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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哲学与诗: 热度 6 鹤梦白云上 2017-5-26 11:34; 哲学与诗这样的大题目有点自不量力的骇人，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雷人无妨，不害人就好。南大的哲学家张一兵曾提出一种所谓“构境论”的思想，然后有人提出反驳，然后张一兵予以回答，这就是这篇学术文章《“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见文末附录）。说句老实话，这篇文章我也没看完，但是读了前面一部分我就（自认）有所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他有所共鸣。哲学术语常常是，乍一看莫名其妙，这是因为哲学家所说的事情常常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范畴，但细细分析，却又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高于生活的东西，同时也是来源于生活，哲学，就象文学，就象诗。就说这个“构境论”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有关“建构情境”的理论。只要我们细细一想何谓建构，何谓情境（或其近义词），我们就大致对此概念有所了解了，如果再联系我们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就更加了然，甚至共鸣了。以诗为例，我们在读一首诗时，我们在做什么？难道只是让一个又一个的字经过我们的眼睛吗？我们的大脑肯定是要起反应的。难道我们的大脑只是对一个又一个的字“孤立”地起反应吗？我们一定是把这些字联系起来的。难道我们只是象串珍珠项链一样把文字“线性”地串联起来吗？我们一定不是这样简单地去理解和赏析，我们有所“建构”，建构什么？建构一种“情境”。这何尝不是一种“构境论”？张一兵的构境论，实际上就象是把现代和后现代的诠释学用于哲学的一种理论。关于怎样理解、鉴赏一首诗的学问也属于诠释学的一种。所谓现代诠释学可以解作“新的诠释学”，以区别于传统，后现代诠释学可以解作“更新的诠释学”。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也是如此。现代某某就是新的某某，后现代的某某就是更新的某某。诠释学本是源自对圣经的诠释，以此发展出一门学问，可以诠释神学，可以诠释文学，当然也可以诠释哲学。张一兵的回到系列《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回到福柯》等，正是对哲学经典的诠释。既然说到诠释，就产生一个问题，你的诠释是否正确？或者说，什么是好的诠释，什么是不好的歪论？这里面有没有标准，如何判定？如果是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如果是数学，可以推理。可是对待诗，对待哲学，你怎么证明你理解的就是对的，就是好的？我们会问，这种理解是否歪曲了杜甫，是否误解了马克思？毕竟，无论诗，还是哲学，都不是轻易就能说透，更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就解诗而言，一般来说有这样一个标准，你所解说的是否是作者的原意？符合作者的原意就好就对，否则就不好不对。可惜这个标准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难以验证，我们无法把死了的作者叫醒，否则作者倒是可以作为裁判。这个标准还有一系列问题：首先作者能不能说清楚自己的原意，即使他自己还能全部记得；作者写作前的胸意和付之文字的作品是否就是完全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他写出来的是否完全就是他要说的，好像应该是这样，但这可真的未必；还有，作者是否就只欢迎读者读出他自己的所谓“原意”，假如一个作者被叫醒来评判，他是更欣赏符合他原意的解读，还是会更欣赏他所意料不到的解读？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另两类诠释标准，一种是基于文本的诠释，一种是基于读者的诠释，以区别于第一种基于作者的诠释。基于文本的诠释，着重分析文本本身，文本自身能提供什么解释，我们就怎么解释，至于这是否就是作者的原意，并不十分重要，如此，我们就可以分析其修辞、其结构、其形式，等等等等，基于文本的诠释，需要对文本进行“细读”。读书，有泛读，有精读，细读是比精读更精细的阅读，去穿透每一个字，去建立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联系。所谓“新批评”就是这一类诠释方法。基于读者的诠释，则立足于读者自身，通俗地说，问这样的问题：读到这首诗，作为一个读者，我，感觉怎样？而我，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所经历的人生，所接受的教育，所读过的书，性格气质禀赋等等等等都有所差异，我，怎么可能和作者作诗时的心境完全匹配起来呢？这就产生所谓“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等诠释理论。对于我们现代人，一般而言，都觉得“客观”是个好词，“主观”不是个好事。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唯心主义是愚昧的反动的。比如，对于文学，很多人隐隐在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感觉：诗，要美，那么何谓美，虽难以说清，但总归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美景，诗，就是要准确、深入、全面的去刻画这种客观存在的美；还有人会这样想，美，除了美景，还有美的文字，一个美的字，一个美的词，如果我们把一个个美丽的文字缀连成一个作品，特别是符合美的形式（格律），那么我们就抓住了美，有人还进一步，说你得有美的思想，好的立意，于是这些美丽的文字，缀连成美丽的形式，赋予那种积极向上的，爱国的，教人向善的，或者鞭挞丑恶的，诸如此类一些“公认为合理以致成为客观真理”的观念，糅合而成。总之，这些美学观的一个核心在于“客观”，唯独缺缺的就是那么一个“主观”和“主体”，你看不出作者个人或者读者个人主体的真正的主观感受。从这种观念出发，人们评屈原，就会定死他精神上“爱国”，文字和想象“瑰丽”，评杜甫，会说他“关心民生疾苦”，佩服他律诗做得好。其实这都是“客观”化的审美观，个人的灵魂缺位。