學者是跟著它們在走，西方中國學好像變成了指路明燈。

　　人物週刊：所以您試著從周邊、從近鄰來觀看中國?

　　葛兆光：中國的自我認識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像;第二階段是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尺度來看中國，比如社會階段論、生產力-生產關係，現在流行的則是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等等;那麼第三個階段是不是可以通過日本、朝鮮、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來打量中國是怎麼回事?這樣做的好處是，發掘了許多新史料，從多個角度認識中國：他們看到的中國和我們以前的自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總覺得，中國與西方的對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顯現我們的特徵，而與那些看似差異很小、曾經共用一個文化傳統的國度的比較，才能讓我們真正認識細部，確認什麼才是“中國的”文化。

　　人物週刊：您能舉例說說這些近鄰是怎樣看中國的嗎?

　　葛兆光：比方說，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現象，是我們沒感覺到而朝鮮人注意到的。

　　朝鮮人發現清朝男女之大防越來越接近崩潰--也許是因為滿族不像漢族那麼講究男女界限。朝鮮人在東北和北京還看到，清朝人舉行喪禮時吹吹打打還演戲，他們就覺得清朝破壞了朱熹定下的喪禮規則。還有，他們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學士都在做生意，商業很發達。這些情形，我們過去都沒注意到。所以在那個時代，捍衛傳統宋明理學的反而是朝鮮士大夫，他們看到了一個已經發生變動的中國，看到那一段歷史的變化和騷動。

　　同樣，透過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夠知道，17世紀以後中國和周邊的朝貢關係雖然還在，但各國的文化、政治、歷史漸行漸遠，文化認同已經不在了。那時候早期全球化已經開始了，可中國始終有一種自我中心的大國心態，直到現在還有。

　　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

　　人物週刊：那我們有沒有帶著中國的問題意識去觀察西方的學術研究?
　　葛兆光：中國研究美國史、歐洲史、日本史的學者並不少，現在大學歷史系裡教外國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國研究，關鍵並不在於有沒有生活在那個世界，也不在於語言能力、文獻能力是否趕得上外國人，而在於你的立場、角度、問題意識是不是清晰而且獨到。

　　比如“蒙古襲來”這個事件。元朝曾經試圖征服日本，後來戰船被所謂“神風”吹翻，少量登陸軍隊被日本打敗。日本人研究這一段歷史，帶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自尊，他們的立場是：沒有外敵，國家是不能自覺的，國家的強大、自立與外敵有關。中國人研究這段歷史是不是可以不用這個立場，而是放到當時整個世界幾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來討論呢?本來接受中國影響的日本，此時開始跟中國漸漸疏離乃至剝離，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獨立和自覺。這就與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質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國的資料來敘述。

　　所以，在中國研究外國，如果想融入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語境，既要進入國際學界--這叫“預流”，又必須強調自己獨特的立場和問題意識。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很有自信是因為他自成一體。灰色的黃昏，灰色的樹林，一隻灰色的鳥飛進去，什麼也沒有，但如果是一隻紅色的鳥，那就有了。所以，進入國際學術界的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場、問題意識、獨特角度。

　　人物週刊：所以您特別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華國學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後，中國出現了一批最好的學者，他們在學術上努力“預流”，恰好這時候又有所謂中國史料的“四大發現”：甲骨卜辭、敦煌文書、居延漢簡、大內檔案。胡適去看敦煌文書研究禪宗，陳寅恪在外國就知道這些東西很重要，一回來就做敦煌、佛經、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這些學者，陳垣、傅斯年、陳寅恪、胡適看起來很西化，骨子裡民族主義得厲害，想要把漢學中心從外國奪回來。胡適好像主張“全盤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講中國好，講中國的傳統多麼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語所，借鑒的是德國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從巴黎、東京搬回中國來。“九?一八事變”之後他迅速編寫《東北史綱》，就是為了反駁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關於滿蒙非中國的論述，強調東北是跟我們有非常深歷史聯繫的中國領土，這是很民族主義的舉動。

　　人物週刊：《宅茲中國》的副題是：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敘述。這個“重建”裡是不是包含了一種雄心，要建立一個科學的“中國學”正統，就像傅斯年當年想要重建科學的“東方學”正統一樣?

　　葛兆光：我沒有那樣大的雄心。過去的中國論述是把“中國”當作一個天經地義的前提，對“中國”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討論中國的複雜性和歷史變遷，先把歷史基礎夯實，把這個前提討論清楚，再來回應國際的“時尚”問題、國內的“新潮”問題。我把問題提出來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來完成的。這本書有很多缺陷，不能夠完整貫徹一個新的敘述模式，是斷斷續續寫的。我現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問題提出來，希望有人來回應。

　　既中國又普世的共識

　　人物週刊：從這本書裡能看出您對西方的理論、方法、工具有一種自覺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後很多問題被國際、國內學界提出來，特別敏感的就是“民族國家”的問題。我注意到中國學界回應時的一些現象，最主要的是：以學術面貌出現的一些論述，看來好像在批評西方，實際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論述”，問題、概念、邏輯都是來自西方最時尚的理論，他們把歷史問題變成了抽象文本。同時，恐怕也暗合了現時政治意識形態的某種需要。

　　我對現在的新理論、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愛用現成的、洋人的理論去套中國問題。看來好像是高屋建瓴、籠罩一切，其實是把歷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論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點上的真知灼見，一旦全面鋪開就不對了。我並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脫離時空背景的理論移植是揠苗助長。不要花樣翻新地去搞一些別人看不懂的東西。我們總把理論當時裝，穿了又脫，越新越好。一百年來，我們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鐵一樣，趕快趕快，然後就成世界第一了。

　　整個20世紀，中國在試圖走自己的路，在東西方之間掙扎，在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掙扎。“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追求現代化，儘管當中經歷了建國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這條路到1989年前後，經歷了非常大的轉折，中國發生的事件和蘇東解體都說明了這一點。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出現社群主義、自由主義、追求現代性、批判現代性、追求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回到大民主時代等種種主張……從經濟、法律、文化各個角度出發，判斷、思路都不一樣，使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紛亂的思想世界裡找到一個既中國又普世的價值，作為大家的共識。

　　人物週刊：您能大致描述一下這個尋找中的共識嗎?

　　葛兆光：這離我的專業太遠了，也許我不能表達得很清楚，雖然私下裡我們都會討論。第一個是普遍價值，包括人權、民主、自由，這必須是大家共用的，不能因為它們最初出現在西方，就說這和我們沒有關係。

　　第二，如果承認有普遍價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對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則有必要重新考慮。有人認為中國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政府強勢、國家獨立。我也承認，強勢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方便之處，可是，它真能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嗎?

