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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二战日本国运的转折——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是对的: gordon 2017-2-28 13:19;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是对的，只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已。或者说，没有清晰的提出逻辑线索。 ***********************************************************************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国民政府因为山东问题，对日本政府不满。反正是，中日两国政府又摩擦吧，都是资产阶级政府。即使抛开资产阶级这个意识形态词汇，都是遵守国际条约的政府越打仗，制造的流民越多。最后对双方的政府都构成了威胁，日本的“下克上” 跟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农民起义” 极为相似，更准确的说，是 “流民起义” *********************************************************************** 所以，中国的教科书，得出了一个很诡异的正确的判断; 3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论日军的跳跃作战: gordon 2017-1-11 05:38; 论日军的跳跃作战①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敌军侵略，在策略上自汪精卫出走后，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但整个战线上的活动，已没有从前的积极，也没有像最初发动侵略时期如京沪会战时候那样大规模的作战，所以在最近时期内某些战线比较沉寂。然而，军事进攻虽沉寂，而政治进攻却加紧了。日本军阀得到汪精卫供给许多中国真实情报之后，正利用党与党之间的间隙，中央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地方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实行政治的进攻，实行各种破坏工作，使全国政治上起离心作用，并使之严重化，以便利他的继续侵略，灭亡中国。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日本军阀的战略方针有没有新的改变？从战略原则上一般说来，他们进攻目标有二：（1）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其主力；（2）中心城市。过去日军曾集中力量，向一个中心城市进攻，像上海、南京、武汉，企图夺取政治经济中心，求得胜利，屈服中国。其次，是以我军队主力所在地为目标，尽可能的作迂回歼灭战，企图消灭我们有生力量。根据过去的作战事实，日军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战略方针，现在看来已经是失败了的，然而敌军采择这一方针，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这种前例。比如楚汉相争，先入关者王。当时据日寇的估计，以为南京是全国首都，若南京陷落，便可使我们屈服。其次论到乡村与城市关系。照欧美社会情形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人口集中地，乡村只能依附城市的。日寇用这种眼光来观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因此敌人以城市作目标，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们可错了。第一，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同于旧时的封建时代，以为夺取了京城，迫走了皇帝，就能统治天下。现在，中国是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进步时期，而且有进步的政党，推动着时局。第二，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否与欧美一样呢？不是的。在欧美如法国有人说：一个巴黎等于半个法国。但中国情形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地大物博，物资人口均散布在乡村，日军虽然占领了城市，反因我们力量分散在乡村，可以把城市包围在广大的乡村之中，使敌人孤立起来。由于敌人失败的教训，使日军明白，徒然用全力进攻城市，已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于是不能不转移目标，寻找我军主力，企图与我主力决战。在作战上采用迂回包围歼灭我们。但是这一着也没有成功。如武汉会战，日军使用在江南的兵力，只有八九个师团，而中国却有七十余个师与之抗战。在这样广大的地区进行运动战，敌军以这样少的兵力，是无法来歼灭我们的，因为他既要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正面，敌所能抽出兵力与我们作竞翼运动来包围我军的兵力就愈感不够了。欧战时候，德法都运用包围敌人的竞翼运动，一直延伸到海边，假使日军也和我军作延翼的竞赛的话，那他的薄弱且暴露的翼侧，将受到我们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军作战并非不知道迂回包围的利益，只是他兵力寡少，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战果而已。今天我们主力已隐蔽在蜿蜒的山岳地带待机突击，我们只以一部分兵力深入到日军后方，一部分在最前线与敌作运动战，因此敌军已找不到我军主力的所在。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敌军目前的作战方针，中心城市既不作为目标，军队主力也找不到，这样就使敌人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这是敌人第一个困难。第二，日军兵力不够，从沿海到内地，从西北到西南，这样宽大的地面都成广泛的战场。兵力过于分散，其后方又有我游击队活动，也牵制敌人不少的兵力，因此，敌军便不能集结主力继续作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所谓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就是说，假使敌军主力用在华北，那同时就要在华中、华南配置兵力进行助攻，这是敌人的兵力有限，不能办到的。因此，现在日军最多只能在战役上组织一个突击力量，一个突击方向。例如进攻南昌时，则其他方面就沉静下来，进攻襄樊时，其他方面差不多没有动作，不能配合。然而有一个严重事实，对于作战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我国许多交通线，无论铁路、公路、水路，大都被敌人占领了。这一事实，给敌人以一种便利，敌人可以自由转用兵力，进行伺机的突击。这就是说，敌人在军事上，虽然有两种困难，却有一种便利。在敌国内，自武汉会战后，总的说有三种意见：第一，不停止的进攻，求得彻底的解决；第二，以军事为掩护，积极地掠夺占领地区的富源；第三，继续沿交通线进攻，占领残余交通线。这第三种意见便是代表板垣、荒木的军事意见，也是敌人在两种困难一重便利条件下所产生的战略上的变化。这种新的攻击作风，我们叫它做“跳跃作战”。像南昌的攻陷与襄樊的突击，都是这一新战略的实施。从敌人进攻到现在，已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只是“投机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以“战役行动代替了战略行动”的投机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充满了战略上没落的成分。敌人采取这个“跳跃的作战”的战略，有两个好处：第一，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沿江沿海这样广延的战线，我不可能处处设防，像法兰西沿着他的国境构筑一道完整的国防线一样，这在我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因为在军事配备上，容易暴露空隙与弱点，敌人也很容易找出我们的空隙与弱点，以迅速的攻击，取得便宜的胜利。在今天，敌人也需要这样便宜的胜利来掩饰国际上的视听，来刺激被长期的战争拖得力竭声嘶的敌国民众。第二，他保存着交通线的便利，可以迅速地调动兵力，无有定向的向全面中某一点作跳跃进攻。造成疲劳我全线兵力的效果。此外，敌人的全面跳跃作战，还可以用少数兵力进攻我多数兵力。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数字计算做个比方。我在华北布置二十个师，华中、华南各二十个师。敌若以二十个师来犯华中时，我华北、华南两地军队，因交通限制无法应援，仅华中二十个师单独对抗。将来敌转移兵力向华北或华南时亦然，这就是说，我六十个师的兵力只能当作二十个师用。而敌之二十个师则可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调动，自由进犯我华北、华中、华南。这就是说敌二十个师可能当作六十个师用。敌人所采取的新的作战形式，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第一，我们首先要认识敌人这一新战略，是在他失败之后，失掉了战略方向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将它的价值估计得太高。第二、在战略上没有方向的跳跃进攻，虽然像沉在海水里的潜水艇，不易发现他进攻的动向，但他的跳跃作战是有一个依存条件的，那就是交通工具；任他怎样无定的跳跃，他总离不开交通路线。像进攻南昌是依凭南昌铁路、南万公路与修水航线；像进攻襄樊是利用钟京公路、汉宜公路以及随枣公路等线。既然敌人的跳跃作战依存于交通线，则主要的判断与兵力的配备我们还是有依凭的。第三，我们不要被动地跟着敌人跳跃，要在每一个作战地区，配备着能够独立抵御敌人跳跃进攻的兵力。已故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说得好：“英雄跳，我们笑！”我们要以“静”的“笑”来制服敌人“动”的“跳”。就是说，当敌人在他依存的交通条件下，发动了某一点的“跳跃进攻”时，我们要在敌所利用的交通线的两边集中兵力，静待敌“动”时予敌以迎头痛击。这是乓家所说“以静制动”的实施。第四，利用敌人兵力不够，在作战上只能发动一点进攻的缺点，我运用大部队或小部队，经常以运动战的形式出击敌军，扰乱与杀伤敌部队兵力，这叫做“以动制静”。第五，加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努力达到“破坏重于作战”（这是我们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的任务，粉碎敌人“跳跃作战”的依存条件——交通路线，逼迫敌人改换装备。他为了适应山地战放弃现代化的装备时，则跳跃作战将失去效用。; 1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欧洲的 “种族主义” 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gordon 2016-11-8 02:38; 因为德国在一、二战是战败国，后来是中国的盟国，给予中国抗日战争一定的援助。所以对德国威廉二世种族主义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中国社会关注的较少。义和团事件中的德国；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交好，就是因为欧洲主义的结果。（德国的咄咄逼人，使得中国和日本同时不寒而栗）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崛起。注：中国社会以后的偏激，开除球籍，都与此有关。直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影响。俾斯麦时期，和中国的关系还不错。这就是留日的原因 ******************************************************************************* 统治欲望的本身，而非其附带产生的任何利益，是引起战争的真实而有效的动机。例如英国学童直认其恫吓较小的孩童，德国官吏向平民矜夸，居于热带国家的白人强使其‘属下’（ inferiors ）对他们表示特别的尊敬和服从，这一切，都是统治欲的表现。无疑地，一般的英国人或法国人都有这种欲望；而且常因为他是一个‘强国’的国民，不是一个荷兰人，瑞士人或西班牙人，而引以自满。大战以前，许多德国人真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将全欧洲置于其铁蹄之下，使欧洲人听到德国外交后盾的枪剑声而颤栗。虽然近代国家的作战并不以发现谁是‘优秀民族’（ the better men ）为公开的目标，但在他们的角逐中，确含有这种因素在内。而且，统治欲的冲动，会使各国特别不愿意放松他们曾经‘占有’过的任何领土。向来臣属于他们束缚下的人民，如果得逃出羁绊，他们以为是一种‘屈服’或羞辱。爱尔兰、埃及、印度、西班牙统治时代的菲律宾，大战前土耳其臣属下的民族，战前的阿尔萨斯、罗伦以及芬兰、波兰等的事实，已足为这种心理的明证。统治者为保持其统治地起见，常常提出许多理由，如：他们对于文化的义务，白人的负担，及国防上的需要等等。这些理由，常常有自诚意中提出来，有时也很合理，但是除此而外，在其背后的，还是欲继续其统治的意志。与此相冲突的是被统治者要求解放的意志。这都是为自由战争，为光复故土战争 (irredentist war) ，为民族解放战争的种子。此种爆发力和经济学的关系甚小，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并不因此失去其真实。如果忽视了这一层而专门从经济方面解释战争的原因，那是抹杀了明显的真相。我们所要在本书内详细研究的求利欲，并不是煽起国际战争的唯一动力。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他的限制。; 22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社会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热度 2 gordon 2016-10-5 09:36; 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毒性，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 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江西剿匪时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拿来训练士兵。 ******************************************************************* 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为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中央军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部分地方军仍用传统方式，如台儿庄之战，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注：黄埔学习苏联，个人觉得还是很先进的。当然欧洲已经开始用飞机、坦克了从步兵来说，个人认为苏联比德国还先进。德国二战已经开始用坦克了二战德国步兵，不如一战; 2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汉承秦制，早熟的文明 —— 从生态策略视角解释中国历史进程的特征 ... ... ... ... ...: 热度 1 gordon 2016-5-20 13:17; 作为历史爱好者，一直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生活的社会是这样而非（西欧）那样？传统上中国相比于西欧的高生育率，希望能够由生育率问题出发，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特征，提出一种简单且一致的解释。错谬之处，敬请指正。首先说明，这里要提出的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环境（地理地缘）决定论”。