反之，我们的文化积淀中也有“意境”、“境界”、“兴趣”、“神韵”、“风骨”等美学范畴，这些，其实都是指向一种“主观”化的美学价值。不是说文字本身刻画了什么美，而是文字蕴含着作者怎样的主观感受，或者我们读者从中能读出怎样的主观体验，这些都是主体性的，个体性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有些是精神上的，有些是哲理上的。文学，文学的诠释学，其中的主观性是个一个客观存在，不是说我们认为主观好不好就有或没有，主观，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不只文学如此，对哲学的诠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形，如果把马克思叫醒来看看，他会如何作想？他会不会说，这个，还有那个，其实不是我的原意，或者会说，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或者实践家在诠释马克思的时候是否带入了自己的“主观”？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完全符合马克思就一定好，有自己的主观就一定不好。毕竟，没有不来自客观体验的主观伸张。况且，不是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嘛。这里的要点在于，即便是哲学领域，也存在诠释的问题，也存在主观性。但是主观性和主观主义又是不同的，主观主义是一种程度很重的观念，不在讨论之列。中国革命的理论实践，也许用张一兵的术语，实际上对马列的一种“构境”（这是我的说法，不是张的），到底在什么程度上符合马列的本意，都很难说清，正如马列的本意是什么难以说清一样。不只文学、哲学，经济学中的主观也是很多很多的。某著名经济学家，前两年提出我们gdp完全可以保持8%长达二十年，实际上这两年gdp增长，中央政府不断下调目标，往后甚至在目标和实际当中还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因此，二十年8%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运行的实际操控者就是“客观”的，他们提出7％，或者6.5%，乃至6%也都未必是客观的，也还是带有他们自己的主观性。有没有一个最科学的、最客观的、最符合现阶段发展现实的gdp指标呢？也许有，也许没有，有的话，也未必是8％、7%、6.5％，说不定5%更好。每一个人都带有他的立场，他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政府有政府的考虑，领导人有领导人的立场，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心思，这本来很正常，异常的是，很多主观性论断都是被说成“客观的和科学的”，这才是怪事。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管是gdp的制定，还是具体产业政策的制定，都其实是一种“构境”。不能否认其中的现实的和趋势上的要求，但是政策都是人定的，你定，我定，他定，大家未必就是出手一致，只不过，恰好现在是他定。张一兵的回到系列，不管回到马、列、还是海、福，都带有一种新的理念，他对经典的诠释能够不宣称他所说的就是客观的，符合作者原意的，这反而是一种更高层的实事求是。这世界带有太多的独断、各种宣称、种种把个人的意志主张膨胀为教条，强制他人服从，以上帝、天理、人民、或者科学的名义，其实只不过是他自己的那点小九九。读到张一兵的这个构境论，狭义地说，姑且称之为建构情境，其实我是很能共鸣的，因为我曾对若干古典诗词有过种种品鉴和诠释，其本质，就是这样的一种“构境”，大致和作者的原意有些相关，但并不能保证，也有些对文本的细读，还有些作为读者个人的感想，作者、文本、读者三方兼有顾及，但从未宣称这是客观、科学的。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到王维《终南山》、到柳宗元《渔翁》、到韦应物诸诗、到张孝祥《水调歌头·金山观月》，一直如此好奇地“构境”着。哲学，其实并非那样深奥，高于生活不假，但还是来源于生活。张一兵现任南大党委书记。我记得我在南大读书时，那时自然也有一个党委书记H某。有一天，学校来了一位国家领导人L某，L在H等人陪同下步出图书馆时，我恰巧从旁边路过，顿时周围聚集了不少学生。L某又白又胖，不说话，只拱拱手，有些学生激动了，不记得喊了些什么，无非是某某你好之类。不过和H某比起来，学生拿点小激动算不得什么。记得当时H那张脸涨得通红，激动得无以伦比得手足不知所措得嘴角泛起了白沫，也就是说打足了鸡血，权力有时候真的是一种烈性春药。而今，一个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换成了一个学者，不论所谓“构境论”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也不管他长长的专著书单有多少价值，总之，这该是（或者说希望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这该是（或者说希望是）一个进步。 “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比如说，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大多数思考情境中我都无意识地假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则以为自己今天所理解的列宁的哲学逻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的列宁的思想，而只是我立足于自己重构思考空间的基础上，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所建构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主观认知结果。这种认识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并不是由我自己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成为正确的，而是在和其他人的理解相比较的参数中，由人们去判定它是否拥有一种和列宁原来的语境相接近或相似的状态。王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说远一点，当康德给予主体认知设定有限前提时，当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承认个人主体不过是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时，当波普尔将科学真理的标准从证实转换为证伪时，科学认识论是在从牛顿式的绝对客观真理退回到有限的主观认知论，可是，谁的认知更接近客观现实呢？