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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2017-3-25 09:39

　　汪在民初宣布“不做官吏”，赴法从事教育、宣传、印书事业，这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革命”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更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必将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使人人知公理，养成公德心。其次，他对清末以来的汉人官僚政治整体上比较失望，对于革命党人及其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也有所怀疑。他曾经写信给吴稚晖，大意说，我们甘愿做社会的牛马，然而牛马需茁壮才能服役，现在时势所迫，“竟以初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在“人才不足之社会”，这种痛苦是不能幸免的。因此他认为，应将国家政治交于“稳健派”之手，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经济、社会、教育的层面，建设国家，打造新的政治主体，转移社会风气。　　现在我们不太提汪精卫在教育救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很重要。在当时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中，他的位置几乎是和蔡元培一样的，而且当时的筹款活动主要是他在做。　　但在这期间，汪也经历许多困惑和挣扎，当他离开之时，对时局是乐观的，他说，“祖国有无危险”将是他行止的标准，而他当时以为“必无危险”。不想，民初几年，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一方面袁世凯日益专权，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1915年日本驻华大使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对汪和留法诸君有很大刺激。现实政治的危急，使他无法安心从事教育事业，认为“缓不济急”。因此几度回国，并策划“蒙面”、“潜伏”、甚至想要学习“易容术”，暗杀袁世凯。　　对于汪这种焦虑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人曾与他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认定教育救国理想，放弃对政治的迷信。蔡元培曾将汪精卫誉为“今日中国之菲希脱（费希特）”，希望他来北大主持国文教科。但汪没有答应。他对政治始终有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民党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是否因此他才在孙中山逝世后获得了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　　李志毓：他没有被认为是最忠实的接班人，他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放在了党国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的高层权力结构比较空虚，苏联顾问在党内起了比较重要作用，国民党整体上是左倾的，推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社会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整个党内高层比较混乱。　　汪精卫是党国元老，在东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是《民报》的主笔，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多是汪精卫在做，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才能就是演说。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演说很重要，因为演说可以筹款。南洋华侨的“觉醒”很重要，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前，它的主要基础是海外华侨，“改组”之后，它的主力才变成了国内的青年学生。汪在党内有历史、有地位，又积极左倾，获得了苏联顾问的支持，所以他有可能走上最高权力的位置。后来国民党的政治越来越倚靠军事，蒋介石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他原本是国民党内最有名的“左派”，但是后来却完全反了过来，为什么？　　李志毓：汪精卫是依靠了俄国人的力量才得以走上最高领导的地位，鲍罗廷支持汪精卫。汪在当时非常左，他是最积极联共的。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去了法国。但即使不在国内，他仍然是共产国际试图去利用的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他来推行“联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日益反共，并在1927年4月“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有权威的“左派”代理人。当然汪也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1MTYzNzg4/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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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阿忆—— 周培源：这辈子不是我追求的（转）

