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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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艾倫瑞克 / 1941年8月26日—2022年9月1日》

芭芭拉·艾倫瑞克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作為礦工之女，在學時期她從理論物理學轉到生化，成為諮詢分析師，助理教授，政治活動者，並且投身於女性相關的社會運動，出版了二十多本書。紐約時報稱她為「繁榮黑暗面的探索者」。

我沒注意到她己經在2022年9月疫情期間去世（享年81歲），和我的另一位偶像大衛·格雷伯辭世只差一天，他們的走是公民社會的重大損失。她所寫的兩本天才作品《失控的正向思考》和《嘉年華的誕生》可以說是帶領我認識這個真實世界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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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的誕生》, P313

没有了節慶，階級社會就沒有媒介可以凝聚人民，除了大型集會，或者乾脆強迫他們聚在一起。在民主的表象下，當代文明世界實則極度階級化，身分、種族與性別依舊分化我們的社會。雖然數百萬人在經濟上互相依存，但這樣的結合完全沒有感情的連結。美國人住在世界上較富裕的地區，也知道自己大量依賴中國工人、印度資訊工程師以及移民美國的清潔工，但我們不認識這些人，大部分時候也不感興趣。我們幾乎不認識鄰居，還常把同事視為競爭對手。文明世界中，沒有幾樣元素可以連結集體的情感，戰爭新聞和名人喪禮偶而能凝聚眾人的同情心，但除此之外，文明只是個空洞的成就。

我們為了這種情感的空洞付出很高的代價。就個人的層面，我們在社會上各自孤立，還得了憂鬱症，雖然這些症狀不致死，但卻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溫床。就整體而言，我們要面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世界上半數的人因貧窮越來越衰弱，傳染病擊垮整個國家。冰山融化、自然災害遽增。但我們多數時候麻木不仁，缺乏方法或意願來有效改善我們的生活。事實上，「整體」、「共善」這些概念己經被自私的掌權階級消耗光了，他們貪婪、渴望更多權力。整個世界（包括資本主義與後共產主義國家）數十年來保守的社會政策沒有讓全體一起來承擔責任，而是讓個人或家庭自己去承擔風險。 ....

但這種補償性的歡愉並不能滿足我們深處的渴望。一旦你拒絕消費文化、商業娛樂、藥物的誘惑後，很快就會發現人類生活中有些事「消失了」。我們很難確切指出那是什麼，若用比較不精確的字眼表達，則是「靈性」或「社群」。知識分子常常發表一堆冗長的文章，談論我們社會喪失了黏著劑，再也沒有強力的工具能把我們和家人以外的陌生人連繫在一起。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6%E7%91%9E%E5%85%8B Wiki  芭芭拉·艾倫瑞克
https://www.facebook.com/frederick.lin.9/posts/3082537475100033 《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 / 我在底層的生活 -- 芭芭拉‧艾倫瑞克》
https://www.facebook.com/frederick.lin.9/posts/2918669494820166 《嘉年華的誕生：慶典、舞會、演唱會、運動會如何翻轉全世界》
https://www.facebook.com/frederick.lin.9/posts/3199696106717502 《失控的正向思考：我們是否失去了悲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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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相愛，又為什麼分開

李清晨

為什麼我們會因愛慾的驅使將情人擁入懷中，又會因為種種怨懟而分道揚鑣？

類似的問題，藝術家也曾無數次地問過，比如這句——為何愛判處眾生孤寂？（《默》是那英演唱的歌曲，亦是電影《何以笙簫默》的主題曲，由尹約作詞，錢雷作曲，於2015年4月19日以單曲形式發行。）

演化心理學研究者戴維·巴斯（David M. Buss）在《慾望的演化：人類的擇偶策略》一書中用大量的證據和審慎的推演，為我們在情慾路上的困惑構建了一個解釋框架，用演化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那是因為兩性之間除了互相吸引之外，更存在永恆的沖突。

精讀完本書中有關人類擇偶的兩性種種策略之後，我發現書中提及的大部分結論都是符合公眾的傳統直覺的，比如男性更隨意，女性更挑剔，男性重色，女性重財……

畢竟這本書已經問世三十年了，有些重要的觀點早就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我們可能在其餘很多研究或作品裡都看到過相關觀點的分享與討論，所以，對於大部分大家本也無太多異議的觀點，本文僅作簡要的列舉，而對於有些可能會有違直覺或者我認為很有趣的部分，就多跟大家分享幾句。

在介紹本書的部分觀點之前，有幾個前提需要闡明，演化心理學中的種種結論，不是給各位提供什麼社會行為指導或道德規範的，它只是一些描述或解釋性的呈現，人類在面對與自身密切相關的領域時，似乎無法做出客觀的評論，所以，當自己的行為并不符合書中提及的策略時，那實在太正常不過了。

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這本書中，策略一詞并非指人有意識的計劃，而是一種為解釋說明人類行為起源的隱喻，比如當一個人體溫高了就會出汗，那麼這種生理反應就是人類針對溫度的適應策略，人類的大多數性策略就是在「表演者」沒有察覺時就自動實施了。

比如通過仔細的化妝穿戴扮美這種操作，這無疑是符合本書中的性策略一說的，但如果偏有人說扮美是為了取悅自己，無關任何性策略，請不要在這種文盲身上浪費時間交流。

另外，理解該作品中提及的源自演化的觀點，需要一點想象力，因為演化并不像我們煮個雞蛋一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因此我們無法用這種即時的觀察經驗來思考演化的問題，演化需要幾千代，是在漫長到超過日常經驗的時間尺度上以凡人肉眼根本覺察不到的細小增量逐漸發生的，如果你實在理解不了這麼久遠的時間尺度，那也就不要為難自己了，這個世界又不是只有明白人才能活得下去，大部分稀裡糊塗的也都活挺好，就像我常常說的，有些人好像只能活在別人腳脖子那個高度，人家稍微動動腳丫子，他眼前的水就渾了。

作者認為「一個科學家不能只憑願望而排除令人不快的發現」，所以，對於研究者觀察到的現象，讀者不能認為全都是應該存在的，比如虐待和殺人，都是自然中存在的，這些行為背後有其進化根源，但這樣的科學描述不等同於道德規範，它們確實存在，但也確實是文明社會在力圖消除或減少的野蠻行徑。

網上經常有一些有趣但愚蠢的討論，比如「男人要是能生孩子就好了」，因為生物學對性別的定義就是根據性細胞的大小，男人要是能生孩子，那性別就調換過來了，那還討論個屁丫子了。

從卵細胞開始，女性的初始投資就更大，這就賦予了女性一項珍貴而有限的資源，不能不加選擇地提供。

一名女性在她一生當中至多只能繁殖幾次，而男性最多能繁殖的次數，取決於他能有多少性成熟的女性發生關係，這種重要的區別，就是兩性策略建立的基礎。

女性在發生性關係之後，會面臨付出巨大投資代價的風險，因此進化過程偏好那些對於配偶高度挑剔的女性，明智地選擇配偶會帶來大量好處，從優良基因到一位可靠的供養者。

人類的這種性心理經過萬千年的進化，對應的是人類祖先的生存環境，它不會因為現代社會的環境改變和技術進步而立刻發生大幅度的變化，比如說現代社會女人也能獨立工作了，收入還很不錯，她們還有確切的避孕手段，但她們仍然不會輕易跟男人上床，男人再怎麼巧言令色也沒用，你以為你知道的道理別人不知道？

一項對 1111 條徵婚啟事的研究發現，女性徵婚者對於經濟資源的尋求，大概是男性徵婚者的 11 倍，全世界的女性都選擇高嫁，即使女性在專業上很成功，她也仍然看着配偶賺錢的能力，即使女人自己資源豐富，她也仍然希望伴侶擁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資源。

所以男人再怎麼怨恨女人拜金都沒用，抓緊賺錢是正經。

在關於女性擇偶偏好的研究中，有一個現象是我略感意外的——配偶複製。

有一個在小視頻裡經常出現的段子大家應該都看過吧，一個姑娘面對鏡頭說，自己找男朋友為什麼不找單身的，因為別的女人不要的，那我也不想要啊！

我以為這只是一個玩笑，但這種心理居然真的有一部分實驗室的證據，無論魚類還是鳥類，雌性都會把其他雌性的明顯偏好作為潛在配偶價值的關鍵信息，在人類來說，也就是被漂亮女人包圍這件事本身，就會讓男人對其他女人更有吸引力。

我讀到這個結論時，隱約感覺到心臟的某處被扎了一下，這真是四面八方的證據都在證明馬太效應的正確性，怪不得有人說要是跟女明星睡過，那他肯定守不住秘密，我原來對這種嘴沒把門的只是覺得他們狗肚子裡裝不了二兩油，屬於人品不好，不可深交，不值得託付……沒想到哇沒想到，這種泄密背後竟然這樣隱秘的機制。

看來我要想得到某個美女的青睞，那我得先跟哪個女明星鬧一出緋聞，方法有了，現在就差女明星了。

在流行的女權主義觀點中，男性為了壓迫女性才壟斷了資源，但男性獲取更強大地位和更多資源的動力，至少部分是來源於女性在過去幾百萬年裡表達出來的偏好。對於今天的局面，說一句得罪女性的話，那真叫求仁得仁。

進化人類學家沙拉·赫迪的說法比較幽默：男性是女性所經營的一個漫長的育種實驗品。

具有較高配偶價值的女性更容易被擁有男子氣概的男性所吸引，但擁有男子氣概的男性通常比不太有男子氣概的男性更不忠誠，以我的理解，好像越是風流的男子，越討女人喜歡，這些本身也很自負的女人認為，自己將是這些風流浪子的終結者。

按理說有能力風流的男性應該是很多男人潛在的敵人才對，但大家有沒有發現，網上爆出來那些破事兒的時候，男人們罵男主的遠遠沒有表達羨慕的多。

所以，別否認了，大家都愛「渣男」。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男性是整套品質的集合，女性不能既要又要還要，比如說一個善良的男性可能願意將他的一生奉獻給一位女性，擁有作為父親的巨大潛力，但是只能提供較少的資源；而一位強壯、健康、有魅力的男性也許是資源和良好基因的有些提供者，可他也更易出軌。

女性究竟要選哪一種，還真是要費一番躊躇了。

關於男性擇偶的偏好，簡直懶得多說，他們喜歡年輕漂亮的。

從 1939 年到 1996 年，在美國進行的幾十年長程擇偶的研究中發現，男性比女性更看重潛在配偶的美貌，男性追求有吸引力的女性作為配偶，不僅僅是追求她們的生育價值，同事也是作為自身地位的標志，為的是展現給同性競爭者和其他潛在配偶。

以前總有網友問我哪種男人更容易出軌，看起來我原本的猜測還是對的，就是如果一個男人的配偶很漂亮，那麼他風流的機會也將更多。

所以，判斷你丈夫是不是容易出軌，你可以先照照鏡子評估一下，然後，你就哭吧。

然而，挑選一位漂亮的女人做伴侶，并不能保證她的價值只由一個男人獨享，所以如何確保父權，就成了一個問題。

男性比女性更看重貞節品質，這一趨勢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應該說男性在確保父權這一點上做得相當成功，證據是在婚內的孩子中，非親生的比例非常之低，只有大約 1%~3%。

然而美貌的分配并不民主，美女總是很少，這一點對女性來說相當殘酷，有些理想主義的觀點認為，美麗的標誌是可以任意設置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美，美麗是膚淺的……

這種說法純屬放狗屁。

別自欺欺人了，癩蛤蟆。

作者在一次演講之後，有一位女士指出，他應該隱瞞自己的發現，因為它給女性製造痛苦，即使科學家沒有告知她們的擇偶問題也許根源於男性的進化心理，女性在這個男性主宰的世界中也已經生活的夠艱難了。

對此，作者表示，隱瞞事實并不會有所幫助，抱怨男性對年輕美貌和貞節的重視，就像抱怨肉食者對偏好動物蛋白一樣。

難道科學家編造男性喜歡年老和貌醜的女性，男人就會被牽着鼻子走了？

我們前面提到了人類的性策略是為了應付古代情景的，這一心理不會輕易改變，試想一下這麼個情景：

一位美貌的妻子對丈夫說，要出去跟一位帥男士幽會，不過請放心，我在安全期，而且我會吃避孕藥，我還會讓對方戴安全套，你肯定不會喜當爹……

大家猜猜這位丈夫對此將做如何反應？

作者在隨意性關係中給出的結論，大部分也不算令人意外，人類的不專情有悠久的歷史，且表現形式多樣，在大部分文化中，男性比他們的妻子更多的追求婚外性行為，且看不同研究者的數據——

金賽的研究發現，50%的男性有婚外戀，而只有 26%的女性有婚外戀。

在一項對 8000 個已婚男性和女性的研究中，40%的男性和 36%的女性報告說至少有過一次婚外戀。

海蒂性學報告指出，這個比例在男性為 75%，女性為 70%（這個數據被很多研究認為其樣本不具有可代表性）。

更具代表性的樣本，比如莫頓·亨特對 982 個男性和 1044 個女性的調查，顯示男性婚外戀的發生率是 41%，而女性是 18%。

盡管這些數據有差異，但都表明了兩性在婚外戀發生率和頻度上有差異。

同性戀的數據顯示兩性的這種差異更顯著，一項研究發現，94%的男同性戀者擁有 15 位以上的性伴侶（20 世紀 80 年代在舊金山進行的研究發現，幾乎有一半的男同性戀者擁有過 500 個以上的不同性伴侶，大部分是澡堂或酒吧遇到的陌生人），而只有 15%的女同性戀者擁有同樣多的性伴侶。

在短期擇偶的策略方面，兩性間也表現出了極大的差異。

與長期擇偶偏好相比，尋求暫時性伴侶的男性不喜歡一本正經的保守女性，男性會痛恨妻子性生活放縱淫亂，卻認為潛在短期性伙伴的亂交并無對錯之分，甚至略感合意，某個女性放蕩且性經驗豐富，很可能意味着男性能夠獲得與她的短期性接觸。

而女性對短期性伴侶的渴望則與她們對丈夫的要求非常相似，在兩種情形下，女性都像要一個和善的、浪漫的、善解人意的、情緒穩定的、幽默的和慷慨投入資源的人。

短期性關係賦予男性的繁殖收益巨大而直接，但是女性從短期擇偶中獲得的收益幾乎完全被忽略了，直到最近才有進化心理學家開始這方面的研究。

盡管女性不能通過與多位性伴侶發生性關係來增加所生小孩的數量，但她們能夠通過短期性關係獲得其他優勢，并將其作為她們靈魂的性策略庫中的策略之一。

為什麼很多人會喜歡隨意性關係？柯立芝效應(Coolidge effect)也許會給大家帶來一點啟示。

據說，卡爾文·柯立芝總統和他的妻子格蕾絲在參觀政府農場一前一後路過雞籠的時候，格蕾絲看到一隻公雞正在激烈地與一隻母雞交配，她問這隻公雞擔當這項責任有多頻繁，嚮導回答，一天有幾十次，格蕾絲對嚮導 說，請告訴總統這個事實。隨後，總統路過此處，嚮導告知總統公雞如何如何，總統問，總是跟同一隻母雞嗎？嚮導說，那倒不是，每次都是和不同的母雞。總統說，那請你將這個事實告知夫人。
當出現新的雌性時，雄性傾向於重新換起性慾，這激發了雄性與多個雌性交配的沖動，這就是柯立芝效應，目前認為該效應在哺乳動物中普遍存在，已在多次試驗中得到了證明。

短期擇偶對兩性來說都會造成危險（很顯然女性承擔的風險更大），但由於這其中也包含着巨大收益，女性和男性都進化出了某種心理機制，以便挑選出代價最小并會增加收益的短期擇偶情景。

所以，聰明人從來就不會問什麼人有出軌的可能性，一切全在代價與收益的算計之中。

想到丈夫會輕易與陌生女人上床，妻子可能會覺得不舒服，想到妻子可能會與其他男性調情培養備胎，丈夫也會憤怒，也許人類的天性就是令人擔憂的。

現代技術和當代的生活條件已允許人們避免我們祖先可能遭受的隨意性關係的許多代價（比如避孕和文明對隱私的保護），承認擇偶策略的多樣性，可能有違理想化的幸福觀念，但當代社會也賦予了人類以更大的力量來設計自己的擇偶命運，這是我們的祖先從未有過的。

書中還討論了如何才能吸引伴侶，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天賦，分享出來，大家也學不會，我就不多寫了，尤其是酒吧裡的各種勾搭情景，我實在不覺得能有什麼指導價值。

我猜男人說的騎馬跟姑娘理解的騎馬不是一回事。

為什麼吹牛居然有效？書的前半截還說女人喜歡誠實的品質呢，所以有關演化心理學在兩性關係方面的觀點，大家也就姑妄聽之算了，并不值得太認真對待，更何況，按照作者的觀點，性策略往往是并非有意識執行的，在困惑時，可能順大流或者聽從內心的聲音都不至於太糟。

男人會虛構財產與愛意的承諾實現跟女人上床的目的，女人也會利用男人的誤會在不必付出實際性資源時就達成目的，很多時候，男人以為女人向自己釋放了性暗示的信號，實際上女人根本沒打算上床。

這種專屬於男人的誤會，叫誇大型的性知覺偏誤，最諷刺的是，男性在遇到外形性感的女性時，更容易受誇大型的性知覺偏誤的影響，可問題是，明明更性感的女性肯定更挑剔，那是大概率不會看上癩蛤蟆的，可偏偏在這種最不可能的情況下，男人卻誤以為自己有機會。