　　我接受這樣一種區分：文化與文明不一樣。文明是普遍性，大家按照一個規則來生活，在全球文明中互相溝通、互相交流;文化是各個民族仍然保持各自不一樣的地方。我覺得在政治、經濟上，我們不能不接受一個文明的規則，但在文化上，多元文化的民族主義還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學界會好嗎?

　　人物週刊：您怎麼評價當下的學界?

　　葛兆光：中國的學界，我只說文史領域，現在是一個四分五裂、共識崩潰的狀況。當下的學術評價有3個互相衝突的標準：第一個是數位化評鑒的制度約束，就是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A&HCI(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等等。這背後當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控制，評獎啊，職稱啊，收入啊，都在這個評價系統之內，大學的人苦於這套評鑒制度已久。

　　第二個是傳媒的標準。傳媒也是個帝國，力量很大，它跟市場聯繫在一起。有些很不入流的東西經過傳媒、市場的包裝一下子很紅，大學反過來也受其很大影響。比如校長會覺得學校有一些常在中央電視臺露臉的名人也不錯，可以提升聲譽;同時公眾因明星學者的出現對真才實學的評鑒也有所改變。

　　第三個才是學界自己心裡的那桿秤，當然，也只是部分精英同行會有評議。我們去書店都知道，90%的書是可出可不出的，學術雜誌上90%的文章是可看可不看的。這個標準實際上最弱、最沒有實效，但可能也是最準確的。

　　另外可能還有第四把尺子：外國學者的評價。所謂“出口轉內銷”，貼上了洋標籤也會好些。影響洋人評價的，不外乎他的學術背景、問題意識、政治觀點，以及他的興趣和偏見，但有時他們也會考慮到現實利益而稍作妥協。

　　人物週刊：學界的這種現狀肯定會影響到年輕學人，如果他們想做獨立的研究，還有沒有可能?

　　葛兆光：必須承認，衣食無憂是學術獨立的前提。現在剛剛進入學界的年輕人，條件比我們當年好太多了，衣食不追求奢華的話也過得去。我們學院裡年輕人的收入在我看來雖然並不高，但也還算不錯，住房也有津貼。我研究生畢業後曾在揚州師院任教，大多數時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米的房，窗子在高處，仿佛監獄，又好像倉庫。住上三室一廳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當了副教授15年、正教授八九年後了。

　　現在，只要你不直接去批評政治，政治也不會來找你麻煩;圖書館條件好了許多，還有網路;對外交流條件也很好，出國容易，學校鼓勵並提供費用。這樣的條件，難道還不夠你獨立做學術嗎?

　　只是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底線崩潰了。政治的干預、經濟的誘惑和社會的影響，真是很大。余英時先生覺得，中國現在還是有一批人堅持在做嚴謹認真的學術，而且越出學術範圍，對社會有所關懷。這我也相信。但當我想到梁漱溟那本自述《這個世界會好嗎?》，就很感慨，想說：這個學術界會好嗎?   

文章來源：南方人物週刊
發佈時間：20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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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民粹的和複雜的

萬維鋼

尤瓦爾·赫拉利的新書《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將在九月10日，全球同步出版。我有幸提前從出版社拿到了中文版，這樣我們從今天就開始連載解讀。你正好可以對照着閱讀。

赫拉利真是咱們的老朋友了。他2014年出版的《人類簡史》立即就成了全球暢銷書；2016年又出《未來簡史》。後來他又出了些別的書，比如《21世紀的21堂課》（中文版叫《今日簡史》），還有兒童讀物、有漫畫書，但分量都不太夠。這本《智人之上》可以說是赫拉利時隔八年後又一部重量級作品。

赫拉利是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 —— 也許沒有“之一” —— 是各大國際高層論壇的主講人、各大高科技公司的座上客。他原本是個中世紀軍事史領域的歷史學家，現在早已成為一個全才。人們會問他AI是怎麼回事、未來人類的前景如何、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建立信任、AI會不會接管人類……等等這些問題，赫拉利都能侃侃而談。

人要是這麼出名的話就會遭到很多批評。有些學者指出了赫拉利作品中的錯誤，有人抱怨說他的預言并沒有實現，還有人說他不可能真的精通那麼多領域，他只是一個特別會講故事的人。包括赫拉利的招牌學說，也就是“智人的超能力是能共同相信一個虛構的事物”，其實也不是他的原創，而是美國語言哲學家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最先提出來的……

但是在我看來，那些都不重要。赫拉利的價值在於他是一個「綜合者（synthesizer）」。

在某個單一領域深入鑽研，提出幾個新理論，立住了就青史留名，這樣的學者有很多。但我們這個時代也很需要能貫通若干個領域的綜合者，把各種新思想、新知識整合在一起，講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樣的故事肯定是不精確的，甚至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能讓我們迅速對世界 make sense。

你有權知道當今的各個學科已經研究到什麼程度了，最先進的世界觀大概是什麼樣子。

要論把歷史、思想和科技這三個超大領域綜合起來，講一個好的故事，赫拉利排世界第一。

而且你應該學學赫拉利。事實上這本新書中就有怎麼講好故事的秘密 —— 不過此書說的講故事不是為了當暢銷書作家，而是屠龍之技，是組織數量無上限的人做大事的學問，是帝王心術……我一邊讀一邊想，這書要是在古代恐怕應該僅限皇家閱讀。

而我們有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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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的英文書名“Nexus”，意思是連接，講的是信息在歷史中的作用，所以如果按照中文版赫拉利的傳統套路，應該翻譯為《信息簡史》……可能出版社覺得那個名太俗氣。

書的背景是當今最重要的一個議題：AI。赫拉利探討了AI失控的危險，他不能說很悲觀但肯定是很謹慎，認為出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大。我不贊成他這個觀點；包括赫拉利說當今世界存在核武器和環境污染的嚴重威脅，我也覺得有點誇大其詞；而且他在《未來簡史》中預測AI時代會出現「神人」和「無用之人」的兩極分化，現在也沒有任何跡象……

但還是那句話，這些都不重要。歷史學家的任務并不是預測未來，而是，正如赫拉利本人說的，為了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可能性，從而變得更自由。

赫拉利說，他寫這本新書全部的意義在於，「希望我們通過做出明智的選擇，防止最糟糕的結果。」他還說：「歷史真正研究的并不是“過去”，而是“變化”。歷史能告訴我們什麼是不變的、什麼是變革的，以及事物又是如何變化的。」

所以此書的價值不在於AI到底有多危險，而在於赫拉利提醒我們，在歷史中，把人組織起來去做大事的這種力量，非常容易失控。

一群人和一個人的行為很不一樣。一個人再怎麼樣也是比較理性的；而一群人通過某個信息網絡聯合起來，則可以去做一些愚蠢的、瘋狂的甚至是邪惡的事情，比如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這個規律今天也是如此，將來面對AI還是如此。

更高的科技并沒有讓人群變得更有智慧，這就是赫拉利最大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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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先說什麼是「信息」。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把信息定義成“熵”、“克服了多少不確定性”之類，但赫拉利這裡講的是歷史意義上的信息。他總結了關於信息的三種觀念。

