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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卫汝贵、袁世凯 ——— 甲午的细节: 热度 3 gordon 2017-6-1 07:21; 在甲午战争中，能够正面对撼大岛义昌的，就是卫汝贵和马玉昆了。盛军的子弹消耗也是比较多的。 1895年的8月至9月，大批清军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日本政府陆续交还给中国，有一名对解开平壤之战中的弹药问题极为关键的人物，也在归来的人群里，这个人就是一年前在平壤城负责管理盛军军械、弹药的盛军军械委员邱凤池。他的报告称，驻守平壤的盛军，所有的军械、弹药物资公曾收到两批，到9月15日平壤激战为止，这些弹药经过发放，库存各类步枪子弹仅剩余10万余发、克虏伯75毫米炮弹剩余350发、2磅炮弹剩余3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没有存余。由此可见到中午时分平壤盛军库存的弹药总数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一天类似15日这样强度的战斗。 ——《沉没的甲午》（作者陈悦，采用老照片+老档案的形式，引用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原始史料，大量参考了日本的档案） ***************************************************************************** 朝鲜人不交“保护费”？淮军的后勤一向由驻防的地方负责，但在朝鲜的补给却要自己负责。由于海军不给力，物资只能通过陆路运到鸭绿江边，左宝贵手下3800多人，却不得不留下1300人专门转运物资，其余2500人紧急赶赴前线。就地筹粮成了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在朝鲜的第一要务。战争爆发后，卫汝贵奉旨率盛军马步十三营的6000余人由小站驻地增援平壤。临行时，李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但盛军却是纪律最坏的。他们“遇物即掳，毫无顾忌”。前往朝鲜路上，卫军就沿途骚扰以致声名狼藉。到了朝鲜更是肆无忌惮，吓得高丽百姓看到就跑。克扣军饷做嫁妆？卫汝贵随叶志超兵援朝鲜，赶上女儿在家乡出嫁，他就通过克扣军饷的办法，搜罗大量金银运回老家。其妻接到铜钿和家信，马上夫唱妇随地回了一信，千叮万嘱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世间之事往往无绝对。军纪差有时并不意味着就贪生怕死。卫汝贵所率盛军军纪败坏，但平壤之战中在西南战场作战甚为勇敢，重创了日军。卫持刀于如雨枪弹中往来督战，士兵有进无退。最后与各军同撤往沙河，士兵手中的刀枪尚有八成，没有像其它各支清军一样慌不择路，丢盔弃甲。卫汝贵到底是否被当成替罪羊？陈庆年在他的《横山乡人日记》中提到：“据倭人战史谓，南城（卫汝贵部守）虽未攻破，亦赖其牵制，故西北（左宝贵部守）得以成功，陷其元武门，是汝贵特未及难耳！论者以其部纵掠，杀之自可以肃军政，然后欲蔽以不战之名目，岂得谓持平乎？” ***************************************************************************** 土耳其，一不严厉，战斗力就要下降。 ***************************************************************************** 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这组题为“德国战争短评”的文章是弗·恩格斯专为1866年的普奥战争事件写的。普军只有两个因素能与奥军的所有这些优势相抗衡。他们的军需机构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他们军队的给养会比较好些。奥军的军需机构也和奥地利一切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贿受赂和营私舞弊的巢穴，它未必比俄国的好些。甚至现在我们就听说，前线的军队的给养很坏并且供应不经常，而在要塞里就更糟了，因此对于四边形要塞区的要塞来说，奥地利行政机构可能是比意大利炮兵更为危险的敌人。普军的第二个优点是他们的武器比较好。虽然他们的线膛炮无疑比奥军的好，但是这个优点在野战中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普军和奥军步枪的射程、弹道和射击精度几乎是相等的，但是普军的步枪是后装枪，因此他们能在队列里以每分钟至少四发的速度进行不间断的准确的射击。这种枪的巨大优越性已在丹麦战争中被证明了，而奥军对这一点无疑会体验得更深刻。如果奥军不用很长时间进行射击，而是立刻进行刺刀冲锋（据说贝奈德克曾指示他们这样做），那末他们便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在丹麦战争中，普军的损失从未超过丹麦军队的损失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仅及十分之一；就像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的一位军事记者所完全正确指出的那样，丹麦军队几乎到处都为兵力少得多的敌军所击败。注：卫汝贵、马玉昆的连发枪比大岛义昌的步兵单发枪好。 ***************************************************************************** 　甲午年后，卫汝贵一直为众矢之的，声名俱废。多年后，倒是亲历甲午年事的袁世凯有过这样一段评论：“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 ***************************************************************************** 其实还有一个人替卫汝贵说话，就是慈禧卫汝贵得以多活半日，其中自有缘由。事实上，对他施以援手的乃大清帝国幕后统治者慈禧太后。据翁同龢当天日记，就在处斩卫汝贵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军机大臣，问：“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三问而无人应对。沉吟半晌后，慈禧太后说：“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其话里话外，有为卫汝贵说项的意思。在此情况下，主战派大臣“奏不杀不足以申军律”，翁同龢“亦别有论说甚多”，“二刻许始定”。议到最后，慈禧太后也未能刀下留人，卫汝贵就此一命呜呼。 1895年1月16日，在日军即将大举进攻山东之时，京城菜市口却突然搭起了监斩棚，一时观者如堵，拥挤而不可近视。让围观者感到失望的是，棚子虽搭起来了，但要问斩的人却迟迟没有押到。其中，一位名叫孙宝瑄的士人等到日中后，回去吃了个午饭又邀集两位文友再去围观，但等到日暮时分，主角仍未出场。正当看客们以为“今日不复行刑”时，刑部尚书薛允升将人犯匆忙押至，半晌功夫即告完事，看客们这才心满意足，纷纷散去。 ***************************************************************************** 甲午里面，最能打的，除了白发宋庆外，就是他俩了。卫汝贵与马玉昆看日军的详报，就知道了。还有摩天岭的依克唐阿和聂士成。; 71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赫然发现慈禧是袁世凯的亲娘！: 热度 28 天地一沙鸥 2017-5-1 21:51; 连两部电视剧里的小号音乐都一脉相承！; 1326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北洋的覆灭（二）: 热度 3 gordon 2016-4-5 06:27; 　　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 。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 ·J· 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 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 　　京师地方检查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注：张宗昌这个人在民国，以 “交际广阔” 著称，手下能人无数。