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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是与特区发展的势头基本成正比的。基本模式就是,特区大发展一下,就暴露出一些问题,最集中的两点,一是经济犯罪特别是走私的暴发,在经济上危及全国的稳定;二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一些因为暂时的落后导致的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动摇,在特区确实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这在政治上也危及了社会的稳定,甚至有可能使改革偏离正确的方向。因此,就会遭到反弹。反弹中一股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直指特区为“和平演变策源地”“新时期的租界”的言论。于是,特区就会随之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连生存都要发生危机。用特区干部的话总结,就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特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和原则,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和基本原则的斗争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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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N" H [! L1 K, I 应该承认,当时参与争论的各方,本质上都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争论和分歧。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即在各种意见激烈争论,难以得出统一认识,又必须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下最后的政治决心,也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的领导人,邓小平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决断。这既是对关于特区的争议的回答,也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原则进行确立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小平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历史使命。其间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把握大局的清醒坚定,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个决断的过程,集中体现在小平对于深圳特区的两次发生在春天的考察。, ~% V- m% ^* A9 k% V6 K% R2 d, F
: Z7 H* i: o( k: N8 {6 h$ X7 N D 1983年底,深圳特区被批复成立三周年之后,面临着第一次的夭折的危机。一些言论认为,深圳已经是“经济犯罪的渊薮”、“和平演变的策源地”、“新时期的租界”。一时间,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心中被压上了一块巨石。 d6 A. E' w, Z5 ^; @7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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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特区建设者,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情况,调派到深圳的党员干部。很多还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这些人而言,被组织派到这里建设特区,结果却成了“搞资本主义”、“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和利益”。这些党员干部,一下子面临着人生价值的焦虑。这些人的焦虑在于:“我们这一辈子,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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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5 C; e' T" O& P, C1 |7 e 第二部分,就是更多的因为在内地已有的体制下,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在特区看到了希望,才下决心来这里希望拼搏出一个个人的光明前景的。现在,这一线光明,随时有被关闭的可能。这些人的疑虑在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9 ^7 J/ E( W( A+ a) V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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