第一種是「天真的信息觀」，我們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信息觀。

這種觀念認為信息是對現實的呈現。你了解的信息越多，就掌握更多的真理和真相，於是你就變得明智，有了力量。

比如某種病該用什麼藥治療、某個地方有獵物可以打、這次敵人來了多少兵力，你可以根據這些信息作出判斷和釆取行動。科學知識和社會經濟數據都是最寶貴的信息。

很多知識分子認為只有真實的信息才有用，虛假的信息最可惡。這些人認為如果社會出了問題，人們做出錯誤的判斷，那只不過是因為缺乏足夠的信息。

你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如果一個人懂得博弈論，他就應該知道，在長期，做個合作者比背叛和對抗要好得多！那些整天要對抗全世界的人不是道德有問題，而是智商有問題，是信息來源有問題。再進一步，你可能覺得人們之所以有不同的價值觀，也是因為信息匱乏。

為什麼有的人是種族主義者？是因為他不了解種族之間其實沒有本質區別，他的信息不足。

所以天真的信息觀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赫拉利認為，天真的信息觀的問題在於沒有承認“虛假信息”的作用。指引一個人去賣力做事的，能把人群動員起來的，往往不是真實信息，而是虛假信息。

更何況比如說音樂，只是一系列音符，談不上“正確”還是“錯誤”，但音樂也是一種信息啊？音樂為什麼能讓我們產生情感共鳴，甚至協調動作呢？這樣的信息又該如何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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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民粹的信息觀」。

你最近可能經常聽到“民粹”這個詞。有人說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民粹，還有人說中國某些網民是民粹。民粹是個貶義詞，是民主的敵人。那到底什麼是民粹呢？難道說跟你們知識分子想的不一樣的人就是民粹嗎？難道民粹泛指老百姓嗎？

不是的。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訴求的，那是民主。民粹是一種情緒、一種思維方式，而不是利益。

簡單說，民粹是「論人不論理」：我不在乎你說的這個話有沒有道理，我只在乎你是哪個陣營的人。

用政治學家卡斯·穆德（Cas Mudde）的話說，民粹主義者認為社會最終會被分成兩個內部同質而互相對立的群體，也就是“潔淨的人民”和“腐敗的菁英”。

為什麼說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民粹呢？因為他們把美國人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深層政府”和富人菁英，一類是藍領工人和樸素的愛國者。再比如左翼的某些人認為人類的每一次互動都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權力鬥爭，可能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也可能是外國“帝國主義”對本國人民……

在民粹主義者看來，本陣營的人說的話，哪怕感覺上是錯的，也要當對的好好維護；敵對陣營說的話，那就一定是錯的。

在民粹主義者眼中，信息只是一種用來爭奪權力的武器。

民粹主義者只相信權力不相信真相。像網上流行的什麼“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本質上都是民粹思想。

比如歷史作家張宏杰曾經說過一個段子 [1]。有一次他請老舅在餐館吃肥牛 ——

老舅說：你們研究歷史的都是瞎扯，歷史沒有真相。你總說韓戰（朝鮮戰爭）是北邊先打的南邊，你看着了？你參加了？

張宏杰說：老舅，這些都有各種檔案資料在啊！……今天中午咱們吃的什麼，……如果小票留下了，這個事兒就能說清楚啊，怎麼叫歷史沒有真相呢？

老舅怒道：果然知識越多越反動！

今天的人可能無法想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歷史特殊時期曾經被當做“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批判。但你不用遺憾，請看今天的美國，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認為政府關於新冠病毒和疫苗的說法都是在欺騙老百姓。

民粹這個反智態度有個邏輯悖論：你說政府和菁英那一套都不可信，那你們到底信啥呢？你們不也得有個指導思想嗎？鼓吹那個指導思想的人難道不也只是想騙取你們的權力嗎？

赫拉利說，這裡有兩個解決方案。

一個是乾脆就不相信任何上面給的說法，號召每個人只憑自己的經驗來感知世界。既然你沒有感覺到新冠病毒的存在，那你就可以認為世界上沒有新冠病毒。這個解法的問題在於它無法形成大規模的合作。大家相信的事兒都不一樣，沒法團結。

另一個辦法，也是歷史上最常見的辦法，是相信神。政府可以騙人，科學家都是被收買了的，但是《聖經》和《古蘭經》不會錯，因為那是神聖的！又或者我們可以把特朗普塑造成神的代言人，找一個救世主，一個英明領袖……

民粹這麼搞，的確可以聯合起來去做大事，但是做不成特別有建設性的、複雜的事兒。因為你不屑於真知識，你眼中只有鬥爭和權力。

✵

第三種信息觀是赫拉利在這本書中所主張的，叫做「複雜的信息觀」。

赫拉利說，信息就是「能夠將不同的點連接成網絡，從而創造出新的現實。」

首先，世界上是有真相的。如果你昨天中午吃的是包子，它就不能是麵條。歷史不能胡說。

但真相不直接等於現實，因為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側面。就好比說盲人摸象，有些人摸到大象的耳朵，有些人摸到大象的腿，你描述一番都可以。其實任何一種對真相的描述都無法覆蓋全部的現實：你不可能把現場每個原子的運動都說出來。

而且真相不僅包括客觀現實，也包括每個人的主觀感受。比如說“我當時感到很痛苦”，這也是一種真相。

正因為有真相，科學研究才有意義，知識才有價值，人才能學到智慧，世界才能進步。

但真相被高估了。

真相只是信息的一部分。信息還有另一部分，那就是錯誤的現實和想象出來的東西。比如說音樂、元宇宙、民間傳說、宗教教義、占星術，甚至是社會謠言，這些信息可以是假的，但它們能提供社會連接，能輸出秩序。

這正是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一再強調的說法：因為人們能相信一個共同的想象，所以才能實現大規模的合作。在新書中赫拉利淡化了“想象”這個詞，改用“信息”，可能是更強調這個現象的一般性。

虛假的信息也是信息，而且往往比真實信息更有用。《聖經》的很多內容，像對歷史的記錄，把洪水和瘟疫解釋成上帝對人的懲罰等等，都是錯誤的 —— 但是《聖經》把數十億人連接起來，提供了秩序，幫助建成了社交網絡，促成大規模的人群合作。

我們智人之所以統治世界，主要并不是因為我們掌握了大量真實的信息，而是因為我們共同相信一些虛假的信息……

複雜的信息觀認為信息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傳遞真相，一個是提供秩序。真相能帶來智慧和力量，但秩序本身就是力量。