怪不得利用美色對男性行騙，幾乎沒有不成功的，而且關於性騷擾的指控，幾乎主要是來自女性針對男性的，這個性別的腦子看來還真的是有點兒問題。

很明顯，最令女性垂涎的是男性謹慎守護的投資，而男性所追求的性接觸也正是女性最為珍視的。

事實上包括欺騙在內，人類在擇偶的過程中，各種卑鄙的手段都不少，而且每一種手段都能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動物行為的原型，獵物與獵手的關係有時候也不像看起來那麼清晰。

情慾的驅動力實在太強烈了，不可能人人都通過正大光明的手段，兩性之間的鬥智鬥勇就像一場漫無終結的軍備競賽，每當男性的欺騙技藝增長時，女總能進化出與之相匹敵的能力來擊破騙術，反之亦然，兩性的擇偶目的在進化的領域上是彼此沖突的，因此這個進化螺旋注定沒有盡頭。

在網上的各種關於明星出軌的花邊新聞，總能看到很多人義憤填膺地指責他們，其憤怒程度，就好像他們自己的性利益受損了一樣，而且參照有關出軌的數據，普通人的德行也并沒有好到哪裡去，我過去認為這種表現出強烈道德感的人僅僅是腦子不好使，不理解人性的幽暗，但《慾望的演化》這本書給我提供了一個更新穎的解釋：人們總是會責難頻繁更換配偶和亂交行為，但是，通常對他們最有好處的就是在別人心中培養這種道德觀。

也就是說，最好是別人都遵守道德，如果別人違德，那我就罵死他，至於自己麼，那就視具體情況，靈活應對了唄。

關於如何處理分手這件事，書裡的觀點不算有啥新意，停止資源供應，冷淡對待，拒絕性生活，製造自己已出軌的假象……人們在決定要分手的那一刻，就能想出來五百種以上的辦法，當長相廝守變得不再必要，當及時止損已占據最高優先級，分手就成了最理性的選擇。

斬斷情絲可能是人一生當中所能體會的最具創傷性的經歷之一，分手會終結我們習以為常的收益，讓我們的心靈飽受折磨，有一位女性曾說：忘掉一個男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躺在另一個男人身下。

但如何忘掉一個女人，書裡卻沒有給出這樣的俏皮話，因為全書裡滿滿地寫着的都是，男人要想跟一個女人上床可并不像女性想跟一個男人上床那麼容易。

作者說，最終大部分人會渡過情關……

他沒有寫得很絕對，說明并非所有人都能渡過，時間治愈不了所有的傷痛，它只能治愈它可能治愈的部分，實在渡不過，你就卡在那吧，能一生為情所困也挺好。

祖先們採取的性策略肯定是成功的，否則你我的基因就不會穿越萬千年的障礙傳遞至今，因此，在所有的擇偶策略中，給任何單獨一條增加權重，都沒有合乎道德的正當理由。

人類對於生存環境的變化具有非同尋常的敏感，自然選擇沒有規定人類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如何的指令，生物本能沒有判處我們無可更改的命運，在不為人所清晰感知的情況下，一些細微的變化已經在發生，一切都在積累漸變的過程中。

一個令人難過的現實是，那些優秀的迷人的配偶數量總是少於對他們有欲求的人，因此，一個人的情場得意，也就意味着另外一大群人的情場失意，能將所有的優點集於一身的優秀伴侶少之又少，能被我們吸引的，願意與我們結成伴侶關係的，往往都是退而求其次的將就。

演化心理學提出的解釋，往往都是概率性傾向性的，幾乎每一種解釋都有少數反例，因此這些解釋不足以構成對具體人的行為指導或道德規范，我們最原始的本能曾經最適合我們古代祖先生存的環境，而今，環境發生了巨變，而我們的習性卻改變不多，就像著名昆蟲學家 Willson 說的那樣：

人類真正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擁有舊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宛若神明的技術。
The real problem of humanity is the following: we have Paleolithic emotions, medieval institutions, and godlike technology.

生而為人，我們注定要為情慾所折磨，情場得意的人只是極少數（可能連偶爾得意的都不多，畢竟瞎逼天鵝太少了，照顧不到為數更多的癩蛤蟆），想要避免卷入兩性內部的競爭和沖突，除非完全退出情愛的遊戲，請問，大家有誰是願意主動退出的呢？

親密關係帶來了一個人生命中最深刻的滿足，沒有它生命將變得無足輕重，戴建業老師在 B 站講「十年生死兩茫茫」一句時，他太太才去世三個月，講着講着就不免流淚。待他講「當時只道是尋常」一句時，他太太已去世一年，但講到動情處，雙眼仍然會泛起淚光。

戴老師說：「一個人如果不曾深愛過別人，也不曾被人深愛過，那是一種不幸，只有深愛過的一生才是值得過的。 」擁有時有多幸福，失去時就有多痛苦，這世間大概沒有比摯愛的離世更痛苦的事了吧。
區區一本書，解決不了我們全部的困惑，撫慰不了我們全部的苦悶，更無法直接給我們帶來一位可心的伴侶，讀書很多時候并不是為了解決目下可及的現實問題的，比如演化論對擇偶機制的種種解釋，那些深深刻進我們祖先以及我們血脈裡的遺傳印記，僅僅是告訴我們——

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裡。

附一份兩性關係方面的書單：

《為愛成婚，婚姻與愛情的前世今生》

可能是這個領域寫得最好的一本，但書名土得出奇，封面設計簡直難看到不堪入目，我沒見過一本如此優秀的書被這麼草率地對待過。

《我們為何結婚，有為何不忠：性、婚姻和外遇的自然史》

這本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書名一流，封面設計一流，內容三流開外，如果選了前面一本，這本完全可以不看。這兩本書是同一家出版集團引進的，其實最理想的情況是第一本書的內容，用第二本書的書名和封面設計。這兩本書的境遇就像本文中數次提到的那樣，一個人很難同時集中所有的優點。

《神聖的歡愛：性、神話與女性肉體的政治學》

書名誘人，內容也不錯，近 600 頁的大部頭，作者寫得很流暢，但閱讀習慣不好的，可能對這麼厚的書瞄一眼就頭痛了。

《愛，為什麼痛》《愛的終結》《冷親密》

這三本全是伊娃·易洛思寫的，社會學家的思路和視角跟科學家是不一樣的，這類作品屬於思辨性質的，分析多，證據少。

《性審判史，一部人類文明史》

這本書我多次推荐過，通過這本書能讓讀者明白，性道德的標準變化無常的，有些曾經算重罪的行為，如今只算遊戲和享樂了，對「嚴打」還留有記憶的，對這一點可能感觸會更深，前幾天在視頻號上看到遲志強講他當年的過往，講到動情處，遲淚如雨下……

《性學觀止》

這本不用多說，赫赫有名的性學著作，760 多頁大部頭，不用全看，當參考書備用即可，需要哪方面的內容，現查。

《美的進化，被遺忘的達爾文配偶選擇理論如何塑造了動物世界以及我們》

這本書其實跟今天討論的《慾望的演化》可互為補充，但這本書重點講的是美是如何發生的，在女性高潮的解釋部分，兩本書的觀點不完全一致（這個問題確實迄無定論）

《“她”的力量，性別、性和雌性動物掀起的演化生物學變革》

這本書的主書名不如原名有力量，書的原名是大寫的：BITCH，寫了很多動物的趣事，雌性的很多行為不像我們原來想象的那樣……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動人口社群特殊職業研究》

就是講小姐的，我前幾天專門寫過，不上鏈接了，大家自己往前翻。

《慾望與尊嚴，轉型期中國的階層、性別與親密關係》

講包二奶的，包括前面那本書在內，作者都是中國人，對比之下，中國在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比國外，差得不可以道理計，遠比科學類的研究差距要大，這層意思不可言說…

《致命愛人，家庭凶殺案中的兩性關係》

內容沉重，但值得一讀，這可能是兩性關係中最凶險的情景。

《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

這本書的日文原名如果直譯的話其實是《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們》，我跟讀過這本書且日語較好的朋友交流過這個書名的問題，他建議翻譯成《未亡人的怨念》。其實我挺推荐男性讀的，看看為什麼有時候女人特別盼望丈夫早點死。

《重來也不會好過現在：成年人的這些指南》

這本書跟兩性沒有直接關係，但對那些因為在親密關係中受挫而寄希望於來生妄想重活一回就能活明白的，應該翻翻這本書，不要美化自己沒選的路。

indy

可以這麼說，顧維鈞是中國近代史特殊時間段內產生的特殊人物，因為國家弱，顯得他很強。他也的確是科班出身的人，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上一代外交人員比如陸徵祥，他上海廣方言館、京師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出身，然後再通過各國使館外交經驗歷練，翻譯優而外交。以公理爭強權，說到底，希望通過擺事實、講道德獲得國際體系的公正對待，不過是中國作為弱國的一個幻想，別說巴黎和會，連跟小國比利時談判修約也進行的十分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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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的外交明星

Josh鳴鳥不飛

《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就是我最喜歡的那種類型的專輯，個人經歷結合歷史背景的傳記，他從1912年回國之後一直辦外交，歷經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臺灣版中華民國，可謂近代史打滿全場。

1. 事業面，他先後擔任過駐美、駐英、駐法、駐聯合國的代表，也曾在海牙國際法庭擔任法官；出席一戰後的巴黎和會、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二戰後的三藩市會議，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慷慨陳詞，又在華盛頓會議上完成巴黎和會未完成的收回山東權益，在二戰後的三藩市會議上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在918事變後，他陪同李頓調查團去東北調查，在全面抗戰中，他積極與英國、美國談判尋求援助，可以這麼說，中國近代外交上的大事，顧維鈞全都參與了，他始終處在中國近代外交的風口浪尖上。

1919年顧維鈞在巴黎和會

1945年顧維鈞代表中國簽署聯合國憲章

2. 家庭面，他是一個靠女人吃飯的人，原來有包辦婚姻，後來離婚娶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鑰，對於一個剛入職場的年輕人來說，這段婚姻對他的事業幫助極大。唐紹儀是留美幼童，他在朝鮮戰場就認識袁世凱，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跟袁世凱鬧翻也沒有影響顧維鈞的前程。唐寶鑰死後，顧維鈞娶了華僑富商家庭的黃蕙蘭，他們在北京的房產位於北京獅子胡同，是陳圓圓的故居，這是黃蕙蘭出錢買的。當時的民國財政極為不穩定，但外交圈子又是個上流社會的圈子，沒有個富裕的老婆，他根本不可能維持一個上流社會的生活，也沒法混國際頂級外交圈子，可以說，黃蕙蘭是他外交生涯投資人。1956年，顧維鈞、黃蕙蘭兩人離婚，顧維鈞娶了第四位老婆嚴幼韻，此時，顧維鈞已經進入職業生涯的尾聲，最後一任老婆把他照顧的很好。不知道是顧維鈞精明，還是老天爺給了他好運氣，他在事業起步期、職業生涯黃金期以及退休養老期各娶了一個特別對他有幫助的老婆，他最後得享高夀，當然，黃蕙蘭對他出軌後來的第四任老婆始終飽含怨念。

顧維鈞與唐寶鑰

顧維鈞與黃蕙蘭

顧維鈞與嚴幼韻

3. 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中國的執政精英群體從天津、河北和山東人換成了廣東、浙江人，而且北洋政府的更迭速度實在太快，為什麼顧維鈞能為兩任政府服務呢？民國對於列強在政治上的承認很依賴，而在經濟上，又依賴列強控制的外債發行、武器購買，所以，對列強的外交，特別是英國、美國，幾乎可以決定中央政府的生存，顧維鈞很快從張學良的顧問成了蔣介石的外交專業人士。

4. 顧維鈞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名氣，除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受過良好的教育，還在於他處在中國實力最弱的時代，他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以及後來的三藩市會議都採取聯美制日的策略，有華盛頓會議上的收穫，也有巴黎和會、雅爾達會議被兩次出賣，究其本質，還是李鴻章的“以夷制夷”，顧維鈞執行的“以夷制夷”2.0版本，也不必過多的苛責，他只是做了一個專業技術人員的理性選擇。

5. 在國民政府行將崩潰的時候，顧維鈞在美國為軍事、經濟援助而努力，他向國內索取經費，將自己隱藏起來，通過美國的媒體、院外遊說集團對美國政府、議會進行遊說，但國民政府在三大戰役中輸的乾乾淨淨，已經沒有能力再翻盤，美國不再對國民政府重倉了，他最後的努力無疑失敗了。

6. 在國民政府大陸政權崩潰的日子裡，他與胡適、蔣廷黻有一個幻想，希望能組成一個美國人喜歡的自由主義者構成的政府，通過美國的援助，收拾舊河山，這本身不可能，真正挽救了臺灣版國民政府的是冷戰的爆發。他一生處在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的上層，他可能認為上層本身的變革能夠讓中國站起來，但我們今天已經很明白，中國非經歷一場底層的暴力革命不可，不調整產權，不動員國民，中國不可能轉型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可以這麼說，顧維鈞是中國近代史特殊時間段內產生的特殊人物，因為國家弱，顯得他很強。他也的確是科班出身的人，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上一代外交人員比如陸徵祥，他上海廣方言館、京師同文館學習外國語言出身，然後再通過各國使館外交經驗歷練，翻譯優而外交。以公理爭強權，說到底，希望通過擺事實、講道德獲得國際體系的公正對待，不過是中國作為弱國的一個幻想，別說巴黎和會，連跟小國比利時談判修約也進行的十分不順利，還好，這段屈辱的中國歷史翻篇了，美國也不能從優勢地位與中國談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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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最长和最具哲学雄心著作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

中文世界的第一个全译者现在终于推出了，由张卜天和鲁博林两位老师合作译出。张卜天老师商务的读者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了，张老师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西湖大学终身教授。译有六十余部著作，译文优美流畅，广受读者好评。鲁博林老师目前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访问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科学思想史、地理学史、古希腊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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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在哪裡都禍害語言

原創 王爍  BetterRead

在中國人當中，我算是對美國比較瞭解的了，但也是不太行。

今天美國許多政治語彙背後的深義，我得讀了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by Jill Lepore這本書才知道。

以前推薦過這書，此時值得再推薦一次。

這本書從民權的角度寫美國史，從制憲會議寫到Black Lives Matter，跨度200多年，以種族問題為主，兼及男女平權和貧富差別。

一

政治在哪裡都禍害語言。

包括美國。

今天許多表面中性的英語詞彙已經高度政治化了。

比如說, 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又比如說，員警暴力（police brutality）。看上去挺無害的詞，但發言者用哪個，美國人就知道他要講什麼。我們外人卻很難知道。

又比如，“沉默的大多數”。

這詞許多人用過，我也用過，總之就是覺得自己占理但獲支持力度不夠的時候就用。

它是尼克森1968年競選時的口號。

尼克森本來的主要政治資本是冷戰鬥士牌，共和黨中的這一翼對民權運動傳統上是支持的，因為種族隔離太不利於美國爭取第三世界國家。尼克森早期在民權問題上的記錄比民主黨的甘迺迪還要好。

但是，政客為了贏，變成什麼都行。

到1968年競選的時候，謀士向他建議搞“南方戰略”，就是爭取原來的南方民主黨白人選民。

爭取這些人，打種族牌最有效，但又不能打得太明顯，挑動種族情緒，分裂社會，太明顯的話不夠總統范（Presidential）。

所以，謀士給他的定位是打相對微妙的種族牌。

體現在競選口號上，就是“法治與秩序”。體現在對票倉的信號上，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言下之意是民權運動製造了太多動盪，大多數人雖然不說話，但他們支持恢復法律和秩序。

信號收到，南方戰略大獲成功，尼克森入主白宮。

二

從此，狗哨策略濫觴。

狗哨是什麼意思呢？為了不擾人，專門有種狗哨，主人吹哨，只有狗能聽見，別人聽不見。

所謂狗哨策略，指不直接講種族問題，而用一些特定議題來承載言下之意。我一講這些議題，選民對我在種族問題上採取哪種站姿就默然心會，知道我是自己人。

比如說，我講反犯罪。總不能說我錯，但懂的就自然懂我在針對誰。畢竟，今天在美國，18歲到30歲的年輕黑人有四分之一進過監獄。

狗哨策略一直用到今天。

不過，川普上來了，他不耐煩說這個。畢竟，狗哨策略也是現代平權運動後後產生的策略，哪有張嘴就來暢快！

Looting starts, shooting starts. Thank you!