日本学者梅棹忠夫（1957，文明的生态史观）论述过生态环境对世界各文明的影响。中外学者（章典，2004／刘嘉麒，Gerald Haug，2007／张平忠，Kathleen Johnson，2008）也论证过季风气候对战乱与王朝更替的影响。本文只作为补充，说明气候变化影响中国文明进展的微观方式，以期在微观的个人选择和宏观的文明特征之间建立联系。孤陋寡闻之处难免，如果重复了前人论述，敬请指出。中国文明在生育率，人地比，人口总数上，都明显高于西方。来看一下两种文明下有关生育问题的文化差异：中国一夫多妻制，相对早婚早育，女性充分婚姻。西欧一夫一妻制，相对晚婚晚育，部分女性终生未婚。如果我们站在族群的角度看，这种差异，可以使前者快速扩大人口数量，而后者人口增速相对较低。这种差异意义何在呢？联想到生态学中的 r／k 对策与选择，会发现中西生育文化与历史进程，与之存在一种相似性。先来看一下这种相似性：关于生态学中物种适应资源环境的不同策略，万能的百度是这样说的：生态对策，又称“生活史对策，指各种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针对不同环境的各种特有的对策。又分为： r对策出生率高，寿命短，个体小，一般缺乏保护后代的机制，竞争力弱，但一般具有很强的扩散能力。 k对策采用发育慢、高竞争力、生殖开始迟，体型大、数量稳定和寿命长的策略。而相应的自然选择过程是： r选择在严酷的不稳定环境中生活的生物，通过自然选择，向着增大繁殖力、母体不哺育后代的方向发展，称为r选择。 k选择在相对稳定环境中生活的生物，通过自然选择，向着降低繁殖力和母体哺育后代的方向发展，称为k选择。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相似性呢？下面尝试借用生态学的角度，来简化理解人类与环境互相适应这一过程。从生理层面来说，人类是典型的k型策略者，这一点从大型灵长类祖先时代开始，应该就没有例外。而人类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类个体间的信息交换，突破了生理能力的局限，利用语言文字等手段，创造了复杂性远超动物群体的各种社会形态。简言之，就是人类有“文化”。由此，当人类散布世界各地，面对不同且变化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时，有能力在文化层面上做出策略调整，以弥补生理层面策略的局限。仿照生态策略的区分，从生育角度，界定两种文化： K型（优先强化个体竞争力）：一夫一妻制，晚婚，部分女性不婚，长子继承制，适应稳定资源环境。 R型（优先扩大人口数量）：一夫多妻制，早婚，女性充分婚育，均分继承制，适应波动资源环境。这里把继承制作为生育策略的一部分，是考虑到均分继承制分散利用资源，有利于最快速扩大后代总数，而长子继承制集中资源，有利于强化少数后代的竞争力。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因，和其他生物一样，是对竞争优势的追求。但是人类是有社会组织的，彼此竞争不是简单地倚多为胜，技术／组织等因素也可在竞争中造成优势。任何族群，都不会纯粹扩张人口，或纯粹强化个体竞争力，总是要持有一个策略组合。资源在人口扩张和强化个体竞争力之间分配的优先目标，就区分了R型和K型两种文化倾向。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依赖于基本的生存资料而发展。我们聚焦到铁器农业时代，把资源简化为粮食（草原上的牲畜是同时期等价物，也简化归并）。中国所处的东亚季风区气候相对不稳，在经常性不规则的小幅变化外，还存在着间隔数百年的气温与降雨量的快速变化，在气温与降雨量下降周期中，其变化的幅度与速度足以造成粮食的持续大范围减产。而气候变化，粮食减产与战乱的关系，也已有论述。（竺可桢，1972，“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葛全胜等，2002，综述“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刘嘉麒，Gerald Haug，广东湛江湖光岩，玛珥湖构造沉积物相关研究／张平忠，Kathleen Johnson，2008，甘肃武都万象洞，石笋相关研究／章典，2004，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而中国文明的R型文化特征，可以解释为对这种灾难性粮食减产频发的适应。那么R型文化是如何适应这种波动性资源环境呢？粮食持续大范围减产的后果，是造成大量的冗余人口，引发无政府混乱与流民战争，这是中国古代动乱时期的特征。在这种“玉石俱焚”式的混乱状态下，在同一时代的技术水平上拥有较强的个人竞争力（资源／技术等），对于个体乃至族群的生存帮助不大。小到家庭，大到族群，如果有较强的R型文化，那么它的人口基数会比较大，加以适当的动员，生存的机会将明显增加。（现代人对前现代动乱无法直观体会，可以参考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现代版，网上那份“南斯拉夫平民内战城市生存报告”）反过来，灾难性粮食危机频发，会对中国地区生活的族群反复进行R选择式筛选，迅速扩张人口的R型文化就会成为中国文明下的普遍选择。但是R型文化迅速扩张人口的倾向，以及与这种倾向相一致的土地利用方式（尽可能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尽可能精耕细作以提高耕地单产等），又会导致粮食生产的脆弱性，强化下一波粮食危机。最后，但也最糟的是，前现代的农业进步，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危机。农业进步与R型文化结合，导致可利用耕地增加，单位耕地上产量上升，将把人口水平提得更高。而在粮食持续大范围减产期间，这将导致更加彻底的无政府混乱与更大规模的流民战争。从上面的讨论推论，R型文化与粮食危机互相强化，基本上锁死了中国文明进入铁器农业时代以来直至绿色革命，其间两千多年的道路。其表现就是波浪式的人口增长与渐次加深的粮食危机。那么这条道路又是如何塑造了中国文明的特征呢？一。R型文化与粮食危机互相强化，对所有权形成压制。 1）在王朝前中期，人口日渐恢复然后趋稳。由于R型文化的人口扩张倾向，使耕地上承载的人口密度迅速增高，加之气候不稳所导致局部性间歇性粮食危机，族群内部与族群之间，都处于冲突边缘的高张力状态。维持自身秩序与应对战争威胁，使得压制所有权与个人自由，持续高效地动员人力物力成为理性选择。加之上一王朝末年动乱所留下的暴力性制度遗产，社会遂陷入专制状态不能自拔。 2）在王朝末期，粮食持续大范围减产，大量的冗余人口出现，引发无政府混乱与流民战争。从而更猛烈地扫荡所有权，破坏文明积累。二。R型文化与粮食危机互相强化，促成了社会制度在两方面的极端化。 1）在一浪高过一浪粮食危机冲击下，动员组织能力与所有权的“tradeoff”持续尖锐，社会形态日趋于强控制弱分工，非专制因素的生存余地渐趋于无。 2）这一趋势体现在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上：从封建时代进入大一统时代，从贵族时代进入官僚时代，细节可以举出很多，所谓“编户齐民”，所谓“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等等。 3）上一世纪的革命，可以作为社会强控制弱分工趋势的极端。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工业进步带来的通信运输改进，也使得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危机水平与动员能力的双高，使得历史上就被一贯压制的所有权与个人自由在这次革命中几乎被完全消灭，这就是今日所谓“strong state”的由来。 4）迟至上世纪80年代，绿色革命才使中国传统上的粮食危机得以解决，强控制有了放松的余地。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分工增强，加之“后发优势”，中国的人均产出才开始超越古代历史顶点，也就是南宋的水平。这是一个粗陋的框架，没有能力解释诸般历史细节，仅供参考，但愿能于人有所启发。结束正题之后，在一些相关问题上发挥几句，只供一笑。 1）“西方兴起”的各家解释道格拉斯诺斯“西方的兴起”一书，从所有权的确立来探讨，是最本质性的思路。如果本文中的假设成立，也只是诺斯解释的一个注脚：“ 所有权何以在中国不能确立 ”。作为另一极端，尼尔弗格森的“文明”则是最缺乏原创思考的大杂烩。其拼凑的六条法则可以裁剪到修正后的第一条， “适度的竞争”即可，既足够也更深刻。 2）马尔萨斯陷阱和黑死病某些西方学者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兴起时，念念不忘黑死病使西欧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退出，仿佛黑死病成了上帝的礼物。我觉得这更多身在其中的偏见，这件事没有什么事实上的重要性。马尔萨斯模型描述人类社会是不完备的。人类社会与生物种群不同，有组织与技术能力的竞争，这是马尔萨斯模型不能覆盖的。把大分流之前的前现代社会都简单地归类于马尔萨斯型社会，模糊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区分。由于人类之间竞争的存在，无论东西方的发达农业文明，都有提高组织与技术能力的必要，不会用尽资源于扩张人口。分别在于，中国条件下，社会处于一种永久性的“紧急动员”状况下，动员能力被反复强化，所有权被持续抑制，整个社会日趋“散沙”化，始终不能远离马尔萨斯陷阱。而西方条件下，社会长期安定，动员能力和所有权没有尖锐的“tradeoff”问题，可以互为刺激，交替渐进。这造成了分工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从而向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渐进。不同环境下人类之间竞争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历史在不同方向上演进。黑死病是一个偶然的扰动，没有它，也不妨碍西欧进入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 3）大分流大分流只是长期分流后，效果累积的表面化。大分流的分水岭，在铁器农业时代之初已经确定。现代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发生，以良好的地理地缘条件为前提。具体来说，就是农业的发达稳定，以及有助于贸易繁荣的资源条件（运输条件，生产性资源与货币资源），加上要与无政府混乱及流民战争的策源地相对隔离。西欧，英国，乃至美国的发展，有赖于此二者。中国的失败，可以参考“西方的兴起”中法国与西班牙的相对失败。法国作为“欧洲的中国”，自身农业发达，贸易条件不错，但是居于四战之地，地缘不佳。在英国逐步确立宪法的时代，法国兴起的却是专制。西班牙自身条件差，靠美洲的横财四方争雄，力竭而衰。但是条件好坏是相对的，还是比中国强。与西欧相比，中国地区农业区粮食生产不差但致命地不稳定，水运条件差而货币金属紧缺，大草原更加不稳定且极具前现代攻击力，地缘太糟。回到梅棹忠夫的文明区域划分，日本条件不差，富于资源而稳定，但是体量小又与季风大陆这艘大贼船为邻，贸易不彰，陷入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也是应有之义。梅棹忠夫要自比日本为英国，宣称不要外来刺激也会自发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厢情愿的自尊自大。即使英国，缺少外部贸易刺激，恐怕也会进入幕府日本一般稳定却少生气的僵硬状态。 4）大一统和超稳态封建的自然趋势不是统一。在前现代条件下，社会的自然趋势就是分裂。直至今日，发达的欧盟也尚未巩固统一。美国是统一的大国，但是考虑到联邦制度和参与式民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各州乃至无数个市镇的联合体，国如其名“united states”，远非大一统。大一统只是对灾难性环境的被动适应。在中国，帝国建立少不了危机驱动的阴影，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葵丘会盟中关于粮食问题的“无曲防，无遏籴”，以及后来林林总总的王朝循环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所谓早熟，在低级的生产条件下供养力所不及的统治费用，也就意味着悖逆自然，力竭而滞，无人获益。而在西欧，帝国建立激励更多是逐利，罗马帝国得益于地中海贸易，近现代西欧建立的更是从远洋贸易获利的海上帝国。就中西对比的问题，金观涛反过来讲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富于创想。但从超稳态内生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我认为是走错了方向。一个悖逆自然的系统，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却能屡屡崩溃又反复重建，是不可思议的。 5）历史决定论与开放社会如果限定在一个特定时空阶段，历史决定论就可以成立，无论它是古人的“五德始终”，还是黑格尔的“耶拿之战”。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它是幸存者的偏见，依赖于人力所不能及的不确定性因素而成立。而开放社会，更是幸存者之幸运。假如上帝在地球上抹去了西欧呢？又或者抹去了亚非拉呢？决定论终究是不确定性之海上的浮冰，开放社会这么理想的东西，是天赐的冰上花园吧。 6）环境决定论的政治不正确一方面，环境决定论是不讨喜的。在它看来，西方人没有其自诩的英明神武，所谓“上帝的选民”，走运而已。而亚非拉那些不幸的人，则像是上帝的弃子，命运早已注定。所有人又都像是被自然法则束缚的虫蚁，失去了”万物之灵”的尊严。换个角度，环境决定论也有讨喜之处。人类离开非洲没有太久，还不至于有哪些族群进化到英明神武而另一些族群退化到脑子有水，总算众生平等，人无二致。遗憾的是人类在不同环境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图景却并不在自己手里。希望这篇小文有价值，能够献给过世的传奇前辈Vigor作为纪念，很遗憾没有机会多拜见。Vigor说贵族是“腐朽的，堕落的，嗜血的，弄权的”，对于和刘阿姨一样念念不忘“古老自由，新生专制”的文字障们，这句话是最好的清凉剂。Vigor还说，“吃饱了饭才读书”，对我来说，这句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 *************************************************************************** 我也一直认为是秦帝国的问题。早熟的问题（维持自身秩序与应对战争威胁，持续高效地动员）到了汉代，汉代已经不好处理它的情况了。它给后世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困境。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来说，太大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大海、喜马拉雅山脉；它几乎把封闭的地区占完了。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这个封闭状态，它会一直这样。 *************************************************************************** 彼岸花 —— 吃饱了饭才读书不超限动员，你怎么知道原因呢。后来你才明白，是过度动员的原因。当你知道的时候，晚了，你借了债，怎么还？还得想办法。 *************************************************************************** 从中国文化里就能发现这个现象，是秦代出了问题。中国人能够吸取 “知识源泉” 的，也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东周列国秦代以后，就是一个周而复始过程。; 1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张学良：撬动中国历史转动的关键性人物（转）: 热度 1 gordon 2016-3-14 11:28; 张学良属于那种事迹众所周知的人物，因此无需重复叙述。他的性格属于“老儿子”的类型，任性而脆弱。“老儿子”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多年期望得子，却生了太多的女孩。在大家都已经绝望的时候，儿子突然降生了。他处在这样的环境内，不变成花花公子是非常困难的。他少年时代习惯了奉系势力节节上升的趋势，自己又在军事革新当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视事太易，没有坚持长期计划的耐心，不能区分枝节的困难和方向的谬误。东北易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此后的一切错误都派生于此。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术，因此奉军可以轻易入关，关内的势力却不能轻易出关。