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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最好的中国人,因为他是共产党人;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是中国人。这集中说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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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其终极价值追求,都是为群体、为历史,而非为某种超验的原则负责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入世情怀”。' n* q& v) p3 z: B* D3 p9 a, n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就是讲真正的君子人格,要体现在为现实的人的服务,为现实的人负责的精神,而不是追求超验的彼岸的价值。) R% Q' u( E. ~: |" Y- ?* ]
范仲淹的论述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就是:对自己切近的人,你要对他负责;自己眼前看不到的人,你又要为他操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鞠躬尽瘁,尽到了一个君子的本分。一个君子,做到了这一条,虽然一生是死而后已,但是,内心却是光明充实的。当这个君子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如王阳明那样坦然地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4 B4 j# m9 c& n! @( x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就会感受到一个儒家的君子与一个马列主义者内在追求的一致性。其哲学表述,就是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此前的人们,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觉醒的,具有历史主体性的人民,就是这个改变世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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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就是共有的辩证和通变的思想方法。) u$ @, c7 b& B2 ]! J
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场对人类文明进行脱胎换骨的解放和改造的革命。这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上不断坚定,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个地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采取灵活的手段,不断地将理想在现实中落实推进。也许,在每一代人看来,这都是一个“等待戈多”般的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落空的悲剧的循环。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社会主义等不来”。仅仅有期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只有经过不断地对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探索和落实,才能使理想逐步接近最终的实现。这就需要在坚定明确的终极理想的激励下的,面对现实做出的种种通变性的筹划与探索。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这种精神张力的集中体现。1 N7 \# ]% d3 B# V
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面对现实的困难、危机和挑战,不要指望转移或者回避,而是要把这些看做是自己发展、进步和完善的动力所在。矛盾错综复杂,这就需要正确认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践中完成转化,通过解决矛盾实现发展和进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国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的结合,实现的思想方法的重大的飞跃。如此,现实的巨大困难和一次次失误、挫折,就不是西西弗斯式的抗争的不屈的循环,而是真正的进步的动力。9 I& X5 @$ F6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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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个高度上来理解,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苏东剧变的严峻环境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中流砥柱,领导人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终争取到了重大的历史转机。即所谓的“1989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u# a! R, B5 }4 q0 |* F
这是因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真正完成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精华——入世情怀与通变思维,这两种思想文化资源的成功对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一经成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的思想遗产,指导和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把危机转化为前进和完善自己的动力。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两论起家”的涵义。这也是对开头所列的第五个问题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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