川普真正喜歡發的是這種推。

但你看著川普像是那種珍惜法律和秩序的人嗎？

他只珍惜自己喜歡的那個版本的法律和秩序。

三

面對任何一種不平等，至少有三種態度：

第一種，現狀挺好，或者雖然不夠好但改變現狀只會帶來災難。

第二種，現狀不好，但不必徹底推翻現體制，可以與現體制的進步力量合作，邊共存邊改良，邊改良邊共存。

第三種，現狀不好，必須推翻。

映射到種族問題上，也分別是三種態度：

第一種：黑人自己不求上進。

第二種：黑人與白人必須找到合理、公平、有尊嚴的共同生活方式。

第三種：黑人想要站起來，必須靠自己推倒現體制。

第一種和第三種過去有今天也有，但都是在邊緣，美國主流現在還是在中間軌道上尋路。

最早在美國憲法中，黑人只算3/5個人，只算人頭沒有投票權；1861年南北戰爭廢除了奴隸制；但要再過100年，到20世紀60年代才真正獲得投票權；到今天黑人在南方的投票權還受到各種抑制。

比如說，因為黑人相對窮，那麼就規定沒交過人頭稅的人就不能投票。

甚至發明秘密投票制的最初動力並不是為了保護投票自由，而是為了讓黑人難以投票——因為黑人識字率低，不認識選票上的名字。

壓制與反壓制，200年來，兩方打了無數輪，什麼理都講完，什麼招都使過，什麼都見識過了。

圍觀群眾想站隊請自選，但不必把自以為高明的道理講給人家聽，因為人家早都聽過，許多也信過。人家的道理和現實，我們知道得還是少。

民權運動從美國建國就開始，一直到今天200多年，還沒有走到理想的終點，不是說明美國人素質低，也不是說明美國制度太差，而只是說明：

這個問題太難。

https://mp.weixin.qq.com/s/KFVYQyQn3MvbbvlVO9bI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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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的殘次品”

李碩

大約在2016年，曾有編輯朋友問我：是否考慮把單篇文章結集出書？我將當時已有的若干論文匯總起來，發現它們的主題過於分散、蕪雜，涉及好幾個學科領域或專業方向：上古史、中古史、文學史、邊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連歸納出一個書名都很困難。那位朋友也是這種感覺，於是編個集子的想法便擱置了。

直到2023年2月，我突發急病，中斷了在巴基斯坦的背包旅行。回國之後，經過半個多月住院檢測，會診結果是已無手術可能，存活期不超過一個月。

當時我想，在已經出版的幾部專著之外，那些散落的或者未曾刊發的文章，還可以匯總成一本書。再看一遍這些論文的題目，感受卻和七年前大不相同：一個學人，怎麼能在二十餘年的時間裡，寫出領域跨度這麼大，甚至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簡直是行為藝術啊！

也許，人之將死，看到的風景會有很大不同。這是我的幸運。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準備），這些文字也許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被放置在一起。

更幸運的是，借助傳統和現代的醫學手段，後面幾個月裡，我的症狀逐漸減輕，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膽汁的情況下，還有體能完成文稿整理。

於是有了這本書。它收入的，是我從2005年以來寫作的若干篇學術論文，有些論文的構思時間，始於20世紀末我還讀本科時。部分論文尚未刊發過。另外，凡在我已出版的書中使用過的，不再收入本文集。

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讀者解釋一下，我當初為什麼會萌生這個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後，我曾經有更多的研究和寫作計劃。我把這些解釋寫成了導讀，放在每篇（或每組）論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體表示區別。這些導讀可能比論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開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些導讀文章，基本介紹了我對每個題目、領域萌生想法的過程，以及論文何時寫作等等，涵蓋了我從本科時代至今二十多年。

我在中學時就喜歡看書，想搞點關於人的“研究”，當然，那時看書條件太有限，只能是縣城少年的自娛自樂。到1996年考大學，填報志願，我想考北京大學的歷史學系或社會學系，但不巧，那年北大在河北省的招生目錄裡，這兩個系都沒有，斟酌一下，我覺得中文系離這兩個專業還算近一點兒，於是就進了中文系。

開學報到幾天之後，老師告訴我們：北大搞了個“文科綜合試驗班”，文史哲三個系的課程都要學，這三個系的新生都可以報名。於是，我報名後參加了個小考試，好像有一段古文斷句翻譯，再寫一篇作文。然後就進了文科試驗班。

後來聽說，辦文科試驗班的創意來自季羨林先生。他說，現行的學科體制是模仿蘇聯而來，專業分得太細了，導致學生們知識面都比較窄，當了學者也只能搞很窄的學問。所以應該“打通文史哲”，號稱要培養通才或“國學大師”，所以這個班也俗稱“大師班”。

大學時候，時而遇到有人拿“大師班”打趣，或者羨慕。我解嘲說：大師都是基因突變出來的，幾十年幾百年出一個，怎麼能像孵雞一樣，一窩孵出三十個？

文史哲三個系聯合開課，其實也只是把三個系各自最基礎的課程，像鹵水拼盤一樣放到課程表裡，開課的老師們也不知道怎麼培養所謂大師，和之前開課都是一樣的講法。

而對我來說，因為早早接觸文史哲這幾個學科，就覺得它們真沒太明顯的界限，基本都是一回事兒，還有其他跟人相關的“社會科學”，都沒有實質性的樊籬。因為研究作為社會人的人（而不是醫學眼裡作為生物活體的人），關注點、切入點都很接近。後來我做過文字記者，還曾用非虛構方式記錄旅行，甚至嘗試拍攝紀錄片，其實都是對人、對人群的觀察和記錄。

簡單說，從文科試驗班開始，就“學雜了”。

我寫的文字裡面，可能缺少關於哲學方面的，其實當初的哲學課程對我有很直接的影響，甚至和我後來的表達方式有關，就是用盡量日常的語言，清晰簡潔寫出一件事、一個人，不習慣講理論、講道理、講應該如何如何，把思考和發揮的空間留給讀者。這還涉及西方哲學兩千多年的歷程。

這方面影響我最深的，是所謂“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它的大意是：討論和人有關的問題時，那些由少數人人為定義、製造出來的“概念”，生命周期短，也容易產生歧義，反倒是日常語言中使用越多的詞匯，才越有生命力，傳達意義越準確。想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寫東西就盡量使用日常語言，不使用太生僻的學術詞匯，而且盡量做個案的研究，用事例說明問題。

本科時，有些老師會在課堂上講自己最近出的書，鼓勵學生們去讀。我們的班主任，中文系的錢志熙先生，有時到我們學生宿舍去坐坐聊聊，給我們一點指導。看到有同學在讀本校老師的著作，錢先生說：“你們現在是本科階段，還不應該讀這個，應該讀原典，讀第一手的東西，把基礎打好。”國學班的原典，就是四書五經、史書文獻、經史子集等。當然，還有其他人類文明中的原典，如《聖經》和希臘哲學對話錄，等等。

錢先生這個告誡對我影響非常深。而且，人類文明積累起來的原典已經足夠多，一個學人一輩子也不可能窮盡，這是個終身學習的過程。

不同的研究者，對原典的把握程度、解讀側重點都有所不同，所以寫出來的第二手研究著作，都有各自的優缺點。晚輩學人必須有自己的主見，在理解原典的基礎上，借鑒參考前人的二手著作，才能形成扎實可靠的想法和知識體系。如果沒有對原典的直觀理解，只讀二手研究，很容易產生“誤讀”，甚至以訛傳訛， 再寫出來的東西就屬於“三手”，除了引注的來源匯編，基本無價值了。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說：原典都問世幾百上千年了，無數人研究過，我再讀也讀不出新想法，甚至讀不進去，只能看現在大佬們流行談什麼，這有什麼辦法？

我的感受是，人都要結合自己的閱歷、認知去讀書。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成長經歷和閱歷，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時代的新生活、新環境，這些親身積累，都是我們閱讀古籍原典的新“視角”，就像看一座山，“遠近高低各不同”，人所處的位置變了，視角變了，自然就能看到不一樣的景象。這就是文史之學能夠常新的根源。

所以，關鍵就是自信一點，從自己已有的積累，找到新的觀察視角。對二手著作，都要用批評的思維去審視。

要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識，不僅適用於治史，也包括分析現實問題。比如對邊地人群的觀察認知，只聽城市菁英（如當地學者、官員）的描述，就屬於二手知識；如果能跟老鄉們交上朋友，到他們家住一住，過過日子，會有不一樣的發現。這并不意味着菁英們的總結不正確，而是應該兩者對照才會更深更全面。這些調研方法，其實前人已經有過很經典的總結文章，這裡不多說。總之，“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礎，也是判斷“二手”“三手”知識價值高低的坐標系。

我這裡收入的論文，很多都沒發表過，或者發表了也沒變現出課題經費等實際利益，因為領域跨度太大，哪個圈子都不是，沒空去拜碼頭、參與利益分配的排隊。從這角度講，季老“打通”的創意也算不成功，水土不服，或者說時代變了。  

病中力衰，諸事潦草，書中各篇論文，我多數沒有精力重新審讀修訂一遍，這種工作別人也很難代勞，所以會存在很多錯漏之處，希望讀者用質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這部“二手”作品集子。

（本文節選自《歷史的游蕩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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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國人，一本關於埃及的書，讓我看到中國的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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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國人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英國牛津大學文學碩士。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何偉能說中文、阿拉伯語，甚至四川話，非常罕見。

1996年，何偉在四川涪陵師專當了2年英語老師。然後，他又在中國做了9年記者。1996至2007年間，他在中國的11年經歷，化作中國三部曲：《江城》、《Oracle》和《尋路中國》。

他的書我都看過，相比那些不着邊際的虛構小說，我更喜歡何偉扎實的調查，真實的體驗，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2011年，誰都沒想到，何偉帶着他的華裔妻子和兩個剛出生不久的女兒，舉家搬遷到動亂中的埃及，一待就是5年。

一本關於埃及的書

《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何偉的新書，目前還沒有簡體中文版，根據書中語境，The Buried 是考古挖掘現場的意思，如果要翻譯成中文，我希望書名是《迷途埃及：關於革命的考古學》。和他的《尋路中國》一樣，這也是一部探尋古老文明現代化之路的紀實作品。

“埃及之路”和“中國道路”，路不同，結果也大不相同。

何偉這本書記錄了他在埃及的5年，他見證了“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社會對未來的樂觀態度，也見證了整個革命迅速破產後，埃及社會陷入更加無序的集權主義，社會氣氛比革命前更加沮喪和麻木。

不同的國運

同樣的文明古國，同樣的人口眾多，同樣被西方欺凌，幾乎同樣的時間建國（新中國1949年成立，埃及1953年建立）。

70年前，兩國是難兄難弟，同樣都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

70年後，兩國卻截然不同，中國初步實現工業化，邁入小康社會。

而埃及仍舊在死循環中停滯不前。國家體系瀕臨崩潰，社會動蕩不安。

是什麼讓中國和埃及不一樣？思來想去，就是徹底的社會改造。

回想過去，很多事情，起初看起來過於激烈，甚至是一個錯誤，但眼光放遠一點，幾十年後回頭看，才慢慢發現它的好處。不要急，讓子彈多飛一會兒，你將發現，很多目標在你視線之外。

讓我從三個關鍵詞：男女平等、土地改革、文化教育，來闡述我的思考過程。

男女平等

《The Buried》第一次出現我心頭一顫的段落，是何偉和垃圾回收人Sayyid的閑聊，兩個女兒在一旁玩耍。

Sayyid問：你會給你的兩個女兒做“割禮”嗎？

何偉看着他那兩個一臉天真的女兒，說：當然不，在美國，這樣做是違法的，這對於女孩太殘忍！

Sayyid滿不在乎地說：這在埃及也違法，但人們照樣做。

何偉在書中提到一組數據：

在2015年，根據埃及人口衛生部的統計，90%的15到49歲的埃及女性都接受過“割禮”，這個詞聽起來很斯文，其實，從醫學角度翻譯，就是“外生殖器切除手術”。

埃及人通常讓女孩子在9至12歲之間舉行“割禮”，整個過程慘痛無比，據說比女人生小孩還痛，10%的女性死於“割禮”短期併發症，25%死於長期併發症，例如各種慢性婦科病，“割禮”會使女性分娩死亡率增加一倍，分娩死胎的幾率增加三到四成。

可悲的是，從小受過這種酷刑的女人，當了母親之後，還是十分熱衷這一行為，她們認為“割禮”是自己女兒以後找個好人家的重要籌碼。因為受過“割禮”的女性，不僅意味着是處女，而且幾乎喪失了體驗快感的能力，對婚姻忠誠度極高。

對我來說，實在很難想象一個母親，怎麼能做到對自己的親身女兒下這種毒手？但仔細一想，女性往往不就是迫害女性最大的執行者嗎？中國歷史上，也是這樣。

我見過唯一“裹小腳”的女人就是我的奶奶，我記得奶奶說，她們那一輩人都這樣，不纏足的話，就嫁不出去。我奶奶小時候，給她裹小腳的，正是她裹着小腳的親媽。

裹小腳是典型中國封建社會的陋習。其具體做法是用一條狹長的布袋，將婦女的足踝緊緊縛住，從而使骨骼變形，腳形扭曲變小，一方面符合當時的審美觀，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個將女人禁錮在家裡的方法，女人一旦雙腳緊裹而致殘，就不能隨意外出，只能留在家裡操持家務。

埃及讓女人失去快感，舊中國讓女人失去行動能力，殊途同歸，目的都是為了讓女人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和生育工具。

“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女子纏足是要蒙受極大痛苦的。據記載，女子纏足約從四五歲開始。清末民初，社會普遍認為纏足是陋習。晚清和民國亦主張廢除此習俗，但纏足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才徹底消失。

新中國建立之後，“婦女能頂半邊天”，一時間中國大地上職業女性開始湧現。真正改變了女性的經濟地位，從而徹底改變了女性的社會地位。

新中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也是中國第三套人民幣上的標志性人物。1930年，梁軍出生於黑龍江省明水縣一個貧苦家庭，1950年6月，以她名字命名的新中國第一支女子拖拉機隊成立。

說實話，我曾經非常反感這樣的女人形象，這是典型的矯枉過正，我支持男女平等，但不支持男女完全一樣，女人為什麼打扮得和男人一樣？膀闊腰圓、留着短發、穿着工裝、開着拖拉機，毫無女人的美感。男女要有分工和搭配，才是真正的平等。比如說，男人開拖拉機，女人當幼兒園老師，男人做煉鋼工人，女人當紡織工，這樣不好嗎？

但看了何偉的這本《The Buried》, 對比埃及的現狀，才深刻體會到，要革除幾千年文化形成的病竈，必須釆取非常激烈的手段。

新中國建國伊始，普遍的社會觀念，還是女人必須裹小腳，“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國家一定要衝到第一線，把男女平等落實到社會的每一個細節，甚至強制任何崗位都有女性。只有如此，才能扭轉老百姓的觀念。

依靠法律威懾、思想宣導，就指望底層百姓自己覺悟，和封建殘餘一刀兩斷，一夜之間自我改造成“社會新人”？埃及的現實告訴我們，絕對不可能！

過去70年，埃及經歷了2次革命，社會付出了無比慘痛的代價，不僅如此，由於殖民傳統和地緣關係，埃及繼承了英法列強許多先進的法治精神。在法律上，埃及男女天生平等，明令禁止“割禮”。

但，有效果嗎？沒有！

2015年，還有90%的婦女接受慘無人道的“割禮”。

同樣的文明古國，埃及和中國，過去和現狀一對比，我就會堅定地相信，要短時間改變幾千年形成的陋習，“矯枉”必須“過正”！

何偉對男女平等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一個社會，如果女人長期受壓迫，受害的不僅僅只是女性，而是整個社會的利益。

在埃及一個中國人開的工廠，何偉遇見很多埃及年輕女孩，雖然生活在一個女性被壓抑的社會，但她們依然開朗熱情，甚至主動和一個陌生的美國男人攀談，相比之下，中國女孩就顯得非常內向害羞，而不善言辭。

何偉在書中提到：

根據我的第一印象，不考慮文化和經濟背景，我認為埃及女人比中國女人更容易成功。但從長遠考慮，社會環境和體系比個人因素更加重要。如果問她們，是否想有一天擁有自己的生意和工廠。在中國，那些害羞而內向的中國女人，會毫不猶豫，因為這就是她們的夢想，一旦機會出現，就會全力拼搏。而那些開朗的埃及女人，就會認為這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并回答：這是不可能的！

何偉還舉了一個例子：

幾個不會阿拉伯語的浙江農民，去埃及鄉下賣內衣，居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遠比埃及本土商人成功。其中的原因讓人哭笑不得，歸根到底也是男女平等的問題。

埃及男人長期以來習慣了男尊女卑，工作不認真，廢話特別多，尤其喜歡對女顧客評頭論足，習慣性把女人當作男人調侃的對象。對於女顧客來說，不堪其擾，但又無可奈何，埃及的社會風氣就這樣。

相比之下，浙江農民不會阿拉伯語，反而成了一個競爭優勢，因為沒法溝通，就默默站在一邊，任由客人挑選，這樣一來，埃及的女顧客就覺得非常自在，在她們看來中國男人懂得尊重女人，每次來購物，都出手大方。就這樣，話不多的浙江農民，成了埃及女人最喜歡的生意人。

而埃及男人，連在表面上對女人尊重一點，也做不到。比“窮、懶、笨”更可怕的，是自以為是和狂妄自大。

何偉也說，埃及和中國最大的區別在於，埃及缺少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

其實埃及不是沒有經歷過革命，二戰後，埃及經歷了很多次。但是每一場都不徹底，只完成了統治階層的轉變，沒有大刀闊斧對社會結構進行徹底改變，而是寄希望與漸進變革。

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西方列強逐步發展的300年，正是東方各國被洗劫的300年。在這300多年中，西方的社會變革可以循序漸進，可以緩慢推進。

但是，二戰之後才獨立的各文明古國，面對一窮二白的家底，百廢待興的局面，哪裡有時間按部就班，循序漸進？要改變，必須砸掉千年陋習的桎梏，洗心革面，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就拿埃及的“割禮”陋習來說，隨着社會開放，再過50年也許也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50年啊，埃及人民等得起嗎？在新技術產業革命瞬息萬變的時代，10年不進步就足以被世界拋棄，更何況50年！

文化教育

書中有三個細節 讓我印象最深刻。

第一個細節

何偉想讓兩個女兒學埃及當地的阿拉伯語，但找遍開羅所有的優質學校，居然沒有一個使用埃及阿拉伯語授課，要麼用英語，要麼用法語，在那些學校裡，講本國法定語言（埃及阿拉伯語）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埃及上流社會都講外語！這簡直難以想象，如果中國的所謂上流社會不講普通話，你可以接受嗎？