东北的特殊地位如果动摇，奉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东北军接受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自杀性质极为明显。张作霖和孙文结盟，就坚持搁置三民主义和反帝外交，表现了高度的审慎。苏联取代沙俄以后，东北亚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国民政府的势力一旦伸入东北，东北的缓冲区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实现以前，东北必定会沦为动荡的焦点。张学良指望将外交责任交给南京，无异于抱薪救火。从势力均衡的角度看，九一八事变恢复了东北易帜前的平衡。张学良过度地倒向南京，结果使自己丧失了统治东北的资格，从此只能依靠蒋介石的善意了。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亚努科维奇（前乌克兰总理和总统，02年和06年两次当选总理，12年当选总统，14年2月倒台出逃）倒向俄罗斯，结果失去了统治乌克兰的资格。对于奉系自身，九一八将张学良继位造成的裂痕变成了鸿沟。张景惠（1871-1959，字叙五，政治家、军人。曾任满洲国国务总理）一流旧派人士憎恶国民党超过憎恶日本，早在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奉系军阀首领之一。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叁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叁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29年1月10日，杨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而去”）遇害后就离心离德，现在乘机投向日本一方，在“新京”新政权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学良本人领导的新派游士气质多于土豪，厌恶乡民的土鳖式忠诚，酷爱北平的花花世界，习惯了蒋介石拨给的统战津贴，早已不愿返回关外。他们相信蒋介石欠他们的，因为流亡是易帜的代价，他们理应永远占据国民政府的第二位。注：现在明白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了吧。然而在蒋介石嫡系和南方各派系的眼中，东北军根本就是北洋最保守的一派。他们支持领袖的统战收买政策，仅仅因为外交和地缘政治的需要。他们觉得现在东北军已经沦为仰人鼻息的客军，理应效法皈依三民主义的北洋残军，接受党国的革命史观，放弃特殊化的幻想。认知图景的冲突比单纯的利益冲突更难调和。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最初仍然很讲义气，但他们的部属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摩擦。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蒋介石实际上可以而且应该迅速背信弃义，吞并张学良在关内的部队，但他自负英雄，不肯乘人之危。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角度，张学良在九一八以前完全可以背叛蒋介石，在九一八以后就绝对不能再起贰心，但他也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注：蒋介石这个家伙，就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么一个人。 ********************************************************************************** “老儿子”始终好高骛远，觉得身边的土鳖不如远来的和尚，其实不是因为他对土鳖和和尚的理论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熟悉和管束令人厌烦，陌生和新奇引人入胜。他一旦得到远来的和尚，又会像对待原先的土鳖伙伴一样，迅速由厌倦而背叛。他的政治操守和对待女人的忠诚差不多，原因也非常相似。他最容易牺牲忠诚的朋友，购买敌人的欢心，部分原因就是土鳖过于忠诚，无论他怎样反覆无常都会忠诚到底。他对真正冷酷无情的敌人，反倒流露出无计可施的纨绔子弟本色。他在老帅张作霖麾下，对国民党作战，却觉得三民主义比土鳖乡亲的《三国》式忠义更时髦，最后为了时髦诛杀父亲的老将，为原先的敌人出死力，不惜牺牲自己的根基。他一到蒋介石麾下，孙文思想就失去了原有的魔力。他像抛弃委身相许的女人一样，迅速转向更加神秘的猎物，开始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调情。墨索里尼坦白地告诉他，意大利人和所有欧洲人都对中国不感兴趣。于是，这个厌倦新玩具的孩子又转向斯大林。蒋介石以宽大慷慨自负，不杀降将、不毁承诺，在中国历代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见的。张作霖留下的顾命老臣大抵是民间粗俗儒学熏陶产生的江湖人物，集粗鲁、残酷和小团体的忠义于一身。这些人都把张学良当成任性的宝贝，一再容忍他的轻率，一再替他收拾残局。他身边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内，自然培养不出审慎和远见。斯大林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极端谨慎和坚忍，从不忘记过去的冒犯。他的残酷不是为残酷而残酷，而是极端谨慎和缺乏安全感的产物，因为他冒不起宽恕旧仇人而遭到反噬的风险。他一向不会为了虚荣的损失而采取实质性行动，而且非常鄙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种爱慕虚荣的文人气质。虚荣损害钢铁般的坚强，而斯大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钢铁。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原姓朱加什维利）之所以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要模仿这种性格。张学良背叛蒋介石的动机主要是虚荣，觉得遭到蒋介石集团的怠慢，却提不出具体的、马基雅维利性质的政治要求。事实上，他去西北的安排是他自己选的。蒋介石和他的盟约是安排他做国民政府的副主席、行宪后的副总统，蒋介石并没有因东北沦陷而背盟。张学良因为某些后勤军官负责的鸡毛蒜皮不满，其实这些事情并不由蒋介石本人负责。这种行径就像娇纵的小孩哭闹，没有具体的要求，只是觉得大人对他不够注意。斯大林理解不了这种动机，只是简单把张学良当成张作霖和东北军的政治继承者。他没有忘记，张作霖是苏联和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张学良本人又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後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部分管理权）的主要制造者。这样的人居然突然提出加入TG，未必没有叵测的居心。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能冒这种险。斯大林生性多疑，不可能没有注意张学良同时跟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调情。从他的角度看，即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花花公子的反覆无常、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阴谋家拖苏联下水的妙计，他也要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来防范这百分之一的危险。资产阶级政治家可以多次失败和再起，但苏联政治家一次失败就是万劫不复。双方对风险的看法当然截然不同。斯大林知道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一批人渴望引诱苏联和日本开战（至少李立三（1899-1967，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蒋廷黼（音“服”，1895-1965 历史学家，1936年至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1945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已经把这种意图公开化了），给自己减轻压力；而他的外交布局恰好是想诱使中日开战，给自己减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怀疑张学良的主动投靠乃是诱使他反日的阴谋。主谋是张学良自己、日本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并不重要。他为了小得多的怀疑，已经杀掉了许多忠实部下，怎么可能对张学良网开一面。这时，张学良犯了另一个判断错误。他以为中国TG就是苏联的忠实代理人，不会假传圣旨。然而，他缺乏知人论世的智慧。中国TG当时正处在最绝望的时刻，张学良几乎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战争重启，他们可能不得不退往苏联。斯大林对失败的共产国际支部人员非常残酷，他们很可能像波兰共产党中央一样被斩尽杀绝（1938）。如果张学良倒戈，他们立刻就能打开局面，获得苏联和国民党的重视。如果他们将斯大林的拒绝告诉张学良，这个任性的孩子可能再次觉得感情受到伤害，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因此只能瞒着他，双方慢慢联络感情，至少可以拖延时间，从张学良手中得到一些军火和资金。拖延到最后的结局会怎样，他们自己也心中无数。他们没有料到，张学良这个孩子没有耐心，居然把共产党假传的斯大林意见当真，以为苏联会支持他们的西北联盟抗日，鲁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苏联、日本、国共两党都惊诧莫名，相互怀疑是不是对方的阴谋。今天我们发现这些资深的阴谋家偏偏在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完全无辜，充分证明历史没有什么必然性。中国TG最初希望蒋介石去死，国民党彻底瓦解，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压力。但斯大林完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觉得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显然是日本人，非常怀疑张学良是日本人的间谍。当然他高估了花花公子的马基雅维利能力，但人之常情都是以己度人。斯大林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不会觉得玩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有什么不对。何况，他始终认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他对张作霖非常忌惮，在他的理论中，张作霖的继承人肯定比孙文的继承人更反动，正如弗朗哥将军肯定比西班牙共和派（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及其支持者）更反动，尽管他们都是敌对势力。共产国际的纪律比国民党严格得多，中国TG不得不为苏联的大局牺牲自己的小局。他们完全清楚，这样做就是害死了张学良（联蒋抗日）。他们直到时过境迁几十年后，仍然对张学良心怀愧疚，一再送去最优厚的条件，但张学良从来没有宽恕他们，不给片言只句的回覆，坚决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张学良听到苏联宣布他是日本间谍，还以为可能是外交辞令，等到周恩来前来表态，就完全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就完全不想活了，最后一次任性起来，照他一贯的作风，又是牺牲现在的盟友，投向现在的敌人，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蒋介石宽恕他，因为两人其实是相互理解的，也因为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名义上是他的下属，事实上是他的盟友。如果黄埔军人私通敌国，肯定不会放过；但诸侯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国家，翻云覆雨并不是异常现象，广州国民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一个人无论年轻时多么荒唐，晚年总会丧失驱使他荒唐的各种欲望。张学良只是任性，不是弱智。退隐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形象：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坏；谁对他坏，他就对谁好。这样的人如果成功，世界上还有天理吗？老帅和他忠肝义胆的江湖好汉辛辛苦苦打下江山，让他坐享其成，得到了什么结果？他一再自己害自己，这并不要紧，但他也一再害死对他最好的人，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些人牺牲以后苟活下去？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基督教，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儒家的罪恶是一个具体的世俗概念，但他没有这方面的障碍，因为根据儒家的世俗标准，他已经是不忠不孝的罪人了。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最初可能是向强大的西方示好，体贴虔诚的妻子；最后就变成修身养性的法宝，逆境中最可靠的依托。张学良最后皈依基督教，则无异于解脱，否则他无法面对自己。 ********************************************************************************** 日俄还是要冲撞，海洋力量和草原力量还是要冲撞。苏联也是得不到东北，日本走了以后，有美国在呢，东北还是得吐出来。甚至最后连 “旅大地区” 也吐出来了。 ********************************************************************************** 苏联为什么1955年才从旅顺撤军旅顺驻军是雅尔塔会议中提出的，会议决定让中苏共同管理旅顺港30年。这实际上是大国政治侵害我国主权的典型事例。美国当时为了让苏联尽早对日本出兵，所以同意了苏联的很多要求，旅顺在日俄战争前曾有俄国的势力，苏联是想要回。雅尔塔会议中国没有参加，但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交于老蒋同意，老蒋对于美国的要求显然也没法拒绝。。而最后49年建立的新中国好歹是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斯大林同意提前撤出旅顺，但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又耽搁了几年，最后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实际运作这个事务，所以到55年才实际撤军。注：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要回旅大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无法低估。还有一个就是朝鲜战争期间，调整东北的工业布局。 ********************************************************************************** 因为旅大地区属于关东洲，日本本土管的。解放战争其实我们也超发货币，但是东北的财政可以支撑。东北的货币和关内就不是一套货币。当年日本人也是这么干的，相当于外汇。中国出口美国换美元嘛，东北的票子相当于外汇。（跟金本位差不多，你农产品换我工业产品，以金本位计价。粮食丰收了，粮价要跌啊）农业国怎么和工业国打仗啊，美国也是金本位。 ********************************************************************************** 真正牛逼的是老共在越战中，把美国的金本位给干掉了。