自身能力不强。（英美日是一家，早年都是反俄的。二战，苏联外交的转变，才给了中国一线生机。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苏联的前进，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个人在时代面前都很渺小，大背景是英俄争霸） ************************************************************************************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 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 ”。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究竟在3月18日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国防部的档案显示，苏联早有谋划：“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 寓公　　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　　此时的天津是下野政客们的乐园。上流社会的生活可谓迷人而有趣。人们津津乐道于日本总领事的招待会，前总统黎元洪的堂会或是逊帝溥仪的茶话会。毫无疑问，国内外政局总是这些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若是逢着两位前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寿辰，两人的同僚旧部、亲友眷属纷纷前来祝贺，召开盛大的宴会。　　相较之下，段祺瑞显得颇为寒酸── 他没有自己的宅邸，住在自己的妻弟家中。更令客人们叫苦的是，他宴请客人亦是素席。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搭子们也得在晚上十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他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杨天石：《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为了量入为出，如今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圈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他过目。家里的佣人是早就裁减了的，以致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 　　他每天早晨默诵《金刚经》半小时，可有为那些惨死的学生超度过？　　“九一八”后，日本人又有扶植段祺瑞之意。风传日本人要劫持他，于是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劝他南下颐养。1933年1月22日，火车抵达南京时，蒋介石通令少将以上军人，着军服至车站迎接前民国首脑。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蒋曾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都出席了蒋介石的招待宴会。段祺瑞深知蒋正是要以此打击日本人的气焰，他在向记者发表的对时局书面意见里说：“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两天后，他到了上海，在霞飞路的一幢公馆里度过了最后四年。　　上海《申报》不失时机地报道，当日本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时，这位前临时执政表示，唯有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才可以与之商谈。《申报》因此感慨万分：“而一般无耻汉奸甘为亡国奴，受某国指使而奔走者，亦大有人在。”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以“亲日卖国”出名的北洋大佬，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唯独他主张动员军队，大不了与日偕亡。　　段祺瑞去世两年后，吴廷夑撰写了《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文末说“ 合肥之行藏，非一人之得失，乃关一国之兴替 ”。 ************************************************************************************ 注：既然能换卫戍司令，这个请愿就是假的嘛跟文革一样，毛主席掌军权呢，这叫什么革命。就是游戏，只是骗了一帮傻蛋怎么这么 “晕蛋” 呢，不掌军权，能发动文革吗？你掌 “军权” ，你也能发动文革，游乐场嘛，玩一玩 ************************************************************************************ 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又把曹锟给弄出来了。（曹锟就是一 “买布” 的，）段祺瑞也是，非要淌这趟浑水。小兵能跟着别人混，老段当时的地位，还跑去充当 “门面” ，丢不丢人 ************************************************************************************ 法国大革命就是首都革命，法国因为某些原因，很多东西，集中在巴黎所以，法国大革命就是首都革命。就像当代的乌克兰搞的一样。奉系入京，知识分子南下，基本上，北洋已经丧失了治理能力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它的覆亡也 “指日可待" 因为 “刚不易久”，你要应对自然界的 “风雨雷电“ ，非得柔顺不可。少了专家给你出主意，很多事情都搞不定。不是白费力气，就是折损自己。（庖丁解牛嘛） ************************************************************************************ 没有知识分子了，怎么办？只有接受外国援助这一条路了。得请国外的专家哎，不然怎么办。 ************************************************************************************ 在自己的地方游行，竟然能被 “枪打” ，真是匪夷所思跟当代 “乌克兰革命” 一样，那三枪不知道谁打的如果上文属实的话注：《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 35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袁世凯的聪明误: 席琳 2014-11-25 12:22; 2014-11-24 清末李鸿章受曾国藩的提携，袁世凯又受李鸿章的提携，可是曾国藩李鸿章所想未想的事，都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实现。至于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关系，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口述《庚子西狩叢談》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公在直督時，深受常熟排擠，故怨之頗切，而尤不愜於項城。在賢良寺時，一日項城來謁，予亟避入旁舍。項城旋進言：中堂再造元勛，功高汗馬。而現在朝廷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跡同旅寄，殊未免過於不合。不如暫時告歸，養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鼓鼙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征馳，安車就道。方足見老成聲價耳。語未及已，公即厲聲呵之曰：止止！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辦。