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诗

这样的大题目有点自不量力的骇人，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雷人无妨，不害人就好。

南大的哲学家张一兵曾提出一种所谓“构境论”的思想，然后有人提出反驳，然后张一兵予以回答，这就是这篇学术文章《“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见文末附录）。

说句老实话，这篇文章我也没看完，但是读了前面一部分我就（自认）有所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他有所共鸣。

哲学术语常常是，乍一看莫名其妙，这是因为哲学家所说的事情常常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范畴，但细细分析，却又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高于生活的东西，同时也是来源于生活，哲学，就象文学，就象诗。

就说这个“构境论”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有关“建构情境”的理论。只要我们细细一想何谓建构，何谓情境（或其近义词），我们就大致对此概念有所了解了，如果再联系我们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就更加了然，甚至共鸣了。

以诗为例，我们在读一首诗时，我们在做什么？难道只是让一个又一个的字经过我们的眼睛吗？我们的大脑肯定是要起反应的。难道我们的大脑只是对一个又一个的字“孤立”地起反应吗？我们一定是把这些字联系起来的。难道我们只是象串珍珠项链一样把文字“线性”地串联起来吗？我们一定不是这样简单地去理解和赏析，我们有所“建构”，建构什么？建构一种“情境”。这何尝不是一种“构境论”？

张一兵的构境论，实际上就象是把现代和后现代的诠释学用于哲学的一种理论。关于怎样理解、鉴赏一首诗的学问也属于诠释学的一种。所谓现代诠释学可以解作“新的诠释学”，以区别于传统，后现代诠释学可以解作“更新的诠释学”。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也是如此。现代某某就是新的某某，后现代的某某就是更新的某某。诠释学本是源自对圣经的诠释，以此发展出一门学问，可以诠释神学，可以诠释文学，当然也可以诠释哲学。张一兵的回到系列《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回到福柯》等，正是对哲学经典的诠释。

既然说到诠释，就产生一个问题，你的诠释是否正确？或者说，什么是好的诠释，什么是不好的歪论？这里面有没有标准，如何判定？

如果是自然科学，可以做实验。如果是数学，可以推理。可是对待诗，对待哲学，你怎么证明你理解的就是对的，就是好的？我们会问，这种理解是否歪曲了杜甫，是否误解了马克思？毕竟，无论诗，还是哲学，都不是轻易就能说透，更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

就解诗而言，一般来说有这样一个标准，你所解说的是否是作者的原意？符合作者的原意就好就对，否则就不好不对。可惜这个标准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难以验证，我们无法把死了的作者叫醒，否则作者倒是可以作为裁判。这个标准还有一系列问题：首先作者能不能说清楚自己的原意，即使他自己还能全部记得；作者写作前的胸意和付之文字的作品是否就是完全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他写出来的是否完全就是他要说的，好像应该是这样，但这可真的未必；还有，作者是否就只欢迎读者读出他自己的所谓“原意”，假如一个作者被叫醒来评判，他是更欣赏符合他原意的解读，还是会更欣赏他所意料不到的解读？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另两类诠释标准，一种是基于文本的诠释，一种是基于读者的诠释，以区别于第一种基于作者的诠释。

基于文本的诠释，着重分析文本本身，文本自身能提供什么解释，我们就怎么解释，至于这是否就是作者的原意，并不十分重要，如此，我们就可以分析其修辞、其结构、其形式，等等等等，基于文本的诠释，需要对文本进行“细读”。读书，有泛读，有精读，细读是比精读更精细的阅读，去穿透每一个字，去建立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联系。所谓“新批评”就是这一类诠释方法。

基于读者的诠释，则立足于读者自身，通俗地说，问这样的问题：读到这首诗，作为一个读者，我，感觉怎样？而我，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所经历的人生，所接受的教育，所读过的书，性格气质禀赋等等等等都有所差异，我，怎么可能和作者作诗时的心境完全匹配起来呢？这就产生所谓“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等诠释理论。

对于我们现代人，一般而言，都觉得“客观”是个好词，“主观”不是个好事。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唯心主义是愚昧的反动的。比如，对于文学，很多人隐隐在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感觉：诗，要美，那么何谓美，虽难以说清，但总归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美景，诗，就是要准确、深入、全面的去刻画这种客观存在的美；还有人会这样想，美，除了美景，还有美的文字，一个美的字，一个美的词，如果我们把一个个美丽的文字缀连成一个作品，特别是符合美的形式（格律），那么我们就抓住了美，有人还进一步，说你得有美的思想，好的立意，于是这些美丽的文字，缀连成美丽的形式，赋予那种积极向上的，爱国的，教人向善的，或者鞭挞丑恶的，诸如此类一些“公认为合理以致成为客观真理”的观念，糅合而成。总之，这些美学观的一个核心在于“客观”，唯独缺缺的就是那么一个“主观”和“主体”，你看不出作者个人或者读者个人主体的真正的主观感受。从这种观念出发，人们评屈原，就会定死他精神上“爱国”，文字和想象“瑰丽”，评杜甫，会说他“关心民生疾苦”，佩服他律诗做得好。其实这都是“客观”化的审美观，个人的灵魂缺位。