（中国，估计从来没有人这么想过）; 2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黄郛 —— 蒋介石 “自立门户” 的首要人物（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3:25; 注：其实，政学系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提到的少。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 注：黄郛一生没入国民党，是以私人身份帮蒋介石做事。 *********************************************************************************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万全之策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 “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 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 ”，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蒋介石。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 。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 ——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 黄郛为什么被认为是亲日派？黄郛在办理宁案、济案中都很屈从帝国主义，因此有亲日派之名。政学系原本创始于李根源和张耀曾。黄和李的关系很好，人们通常把黄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称为“新政学系”， ************************************************************************ 为啥老大反对 “上大学” ？早年有人认为是，老大在北大时候，心理受打击了。现在看，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恩怨还不少呢如果真是北大的事的话，胡适估计就不会提，老大自己就说出来了。胡适本身就是名人，能跟名人拌个嘴，都是一种光荣。再加上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就是体育那篇。胡适是和陈独秀是一辈，辈分高。很少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恐怕不是这个事情。注：不合常理，瞎猜的 “打是亲，骂是爱”，他说这个事，就说明这个事不是问题。 ************************************************************************ 跟现在的明星 “哭穷” 一样，起步越穷，越传奇。哪怕是个初中生呢，这是加分项，不是减分项，为什么？因为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跟罗永浩差不多。正常的心理取向应该是加分项才对，表现方式不同。; 48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zt）不一样的土木堡之变，不一样的于谦，不一样的英宗: 热度 14 天狼星 2016-2-21 08:34;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勾心斗角的内斗史，皇帝、文官集团、武人集团、外戚、宦官、功勋等之间互相倾轧、激斗。文官们都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原因很简单，历史是文官写的，即使文官集团失败了，也可以在历史里写成胜利，皇帝，并非一定是胜利者，这在明朝最为明显。人类文明主要是以文字为载体，而文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揭示了这个真理。文官们掌握了绝对的历史书写权，诚然，大部分人都是呆瓜，尤其是中国人，从无质疑精神，正史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历史的关键在其逻辑而非罗列一堆资料。文官们写的历史自然要极力诋毁对手，武人、宦官乃至皇帝，只要和文官集团不和谐，那都是被抹黑的对象。这不奇怪，人人皆有私心，如果历史都是武人写的，那自然要处处诋毁文官集团。最不可靠的就是《明史》，这部由投靠满清的东林党遗老遗少编撰的历史，还有奴才张廷玉，将武人、宦官乃至皇帝都极力贬低，而把文人和文官都极力拔高。从土木堡之战，到威宁海大捷，甚至到贺兰山大捷和应州大捷，历史记录中无不可以看出贯彻着这种思维。由于威宁海大捷是大宦官汪直和其党羽王越参与的，贺兰山大捷是阉党王越主持的，应州大捷是重用纵容宦官的明武宗指挥的，因此这些大捷就都要黑，否则怎么说明我大明文官的伟光正呢？大明一开始是极度重武轻文的，《大明律》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最多是伯侯。明朝时基本沿袭元朝，也仅仅分封世禄，按官员级别分封，中山王徐达年俸五千石，高于一品俸禄一千多石近五倍。建文帝时期，重用文官，但时间很短暂，朱棣取得皇帝位后，五次出征北伐，武官地位又远在文官之上。宣宗时期，由于大部分武官都支持汉王朱高煦，而宣宗是文官竭力支持的，所以武官地位有所下降。英宗时期，武官试图扳回这种局面，最好的方式就是打一场大胜仗，而英宗皇帝刚刚亲政，文官系统把握朝政不愿意放权。于是土木堡之战的背后也隐藏了文官和武官系统的内斗。一、土木堡之变的关键：缺粮明朝初期，北元残余势力强大，北部边防是重中之重，为随时应对战争，今天山西北部一带各处要塞都备有大量粮草，以此来应对可能突然到来的敌人。这些要塞包括大同、宣化、万全。查不到正统14年的边镇粮草的具体数字，但根据万历6年的边镇粮草可以推测大概，万历6年瓦刺早已衰落，山西北方边镇的粮草只会比正统14年的数额要低，根据《会计录》记载，万历6年山西实征小麦591951.31石，其中运到边镇的有112480石。这些官仓主要是宣府镇龙门广盈仓、怀来广阜仓、新兴仓、新开口堡仓、张家口堡仓、西阳河堡仓、万全右卫仓、万全左卫仓、渡口堡仓、李信屯堡仓。也有少数运到偏关、雁门关和宁武关。草料方面，万历6年山西全省征草3602991束，起运到北方边镇的3544850束。不仅有粮草，还有布帛。土木堡之变，英宗御驾亲征，到达大同后，正统14年8月戊申到达大同，仅停留两日，庚戍就开始东撤，未发一兵未做一战，这是英宗亲政后第一次御驾亲征，无功而返不说，基本上就是仓皇而逃，这绝对让皇帝颜面尽失，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一个，粮草不足。英宗御驾亲征路线上的大型粮仓皆有兵部负责调度，征集粮草，发运粮草由地方政府负责，而粮仓的收支调度由兵部负责，粮草的钱币折算以及登记是户部负责。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准，存粮大约四年。大军出发是在正统14年7月甲午，此时当年的粮草不会完全起运到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所以如果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缺粮，需要负责任的是当地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和兵部主管后勤的官吏。看起来是两个人需要负责，地方行政官员和兵部官吏，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于谦。1430年（宣德五年）33岁明宣宗知于谦可担重任，又逢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同时兼都御史，管理诸镇税粮兼练卒抚民，乃御书于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自本年始至正统十二年（1447）11月止，巡抚晋豫共计18年。于谦不仅是河南和山西的最高行政长官，还是兵部右侍郎。正统十二年五月，父于仁卒，享年80。七月，得悉父亲病故，累章泣请回乡终制。英宗不许，仅命回乡奔丧，并遣行人汪琰谕祭，令有司营葬。十一月于谦奔父丧，及是起复返京，适罢山西、河南巡抚官，正式做兵部左侍郎。正统十三年五月，母刘氏卒，回杭奔丧。六月就回任上。明朝以孝制天下，于谦又不是张居正，不得不夺情。也真少见。正统十二年九月，于谦貌似不再负责山西、河南巡抚，实际上还是负责山西和河南防务。只不过换了个名字，以都御史的名义负责，以前是以兵部侍郎遥领巡抚，现在是以都御史遥领巡抚，一直到土木堡之变前，于谦一直都是山西和河南两地的巡抚，最高行政长官，在正统十二年九月前，于谦还算属吏部的，但是九月后就是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遥领山西和河南巡抚，九月后，于谦也就是京官了，不再往来于山西和河南两地之间。但仍是这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兵部侍郎的身份更是必须管理好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的粮草。毫无疑问，大同、宣化、万全这些山西边镇的粮草不足，第一个需要问责的是于谦，粮草不足导致大军无功而返，而半路被瓦刺偷袭，于谦不仅是要斩立决，而是要诛九族。大同、宣化的粮草重要性在土木堡之变后得到高度重视，景泰二年，都察院特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这就是宣大总督，全衔为“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简称宣大总督。明景泰中置总理宣大军务，嘉靖初总督兼辖偏保，二十九年（1550年）始定设：去偏保，改山西。三十八年（1559年）防秋驻宣府（今河北宣化），后移驻怀来（今河北怀来东）。可以肯定，英宗如果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斩了于谦。二、明朝人都胆大造反是诛九族的事，不过别以为没人敢做，明朝是疑案最多的朝代，皇帝或太子都死得不明不白，太子朱标，38岁暴毙，死因可疑。朱棣，北伐回师途中暴毙，死因可疑，居然仓促间棺材都准备好了。嘉靖帝，差点被几个宫女勒死。万历四十三年，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红丸案，泰昌帝暴毙。崇祯帝登基之初，饭菜都担心都被人下毒，要皇后亲自做。明朝人胆大。于谦为了保命，必须换个皇帝了，他有那么大本事？无论有没有，于谦都得试试了。于是，另一个人浮出水面，这就是杨洪的儿子杨俊。这个杨洪让于谦换皇帝成为可能。实际这个杨洪应该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实际明朝边境重镇宣化的守军与瓦刺本就关系很不错，袁彬的《北征事迹》有一段话，令人瞠目结舌。“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这个城就是宣化重镇，居然与敌国有婚约，还直言不讳。杨洪是当时宣化府总兵，自然与瓦刺也是交往甚密，《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杨洪与瓦刺之间沟通很顺畅。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杨洪为了掩盖儿子杨俊的临阵脱逃。谎称是主动撤退，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毫无疑问，如果英宗能以皇帝的身份回到北京，第一个要斩于谦，第二个就要斩杨俊。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宗复辟后，第一个将于谦斩杀并弃市，第二个就斩了杨俊。于谦虽然说杨俊令人痛恨，然而景泰帝时期，杨俊作恶多端，但就是不倒。土木堡事变刚过，杨俊确实说不过去，景泰帝将其调到北京留职查看，而过了两个月，就官复原职，命都指挥佥事杨俊守备居庸关，然后一路高升，又进都督佥事，寻充右参将，辅佐朱谦镇宣府。景泰元年，杨俊冒功，将杀喜宁一功冒为己功，景泰帝再升杨俊为右都督，赐金币。半年后再委以重任，命杨俊为游击将军，率领在京五军并神机营精锐马队、神铳官军五千并口外原随尔熟头目往涿、易、保定、真定、定州等地方往来巡守各城。杨俊恃父势横恣，曾以私憾杖都指挥陶忠至死。杨俊这等恶事做的多了，景泰四年春正月因醉酒，无端杖责守备都指挥姚贵，杖之八十，且欲斩之。诸将力解而止。杨俊作恶多端，又仗着老爹权势，飞扬跋扈，到后来景泰帝也不保不住了。言官又弹劾杨俊跋扈不忠，论斩，将他锢于狱中。不过杨俊老妈说情，景泰帝再宽恕杨俊，仅降职处分。不久后，再高升，做到了他老爹杨洪的职位，然而杨俊坏事做尽，连其家人都对其不满，家人告杨俊盗窃军储，再论死，输赎还爵。景泰七年二月，因“法司辩杨俊强奸庶母可疑也”，这是大不孝的死罪，景泰帝无奈，只得下令将杨俊的侯爵剥夺，但仍然免其一死。在杨俊老爹杨洪迁墓赤城的墓前，没有其子杨俊所立之碑，而只有其侄儿杨信所立之碑。这样一个人渣，恶贯满盈，景泰帝对其竭力保护，原因很简单，没有杨俊不战而逃，放弃东部防线，英宗定能安全回到北京，景泰帝根本没机会做皇帝。杨俊和景泰帝一样竭力反对英宗回北京，杨俊在守备永宁、怀来之时，听说也先要送回英宗，秘密布置将士“毋轻纳”，英宗真被送回后，又杨言英宗将是“祸本”。这些都很对景泰帝的脾气。所以杨俊在景泰帝期间，怎么都不死。英宗一复辟，杨俊自然被立刻斩首。三、杨洪纵敌宣化总兵杨洪深知，英宗一旦回朝，其子杨俊肯定小命不保，同时宣大边镇粮食不足，杨洪自己也有部分责任，毕竟他是宣化府最高军事长官，储量不足，为何不早点通知皇帝？东线溃败，为何不早点通知皇帝？英宗回朝，也要治他杨洪的罪。所以让英宗回不去北京，是杨洪要极力促成的。杨洪有这个能力吗？没有也要试一试。上一节已经说到宣化府的明军与瓦刺关系密切，杨洪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放任瓦刺骑兵前后追杀英宗，就足以让英宗回不到北京。再有就是不告诉英宗东线防守已经崩溃的消息，让英宗按从北京出发时的路线原路返回。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英宗根本不知道，杨洪也不会让他知道，东线已经全部崩溃，瓦刺骑兵正以逸待劳，占领水源，等着皇帝来进口袋。然而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瓦刺骑兵此时已深入大明腹地，宣化府4万精兵在瓦刺骑兵背后，按照常理，瓦刺骑兵断然不敢集中全力攻打英宗的明军，至少要抽出一半的力量来防止宣化府在背后插一刀，而瓦刺骑兵似乎根本没把背后这4万精兵放在眼里，全力和东线军队合击明军。明朝人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也搞不明白为何一贯勇猛无敌的杨洪此时不出战？详细记载土木堡之变的《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 《天顺日录》的作者李贤亲历土木堡之变，所言不虚，如果杨洪能在瓦刺军背后出击，土木堡绝对不会败。然而杨洪就是不出战，杨洪与瓦刺骑兵之间达成了默契，我杨洪不出战，你们放心砍杀英宗皇帝，最好把皇帝砍死。有人说，杨洪兵力单薄，出击也不行，非也，杨洪一旦出击，瓦刺骑兵就该知道明朝勤王的部队来了，要知道宣化西边的大同也有数万兵马，南边的偏头关、雁门关也有数万兵马，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瓦刺骑兵根本无心再战。而杨洪的兵力根本不算弱。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瓦刺太师也先的西路军最多也就10万人，而土木堡明军号称50万，实际25万左右，瓦刺骑兵要想包围这25万明军，最少得抽出8万的兵力，最多留下2万兵力防备杨洪从背后的袭击。杨洪是有兵力优势的。还有人说，皇帝要杨洪守宣化，杨洪不能出战。问题是守宣化重要还是救皇帝重要？肯定是救皇帝重要。杨洪还有可能主动告诉瓦刺明军的动向，成国公朱勇的五万大军居然在鹞儿岭的中伏全军覆没。要知道鹞儿岭在河北怀来，主场作战的明朝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居然被几万军队伏击，我相信除非有内奸透露出明军军事路线和时间，否则没有任何可能。要知道上万人的队伍十分庞大，要找到适合的伏击地点很难。不是主帅灵机一动，看到地形就能拍板的。一辈子没进过关的瓦剌人，怎么会如此熟悉关内的地理？至于缺水，纯粹是胡扯，关键还是缺粮。25万大军的驻地，没有一个县也有好几个乡大小。明代初期北方地下水位很高。那么大片的军营驻地，没有地下水是不可能的。组织一帮士兵挖一个大坑不久有水了？土木堡之变的季节是多雨的夏秋季，阴历七八月份正式北方多雨的季节。地下水位大概是一年中最高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水？四、于谦该死几回？说点题外话，石灰吟不是于谦写的，它的最早版本，应是宋末元初高僧释信忠禅师所作的一首僧偈。明清两代，先后出现了于谦、李都宪和刘儒三位作者。于谦说最终成为共识，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如其人”的要求。《石灰吟》也因被归为于谦的作品而终成千古名诗。