; 924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罗素点评柏格森 —— 反 “理性主义”: gordon 2016-4-24 20:08; 昂利·柏格森（HenriBergson）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影响了威廉·詹姆士和怀特海，而且对法国思想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索莱尔是一个工团主义的热烈倡导者，写过一本叫《关于暴力之我见》（ReflectiononViolence）的书，他利用柏格森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为没有明确目标的革命劳工运动找根据。不过，到最后索莱尔离弃了工团主义，成为君主论者。柏格森哲学的主要影响是保守方面的，这种哲学和那个终于发展到维希政府的运动顺利地取得了协调。但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广泛引起了人们完全与政治无关的兴趣，例如引起了萧伯讷的兴趣，他的《千岁人》（BacktoMethuselah）就是纯粹柏格森主义。丢开政治不谈，我们必须考察的是它的纯哲学一面。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　像柏格森的哲学这样一种反理智哲学的一个恶果是，这种哲学靠着理智的错误和混乱发展壮大。因此，这种哲学便宁可喜欢坏思考而不喜欢好思考，断言一切暂时困难都是不可解决的，而把一切愚蠢的错误都看作显示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 ********************************************************************************* 摘自罗素《西方哲学史》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生物学和生理学，我没有充分资格批评他的各种解释。但是关于数学方面，他在解释中故意采取了传统谬见而不采取近八十年来在数学家中间流行的比较新式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他效法了大多数哲学家的榜样。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微积分学作为一种方法虽然已经十分发达，但是关于它的基础，它是靠许多谬误和大量混乱思想来支持的。黑格尔和他的门徒抓住这些谬误和混乱以为根据，企图证明全部数学是自相矛盾的。由此黑格尔对这些问题的讲法便传入了哲学家的流行思想中，当数学家把哲学家所依赖的一切困难点都排除掉之后很久，黑格尔的讲法在哲学家的流行思想中依然存在。只要哲学家的主要目的是说明靠耐心和详细思考什么知识也得不到，而我们反倒应该以“理性”为名（如果我们是黑格尔主义者），或以“直觉”为名（如果我们是柏格森主义者），去崇拜无知者的偏见——那么数学家为了除掉黑格尔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谬误而做的工作，哲学家就会故意对之保持无知。　　除了我们已经谈的数的问题以外，柏格森接触到数学的主要一点是，他否定他所谓的对世界的“电影式的”描述。在数学中，把变化、甚至把连续变化理解为由一连串的状态构成；反之，柏格森主张任何一连串的状态都不能代表连续的东西，事物在变化当中根本不处于任何状态。他把认为变化是由一连串变化中的状态构成的这种见解称作电影式的见解；他说，这种见解是理智特有的见解，然而根本是有害的。真变化只能由真绵延来解释；真绵延暗含着过去和现在的相互渗透，而不意味着各静止状态所成的一个数学的继起。这就是他所说的非“静的”而是“动的”宇宙观。这个问题很重要，尽管困难我们也不能不管。　　柏格森的立场可以拿芝诺关于箭的议论来说明，在对他的批评方面我们要讲的话由此也可以得到恰当说明。芝诺议论，因为箭在每一瞬间无非是在它所在的地方，所以箭在飞行当中总是静止的。初看来，这个议论可能不像是十分有力的议论。当然，人会这样讲：箭在一个瞬间是在它所在的地方，但在另一个瞬间是在另外的地方，这正是所谓的运动。的确，如果我们一定要假定运动也是不连续的，由运动的连续性便产生某些困难之点。如此得出的这些难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家的老行当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像数学家那样，避开运动也是不连续的这个假定，就不会陷入哲学家的困难。假若一部电影中有无限多张影片，而且因为任何两张影片中间都夹有无限多张影片，所以这部电影中决不存在相邻的影片，这样一部电影会充分代表连续运动。那么，芝诺的议论的说服力到底在哪里呢？　　芝诺属于爱利亚学派，这个学派的目标是要证明所谓变化这种事情是不会有的。对世界应采取的自然看法是：存在着发生变化的物件；例如，存在着一支时而在此、时而在彼的箭。哲学家们把这个看法对分，发展出来两种誖论。爱利亚派的人讲，有物件而没有变化；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讲，有变化而没有物件。爱利亚派的人说有箭，但是没有飞行；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说有飞行，但是没有箭。双方各反驳对方，来进行辩论。“静”派的人讲，说没有箭是多么可笑！“动”派的人讲，说没有飞行是多么可笑！那位站在中间主张也有箭也有飞行的不幸者，被参与辩论的人认成是否定二者；他于是就像圣西巴斯蒂安一样，一侧被箭刺穿，另一侧被箭的飞行刺穿。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发现芝诺的议论的说服力何在。　　芝诺暗中假定了柏格森的变化论的要义。那就是说，他假定当物件在连续变化的过程中时，即便那只是位置的变化，在该物件中也必定有某种内在的变化状态。该物件在每一瞬间必定和它在不变化的情况下有本质的不同。他然后指出，箭在每一瞬间无非是在它所在的地方，正像它静止不动的情况一样。因此他断定，所谓运动状态是不会有的，而他又坚持运动状态是运动所不可少的这种见解，于是他推断不会有运动，箭始终是静止的。　　所以，芝诺的议论虽然没有触及变化的数学解释，初看之下倒像驳斥了一个同柏格森的变化观不无相似的变化观。那么，柏格森怎样来对答芝诺的议论呢？他根本否认箭曾在某个地方，这样来对答。在叙述了芝诺的议论之后，他回答道：“如果我们假定箭能够在它的路径的某一点上，芝诺就说得对。而且，假如那支运动着的箭同某个不动的位置重合过，他也说得对。但是那支箭从来不在它的路径的任何一点上。”