热度 6 gordon 2016-1-12 06:51

周培源教授的家，在北大燕南园 56 号， 1952 年校院一合并，他从清华调过来，就一直住在这儿，直到 1981 年辞去北大校长才离开。他是一个理工科老师。北大历史上的校长，一般都是文科教授，比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汤用彤，周培源是我记忆中第一个当了北大校长的理科老师。 1978 年，受邓小平委托，组织部任命周培源做北大校长，要他拨乱反正。这工作不好做。 “文革”刚刚结束，人事关系相当复杂，百废待兴，特别难进行，所以在这几年中，周培源特别失望。 1981 年的时候，他就不想干了。正好 1981 年他去考察了一下欧美高校，觉得不错，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回来以后，他写了个报告，有五个方面，周培源觉得非常可取。教育部特别生气，说你总得来说，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教育部还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教育界批判周培源，但是后来一想， “文革”刚结束，又搞批判不大好。在这种情况下，周培源不想再做校长了，于是就从这里搬了出去。周培源是理科教授，但也是社会活动家，他有几次重要发言。 1956 年，毛主席召开座谈会，周培源觉得不应该学苏联，建科学院，把大学老师统统挖去。当时，国内学习苏联模式，大部分大学变成专科学校，综合大学基本拆了，我们北大是硕果仅存的几个综合大学，另外单建科学院，很多重要的研究力量到科学院去，大学只做教学，而研究在科学院系统。周培源觉得这样不好，西方没有科学院，只有大学。大学有两个重任，一个是教学，一个就是科研，不应该把它们拆开。毛主席没有批评他，只是笑谈，说你想挖科学院的墙角。注：这你得对美国的体系有了解，美国的科学院是从大学选的。 ********************************************************************************************** 1964 年，周培源副校长批评中共北大党委书记兼北大校长陆平，说他有三乱，乱说、乱干、还有一个乱什么，把北大搞乱了。那时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除了周培源反对陆平，后来文革造反派聂元梓也反对陆平，她反对陆平的理由跟周培源不一样，她说陆平抹杀阶级界限，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必须把他撤掉。什么叫抹杀阶级界限，就是在我们这个学校，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搞教学。毛主席 1961 年重提阶级斗争，陆平没有跟上这个指示。聂元梓是从这一点上反对陆平校长，跟周培源不一样，周培源只是反对他治理北大的方法。但也算是不谋而合，都反对校长。 1966 年，聂元梓造反，没把周培源打倒。虽然他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2 年前他曾跟聂元梓一起反对过校长。不过，周培源的地位还是很尴尬，他没有重要职位，只是管北大汉中分校的福校长。注：刘居英兄弟曾掌北大哈军工。刘居英出任哈军工院长兼党委书记, 陆平出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 ********************************************************************************************** 1924 年，周培源从清华毕业，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他原本喜欢工科，梦想工业救国，但后来却去了芝加哥大学，学理论物理。留美期间，周培源完成了一个近乎奇迹的数字，他用 3 年半时间，连续拿到了学士、硕士、博士 3 个学位，做到这一点，一般人起码需要 6 年时间。他女儿曾经问他，你为什么能在 3 年半时间连续拿到 3 个学位，答案只有两个字：“ 勤奋 ” 。周培源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理论物理，主要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论， 1991 年的时候，周培源89岁，因为引力论在实验上有了很大突破，他一高兴，心肌梗塞，住院了，二是流体力学，流体力学带有应用色彩，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当年在美国读大学也是读的理论物理，但到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觉得理论物理跟抗战离得太远，他觉得应该一切为抗战服务，所以他增加了一个学术研究方向，就是流体力学，当时他专门开了弹道课，就是子弹打出去以后弹道轨迹是什么，钱三强的太太何泽慧在德国学的就是弹道学，为什么学这个，就是因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她听过周培源的弹道课，由此产生了兴趣。注：这种入门课程很难的，好老师就是不一样。 40 年代末，周培源有一段时间到美国度假，又开始研究流体力学里的湍流理论。通常我们看到空气的流动和水流，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平滑层流，湍流是遇到阻碍物以后高速旋转，形成了一个漩涡，龙卷风和海里的漩涡，都是湍流。在力学当中，湍流是摧毁力最大的一种东西，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它的凝聚力，漩涡总是朝中心凝聚，再一个是高速运作，第三个是在高速凝聚运动中，它会淘汰污浊。