英宗在御驾亲征前已经确立了皇太子，那就是后来的成化帝朱见深，虽然朱见深当时只有两岁，但毕竟是皇太子，朱元璋开国之初就定下规矩，皇太子必须是嫡长子。虽然明后期没执行这个政策，但前期还是执行的不错滴。英宗被俘，该立谁为皇帝？自然是太子朱见深，而非英宗的弟弟。英宗弟弟可以摄政监国，但是登基做皇帝不和情理。自古以来，没有说哥哥被俘，太子尚在，弟弟就登基做皇帝的先例，也没有奉哥哥做太上皇的先例。于谦为何力主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做皇帝？很简单，辅年幼的太子登基，于谦无尺寸之功，而推朱祁钰做皇帝，于谦是头功。退一步说，危机关头，朱祁钰勉强可以做皇帝，但危机过后，不要求朱祁钰退位，但是太子还应该是朱见深吧，然而朱祁钰贪恋皇位，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朱见濬（后来改名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朱见济为太子。大臣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连朱祁钰的汪皇后都看不过去，谏阻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位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换呢？”景泰皇帝不听劝阻，决意易储。汪氏随即被废，迁入别宫。然而于谦则是默认了，于谦不是傻子，如果朱见深登基，肯定要斩了他于谦。然而报应来得快，1452年，景泰帝在奉天门正式宣旨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东宫易储后，朱见济正位东宫仅一年有余，便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死了。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时兼陈一切弊政。景泰帝闻讯大怒，钟同被下狱杖死。这话简直要把景泰帝气死了，他说你的儿子没皇帝命，封了太子也要早死。有太子却立皇弟，于谦该死一回了。废太子不劝阻，于谦再该死一回。中国古代虽不是法治社会，但在金殿之上群殴将大臣致死，也属违法，而这个大臣就是马顺，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就在土木堡之变消息传来，金殿之上发生群殴，马顺被文官们打死了，纵然马顺十恶不赦，但标准的法律流程还得走，否则要《大明律》干吗？而最蹊跷的是，接替马顺的是于谦的女婿朱骥。虽然后人都认为朱骥为人不错，行刑不用大杖。然而这其中是不是有些太巧合了？景泰帝时期，于谦军政大权独览，权势比魏忠贤之流都要强得多。于谦为人极为精明，深知自己辅助朱祁钰登基，一班英宗老臣肯定不服气，视于谦为仇敌，所以于谦牢牢抓住了京城的军权。明景泰元年（1450年），刚刚掌权的于谦选原京军三大营（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精锐改制。于三大营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团营的最高领导自然是于谦，中下级官员也都是于谦的亲信。于谦一党掌握军队而且是京城的军队，是明朝皇帝的直属部队！而英宗复辟时，景泰帝第一反应是，这是于谦谋反吧，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太简单了，于谦一党完全掌握了北京的军权。诚然，于谦此时可以废掉皇帝自己做，但他也知道，人心不服。景泰时期，说于谦只手遮天不算过分。皇帝也得让着于谦。英宗被俘一年后，也先觉得英宗无用了，开始求和。使者频至，请求送回英宗。注意，是频至....也就是说，要放英宗回来，还得来求了好多次，因为明朝还没决定好要不要接英宗回朝！这时候，那位拉着于谦的手，极度推崇于谦的王直大人出来劝景泰接纳英宗回朝。景泰非常不高兴，当众生气的说：我本来不想当皇帝的，都是你们逼我！景泰的意思很明白，当初老子不想干，你们立了皇兄的儿子即可，为何立我？立我之后，又接回他，你们置我于何地？！双方僵持的时候，于谦出来拍板了："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的反应耐人寻味，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史官的记录很有意思，顾而改容.....皇帝不仅顿住，停顿，乃至改容，连脸色都变了。前面是不悦，改容，想必是将自己的生气掩去了....好吧：从汝从汝——从你了，从你了，你是大哥你说了算。有人会说，于谦不迎英宗回来岂不是更好，于谦是过分自信了，自信可以为景泰帝的儿子扶上皇位，在朱见济死后，于谦一直再为景泰帝物色接班人，然而前太子朱见深还活着，英宗还活着，无论你找谁做接班人都缺乏合理性，即便是你只手遮天，但奈何天下道理最大。六、土木堡之变明军的损失有多大首先要看明军出征有多少人，历史小白都说是五十万，还说后来全军覆没，夸张至人类极限了，不过是抹黑英宗和王振。明军大约25万人出征，伤亡大约10万人，有15万人毫发无损地逃回北京。这也是为何后来的北京保卫战打得极其轻松的主要原因。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于谦订立的文官带兵制度让大明战斗力急剧下降。巡抚领兵制度根本上杜绝了武将上进的道路，造成军队战斗里和战斗意志地下。领兵的文官由于科举制的缘故，很少有军事能力。由于底层吏治被胥吏把持，明代文官甚至连行政能力都不足，完全是一帮只会空谈和党争的文人，甚至其实际能力还不如太监。这种人治理地方被人架空到还好说，带兵打仗纯粹的找死。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叶盛是兵科给事中，这个官职是专门负责国家军事检察，辅助皇帝处理军机的。《水东日记》所载，正统十四年，整个明王朝的卫所士兵普遍存在缺额的现象，而且刚好缺额一半。缺额是多少，叶盛说恰好一半，可能不那么准确。每个卫的情况不同，缺额不可能都恰巧是一半，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间原刊本影印,第16卷第18页。英皇(英宗)追慕先烈才一启行六师俱覆谋虽发于王振，断必决于圣衷。十二、祸起权力争夺战英宗早年由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朝政，随着英宗年纪越来越大，英宗亲政是必然的，英宗与以三杨为首的文官集团发生了矛盾，英宗以锦衣卫来对付文官集团来夺回朝政。正统年间的内阁“三杨”中，只有杨溥为人比较低调，其他两人当中杨荣好收受贿赂是众所周知的，靖江王佐敬贿赂他被王振的锦衣卫查知后揭发了出来，杨士奇却袒护他去跟英宗求情（以前宣宗时就有过这种事），杨士奇表面上看没啥污点，但他却纵容儿子仗势欺人，身背十数条人命，也被锦衣卫查了出来告发了，他就请求辞职告老还乡，郁郁而死后他儿子才会绳之以法。就这些事来看，王振错在哪了？锦衣卫本来就是皇帝直接掌控的类似于便衣暗探之类的情报组织，要不是上层腐化做了不法的事，怎么会让他抓到把柄的？历史把这些都归于权利斗争，却半点不提掌权文官集团的腐败，杨荣受贿被揭发，杨士奇三番两次求皇帝不要惩罚，却把他说成好像是“做好事”一样，不就是“官官相护”么？　　　　而后来掌权的于谦那拨人就是杨士奇提拔上来的，杨士奇又是被王振的锦衣卫弄倒的，后来这两拨人的矛盾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王振的锦衣卫之所以要扳倒“三杨”倒不是他本人要争权，而是小皇帝已经长大了，得从内阁那里收回权利了，可那帮人掌权掌得久了已经腐化了，轻易不肯让出权来，不然不但诸多的特权和好处会被收回，以前做过的那些不法的事也会被清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所以到最后他们是不惜连皇帝都给拉下马的。十三、一代英主明英宗英宗绝对是一代英主，即便他不做皇帝，也是个人缘极好的好人，能让这种人痛下杀手的，绝对是犯了大错。明英宗实录记载，宣宗皇帝抱置膝上问：他日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又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正其罪乎？曰敢！答应之际，音响洪亮，神采英毅，无所疑虑。宣宗皇帝大喜亲解所御龙袍宝带加于上体。这正是英宗一生写照，御驾亲征正是为了不辜负当年答应父亲的承诺。观察一个人，最好的时机莫过于观察他最困难时期，在做也先俘虏期间，在被弟弟囚禁在南宫数年期间，英宗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坚韧不拔，始终乐观地面对现实，景泰帝不但将南宫大门上锁灌铅，甚至加派锦衣卫严密看管，连食物都只能通过小洞递入。有时候，吃穿不足，导致太上皇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补家用。为免有人联络被软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让人无法藏匿。这种压抑和恐吓，如果心理素质不佳的人，早就被吓死了。英宗两次登基做天子，用宦官巧妙从文官手中夺权。隐忍数年，一鸣惊人，一句话，朕乃太上皇，谁敢不开城门？夺门之变最关键的人物只有英宗一个人，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朕乃太上皇，开门！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复辟后立刻诛杀于谦一党，于谦在景泰帝太子朱见济死后，一直试图为景泰帝找接班人，于谦岂会不知，一旦朱见深上台或英宗复辟，第一个就要杀他，朱见深后来虽然也说了于谦几句好话，但那时于谦已经死了，朱见深邀买人心罢了。于谦试图扶植的接班人是襄王朱瞻墡（英宗的叔叔）的长子，不过朱瞻墡并不想趟这趟混水，土木堡之变爆发后，朱瞻墡上呈孙太后请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并且建议帝国派人营救被绑架的英宗；于景帝上位后，朱瞻墡上疏劝其毋忘对英宗的恭顺，要朝夕省问，念兹在兹。英宗的政治手腕水平之高，令人称奇，这样一个人居然有人说，英宗被王振操纵了，没主见， 100 个王振都斗不过英宗的铁腕。刚刚 30 出头的英宗在复辟后，先是借徐有贞之手处理了景泰旧臣，再借曹吉祥、石亨之手处理了徐有贞，手段不可谓不高明，身段也仿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算是擅于斗心眼的文臣也绝非其对手。处理徐有贞之后，英宗开始谋划对付石亨，六韬中说，你要对付敌人吗？那就把敌人养的更强，强极必折。英宗正是深谙其中奥秘。在天顺三年石亨的儿子石彪晋封之前，英宗几乎替石亨打击了其所有政敌。一个时代渐渐走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情境当中，这其中的“我”便是石亨。英宗虽贵为天子，也几乎沦为石亨打击政敌的工具。天顺三年，英宗终于开始反击，切入点放在石亨的儿子石彪身上。在此之前，石彪已封定远侯，出镇大同。石家一门二公侯，天下将帅几乎有一半出其门下，至于石家蓄养的谋士与猛士更是数以万计—一个王朝的危局已然铸成。七月，英宗下令召石彪回京，给出的理由是进爵封候。石彪却仿佛看到命运的狰狞，不敢回京。他指使千户杨斌等 50 人奏保其守大同，变相拒绝皇帝回京的诏令。英宗正是要你这么做，先不搞石彪，英宗先抓了一个千户杨斌，石彪毫不起疑。被捕的杨斌供述出奏保行动的幕后主使人正是石彪。英宗恼羞成怒，下令石彪“疾驰入京”—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帝国的收官行动开始了。石彪回京后立刻被锦衣卫下狱，随后的审讯与抄家工作由门达主持。很快，门达从石彪家抄出绣蟒龙衣以及违反制式的寝床等物，石亨父子谋逆之心至此昭然若揭。天顺四年二月，石彪被弃市。同月，石亨瘐死狱中，走完其始乱终弃的一生。干掉石亨父子后，英宗再来做曹吉祥这个宦官。英宗厚待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是明朝军队的主力）。把兵都交给你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实际英宗根本不放心曹吉祥。曹吉祥父子自认掌握兵权，贪心的不得了，要造反做皇帝。这时正好甘州、凉州告急，英宗命怀宁侯孙镗西征，尚未出发。曹吉祥使他的党羽、掌管钦天监的太常少卿汤序择定于这个月的庚子日黎明时分发动叛乱，由曹钦拥兵入，曹吉祥率领禁军接应。计划制定的很好，这些曹氏父子的党羽自认为成功在望，提前开了庆功宴，这些党羽中，有一个都指挥叫马亮的，恐怕事情败露，偷偷溜出来告诉吴瑾。这天晚上，孙镗和恭顺侯吴瑾都在朝房值夜。吴瑾急忙催孙镗由长安右门门隙投入奏疏。英宗接到奏疏后，立即下令捆绑了曹吉祥，下严令封闭皇城和京城九门。曹钦发现马亮逃跑后，半夜里飞驰到逯杲家，把他杀了。又在东朝房砍伤了李贤，把逯杲的头给李贤看，说自己的行动是逯杲激成的，逼李贤替他上疏声辩。又到西朝房杀了都御史寇深。他们攻东、西朝房，不得入，遂放火。守卫者拆河边的墙石填塞大门，叛军在门外往返呼叫。孙镗派自己两个儿子急召西征军士到东长安门攻曹钦。曹钦转攻东安门，在路上遇到吴瑾，把他杀了。又纵火，门烧毁了，但门内却乘势加柴，火更猛，叛军无法入内。这时天已渐亮，曹钦党稍稍散去。孙镗领兵追杀曹钦，斩了曹铉；孙镗子孙辄砍中了曹钦胳膊后被杀。曹钦企图突破安定等门，但城门全部紧闭，曹钦只得退回家中抵抗。刚好天降倾盆大雨，孙镗督军入曹钦家，曹钦投井死，又把曹铎及全家人杀了。三天后，英宗下令把曹吉祥碎尸于市。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在位，共计二十二年。三十七年的人生，七年太子，十四年皇帝，八年幽禁，最后八年又当皇帝。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显现了英主的风采。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过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而英宗的人缘之好，令人无法相信，英宗以气度和热心让敌人彻底为其倾倒，尤其是与也先弟弟伯颜帖木儿，关系亲密程度就像同性恋一般。也先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还曾经想把妹妹嫁给这个已经基本没用的皇帝。也先送英宗回朝之日，也先预筑土台，请上皇登座，自挈妻妾部长，罗拜台下。礼毕登程，乜先及部长等，送至数十里外，各下马解脱弓箭战据，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独伯颜帖木儿，送上皇至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一面称谢，一面也流泪两行。饮毕，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密语上皇侍臣哈铭道：“我等敬事上皇，已阅一年，但愿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设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上皇，莫忘前情！”哈铭允诺。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伯颜帖木儿尚依依不舍，直送出野狐岭口，重进牛羊等物。上皇揽辔慰藉，彼此又复垂泪，经杨善等促驾南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如此气谊，实是难得，想与英宗前生，定有夙缘。仍命麾下头目，率五百骑护送上皇还京。” 《明史演义》这么写，的确让人怀疑，英宗与伯颜帖木儿有基情？当然演义有些夸张了，可不止演义这么写，。”《正统北狩事迹》写的也是基情四射，朱祁镇走的时候他一路送行，直到野狐岭下，史载：“帖木儿闻知，大哭曰：“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帖木儿既去，行数里，闻人马声。上惊问为谁，乃帖木儿归逐得野兽，使人来献也。” 英宗被俘期间，从来不摆皇帝架子，不仅不摆，还待人非常恭顺，就算普通人，也是难得。《正统北狩事迹》有载：“铭屡至大同，往复劳甚。一旦，上谓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压我胸，我不动，俟汝醒，乃下其手。’”这个故事用现代文说，就是哈铭同志整日奔波非常劳苦，睡觉的时候手臂压到了朱祁镇，朱祁镇担心影响他休息便不曾起身。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在朱祁镇身上确实完全不适用的，两个陪伴了他艰难岁月的人，得以善终。《明史》载“及帝还京，景帝仅授彬锦衣试百户。天顺复辟，擢指挥佥事。寻进同知。帝眷彬甚，奏请无不从。……十三年擢都督佥事，莅前军都督府。卒于官。世袭锦衣佥事。哈铭从帝还，赐姓名杨铭，历官锦衣指挥使，数奉使外蕃为通事。孝宗嗣位，汰传奉官，铭以塞外侍卫功，独如故。以寿卒于官。”; 1758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从软件系统看历史人物（一）: 热度 31 mark 2016-2-17 20:43; 当年在河里看了史MM的《那年庐山》，对史MM的史学功底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小小的细节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蒸出好几个大包子来。