反之，我们的文化积淀中也有“意境”、“境界”、“兴趣”、“神韵”、“风骨”等美学范畴，这些，其实都是指向一种“主观”化的美学价值。不是说文字本身刻画了什么美，而是文字蕴含着作者怎样的主观感受，或者我们读者从中能读出怎样的主观体验，这些都是主体性的，个体性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有些是精神上的，有些是哲理上的。

文学，文学的诠释学，其中的主观性是个一个客观存在，不是说我们认为主观好不好就有或没有，主观，是一直客观存在的。

不只文学如此，对哲学的诠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形，如果把马克思叫醒来看看，他会如何作想？他会不会说，这个，还有那个，其实不是我的原意，或者会说，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或者实践家在诠释马克思的时候是否带入了自己的“主观”？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完全符合马克思就一定好，有自己的主观就一定不好。毕竟，没有不来自客观体验的主观伸张。况且，不是还有一个“中国特色”嘛。这里的要点在于，即便是哲学领域，也存在诠释的问题，也存在主观性。但是主观性和主观主义又是不同的，主观主义是一种程度很重的观念，不在讨论之列。中国革命的理论实践，也许用张一兵的术语，实际上对马列的一种“构境”（这是我的说法，不是张的），到底在什么程度上符合马列的本意，都很难说清，正如马列的本意是什么难以说清一样。

不只文学、哲学，经济学中的主观也是很多很多的。某著名经济学家，前两年提出我们gdp完全可以保持8%长达二十年，实际上这两年gdp增长，中央政府不断下调目标，往后甚至在目标和实际当中还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因此，二十年8%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运行的实际操控者就是“客观”的，他们提出7％，或者6.5%，乃至6%也都未必是客观的，也还是带有他们自己的主观性。有没有一个最科学的、最客观的、最符合现阶段发展现实的gdp指标呢？也许有，也许没有，有的话，也未必是8％、7%、6.5％，说不定5%更好。每一个人都带有他的立场，他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政府有政府的考虑，领导人有领导人的立场，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心思，这本来很正常，异常的是，很多主观性论断都是被说成“客观的和科学的”，这才是怪事。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管是gdp的制定，还是具体产业政策的制定，都其实是一种“构境”。不能否认其中的现实的和趋势上的要求，但是政策都是人定的，你定，我定，他定，大家未必就是出手一致，只不过，恰好现在是他定。

张一兵的回到系列，不管回到马、列、还是海、福，都带有一种新的理念，他对经典的诠释能够不宣称他所说的就是客观的，符合作者原意的，这反而是一种更高层的实事求是。这世界带有太多的独断、各种宣称、种种把个人的意志主张膨胀为教条，强制他人服从，以上帝、天理、人民、或者科学的名义，其实只不过是他自己的那点小九九。

读到张一兵的这个构境论，狭义地说，姑且称之为建构情境，其实我是很能共鸣的，因为我曾对若干古典诗词有过种种品鉴和诠释，其本质，就是这样的一种“构境”，大致和作者的原意有些相关，但并不能保证，也有些对文本的细读，还有些作为读者个人的感想，作者、文本、读者三方兼有顾及，但从未宣称这是客观、科学的。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到王维《终南山》、到柳宗元《渔翁》、到韦应物诸诗、到张孝祥《水调歌头·金山观月》，一直如此好奇地“构境”着。哲学，其实并非那样深奥，高于生活不假，但还是来源于生活。

张一兵现任南大党委书记。我记得我在南大读书时，那时自然也有一个党委书记H某。有一天，学校来了一位国家领导人L某，L在H等人陪同下步出图书馆时，我恰巧从旁边路过，顿时周围聚集了不少学生。L某又白又胖，不说话，只拱拱手，有些学生激动了，不记得喊了些什么，无非是某某你好之类。不过和H某比起来，学生拿点小激动算不得什么。记得当时H那张脸涨得通红，激动得无以伦比得手足不知所措得嘴角泛起了白沫，也就是说打足了鸡血，权力有时候真的是一种烈性春药。而今，一个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换成了一个学者，不论所谓“构境论”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也不管他长长的专著书单有多少价值，总之，这该是（或者说希望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这该是（或者说希望是）一个进步。

“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

比如说，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大多数思考情境中我都无意识地假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则以为自己今天所理解的列宁的哲学逻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的列宁的思想，而只是我立足于自己重构思考空间的基础上，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所建构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主观认知结果。这种认识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并不是由我自己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成为正确的，而是在和其他人的理解相比较的参数中，由人们去判定它是否拥有一种和列宁原来的语境相接近或相似的状态。王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说远一点，当康德给予主体认知设定有限前提时，当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承认个人主体不过是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时，当波普尔将科学真理的标准从证实转换为证伪时，科学认识论是在从牛顿式的绝对客观真理退回到有限的主观认知论，可是，谁的认知更接近客观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