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主要就是研究湍流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怎么发展湍流理论为实践服务。在湍流理论的研究者当中，他的贡献特别大，被称为世界上四大力学家之一。周培源跟科学史上的两位巨人，有过直接接触，这挺让中国科学家羡慕的。他见的第一个巨人是海森堡。中国话剧院有一个特别好的话剧，叫《哥本哈根》，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执导的，每年都演。这个话剧一共就 3 个人物，一个是玻尔，一个是玻尔太太，另一个就是海森堡，他是犹太人，海森堡是玻尔的学生，他们都是研究核物理的。波尔夫妇是丹麦物理学家，住在哥本哈根，科学史上有一个谜团， 1941 年 9 月，海森堡坐火车来到玻尔家，一起进了晚餐，之后为了防止屋子里有窃听器，他俩到屋子外面交谈，谈完后，他们的友谊就中断了，海森堡留在纳粹德国，为希特勒发明原子弹，玻尔在丹麦被德国占领后跑到美国，跟费米和奥本海默一起研制原子弹，而且成功了，那么两位科学家 19 41 年的哥本哈根会面谈的到底是什么，是海森堡要探听玻尔的核物理研究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说我动员你，我们都不发明原子弹，现在没人知道。二战结束后，海森堡成了一个助纣为虐一心想为纳粹德国发明原子弹却没能成功的人，但海森堡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正是因为我在，我阻止了纳粹发明原子弹，所以才让玻尔你们在美国鼓捣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话剧的内容，就是 3 个人的亡魂，在讨论 1941 年海森堡来干嘛。这话剧就一幕，一个空间，海森堡在客厅中，向波尔夫妇证实了他当时能发明原子弹，但他的良心拖延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度，所以他自认为他是个科学界的英雄。这是特别棒的一个话剧，我们不是学物理的，但观看其中的物理推导，却全能明白，就通俗到这种程度。 20 年代末，周培源到德国，跟海森堡一起研究量子物理。 1928 年周培源是 26 岁，海森堡 27 岁，但在德国已经做了教授， 30 年代初，玻尔就因为量子物理的研究，得了诺贝尔奖。我听杨振宁先生说，海森堡体育特别好，在周培源去之前，他一直是整个大学的乒乓球冠军，自周培源去了以后，他就只能屈居第二了，因为周培源比他打得还好。注：大师不如大师兄，这个大师兄才27岁，牛逼。 30 年代中，周培源去了美国，清华教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学以后，有一整年的休假，当时面对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会把休假当成学习，所以周培源到美国后，去普利斯顿高等研究所，进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培训班。我们能看到的惟一一张中国人拍的爱因斯坦照片，就是周培源拍的。中国人老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实际不是，爱因斯坦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大学旁边，我去过那个地方，美国大学没有围墙，所以中国人容易把研究所和大学搞混，研究所那些老先生，愿意去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也行，不去教书也行，你就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考虑经费，你的想法和研究，也不用有任何实用价值，没人问你这些事情，只要你想做，就给你拨钱，让你在这儿做研究，爱因斯坦晚年就在这儿度过的。周培源在那儿，跟爱因斯坦接触了大概有五六个月时间，一起研究相对论。所以 60 年代末，陈伯达想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它批成是资产阶级的糟粕，曾找过周培源。周培源说，狭义相对论已经证实了，没法儿批判，广义相对论没有结论，可以探讨，但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批，如果批的话，会闹特别大的国际笑话。陈伯达带了一大帮军宣队的人，来到北大，坐在一间教室里，把周培源请来，说我们要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你说应该怎么批。周培源不同意。会议结束后，周培源回去跟家里人说，就是可以讨论广义相对论，也是科学家的事儿，跟他们这些人没关系，他们哪儿听得懂。我从杨振宁先生那儿得知，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学术研究和精力都不行了，他的语速已经慢到了跟温家宝总理的语速差不多，显然身体状况不行了，他给学习班讲课，有口音，学术思想也混乱，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美国就是这样，只要你有想法，我也不管你状况什么样，就给你拨钱，让你研究。但爱因斯坦晚年没有什么成果。北大原来没有力学专业， 1952 年校院大合并，周培源来到北大，才建了北大的力学专业，就是数学力学系的力学专业。当年，他还领着学生和其他一些年轻老师，建了一个风洞实验室。 “文革”时，周培源被贴大字报， “打倒周白毛” ，从海淀一直贴到西直门。周先生还有心情开玩笑，说我是周白毛，周招待，我们家阴盛阳衰。周先生与太太生有 4 个女儿，他与太太的爱情一度是燕园佳话，以他们夫妻为主角的三角恋爱故事，坊间流传了好几个版本。我们这些后辈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关心最多的不是他的社会活动，也不是他的科学研究，而是他的感情生活。