不过看了那篇文章后，反而让俺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这么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的把历史和俺的专业联系起来，从俺十几年从事软件系统开发的经验出发，这些困惑俺的问题一下就迎刃而解。当然类比论证的方式，从逻辑上来说是不严密的，但从思路上，俺觉得还是有一定启发，所以还是写下来探讨一下。首先，确定一个标准。我们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把政治家比作软件项目的LEADER，那么我们只能对他专业的评价当然是他领导开发的软件系统的质量，而非这个人离了几次婚，骗了几个小姑娘。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那就是构建社会系统的愿景和实施的手段，已经最后达到的效果。如果把国家社会看成一个软件系统，那么中国历史上二三百年的朝代周期，其实和俺们用计算机用个几年就要重装一次是一个道理。也许是数据太多了，也许病毒侵袭，也许是一个系统核心文件被破坏了，这些都是重装系统的原因。中国的历代王朝总的来说，体系架构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直到近代碰到了西方现代化的新系统。两个系统一碰撞，高下立分。一批见识了新系统厉害的中国人，也开始对中国的系统开始重新规划，希望仿照西方也用起新系统。这批重新规划中国未来的人，用俺们现在做软件的行话来说，就是叫系统构架师。孙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系统构架师。且不论他拐走日本小姑娘和宋大小姐的私德，从系统架构的角度评判，他是一个合格的架构师。他提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系统的VISION，虽然其中有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但他的VISION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系统的雏形。有人说袁当政会不会比孙更好，俺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袁虽然有实力，有手段，但他明显缺乏像孙这种对现代化系统的认识。蒋和毛都是中国第二代架构师，他们对系统建设的目标和路径明显有很严重的分歧，毛坚持要格式化分区重装新系统，而蒋觉得目前系统分区还能WORK，只想在孙建立的系统上做一些小的重构。两个架构师为了掌握对项目的领导权大打出手，最后蒋含恨落败，隐退台湾。毛把中国彻底的进行了一次格式化，参照苏联的分区模式，构建了中国现代化新系统的基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牺牲确实很大，但是荡平了一切旧数据，甩掉需要兼容的包袱，直接进入现代化。而同时期的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则和蒋的思路非常接近。在保留原有阶级的基础上，试图通过逐步改良，来建设现代化社会。通过这几十年的建设对比（参考晨大的印度系列），格式化确实是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1228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中国历史的农民起义怎样 “筹措粮草”？（转）: 热度 2 gordon 2016-1-6 05:54; 人是铁，饭是钢，李自成一顿不吃心也慌。农民起义军是怎样筹措粮草的呢？除了抢掠官府之外，他们很多时候还要把手伸向自己的同胞。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有过一句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但真到了逼急的时候，李自成甚至亲自抢粮，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根据《明史》的官方记载，李自成落败山海关后，流亡到湖北，和大部队分离，只剩下二十骑跟从。他们在九宫山一带游荡，李自成饿得不行，带领随从到村中抢粮食，结果被山民所困，最后闯王弹尽粮绝，自缢而死。一代枭雄为了找点吃的，结果就这么死掉，可见粮食是多么重要。（《明史》的另一种说法是，山民见李自成势单力薄，主动出击，将其打死；野史则说他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了。）还有人因为分粮食成为起义领袖。西汉末年，荆州地区连年发生严重饥荒，民众逃入山野沼泽，挖掘荸荠为食。饥民多、粮食少，这就发生了纷争，新市人王匡、王凤分配食物公正合理，排忧解难，深得饥民拥戴，被推举为首领，率众起义。这支队伍就是著名的绿林军，是绿林好汉的原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农民起义军也得吃饭，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筹措粮草的呢？ ************************************************************************************* 老农众筹创业，启动起义资金。当下互联网创业火热，到处在讲众筹、IPO，事实上古代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就想到了互联网思维。典型的是南宋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还有另一个身份——摩尼教长老，摩尼教即《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在古代，广大农民靠天吃饭，没有医保，生活艰难，钟相利用宗教信仰将家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互助”群体。在钟相的统筹安排下，信徒们各自拿出部分钱财作为“互助金”上交，用于互助共济，确保农业生产及时进行。这片实验田“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周边群众纷纷加入，膜拜钟相，称他为“钟老爷”、“天大圣”。到公元1120年前后，他的信徒已遍布洞庭湖沿岸各州县，正式揭竿起义。在和官府的战斗中，钟相本人遇害，接任的杨幺仿照“军屯”制度，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政策，起义军将士平时在土地上耕种劳作，战时则退入洞庭湖水域，进行水上作战。由于后勤有保障，起义军又擅长水战，南宋政府一直没能收服杨么，直到民族英雄岳飞挂帅上阵，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在农民起义里，更加有名的众筹模式是太平天国的“圣库”，据说库里藏着金山银海，曾国藩攻破天京后，掘地三尺都没能挖到这笔钱财。人们大概不知道，这种制度起初是为了营救蹲牢房的会员。在早期传教阶段，“拜上帝会”的二号人物冯云山，被乡绅以“谋逆”罪告发到官府，另一领袖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征收“科炭” 。所谓“科炭”，即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作为常备的公共基金，应对意外事件。 “拜上帝会”的大部分信徒是烧炭工，大伙积攒力量终于筹到一笔钱，疏通官府，救出了冯云山。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的成员王为政、吉能胜被官府抓走，萧朝贵再次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 随着组织的壮大，各种开销也增多，“科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营救被抓的“拜上帝会”成员要钱，刊印宣传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制造、购买自卫武器要钱，防灾备荒、治疗疫病都要钱。但是仅凭几个烧炭工捐助，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拜上帝会”的事业发展主要靠有钱的VIP会员。现在一提起农民起义，想到的都是苦大仇深的老佃农，实际上也有出身富户的革命领袖。韦昌辉在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和几家店铺，另一头领石达开，史书上说他“侠义好施”，实际就是黑道背景，很有势力。还有胡以晃，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却是“拜上帝会”早期重要头目，他拥有的田地连跨三县，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在金田起义之前，“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都来自富裕会众。 1849年年底，石达开率广西贵县“拜上帝会”成员与当地团练大规模械斗，石氏宗族的石福隆、石贤隆倾尽家中存粮支援，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当地另一大户黄玉绣在石达开的劝说下，进行风险投资，给予财物支持，终于使得“拜上帝会”立威称霸。1850年2月，胡以晃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这个提议正好契合了“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理想。洪秀全把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财政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将财产尽数捐献。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确保了两年后金田起义所需的大量物资。劫官府、掠富户，连太监都不放过。大多数人印象里，农民军的形象是公正廉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大部分起义军队脱离生产，类似钟相起义、太平天国这种自我生产模式是极其罕见的，起义军为了解决后勤问题，往往采取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抢富户。此中高手是唐末起义领袖黄巢，他的足迹遍布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数省市，部队来回大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抢遍了半个中国。黄巢军流动作战当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四处流动的原因很简单：装备太差，明显干不过正规化的官军。流动作战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打粮” ，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黄巢的作战模式千篇一律：集中兵力攻下一座城市，然后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官军压境后，撤到山林荒野。黄巢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跑路和抢粮上，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很少固守一地，久而久之有了经验，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运动战的专家。到了后期，黄巢实力增强，注意自身形象，打下长安后宣传：“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刚开始时义军看到穷人，还施舍财物，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现象。农民军通过先前的抢掠已经变得极为富有了，几天之后，起义军花完钱财，故态复萌。当时黄巢忙于登基，而许多部下迟迟得不到封赏，于是义军将士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各出大掠，杀人满街”。这些过去的受压迫者尤其憎恨唐朝官吏，“得者皆杀之”，义军还疯狂抢掠豪族财产，美其名曰“淘物”，并勒令富室之人不准穿鞋，一律赤足行走。起义军攻长安时，诗人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耳闻目见都城惨象，写下《秦妇吟》：“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然而长安还不是破坏最大的城市，最严重的暴行发生在广州。由于北方的官军势力强大，黄巢曾一度转战到唐王朝统治薄弱的南方地区，乾符六年（879）9月，起义军攻克广州。这伙山东农民军到达广州的港口后，顿时惊呆了。这里车水马龙，繁华富庶，而且有着多彩的外夷文化，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众多。黄巢连番血战，粮草早已殆尽，见此景象，开始一番新的抢掠。军队见人就杀，看到值钱的就抢来，把船上的货物全部收缴，不值钱的便一把火烧掉。一时间尸体堆积如山，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广州屠城事件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是没有的，只有在外邦人写的史书里记了下来。根据阿拉伯的苏莱曼所作《中国印度见闻录》，估计有十二万外国商人被杀，其中包括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自黄巢之后，明末农民军的抢掠手段到达一个新的高峰。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在早期作战也是学习黄巢，每过一地，钱、粮、人口一并掠走，经常号称几十万大军，实际上就是几十万被裹挟的百姓而已。到了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他仿照明朝六部，设立了兵、户、刑、礼、吏、工“六政府”，但在史书中，根本查不到李闯政权的财政记录，只有各种抢。 “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 “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筹措财货，将府库、皇宫、宗室、勋亲的财产，全部抄收，连太监的家当都没放过，《明季北略》称：“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 李自成还史无前例地设立了专门的追缴机构，而且一建就是两个。大顺政权在“户政府”下设立“摧饷司”，专管其事；“刑政府”下又有“此饷镇抚司”，配合以刑事打击。大将刘宗敏制作了5000具夹棍作为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得饷银超过7000万两，相当于明朝正常岁入的5倍。普通民众忍受不了劫掠，农民起义反抗农民起义。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起义军多是劫富济贫的形象，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一度被捧得很高的水泊梁山义军，会发现，抢掠普通百姓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打破大名府中有这么一段：“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显然，在传安民命令之前，梁山大小好汉已经屠了半个大名府。其实，每攻破一地宋江哥哥都会下达类似命令，如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这个“急急”与大名府的“急”交相辉映，看来梁山好汉可不如宋公明吹嘘的那么仁义。如果说《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那可以再看看太平天国。太平军前期只是打劫官府，到1860年时，劫掠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太平军“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由于太平天国政权征税过重，导致了部分地区反叛，出现了农民军反抗农民军的奇观。咸丰四年（1854）2月，太平军攻克安徽徽州，在黟县征粮，赋税沉重，引发当地乡民的激烈反抗。百姓持鸟枪杀死太平天国官吏数人，最终太平军发兵弹压，把抵抗的乡民悉数烧死。