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制度设想的价值何在?为何失败?, \6 n5 W2 I$ w c6 ~- }+ a. I6 n$ a
, ~, |6 t; j4 I7 `0 R D* V3 M, [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也发生了强烈的质疑。我们应该承认,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确实进入了近四十年的虚弱动荡的状态。对此,连孙中山先生都有论述。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是我们的先辈,在文化和制度上做出的一次重要的,也是开创性的探索。
& w0 {+ j( a' r& D! B( y W, @! s这场革命,在文化和制度上的核心追求就是,明确了一个基本思想:单纯地死守原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形态、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进行积极的制度探索,通过政治革命完成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才能闯出一条新生的道路。尤其可贵的是,这场革命的取向,不是简单照搬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是力图将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实现对接,力争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和文明。这是那一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对自己民族自信心的最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真正的天下情怀的集中体现。" I9 B, W# @. a( _6 x
那么,所谓“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它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对接,又有什么意义呢?, D4 ] w; _# v* H! i; I
本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强调一种责任伦理。这是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二元对立观照下的超越追求”,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多元共生基础上的和谐取向”。
5 T2 O: \4 I Z7 v5 O;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集中体现在范仲淹和王阳明的思想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对自己一时见不到的人,你要为他操心;对眼前的人,你要对他负责。所以,才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讲:您累不累啊?!
6 G* W5 a+ t* |) \5 j确实,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精英,其实是很疲惫,也很无奈的。但也正因为他坦然承受了这份重负,他的心灵,其实是充实而光明的。因此,王阳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弟子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坦然回答: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 l3 l6 s- g7 r5 E7 P, `" }+ ]$ q而西方文化,不论什么人,他的内心其实都是充满着“末日审判”的焦虑的。他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符合神的意志或者超验的某种逻辑。所以,要么彻底放弃伦理的追求,追逐现实的财富和享乐;要么就是以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强加于人,实际是在“末日审判”的焦虑下,为自己拉一些“壮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焦虑下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就会表现为追求控制更多的资本,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支配更多的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本质。因为文化内在的不和谐,自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只能以财富的扩张和掠夺来掩盖,再以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硬着陆”的方式来调整。
2 N1 w7 z2 _2 ]作为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规训,又直接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和局限性的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很自然地就确立和接受了一种抱负:中国将以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明的形态,为已经衰落的中国和已经走入绝境的西方,同时探索出一条新的生路。中国文化也将由此走出谷底,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也将重新回到世界之巅。这种全新的制度形态和价值观念,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它包含了三个似乎互相矛盾的价值取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效率本位的制度设计;对资本的有效节制,使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的伦理追求;以及一个选贤与能,超越任何阶级利益取向的政治体制。7 e1 e# h# z- I2 j& e8 {( e, L
也就是说,这场革命的价值追求是: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机制:社会的精英在全面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某些制度设计之后,仍然能够实践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财富和掌握生产资料的目的,不是驾驭和支配更多的人,以实现自己“新教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为了使自己有更大的能力,更多的财富,为天下苍生承担起一个传统的儒家君子的责任,最终实现社会的大同。对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理想,中山先生总结为“天下为公”。在此,我们应该恭录领会一下孔子的论述:
3 ?" S b4 D) J& i% u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M2 e' G. n! D. J乍一看,这有一些“一步登天”的“梦想家”的气质。但是,这正体现出先行者们的历史自觉。在当时的中国,其实是出现了这样一场革命成功的历史机遇期的。这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
% j6 E8 ~- Z1 D7 E第一,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已经衰落,原有的已经彻底保守腐朽的官僚体制已经极为虚弱。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清廷已经对日益做大的地方督抚失去了统驭的能量。因此,对于革命的直接的镇压能力,其实是很孱弱的。6 _) W4 {( G. K- A6 ^' C: m& v# ^: P' D
第二,帝国主义势力虽然全面挟持了中国的政权,但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渗透和控制,却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而清廷和各地的官僚乡绅群体,对帝国主义还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帝国主义很难通过清廷来压制革命。反倒极有可能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复杂考虑,坐视甚至支持革命的发展。