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一個協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也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臣子對君上，寧有何種計較？何為合與不合？此等巧語，休在我前賣弄，我不受爾愚也。項城只得俯首謝過，諾諾而退。項城出後，公即呼予相告曰：適才袁慰廷來，爾識之否？予曰：知之，不甚熟。曰：袁世凱，爾不知耶？這真是小人！他巴結翁叔平，來為他作說客，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叔平作成一個協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着，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着，看他們如何擺布？我當面訓斥他，免得再來羅唣。我混了數十年，何事不曾經驗。乃受彼輩捉弄耶？予見其盛氣之下，至不敢更進一語，蓋項城先固出公門下，頗受獎植；此時公在閒地，而常熟方得權用事，不免有炎涼去就之世故，因怨常熟而並及之。其一時忿語如此，蓋蓄之已久，非一朝夕間事矣。有一次，尤使項城難受。公自出使回國後，駐節天津，尚未覆命。予與直省印委候補人員同起進見。其時項城已授直臬，尚未到任，專任練兵，以監司資格，當然首領班列。入坐後，寒暄數語，項城即面陳練兵事宜，謂現在部署粗定，德教習亦已選聘，日內訂立合同。詞尚未畢，公即勃然變色，舉所持手杖，連用力頓地，砰訇作響，曰：呸；小孩子，你懂得什麼練兵！又是訂什麼合同！我治兵數十年，現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這樣容易練的？難道雇幾個洋人，抗上一桿洋槍，念幾聲橫土福斯，便算是西式軍隊麼？項城至面赭不能語。同班中皆直省僚屬，甚難為情，群俯首不敢相顧視。蓋項城時已隆隆然漸露頭角，公若有意挫折之者。真可謂薑桂之性，老而愈辣矣。《袁世凯辛亥年谈清廷》一文中这样说: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适逢袁世凯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时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会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等人咸集洹上。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袁克文《辛丙秘苑》)。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袁世凯决心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袁世凯仍然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袁世凯当时也有自成局面的想法，昔日部下倪嗣冲等人极力向他劝进：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但袁世凯拒绝了，徐世昌分析，袁世凯的顾虑有五：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俊(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抚巡)均具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所以其倾向表面维持清室。(张国淦《洪宪遗闻》)。袁世凯的内心，现在已经无法得知，称帝的事实，却是无可辩驳。但是在称帝之前，资料显示，无论人前人后，袁世凯都没有透露出过一丝一毫称帝的想法。《隆裕千古帝制收场人》一文说：在溥仪的回忆录中，记载了隆裕最后接见袁世凯的情形：胖老头袁世凯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和哭泣的隆裕说话。正是在这次见面中，袁世凯向隆裕直接提出了退位问题。退位已经无可挽回。尽管在皇室内部已经进行了几次讨论，但还是存在争论。促使隆裕下决心退位的，是1月26日，最坚定的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群龙无首，满朝亲贵心惊胆战。他们读到北洋文官武将的奏电，知道大势已去，便纷纷逃出北京，投向天津租界及大连、青岛等地。隆裕立即颁布授予袁世凯一等爵。但此时此刻，南方革命党许诺的大总统位置对袁更有吸引力。袁世凯一口谢绝了荣典，不断向这位太后传递革命党太厉害的消息。时人评价那时的袁世凯：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胡汉民自传》）。没有选择，她依然只能全权授予袁世凯。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注定的命运之下为清室争取一个较为优待的条件。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物降一物，慈禧太后的缘故也，这个女人不简单，喜怒哀乐，善驾群臣，而隆裕就差的太远了。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一日入見，奏對事畢，太后與皇上同坐倚窗炕上。予見太后意尚閒暇，因乘間奏言：徐用儀、許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實為國。當時身罹法典，當然必有應得之罪；顧論其心跡，似在可原。據臣所聞外間輿論，頗皆為之痛惜。可否亮予昭雪？方言至此處，意尚未盡，突見太后臉色一沉，目光直注，兩腮迸突，額間筋脈悉僨起，露齒作噤齘狀，厲聲曰：吳永，連你也這樣說耶？予從來未見太后發怒，猝見此態，惶悚萬狀，當即叩頭謝曰：臣冒昧，不知輕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將怒容盡斂，仍從容霽顏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節，皇帝在此，你但問皇帝。當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說著話，他數人叨叨切切，不知說些什麼，哄着皇帝，至賺得皇帝下位，牽着許景澄衣袖，叫許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結着一團，放聲縱哭。你想還有一毫體統麼？你且問皇帝，是否實在？皇上默無一語。予只得叩頭，謂臣實不明白當日情形。太后復霽語曰：這難怪你，咱們宮廷里的事，外間那裡知道？你當日尚是外官，自然益發不明白了。予見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莽遇此劈天雷電，忽而雲消雨霽，依然無跡，可謂絕大幸事，然予真已汗流浹背矣。不意太后盛怒時，威稜乃至如此。昔人謂曾、李兩公，當時威權蓋世，一見太后，皆不免震懾失次，所傳固當不虛也。;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袁世凯谈清军甲午战争的失败: 热度 3 gordon 2014-11-25 11:11; 清军缺乏合格的指挥官，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之手。这些人固然勇怯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囿于国内战争的老经验，因循守旧，不懂新的军事科学。战争期间参与后勤事务的袁世凯指出，"今之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既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这是指所谓"威望素著"的老成宿将而言，至于一些新组建部队所调之员，则"多系浮薄少年，文弱书生，不谙军务"。在这样的军官的指挥下，即使部队装备了先进武器，也难免溃败的结局。在进攻时，他们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衝锋的方法，一拥而上，且往往"从一千公尺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他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各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如聂土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1894年12月19日瓦缸寨之战，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尊被击毁4尊，丧失了作战能力。