（见佚名《徽难全志》）咸丰十一年（1861）12月，江苏无锡安镇东市四图庄乡民聚众抗租，民众均以青布扎头为标志，发动骚乱。在太平军主将黄和锦的镇压下，乡民被迫接受“乡官调停，一律还租”的条件。（见佚名《平贼纪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包村起义，太平军进入江南后横征暴敛，平民包立身起事，组织“东安义军”，对抗天京政权。从咸丰十一年11月到同治元年（1862）3月，洪秀全先后派出数万将士攻打包村，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联合，率十余万太平军围困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还”。这场战斗异常激烈，从店口至高湖连营六十余里，历时9个月、死伤数万人，太平军中甚至流传有“甘弃南京而破包村”的口号，忠王李秀成之子便是死于此役。最终，包村被攻破，被屠上万人。教科书把这些反抗力量称为地方团练、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但东安义军不同于当时的 “奉札办团”，不具有团练性质。包立身和太平天国作对，却也没有投靠朝廷。在包村起义的檄文中，包立身宣誓起义之宗旨在于“救蒸民于水火”，保卫乡里秩序，并没有表达对满清皇帝的忠诚。相比太平天国几个领袖，起义领袖包立身还是彻头彻尾的农民，在时人的笔记、书信中，多有包立身“世业农”、“农家子”、“本村甿”、“家世力农”的记载。 ******************************************************************************* 李自成站不住脚，一触即溃，可能根本就不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所说的原因，而是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财政保证。就是他是个流寇，他没有根据地。就是胡子、土匪，也有自己的老巢，“兔子不吃窝边草”。有些地方不能抢，只能抢外边。清政府是个政权。本来他在潼关，应该能够凭借地利挡一阵。但是清政府呢，自袁崇焕以后，大力发展炮兵，就是“重军”，根本就守不住，只能一直跑。那种流民又没组织，越跑越少，跑散了。注：李自成遇见清政府算是比较倒霉的，“马步重” 三军协同，他根本就没办法。只能一直跑，越跑人越少，跑散了。明朝政府，他可以和明政府打 “野战” 。清政府的作战方式也比较赖，就是当年“金宋之战” 的打法。让明降将打头阵，步兵疲累的时候，骑兵突击这是长久以来，“骑兵和步兵作战” 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解。（不是看恩格斯的书，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北宋和金的战争也是如此 ******************************************************************************* 生产跟它教义有矛盾，一开始搞生产，就会发现和它教义完全不同。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就是两套话语。以前 “参与者的个人经历” 是小生产，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一 “建政” 就明白了。（有啥意识，屁意识也没有，仿前朝而已。）注：但有时候有特例，例如仿外国。（你懂的）有的还仿不了，只能找一个可以仿的。（限制了 “选择路径” ）; 48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东北社会军事传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gordon 2016-1-3 05:54; 早年战争的兵器，大多都是农具。这也保证了训练强度，“天天练” 早年的战争带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东北地区的社会军事传统有一样和其它地区，非常不同，就是用甲其它的地方，极少有这种习惯。“ 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 隋唐就是东北军事技术建立的政权，著名的慕容氏，慕容恪慕容垂隋唐“关陇贵族集团 ” 用的是东北的慕容氏的军事技术，这一点必须得知道。甲骑具装来自东北，可不是陕西这个后赵也很厉害，极为残暴的一个政权，但却是它创立了 “开科取士” 。后赵石勒，创立了“开科取士”，打破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同榜进士” ,也叫 “同年” ,可能的解释就是 “年龄组” 年龄组对马赛男性施加的最重要约束是，战士不可以结婚，也被禁止与任何已接受割礼的女孩交往，只有在晋升为长老之后，才能回到原先的家族，并娶妻成家；由于两次新战士招募之间通常相隔15年，而接受成年礼的年龄下限大约14岁，所以，晋升长老时至少已经29岁，运气差的话已接近45岁（ 13岁时刚好错过一次招募，于是28岁成为战士，43岁熬成长老）。 *************************************************************************** 桓灵时童谣朝代：两汉作者：佚名原文：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注：桓灵时期还是举荐的　　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所以孝成为当时跻身仕途的重要条件。在汉代皇帝的帝号中，出了两位开过君主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之外，其他帝王的谥号前都要加一个“孝”字（《后汉书》的传记及目录也是这样）；甚至连王莽、刘秀以来愈加兴盛的谶纬学，与孝道都有所挂钩（“七经纬”中包括了《孝经纬》）；当时孩童读书也是把《孝经》作为启蒙读本。　　“举孝廉”这个名目起源于汉武帝刘彻，此后成为了汉代人走向仕途的重要条件。当然，除孝廉之外，还有茂才、明经、有道、方正等科目，这些总括在一起就是汉代选官的“察举制”。与之相对的叫“征辟制”，就是朝廷或开府大臣制定点名某个有才识、有能力或者有名气的人来做官。（“征”与“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征”是以天子、朝廷的名义调某人为官，“辟”是开府大臣聘某人为掾属。）注：汉代是老玩儿 “和亲” 。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实际上，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社会到隋唐才突破 “血缘亲缘” 关系的束缚因为秦代二世而亡，所以对于后世统治者的影响力不是很大。影响大的反而是汉代。 ************************************************************************************* 汉代的竞争策略：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贱” 。它崇尚黄老之学，爱搞和亲。它靠人多嘛在这个地方，生活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呵呵从南北朝隋唐以后，它这一招不灵了，呵呵 ************************************************************************************* 汉代对秦代的讨论很有可能，秦代是一个 “极限” 状态，常态无法维持。所以，汉代其实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治理秦代留下的这么一个摊子。因为秦是 “憋大招” 憋出来的一个版图，还耗费了几世秦王的积累也就是说，秦代留下的这么一个东西，到隋唐才真正解决。最重大的技术变化，步兵不再是战争的主力。注：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用亲缘和血缘了，再加上举荐制，推举上大学嘛。改开后，把这个过程打断了，引进了德国的坦克技术（发动机和火炮），就开始裁军了。从推荐上大学，变成了考试。从秦汉转到隋唐的 “ 科举制+ 重资产 ” 方向。 “ 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 ************************************************************************************* 秦代面对的问题它要修筑长城。秦本来是周王朝养马的，周平王东迁，把周的封地给他了。（少数民族犬戎的军队打进了西周的都城镐京）他勤王，也算是比较勤恳的。文化习惯上，它还属于周，所以它的解决方案就是扩大规模。 “清华简”研究显示，秦并非西戎。考古发现早期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与“清华简”的研究成果相印证。学术界主流思想认为秦人来自东方而成于西方。不然的话，解释不通。（赵国发展 “胡服骑射” ，它为什么不发展 “胡服骑射” 呢？）它的策略是扩大规模，“ 丢盔弃甲，发展机动性” 。魏武卒用甲，秦步兵不用甲秦人善于养马，东方也有养马的，除了牛耕，还有马耕。战车也需要马（现在需要判断它的文化属性）周、秦、汉三代都受到游牧民族的压力。参考资料：权力的积木3：扩张的动力（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blog-663-55601.html; 33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论core 2、core 3 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伟大人物: 热度 2 gordon 2015-7-10 06:31; 这个命题啊，是从网友的吐槽引出的。（闲扯嘛）看看49年后的中日历史，才能明白啥叫耻辱！比如1958年人民日报高喊亩产万斤，天朝的弄虚作假和胡作非为达到历史顶峰。可此时，安倍晋三他姥爷、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学者行家们的策划下推出一系列非常靠谱的经济促进计划，启动了60年代日本的空前大繁荣。 ****************************************************************************************************************************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述发展方式潜力已经榨干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是不容易的。这个事要从延安时期的工业发展说起， **************************************************************************************************************************** 既然 “一五”计划，就从工业化这个横断面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以下参考《从手榴弹到原子弹》一书这本书透漏了一个线索，当年兵工的技术工人很多都来自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 ， 1930年，历时半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获胜告终。阎锡山下野避居大连。蒋介石责成张学良统一节制晋、绥两省军政事宜，决定编遣晋绥军。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的军火生产因此停止。两厂原有的1.5万名职工裁减为1800名，只作一些军械修配和民品生产。一个科研规律：学到知识点是容易的，现场出方案是困难的，也就是说设计是困难的，尤其是工业。要因地取材，尤其困难现在好了，有技术工人帮助，就是把知识点串起来而已，难度大大降低。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思维更加灵活。马克思波恩对这个问题，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科研是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之上的。 **************************************************************************************************************************** 国民政府发展工业的特点，也是大工业。稍微小一点的盘子，也被 “工合” 接了去。日本在战争期间，要分散，搞了一些小工业。后来的一些经济建设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到 “一五” 计划的时候，实际上潜力已经榨干了。正像克莱因论述法国科学的发展，在一段突飞猛进的前进以后，必然有一段 “沉寂期”。什么原因也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 “不应期” 一样，瞎 “倒置” 也不行。（每天一个小段子）然后他就真倒置了，真不行。 **************************************************************************************************************************** 其实岸信介也不是个人有多么聪明，而是战败了，不那么做不行了。中国大陆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到 “计划经济”的危害性，还是到了core 3 时代。理论上认识到也没什么用，打开战略机遇期，还有赖于 core2、core 3 个人的努力。注：他们自己可能没觉得有什么，但对后来的分析者来说，极为吃惊和震撼。; 4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美国、英国 —— 中国历史的全球角度解读: 热度 4 gordon 2014-12-15 13:53; 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啊，甚至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根本讲不清楚。最早的原发思想来自小凯，谨以这项对中国历史的洞察，献给杨小凯先生我讲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讲过英俄在东地中海争霸。英国关键是失去了美国这片殖民地，不得不保护印度这块殖民地。所以，中英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太平天国运动和美国内战的关系这个主题来自普拉特先生的研究。 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英国由于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中国与美国两场内战的同时进行，绝非不值一顾的小事，而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乃是一八六一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有所行动，从而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结局。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为了解英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角色，我们得记住，英国面临着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恢复其中一个的秩序，而基于本书后面会解释的几个理由，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却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事后英国首相会把介入中国一事，当作英国为何得以在不干预美国内战下仍能熬过经济崩溃的原因。或者换句话说，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科诺夫出版社2012年2月,作者：史蒂芬·R·普拉特，耶鲁大学中国历史专业博士学位，现在马萨诸塞州大学任教。注：中国近代史，靠中国学校现在的学术水平是根本搞不明白的。没有当代的社会科学，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实际上中国市场对英国非常重要，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英日冲突十分剧烈，实际上英国已经把东三省给日本了，也是作为对俄的一个屏障。