注釋

[1] 再多的知識，也說服不了認知封閉的人, https://www.sohu.com/a/667588547_121666672

indy

多年後看，太黑色笑話了。
希望足以鑑之，使後人不要復哀我們前人

indy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當AI決定說謊，人類會落得什麼下場？

「最後，偶爾進行信息斷食也是好的。我每年會進行幾周的冥想靜修。我練習內觀靜坐冥想（vipassana），在靜修期間，我完全脫離開信息網絡，我不看新聞，不讀郵件，不讀書也不寫作，只專注於冥想。我花時間去消化，而不是繼續塞入更多的東西。幾周的時間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說太長了，但偶爾進行一兩天的信息輕斷食也會很好。當然，也不一定非要冥想靜修，放下手機，進行一次長途徒步，也會有幫助。」

三聯生活週刊專訪。


https://mp.weixin.qq.com/s/wGmTS_59mQjKM9WvHoth9w

indy

The first volume of Karl Marx's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 published 157 years ago today: September 14, 1867.

indy

#驕傲之塔：一戰前的歐美世界圖像，1890-1914（上）（下）【一戰爆發110週年紀念】

「舊世界無論獲得了什麼，都無法彌補在這場大戰中失去的一切。」

讓我們重讀一戰前的歷史，重新思考我們的時代，試著讓人類的未來走向和平與自由

暢銷著作《八月砲火》前傳

兩座普立茲獎得主芭芭拉．塔克曼平生得意之作

描繪一次大戰前歐美世界眾生相

追究繁華表象之下，山雨欲來的戰爭線索

　　本書所描述的是一八九○到一九一四年，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關鍵二十五年。此時的歐洲處於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資本主義、科學技術，以及文化、藝術及生活方式等都在這個階段發展成熟，因此經常被稱為金色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但芭芭拉．塔克曼指出，十九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最快的時期，而此一前所未有的快速變遷，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這個時期到達了巔峰，少數特權階級享受著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下層階級則蓄積他們的痛苦、力量與仇恨。此一年代不全然僅有「信心、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也同時存在「懷疑、恐懼、騷動、抗爭、暴力與仇恨」。不安定的因素正在和平的表象之下蟄伏、醞釀，埋下了戰爭的引信。

　　書名《驕傲之塔》來自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著作中的這句話：

　　

　　從城市裡的驕傲之塔

　　死神旁若無人地俯視一切

　　作者以「驕傲之塔」作為一戰前夕歐洲與美國的寫照，並如此描寫當時的人們：

　

　　在歐洲文明的偉大時代興建的這座驕傲之塔，是一座壯觀而熱情、富饒而美麗，

　　同時擁有一座黑暗地窖的宏偉建築物。

　　與後來的人相比，驕傲之塔的居民更自主，更自信，更有希望；

　　更華麗，更鋪張，更優雅；

　　更無憂無慮，更興高采烈，更樂於彼此的陪伴與交談，

　　更不公義與更虛偽，更貧困與更匱乏，更感情用事，

　　其中包括虛假的情感，更不容忍平庸，工作更有尊嚴，更徜徉於自然，更有熱忱。

　　舊世界無論獲得了什麼，都無法彌補在這場大戰中失去的眾多事物。

　　一戰前夕的人們渾然不知接下來的歷史大浪會將他們帶往何方，身為作者的芭芭拉．塔克曼，如同已預知小說結局的讀者，回望故事之中的眾生相。她無法出言警告，只能盡其可能地敘述這一切。當我們在這個時代以後來者的角度，眺望那個時代，更能強烈感受到當時的激越與凶險。

　　本書分為八個獨立篇章，帶領讀者重返十九、二十世紀的交界――從英國到美國、法國、德國與海牙，主題包括：日漸衰微的愛德華時代貴族、歐洲與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德國與理查．史特勞斯、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海牙和平會議，以及英國與歐陸社會主義的起源，並且以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法國社會主義領袖饒勒斯遇刺身亡，宣告此一時代的告終。合而觀之，本書就是在歷史舞臺登場的數百名人物的巨幅集體畫像，芭芭拉．塔克曼在書中寫下了這個時代中，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黑格爾在其《法哲學原理》序言中指出：「米納瓦的貓頭鷹要在黃昏來臨時，才會起飛。」夜幕低垂，鴟鴞翱翔。當事件塵埃落定之後，關於歷史的智慧才可能誕生。

　　本書正是芭芭拉．塔克曼以歷史女神之姿，對於大戰前夕的凝視與書寫。

　　【芭芭拉．塔克曼作品集】（全十冊，即將出版）

　　《聖經與利劍》（Bible and Sword）

　　《齊默爾曼電報》（The Zimmermann Telegram）

　　《八月砲火》（The Guns of August），2022年出版

　　《驕傲之塔》（The Proud Tower），2024年出版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文革中國札記》（Notes from China）

　　《遠方之鏡》（A Distant Mirror）

　　《歷史書寫的實踐》（Practicing History）

　　《愚政進行曲》（The March of Folly）

　　《第一響禮砲》（The First Salute），2022年出版

專文導讀

　　周奕成（政治運動家、社會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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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芭芭拉．塔克曼  
原文作者： Barbara W. Tuchman
譯者： 黃煜文
出版社：廣場出版  
出版日期：2024/09/04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900元（書店取書74折）
購書連結：https://tonsanbookstore.cyberbiz.co/products/9786269886722

indy

戰爭不是戰爭本身，而是戰爭中的人。

《戰爭》採用了一種更加“冷靜克制”的敘述方式。它的語言風格質樸簡潔，沒有太多的修飾和華麗的辭藻，更像是一個士兵的日記，記錄著瑣碎乏味的日常：行軍、訓練、偵查、吃飯、解手、宿營、受傷，還有死亡。

看似平靜如水的文字下，隱藏著無數情緒波瀾：前幾天還塞給自己一塊煮豬肉的好友，轉眼就死在了炮火轟鳴中；餓極時好不容易找到一塊麵包，塞進嘴裡卻發現，它早已發黴變質。戰爭，帶給他們的，是與死亡短兵相接的恐怖經歷，還有在無盡暗夜中穿行的孤獨與痛苦。

普通士兵戰場手記：除了生死，還有饑餓與恐懼

《戰爭》是一本普通士兵的“戰場手記”，在他的筆下，一戰被放到顯微鏡底下，展示出戰壕中士兵群體的生活百態。

走上戰場之前，這些年輕人有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高中還沒有讀完的學生、小提琴工匠、郵差、農夫，但在戰壕裡，他們的身份統一變成了士兵，差別只是頭銜不同。當子彈嗖嗖嗖地從對面飛來，或者炮彈在身邊炸響時，死神可以輕而易舉地擄走一個人、一群人，無論其身份和地位的高低。

雷恩記錄下許多關於死亡的場景：
珍珠死了，在山上，被一顆子彈打穿了頭。一個我不認識的少尉躺在我面前，死掉了。那些人躺成一圈，有個人胸口撕裂，身體蠟白，已經死了；其他人痛苦地呻吟著。……

