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货殖列传》笔记2

不打不相识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从太史公所知道的历史到现在人们一直是自私的、充满贪欲的，古来人心即不“古”。这也是《货殖列传》理论部分的立论基础，恰如近代经济学开篇即讲的“经济人假设”。钱锺书赞此篇可见太史公卓识巨胆、洞达世情。“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

汉人议论，无不以风俗之恶，归咎于物力之屈；物力之屈，归咎于用度之奢；用度之奢，归咎于制度不立者（吕思勉）。贾谊：“淫奢之俗，日日以长，生之者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晋代王恺、石崇骄奢，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皇帝以下大小地主竞相奢靡，不得不横征暴敛。平民竞相奢靡，只能减少投资，日趋贫困。秦汉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依墟墓长存，厚葬之风极盛。晋朝索綝曾说，汉“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上行下效，只除了一位汉文帝。房龙曾写道，中国人把祖坟建在向阳的肥沃土地上，却在背阴的瘠薄土地上挣扎生存。

张文江认为，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分析，“善者因之”是道家的上乘，“其次利道之”是道家的下乘，“其次教诲之”是儒家的上乘，“其次整齐之”是儒家的下乘。

从善者因之，到最下与之争。太史公论述汉朝经济政策暗含臧否。

汉朝初立，天子甚至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四匹马挽车，有的将相甚至乘牛车，这可不是晋代人以乘牛车为时尚，那是真穷。刘邦是用重租税困辱商贾，抑制工商业发展。到孝惠皇帝、吕太后主政才开始改变严厉遏制商贾的政策。文景重黄老，因势利导，手工业、商业大发展。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在汉朝皇室和政府财政是分开的，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把大宗归国家，由大司农管；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小数划归皇室，由少府管。但战国以下，社会经济情形变了，盐铁之利逐渐庞大起来，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讨匈奴，通西域，军费浩繁，大司农的钱用完了，连他父亲（景帝），祖父（文帝）几辈子积蓄下来的财富都花光了。政府支出庞大，陷入窘地，这又怎样办呢？农民的田租，三十分之一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经济拿出来，这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所以武帝同时也命令地方上有钱的人，最主要的是如盐铁商人等，也能如他般大家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之号召。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有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实行算缗令，所谓算缗，对商人、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以及车、船税。但由于有许多人隐匿财产，偷税漏税，所以又下令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称之为“告缗”，此事由杨可主管。规定凡告发属实，将会被没收偷漏缗钱者的财产的一半赏给告缗者。据《史记·平准书》载，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县官有盐铁缗钱之姑，用益饶矣”。太史公亲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民间实业大发展时代的终结。随后实行官营盐铁酒、均输，即古代的“官办经济”，太史公无论是基于当时主流的儒家思想还是家传的道家理念，都反对“官办经济”，认为“最下者与之争”。汉武帝办的这些开疆拓土、熔铸中华民族的大事，关系千秋万代，如果量国力、民力，次第为之，那他真是位有为贤君，但他总想毕其功于一生，超越了国力、民力的极限，所以太史公说他“异于始皇帝者几希”。如果说算缗、官营盐铁酒是不得已而国进民退，后来搜刮了一大笔的，手头宽松，刘彻奢靡之心大盛。大修昆明池操练水军，“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后来又巡游郡国，封禅泰山。联想到我们国家抛弃了“勤俭建国”的方针，动不动花大钱去干些很无聊的浩大工程，历史的教训何曾汲取过啊。汉朝的官营经济效率低下，制造的铁器非常粗劣，“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平准书》），“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盐铁论》)。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只有一种规格，爱买不买，官府完不成任务指标就强卖。盐专卖的结果是贫苦百姓人民终岁淡食。算缗告缗不仅让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民众竟然“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复有汉武帝初年“网疏民富”景象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汉书·食货志》）。电视剧《汉武大帝》开头，晚年太史公向汉武帝忏悔未能理解皇帝的“大棋局”，这种说法毫无历史依据。

在封建王朝“教诲之”、“整齐之”的手段也时常应用。刘彻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经营畜牧业发财的爱国商人卜式申请将一半家产献给朝廷，南越造反时，又主动申请到前线“死之”，朝廷大力表彰，却“天下莫应”。丞相公孙弘盖布被、吃饭只上一道菜，然而“无益于俗”。汉时贤者比如王吉及其子孙子孙，以“四知”闻名的杨震及其子孙常蔬食步行，三国曹魏的毛玠、崔琰以俭率人，仅仅是贤者自为而已。又往往规定车服制度，各有等差，不得僭越。曹植妻子衣绣，被曹操赐死，无论是“教诲”还是“整齐”即使能在一时一地有效，也不能行之长久。

班彪父子就认为司马迁“轻仁义而羞贫穷”。钱锺书引韩非子“镜无见疵之罪”，太史公何止无罪，其议论超拔流俗，几乎为现代主流议论。卡尔·波普尔指出“方法论本质主义”和“方法论唯名论”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实本性，老子接近于此。后者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描述经验中的事物和事件，是“解释”这些事件，借助一些普遍规律来描述他们，太史公的哲学接近于后者。能看到官办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局限，看到自由主义模式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无疑太史公的经济思想是很有前瞻性的。太史公经济管理思想是一种定性的分析，“善者因之”，如何“因”之，何种程度的“因之”为善，其定量依据在哪里？政府和企业各自的界限在哪里？这还要留待科斯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