当日本要进攻长城一线，进入关内时，矛盾爆发了。 ****************************************************************************** 参考文献： 1812年美英战争以及英国在西线的受挫（转） http://www.aswetalk.org/bbs/blog-663-44004.html 很多人都不知道，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着莫大的联系。我开始也不知道，我是先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搞明白了，官方的说法，净TM 扯淡，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跟美国没关系。（这以前写过）然后是甲午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有朋友跟我说，有这么一本书，（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我一看跟我想的一样。注：为什么你们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那都是一点一点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官媒就在胡说。（因为那时候跟英国工党关系好嘛，文革时候，中国都有到英国留学的。建国以后，是美国对我们封锁，英国倒是不封锁。）甲午的好多事情，它也是死活搞不明白。它经常爱弄，政治干预学术嘛中国人，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怎么明白的，这一段时间中东不是比较火嘛，找别人的博士论文看的。太平天国这本书，是朋友推荐的; 4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港台人的历史观: 热度 77 河蚌 2014-12-4 17:34; 　　无论是占中还是反服贸，作为大陆人的我们，除了抱着看戏不怕热闹大的心态，其实还有一个最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让我们感到怪异的行为和言论，还有他们对于大陆的那些怪异的看法（比如茶叶蛋之类），怪异到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唯一贴切点的词就是－－逗逼。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终于，在这次跟踪占中后，俺发现我大概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人，大概都有着与我们大陆人十分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观谁对谁错，这个很难说，但如果两边的人对同一段历史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甚至连历史事实都完全不一样，也自然就会有一方视另一方为逗逼了。　　我们在大陆学的历史，国共内战，国民党是全面落后，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完败，完全输掉了底裤。中共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越打越强，整师整军最后整个兵团的吃掉国军，只用三年多时间就将国府赶到了弹丸之地，这个战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但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在他们的历史中，国共内战就是国军一直在胜利，一直在成千上万的消灭共军（把共军打成负数），共军多次都已经穷途末路，连延安都被占了。但是穷凶极恶的苏联，借着东北被划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机会，完全背弃国际协议，大规模武装东北共军，被武装起来的东北共军先打败了东北的国军精锐，然后挥师南下，占领了全中国。中国是弱国，国军虽然能够打败共军，但无法打败被苏联武装起来的军队，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然后国府悲情撤退，大陆沦陷于苏联的代理人中共之手。可以说，国共内战中国军的失败，完全是非战之罪，是国际政治弱肉强食的体现。　　而在４９后，国共的局部战争仍然在继续，双方的记忆又不相同。比如５０年代的台海空战，看大陆这边的统计，是互有胜负，每次空战都是１：２、２：１之类，而看台湾那边的统计数据，则基本是一边倒的，６：０，８：０。而海军，大陆是宣传以木船打铁船把海战当陆战打，宣传英勇顽强不怕死，而台湾，则完全是大象碾蚂蚁，更有什么大陆温州舰队全军覆没（这好象不是钓鱼帖，而真的是台湾那边的战报）。在４９年后，国军的统计数据，仍然继续了在国共内战时的优秀传统，就是不断地将共军打成负数。　　而在经济上，对于港台人来说，中共建政的大陆就是真正的沦陷，是人间地狱，大跃进的几千万死亡、文革的几千万死亡，还有文革时的几百万人逃港，总之，是个人就想着离开大陆。而在政治上，则是共党高层的派系纠缠，相互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及各种领导人的道德腐化和穷奢极侈的共边新闻。　　应该说，拥有这样历史观的港台人，大概占到了绝大多数。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对历史没兴趣，但不幸的是，那些喜欢政治的恰恰又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这些人往往自认为见识高人一等，喜欢以天下为己任。在这种历史观教育下，在港台这些人眼里，中共就是一个残酷、低效、腐败、无能的独裁政权，依靠封锁、欺骗来维持统治的国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纸包着火药桶，在这种政权下生存的人民都是敢怒不敢言，全都想着投奔乐土，而能够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那肯定是中共的走狗，是不知道真相被长期压制而只会顺从的奴隶。而港台，就是大陆沦陷下的中国最后的乐土。　　而上面的这些观点，还是来自于那些对中国最有认同感的人群（比如台湾的深蓝）。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族群，上面的历史观，他们一样不少，还多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鄙视，在这些人眼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是黑暗的，这是一个虚伪、粗俗、窝囊、麻木、内残外忍的种族，与这个民族为伍是他们最大的耻辱。　　你想，在这样的历史观下，作为中华民族统治者的中共会是一个什么印象。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中共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质，不知道这是一个从尸山血海中趟过来的组织，关键时刻，死几百万人对这个组织来说也只是个数字。在他们眼里，大概以为中共是真正的纸老虎，连病猫都算不上，只要多捅几下就马上倒了，一点不可怕，只是很可怜。　　中国有句话，叫“宁要人怕，莫要人怜”，在对中共的认识上出现这么大的偏差，也难怪他们会做出那么多在大陆人眼里完全是在找死的行动了。; 个人分类: 世间百态|1681 次阅读|30 个评论

分享七七事变、淞沪会战 —— 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gordon 2014-11-26 13:33; 日军有多难打 8 年抗战中与日军直接交手的中国军队从将领到士兵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前线将领的回忆台儿庄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回忆是这么说的：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曾分别任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武汉会战和远征军入缅的陈诚更是对中日两军做了直接对比：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中共方面，名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也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写道：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个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荫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做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做战…… 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须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正因为双方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层直接说出这样的总结：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其实那是英国和德国的战争，美国没有参加战团。英、日矛盾，转化成了美日矛盾，呵呵德国美国可以不看，但是日本不行，尤其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争霸实在必行。留给我们一个发展模式和一个残破的日本陆军，呵呵; 0 个评论

分享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 gordon 2014-10-22 23:42; 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东汉刘秀会定都洛阳？答案也许很简单，汉的国力问题，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拓展的边界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所以在三国时期，曹操建都于许昌。实际上曹操和西凉的马超相争时，曹操总是以智慧见长。狡诈非要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期才能出现。例如希腊文化中的智者学派。也就是说在三国时期，文化中心还在黄河中下游。直到晋代灭亡的南北朝时期，武川六镇才真正跃上历史舞台。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 这个原因啊，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骑兵。由于地理范围的扩大，一些传统的方式方法已经不适合于时代。所以，有马匹资源的地区，总会有某些优势。这个不是所谓的智谋能够弥补的。很多事情都是经验的总结。不聪明，可以积累到聪明，不快，可以练到快。不产马，在很长时间都不会产马。; 2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对中国历史的简化: gordon 2014-9-15 06:45; 中国历史很多人看不明白，其实很简单嘛既然 1840年鸦片战争是从军事失败开始的，那就从军事开始看嘛在天津教案时期发生了普法战争，然后一直就学德国嘛。第二次科技革命也是德国发起的。普军运用铁路这个事，其实最早并不是政府军队搞的，而是革命者搞的。（说白了就是恩格斯他们搞的）当时通讯很差，诞生了总参谋部制度，毛奇这个人很好，并不直接指挥一线指挥官，而是给指挥官以自主权。他就定了个大方向，其它你们搞吧。基本上中国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这一套，因为通讯能力的限制。德国顾问团给蒋介石的建议都是中肯的。基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都学全了。最早陆大的教材是以日俄战争为蓝本的，那时候的教官也是白俄教官和日本教官。主要学日俄战争的经验。他们一直提防日本人，觉得日本人教的不对。（这个事，中国人都能理解）二战经验呢，从苏联学的。学苏联比学德国好，苏联装备，生产工艺简单嘛，我们好造。 ××××××××××××××××××××××××××××××××××××××××××××××××××××××××××××××××××× 其实都没啥东西。就这么点东西，剩下的东西再说剩下的。不是专业搞历史的，不用搞了。那得跨学科研究呢。到时候 “ 服从命令听指挥 ” ，听党和政府的完了，把精力用在更重要的事上。就计划经济那一套，大部分人都研究不了，没那个能力。能力差的人，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好吧。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注：我总是当坏人，说真话。技术条件变了，就日俄战争的 203 高地，对于现代军队根本不是个问题。社会条件变了。就那个 203高地，日本死了多少人，还建了一个蛋蛋的 “白玉山塔” 。我上过那个塔，我第一次上，就一口气从底下上到塔顶，连喘气都没喘。; 3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关于炎黄一族的逆向淘汰起源2: 热度 12 东北土匪 2014-8-20 15:16; 宋朝绝对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市民社会的王朝，第一个全体后宫嫔妃集体发送到妓园的王朝，当然还是中国史上被灭亡的第一个炎黄文明王朝。宋朝的开国，就有些不太光彩，当然，历代开国者都有些不光彩的事，宋太祖依靠义社那些兄弟当了皇帝，反过手就开了这些兄弟。反观唐太宗，不但敢用人，而且敢用投降的人，不但敢用汉人，而且敢用胡人，同样汉高祖也是敢用降人，而且大用，这开国的皇帝，就差了一点。宋太祖没当几年皇帝，他那个畜生兄弟赵光义通过烛影斧声，而成为宋太宗，说他畜生，是他弑兄杀侄，古代中国画作有幅《熙陵幸小周后图》，把小周后遭遇强暴的过程画得十分详细。大腹便便黑不溜秋的赵光义，蹙着眉尖被宫人托着的小周后像一条被晾在沙滩上的鱼，气恼愤恨无地自容。图上还有元人冯海粟的题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赵光义不仅仅变态，而且不知兵，赵光义当皇帝期间，二次北伐契丹失败，兵力共损失了30万人，辎重无算，把周世宗、宋太祖两代人积蓄的精锐丧失殆尽，打破了宋辽（契丹）均势，同时西北，也用兵失败，西夏独立。宋朝的家法：养兵、养官和将从中御，养兵是宋太祖搞的，而后两个都是这个赵光义搞的，正是这两点，才造成有宋一代国弱的根源。养官，党争不断，财政支出巨大，效率低下。将从中御，外战不可赢，赢了就闲之不用，如狄青。如果宋朝的变态只是这些，也还算小，最多祸害一朝一代，最变态的是，小脚加理学，正是这两个，才是中国千年内数次灭亡根源。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个人分类: 笑论国史|537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中国历史的怪异重复: 热度 3 gordon 2014-1-13 15:12; 天朝江浙财团靠一战对东南亚和欧洲的贸易完成原始积累的，跟过去十年小布什发动两场战争，江浙出口异曲同工。天朝也怪，就是以美元为锚发行股票。这是唱戏吗，哈哈 ×××××××××××××××××××××××××××××××××××××××××××××××××××××××××××××× 小心 “棘轮效应” 就行了，很多事不在于好不好，而在于度，在于是不是失控了，老是停不下来。这一次过坎了，下一次是不是还能停下来。 ×××××××××××××××××××××××××××××××××××××××××××××××××××××××××××××× 老蒋是怎么败的，本来发金圆券就是因为法币发太多了。结果发金元券又停不下来《总裁在线》专访任志强那个是视频里，任志强已经把问题讲得很透彻了。张维迎也讲过，那又能怎么样呢？呵呵; 27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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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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