除了戰場，幾乎沒有人會如此高頻度地直面死亡，然後迅速地對死變得“麻木”。宿營的帳篷周圍都是死人，路上看到肢體殘缺的屍體，這些景象早已司空見慣，偶然的一瞥之後，心中不再泛起波瀾，然後繼續睡覺、行軍，等待第二天的到來。

其實，他們並非失去了感知痛苦的能力，而是不得不發展出一種防禦機制：因為每天都有熟悉的人死去，根本沒有時間沉溺於哀傷，而且下一個擁抱死神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了。

在同伴死去之後，活著的人所能做的，只有默默摘下他們身上的兵籍牌，找到隨身的貴重私人物品，等到戰爭結束或者回家探親時，把它們寄送給逝者的親人。
每日在生死邊緣遊走，是所有戰爭的常態，但一戰又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indy

《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上下冊
《1929年大崩盤》

1914和1929分別是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爆發的年代。目前的氛圍和這兩個時期非常相似。

《夢遊者》這本書的作者論證，一次世界大戰無法歸因於某一個具有權力和能力的個人，或是國家在明確目標下的行動。但是當每一個決策者都依據一幅自己所繪製的有限心靈地圖去回應其他人在類似情況下的思考和決定時，人和人之間一連串的互動常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結果，最後集體走入一場誰也沒有想到的世界大戰。

而《1929年大崩盤》則是號稱具有獨立意識的一群個體，在「市場」這個號稱可以自我調節和平衡的機制下，最後走上崩潰之路的故事。其中許多人身敗名裂、失去一切。這個故事帶給我的思考題目是：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依賴「信心」來維持的表面平靜或繁榮，可以是永續的嗎？ 人類個體和社會能夠看到腳下的深淵嗎？ 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俄烏戰爭正在往急速升高的方向發展，己經投入太多賭注的北約不可能坐視烏克蘭戰敗，而普京威脅將以核武對付北約部隊的介入。

在中東方面，以色列正在盡情打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伊朗代理人，並且毫不擔心數十倍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未來將如何反制。

而烏克蘭和以色列都極力設法把北約和美國拖進直接衝突。

我們都是夢遊者，而清醒的人非常少。

米爾斯海默認為，國際政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強權國家之間不可能互相信任，因此悲劇不可避免。

但是薩克斯認為，如果明明知道最壞的情況將要發生，文明社會應該具有避免相互毁滅的智慧才對。

而根據我的觀察，在目前的大國裡面，似乎只有中國才有機會和能力來實踐這樣的智慧。

在網路上有不知名的人士以銳利的視角和幽默的筆調寫出下面的歷史評語：
在上世紀50年代，是社會主義救了中國；
到了80年代，是資本主義救了中國；
在90年代，是中國救了社會主義；
到了2000年代，是中國救了資本主義。

或許，在2030年，中國將拯救自由和貿易也說不定？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5218676 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225847 1929年大崩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jwHRTCWls Here’s Where Jeffrey Sachs and John Mearsheimer Disagre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FtyDy_Bt0 John Mearsheimer and Jeffrey Sachs （非常精彩和重要的對話）

indy

致命黑板擦

李清晨

哪怕是同一本文藝作品，不同讀者的感受肯定也有極大的差別，比如有這樣一本書，有朋友跟我說，讀後的感受是“驚心動魄”，但同樣讀過這本書的我，感覺卻是“絕望壓抑”，這本書是《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由於專業的關係，我本人對醫學史的關注更偏重於外科發展史，但其實我很清楚，人類醫學史中最輝煌的篇章一定是屬於征服傳染病的。

就地球上的生命而言，微生物的歷史遠較人類古老，因此自打人類出現，微生物與人類的戰爭就已打響，只不過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人類始終是挨打的一方，甚至一度被打得暈頭轉向，因為，我們連敵人在哪都不知道。

現代醫學的建立，使人類真切地窺見了這類古老敵人的真面目，他們在微觀的世界裡猙獰恐怖，但早在人類對微生物有充分的認識之前，大舉反攻其實就已經開始，那是眾所周知的琴納種牛痘預防天花的故事。

再往後，巴斯德及科赫這一對兒絕代雙驕先後橫空出世，微生物學成為現代醫學的重要理論基礎，狂犬病，炭疽等先後伏誅，再後來血清療法讓人類第一次可以治愈白喉，隨着抗生素的出現，人類似乎已經看到了征服微生物世界的曙光，但隨後的事情，讓人類愕然發現，高興太早了。

埃博拉病毒是一種似死非死的微生物，其行為方式極似很多恐怖片中的嗜血僵尸，而它置人於死地的方式和過程，卻比恐怖片中的僵尸還要殘忍——用一個不太短的時間，讓人的各個器官系統崩解，死狀之慘，在人類疾病史上罕有其匹。

近90%的致死率是一個什麼概念？想想2003年，把中國人民嚇個不輕的sars其病死率也不過是區區7%上下，這種疾病如果蔓延開來，對人類將是何等後果？

對了，到目前為止，針對埃博拉病毒引起的致死性的出血熱，既無治療方式，也無疫苗，當埃博拉疫情的警報拉起，僅有的手段就是隔離。

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出現，讓已經視治愈為常態的現代人重溫了一次往日的噩夢，其實人類實現治愈的歷史本來也不太長，在現代醫學出現以前，遭遇傳染病，也無非等死一條路而已。

百多年前，中國東北鼠疫來襲，伍連德利用現代防疫知識，率眾撲滅鼠疫，那時的鼠疫就是不可治愈的，只能防控，這個事件的發生地點，空間上就在我腳下的這片土地，時間上卻已翻過百年，而現在正在發生的埃博拉病毒的疫情，卻又遠在天海相隔的非洲，縱使被《血疫》這部作品深深震撼，卻仍可以氣定神閑地談古論今，只能說，純屬僥幸。

非虛構類寫作只有白描，只能是第三人稱視角，不會有小說那樣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動，人物可能會有的情緒，也只能有讀者在這白描中的文字裡自己體會，面對不可避免的死亡和行將崩解的肉體，當事人會是什麼情緒？

面對這樣的描寫，醫生的感受可能會與別的讀者不同，原因就在於，醫生的職業慣性要求其在面對疾病襲擾的患者時，會下意識地開啟思考如何治療這種模式，而一般的讀者則僅僅是如同觀看恐怖片那樣旁觀一次同類的苦難，當醫生的思考撞上南牆，原來目前此病無可救藥，豈能不感到絕望壓抑？

這是一種面對無能的沮喪，是人類太無能，還是病毒太凶殘？

消滅文明世界裡已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猴子，居然要動用軍隊，解剖猴子的屍體，更是如臨大敵，解剖刀既是發現病源的密鑰，也是讓操作者命懸一線的殺器，如果換成是習慣拿手術刀的我完成這樣的操作，我會發抖。