对芝诺的这个答复，或者关于阿基里兹与龟①的一个极类似的答复，在他写的三部书中都讲了。柏格森的见解坦白说是誖论的见解；至于它是不是讲得通，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讨论一下他的绵延观。他支持绵延观的唯一理由就是讲变化的数学观“暗含着一个荒谬主张，即运动是由不动性做成的”。但是这种看法表面上的荒谬只是由于他叙述时用的词句形式，只要我们一领会到运动意味着“关系”，这种荒谬就没有了。例如，友谊是由作朋友的人们做成的，并不是由若干个友谊做成的；家系是由人做成的，并不是由一些家系做成的。同样，运动是由运动着的东西做成的，并不是由一些运动做成的。运动表示如下事实：物件在不同时间可以在不同地点，无论时间多么接近，所在地点仍可以不同。所以，柏格森反对运动的数学观的议论，说到底化成为无非一种字眼游戏。; 3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权力的积木3：扩张的动力（转）: gordon 2016-1-2 17:44; 自从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便开始组织起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这一趋势如此普遍的存在于各大文明中，以至给人一种印象：社会向大型化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定居之前的漫长历史（至少占整个智人历史的19/20）中，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处于邓巴数限制之下。社会的大型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群体间结成的政治实体日益扩张和复杂化——从几十人的游团，几百上千人的部落，几万人的酋邦，到数十上百万人的王国——，也表现在生活在同一定居点的单一社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在大约一万年前，文明的黎明时分，文明摇篮新月沃地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据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从大约六千年前开始，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约一千年后，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出现了新巴比伦这样人口过十万的大城市，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哲学家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都市的规模和繁荣背后，是整个帝国的疆域和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和巴格达，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所超越。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考虑到这一扩张趋势普遍存在于各大洲相互孤立的文明中心，它显然不是偶然的；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使得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答案或许是战争。前定居社会同样充斥着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也就是战争），而且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大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游团一级小型血缘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很少有经常性的政治安排能够抑制群体间冲突。这一背景提示了，或许定居化本身就改善了相邻群体间抑制冲突的前景，有关合作博弈的研究表明，博弈双方对持久交往的预期，将增进合作意愿，预期中的交往关系越长久，合作意愿越强，假如双方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交往，或者交往关系将在某个明确时间终结，那么背叛就成为最优选择——尽管与都选择合作相比，这给双方都带来更坏的结果。一项案例研究很好的演示了这一原理，在一战的西线战场，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上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的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以避免形成长久交往预期。可以想象，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社会（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定居者却相对容易做到；这种群体间合作关系，不仅帮助他们抑制相互间的冲突，还可以联合对付外来攻击者，或对其他群体发动攻击；这种关系一旦稳定下来，便在游团之上形成了部落或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实体。不过，这里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因为首先，游动群体的游动程度是不同的，其次，游动路线并不是随机的，这两方面都和群体赖以生存的资源分布状况有关，当若干群体游动程度较小，或漫游路线较固定，或围绕某些关键资源而频繁持久发生关系时，他们之间就或多或少存在稳定的相邻关系，并据此而发展出一些合作性安排。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桑人（!Kung），每当枯水期来临，相邻的十几个游团会聚拢到少数几个尚有水可取的天然水井附近，而平时他们则依靠各自巡游范围内的水源，这样的安排能够和平达成，离不开这些游团相对稳定的漫游范围和相邻关系；类似的情况，在干湿变化剧烈的热带草原畜牧者，和冬季草场高度稀缺的温带游牧者那里，也可看到。