唐师曾师兄写过一篇文章叫《一诺千金》，说周培源跟陈岱孙少年的时候共同看上了一个有文化的妇女，他们击掌相约，谁到美国先拿到博士学位，谁娶这个有文化的主妇。陈岱孙特别老实，在那边吭哧吭哧读了半天，读完博士回国一看，周培源已经略施小计，把这个有文化的女人娶到手了，所以陈岱孙一辈子没有结婚。还有一种传说，说是叶企孙和周培源一起看中了一个女人，就是周培源后来的太太。周太太的择偶标准，首先这人得高大，周培源 1 米 8 ，叶企孙非常矮，其次这人还得潇洒，叶企孙是个大物理学家，但是有点口吃，见了女人特别羞涩，所以周太太后来选择了周培源，叶企孙一辈子没结婚。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许渊冲写过一本书，叫《山阴道上》，其中有篇文章叫《那一代人的爱情》，里面也提到这事，也是说陈岱孙跟周培源在留学的时候，共同看上了一个女人，后来周培源跟那个女人结婚，陈岱孙一辈子没结婚。他们这些记述都有问题。这几位留学全是 20 年代， 1930 年周培源已经回国了，他去他一个同学家，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女孩儿的照片，他以为这个女孩儿是这个同学的太太，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女孩儿是这同学的太太的同学，在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长得非常漂亮，叫王蒂澂，周培源就看上了她，经过介绍，在 1932 年的时候结婚了，清华梅贻琦校长主持婚礼，还闹了个笑话，梅校长一上来就说，今天是我来主持王蒂澂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婚礼，大家一听笑得够呛。所以唐师曾师兄和许渊冲先生说的年代都不对。 30 年代，他们已经都做了清华教授以后，周培源先生才碰到王蒂澂女士。周培源夫妇，男的长得又好看，身材又高大，女的又是美女，所以他们是当年清华一道亮丽的风景。曹禺是清华研究生，他后来跟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你爸在校园里一出现，我们这些学生就后面跟着看，羡慕啊，偶像剧啊。注：其实不好看，大哥。啥审美周培源一共生了 4 个女儿，是一个男人五个女人的家庭。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上小学，要到 12华里以外，周培源怎么办呢，他早年跟爸爸学会了骑马，所以他就买了一匹云南枣红马，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先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他再去到西南联大上课，一三五上课，二四六没课，他送完女儿就去当放马官，喂马。那马叫“华龙” ，学生们特别喜欢，他上课的时候，把马往教室外面一栓，学生们上着课也会往窗外看，看那马，下课都去喂马。太太王蒂澂养了一条狗，叫“华云” ，合起来就是“龙云” ，当时云南省主席就叫“ 龙云” 。周培源曾经跟别人说过，英国女王的马会跳八种舞步，我这马我已经教会它四种舞步。当时金岳霖先生说，如果把我们这些教授放到一个孤岛上，没人管，第一个死的肯定是叶企孙，他没生活能力，第二个死的就是我，我也不怎么样，惟一能活下来的就是周培源先生。周先生两口子一辈子没闹过红脸，没吵过架，周培源到了 50 岁的时候耳朵就不好了，耳背，所以说话声音特别大，他老觉得别人听不见，其实别人听见了，就是他自己听不见。他太太 1989 年瘫痪了，他每天到太太那儿跟她说，咱们已经结婚 60 多年了，你是对我最好的，我一辈子只爱你，全屋的人全能听见。周太太也高寿，比周培源去世晚。周培源先生在 1993 年的时候，有一天起来，向太太问安，聊了一会儿话，说不大舒服，要去躺一会儿，一躺下就再也没起来。他太太特别悲伤，说你说话不算数，你一直跟我说你送我走，现在你什么都没说，就自己先走了。火葬之前，王蒂澂让女儿给周培源兜里揣了个纸条，上面写着：“ 培源，一辈子我是最爱你的人，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1946年，周先生再度去美国，他的女儿周如苹说，如果当年全家留在美国，父亲的学术成就可能更辉煌，但他们压根儿就没想久留。买来新床单，母亲会说，别打开，留着回国用。 1947年春，周先生一家回到祖国。注：他怎么会留在美国呢，他是从德国学的。美国的学术也是刚开始拓荒，中国也是开始拓荒。学术抱负肯定在中国施展。（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美国是学术中心，那时候欧洲是学术中心）周培源先生 27 岁就成为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在那个时代，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比如说，叶企孙先 27岁当大学教授，萨本栋先生是 26岁，陈岱孙先生也是 27岁，原因可能是当年人才稀缺。中国最早的大学是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产生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体制，又是校长治校，校长认为谁学术水平够了，就直接给他发聘书，聘任教授，一年一发，一年的教学完成了觉得不适合，明年就不发聘书了，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的晋升制度。周培源一回来， 27岁就做了清华物理系教授，他开的一门课是相对论，只有 9 个人注册，到学期末的时候，只剩下 1 个人了。叶企孙作为物理系主任，没有立刻说你这教的什么呀，我告诉校长明年就不聘你了。不是，是给他调整了课程，让他教别的，很爱护人才。周培源 1919 年 17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五四运动他闹得也挺厉害，被学校开除了。他有一天随便看报纸，发现清华招插班生。清华是 1928 年才建成大学， 1919年还叫清华学校。