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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05: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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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完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建设,又亲历了西方文明绝境下的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的根本逆转,自然有理由重拾辜鸿铭那样的“文化自信”,嘲笑西方文明是“机关枪逻辑”:因为崇尚物质的力量,所以只能接受“武器的批判”而“愿赌服输”,根本无力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文明的方式实现进步。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只要有着对于中国文明的清醒的责任感,而不是抱着鸵鸟的心态“怡然自得”,就会明白:如果不能“师夷长技”,中国虽不至全境沦陷,但将彻底沦为一种更有效率的文明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那么,这种更有效率的文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8 M$ U# F# a& T8 B4 e主要是下列几个问题:
, K" x0 b2 b7 B* X 第一,现代大工业文明的普世价值为何产生于欧洲,发扬光大于英美海洋文明国家?其正面价值和问题何在?/ }* k) s/ x- _& e7 l J* b. ]/ g
第二,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前景如何?
/ X9 |- C6 s# I" ]; U# H- ]8 G 第三,中国遭到冲击后,所进行的“中体西用”的改良的成就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 c, C, F; ^5 S9 h" }0 r 第四,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制度设想的价值何在?为何失败?% a7 P$ t" h3 f3 k3 F3 S u
第五,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论述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 h. ], _( L |6 t 第六,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0 W5 c6 z. Z& C& Q, i; E" t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7 A, \5 h! |8 [/ c& X
发起于西方的现代大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工艺水平的工场手工业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使用了非人畜的动力系统,以及其生产工艺的规模化基础上的模块化、标准化。对于热能和电能的掌控,使得生产的布局,得以跨越固定的依托水力的地域的限制,而能够与各地的资源相结合,实现更优化的配置。而为了适应这种配置的广泛性,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块化和标准化的体系,才能使整个经济活动有序运转起来。而这只有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才能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前述的西方文明的正面价值:强调逻辑的严谨,因而数学很发达。在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被引进到欧洲大陆后,使得这种逻辑的思维有了一个最简明的普遍推广的载体。这就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工艺原理和标准的推广,进而培养足够数量的,按照统一的模块进行精确化的分工的劳动者,建立起了基本的思想基础。
4 r! D, t7 g0 \如此,西方文明当它的文明程度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样一个社会表现得非常的专制、非常的野蛮。但是一旦它突破了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限制的双重瓶颈之后,就会实现一种物质和人口的双重大爆炸,在这样一个物质和人口的双重大爆炸,同时社会又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和繁荣趋势的时候,它的文明和发展速度,完全就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加速度的展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自己的极盛迅速的被西方赶超,进而遭到西方强烈冲击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4 h) c! K* `9 W' y0 {8 {- Y) t
另一方面,为了使这种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得以完成,且使其市场得以不断拓展,这种大工业文明就必须首先进行野蛮地扩张和掠夺,进而必须具有一种持久的布道的狂热。
/ b1 W: {% j9 I1 ^8 A5 O- m W3 B原始积累的血腥,这里就不需要提及了。而那种布道的狂热,我们可以用一则轶事来进行一种对比分析。- u$ S& R2 j$ q. u3 G* p/ {, T
蔡元培先生出掌北京大学之初,属意的文科学长人选,并非陈独秀先生,而是他的浙江同乡,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他热忱电邀马先生北上出任文科学长。但马先生的回电却是八个字“古有来学,未闻往教”。我们今天无法设想,如果马一浮先生欣然北上,会不会有后来的《新青年》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一系列的风云际会。而马一浮先生的回复,却是体现了一位国学大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深切体认。/ t: q1 H) V* ]5 q/ E
中国传统文化是立基于农耕文明的,其经济基础的要求是具有“地理决定”的特质的。当一个地区不适于农耕文明,则在这个地区强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将无法获得经济条件的有力支撑,最后只能是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还给人一种强加于人的印象。因此,真正信守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的大师,绝少在其它文明背景的人面前表现出好为人师,喋喋不休的布道的狂热。以至于一位执着于理想,却并未曾喋喋不休的苦行僧唐三藏,在被周星驰卡通化表现之后,成了广大中国观众心中一个并非正面的形象。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外夷”的态度,基本就是坐等上门,然后如果该外夷表现出虔心向化的意志和悟性之后,才会把中华典章制度传授给他们。至于是否把这些典章制度带回自己的原籍,中国人并不很看重。所以,对自己的文明已经覆盖的地区,中国主流文化的教化规训的意识很强烈。而对于“化外之民”,中国人表现出的即便是优越感,也是很有些“设身处地,不强加于人”的真正的“精神贵族”的意味的。也就是说,一个相信自己的文明的价值的中国的文化人,他的文明的自信在于:确信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和悟性接受自己的教化。对于“化外之民”,只要各安其位,互不相扰,中国人是对其抱有足够的友善与包容心的。) I+ Q/ {9 Z, k* a
而西方文明的自信则在于:相信自己对终极价值的理解是最接近于“神意”的。或者说,是相信自己最终会理解和掌握最接近“神意”的。因此,当自己在一个普世的逻辑下,经过分析,觉得确实不如别人认识得深刻,就会衷心敬服,认真研习;一旦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先进”,就会产生一种“布道的狂热”,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也理解自己发现的“真理”,最后共同沐浴在神的意志的光辉之下。) L9 ~: ]. F) y3 m
在中世纪,这种逻辑带来的是思想和学术的不断发展,还有就是教会体系对欧洲大陆的人民的思想的束缚。当现代工商业文明在欧洲首先实现了突破后,现实的攫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需要,与这种文明特质结合,就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
2 a6 o P3 k9 [$ i也就是说,中国人相信的“普世价值”是推己及人,即以同理心去理解其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慎施于人。而西方人对于自己认定的“普世价值”的态度,也是“推己及人”,就是把自己认定的“好东西”一定要推广到真正的“普天之下”。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扩展的过程中,有些只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甚至是产业结构设想,会被一些人包装成普世的“好东西”,从而使他们的殖民活动,得到一种宗教精神的支撑。这种对于“好东西”的包装,对推广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f" r, g; C s/ a3 `& P1 s
当欧洲完成了思想启蒙和思想理论的重大突破之后,它需要解决的一个瓶颈,就是它的资源占有量无法满足这样一种工业化的经济生活的需要。在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被伊斯兰教世界压得抬不起头的情况下,它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向马可•波罗等人所记述的那样一个富裕而繁盛的东方进行贸易活动。但不幸的是,通向东方世界的商路和传统的海上通道又被伊斯兰世界所把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方文明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另辟蹊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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