然而，和稳定相邻关系比起来，定居农业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其影响要深远的多，那就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在前农业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驱逐或削弱对方，以便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当然还包括掳掠女性，抢劫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没什么东西可抢的，同样，对于被攻击者，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捍卫的。与此相应，那时的主要战斗形式是伏击和偷袭，阵地战也有，但多半是仪式性的，就像集体约架，伤亡很小（这一点常误导早期观察者，让他们误以为前文明社会是相当和平的）；在伏击和偷袭战斗中，形势不利的一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跑，而不会组织阵地对抗；在非定居者的价值观中，逃跑无损于战士声誉，相反，死守或不利条件下坚持进攻，被认为是愚蠢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定居农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农耕者的生计全赖于庄稼、牲畜和存粮，逃跑很可能意味着饿死，所以在面临攻击时，不得不留下来捍卫家园。可是这样一来，攻防双方的地位就变得十分不对称：进攻者可以从容选择进攻时机和攻击对象，形势不利可以随时撤逃，因而风险较小，而一旦得手，收益却极大，而防守者不知袭击何时发生，又不能逃跑，输了失去全部，赢了却也得不到什么，而假如对方来自游动群体，连报复的机会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无疑会激励出大量针对定居者的攻击。想象一下早期农民的处境，身处一个毫无安全感的霍布斯世界，周围还有许多非定居群体，而农业生产模式所必须依赖的存量财产，正为自己引来越来越多的敌人，随着这样的局面日益明朗，如何保卫家园便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和此后的所有定点防卫者一样，农民首先作出的反应是修筑防御工事，并采取紧密聚居模式，形成设防村寨，这样，在面临攻击时，全村男性便可迅速集结，组织抵抗。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最初的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杰里科遗址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挖了壕沟；多见于黎凡特的一种村落结构，比如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门窗狭小也是上古农村住宅的普遍特征，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 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的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就他们无法生存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也越难指望国家力量保护的群体，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所谓宅基），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所以讽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卵翼之下才见得到。然而，修筑防御工事带来了非常高昂的成本，是传统小型群体无力负担的，而且定点防卫所必需的阵地对抗，也对人数提出了很高要求；因为和伏击或偷袭战不同，阵地防御的有效性，常依赖于组织严密的密集阵列；假如阵列深度为四层（这相当于典型希腊步兵方阵的一半），那么，一个150人的小型群体，其全部成年男性也最多只能排成一个宽度不足五米的阵列，即便是防御最小型的村庄，即便该村庄在多个方向上有着天然屏障，这样的规模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一旦就地防卫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需要，超越邓巴数限制而组织更大型社会，就成了定居者攸关生死存亡的迫切任务；而一旦其中一部分群体这么做了，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迫使其他群体也走向大型化，并且越来越大；因为首先，当你周围的其他群体提升了防御能力之后，保持原状的群体就成了攻击者的优选对象。其次，也更要命的是，在一个霍布斯世界里，不存在好人与恶棍之分，每个防御者也是潜在的攻击者，出于防卫需要而建立的新型组织，同样可以用于攻击，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的群体，随时可能沦为听任宰割的羔羊，这样，最终幸存下来并扩张壮大的，是那些成功实现了大型化组织的群体。幸运的是，在最初的定居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找到了有效的组织方法，帮助他们克服了相对于游动者的攻防劣势，否则，定居农业这种生活方式就无法维系下去，也就不会有此后的文明历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富论与金融互联网: gordon 2015-2-17 16:32; 注：原因很简单，交通涨价了，很多事情，自己跑就划不来了。例如转账，或者一些简单活动，还不如叫快递。节省时间了，节省的时间可以干其它了。而且现在约束降低了很多，快速填充机会窗口。 ********************************************************************************** 第二章　论分工的原由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他们生下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两者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在这个年龄，或者此后不久，他们就从事于极不相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能的差异，渐渐可以看得出来，往后逐渐增大，结果，哲学家为虚荣心所驱使，简直不肯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国富论》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国富论》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但在刚开始分工的时候，这种交换力的作用，往往极不灵敏。