第三次反攻海城之役，依克唐阿部重蹈覆辙，被击坏火炮5尊。所以，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 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 "。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士，也有人指出；"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注：从日军的战术上就能看出来，清军的武器射程远。日军近战猛烈射击，给予重大杀伤。日军的火炮虽然是青铜的，但是它容易搬运。按照日本官方的说法就是，野炮和山炮之争。 *************************************************************************** 以前讲普法战争的时候，讲过法国为什么输了，因为法国是个殖民地军队嘛就是对付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了，可以。打大仗不行。袁世凯的说法是很中肯的，就是他们用的方法是以前对付 “ 发捻 ”的。 “发捻” ，发匪就是太平天国嘛，捻，是捻军。就这么简单，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的一场战争。注：镇南关大捷、'剿击发捻' ，这一旧经验，共同促成了这一事件。、 ************************************************************************************** 道路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 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 　　陆军　　1889年，陆军发布《野战教范条例》，提出炮兵是战场“主兵”的概念。炮兵作为未来战争的“战斗骨干”开始在军事思想中定位，推动了炮兵兵种空前发展的势头。陆军野战教范采用欧洲炮兵炮术战法，炮兵学校讲义导入“弹道学”课程，聘请意大利武官布拉加尼讲习弹道学，开创了日本弹道学理论基础。弹道学科理论不但在陆军广泛采用，也是当时海军舰炮唯一的弹道理论教程。此后，日本武田大佐又提出了本国的弹道学理论，在陆海军炮兵中推广。炮兵弹道学的应用，使日军炮兵发展迅速，一举跨入炮兵先进国家行列。　　日本陆军的炮兵制式，采用野炮还是山炮，在军中出现过严重意见分歧。野炮论者小川又次中将强调“炮火威力优先论”，山炮论者德国教官梅克鲁主张“炮械机动性优先论” 。两人在东京炮兵将校研究会上力陈己见、互不相让，最终陆军大臣大山严折中了双方的观点，采用了野炮和山炮混用方案。日清战争中，师团炮兵联队混用野炮、山炮，获得良好的战果，证明野炮和山炮混合使用具有火力和机动性兼备的战术功能。虽然9厘米臼炮、15厘米臼炮、8厘米加农炮、9厘米加农炮、12厘米加农炮等中大口径炮械，也有少数参加日清战争的记录，但这些炮类没有留下值得赞誉的功绩。反倒是小口径7.5厘米马驮可分解山炮、7.5厘米马拉野炮在战争中战果显著。　　近代早期炮械受火药技术的限制，炮弹射出后硝烟弥漫，极易暴露炮队位置，为此炮兵不惜采用暴露自身，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于对手进行炮击，颇有成效。日军炮弹多采用榴霰弹，以杀伤敌军地表目标为目的，弹内携带新式起爆引信，弹头在到达敌阵地上空时爆炸，能有效杀伤地表敌军，成为炮兵制敌的一大优势。榴霰弹的威力震撼，被清军谓之“天弹”，日军大炮一响，清军阵地的士兵就会立即出现恐慌和动摇。注：大山岩是弹道学大家，为什么派他去攻打旅顺要塞，就是因为他是火炮专家。讨幕战争中他设计的120毫米臼炮和四斤(日制)山炮轻便灵活，火力凶猛。这些炮被以他的名字称作「弥助炮」。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军司令官，指挥攻占中国金州、旅顺和围攻威海卫等战役，是旅顺大屠杀的首要罪魁；并于1895年4月和日本联合舰队一起参与并接受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 ************************************************************************************** 日军的机动性好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梅克鲁少佐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陆军各级参谋的最高军事院校。梅克鲁的教学，推动了日本陆军的改革——由过去的法式师团建制向德式建制转变。梅克鲁讲述近代兵站基础学，强调日本内地多山、耕种水田、道路桥梁脆弱，不适合像欧洲军队那样运搬野炮的方式。建议日本陆军以山炮为主，组建驮马队输送辎重及行李。梅克鲁教学的成果，改变了日本陆军近代辎重作战的方式，为后来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奠定了基础。梅克鲁的教学引入“兵站”和“行李”的概念。“兵站”是军队后勤补给系统，是负责向前线作战部队投送物资的组织体系。“行李”是为前线输送战斗、宿营必要资材的部队，有“大行李”“小行李”区分。大行李是对宿营地所需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小行李是战斗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各师团均配备一个 “兵站纵列”，担任后方仓库和师团间粮秣输送任务。其中配备三个“辎重监视队”，由将校以下50名骑兵编成，负责辎重纵列的统括、管理、护卫。兵站的职能是负责物资的调度、管理、运送、配送，以及协调搬运工具与押运部队的合理运作。基于梅克鲁的理论，日军在兵站和作战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1886年，一个步兵大队（相当清军营建制）的行李编制是：“小行李”卫生驮马3匹、弹药驮马16匹。“大行李”将校物品驮马7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2匹。1891年，陆军实施《野外要务令适用规则》，步兵大队大行李编制改成，物品驮马9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3匹。陆军兵站体系中担任向作战部队投送粮秣的部门，称作“陆军粮秣本厂”。粮秣本厂由“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 “海运地”等机构负责向战地输送军需，形成一个特有的物流系统。“兵站基地”是出征师团在本土辖区的机关，为本师团出征部队组织、收集、管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担任从前线回归的兵马物品管理。“积集基地”是在内地主要口岸设置的送往战地的军需品集散地，接收前方回归人员、物品，并向各地疏散的机构，相当于“兵站基地”和“积集主地”之间的配送中心。“积集主地”是在战地设置的人员输送、物资积集的机构。“兵站主地”设置在作战地域内，是为司令部、补给厂、卫生机构提供临时驻地的场所。“兵站地”是兵站司令部、出张所（派出所）的人马宿营、给养、诊疗、警备、交通、通信保障的营地。“海运地”是负责连接战地和内地之间，可影响全局作战的重要机构，下设“海运基地”、“海运主地”、“海运补助地”，归大本营直辖，由陆军运输部统一管理。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铁路运输日清战争开战前，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火车头417辆，客车1,550辆、货车5,583辆。本岛的日本铁道、东海铁道、山阳铁道线贯通东北青森至广岛的大半个日本，国铁、私铁的支线与各道县连接。日清宣战后，国铁东海道线、横须贺线、北陆线；私铁日本铁道、九州铁道、北海道炭矿铁道、总武铁道都投入了军队的运输业务。只有新发田和金泽的铁道尚未竣工，出征兵联队只能徒步行军至最近的敦贺车站乘车。 1894年7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战时铁道运行时刻表，命令铁道局昼夜通行军用列车，从最初的3列增加到10列。7月23日，运输通信长官根据各师团的出征计划，向铁道局和私铁道会社发出“运兵注意书”。7月30日，政府作战方针决定，各地铁道全线开动，输送各地驻屯部队和军需物资，前往广岛诸沿岸的港口集结。战时出征兵员的调运，每日军列满10列负荷。