記述最詳細的死亡病例是第一部分中的夏爾·莫內，他在死前悠閑安逸，與當地的女人們糾纏不清，甚至在招惹埃博拉病毒那次艾爾貢山之旅，也帶着一位女人，我初讀這部分的時候覺得作者有些多事，如果僅僅是為了說明一次染病過程，這些細節完全可以不寫，但很快意識到這是作者有意的渲染，非如此不足以凸顯猝死之殘酷——本來，莫內可以繼續跟那些女人們糾纏不清，在生命充分綻放之後慢慢老去，但由於埃博拉病毒，這位還不算太老的法國博物學家的性命就此戛然而止。

更多的死亡甚至沒有機會被這樣記述，僅僅是化為一組數據或者圖表上的一個點，科學數據不會有詩意的誇張，只是嚴謹的可以量化到很細小的可靠信息，當我們一絲不苟地搜尋有關埃博拉的數據，在若隱若現的科學意義之外，我們只能讀到恐懼和死亡。

曾經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如果埃博拉病毒不是在落後地區肆虐，而是在發達國家爆發，是不是疫苗早就研制出來了？

因為目前被埃博拉病毒折磨的國家和地區，即使有人研制出來疫苗他們也買不起，又兼其超高的致死性，導致其也不那麼容易就傳播出來，於是……邏輯上，確乎如此，但我希望這不是真相，埃博拉病毒也在演化，未來將會如何殊難預料。

書中對埃博拉病毒有一個絕妙的比喻——人命的黑板擦——它只輕輕掠過，人命便已如粉筆灰那樣凋零。
盡管如此凶險，依然有無畏的科學家在近距離與埃博拉博弈，在科學尚未取勝之時，只希望我們不要被這致命的黑板擦擦到。

翻至本書的屝頁，赫然進入眼簾的是“疫區未經授權不得進入，請將身份卡放於感應器上打開此門”。

各位讀者，你準備好打開了嗎？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可能有些讀者已經讀過了，4年前，它的續作《血殤——埃博拉病毒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引進了。

只不過4年前，我實在沒心情翻開它……

indy

最近讀的三本書

陳嘉映

01

圖[英]伯納德·威廉斯著，《威廉斯論評集》，謝沛宏、吳芸菲、郭予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這本評論集涉及的論題很廣，大宗是倫理-政治，此外還有實在論、相對主義、闡釋學、科學、人工智慧、戲劇、音樂等等。集子裡最長的兩篇，一篇評論瓦格納的歌劇，另一篇評論內格爾的理性的權威，內中展開實質的討論，可以視作大型論文。

這本評論集裡絕大多數是書評，有些作者明顯受到更多尊重，例如羅爾斯、內格爾。威廉斯最嫌惡的是海德格爾，說他是在二十世紀的著名哲學家中“唯一一個可被嚴肅地認為是騙子的人”。這時候他正在評論海德格爾的尼采大部頭，在他眼裡，這些講座“對理解尼采毫無助益，讀來也沒法有所收穫”。威廉斯的思想我大半很認同，但這個評論又讓我想起沒有哪個作者的話句句是真理。

威廉斯出版過不少專著和論文集，這些書通常讀著費勁。這部評論集裡的文章則寫得比較平易。記得威廉斯有一處說，一位哲學家的論著可能很不容易讀，可是又似乎饒有深義，怎麼辦呢？不妨先讀讀他的一些平常議論，倘若這些議論中肯甚至精彩，那麼他那些艱深的著作多半值得費力去讀解。據此，從這本評論集開始去瞭解威廉斯也不失為一條佳徑。

02

圖[美]邁克爾·哥文著，《真理與存在》，周建漳譯，長江出版傳媒，2024年7月

邁克爾·哥文的《真理與存在》一書相見恨晚，展讀之際，常有遙相呼應之感。機器是否會產生意識？哥文說：認為機器有意識、會感知、會思想，其實等於認為，我們在感知和思考的時候就是一台機器。“可怕的不是機器本身而是（我們）變成機器。”說到認識論與存在論的關係，哥文說：“‘在世界之中’是心靈的必要的存在論條件。”說到幸福，哥文引用康得說：“就帶來幸福而言，理性是一種糟糕的能力”，本來，“理性不是為了讓我們快樂，理性讓我們值得快樂”。問到哲學是否提供答案？哥文說：“哲學的悖論不在於沒有答案，而在於答案變成了更深層次的問題。”

這些並不是一些散落的洞見。我們在這本書中讀到的是系統的思考。主要的內容是真相（truths）與真理（Truth）的區分，以及享受欣悅，接納命運，承擔罪責，輸誠於美這四種終極的真理，或終極真理的四個面相。

哥文深受海德格爾影響，很多文節可以視作對海德格爾思想的闡釋，但同時，哥文的視角別具一格，自有洞見。

周建漳教授的譯文很講究，很多文句段落反復推敲修訂。附在正文後的“譯後記”對這本書的主旨做了提綱挈領的解說，讀者不妨在進入正文之前先讀一讀。

03

圖[英]阿什利·沃德，《世界之門——感官的故事》，高天羽譯，九州出版社，2024年4月

很吸引人的一本書。我喜歡讀科普，量子力學的科普，生命起源的科普，這本書寫眼耳鼻舌身，跟我們的日常經驗息息相連，應有更多讀者喜歡。

傳統上，鬥牛士抖動一塊紅布來激怒牛，但牛看得見紅色嗎？人類有三種視錐，負責感應短波、中波、長波，大致對應于藍、綠、紅。其他多數哺乳動物狗、貓、牛，只有兩種視錐，通常是綠視錐和藍視錐，它們只能看到兩種原色，類似於紅綠色盲。

一般認為眼睛是最重要最敏銳的感官。這是有道理的，處理視覺的腦資源超過處理其他感覺的總和。但我們也不要忽視其他感官的本領。人類能分辨約1000種不同的音調，分辨1000萬種不同的顏色，嗅覺呢？人類能夠分辨的氣味超過一萬億種。觸覺的靈敏度也超乎想像。同樣的物件，僅只一分米厚的塗層使用了不同材料，沒經過訓練的普通受試仍然能感覺出不同。作者感歎道：“人的雙手是自然界中無與倫比的精密儀器。”