清华学校为什么要招插班生，因为当年清华体制是这样的，它有四年中等科，还有四年高等科，这四年中等科和高等科的前两年，相当于我们的六年制中学，高等科的三四年级，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学制很复杂。它是淘汰制，你在这儿读书，考试不及格，我就把你刷掉，那空缺怎么办，临时在各个省会招插班生。周培源正好碰到招五个插班生，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清华，一上来就上了初等科三年级。他智力水平特别高，学习特别好，特别快地升成初等科四年级，最后跳级毕业了。因为学习特别优异，他拿到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去美国去读书。当时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多余部分，专门作为中国学生的留美奖学金，那时候很多人都是拿着庚子赔款去美国读书的。这些人最差的是拿一硕士，基本都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他们只要一回来，基本就直接成了教授。另外要主意，当年那些教授，跟我们现在说的教授不完全一样，如果他是预科教授，相当于现在的讲师，如果他是本科教授，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如果是正教授，才是现在的教授。当时把大学老师都叫教授，所以说聘为教授，也可能是副教授。他们的薪水有很大差别。当年教授非常富裕，像周培源做了教授以后，薪水三四百块大洋。工人一个月如果是 12 块钱大洋，太太不工作，再养 2 个孩子， 12 块钱就够了。而这些教授是三四百块大洋，等于现在月薪三四万，非常富裕。背负民族苦难的十字架，可以说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周先生曾给加州理工大学的威兰德先生写信：“ 我总是感觉，我们这些拿着政府奖学金，亦即人民的钱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在中国有个责任要尽。但是归国尽责，却有着说不出的苦闷。 ” 1954年 9 月，北京高校党委办公室前来调查，周培源说过一段分量颇重的话：“ 科学工作者如何发挥作用问题，至今未很好解决，几年来科学工作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觉得发挥力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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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蔡元培学习心理学

热度 3 gordon 2013-1-5 13:23

众所周知，德国的威廉·冯特是公认的现代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当时莱比锡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简直被看成心理学研究的圣地。冯特开设“心理实验课”，吸引着世界各国许多学生到那里向他学习。据当时的一份历年参加听心理实验课的人数统计表，1904-1914的6年间，学生人数每年从29人递增到46人，而且外国学生的比例很大。在这许多外国学生中，蔡元培是冯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学生。为了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思想，他曾两次去德国留学。第一次是1907年5月至1911年11月，第一年在柏林主要学习德语。从 1908年10月至1911年11月的3年，则在莱比锡大学，先后选修哲学、文学、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等近40门课程。（顺便提一下《蔡元培自述》和《中国教育家评传》第三卷中列举了人类学，查档案资料，未听此课程。）在所选课程中，“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 蔡元培曾在《民族学之进化观》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于研究实验心理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 至于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第二次留德，他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听课，据档案资料听了艺术史和历史等讲座，而没有听心理学的记录。蔡元培 3年里共听过8门心理学课。据德国费路(Rotand Felber)提供资料，所听的心理学课程有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均由冯特 Wundt 讲授）、心理学原理（利普斯Lipps讲授）、儿童心理学与试验教育学（勃朗Brahon讲授）、心理学实验方法（Wirth讲授）、语言心理学、现代德语语法与心理学基础（均由Dittrich讲授）。必须指出的是，他还听了与心理学血肉相联的哲学课程7门，包括冯特讲授的新哲学——从康德至当代，勃朗讲授的叔本华的哲学。还有一点要说明，当时许多外国学生有多遍听课的踊跃现象，从遗留的登记卡得知，蔡元培听了3遍冯特的心理实验课。以上心理学的研习活动，对蔡元培心理学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者的专业基础。尤其是冯特在实验心理学上的开创性工作，影响了蔡元培回国后，也积极在我国创建心理实验室和心理学研究所，在教育领域中推进心理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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