何偉的雙胞胎女兒，在入學前還很友好地用阿拉伯語與窮人交流，但到了埃及的貴族學校後，就潛移默化地被灌輸等級觀念，然後就再也不說阿拉伯語了。

埃及的語言體系非常混亂，就算阿拉伯語，還被分為兩種差異很大的語言，一種是經典阿拉伯語Fusha，語法複雜，結構封閉，猶如中國的文言文，很少有人使用。另外一種是普通阿拉伯語，類似我們的普通話。於是，官方正式場合說Fusha，老百姓說普通阿拉伯語。與此同時，埃及菁英階層留戀殖民時期的英語、法語等強勢語言，對本土語言不屑一顧。混亂的語言，最終導致埃及出現“底層文盲率奇高，菁英階層棄用阿拉伯語”的畸形現象，讓本已固化的階層疏離愈顯嚴重。

埃及最大的悲劇就是，窮人沒有能力愛國，甚至毫無國家觀念，而菁英有能力愛國，卻也不愛國。

第二個細節

當何偉帶着他的朋友（垃圾回收人Sayyid）去國家博物館時，Sayyid被保安攔住，理由居然是，像Sayyid這樣的外貌和衣着打扮的低階層人士，不應該來博物館。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一個衣着不體面的中國人買了門票去故宮博物院，結果被保安攔住了，理由是，階層太低，不應該進博物館。那第二天，這個新聞一定上熱搜，舉國嘩然。

但在埃及，這一切司空見慣，甚至連Sayyid本人，如果不是何偉再三邀請，他一輩子都不會去博物館。當Sayyid被保安攔住時，他不惱怒，而是逆來順受，在他看來，像他這麼低階層的人，本來就不應該來國家博物館。

第三個細節

在埃及國家博物館，何偉想要給Sayyid的兒子買一本兒童畫冊，沒想到，所有的畫冊，有英語版、法語版、德語版、西班牙語版、意大利語版，就是沒有阿拉伯語版。你可以想象中國博物館裡不使用中文嗎？
在一個語言系統複雜的古老國家，強制推廣一種官方語言，非常重要！埃及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我曾經覺得過於強勢的漢語普通話，破壞了各地的方言多樣性，但比起一個國家語言統一的重要性，方言弱化的後果，實在不值一提。

語言文字是凝聚一個國家的重要力量。如果一個國家對自我的最基本的認同都沒有，正如埃及這樣，這個國家必定是一槃散沙。

新中國成立伊始，面對的是數億成年文盲，埃加德·斯諾的《西行漫記》中描述道：在當時西北地區“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95%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

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提高識字率，漢字簡化功不可沒。毫無疑問，簡體字大大降低了“初學者的畏懼心理”，下面幾個字的繁簡對比就能說明一切：

臺灣憂鬱烏龜
台湾忧郁乌龟

1945年，國家提出：“從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1949年，全國平均識字率只有20%，而到了1978年，短短29年，識字率上升到75%。教育的普及，為中國的現代化鋪平了道路。

而埃及到了2015年，男人識字率80%，而女人則不到70%，成年人平均識字率還不到80%，和1978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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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发表于 2024-6-10 02:21
一個美國人，一本關於埃及的書，讓我看到中國的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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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爾《哲學原理》中譯本序

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經過伊斯蘭學者傳到基督教歐洲，與基督教神學教義相結合形成了經院的自然哲學，統治了中世紀後期歐洲學術界四百年。16、17世紀科學革命的一大成就是徹底否定亞里斯多德的舊物理學，推出了全新的新物理學。新物理學的第一個版本在笛卡爾的《哲學原理》（1644）中隆重推出。笛卡爾作為現代首屈一指的科學革命家的主要革命性理論，也體現在這部著作中。

這部笛卡爾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人類認識原理”共76節，是笛卡爾“哲學之樹”的樹根“形而上學”部分，是對他之前《談談方法》（1637）和《第一哲學沉思集》（1641）的概括總結。這部分運用普遍懷疑的方法，演繹地推導出了若干基本的哲學原理。餘下三部分可視為笛卡爾“哲學之樹”的樹幹“物理學”的組成部分，占了全書篇幅的五分之四，是本書的主體。這部《哲學原理》實則《自然哲學原理》。

第二部分“論物質事物的原理”共64節，提出了新物理學的若干基本原理，包括我們非常熟知的“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物質的本性是廣延、虛空不存在”等原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第22節提出的“天地無別”原理，第37節和39節提出的“慣性運動”原理，是牛頓力學的基本原理，也是現代科學世界觀的基礎。第64節申明，唯有數學原理才能被接受，這奠定了新物理學的“數學”品格。與亞里斯多德的“質性”的舊物理學不同，新物理學本質上是“數學物理學”。

第三部分“論可見的宇宙”共157節，綜合了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的新天文學成就，形成了諸如“太陽比地球大”、“地球和行星一樣不發光但反射太陽光”、“太陽是恒星自己發光”等今天的天文學常識。由於哥白尼日心說已經在1616年受到天主教會指責，笛卡爾對地動日心說採取了“運動相對性”的含糊立場，回避明確主張地動還是地靜。他在第26節說地球在它的天裡是靜止的，但又說地球仍然被其天攜帶著運動，實際上是接受了開普勒模型。第穀發現彗星來自月上天以及開普勒發現的行星橢圓軌道，打碎了自希臘以來西方天文學的基本預設“天球”，從而也帶來了行星失序問題：如果天球不存在，地球及諸行星為何繞太陽旋轉？笛卡爾引入了“宇宙渦旋”（Vortex）來解決這一問題。宇宙渦旋理論雖然後來被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所取代，但卻是近代以來第一個直觀、清晰的機械宇宙模型，在全盤取代亞里斯多德層層相套的等級式宇宙模型方面，居功至偉。

第四部分“論地球”共207節，運用笛卡爾自己的渦旋微粒理論解釋地球以及地表的形成、重物的下落、空氣和水的本性、潮汐和風的成因、礦物的成因、地震與火山、磁石、感知覺等諸多自然現象。笛卡爾的解釋充滿了猜測和想像，但他系統的羅列自然現象，並給出統一的微粒論解釋，實現了理論體系的“完備性”。笛卡爾這部分的研究，成了未來地質學、地理學、熱學、化學、電磁學、礦物學的先驅。

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於1687年的出版，使笛卡爾的《哲學原理》很快相形見絀。牛頓在他《原理》的第一卷中提出牛頓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之後，專門用了整個第二卷的篇幅證明笛卡爾“宇宙渦旋”的不存在。牛頓表明，萬有引力足以解釋開普勒三定律，而乙太渦旋的存在肯定會產生阻力，使得行星運動偏離開普勒三定律。由於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功，笛卡爾的“宇宙渦旋”連同他的新物理學1.0版一起逐漸被人遺棄。然而我們必須知道，牛頓力學一方面取代了笛卡爾的宇宙渦旋理論，另一方面保留繼承了笛卡爾的“天地無別原理”、“慣性運動原理”和“自然數學化原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基於笛卡爾的“天地無別原理”，牛頓第一定律實則笛卡爾慣性定律，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恰恰是笛卡爾自然數學化綱領的最輝煌成就。牛頓有言“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笛卡爾肯定就是這裡的“巨人”之一，不管牛頓說這話的時候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

笛卡爾的數學物理學綱領不只是為牛頓力學奠基，還擁有超出牛頓力學的“普遍數學”抱負，即用數學“一攬子”解決全部物理學問題。笛卡爾的時代，自然數學化運動剛剛由伽利略發起，能夠被卓有成效數學化處理的自然現象實在不多，笛卡爾的一攬子計畫當然過於魯莽和不切實際，但是，當時時機不成熟不意味著計畫本身無意義。事實上，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就在某種意義上完成了笛卡爾的數學化理想，把引力重新還原為某種幾何曲率。

牛頓物理學的橫空出世，使笛卡爾物理學曇花一現，也連累了笛卡爾這部巨著的翻譯和傳播——直到1850年才有英文節選本，直到1984年才有英文全譯本問世，直到今天2023年才有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我相信，缺失對笛卡爾《哲學原理》的研究，既不可能完全理解笛卡爾的哲學，也不可能完全理解錯綜複雜的現代早期科學思想史。我相信，張卜天和魯博林譯本的出版必將有助於彌補中國學界在這兩方面的缺失。是為序。

吳國盛

2023年12月20日於清華荷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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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本質：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而非天才的靈光一現

曹聰

今年4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導師喬納森·科爾（Jonathan R. Cole）教授的新書——《更光滑的鵝卵石：科學社會學論文集》（Smoother Pebbles：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科爾是科學社會學的創始人羅伯特·默頓教授（Robert K. Merton）的弟子，在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和建制化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曾在1989-2003年期間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務長和各學院總院長（provost and dean of faculties），也就是大學的首席學術官（chief academic officer），作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學管理者之一，塑造了哥倫比亞大學乃至其他大學的學術格局。近年來，他更成了捍衛大學最重要的聲音之一。

1973年，默頓出版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驗探索》這一科學社會學的集大成之作。51年後，《更光滑的鵝卵石》的出版，是科學社會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和建制化

1938年，默頓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公開發表，開闢了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科學的先河。在其後相當一段時間，他轉向了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等研究領域，致力於建構社會學的“中程理論”，並提出了諸如“有目的的社會行動的意想不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等概念。1957年，默頓在美國社會學協會年會發表了題為“科學發現的優先權：科學社會學的一章”的會長演講，宣佈回歸科學社會學的研究。

在默頓的宣導和推動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開始資助哥倫比亞大學設立科學社會學研究項目。1965-1990年是科學社會學發展的鼎盛時期，默頓培養了包括科爾和他的哥哥斯蒂夫·科爾（Stephen Cole）、哈裡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等學生，而這些學生後來又都成為最重要的科學社會學家，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默頓學派”或者更確切地說“哥倫比亞學派”。科爾的《更光滑的鵝卵石》的出版，就是為了紀念分別於2003年和2018年去世的默頓和哥哥斯蒂夫，並獻給同事、合作者和朋友朱克曼。

在20世紀中期前，人們不認為科學是一種社會建制，並將科學發現視為個別天才的工作。默頓及其學生分析了科學是如何作為一種社會建制運行的，並探索其規範、價值觀和結構等。與此同時，曾經抵制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系統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也開始認同默頓等人的研究的價值。

除了默頓的專著《科學社會學》，他的學生的專著包括科爾兄弟的《科學的社會分層》（1973年），朱克曼的《科學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1977年），朱克曼、科爾和約翰·布儒爾（John T. Bruer）編輯的論文集《外圈：科學共同體中的女性成員》（1991年），斯蒂夫·科爾的《製造科學：在自然界與社會之間》（1992年），湯瑪斯·吉倫（Thomas F. Gieryn）的《科學的文化邊界：信譽岌岌可危》（1999年）等。默頓去世後出版的《Serendipity一詞的旅行和冒險：一項關於社會學語義學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Serendipity: A Study in Sociological Semantics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與艾莉·諾巴伯[Elinor Barber]合作，2004年），則是一部基於語義學的科學社會學著作。

當然，“默頓學派”或者“哥倫比亞學派”同樣對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興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那些“更光滑的鵝卵石”

《更光滑的鵝卵石》全書680頁，收集了34篇論文，除了一篇是科爾的哥哥的論文外，其餘都是他本人以及合作的論文、專著章節和其他文章。全書追溯了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和建制化的過程，既有理論也有實證，既有核心問題又涉獵廣泛。在芝加哥大學統計學家（Stephen M. Stigler）看來，科爾為本書撰寫的前言，既是回憶又解釋了為什麼這本論文集會包括不同主題的論文。其實，本書堪稱科爾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總結。

全書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科學的價值和獎勵”包括科爾及其合作者的7篇早期論文，默頓去世時科爾的悼念文章，還有3篇關於美國大學的文章。這些文章圍繞科學社會學的核心展開的，聚焦於科學共同體是否遵循某種核心價值觀，並且通過對它們的檢驗來評估科學共同體是否接近其理想狀態。

第二部分的主題是“自由與不自由：科學界女性”。這裡的“不自由”，是指科學家的選擇自由受到了非脅迫的方式的限制。科爾本人、尤其是與朱克曼一起（這一部分收集的文章6篇文章有3篇是他們合作的），著重分析20世紀上半葉女科學家所能獲得的和更多的無法獲得的機會以及她們繼續面臨有限選擇的局面，並探討了女性渴望成為科學家的機會被遏制的後果。

第三部分“科學共識：判斷與選擇”包括9篇論文，主要討論了科學共同體成員如何通過同行評議形成共識。1970年代，科爾兄弟及合作者參與了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同行評議制度的評估，從結構、品質和公平的視角分析同行評議制度如何在科學共同體內形成共識，從而影響了聯邦政府資源的分配以及科學獎勵系統的運行。他們發現，形成共識存在學科間的差異。這是迄今為止最廣泛的對同行評議制度的研究，今天仍然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和引用。

第四部分“學術自由與自由探索：具有賦能的價值”的8篇文章，主要內容出自科爾卸任學術領導職務後出版的兩本專著——《美國名校：卓越的起源，不可或缺的國家作用，需要捍衛的理由》（2009年）和《邁向更完美的大學》（2016年）。前一本著作既是美國大學的社會史，又是美國的科學史，總結了美國名校、主要是研究型名校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在美國崛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們成為名校的原因，並提出如何因對面臨的挑戰。科爾特別指出，“自由探索和學術自由”是美國名校的12條“核心價值”和成為名校必須遵循的13條“金科玉律”中的最重要的一條。而後一本著作則是科爾為美國名校開出的在21世紀技術、人文、文化和經濟等發展過程中保持其全球卓越地位、提高其在創造知識方面的重要性和社會使命的“藥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科爾教授的這兩本專著。

對“哥倫比亞學派“的反思？

麻省理工學院的蘇聯、俄國科學史家洛倫·格雷漢姆（Loren R. Graham）評論說，《更光滑的鵝卵石》不僅讓讀者瞭解了科爾對科學社會學的巨大貢獻，也讓讀者追溯了他50多年來觀點的演變。的確，科爾不僅在“哥倫比亞學派”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審視這些論文，而且對更廣義的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進行了探討。比如，他承認，“哥倫比亞學派”也許過於關注科學精英，也沒有花更多的精力討論科學和人文兩種文化。

從1970年代中期起，“哥倫比亞學派”受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等的衝擊。科學社會學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建制，從科學共同體的結構、規範、價值觀的出發，考察科學家的行為以及科學發展和技術突破如何影響科學的社會組織和獎勵系統。受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影響，主要來自歐洲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分析，致力於打開知識製造過程的“黑箱”。他們認為，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科學家創造知識的過程受制於社會因素。這些學者還對“哥倫比亞學派”及其追隨者所推崇的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研究取向持高度批評態度。對此，默頓及其學生基本保持了沉默。

時過境遷。儘管科爾重申，有一些重要的社會學變數會影響到實驗的選擇、使用的技術、獲得的證據和結果的呈現，但“哥倫比亞學派”確實沒有、甚至回避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主義的學者展開充分而廣泛的對話。

科爾特別提到，他哥哥斯蒂夫·科爾1992年出版的《製造科學》，其實是直接針對這些歐洲學者的。在接受社會學變數在科學發現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觀點的同時，斯蒂夫認為，社會建構主義者未能在這些社會學因素與理論或實驗科學工作具體結果之間建立起直接的因果關係。斯蒂夫試圖用他們兄弟都致力研究的科學共識和他自己提出的知識的“核心”和“邊緣”（core and periphery）的概念，來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具體來說，斯蒂夫指出：“核心是由一小部分在某個特定時間給定的理論、分析技術和事實組成。……核心是起點，科學家以此出發產生新知識。……知識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即研究前沿，包括所有目前由特定學科的所有活躍研究人員正在開展的工作。研究前沿是產生所有新知識的地方。大多數科學的觀察者都認為，區分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的關鍵變數是共識的存在與否。”喬納森·科爾認為，“正是評估過程將知識的核心與研究前沿聯繫了起來。”其實，《更光滑的鵝卵石》收集的科爾兄弟的多篇論文都指出，客觀現實不會屈服於個人的信仰、偏見或預設。

從“巨人的肩膀”到“海邊的鵝卵石”

我們都熟悉牛頓的一段名言：“如果說我能夠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65年，默頓出版了一部書信體的專著——《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專門探討這句名言的由來及所包含的社會文化意義，他還獨創了OTSOG這個縮略詞。在他看來，牛頓這段話（事實上，牛頓並非這段話的首創者）蘊涵著如下意義：第一，一個人的成功受惠於公共知識的遺產；第二，科學成就在本質上建立在合作和積累的基礎上的。

我們也許也都熟悉牛頓的另一段名言：“我並不知道我在世人眼中是什麼樣子；但對我自己來說，我似乎只是一個在海邊玩耍的小男孩，不時用尋找一顆更光滑的鵝卵石或一個更漂亮的貝殼來取悅自己，而沒有意識到真理的大海就橫亙在眼前。”科爾教授的《更光滑的鵝卵石》的前言用這段話開始（同樣，牛頓也並非這段話的首創者）。從這個看似偶然的聯繫，我們可以看到默頓本人對科爾的影響——的確，“哥倫比亞學派”是一脈相承的。

（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系友、華中師範大學李鈞鵬教授提供科爾教授著作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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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est Inc. ：商業登珠峰如何形成產業？

吳晨解讀

開篇

今天這本書，是一本2024年在美國出版的書。它的名字叫做Everest Inc.。我們可以叫它《珠穆朗瑪公司》。它的副標題可以翻譯為“在世界之巔締造一個行業的叛幫與無賴”。

人為什麼要登珠峰？最經典的回答是“因為山就在那裡”。

登上8848米的世界之巔，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無比的榮耀。許多人追求第一，但自從艾德蒙-希拉蕊和同伴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1953年5月29日首次登頂珠峰之後，更多的人追求第一：第一位登頂女性、第一位登頂的60歲以上的老人、第一位殘疾人、某某國登珠峰第一人等等。2024年5月21日，70歲的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刷新了中國登頂珠峰的年齡紀錄。