說起觸覺，不能不說說身體接觸對生物有著舉足輕重的益處。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每天要花五個小時互相撫摸，為彼此梳毛、撓癢，這些活動不只是為了衛生和外觀整齊，更重要的功能是維繫社會紐帶。離我們更遠的動物也一樣。大鼠幼崽若得不到母鼠的關愛——不常撫摸它，不常為它理毛，它就會變得焦慮緊張，容易暴飲暴食，也難和同伴交流，這些缺陷還會遺傳給它的後代。甚至極為簡單的生物如線蟲也不例外，一條線蟲若在生長過程中無緣同別的線蟲做身體接觸，它會生長得更慢，也學不會應對危險。人比線蟲“高級”多了，但他對身體接觸的需求並無二致。享有父母和同伴的肌膚接觸，孩子會生長得更好，睡眠更好，更善於應對壓力，各種認知能力也更高。歷史記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曾做過一個實驗，把一群嬰兒從母親身邊帶走，交給保姆照管，保姆餵養這些嬰兒，給他們洗澡，但嚴格禁止對嬰兒說話，不得與他們有親昵的身體接觸。這個實驗的目的是想知道亞當和夏娃說的是希伯來語、希臘語還是拉丁語，實驗沒有給皇帝帶來答案，帶來的結果是，這些孩子因為失去人際交往而一個個患病死去。各類研究者越來越強調身體接觸對健康生長和良好性情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現代人由於人際的疏離和禁忌，也由於懼怕傳染病，身體觸碰越來越少，更不要說輕撫、擁抱、依偎、勾肩搭背。Get in touch本來是觸碰，現在多半只是發一條短信而已。

說到感覺，我們習慣於區分眼耳鼻舌身，但真的只有五種感官五種感覺嗎？鯊魚和海豚有分辨電場的感受器，有磁感的動物更多，犬類，牛和鹿，還有蝙蝠、鰻魚、鴿子、鯨。根據某些實驗，有些人似乎也有磁感。人有沒有磁感，尚無定論，但就說我們通常的感覺，恐怕也無法都歸在視聽嗅味觸中的哪一種。胃疼是觸覺嗎？還有平衡覺呢？還有時間感呢？

比起感覺分類，不同感覺之間的協作更有意思。作者談到了聯覺，這是個飯桌上常被提到的話題。作者談到傷害感和疼痛感的傳遞途徑不同，儘管這兩種感覺幾乎總像是同時發生。這個話題下格外引人注意的是，人類對語言的感知十分獨特，無論聽人說話還是閱讀文字，大腦的活動高度相似，“這是腦從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官獲得相同資訊的唯一例子”。

讀科普可以漲知識，不過，顯而易見，我上面不止在羅列幾條知識，問題和思考夾雜其中。例如，植物有感覺嗎？作者告訴我們，樹苗有感光色素，豌豆能聽到水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大想到植物也有感覺呢？的確，沒有眼睛，能說“看”嗎？沒有耳朵，能說“聽”嗎？但這未必是事情的全部。動物會移動，這一點也要考慮進來。我們不僅聽到聲響，同樣重要的是聲音有多響，我們不僅感到冷熱，同樣重要的是越來越熱還是熱度不變。動物運動，在特定方向上運動，這大大提高了感覺光線、聲響、化學物質梯度變化的能力。

科普不是簡易教科書，優秀的科普提供的知識總連著問題和思想。不過，作者在更為抽象層面上的一些“哲學論斷”往往不是我能同意的。我們感覺到的東西，顏色、聲音、味道、氣味，這些東西並不存在，“紅色只存在於我們的頭腦當中”；“我們所擁有所信賴的對現實的知覺，不過是一套複雜精巧的錯覺”。讀時，多數讀者恐怕根本沒在意這些論斷，但它們在不經意之間卻會固化成流行的哲學主張，讓我這個哲學教書匠好生煩惱。

indy

只有兩件事配得上花無上限的功夫

萬維鋼

OpenAI 發佈的 o1 模型給我一個感悟。我們知道AI研究和腦科學一直都在互相啟發，我覺得 o1 對算力的新用法的道理，也可以用在個人成長上。

我們說了 [1]，o1 的一個突破是它開啟了第二種「縮放定律（scaling law）」。「可縮放（scalable）」，或者說「可擴展」，是現在AI界最熱門的詞。如果你在這件事兒上投入的算力越多，得到的結果就越好，那麼我們就說你這個事兒是可縮放的 —— 否則就是不可縮放的。

比如說一個工廠生產某種產品，投入的原材料越多，生產出來的產品就越多，如果這些產品都能按照一定的價格賣出去，那麼這門業務就是可縮放的。你可以放心大膽地、加大力度地幹，都是值得的！因為你付出越多回報就越大，你的努力不會白費。

但是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不可縮放的。比如說吃飯。本來你很餓，吃了十個餃子，就不是那麼餓了，效果很好。你再吃十個餃子，就不是解餓的問題，而是快吃飽了。那你如果再吃五十個餃子，效果還會這麼好嗎？當然不會，你很快就吃不下了。

每吃到下一個餃子，帶給你的好處是越來越小的 —— 這件事在經濟學上叫「邊際效益遞減」，在矽谷叫「不可縮放」，意思都是一樣的：這個事兒你做不大。吃餃子比賽的世界冠軍，也吃不下一萬個餃子。

再比如說健身。如果一個人平時不運動、身體很弱，他出來鍛煉鍛煉肯定會產生很好的效果。但如果你已經是個健身達人，每天都鍛煉四小時，身體很健康，現在改成每天鍛煉八小時，你的身體會不會再好一倍呢？不會的。人的身體只能發揮這麼多鍛煉效能，健身也是一個不可縮放的事情。

不可縮放的事情，不值得投入巨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適可而止就好。

如果你想要靠「用功」出人頭地，你需要找個可縮放的專案。

✵

大語言模型之所以這麼成功，就是因為它是可縮放的。語料越多、模型參數越多、訓練投入的計算時間越長，模型的表現就越好。

這其實是一個奇跡，至少是個驚喜。正因為大語言模型有可縮放性，它才吃得下那麼多的語料，才值得投入那麼多的算力。當然世界上沒有可以永遠擴展的東西，比如說等到天下所有的語料都用光了，GPT的縮放定律也就停止了 —— 但是，那是一個極高的上限。

要做這種有高上限的事兒。

現在 o1 又打開了一個新的縮放維度，也就是在推理過程中使用算力。你給它一個難題，它會像 AlphaGo 下圍棋一樣一步一步地解決。在每一步，它會考慮若干個可能性，用之前強化學習得來的本事從中選擇一個最好的可能性作為這一步的“走法”，然後再選下一步……每一步考慮的可能性越多，把每個可能性想的越深，投入的算力就越多，答案也會越好。

英偉達AI項目的資深研究科學家Jim Fan，對這個新的縮放定律有個評論 [2]。他說，o1 印證了薩頓當年在《苦澀的教訓》這篇文章裡說的：只有兩個技術可以在計算上無限地縮放，那就是「學習」和「搜索」。

之前的 GPT 用 Transformer 架構吃語料屬於「學習」；而 o1 在回答每一個難題的時候評估每一步的每個可能性，則是「搜索」。

學習學的是知識，搜索搜的是辦法。

如果你財大氣粗，想要用天量的算力去做天大的事兒，你需要一個高上限專案，那麼薩頓說，你應該把算力投入到學習和搜索這兩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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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薩頓就是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強化學習之父，理查·薩頓（Richard S. Sutton）。正是他提出了時序差分演算法 [3]，才讓AI真正學會了下棋這樣的遊戲 —— 而且還順手解釋了脊椎動物是怎麼學習的。