假设甲持有某种商品，自己消费不了，而乙所持有的这种物品，却不够自己消费。这时，甲当然乐于出卖，乙当然乐于购买甲手中剩余物品的一部分，但若乙手中，并未持有甲目下希求的物品，他们两者间的交易，仍然不能实现。比如，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内，酿酒家和烙面师，固然都愿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份，但这时，假设他们除了各自的制造品外，没有别种可供交易的物品，而屠户现时需要的麦酒和面包，已经得到了供给，那末，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进行交易的可能。屠户不能作酿酒家和烙面师的商人，而酿酒家和烙面师也不能作屠户的顾客。这样，他们就不能互相帮助。然而，自分工确立以来，各时代各社会中，有思虑的人，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见拒绝。　　为这目的而被人们先后想到并用过的物品可有种种。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了，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亦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牛九头，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牛一百头。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然而，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那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金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上适宜的媒介。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0ODYyNjQw/v.swf 下一次纹身，纹一个“米老鼠”; 22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偶然: 热度 8 西楼客 2013-10-15 12:11; 今天偶然发现，历史上居然没有女哲学家，这能说明什么呢？; 518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关于给自己放假（转）: gordon 2013-9-9 12:59;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地是在于审慎，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这种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没有一种动物，也没有一种野蛮人会为了冬天吃粮食而在春天工作，除非是极少数纯属本能的行动方式，例如蜜蜂酿蜜，或者松鼠埋栗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深谋远虑；它只有一种直接行动的冲动。唯有当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受冲动的驱使，而是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说，到了某个未来时期他会因此受益的时候，这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深谋远虑。打猎不需要深谋远虑，因为那是愉快的；但耕种土地是一种劳动，而并不是出于自发的冲动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文明之抑制冲动不仅是通过深谋远虑（那是一种加于自我的抑制），而且还通过法律、习惯与宗教。这种抑制力是它从野蛮时代继承下来的，但是它使这种抑制力具有更少的本能性与更多的组织性。某些行动被认为是犯罪的，要收到惩罚，另外又有些行动虽然不受法律惩罚，但被认为是是邪恶的，并且使犯有这种罪行的人遭受社会的谴责。一方面是把社会的目的强加给个人，而另一方面，个人已经获得了一种习惯把自己的一生视为一个整体，于是越来越多地为着自己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目前。 “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我是指精神的而不是指酗酒的），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会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在思想的领域内，清醒的文明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义语。但是毫不参杂其他事物的科学，是不能使人满意的；人也需要有热情、艺术与宗教。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在希腊哲学家之中，正像在后世哲学家中一样，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科学的，也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宗教的；后者大部分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巴库斯宗教的影响。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且通过他而适用于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zNTQ2MTIw/v.swf; 18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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