停战凯旋归国时，因船舶时刻变动及检疫延迟等原因所致，以每日军列6列向各地疏散。1894年6月— 1896年3月，铁路共发送出征人员24万人，马3.6万匹；送还回归人员15.1万人，马2.1万匹。战时繁忙的铁路运输，军需输送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天气不佳或出现机械故障，都能按时完成原定的运送计划，保障了战时兵员和军需品的调达。战争末期，日本国内铁路运输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895年7月 25日夜，丝崎和尾道间的铁道因海浪冲垮路基，造成一列运送伤病员的军列脱轨，坠入海中。全车323名伤患者和26名医护者，当场死亡8人，重轻伤93 人；列车机组人员当场死亡3人，负伤1人。; 433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1908《纽约时报》专访袁世凯: 热度 1 gordon 2014-7-6 05:02; 本文是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对袁世凯的专访，刊发于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提问袁世凯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注：从秦始皇就开始的，工作狂。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 “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您对清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百姓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 ‘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民将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速写袁世凯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双胶鞋。在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皇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她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袁攀升到他现在的位子，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子，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皇太后和军机处：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大清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可真够慢的！清日战争和“义和拳”的叛乱，使大清国动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政府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她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改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进行联系，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心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注：外务部是民国最强大的一个部门之一，精英汇聚。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即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望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因为袁的班底大多都来自北洋水师，他叔父袁保龄的亲朋故旧。很可能他整的跟美国差不多，国务卿拥有很大外交权利，这也是海洋国家的特征。松散的国家统治 + 强大的外交。; 2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洋练兵挂袁世凯头像: 热度 5 gordon 2014-6-12 02:49; 注：袁世凯没什么说的，抛开袁氏家族，近代史就没办法讲。整个旅顺口都是他的叔父袁保龄修建的。袁世凯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变革者。据报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建议与会者共同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他来亲自领唱。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领唱的歌曲，却最早来自于袁世凯。据刘华清将军回忆：这曲子最早是他们从鄂豫皖苏区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改编而来，但该民歌的曲调来自于冯玉祥的《练兵歌》；冯玉祥五音不全，不通曲律，这《练兵歌》的曲调是照搬张作霖的《大帅练兵歌》；张作霖胡子出身，和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他也是转抄了张之洞的《大帅练兵歌》；张之洞更不是曲作者，这曲调原来是南北秋操时，从北洋袁世凯的《大帅练兵歌》学来的。袁保龄就是修旅顺口累死的，他们会不知道甲午战争是怎么回事。田汉的 “大炮晾衣说” 就暴露了公知超 “傻逼” 。注：我咋知道的，研究甲午战争，研究出来的呗。一篇一篇论文看的，就这么简单。甲午其实遗留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财政、一个是政治制度，财政问题一直到1994年分税制，才初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说，没有遗留军事问题。北洋两个问题，一是没钱，北洋也没钱，所以有了“西原借款” 和五四运动的“痛打卖国贼”。二是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当时谁敢发表与国民党不一样的说法，国民党就去砸报馆。 “街头政治” ，跟现在民进党差不多，就是撒泼。应该美国警察一样电买iphone 插队的。总体来说，还是政体不被认同，里面还有曹锟贿选，袁世凯称帝，一滩狗屎。国民党砸报馆，还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反正袁世凯也不是啥好人。 ×××××××××××××××××××××××××××××××××××××××××××××××××× 　　过去湘军、淮军也以西方武器武装，请西方教官操练，但部队编制并未完全和西方军制接轨。比如湘军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每个营的兵员可以几百到上万不等。　　袁世凯新建陆军虽然依旧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传统中式编制名称，但编制上和旧军完全不同。新军不但设立步、马、炮、工、辎等多兵科兵种，还首次在军中成立参谋机构，以军事专业人才取代了以文人为参谋师爷，以西方近代军事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统军作战。　　传统上清军一直沿用募兵制，这一雇佣兵制度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军饷紧密相关。中国军队的循例是军官靠吃空饷发财，以致许多部队仅存于纸面，就连兵部也无从知晓国家真正的兵员实力。　　 1901年，袁世凯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他要求从民间选择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的男子当兵。