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的前辈斯宾诺莎一样，马克思因为自以为洞察了天地的奥秘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之路。斯宾诺莎把自我放逐之地选在荷兰是因为这里的宗教迫害气氛最为淡泊，而马克思定居伦敦是因为他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势不可挡地摧毁它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敌人。而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将迎来它自身被扬弃的终极命运。

为此在他一生的著作里，马克思给世人呈现了惊人的矛盾：一方面他最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另一方面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反资本主义（他们被称为社会主义）思潮均遭到了他毫不留情的嘲笑，并用“科学社会主义”

的自称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于他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除去那个共产主义的终极命运外（它被马克思设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坚定的鼓吹者。

如果说马克思是革命者的话，那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或者说是思维方式具有革命性的力量。马克思这个革命者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革命者概念，他坚决批判夺取政权这样的行为并斥之为“布朗基式冒险主义”，也很少关心日常生活的社会改良行为。他的积极性和“领导行为”最多体现在积极为国际工人组织出谋划策，对现实局势和政策进行评论，撰写并宣传纲领和宣言。用启蒙者的概念去描述他简直是恰如其分。

其实马克思很少描述共产主义那个终极命运。这更多的是延续德国哲学的传统，更远的说是来自基督教的终极审判的思想传统。抛开这一切后，现实中的马克思就是一个启蒙思想家，认定自己的学说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并据此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就是真实的马克思。

与此对应，资本只是一个工具。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工具却有着巨大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资本主宰劳动力，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劳动力主宰资本，二者本出同源。实际上，共产主义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的完全态。而资本主义可以视为共产主义的未完全态，或者说叫做初级阶段。或者说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所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是劳动者所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应该才是马克思的本意。

俄国人错误的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从而造成了乌托邦的悲剧。但乌托邦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列宁以乌托邦为依据，在俄国大地上强制推行这个乌托邦，“列宁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社会主义，不惜让一半的俄国人生活陷入地狱”。为了掩饰乌托邦试验的失败，避免下台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一样，抓住一切可能的救命稻草，实质上则是以极权主义手段压制一切异己（对倾向支持自己的和反对自己的一视同仁）力量的存在和壮大，同时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抛出一部分人作为试验失败的替罪羊。这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

这样的理论也只有有浓厚东正教氛围的俄国人首创。换成其他文明和民族，比如中国，虽然也讲乌托邦，但施政目标只是达到现实的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