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在民初宣布“不做官吏”，赴法从事教育、宣传、印书事业，这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革命”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 现实政治更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必将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使人人知公理，养成公德心。其次，他对清 末以来的汉人官僚政治整体上比较失望，对于革命党人及其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也有所怀疑。他曾经写信给吴稚晖，大意说，我们甘愿做社会的牛马，然 而牛马需茁壮才能服役，现在时势所迫，“竟以初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在“人才不足之社会”，这种痛苦是不能幸免的。因此他认为，应 将国家政治交于“稳健派”之手，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经济、社会、教育的层面，建设国家，打造新的政治主体，转移社会风气。

　　现在我们不太提汪精卫在教育救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很重要。在当时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中，他的位置几乎是和蔡元培一样的，而且当时的筹款活动主要是他在做。

　 　但在这期间，汪也经历许多困惑和挣扎，当他离开之时，对时局是乐观的，他说，“祖国有无危险”将是他行止的标准，而他当时以为“必无危险”。不想，民初 几年，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一方面袁世凯日益专权，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1915年日本驻华大使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对汪和留法诸君有 很大刺激。现实政治的危急，使他无法安心从事教育事业，认为“缓不济急”。因此几度回国，并策划“蒙面”、“潜伏”、甚至想要学习“易容术”，暗杀袁世 凯。

　　对于汪这种焦虑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人曾与他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认定教育救国理想，放弃对政治的迷信。蔡元培曾将汪精卫誉为“今日中国之菲希脱（费希特）”，希望他来北大主持国文教科。但汪没有答应。他对政治始终有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民党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是否因此他才在孙中山逝世后获得了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

　 　李志毓：他没有被认为是最忠实的接班人，他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放在了党国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的高层权力结构比较空虚， 苏联顾问在党内起了比较重要作用，国民党整体上是左倾的，推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社会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整个党内高层比较混乱。

　 　汪精卫是党国元老，在东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是《民报》的主笔，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多是汪精卫在做，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才能就是演说。 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演说很重要，因为演说可以筹款。南洋华侨的“觉醒”很重要，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 前，它的主要基础是海外华侨，“改组”之后，它的主力才变成了国内的青年学生。汪在党内有历史、有地位，又积极左倾，获得了苏联顾问的支持，所以他有可能 走上最高权力的位置。后来国民党的政治越来越倚靠军事，蒋介石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他原本是国民党内最有名的“左派”，但是后来却完全反了过来，为什么？

　 　李志毓：汪精卫是依靠了俄国人的力量才得以走上最高领导的地位，鲍罗廷支持汪精卫。汪在当时非常左，他是最积极联共的。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之 后，他去了法国。但即使不在国内，他仍然是共产国际试图去利用的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他来推行“联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日益反共，并在1927年4月“清 党”之后，共产国际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有权威的“左派”代理人。当然汪也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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