被招募的男丁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他要求：“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 　　他再次改革新建陆军编制构架，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不久又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　　所谓常备兵即现役部队，每月支全饷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再3年后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老百姓，到战争爆发时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现役相关联的后备役部队。　　在编制上，常备军也实行了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万余人。武器则主要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步枪和火炮。　　在装备上，新建陆军不但有齐整的制服，西式的步枪和步兵炮，甚至还装备了其他所有中国部队都没有的机关枪。这种武器早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发明者马克沁就在当时前往欧洲考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前演示过，但当时李鸿章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 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中央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中央。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中央常备军队，军费由中央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中央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中央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卫军”，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卫军。武卫军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中央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 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政府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卫军，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 ×××××××××××××××××××××××××××××××××××××××××××××××××××××××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淮军入行伍后，袁世凯由吴长庆保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回国后从李鸿藻这类朝中清流名臣攀附到实权人物荣禄。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甚至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入会”，让光绪和康有为等改良派误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军站在自己一边。　　然而当袁世凯军权日盛时，他仍旧不免成为朝廷警惕的对象。　　1904年秋，袁世凯在直隶河间举行由两个镇兵力进行的野战演习，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大影响。到1905年北洋军建立起6个镇的兵力后，袁世凯再次于10月在河北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　　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一次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这正是西方传统的入侵路线。所有参加演习的将领都是袁世凯从小站以来提拔的将帅。各国的军事观察家、记者和国内各省代表纷纷受邀，观看这一带有多重目的的武力炫耀。袁世凯的意味是多重性的，他试图告诉西方，可以将庚子年以来驻防于华北的军队调走了；二则想告诉朝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银子没有白花。　　实际效果似乎正好相反。 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漳德又举行规模空前的“漳德秋操”。这次清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演习，用刚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调来南北最精锐的两支陆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在演习中，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示出了比湖北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报纸都宣称，袁世凯因为统辖着优于南方新军的北洋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个空前的练兵成就显示了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不免对满族权贵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满族贵族开始煽动御史上书弹劾他，而剥夺他北洋统帅的传言已经在北京的西方人圈子流传。　　伴君的危险犹如刀尖上的游戏，有靠山是基本条件，关键是紧要关头不能站错队。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能力就在于对“实力”天生的敏锐嗅觉。袁世凯曾对家人谈到自己为何没有在戊戌变法时效忠光绪。他说，他当时早已观察到，京畿周边已被慈禧、荣禄密布近14万重兵，而从自己编练新军开始，虽然受到荣禄等人的支持，但朝廷对他的提防也从未松懈。袁世凯举例说，当年他在保定训练武卫右军，部队士兵平时都是有枪无弹。每到演习射击，才专门由外地运来子弹。射击完毕后，每发子弹的弹壳都要收回点验。　　于是当朝内出现他将步曹操、刘裕后尘的传言后，袁世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在1906年11月的一次奏折中，他请求把手下4 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竟被朝廷批准。此后他又获准辞去7个重要的兼职。这丧失的不仅是军队和权力，还包括财政来源，而他可能挽回的，则是朝廷的信任和身家的安全。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不同道路　　在清末编练近代化新式陆军过程中，张之洞和袁世凯一南一北，本来成就难分伯仲，但前者无意经营私人势力，后者却最终成为军阀起源，最终复辟称帝，导致声名尽毁。　　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表示，他建议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建立1万人的新军，并表示他已经按这种编制建立了13营的 “自强军”。张之洞积极建立新军，主要是担心日本入侵长江流域。这支由“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组成的混成部队全部以欧洲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模仿德国，不但由工程部队替代了传统的挑夫，还计划编制医官、兽医和军械维修人员。　　张之洞谋划深远，他还计划在训练半年后，由洋人教习继续训练新军，而已经训练成的部队则由中国军官管辖。如此一则保证训练的质量，同时也避免部队大权为洋人掌控。　　然而自强军很快被朝廷调归湘军领袖刘坤一指挥。