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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空出世
' l# f5 \' O" K- `' t; t( |1,有一种东西叫病 V- F, s) B8 d6 V
6 i2 M# y' }, _* X2 B5 V. i Y在我的记忆里,最先让我刻骨铭心的应该是那个叫做病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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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我父母在病这方面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非常尽力的。例如接种疫苗,如果规定应当在出生后6到12个月之间接种的话,我父母肯定会在我准6个月那一天在我痛快淋漓地嘶喊中把一个伤疤留在我的左臂上方,然后等我三岁的时候,把我带到长安街上,指着过往人群中的麻子或者瘸子告诉我,他们就是不听家长的话,没有老老实实打针的结果。以致于我在这类事情上非常积极,每次幼儿园发糖丸的时候,我总是要求多吃几颗,害得阿姨们费了很多口舌才让我相信,除了第一次给的那颗是预防小儿麻痹的,其余几次都是打蛔虫的,每个人都有粮食定量,多吃糖丸的后果是可耻的浪费。+ q% { O- u1 @' \, y" K( Z9 |
0 {3 h. u+ E* U/ F+ J% N1 F! I: l可惜不是所有的能传染的病都有疫苗,特别是感冒、流感,一到冬春之际,我就像狗熊冬眠一样卧在床上,直到父亲母亲大人实在看不过去了,在两次冬眠的间隙把我拽到301医院,切除了扁桃体,才从间隙性的发烧变成长年性的慢性咽炎。& ^& E: E H* n- _3 |
6 n7 ^5 N8 n. p8 j* c' ~8 X% w+ }7 R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和儿童保健逐渐完善,我们这几代人,和我们的祖辈父辈相比,麻子从越来越少到完全没有了,瘸子只剩下因伤和车祸造成的,未成年而夭折的孩子从常见到罕见,有科学的功劳,也离不开政府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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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旬的一天,当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我为了微生物课上老师布置的一篇综述而查找文献的时候,对人类控制传染病的前途信心十足,起码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毫无疑问能够实现,而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一堆文献中有好几篇说的是一个叫AIDS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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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b5 f' f. ~: E/ f' v, s+ O! N( l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能把AIDS究竟是什么解释清楚透彻的,恐怕不超过20个人,大声疾呼这是一匹行将上门的恶狼的则只有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曾毅教授一个人。在几乎所有人眼中,AIDS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和他们文明有密切关联的疾病,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有些遥远的东西,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专家将AIDS翻译成爱之病,以期藉此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袭。. h+ |/ o8 Q, c0 f# n& g7 w
6 [3 o" S& F1 ]) w/ M$ l5 h+ s/ c对AIDS有了比较端正的认识,还是两年后成为全中国从事其病毒学研究的不到10个人的之一时,这时候AIDS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渐行渐近,有些飞花乱入迷人眼的感觉了。, j& C2 W5 _: b2 J ^3 _1 d- \/ [
- e* w1 |3 ^( z# p/ d! `, T a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谈论AIDS,已经不再是是否会成为历史上大瘟疫之一的问题了,而是下一个AIDS会是什么,我们从AIDS的流行中学到了什么,能不能用在应付下一个AIDS类的瘟疫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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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 }) ~: C% G& _+ b/ u9 m: A# t- b2 ]AIDS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了,将来的人谈论我们这个时代,将无可避免地谈到AIDS的历史影响,谈到它对我们今天和将来的历史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和AIDS相比,不过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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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幸运的,能够经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也许我们看不到结束,但是我们看到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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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A8 P6 ?" {( ^) H1 U就从AIDS是什么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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