從這一系列的“第一”中不難看出，登珠峰開始從一項極限體育運動變成越來越多人希望參與的運動。尤其是最近四十年，在尼泊爾境內相對容易攀登的南坡，商業登珠峰逐漸成為一項利益頗豐的產業，這也是這本Everest Inc.（《珠穆朗瑪公司》）著墨的重點。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資深商業觀察者Will Cockrell，他有二十多年為多本知名商業雜誌撰稿的經歷。這本書回答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登珠峰什麼時候成為普通人付費就能完成的體育項目？誰是第一個登頂珠峰的“素人”？商業登珠峰當然價格不菲，但為什麼許多富人都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去登珠峰？畢竟登珠峰的死亡率平均在2%到3%，在第四營地沖頂躍升海拔8000多米的路途中已經有上百人倒下了再也沒能起來。同樣，登珠峰在國內也日益流行，在中國企業家中，王石和王巍，當然還有今年的汪建都成功登頂，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們去登頂？

登珠峰依然是一項非常危險的運動，每年都有登山意外發生。8000米之上的無人區，任何的天氣變幻都可能是致命的。最致命的莫過於腦水腫和肺水腫，在無人區這兩種疾病很可能突然發生，如果不能及時返回低海拔，就會立刻威脅生命。為什麼會有人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難道就是為了擁有一個可以向別人炫耀的獎牌嗎？世界之巔到底會給攀登者什麼樣的心靈震撼？

同樣，為什麼會有一群人把商業登山變成一項生意，在每年5月和10月兩個並不長的登山窗口季，招攬全球顧客？這些人又如何確保顧客的安全，帶著各色各樣沒有經過任何訓練，也沒有多少攀登經驗的人成功登頂？當地的夏爾巴人在商業登山業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我想這一系列問題都會勾起你的好奇心。

那我們來分享第一個故事，之所以全世界突然對登珠穆朗瑪感興趣，而且還有人突然覺得我也可以花點錢就登上珠穆朗瑪，因為一個五十多歲微微發胖的美國富二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竟然登頂珠峰成功了，而且還上了全美最著名的訪談節目，炫耀自己平時根本不做運動，除了趕飛機的時候沒命地奔向登機口。

第一部分 誰是第一個商業登珠峰的“素人”？

第一個商業登上珠峰的“素人”，叫迪克-巴斯（Dick Bass），是美國的一位石油富二代，喜歡戶外運動，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鹽湖城開設了最著名的滑雪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邀請滑雪場的員工協助他攀登位於阿拉斯加州的北美最高峰麥金利山，種下了他成為登頂七大洲七大峰第一人的宏願。

七大洲七大峰，聽起來挺簡單，後來又衍生出更有競爭力的極限運動，比如七天七大洲完成七場馬拉松，都可以說是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的運動。但七大峰中珠穆朗瑪又是一個特別獨特的存在。其他六大山峰都在七千米以下，遠沒有珠穆朗瑪那麼險惡。穿越8000米之上的死亡地帶，沒有任何登山訓練，甚至沒有任何訓練的人能夠在專業同伴的幫助下成功登頂，這在巴斯完成任務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當然也就根本不在有錢人想像力的範圍之內。因為登頂珠穆朗瑪，即使是專業運動員也很難保證完全，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在巴斯的奇思異想之前，根本沒有人想過，在死亡地帶，什麼人有能力不僅幫助自己登頂，還能協助他人——普通人——登頂？

當然，巴斯也有他天生的能力，心跳慢，到高原之後紅細胞含氧量高，毅力強，遇到困難的時候他依靠默默吟誦詩歌來鼓勵自己，甚至在1985年登頂珠穆朗瑪的時候還不忘吟誦一首詩，這都是他成功背後的原因。此外他的登珠峰之旅也充滿了挑戰，他自己幾乎成為烈士。在完成登頂之後，他的氧氣耗盡了。他的專業同伴把最後剩下的一點氧氣分給了他，鼓勵他快點行動起來。而此時的他幾乎已經準備放棄了，在8000米之上，放棄和躺平也就意味著死亡。最後他幾乎是屁股著地一點一點蹭下來的。幸運的是，他們成功走出了圍繞著極頂的雲霧，陽光之下，看到了第四營地，給了他們最終堅持下來的動力。

在巴斯之前，喜馬拉雅並沒有付費登山嚮導這個產業。通常都是愛好登山的有錢人出錢邀請一些專業登山人員一起登頂，費用全包。一邊有錢需要協助，另一邊被費用全包的登山冒險所吸引，兩者之間並不是服務人員與客戶之間的關係，而更多像是合作的關係，雖然兩者也有一層默契：在普通人出現危險的時候，需要專業人士協助，但是巴斯不同，他開啟了付費登山的先河，他與嚮導的關係也確定成為客戶與服務人員的關係，嚮導有義務在保證他安全的情況下努力説明他登頂。

其實商業登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8世紀法國勃朗峰就出現了帶客人登山的業務，後來還成立了專門的行業協會，規範商業登山的各種行為。但珠穆朗瑪不同，因為太危險，因為即使作為嚮導完成登頂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人類首次登頂珠峰的艾德蒙-希拉蕊就是在同伴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的幫助下一起登頂的。所以很多人都質疑，在珠峰上開展商業登山活動，是不是太危險？能保證客戶安全嗎？

這些疑慮在巴斯成功登頂珠穆朗瑪之後一掃而去，許多歐美和大洋洲珠穆朗瑪的登山愛好者看到了付費登山嚮導這個產業的機會，最終組建成了五家有名的全球嚮導公司。

巴斯成功登頂珠峰之後成為第一個登頂七大洲七大峰的“素人”（其他六座山峰相比珠穆朗瑪都是要簡單得多），他找人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傳記Seven Summits（《七座高峰》），一下子成為暢銷書。55歲的他也一下子成為全美各大電視臺訪談節目的座上賓，儼然是一副名人派頭，因為所有人都爭相希望一睹這位太過平庸的登山者。

巴斯把攀登作為從自己運營的滑雪場的債務危機中跳脫出來，從自己即將失敗的婚姻中跳脫出來的方式，挑戰極限，哪怕這要冒著死亡的危險。他希望在全新的惡劣環境中迎擊新的挑戰，來幫助自己解脫。巴斯的事蹟掀起了巨大的廣告效應，在有錢、成功卻深陷無聊境地的人群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些人和巴斯一樣，生活不再有刺激，經歷中年危機，希望有所突破。既然這位55歲的普通人可以登頂世界屋脊，為什麼我不行？只要付得起嚮導費用。

如果聯想一下在2021年掀起的“太空旅遊熱”就不難想像為什麼會有登珠峰的熱潮了。2021年，貝佐斯的私人航太公司藍色起源與布蘭森的維珍銀河爭相實現了載人的低地軌道飛行，超級富豪只需要花費上千萬美元就能躋身“太空人”之列，還真有不少人蠢蠢欲動，雖然火箭發射的失敗率總在1%到2%之間，和登頂珠峰差不多。

1985年巴斯成功登頂珠峰的消息不脛而走，帶來的是同樣的效果，只要付費，不需要多少訓練，就能夠在自己胸前別上一個“成功登頂珠峰”的招牌，成為世界上只有幾百人能夠達成的傲世功勳，炫耀一輩子，這是多牛的一件事？！而且這樣的費用也並不是非常昂貴，在十萬美元左右。

時間也頗為湊巧。1985年，還有六年，冷戰就將結束，恰如福山所宣稱的，“歷史終結了”，其實更大的意思是人類已經缺乏挑戰。而對於二戰之後一代富人而言，尋找新挑戰，找到新邊疆，變得十分重要。登山成為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新挑戰。

當然，商業模式也非常重要。商業登珠峰成立嗎？如何從一個歐美人主導的登山愛好者小圈子變成每一個登山季都成功運營，甚至不斷擴大的生意？

“七大洲、七大峰”説明商業登山商業模式初步確立。其實在一個珠穆朗瑪的登山季（主要是4、5月份，10月稍微困難些），一個嚮導的收入也就1.5萬到2萬美元，登山的規模也根本無法無限制地擴大，喜馬拉雅歸根結底仍然只是一小群真正熱愛登山的人希望達成的小生意。

當然，如果從廣告效應來說，這樣的小生意與“七大洲、七大峰”結合，就可能成為圍繞著有支付能力的大客戶發展起來的大生意。畢竟其他六大峰的危險程度要低至少一個數量級，作為付費嚮導業務的收入也要高很多。

換句話說，如果一家戶外探險嚮導公司可以提供全球七大洲的嚮導服務，把並不賺錢的珠穆朗瑪作為最吸引人的賣點，就可以吸引到一個非常緊密且有支付能力的客群，並且把其他大洲登頂業務作為訓練體力、適應高海拔，同時雙方增進聯繫和相互瞭解強化紐帶的機會。這些為登頂珠穆朗瑪做準備的登山運動也就成了這些公司主要掙錢的機會。

換句話說，同一家公司可以在不是那麼危險的登峰路上不斷培育用戶，建立信任，獲得主要收入，最後在登珠峰上獲得最終的品牌和用戶口碑的雙豐收。恰恰因為南北半球登山季分佈錯落有致，七大洲七大峰反而可以成為一樁不間斷的全球生意，而每年5月登頂喜馬拉雅成了這一生意的明珠。

簡單總結一下，恰恰是由富二代55歲的巴斯在1985年完成了在付費嚮導的帶領下登珠峰的創舉，並在美國主流電視節目中頻頻亮相，讓更多陷入中年危機的全球富人看到了追求新鮮刺激挑戰，在自己的胸前別上“征服珠峰”的標籤的機會。巴斯給“七大洲、七大峰”的富人登山活動做了最好的廣告，這時恰逢冷戰即將結束，全球經濟蓬勃發展，推動了全球商業登山旅遊業的大發展，而登珠峰則是這一業務中最璀璨的明珠。

第二部分 1996年珠峰登山災難後，為什麼攀登珠峰的人不降反增？

從尼泊爾的南坡商業登珠峰的經歷是怎樣的？中國人王巍在他寫的《去珠峰》一書中描述得最清晰。

北京飛加德滿都，再乘坐小飛機到前進營地，之後是16天長途跋涉的路程，從海拔兩千多米一直走到海拔接近五千米的珠峰大本營。不要小瞧這16天的長途步行，不僅讓身體逐漸適應高海拔，也讓一個登珠峰團隊相互之間更加瞭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建立客戶與嚮導，以及團隊之間的信任。在登頂的過程中，這種信任至關重要。

在2013年，商業登珠峰已經可以說非常完備，王巍抵達的珠峰大本營可謂一應俱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帳篷，公共區域食物豐富，娛樂設施齊全，儼然是一個繁華小鎮。在隨後的接近一個月的時間，團隊會進行幾次登山訓練，去到第二營地和第三營地，讓身體適應更高的海拔，為5月關鍵時間視窗中從第四營地登頂做準備。

從第四營地登頂出發通常在晚上11點到凌晨兩點之間，嚮導和客戶都約定好折返時間，最晚不會超過下午兩點，也就是說最晚到下午兩點如果還沒有登上珠峰，哪怕只有幾百米的路途，也必須折返下山，返回死亡區之下的第四營地，不然就會有生命危險。

王巍選擇的嚮導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登山組織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給用戶的體驗也是特別好。這位嚮導選擇了5月底的登山窗口，比別的登山隊要晚，為的就是避免在最後登頂路上出現擁擠的狀況。

在這一過程中，尼泊爾當地的夏爾巴人肩負起重要的工作。他們更適應高原反應，可以說他們撐起了整個珠峰登山業，無論是在大本營的各種輔助工作，從做飯到清潔，還是從大本營到各個營地的道路修繕，都是夏爾巴人的努力成果。當然，更重要的是從第四營地到登頂的8000多米海拔的路程中，需要安置繩索，需要為每一位客戶預先擺放好氧氣瓶，這些工作全部都是由夏爾巴人完成的。

而在2013年王巍登山的那一次，在第四營地就出現了一場夏爾巴人和義大利登山者之間的衝突，結果差點釀成八千米上的流血事件。在那之後，更多夏爾巴人開始不再滿足只是做歐美登山隊打下手的工作，逐漸掌握商業登山的主導權。許多夏爾巴人的第二代都有海外留學經驗，比父輩有更廣闊的視野和跨語言、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也開始組建自己的登山公司與全球大品牌競爭。尼泊爾政府對於自己最重要的旅遊收入逐漸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也是樂見其成。

氧氣是高原最重要的物資。在死亡地帶一個適應了高原的人，如果沒有氧氣，在最好的情況下只能堅持一天。一個人如果空降到八千米，因為突然缺氧，大腦只可能清醒一分鐘。在如此危險的環境中做生意，出現意外可以說是在所難免的。在1996年5月的一次商業登山中，一天內就有8人在登山過程中去世，創造了珠峰的紀錄。這場災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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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发表于 2024-6-17 01:15
Everest Inc. ：商業登珠峰如何形成產業？

吳晨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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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歷史、現實與我們的選擇

李方圓解讀

前言

今天為你帶來的，是吳軍老師的最新作品《脈絡》，這本書出版於2024年4月。

吳軍老師不僅讀書多，而且曾經在多個國家和城市生活，見過很多人和事。他曾擔任谷歌的算法工程師，目前是一位硅谷投資人。此外，對攝影、寫作、考察名校等等，都有涉獵。他畢業於清華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擁有計算機博士學位。

你可能會問，吳軍老師已經輸出這麼多內容了，還有新觀點嗎？這正是這本書獨特的地方。吳軍老師說，之前的作品，更加側重於見聞、知識、思考方式，而自己對這些事情的觀點是什麼，則很少表露。在這本書裡，他是第一次，把自己對各種事情的觀點，暢快地表達了出來。也就是說，我們會在這本書中，收獲很多未曾聽過的新觀點。

具體說來，吳軍老師在這本書中，沿着時間脈絡，用四個章節，分享了自己對歷史、當下和未來的看法，涉及你我非常關心的話題。比如，我們到底該從歷史中學什麼？如何看待財富？如何成長為超級個體？等等。

我的感受是，吳軍老師如同一位冷靜的導師，一直在提醒我們，要在熱鬧中保持理性和獨立思考。我們馬上會聽到，他告誡我們不要迷信歷史，不要被財富的數字迷惑，等等。這些觀點都發人深省。

還有一個感受是，這本書中的觀點非常密集。讀這本書時，我幾乎被吸在書上，每一句都要認真讀，同時緊跟吳軍老師的思路，不停地思考，錯過幾句就可能錯過了一個觀點。

接下來，讓我們帶着開放的心態，準備好我們的注意力，進入這本觀點濃度很高的書，一起聽聽吳軍老師對歷史、當下、未來的看法。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

先來說歷史。有句話叫，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所以，有志之士喜歡學歷史，渴望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況且，歷史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就算是當故事聽，也跟虛構小說的感覺不一樣。但是，吳軍老師提醒，學歷史容易被一些片面的信息迷惑。他對歷史的態度就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在這中間，飽含了他的經驗和走過的彎路。

第一階段 全面看待歷史

第一個階段，是吳軍的少年時代。那個時候的他，特別喜歡聽歷史故事。聽到商紂王、隋煬帝殘暴昏庸，就感到很是憤慨；聽到漢武帝對內銳意變法，對外平定匈奴，讓漢王朝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又非常敬佩。但是後來，他漸漸發現，事情并不是這麼簡單。

商紂王和隋煬帝，大概是歷史上名聲最壞的帝王。但吳軍發現，其實紂王并不比他的父輩殘暴，而隋煬帝雖然殺了一些大臣，但遠算不上是歷史上最殘暴的君主，朱元璋就比他殘暴得多。但因為紂王和隋煬帝是亡國之君，很多史料極化了他們的性格。

而關於漢武帝，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載，漢武帝“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也就是說，漢武帝的變法是有很大負面效應的，他的結局本來跟秦始皇差不多。吳軍老師指出，多虧了漢武帝後面幾個皇帝，雖然在歷史上默默無聞，但是與民生息，這才讓漢帝國得以保全。

你看，很多流傳下的歷史故事和人物描述，有的是過分誇張，有的則是只展現出了事情或人物的一面。但因為簡單好記，就變成了符號，流傳下來。

還有的時候，問題不是出在事實的偏頗，而是出在簡單的歸因邏輯。比如，很多歷史故事裡有這麼一種邏輯，暴君會導致民不聊生，明君會帶來太平盛世。然而，清朝的皇帝自乾隆十三年後，再勤勉都很難有大作為，因為帝制已經走進了死胡同。歷史有自己的發展軌跡，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再強有力的人也改變不了趨勢。

所以，看待歷史，是看到一面還是多面，是多方位歸因，還是簡單邏輯，得到的結論完全不同。學歷史，如果僅僅是在幾個片段信息中，唏噓感嘆，那就真的只是把歷史當戲文了。這就提醒我們，學歷史，要面對真實的、全面的歷史。這就需要找到可靠的信息源，而且打開視野，用包容的心態多聽各家之言。

第二階段 活用歷史規律

第二個階段，是吳軍的大學時代。那個時候，他進取心很強，讀的歷史書也多了起來，總以為自己能總結出同齡人掌握不了的歷史規律，然後用規律指導自己行動。

比如，讀到歐陽修的一句，“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意思是，勤勉可以興盛國家，懶惰會導致國家衰落。覺得講得真好，於是立志要成為一個時刻辛勞的人。然而，後來幾十年的人生經歷讓他明白，沒有正確的目標，只會陷入越忙越窮，越窮越忙的陷阱。在做了投資之後，更深刻地體會到，少操作是獲得高回報的關鍵，頻繁操作反而結果不好。

