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地是在于审慎[prudence]，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这种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没有一种动物，也没有一种野蛮人会为了冬天吃粮食而在春天工作，除非是极少数纯属本能的行动方式，例如蜜蜂酿蜜，或者松鼠埋栗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深谋远虑；它只有一种直接行动的冲动。唯有当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受冲动[impulse]的驱使，而是因为他的理性[reason]告诉他说，到了某个未来时期他会因此受益的时候，这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深谋远虑。打猎不需要深谋远虑，因为那是愉快的；但耕种土地是一种劳动，而并不是出于自发的冲动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文明之抑制冲动不仅是通过深谋远虑（那是一种加于自我的抑制），而且还通过法律、习惯与宗教。这种抑制力是它从野蛮时代继承下来的，但是它使这种抑制力具有更少的本能性与更多的组织性。某些行动被认为是犯罪的，要收到惩罚，另外又有些行动虽然不受法律惩罚，但被认为是是邪恶的，并且使犯有这种罪行的人遭受社会的谴责。一方面是把社会的目的强加给个人，而另一方面，个人已经获得了一种习惯把自己的一生视为一个整体，于是越来越多地为着自己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目前。

       “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我是指精神的而不是指酗酒的），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会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prudence]对热情[passion]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

        在思想的领域内，清醒的文明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义语。但是毫不参杂其他事物的科学，是不能使人满意的；人也需要有热情、艺术与宗教。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在希腊哲学家之中，正像在后世哲学家中一样，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科学的，也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宗教的；后者大部分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巴库斯[Bacchus]宗教的影响。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且通过他而适用于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