薩頓這麼厲害，可能是因為他是個跨界的學者，他本科學的是心理學。他把心理學的知識用在了AI上，又用AI研究中的洞見思考心理學。薩頓想問題想得非常深，是當今AI領域最受尊敬、影響力最大的研究者之一。

薩頓2019年寫的這篇博客文章，《苦澀的教訓》[4]，可以說是這一輪AI革命的綱領性文獻，我把開頭截圖在這裡 ——

薩頓提出 [5]，人類專家通過設定規則的方式教AI去做什麼，這個路線是走不通的。真實世界無比複雜，你人為提取出來的知識都是有限的、簡化的，只會限制AI的發展。正確的做法是搞一個通用的架構，讓模型通過算力生吃 —— 自己去發現知識和方法。

GPT 和 o1 可以說正是薩頓這個思路的勝利。也是在這篇文章裡，薩頓說，用算力生吃有學習和搜索兩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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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學習和搜索是可縮放的呢？

學習，不管是深度學習神經網路、Transformer，還是強化學習，都是可積累的：見過的素材和局面越多，能力就越強。學過數學不耽誤再學物理和生物，那些知識之間不會互相抵消，越多越好。

搜索，從計算的角度來說在空間上盡可能多地考慮一些可能性，在深度上對每個可能性做儘量詳盡的場景類比，合起來就是系統2思維。只要題目足夠複雜，你想的時間越長，就會越接近最好的答案。

對比之下，那些有固定規則的演算法則是不可縮放的。比如說你寫一個餐館收費系統，它無非就是做那麼幾件事 —— 這個系統再怎麼升級，也不可能學會幫我寫篇論文。再比如你做個電腦遊戲，用一個演算法驅動NPC說話，在遊戲場景中他說的都挺好，但是他只會說那幾句話 —— 用戶再多、再怎麼積累經驗，它也不能跟人聊聊昨天的國際新聞。

固定規則、固定場景的事兒，吃不下很多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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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頓說的這個道理似乎也適用於人。如果我們把自己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都當做算力，那麼在最高程度上可縮放的事情，也是學習和搜索。

學習不會讓你的大腦變重，正所謂藝多不壓身。哪怕你已經讀過很多書，這有一本新書還是值得你讀。哪怕你已經擁有很多技能，也總是值得再多學一個。哪怕你經歷過很多事情，到了陌生的環境還是會有一種新鮮感。

只要你花時間解決問題，你就是在搜索。找人、找資訊、找方法、找最合適的那個材料、等待靈感、迸發創造，答案都是這麼尋尋覓覓得到的。強化學習都需要先試錯，試錯就是在可能性的空間中搜索最優的策略。

學習是積累已知，搜索是尋找未知；學習是平日功夫，搜索是事上發揮。這兩件事兒都是可縮放的，投入越多收穫就越大，而且都需要親身參與而不能委託他人。

當然人生有限，我們不能像AI那樣窮盡語料和可能性空間的極限，總有一天你再也學不進新東西也不能再做長時間的思考 —— 但你絕不會後悔之前的投入。

因為可縮放就是可積累、可成長：因為你下功夫早、想得深，你就會達到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度。等到別人也花了那麼多功夫，你已經在更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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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來說，學習和搜索之所以可縮放，是因為它們都是大腦的活動。只有大腦的潛能能容得下漫長的擴展。

比如像練武術，因為要用到身體，可縮放性就比較差。你勤學苦練也許能成為一個綜合格鬥冠軍，但是面對15個壯小夥你還是打不過。可是如果你不搞武術搞學術，用腦子，你的水準可以無上限提高，到時候別說以一當十，就是一萬個大學生聯合起來也頂替不了一個理查·薩頓。

再比如說美貌。一個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的女孩，如果花十萬塊錢去做整容，也許能起到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那你說我再花一百萬，能不能讓相貌特別出眾呢？恐怕是不太可能。你說我再投入一個億，能不能達到傾國傾城的效果，那是完全不可能。美貌的上限很低，而且貶值快。

但如果你能把美貌跟算力結合起來，脫實向虛，可縮放性就立即提高。比如你可以通過學習變得知書達理，通過試錯搜索變得風情萬種，一看就是很有智慧的樣子，你的美貌可就厲害了。

所以我們在生活中一定要有這麼一根弦，任何一個項目拿過來先看是不是可縮放的；如果不是，再看能不能跟算力結合；如果不能，那就是笨功夫，不值得投入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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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很多人把自己苟在了不可縮放的低上限項目之中。

智商就是個不可縮放的天賦值。有些人樂中于做智力題，各種腦筋急轉彎，想要讓自己更聰明一點，其實都是徒勞的。初期的訓練也許能讓你參加智力測驗的得分提高一點，但智商本質上是個很硬體的東西，難以明顯提高。成年人應該追求的是智慧而不是智商，而智慧來自學習和搜索。

奧數，就是個低上限項目。有的數學家小時候順手參加個奧數競賽，取得了好成績，但有很多奧數高手把一輩子最大的熱情和精力揮灑在了競賽題上，最終沒有取得任何學術成就。奧數是限定在中學數學知識的範圍內玩花樣，縮放空間很小。

人設，也是不可縮放的。一個公司的高管說，我對公司最大的價值就是忠誠，因為我是公司的元老，我是跟公司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公司一定會繼續信任我，因為我絕對忠誠可靠。行是行，但忠誠可靠是不可縮放的技能：你的忠誠度已經是100%，接下來還能怎樣呢？我對我的鍵盤也是100%信任，但是鍵盤就只能是個鍵盤。

範圍窄、套路固定的工作都是不可縮放的。一個高速公路收費員，幾十年如一日做同樣的事情，他不需要學習也不需要搜索，他沒有經驗。

極度專業化的技能雖然需要學習和試錯才能練成，但是練成之後如果沒有更高的成長空間，縮放性也很低。很多人是把一年的工作經驗重複很多年。

按理說“網紅”是個非常可縮放的職業，因為你的粉絲越多就越有可能帶來更多的粉絲。但如果沒有算力的支持，不能結合對新潮流的學習和新打法的搜索，往往都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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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長，只有兩件事配得上花無上限的功夫：一個是學習，一個是搜索。



注釋

[1] 關於 OpenAI o1 的幾個認識

[2] https://x.com/drjimfan/status/1834279865933332752

[3] 《智能簡史》3：學習的革命

[4] Rich Sutton, The Bitter Lesson, March 13, 2019. http://www.incompleteideas.net/IncIdeas/BitterLesson.html

[5] 我們詳細解釋過這個道理 —— AI專題18：算力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