那麼，歐陽修的這句話錯了嗎？其實，只是因為，這句話有它具體的時代背景，單把這句話拎到現代的語境下去照搬，就會出問題。

再想想看，歷史中記載的很多事件，只發生過一次。在統計學裡，統計一件事發生的概率，需要幾百個樣本，才能得到可靠的置信區間。我們在歷史中讀到的恢弘壯烈或奇聞逸事，并不是普遍規律，而是在特別具體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事件。條件有微調，結果就可能大相徑庭。

這提醒我們，學歷史，不能簡單地套用歷史規律，而是要搞清楚歷史發生的具體條件，然後結合現代的條件去變通。

人類從未從歷史中獲得教訓？

即使搞清楚了歷史的背景，看清了歷史的教訓，吳軍老師也提醒，不要以為這樣我們就不會犯錯了。不是有那麼句話嗎？“人類從歷史中獲得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獲得教訓。”

這就奇怪了，我們從小就聽過，“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為什麼說，人類從未從歷史中獲得教訓呢？

咱們就來說說“以銅為鏡”這句話。這話是唐太宗在名臣魏徵病逝後，對周圍的侍臣們說的。唐太宗是文治武功的有為之君，但是吳軍老師認為，實事求是地講，他在很多事情上，并沒有吸取歷史的教訓。至少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信丹汞之術，有一種說法是他最終死於丹藥。這件事有前車之鑒，秦始皇就是煉丹術的受害者。第二件事，是立儲君。在他之前，秦始皇、漢武帝都沒有做好這件事。秦始皇遲遲不立太子，最後導致大臣合謀，誘導長子扶蘇自殺，立次子胡亥為帝，秦朝內部的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而漢武帝雖然立了太子，但是晚年多疑，使得寵臣構陷太子，引發父子反目的“巫蠱之亂”，太子被殺。

而唐太宗吸取教訓了嗎？他原本是立了嫡長子為太子，後來升起改立太子的念頭，結果引發多人對王位的覬覦，他的三子一弟（長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五子李祐、七弟李元昌）因謀取帝位，有的被殺，有的被放逐。據《資治通鑒》記載，當時，唐太宗心灰意冷，拔刀要自刺，後來在大舅子長孫無忌等的勸說下，立了比較柔弱，對誰都無害的李治為太子，這導致了皇后武則天廢唐建周。

這些歷史事件眾說紛紜，我們按吳軍老師掌握的知識來進一步分析。說唐太宗不想吸取教訓，有失公允。只是吸取教訓這件事，太難了，或者說，太反人性了。

就拿立太子來說，在帝制時代，最高當權者和可能的繼任者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掌握絕對權力的皇帝，很擔心繼任者會提前掌握權力，哪怕繼任者是自己的兒子。因此，即使後來的君王將前人的教訓看得清清楚楚，自己也會重復類似的錯誤。再拿煉丹術來說，在科學不發達的年代，長生不老的誘惑切中了人類的底層需求，唐太宗也克服不了。

真是應了那句話，“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一回事。這提醒我們，學過很多道理後，要勇於實踐，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盡管每個人都有人性的弱點，但通過實踐中的不斷修正，我們依然可以一點點地進步。

第三階段 建立自己的史觀

而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吳軍對世界的認識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他逐漸步入了第三個階段，那就是，在歷史中形成自己的歷史觀。

吳軍說，我發現一個人看待歷史的態度，比總結歷史規律重要得多。因為一個人看待歷史的角度，會潛移默化影響他看待現實與未來的方式。如果內心認同英雄史觀，認為世界是由英雄塑造的，那麼現實中也會崇拜權力，相信個體的力量。如果內心認同大眾史觀，認為歷史是由普通人共同推動的，現實中就會更加注重集體的力量。

什麼樣的史觀是合適的？吳軍老師認為，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可強求。而他個人這麼多年摸索下來，形成了自己的史觀，他稱之為文明史觀。

文明史觀，就是以是否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來判斷一個人和一件事的得失。凡是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哪怕再小，也有意義。但凡對文明有貢獻的人，哪怕再平凡，也值得尊敬。而凡是不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即使位高權重，也是文明的破壞者。

吳軍老師說，歷史資料浩如煙海，但真正對文明有意義的事物，其實并不多。因為文明并不是一個沿着時間軸不斷進步的過程，在多數時間，它都是在循環往復中極為緩慢地進步着。能稱得上是推動文明的事物，包括中西方奠定人類思想底色的思想家們，比如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等，還有文字和書寫系統的出現，複雜社會管理方式的出現，冶金術的發明，造紙術的發明，幾何學的誕生，自然科學的誕生，等等。吳軍老師學歷史，會着重去了解這部分的內容。

你發現沒有，當我們真正形成了自己的史觀，學歷史就有了主次，歷史的脈絡會變得清晰。我們也能更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同時，我們也能被史觀引領，塑造自己看待當下和未來的態度。而你自己的史觀是什麼？你對文明的理解又是什麼？期待你自己的見解。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下？

講完歷史，我們一起來看看當下。如今，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社會是不斷進步的，但正如我們剛提到的，把目光拉長到1000年，社會和文明在大部分時間的變化極為緩慢，一代人在他們的生命周期中都未必能體會到。總的來講，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歷史上最好的時代。而想要一直保持進步，我們需要繼續努力下去，做對事情。

這就需要我們對當下有充分的了解。在這一部分，吳軍老師關注了我們普通人最關心的三個問題：財富、個人成長，以及如何與人合作。而吳軍老師的認識，可能跟大多數人想得不一樣。

如何看待財富？

首先我們來看，財富是什麼？這個問題在過去很好回答，財富是土地房產，是金銀貨幣。但隨着金融業發展，財富的概念被擴展到很大的範圍。一個企業擁有的固定資產并不多，但一年能創造百萬的利潤，那它也可能估值上千萬。甚至，即使一家企業沒有盈利，只要人們相信它將來會盈利，那麼它也會有價值。

所以，吳軍老師說，今天我們說的財富，很大一部分離不開兩個字，共識。2022年，馬斯克的財富大約是2500億美元，貝佐斯的財富是1700億美元。但是，這裡面有多少是看得見摸得着的錢，有多少是人們對未來新能源和新科技的預期，很難說。事實上，真正落在馬斯克名下的不動產和現金資產，相比2500億美元近乎是零。而如果他試圖全部兌現這2500億美元的資產，那他能夠拿到手的可能只剩下1/10。因為他的出售會影響人們的共識，進而導致股價暴跌。

財富的很大部分由共識造就，這提醒了我們兩件事。第一件事，我們要對這些由共識造就的財富，保持淡定。媒體關於誰是世界首富的報道，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共識破滅，這些財富很快煙消雲散。看待我們個人的資產也一樣，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很多的共識？別忘了，世界上有正數，也有負數。不能只看得到利潤，而忽略了成本和風險。

第二件事，這個共識也是值得被利用的。我們知道巴菲特主張的是價值投資，也就是基於企業經營的基本面來投資。但是吳軍說，自己跟很多投資從業者聊，發現他們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不會忽略那些看似荒唐的資產，包括建立在共識基礎上的所謂“空中樓閣”。空中樓閣會不會倒塌呢？會。但是，人們會在它們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空中樓閣。這是人性，我們需要順應人性去談財富。

而說到底，這些顯性的錢，在吳軍老師看來，都不算真正的財富。真正的財富更為隱性，那就是你創造財富和駕馭財富的能力。這是真正奪不走的，沒有水分的東西。

如何取得進步？

那麼，怎麼才能培養起創富能力呢？這就得談到下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獲得顯著的進步？相信你是一個熱愛學習的人，或許也在急切地想提升認知，和進步速度不夠快之間，感到有點焦慮。吳軍老師的這句話，你聽聽看有沒有道理。他說，人們通常會犯一個錯誤，即高估一兩年的變化，低估五年、十年、五十年的變化。

比如，我們看待社會變化，總是喜歡研究巨變的一瞬間，而忽略長期漸進的變化。吳軍老師舉了一個自己的例子。

1996年到2002年，吳軍在美國的巴爾的摩市學習和生活。那是美國最亂的城市，六年間，他幾乎沒有晚上去過市中心，據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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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发表于 2024-6-20 09:11
《脈絡》：歷史、現實與我們的選擇

李方圓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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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08年12月，正當我在撰寫《富國的偽善》中文版序言之時，世界經濟遭遇了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

如果我說《富國的偽善》準確地預言了當下的危機，那是不太合乎事實的，但是這次危機的確證實了《富國的偽善》所提出的兩個中心命題。

首先，這場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缺陷，而這些理論正是本書所批判的對象。《富國的偽善》揭示了新自由主義政策，比如解除管制、開放市場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緩慢的增長、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經濟不穩定。時至今日，雖然富國的經濟績效也有所惡化，但主要還是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不過，這場危機表明，即便在富國，新自由主義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機結束後，新自由主義所取得的經濟成績將會比現在更加糟糕。

其次，這場危機證實了富國的偽善最富戲劇性的一面，而這也正是本書所討論到的。在書中，我揭露了富國是如何向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宣傳一套，卻又實踐另外一套。在歷史上，為了發展經濟，富國廣泛地運用保護主義、工業和金融業的國有制、管制外國投資、疏于執行知識產權法律等政策，但是現在它們卻告誡發展中國家不要采用，因為這些都是“壞”的政策。這種偽善沒有成為過去的歷史。比如，我在本書第七章中指出，富國為了使發展中國家“量入為出”，強迫它們在金融危機時期實現預算盈余，但是每當富國自己經歷金融危機之時，卻總是訴諸“寅吃卯糧”的赤字開支政策。在應對當下的危機時，富國已經采用了我在書中稱為“凱恩斯主義為富國所用、貨幣主義為窮國所用”的原則。它們已經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推行了赤字開支、政府補貼以及對工業和金融業實行國有化等政策。

一些始終在抵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發展中國家應該感到些許安慰，比如中國。不過，這是過于冰冷的安慰，因為發展中國家也將在這場危機中遭受重大損失——可能比富國的損失還要大。

許多開放了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承受了資金突然外流所帶來的苦楚，因為這種外流對它們的貨幣施加了巨大壓力。資金外流隨之會導致國內資本市場信用枯竭，迫使這些國家的企業面臨萎縮，甚至破產倒閉。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蒙受富國進口需求下降所帶來的痛苦，這將會導致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依賴原料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則要承受雙重壓力，一方面是富國對原料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一直使用這些原料生產制成品出口到富國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需求縮減，尤其是中國。

雖然更加貧窮、更加缺乏活力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承受更多壓力，但是危機所提出的挑戰也將考驗中國。盡管中國已經明智地拒絕了全面采用新自由主義，而是循序漸進地融人世界經濟，但是過去30年的發展軌跡已經使中國具備了兩種結構性的特征，它們所產生的後果會使中國在危機中感受更加強烈。

首先，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是基于成功地進入對富國的出口市場。結果，從規模上看，中國非常依賴出口。當然，這並非說中國不應該增加出口。我在本書第三章中論證了，為了賺取外匯購買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先進技術，發展中國家非常需要促進出口。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代價，中國現在就會為依賴出口付出代價。由于出口需求下降，中國應該，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會被迫，將需求轉移到國內來源上，但是要在如此大的規模上實現快速轉移，絕非易事。

其次，在過去30年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一直承受著收入不均等的快速增加。中國已經從一個幾乎完全均等的社會轉變為這樣一種狀況——一些人生活在模仿白宮的建築物中，而另外成千上萬的人卻仍然處于絕對貧困線以下。至今，由于增長的步伐非常快，絕大多數人都有所獲益，因而收入不均等還沒有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也有可能是幾年，經濟增長突然放緩將會考驗人們對收入不均等的容忍度。在危機來臨前，中國的領導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收人不均等問題的嚴重性，並且開始采取措施予以糾正，但是問題能否快速解決，使之在增長減速和崗位減少之時不會引發嚴重的政治沖突，是不確定的。

盡管面臨這些挑戰，對中國的未來我依然保持謹慎的樂觀。這場危機提出了異常嚴峻的挑戰，難以保證中國會在危機中毫發無損。但是我希望，對長期生產率增長的承諾和經濟決策的實用主義思路，這種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成績的有效結合將會使中國以其特有的方式應對危機。我衷心地期許，對于中國在今後探索更好的危機管理和更健全的長期發展戰略方面，《富國的偽善》能有所助益。

張夏準
2008年12月于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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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研創新的瓶頸是什麼

李子暘

01

過去曾經有個提法——“四個現代化”，簡稱“四化”，是新中國建立後不久就提出來的，指的是要在2000年以前建成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

由此可見，建國以來，我國科學技術就很重視。因為這種重視，新中國建立以後，科學技術確實取得了長足發展。很多人只看到中國科技水準和先進發達國家的差距，卻忽略了新中國建立時基本上只是個農業國，現代科學技術非常薄弱。在如此低的基礎上，新中國解決了大量“有無”問題，建成了完整的工業和科技框架，為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時至今日，中國的科學技術水準，整體上已經達到了世界一流水準，很多領域已經處於世界領先水準。

不過，這樣一來，科技領域深層次的、更加困難複雜的問題，也就暴露出來。

最近出版的《硬科技2——從實驗室到市場》探討和分析了目前我國科技發展的深層問題。這些深層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科技創新的瓶頸。能否突破這個瓶頸，直接決定了我國能否成為全面的科技強國。

02

科學技術，人人都知道指的是什麼。不過且慢，如果仔細追問的話，到底什麼是科學技術，大家恐怕就說不清楚了。

以夏天常用的家用空調為例。空調的原理是利用氣體-液體互相轉化之間的溫度變化，把室內的熱空氣變冷，把熱量排放到室外。

氣體-液體互相轉化，可以吸收和釋放熱量。這個科學規律，人們在19世紀時就發現了。但空調機被發明出來，是1902年，發明人是被稱為“空調之父”的美國人威利斯·開利。

圖 “空調之父”威利斯·開利

不過，開利在1902年發明的空調機，是個巨大的機器，只能在實驗室裡供大家繼續研究，到走進千家萬戶還有很遠。1928年，開利才研發出家用空調機。雖然可以家用了，但這時的空調，價格昂貴，一般人根本買不起。

此後，開利創辦的公司反復改進產品，不斷降低成本，讓空調的價格能被廣大民眾接受。空調終於從實驗室走進了千家萬戶。實際上，空調在美國的大規模普及，是在二戰以後了。

回看空調的發展歷程，會發現，從最初的科學理論，到走進千家萬戶的成熟商品，科學研究實際上分為三個階段：（一）科研；（二）轉化；（三）產業化。

科研是科學家發明或發現科學理論。對空調來說，就是氣體-液體互相轉化和改變溫度之間的種種規律。這個過程，在19世紀。

接下來是把紙面上的科學理論變成現實，也就是研發、製造出實驗室樣機。這個樣機往往很笨重、很粗糙、很昂貴。不過，在這個階段，這些都不重要。這個階段重要的是把理論變成現實，讓人們能親眼看到親手摸到前所未有的機器設備。對空調來說，1902年，威利斯·比利做出了實驗室樣機。

接下來就進入產業化階段。在這個階段，核心任務是儘量降低成本、完善設備的各種功能，提高可用性，確保品質等等，總之就是生產出在市場中有競爭力、消費者接受的成熟產品。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產業化階段，可以分為四個層次：能生產出來，能夠量產，能穩定量產，能低成本地穩定量產。

03

科研、轉化、產業化這三個階段加在一起，構成了完整的科學研究。

目前我國的科學研究，這三個環節，那個環節是瓶頸呢？

首先看看基礎科研。建國以來，我國就很重視基礎科研。為此，建立了一大批科研院所，也就是國家投資的各種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另外，為了滿足軍工生產的需要，軍隊系統也有一大批高水準的科研機構。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奮鬥，我國在基礎科研領域，雖然還沒有全面達到世界尖端水準，但已經積累了大量科研成果。

接下來看看產業化。這方面我國可以說在全世界遙遙領先一枝獨秀。我國有全世界唯一的全產業鏈，有大量勤奮的工程師和熟練工人。同樣的商品，我國來生產，成本就會低得多，產量則高得多，會迅速達到“低成本的穩定量產”水準。

也就是說，第一和第三階段，我國都問題不大，甚至優勢明顯。目前我國科研創新的瓶頸，主要就是在第二階段——轉化。

這個轉化指的是，把科學家的理論成果轉化為實際可用的產品。比照空調來說，大致就是威利斯·比利1902年發明空調實驗室樣機前後的三四十年。

威利斯·比利並不是純科學家。空調的原理並不是他發現的。他的貢獻在於把原理變成可用的機器設備。我國目前最緊缺的，就是威利斯·比利這樣的人。因此，轉化就成為科學研究的發展瓶頸。

04

為什麼轉化在我國會成為瓶頸呢？

對科研院所中的科學家來說，他們的求學歷程、科研過程、評價機制、組織架構等多方面，都和市場截然不同。他們做研究時，考慮的主要是科學本身的邏輯，而不是這個理論在市場上有什麼用處。

軍隊的科研機構，這種傾向就更加嚴重。軍工生產，對成本考慮很少，更不考慮普通民眾是否能接受。軍工產品是用來打仗的。消滅敵人、完成任務最重要，至於更便宜一些，更簡易一些，更節能一些等等，很少考慮。

市場端的企業，由於盈利的壓力，時時要追逐利潤，於是，和科學家成了兩個極端。科學家往往不考慮市場因素，企業則分分秒秒事事處處，都要考慮市場因素。結果就是，他們兩者之間，往往雞對鴨講，接不上茬，很難形成上下游合作。

