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心情不好，主要原因是看了“我不是马甲”写的沙飞的故事：

“沙飞精神病的原因是抗战期间看多了日军的暴行，包括煮在锅里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沙飞好友军区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孩子，三岁的是姐姐，满月的是弟弟，孩子的母亲张立被奸杀在孩子尸体边上。余光文边哭边收敛老婆孩子的尸体，天黄昏时候开始收拾，天色黑下来，就得带着大家转移，根本没有时间埋葬她们。这之前不久，沙飞才刚刚给张立和女儿拍下她们一生中难得的一张合影。”

最早感受到日军暴行是小时候看的五六十年代拍的抗战电影，《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电影里在表现日军暴行时一般都是很克制的，日本鬼子只是开枪杀人与放火烧房，给人的感觉是凶恶而非凶残，而且电影的结局都是胜利和团圆，让观众的情绪能得到消解。

第一次从银幕上感觉到日军的凶残是《屠城血证》，里面日军在金陵大学先奸后杀女学生的镜头给我的刺激很深，从此再不想看这部电影；而陆川的《南京，南京》则营造出了另外一种随不直观但极其压抑的氛围，我在电脑上看完后，大约有一周的时间都很压抑，睡不好觉，还有两次从噩梦中醒来。

相比较而言，文字的表达虽不如电影直观，但信息量更大也更直接，其实对人的刺激更深。我唯一认真、完整的读过的系统记录日军暴行的书是《恸问苍冥：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读它是因为它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的一册，我按照丛书目录挨个读下来而已，否则，恐怕我是没有勇气去读此类书的。

这本书在记录日军暴行的同时，主要是分析研究“他们为什么杀人”和“我们为什么被屠杀”这两个沉重的话题，但由于暴行实在是过于刺激，使得读完后我对分析结论早已不敢兴趣，而充斥在心中的是极度的悲痛和愤怒和报复的欲望与冲动。

所以，我对于张纯如的去世倍感痛惜，痛的是这类研究根本不应该是一个女士应该是去做的，国家的相关机构和一帮子男专家们是干什么吃的？惜的是她没能摆脱研究日军暴行所带来的严重的心理伤害，如果同时多研究一些正面的内容，也许最后不至于英年早逝。

记得忙总讲他和一帮搞核武器的家伙们聊天，大家共同的遗憾是造出来的家伙不能扔到日本去爆一下。我对此也深以为然，可惜自己也知道大概很难看到有这么一天了。

几千年厚重的历史，让中国人注重历史，用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来品评人事，而由于技术的进步，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被多方面的记录了下来，日本人可以选择忘记或消除这些记忆，但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我想，这才应该是笼罩在日本人心头的噩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