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便开始组织起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这一趋势如此普遍的存在于各大文明中，以至给人一种印象：社会向大型化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定居之前的漫长历史（至少占整个智人历史的19/20）中，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处于邓巴数限制之下。

        社会的大型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群体间结成的政治实体日益扩张和复杂化——从几十人的游团，几百上千人的部落，几万人的酋邦，到数十上百万人的王国——，也表现在生活在同一定居点的单一社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在大约一万年前，文明的黎明时分，文明摇篮新月沃地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据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从大约六千年前开始，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约一千年后，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出现了新巴比伦这样人口过十万的大城市，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哲学家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都市的规模和繁荣背后，是整个帝国的疆域和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和巴格达，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所超越。

        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考虑到这一扩张趋势普遍存在于各大洲相互孤立的文明中心，它显然不是偶然的；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使得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答案或许是战争。

        前定居社会同样充斥着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也就是战争），而且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大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游团一级小型血缘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很少有经常性的政治安排能够抑制群体间冲突。

        这一背景提示了，或许定居化本身就改善了相邻群体间抑制冲突的前景，有关合作博弈的研究表明，博弈双方对持久交往的预期，将增进合作意愿，预期中的交往关系越长久，合作意愿越强，假如双方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交往，或者交往关系将在某个明确时间终结，那么背叛就成为最优选择——尽管与都选择合作相比，这给双方都带来更坏的结果。

       一项案例研究很好的演示了这一原理，在一战的西线战场，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上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的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以避免形成长久交往预期。

        可以想象，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社会（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定居者却相对容易做到；这种群体间合作关系，不仅帮助他们抑制相互间的冲突，还可以联合对付外来攻击者，或对其他群体发动攻击；这种关系一旦稳定下来，便在游团之上形成了部落或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实体。

       不过，这里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因为首先，游动群体的游动程度是不同的，其次，游动路线并不是随机的，这两方面都和群体赖以生存的资源分布状况有关，当若干群体游动程度较小，或漫游路线较固定，或围绕某些关键资源而频繁持久发生关系时，他们之间就或多或少存在稳定的相邻关系，并据此而发展出一些合作性安排。

        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桑人（!Kung），每当枯水期来临，相邻的十几个游团会聚拢到少数几个尚有水可取的天然水井附近，而平时他们则依靠各自巡游范围内的水源，这样的安排能够和平达成，离不开这些游团相对稳定的漫游范围和相邻关系；类似的情况，在干湿变化剧烈的热带草原畜牧者，和冬季草场高度稀缺的温带游牧者那里，也可看到。

        然而，和稳定相邻关系比起来，定居农业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其影响要深远的多，那就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在前农业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驱逐或削弱对方，以便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当然还包括掳掠女性，抢劫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没什么东西可抢的，同样，对于被攻击者，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与此相应，那时的主要战斗形式是伏击和偷袭，阵地战也有，但多半是仪式性的，就像集体约架，伤亡很小（这一点常误导早期观察者，让他们误以为前文明社会是相当和平的）；在伏击和偷袭战斗中，形势不利的一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跑，而不会组织阵地对抗；在非定居者的价值观中，逃跑无损于战士声誉，相反，死守或不利条件下坚持进攻，被认为是愚蠢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定居农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农耕者的生计全赖于庄稼、牲畜和存粮，逃跑很可能意味着饿死，所以在面临攻击时，不得不留下来捍卫家园。

        可是这样一来，攻防双方的地位就变得十分不对称：进攻者可以从容选择进攻时机和攻击对象，形势不利可以随时撤逃，因而风险较小，而一旦得手，收益却极大，而防守者不知袭击何时发生，又不能逃跑，输了失去全部，赢了却也得不到什么，而假如对方来自游动群体，连报复的机会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无疑会激励出大量针对定居者的攻击。

        想象一下早期农民的处境，身处一个毫无安全感的霍布斯世界，周围还有许多非定居群体，而农业生产模式所必须依赖的存量财产，正为自己引来越来越多的敌人，随着这样的局面日益明朗，如何保卫家园便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和此后的所有定点防卫者一样，农民首先作出的反应是修筑防御工事，并采取紧密聚居模式，形成设防村寨，这样，在面临攻击时，全村男性便可迅速集结，组织抵抗。

        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最初的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杰里科遗址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挖了壕沟；多见于黎凡特的一种村落结构，比如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门窗狭小也是上古农村住宅的普遍特征，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

        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 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

        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的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就他们无法生存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也越难指望国家力量保护的群体，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

        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所谓宅基），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所以讽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卵翼之下才见得到。

        然而，修筑防御工事带来了非常高昂的成本，是传统小型群体无力负担的，而且定点防卫所必需的阵地对抗，也对人数提出了很高要求；因为和伏击或偷袭战不同，阵地防御的有效性，常依赖于组织严密的密集阵列；假如阵列深度为四层（这相当于典型希腊步兵方阵的一半），那么，一个150人的小型群体，其全部成年男性也最多只能排成一个宽度不足五米的阵列，即便是防御最小型的村庄，即便该村庄在多个方向上有着天然屏障，这样的规模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一旦就地防卫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需要，超越邓巴数限制而组织更大型社会，就成了定居者攸关生死存亡的迫切任务；而一旦其中一部分群体这么做了，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迫使其他群体也走向大型化，并且越来越大；因为首先，当你周围的其他群体提升了防御能力之后，保持原状的群体就成了攻击者的优选对象。

        其次，也更要命的是，在一个霍布斯世界里，不存在好人与恶棍之分，每个防御者也是潜在的攻击者，出于防卫需要而建立的新型组织，同样可以用于攻击，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的群体，随时可能沦为听任宰割的羔羊，这样，最终幸存下来并扩张壮大的，是那些成功实现了大型化组织的群体。

        幸运的是，在最初的定居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找到了有效的组织方法，帮助他们克服了相对于游动者的攻防劣势，否则，定居农业这种生活方式就无法维系下去，也就不会有此后的文明历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