因此，我國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只在完成研究時在鑒定會上和大家見一面，然後就停留在科研院所的保險箱裡、電腦硬碟上。其中很大部分，從此永遠不見天日。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一段時間，國家鼓勵科學家直接“下海”，創辦企業，直接應用自己的科研成果。這種辦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漸漸發現，這不是好的解決辦法。

科學家畢竟是科學家，讓他們直接“下海”，到市場中去“撲騰”，確實有一部分科學家富了起來，有一批成功案例，但是，失敗的案例更多。科學家往往不善於經營企業。即使那些善於經營的，往往也要為此犧牲科學研究，實際上轉型為企業家了。這無疑是科研的損失。

這種做法，不符合科學研究和市場兩方面的規律。

05

那些科學研究先進國家，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國際上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在“轉化”階段成立專門的機構。這些機構，有大量的專門人才。他們一方面瞭解科學家工作的進展和價值，另一方面瞭解企業界的需求，然後，一手托兩家，牽線搭橋，把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企業能接受的產品，接下來，企業就能在這些“轉化”後的成果上繼續產業化，直至形成消費者接受的商品。

這方面的兩個典型例子是德國和以色列的創新體系。

說到德國，大家都知道他們一些老牌企業：賓士、寶馬、大眾、拜耳、蒂森克虜伯等等。其實，德國有一個知名度不那麼高，但實際上作用巨大的機構——弗勞恩霍夫協會。這個“神秘的”協會的工作就是：為市場提供具有成熟度的科研創新服務，使得科技成果能迅速轉化為成熟產品。

你可能不知道，世界上第一台MP3就來自弗勞恩霍夫協會。目前，這家協會擁有專利一萬多項，被稱為“科技搬運工”。類似的組織機構，在德國有一大批。這些“科技搬運工”和德國的科研院所、大小企業共同構成了完善的科研創新體系。

以色列國家雖小，卻擁有一套超級高效的創新體系。這個體系主要分佈在特拉維夫周圍。這裡聚集了大量創業企業、跨國企業的總部。這些企業聚集在一起，除了研發機構以外，還有大量各種類型的“科技搬運工”，在創新研究和產業化之間牽線搭橋。經過他們的牽線搭橋，以色列每年都有四五十家創新企業被歐美大公司收購，科研成果快速轉化為市場中的產品。

這個超級高效的創新體系，是以色列這個小國卻有大量科技創新的原因。

06

實際上，“加快科研成果轉化”的口號，我國也喊了很多年。為了克服瓶頸，我國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嘗試，交了很多學費，但目前，從整體上來說，瓶頸還沒有被克服。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方面的配合、科研人員的考核標準、企業投入研發的資源等等。而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缺乏一大批既懂科學又懂市場的“技術經理人”。事在人為，要想突破轉化瓶頸，就必須有一大批專門的“轉化”專家。

國家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個問題。2021年，包括上海、廣州、深圳等在內的

多地把技術經理人列入“十四五”緊缺人才開發目錄。同年出臺的科技成果轉化領域的49條政策中，有17條將“加強培養技術經理人”列為重點內容。

有志青年可以注意這方面的動向。這方面的人才需求，有很大的缺口，是國家下一步重點關注的領域。這種轉化專家一旦形成獨當一面的能力，就會成為國家急需的高級人才，對國家發展、個人成長，都非常有利。

目前，我國正在和西方國家的“卡脖子”較量中。要想在這場較量中取得主動，實現突圍，科研創新的大發展，是“必須完成的任務”。而要想實現科研創新大發展，就要突破瓶頸，打造完善的科研創新體系。

到那時，我們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勞就會更好地結合起來，為世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和驚喜。



《硬科技2——從實驗室到市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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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為什麼沒啥出名的草原民族？

劉勃

同學問：

請問劉老師，戰國時代草原民族還不夠強大，所以沒有啥出名的嗎？



我們知道，所謂草原民族，不管它的名字叫什麼，匈奴、突厥、蒙古……一定是遊牧民族，因為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北，是沒有農耕的條件。

說到遊牧這種生產方式的起源，這幾十年來，其實學術界的很多認識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很值得講一講。

今天講的內容，主要是來自王明珂先生的《遊牧者的抉擇》，當然關於這個問題，好書還有很多，首先推薦這本。

遊牧民族的誕生

我們要說的第一點，草原上遊牧這種生活方式，出現得很晚，比物資豐饒的大平原上出現農耕生活要晚得多。

人類最原始的生產-生活方式是狩獵採集。到大約8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農耕這種生產方式就已經比較普遍了，但是遊牧生活的出現，大概要晚到在西元前1000至西元前400年之間，也就是不到3000年的時間。

注意，是遊牧，不是泛泛地說畜牧。把野生動物馴化了養起來，這是很早就有的，但遊牧晚。

我們要知道，早期人類活動的基本邏輯，是奔著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去，草原上能夠找到的食物就太少了。那個地方本來是不適合人類的生活的。我生活在大平原上，也打打獵，也采采果子，也種點莊稼，也養點牲口，這個本來是最理想的生活。

西周乃至於春秋，都是一種所謂華夷雜處的局面。農業為主的人群，自居華夏。華夏諸侯國很多，但國和國之間，不是被一條條國境線隔開的。而是一國就這麼一塊地方，國和國之間有大片無主的土地，那些狩獵、畜牧生活為主的人群，活動主要在這裡，這些人就被稱為戎狄。

後來人口增長了，農耕的優勢體現出來，農耕能夠養活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人之後，又會去佔領更多的土地，然後養活更多的人……就像滾雪球一樣，農耕人口越來越多，而且把土地都占掉了。戎狄的生存空間就在不斷被擠壓。我們看歷史書，經常看到戎狄入侵華夏。這是因為華夏有文字，有苦難就會被記下來。戎狄吃了文化落後的虧，很難留下痕跡。

慢慢地，戎狄在大平原上的生存空間就被擠壓得沒有了。像《戰國策》裡也講到的中山國，中山國很了不起，他還是留下了一點自己的歷史，所以我們知道：中山國其實很多地方已經和華夏一樣了。但是因為大家都記得你是戎狄建立的國家，所以滅你的時候特別義正辭嚴。

最後這些戎狄怎麼辦？或者還有，你是華夏，但是華夏當中競爭失敗的群體，怎麼辦？物產豐饒的大平原已經容不下你了，去哪裡？去本來被認為不適合人生活的草原吧。

就這麼著，到了戰國中期，匈奴橫空出世。

所以說，匈奴人到底是什麼民族，你要從血緣上梳理是說不清的。戎狄和華夏本來在血緣上就沒有絕對界限。反正從中原被放逐出去的人，當然也有順著歐亞大草原從西邊過來人，都被裝進了“匈奴”這個筐裡。

不能自給自足的遊牧經濟

前面說了，草原本來是並不適合人類生活的，那麼這些被放逐到草原上的人，是怎麼生活下來呢？

吃奶，包括喝奶和吃各種乳製品。

和很多人想像的不一樣，傳統的遊牧民族的食譜裡，肉並不多。因為牛也好羊也好，殺一隻少一隻，天天吃肉吃不起，吃奶好，今天吃了明天還有。

那麼，一家人要養多少牛羊，才夠呢？

遊牧經濟有它的穩定性，就是兩千年前匈奴人的生活，和幾十年前的草原牧民的生活，可能都沒有特別大的區別，有很多歐美的、俄羅斯的、日本的學者，當然也有中國的，做了大量田野調查，最後得出來的判斷大概是這樣：

一家五口人，需要300~400隻羊才夠維持生活，每隻羊需要20畝草場，為什麼要這麼多？因為羊不能盯著一小塊草皮傻啃，你得讓它不停移動，這邊吃兩口，那邊吃兩口，這才能保護草場。這就麻煩了，300乘20或者400乘20，養活一家人，要6000~8000畝地。

這個和大平原上的農耕區，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草原上能夠養活的人口是很少的。那個寫《過秦論》的賈誼，曾經用輕蔑的口吻說，匈奴人的數量，不過相當於“漢之一大縣”，你們的人加起來，就是我們一個大的縣。這話當然誇張了，但是匈奴人口確實是很少的。

另一方面，遊牧生活所需要的勞動力，卻並不少。

這個也有資料：一個徒步的牧人可以照管150～200隻羊，騎馬的牧人則可以放牧500隻，兩個騎馬牧人協作，就達到了2000隻。

這時你很容易想到，牧人們應該協同放牧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但遊牧者卻沒有這樣做。

這不是他們缺乏協作精神，實際上牧民可有協作精神了。選擇了分散放牧這種效率更低的方式，一種明智的選擇。因為草原上的生活不安全，如果把所有的牛羊都集中在一起，那麼一次瘟疫或者雪災，就有可能毀滅所有的生命，財富一下子就清零了。所以，還是不要把雞蛋放到一隻籃子裡，分散放牧，可以規避風險。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死結：遊牧經濟能養活的人口少，需要的勞動力多，永遠處於緊缺的狀態，永遠不可能有多少剩餘的財富。

這也就意味著，幾乎每個人都得忙於生產自己所需的食物，遊牧民族只靠自身的生產力，供養不起一個龐大的遊牧民統治階級，也養不起幹其他工作的人。

這樣的社會，要說有好處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相對平等，還有女性地位也相對較高，因為很少有男人養得起女人，女人很大程度還是自己謀生，既然她自己謀生，那男的你就給我少點指手畫腳。

但代價則是：這裡不存在明確的分工，不會有專業人士，也就不會有五花八門的發明。甚至於，食鹽、糖、各種紡織品、鐵器、藥品、茶葉、糧食……肉奶皮毛之外的一切東西，幾乎是你能想到什麼，他們就缺少什麼。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爵士，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裡說過一段很殘酷的話，大概意思是，遊牧民族很聰明，在一個本來不適合生存的地方，竟然生存下來了，當然，這也成了一個障礙，因為無法發展成更加複雜，有更多物質、精神創造的社會了。

那要想改善生活有辦法嗎？還是有的，就是去大平原上，找那些從事農業的鄰居搶唄。

遊牧社會的升級

遊牧民是天生的戰士，這個眾所周知。

騎馬射箭是他們的日常，他們過日子，就是在訓練戰爭技能。

還有，在草原上過流動的生活，你必須要保持警覺，因為有沒有風雲突變啊，天上有沒有雕，地上有沒有狼……一個大意，後果非常嚴重。而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就很難保持這樣的警覺。

遊牧民也非常樂於交換資訊，非常樂意共用很多東西。今年你遭災了，你的羊全在暴風雪裡死了，你來找我，我管你的飯；因為在草原上，誰都會保不齊碰到這種事，下回也許就輪到我了。而這種樂於共用的心態，也是個體小農很難有的，對於自耕農來說，說實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允許他自私，吃大鍋飯要壞事的。

這種生活方式下，遊牧民個人是很優秀的戰士，七八個人十幾個人也很容易組成一個優秀的戰鬥團體。那是不是就天然適合把千千萬萬的遊牧民集合起來，變成一個大兵團呢？並不是。

為什麼？就是上面講的，遊牧民的生產方式，天然是適合分散的。就是要搶東西的話，也沒必要大兵團。七八個人搶一個村兒，效率也高，東西也好分。

所以，在中原地區還到處是小聚落的時候，遊牧民族不會建立起自己的遊牧帝國。實際上遊牧民族開始趨向于集權，是對中原王朝走向集權的一個反應。

春秋時代，農耕地帶仍然到處都是小聚落，草原上就不會出現什麼像樣的遊牧政權。

戰國時代，國家數量變少了，出現戰國七雄了，北方草原上就出現了匈奴，出現了東胡。因為你的資源集中了，才值得我集中力量，幹一票大的。

儘管史書當中關於匈奴的記載並不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越到戰國後期，匈奴的勢力越在發展、凝聚，中原諸侯對他們也越來越緊張。證據就是長城，北方的秦國、趙國、燕國，都在修長城防備匈奴。

到了冒頓單于的時代，怎麼就出現匈奴帝國了呢？前因是中原變成大帝國了。

這裡還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們前面講到，歐亞大草原，從中國的東北一直到東歐，最早的遊牧民族應該還是在草原西部先出現的，就是斯基泰人。但是，遊牧大帝國更多是先出現在草原東部。原因就是，東邊有中華帝國這麼一個大帝國，要和這個帝國對抗，遊牧部族就要集結起來。西部面對歐洲，人家本身就很支離破碎，所以就不大會刺激遊牧帝國的誕生。當然，東邊出現的遊牧大帝國，肯定會向西邊走，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至於遊牧帝國對中原王朝會有多麼大的影響，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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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普遍性：君子和而不同，其斯之謂歟？

陳嘉映

不能把普遍性想成一個專名，彷彿有一樣東西，叫作普遍性

***

1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關心普遍性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關心普遍性這個話題，也許是想探究為什麼數學真理普遍有效，也許想知道古今中外有沒有不變的道德原則，也許在關心民主制度是否適用於中國國情。

而今“多樣性”一詞流行，無論在論理上還是在實際上它都包含着一些困惑——無論政治上的多樣性訴求還是價值觀上的多樣性訴求，都是對一統天下觀念的反抗，但另一方面，在多樣的每一樣內部，是否還有多樣性呢？伊於胡底？似乎總要在某個層面上請出普遍性來加以約束。

這些思考都連到普遍性這個概念上。

關於概念的思考，我謂之窮理，意在探究與這個概念相連的各種思考之間的聯繫。不能把普遍性想成一個專名，彷彿有一樣東西，叫作普遍性。那還不如說，普遍性這個詞有若干重意思。但是，既然這些意思都匯集在普遍性名下，那麼這些意思總有個共同點吧？不一定。

例如，維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概念，提示說匯集在一個詞之下的東西不一定有共同點或曰共相。匯集在普遍性名下的各種意思互相聯繫，聯繫的方式不止一種，也許是有共同點，也許是家族相似，也許是別的。

圖片《維特根斯坦》（1993）

2 “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

也許有人會說，普遍主義與相對主義各執一片面，在辯證法裡，普遍性與特殊性既對立又統一。

怎麼個對立統一法？教科書裡說，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我們通過抽象，從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我把這類“哲學命題”稱作“初級概念反思”；我們剛開始在概念層面進行反思的時候傾向於落入這樣的套路。它們并不是“哲學上的結論”，倒是概念思考的起點。

先說“上升”。為什麼是上升而不是平移或下降？上升是個隱喻，這個隱喻已經隱示：普遍性高於特殊性，普遍性是鵠的和歸宿，“從個別開始，好像升梯一級一級逐步上升，直到普遍者”。

再說“寓於”（inhere in）。這大概也是個隱喻。它會不會是說：各個盒子裡除了裝着些不同的什麼，例如堅果、石子，還都裝着某種或某些一樣的東西，例如一隻甲蟲？抽象出普遍性，就是把每個盒子裡的甲蟲都取出來放到一起。

天下烏鴉都是黑的，我們不管烏鴉還有什麼別的屬性，單把黑色抽取出來，黑對烏鴉是普遍的。這個比喻不太好，因為眾多盒子并非共有一個甲蟲，烏鴉卻“共有”同一個黑色，更接近於房間裡的人“共享”同一個燈的燈光。但燈光比喻也不太好，因為燈光在眾人外面。各種意象和比喻浮現出來，各有短長。

黑色之“寓於”烏鴉，與烏鴉性之“寓於”烏鴉，其方式似乎頗有區別。一個明顯的區別是，黑色不僅寓於烏鴉，而且寓於其他很多東西；烏鴉性則專門寓於烏鴉。與之相應，烏鴉是一個類，或曰，天下烏鴉是“一種”東西；黑色的東西卻并不形成一個類，黑色的東西不是“一種”東西。

圖片《本杰明·巴頓奇事》（2008）
的確，關於普遍性或共相的傳統討論區分三種主要的共相：類、性質、關系。且不說關系，我們應當怎樣區分類之為共相和性質之為共相呢？雌與雄是性質上的共相抑或類上的共相？

3 抽象普遍性

從不同事物中抽象出它們的共同點所獲得的普遍性，黑或烏鴉性，黑格爾稱為“抽象普遍性”、“外在普遍性”。

達到抽象普遍性的一個常用辦法，是用普遍性程度很高的詞兒來說話。例如，人家說水熱了，我說量變了；人家說水開了，我說質變了。人家說院子裡有條狗在跑，我說空間中有物體在運動。

學會用這種普遍性程度很高的詞兒說話，就離掌握普遍真理不遠了。人家說，水到攝氏一百度沸騰，我說，量變引起質變。人家說，這衣服漂亮是漂亮就是太貴了，我說，天下的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嘛。人家說，鐵柱和秀蘭離婚了又復婚了，我說，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否定之否定。人家說，股市可能要崩盤，我說，物極必反。

或以為，哲學和論道以這種“抽象的普遍性”為鵠的，於是論道成了極簡易之事，不需三兩步，即來到最一般的概念、最一般的道理。一分為二，物極必反，這些也許是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可惜的是，它們太普遍了，你要等分一角，你要決定何時拋出股票，它們幫不上什麼忙。書面語言裡稱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平常就叫它“廢話”。

“水開了”攜帶着自己的語境，即使在書上讀到，我們也大致知道這話是在哪類場合下說的。“事情都有兩個方面”這樣的“普遍命題”，可以說“在一切語境、環境中為真”，這種“普遍命題”脫離了一切語境，放之四海而皆準，於是放到哪裡都沒什麼意思。（物極必反，人都有一死，甚至“事情都有兩個方面”，放到適當的語境裡當然會有意義，唯當它們作為“普遍命題”，它們才毫無意義。）