即便如此，张之洞在1898年再次上奏，表示他将继续编练新军。他甚至已经为这支部队安排了稳固的财政来源，约每年7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撤勇营节省下来的20万两，由芜湖米厘金指拨12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38万两。令人感动的是，张之洞的热情并非要培植私人势力，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远见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朝廷回应的却是猜疑，这反倒正是中国历史千百年颇有讽刺意味的常态。大清帝国对张之洞等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这个少数民族入关立国后，最担心的是臣民(被压制的汉人)的反叛，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洗脑。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体制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注：国民革命军效法“曾左” ，也爱整“文学青年” 投军，最后搞成了“法国大革命” 。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政府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 ××××××××××××××××××××××××××××××××××××××××××××××××××××××× 　　在清末名臣中，袁世凯堪称一生善于识人用人。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培养提拔人才可谓不拘一格。其将领幕僚有出身贫寒草莽，也有传统文士，而军队中更多科班出身和海外留洋的新型军人。袁世凯用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也不遗余力。当时不断扩大的各地新军中，凡新建部队，他都设法从北洋六镇选拔抽调军官前往。而外地新军中若有军官缺额，他也经常从北洋六镇调补。于是清朝最终建立的新军十四镇和各省的协、标军，基本为北洋系军官所控制。这导致了未来数十年中国军界甚至政坛的主要人物，大量从北洋系涌现，直接导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产生。　　从1895年北洋军编制和主官目录，一大批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册列其中。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阀系统，日后担任督军以上者有34人，担任总理、陆军部长级的有6人，担任民国总统的竟有4人。其中更有人继承北洋衣钵，自创了新的军阀体系。; 35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转>刘刚：民国立宪史导读: 热度 1 gordon 2012-12-29 06:22; 注：毛毛以前是 “联省自治” 的重要人物和活动家，在小军阀谭延闿哪儿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毛毛是和阎锡山能够说的上话的人，政治经验根本就不是留法、留苏的留学生可以相比的。还要注意的是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就是“梁启超、蔡锷” ，袁世凯就是被这一力量给推翻的。 1918年，湖南的督军和省长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军阀张敬尧，人称“张毒”。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谭延闿号称民国的“政坛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宝座，紧接着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他不肯分权给有军功的赵恒惕，一人大权独揽，引起内部矛盾。“外患”是南北两个政府都对湖南虎视眈眈。这时候谭延闿便选择了梁启超提出的“联省自治”概念，以巩固自己的权力，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通电，表示要“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而后又通电提出了联省自治，他邀请梁启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放着备用。西南各省军阀是纷纷喝采，投机政客更把“联省自治”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胡适、章太炎、张东荪等人也支持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 ××××××××××××××××××××××××××××××××××××××××××××××××××××××××× 民国与清季的立宪虽然有时序的承继，却无法统的延续。清末立宪在君主制下推行，民国立宪却高扬共和的旗帜。所以，可以把民国的立宪史作为独立的一个时期来考察。它始于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颁布，至少从立宪而非行宪的角度说，这段历史算告一段落。我打算把这一时期分成以下几个阶段，宪政知识网以后推出的专题文章是按照这个时段排列的，所以，有一个脉络可以帮助读者比较清楚地把握这段历史。而且，一个全新的国家在1911年已经在政治上出现了，而三十多年来，代表一个民主共和基础的政治大法竟付阙如，难怪局中人感慨万千，局外人觉得不可思议 ! 第一阶段：民国建立到南北分裂。辛亥革命一役，是共和向专制的首次公开宣战。此后，各省纷纷独立，纵有清廷的《十九信条》，也无法阻挡共和洪流。就在炮火硝烟中，南方独立各省的代表竟在汉口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法理依据，也促成中华民国的诞生。继而，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才正式厘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第一次在制度上确立了人民和政府对峙的观念，宪政意义重大而深远。约法毕竟是个过渡性的宪法文件，虽然具有共和的性质，却缺乏民主的根基。于是，建立民选的国会，制定正式的宪法，就成为中华民国诞生后的首要任务。 1912年，国会正式成立，采参、众两院制的模式，由两院议员合组成宪法会议，正式开展起草宪法的任务。1912年，在天坛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就是历史上的天坛宪草。虽然由于洪宪帝制横生枝节，这部宪法草案未付表决，但却成为以后讨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稿。袁世凯掌权后，解散了国会，搁置了宪法草案的讨论，组成政治会议，并起草了新的约法，史称袁记约法。共和观念既已深入人心，再回复帝制势必遭致唾弃。云南军掀起护国运动之后，洪宪帝制也在举国声讨中灰飞烟灭。洪宪帝制虽然失败，但却在法律上打断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在政治上造成了此后十余年的军阀割据。继任的黎元洪总统虽曾短暂恢复旧约法和旧国会，但终因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问题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水火不容，旁加张勋的胁迫，终致再次解散国会，并酿出清帝复辟的闹剧。平定复辟之后，段祺瑞重掌实权，拥兵进京，对黎元洪解散的国会更是置之不理，而组成安福系军阀控制的新国会。此时，为护法统的连续，孙中山南下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然而，南方的军阀表面上拥护护法，实则为了争夺地盘。至此，立宪之事已成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在政治上，中国已进入南北割据的局面。立宪与行宪，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军阀连年争战，遂使立宪失却前提的条件。