& `; P& L* l( V! y/ o; M- \第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也是极其孱弱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以自己的利益偏好,来塑造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反倒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场革命,来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国内外的环境条件。因此,在革命中,可以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在革命成功后,也不难建立起一个制度框架,使资产阶级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均富、和谐的价值提供物质基础,而不是异化为西方资本那样强势的力量。
4 S- R( s9 T7 ~, D0 Y. S9 ]因此,这种看似“梦想家”的“空想”,其实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行者,对于历史机遇的敏锐把握的能力。如果真的能够成功,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的模板。即便不成功,起码也可以把沉闷的中国搅动起来,把一些新思想最大程度地向后来者的青年才俊们,乃至于向全体国民尽可能传布开去。这就会为中国注入一股全新的力量。也许这个力量暂时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也许这个力量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造成一些问题。但是,只要能够通过革命,把新思想的种子播撒向尽可能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心田,这个种子就会生长成为中国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那一代先行者就无愧于自己的理想,无愧于自己的民族的,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8 `4 d4 @% \+ i8 M9 R& [
在这样的理想的驱动下,革命志士们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成算渺茫的情况下,仍然一次次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身家性命,冲撞着那个历史的闸门。事实证明,辛亥革命确实“开启了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辛亥革命的全部价值和局限性,其实都可以在鲁迅的小说《药》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红眼阿义对街上的人眉飞色舞地说:那个夏瑜,居然说“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不是皇帝一家的”。“这还是人话么?!”
7 a( N0 e& h5 K. H7 Y# g; k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可以私相授受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确实深入了大多数青年知识阶层的内心。但是,对普通民众,却没有找到与他们切身的利益关切的契合点,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教育和动员民众的方式。因此,辛亥革命利用了前述三种力量的虚弱和涣散的状态,取得了制度和文化上的部分成功。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唤醒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自觉。因此,这场革命被叛卖,就是必然的。' h6 Y2 s; L$ j6 l9 u
应该承认,以秋瑾、徐锡麟、林觉民为代表的烈士,凭着自己的家世背景,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上很优渥的生活;而另一些革命志士,也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干,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却都以天下苍生为念,投身于革命,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些先行者,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他们的。但历史是残酷的。只要没有找到真正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方法,真正动员起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自觉,任何宏伟崇高的制度理想,都可能结出最苦涩甚至惨烈的社会成果。3 `$ A( s9 S" P6 J! A0 K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在保留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安排前提下的,引入西方技术和具体制度的一场移植手术,那么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正面价值进行全面对接的手术。革命的直接代价,只是革命者的身家性命。而更重大的代价和风险则在于,这场对接的排异反应,很有可能使中国社会经过一场大动荡之后彻底崩解。坦白地说,除了将“驱除鞑虏”改为“五族共和”,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应对这种排异反应的成熟的方案。倒是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清廷统治者,表现出了足够的明智和历史责任感,接受了逊位的安排,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图留给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华民族的概念由此产生,中国文化的强韧绵长,使中国避免了解体。但是,革命本身的“排异反应”,却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涣散。
7 _7 G! G/ |; Z+ O* N在完成了搅动社会,传播思想的历史使命后,辛亥革命的一代人仍然在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势力,也在进行着重建传统社会价值的努力。由于这两股力量各自把持和依托着一部分内外资源,又都无力动员和组织起中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的结果就是:主观愿望上都要救国救民的“民国范儿”们,只要一进入社会政治实践的斗争,就各种“范儿”不断对冲,国事越来越不堪闻问,这些“范儿”们也越来越困惑迷茫。北洋军阀虽然对列强有相当的依附性,但最终毕竟都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孙中山先生忧心戮力,在不足60周岁就去世后,他的遗嘱的起草人汪精卫,却逐步滑落为一个汉奸。他的另一位“正统传人”蒋介石,也逐步从一个“激进革命者”蜕变为一个“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统治者。终于,在自己的声望达到巅峰之后,因无力控制住自己的集团的腐化,最终带着自己的集团一起沉沦了。
3 e% Y7 @' h3 U事实证明,只有救国救民,甚至天下大同的良好愿望,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不能有效动员和组织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团体,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历史正面作用,却无法根本改变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困境。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困境,随时可能转化为中华民族彻底沉沦的危机。历史需要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奋斗,带领中国人民真正获得新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