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再看一下世界上其他的古文明，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被更先进的文明征服的，而是被周边那些人口数量更少、武器装备更落后的野蛮民族征服的。这种落后征服先进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反常现象、偶然现象。但是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它竟然是普遍现象、常见现象，这就不由得我们不去深思了。

它应该体现了文明兴衰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文明都必然需要以某种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为依托。一部分精英分子居于这个组织结构的上层，管理着数量占大多数的普通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阶层总会通过各种办法来扩张自己的特权，并且不断加强财富和特权的血缘继承。由于特权的增强和竞争机制的削弱，精英阶层的腐化堕落和整体素质下降不可避免，财富的集中也会日渐加强。于是“两头穷，中间富”的情况出现。精英阶层依靠特权天生衣食无忧，奢侈腐化，不思进取。公共资源大量进入个人或家族的腰包，国家政权能够调集的资源急剧萎缩，包括军事开支在内的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人民苦不堪言，对政权离心离德，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内乱。而这个时候，就是外围的野蛮民族入侵，以小吞大的最佳时机。

简而言之，一切文明都会因为统治阶层腐化而走向衰亡。

二、

有人以为，明朝的文官们对抗皇权所争取的，是一种“君主立宪政体”，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这是错误的。并不是只要对抗君权，就叫君主立宪。中世纪的教皇也在对抗君权，认为应该用教法统治全世界——至少是欧洲，因此跟各国的国王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甚至是战争。难道教皇也是在搞“君主立宪”吗？

限制君权是不是进步，关键要看立的这个“宪”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这个“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那就是进步；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腐败的官僚集团的特权，那就是极大的退步。

以理学激进派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士大夫们，把强化“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宗法体制，作为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这完全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所争取的事业，不是“君主立宪”，而是“政教合一”，让宗法名教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世俗政权的责任是提供国防、救灾、兴修水利、维护治安等公共服务，而东林党人则认为这些都是细枝末叶，最重要的是排斥一切异端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所有人都严格按照宗法原则生活，这样一切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这也跟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理念完全一样。

东林党人的伪善，也和中世纪罗马教廷一样：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人民，自己却背地里腐败得一塌糊涂。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中国社会中最腐败、最无耻、最反动的一群利益集团；他们的政治诉求，是要让中国往宗法专制的方向发展，绝无取代皇权的正义性。

五、

我们这个国家自从秦朝统一以来，经过了上千年的探索（包括五胡乱华这样数百年血腥的杀戮），最后才搞出来了一个科举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让普通家庭的优秀子女可以成为国家的管理阶层。但是，最后，这些来自于普通家庭、受益于科举制度的官员们，却反过来开始封杀科举选官的渠道，就好像挤公交车似的，挤上来之前希望车门开着，挤上去之后希望大家都别挤了，赶紧关门。他们努力把自己变成特权阶层，不想再给后面的人更多的机会，让自己的子女不再像自己当年一样去参加那么残酷的公平竞争。于是搞出来了“恩荫”制度，变相地恢复了当年的“九品中正制”。

这种现象来自于人性本身的缺陷，很难扭转。我们恢复高考以来，很多寒门子弟——包括笔者本人——通过高考这种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获得了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鼓吹“自主招生”，各个高校根据推荐、面试等方式来招生，招收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却频频爆出腐败丑闻。最有名的就是2013年，我母校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被捕，大家才知道原来他可以利用自主招生的特权，100万元卖一个录取名额。

那么这些鼓吹自主招生，能够从自主招生中获益的人是谁呢？有很多就是当年第一批参加高考，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命运，功成名就的一批人。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以后，就特别希望精英阶层能够固化，尽量改变这个制度来确保自己的儿女永远是精英。

像作者认识的一些中央政府官员，说起来自己都是普通人家出身，通过高考才改变命运的。但是当跟他们谈起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高校的录取名额过度照顾北京考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则认为理所应当，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是北京户口了，需要享受这样的特殊照顾。

蔡荣生自己，就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普通家庭，1983年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大学的，后来才有机会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结果他当上人大招生办主任以后，就开始想办法通过破坏高考制度来获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特别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