再者，军阀不同于地方自治州的根本之处，在于军阀始终把政权看成私有财产，全无民主宪政所需的共和观念。对孙中山来说，他正在思考宪政的新路。这一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天坛宪草》、《大总统选举法》、《中华民国约法》。比较重要的论文有：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吴宗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其缘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缘起”；“天坛宪法草案起草经过”；古德诺：“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共和与君主论”；钱端升、萨师炯等：“国会之解散与袁氏新约法之起草”；“洪宪帝制运动始末简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第二阶段：省宪运动时期。有限政府是宪政必备的内涵。分权是实现限权的有效手段。分权包括横向与纵向的分权。南北割据，军阀纷争，统一无望。护法无果而终，北京政府的制宪更是渺茫的影子。部分文人在迁就现实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省的自治，先从纵向分权着手，在宪政的建设上做一点文章。在省宪运动中，以湖南省最为代表，一时间四川、浙江各省纷纷效仿，也造成了激荡全国的势头。但是，在全国一盘散沙的情况下，省宪运动也逃不脱军阀的操控，而成为小军阀割据的工具。最终，省宪运动不过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难怪中山先生曾感慨道：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无论如何，省宪运动在历史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限的见解上，有宝贵的经验上的贡献。对于联邦制的讨论，恐怕也是近代史上最热闹的一个时期。而且，省宪运动的影响直接波及其后的曹锟宪法，因为在这部宪法中，联邦制的味道最浓。这一时期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有：《湖南省宪法》重要的论文有：李剑农：“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王世杰等：“分治与统一商榷书”；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 注：曹锟支持联邦制，这可能跟曹锟的性格有关。曹锟这个人好哥们义气，擅于放权，直系集团军权一直是由吴佩孚掌握，只是这个人个人素质不高。第三阶段：制宪运动之再起与幻灭。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军阀割据，南北分立依旧。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冠名为“民国”。十余年来，虽然名不副实，但民国还是存在着，而代表民主共和基础的根本大法竟付阙如。虽然没有宪法更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军阀们恐怕也觉得应该作个秀，需要一块遮羞布，于是，便有曹锟表面支持旧国会的议员，并美其名曰促成南北统一，实则掩饰贿选的行为。结果，激辩十余年不获通过的天坛宪草，经过修改，在数日之内竟通过了三读程序。1923年，中华民国颁布了第一部正式的宪法，史称“曹锟宪法”，也即“贿选宪法”。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并不承认这部宪法的正统性。可以看出，凡是本身的正当性遭到否定的宪法性文件，都有一个以人名标识的称呼。如“袁记约法”、“曹锟宪法”。这本身表明了该文件并不是国家的文件，而是个人的东西。并不是共和民主的产物，而是独断意志的表现，当然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此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国是会议宪法草案》；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重要的论文有：芮恩思：“中国宪法问题”；吴宗慈：“旧国会第二次之恢复”；钱端升、萨师炯：“国会第二次恢复至贿选宪法”。第四阶段：训政时期与“五五宪草”。面对宪法成为军阀政争工具的现实，孙中山改变了行宪的思路。他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宪政的实现不在于是否有一纸宪法的存在，而在于首先革除宪政的障碍。其一：通过武力的北伐，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其二：通过地方自治，培养人民的责任感和自治能力。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不是制定宪法，而是实行训政。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显示了这个新方向，主要体现为大会的宣言和建国大纲。 “东北易帜”后，国内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于是，国民党内外的人士主张结束训政，早日制定正式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新一轮的宪法起草工作重新开始。宪法的起草始于1932年，主要由国民党主持，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初由吴经熊以私人试拟稿的形式投石问路，其后数次修正，最终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是一部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指导的草案。几乎在同时，也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准备由各省选举代表，组成正式的国民大会，来表决这部宪法草案。但是，就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中华民国的制宪进程再次中断。这一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组织法》。主要的论文有：孙中山：“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及其宣言”；孙科：“我们需要何种宪法”；张知本：“宪法草案委员会之使命及草案中应行研究的问题”；苏松芬：“宪法草案起草经过”；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萨孟武：“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特质”；第五阶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抗战结束后，为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此后内战骤起，政协协议未能实施。国民党于1946年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也就是今日的台湾正在实施的宪法。这一时期的宪法性文件有：《中华民国宪法》主要的论文有：萧公权：“制宪与行宪”。 -------------------------------------------------------------------------------- 台湾学者对民国立宪史的时段划分基本是一致的，笔者主要参考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和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中的划分方式。; 355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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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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