說理盤道，理固然不可能只是某一事之理，道必是不同之事相通之道。唯如此，上升便成了方便法門，上升為概念，上升為理性，上升為普遍真理，越上升越輕飄，越上升越空洞。亦唯如此，怎樣始終把事質保持在眼界之中，始終“寓於”特殊性，避免上升到抽象普遍，才是說理盤道要修的真功夫。

4 從相通而不是相同來理解普遍性

書和book是不是同一個意思？女兒問我book是什麼意思，我說：“book的意思是書”。人家說reading a book，我們說讀書，人家說bookshelves，我們說書架；可是人家說book a ticket，我們就不說“書張票”，我們說書房，人家就不叫bookroom。

那我不說書和book是同一個意思，而說書和book的意思有大面積重疊。這裡不擬展開對相關糾結的討論，我在這裡想說的是，這個重疊的部分，這個書和book的意義的同一部分，不是一個獨立的單元，沒有一個現成語詞來指稱它，而這又在於，book的這部分語義，與book語義的其他部分是連在一起的，書的這部分語義，與書的語義的其他部分是連在一起的。

或者更簡單地說，book是個英語詞，它在諸英語語詞的聯繫中有其位置，書是個漢語詞，它在諸漢語語詞的聯繫中有其位置。若說書和book中有什麼同一的東西，對兩者來說普遍的東西，它卻始終分別寓於書和book。用黑格爾式的措辭，“這種同一自身是絕對的中介，而不是一個有中介的東西”。

沒有什麼獨立於這兩種語言的“同一個意思”；在書和book之上，并沒有一個抽象的普遍性，我們也從不先上升到哪裡才會在很多上下文中把book翻譯成“書”。翻譯的能力只在於你既理解你的母語，又理解另一種語言，并不需要第三種語言，代表抽象普遍性的語言，作為過渡的橋梁。

圖片《維特根斯坦》（1993）

不僅如此。翻譯雖然是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但翻譯是有歸宿的。“book的意思是書”，這麼說，漢語已經是理解的歸宿，兩種語言中總已經有一種“試圖使自己而不是另一種成為理解的媒介”。

我們用書來翻譯book，與其說書與book意思相同，不如說兩者意義相通；一般說來，翻譯是交通、相通而不是相同。我甚至願意一般地從相通而不是相同來理解普遍性。

當然，在不同場合，我們有時說通有時說同，同也不總是意謂抽象同一，兩個人有共同語言，并不是說兩個人總說同樣的話，更多倒是說兩個人能在同一個層次上交談，而唯當他們各自有特殊的內容，才能交談，交談才有意思。君子和而不同，其斯之謂歟？

5 典範與本質

為簡明起見，我把關於普遍性的理解分成兩種。

第一種，可套用一個流行的論理詞稱之為“本質主義”。本質主義的本質在於：本質可以脫離範例得到規定和理解，換言之，本質不依具體事例、具體觀察角度和思考角度而改變，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為真”。

環境對本質不具規定作用，唯當涉及本質的應用才需要考慮環境因素。抽象普遍性是一種膚淺的本質主義，機制普遍性是較為深刻的本質主義。本質主義從根本上是物理學式的；在我看來，它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它所欲理解的人類活動。

另一種則從典範來理解普遍，為了對稱，可以稱之為“典範主義”。優秀的品格活在具體的人身上，優越的制度內嵌在特定的歷史—社會之中；具體和特定并不妨礙我們學習這種品格、這種制度，相反，唯具體和特定才使學習成為可能；只不過我們不可把“向典範學習”簡單化為“普遍者的應用”。

圖片《六場危事》（2016）

學習過程不是把這種品格從具體的人身上剝離開來，把這種制度從特定的歷史—社會中剝離開來，然後應用到自己身上，這個學習過程倒是一個可以恰當地用翻譯來描述的過程。我還願順便提到，不僅弟子不必不如師，而且，我們向一個優秀的人學習，多半并不是想要變成這個人，“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

“向典範學習”和“普遍者的應用”這個區別，不僅是對普遍性的智性理解的區別，它更是一種態度上的區別。

我們向典範學習，典範卻不是為了把自己做成典範讓人學習。手握唯一真理的人，難免自視為真理的傳教士，要用自己的行為來為人類立法。

朋友之間，沒誰想把別人變得像自己一樣，也沒誰要把自己變得像別人一樣；沒誰要把自己樹立為別人的典範，同時，每一個都視他人為師，敏而好學，不是要把自己變得與別人相同，是要使自己變得更優秀、更豐富。

原文標題：普遍性：同與通
來源：《說理》（陳嘉映著譯作品集第5卷），商務印書館，2023年

indy

從海德格爾，到京都學派，哲學家為何一再走入鼓吹戰爭的迷途？

徐英瑾

在戰爭陰雲密布的今天，哲學可以做些什麼？

這是一個實踐問題，取決於哲學家的選擇。回顧近百年歷史，大多數哲學家在大義名分之前，還是守住了底線，譴責侵略擴張的戰爭行徑，倡言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友愛與和平。但我們也很遺憾地看到，像海德格爾這樣偉大的哲學家，在政治判斷上卻荒腔走板，陷入與納粹的糾葛。無獨有偶，作為日本現代哲學代表的“京都學派”諸哲人，也在日本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或深或淺地陷入為軍國主義搖旗吶喊的迷途，他們的擁戰言論，在當時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戰後更引發漫長的爭議。

徐英瑾老師的這部《哲學與戰爭：京都學派六哲人思想素描》，對京都學派的核心思想做出詳盡解析，同時批判性地考察其哲學觀點與政治立場之間的複雜關係，力圖用京都學派自己的哲學，去批判京都學派成員在二戰時期的擁戰言行。

這是一部深思歷史的著作，也是一部直面當下的書。正如徐英瑾所說：
“對於日本京都學派戰時政治言行的哲學批判，具有一種超越日本地域的普遍性意義。這就好像給一具因罹患癌症而過世的日本病人的遺體做解剖：作為醫生，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死者的國籍，而是癌症本身。”

以下內容，摘選自“從海德格爾到京都學派”導言

*****

從海德格爾，到京都學派，哲學家為何一再走入鼓吹戰爭的迷途？

1.

1933年5月27日，德國弗萊堡大學的一個大廳裡，在一個月前升任校長的大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向教職員工發表演講，大談師生應當如何在納粹黨主導的新國家體制下進行勞動與軍訓，并運用知識為國家服務。外界很難將他此刻的言行視為其在不可抗的政治壓力下的作秀——因為早在5月10日，他就積極參與了大學圖書館外廣場上的焚書活動，而被焚燒的正是猶太知識分子寫的書籍，連帶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讀物。同時，海德格爾亦開始忠實地在校園裡執行希特勒政權的其他反猶政策，比如禁止他的學術恩師、現象學運動的“掌門人”胡塞爾踏入校園借閱資料——而這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盡管在1934年4月海德格爾就辭去了弗萊堡大學校長的職務，但是此後，他在出席私人聚會時依然喜歡別着納粹胸針，甚至還曾寫信給納粹教育部，建議讓政治上可靠的納粹黨員帶領青年學生參加訓練營。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個階段，海德格爾不斷的政治表忠并沒有讓他獲得“勞役免徵”的待遇（得到這個待遇的知識分子可以不去挖戰壕）。這本是促使他自我反省的契機，但他在戰後依然拒絕為自己在納粹時期的言行道歉——盡管馬爾庫塞、德里達、薩特等哲學家都對此明確表達過不滿。於是，現代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個最大謎團便浮現了出來：為何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的海德格爾竟然是個鐵了心的納粹？而且是一個連“對不起”都不願意說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學習海德格爾哲學是否會帶來某些不可控的政治風險呢？海德格爾哲學真的“有毒”嗎？

現在讓我們看看硬幣的另一面。盡管海德格爾在納粹時期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但幾乎沒有人懷疑法國哲學家薩特對於反法西斯事業的忠誠。他在1940年德國入侵法國後被德軍俘虜，當時他是一名氣象兵，僥幸逃脫之後他依然積極在文化戰線上開展抵抗活動。然而，如果有人將薩特的代表作《存在與虛無》與海德格爾的代表作《存在與時間》做一個對比的話，他會驚訝地發現：兩本書的概念結構實在是太像了！譬如，海德格爾區分了“此在”（也就是人類個體）與“一般存在者”（也就是諸如動物與一般無機物那樣的存在者）：前者能夠對“存在”的意義有所領會，而後者卻不能。無獨有偶，薩特亦區分了“自為的存在”（也就是存在方式可以隨時自由變動的存在者）與“自在的存在”（也就是存在方式與固定本質彼此綁定的存在者），并且認為：人之為人的尊嚴，就在於其是“自為存在”的。從這個角度看，追求自由，便成為海德格爾與薩特兩位哲學家的共通主題。具體而言，“自由”在海德格爾術語體系裡的說法乃是“本真存在”——在這種存在狀態中，此在擺脫了人云亦云的閑談所造成的某種“常人”狀態，而能在面對死亡的生存論覺悟中做出自己的人生決斷；與之對應，在薩特版本的“本真狀態”中，“自為存在”也被期望能擺脫某種來自他人灌輸的“自欺狀態”，由此覺悟到自己擁有他人不可剝奪的無限選擇的自由。

雖然上面的哲學描述非常抽象，但內藏的理論意蘊顯然與極權主義的說教格格不入。當兩位哲學家都要求個體懸置他人的裁斷，并按照本心來規劃人生道路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允許個體去接受戈培爾的洗腦，心甘情願為法西斯的軍事機器的運轉提供思想潤滑油呢？從這個角度看，薩特的哲學與其政治選擇之間的關係是彼此融貫的，而海德格爾的哲學與其實際的政治選擇之間的關係則顯得撲朔迷離。同時，哲學語言的抽象所導致的下述這些在政治上彼此沖突的行為，都能夠被視為海德格爾哲學的實踐：

（1）正因為海德格爾要求我們去懸置“常人”的意見，所以，我們要去懸置“恪守《凡爾賽條約》”這樣的“常人”之音，并要為德國軍備重整做積極準備（如納粹的宣傳機器所鼓吹的那樣）。

（2）正因為海德格爾要求我們去懸置“常人”的意見，所以，我們要去懸置“軍人就要無條件服從上級命令”這樣的“常人”之音，并像施陶芬貝格伯爵那樣秘密準備行刺希特勒。

那麼，到底何種解讀符合海德格爾的本意呢？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意見或許會讓一些讀者感到驚訝：如果我們將自己僅僅限定為哲學學習者而非思想史研究者的話，在這裡我們所要懸置的，恰恰是搞清楚海德格爾本意的沖動。真相毋寧說是這樣的：哲學作品一旦完成，就會產生某種有趣的“異化”現象，因為文本自身的理路會在相當程度上超出作者的主觀掌控範圍。即便哲學家在自己的作品裡添加了“私貨”，這些“私貨”也必然會受到文本邏輯自身的制約，并在文本後續的邏輯演化中慢慢被邊緣化。

按照上面的思路，即使海德格爾在自己的文本裡塞入了對以美國文明為代表的現代科技—資本聯合體的仇恨，并將這種仇恨聚焦於猶太人身上，在邏輯上也推不出應當去支持納粹。毋寧說，納粹主義包含了比單純的排猶主義更多的內容，特別是在世界範圍內對於軍事霸權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又恰恰是以強大的工業為基礎的。因此，納粹德國自己的軍工復合體本身就是另外一個科技—資本聯合體，只是規模要小於其在美國的對應物罷了。從這個角度看，既然海德格爾在其主流哲學文獻中沒有明確支持過納粹，而這種支持又會導致其思想體系內部的不融貫，那麼，從哲學文本的角度看，海德格爾哲學就不是一種納粹哲學。至於海德格爾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現，亦不應當成為我們判斷其哲學走向的主要根據，正如叔本華在私人生活中的刻薄寡恩不足以讓我們去懷疑其哲學文本中表現出的慈悲情懷乃是惺惺作態一樣。

然而，如海德格爾這樣偉大的哲學家，在政治判斷上卻如此荒腔走板，的確讓人痛心，因為這實在太不符合公眾對於人文知識分子的期待了——且不說我們對於人文知識分子“倫理底線”的期待，他們至少應該是有“常識”的吧。但這個期待是合理的嗎？難道真的是“運偉大之思者，必行偉大之迷途”嗎？

無獨有偶，在海德格爾以“熱臉貼冷臀”的精神試圖說服納粹高層接受他本人對於納粹運動的哲學解釋的時候，在地球的另一端，以“京都學派”為主要代表的日本哲學家與日本法西斯政權之間的合作，在層級與規模上都要更進一步。

現在就請讀者在心中設想一個地球儀，然後以河南洛陽為中心，在保持緯度大致不變的情況下向東偏移大約一個時區——這大致就是日本京都的位置（順便說一句，在日本古代，京都也被視為拷貝版的洛京）。下面我們就要離開海德格爾所在的弗萊堡大學，去離我們近得多的京都大學走一遭。

2..

那麼，何謂“京都學派”？

粗略而言，京都學派乃是一個以京都大學為中心、試圖將歐陸哲學的話語結構與佛教精神實質相互結合的哲學流派。其核心人物為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受其教化或影響，立場雖然不一，但都以各自的形式發展甚至批判了西田和田邊的思想，因此可以視為一個邊界模糊的整體。京都學派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它作為日本現代哲學的代表，以其迥異於西方哲學的“絕對無”的思想立場，為世界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原創性的貢獻，也愈來愈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另一方面，京都學派的一些成員的學術旺盛期，正值日本邁向軍國主義的不歸之路，而他們在戰前與二戰期間發表的擁戰言論，在當時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在戰後更引發了漫長的爭議。可以說，如何理解和看待京都學派，不僅是一個思想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如前所述，海德格爾與納粹的接近基本上是其個人行為，并非某種組織引導的產物。與之相較，日本人行為模式中的“組織性因素”更為明顯，京都學派與日本政府的合作往往依托於某種組織作為中介。舉例來說，1933年日本成立了一個叫“昭和研究會”的智庫組織，實為曾三次出任首相的近衛文麿的幕僚團。這個組織大肆鼓吹建立所謂“東亞協同體論”，為日本在亞洲業已展開的侵略活動塗脂抹粉。一向被視為京都學派左翼的三木清也一度被牽涉到相關活動中去。京都學派的首席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則和近衛文麿保持着某種特殊的私人關係（後者曾聽過前者的哲學課），西田本人甚至還給裕仁天皇做過“御前哲學講座”，大談日本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所需扮演的角色，可謂如假包換的“帝王師”。京都學派的二號人物田邊元則利用自創的“種的邏輯”所提供的哲學資源，論證“大東亞共榮圈”的“合理性”，成為戰時極為活躍的一位哲學家。思想更為右傾的高阪正顯、高山岩男、鈴木成高、大島康正等人，以及看似雲淡風輕、大談“虛無主義問題”的西谷啟治，則和日本海軍的米內光政、高木惣吉等軍人交往默契，成為海軍方面在人文學界的鐵杆盟友。在京都學派中唯一一位徹底與法西斯主義割席的哲學家乃是戶阪潤——不過，由於其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他一向被視為京都學派的外圍，甚至是京都學派主流思想家的最嚴厲的同時代批判者。

京都學派主流借以為法西斯主義辯護的核心話術是圍繞着“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這一關鍵詞展開的。所謂“近代的超克”，其核心命意便是通過一種綜合東西方文化精髓的文化—制度創新，克服西方文化機械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弊，由此揭開人類歷史之新篇章。此說乍看之下頗有吸引力，尤其對於東亞知識分子而言。原因有三：

其一，作為世界歷史進程中相對被動的一方，東亞知識分子的處境非常微妙：一邊是西方文化帶來的壓力，一邊又是自身傳統所帶來的慣性，如何左右逢源并兼收其美，可謂挑戰重重。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超克”一詞來試圖綜合東西文化之精髓的提議就會顯得很有誘惑力。同時，由於“超克”的對象乃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特徵，而“超克”的主體則被默認為東亞文化，這也會大大增加論述者的民族自尊心。

其二，西方文化對亞洲的入侵是伴隨着殖民活動而展開的，而殖民活動的倫理合理性一向備受批評。因此，對於一種有別於殖民主義的全球文化傳播方式的探索，也很自然地成為了東亞知識分子的思考對象，而這種探索當然也具有“近代的超克”的意味。

其三，西方文化的傳播路徑還與資本主義的傳播路徑高度重合，因此，資本主義帶來的階級分化與人倫淪喪等問題，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超克”心理的形成。

盡管純粹從學理角度看，“近代的超克”這一理念的提出并非毫無合理性，但在現實歷史中，日本京都學派對於這一理念的宣揚卻起到了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進行學術掩護的惡劣作用。正如日本馬克思主義者廣松涉在《論“近代之超克”》一書中所指出的，參加日本官方在戰時組織的圓桌會議的京都學派學者在批判西方的時候都遺忘了一個基本事實：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擴張模式與西方帝國主義毫無二致，甚至在“吃相”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日本軍國主義的作為根本沒有“超克”西方帝國主義，而毋寧說是拙劣地模仿了西方帝國主義早就玩過的一些套路。但是，在巨大虛榮心支配下的京都學派主流卻在評價歷史材料時犯下了“雙重標準”的錯誤：談西方帝國主義的時候專盯住其形而下的部分，而在談論日本的時候卻只願意談其形而上的部分，似乎這種純粹主觀話術上的挪移就能掩蓋“資本邏輯通吃日、美”這一基本事實。

此外，“近代的超克”論的支持者還忽視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同時，西方帝國主義卻在向更少血腥色彩的掠奪方式轉型——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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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发表于 2024-7-3 09:01
從海德格爾，到京都學派，哲學家為何一再走入鼓吹戰爭的迷途？

徐英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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