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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 微博转帖: 热度 6 youyouyuyu 2017-4-26 21:18; 今天抽空浏览了一些历史书籍，看到甲午海战爆发之前，中日关系紧张。满清政府要求李鸿章报告北洋水师军力。李鸿章上书说，北洋只有8艘战舰可用。清廷大惊，怎么只有8艘？李鸿章回复到：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 而日本当时的军力，可战之舰则是31艘，且有部分型号，如松岛，是专门为克制北洋水师所建。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更新和增购战舰，但清廷基本不予理睬，认为前期投入已够，没有认清海军的军备竞赛是个需要不断增加投入的过程。翁同作为帝师，军机大臣，一直积极制造舆论，联合弟子不停上奏折，弹劾李鸿章。“今北洋海陆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满清第一位留洋博士张謇大谈“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在这种舆论下，朝廷对自己的军力出现严重误判，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要说言官误国？也不尽然。毕竟直接责任是到处都在伸手用钱导致的紧缩的预算。没了充足的预算，官员倒卖海军火药，以次自然也是无比正常的了。你要批判他们？好像也不太合理。想想，醇亲王以海军募款名义朝沿海各省官民募集260万两白银，实际上是存着以利息补贴老佛爷的颐和园。那怪慈禧喽，可是慈禧只用了这笔巨款的利息，还下令拨出全款支援海军（实际拨出158万两）。比之后世，这不过小打小闹。不过，至少慈禧和光绪没把打败仗的主要责任推给言官。更不可能去怪那些连奏折都上不了，当官的一瞪眼，就得赶紧闭嘴或人间蒸发的秀才们。; 732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李鸿章的眼界和创新（转）: gordon 2016-4-24 15:35;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拥有极其诡谲的移动速度和冲击力。在距离步兵很近的时候，即便是马匹的蹄子，对步兵也是致命武器。骑兵的冲乱敌军阵形的能力一直被世界各地的军事家所推崇。然而，米涅线膛枪的超长射程，让骑兵对步兵的冲锋，成为了自杀行为。从此，步兵拥有了与大炮相似的攻击半径。而方阵形的步兵阵列，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连骑兵都跑不到对方步兵的身边，步兵就更不行了。因此，士兵之间借助群体的体力冲击力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不可能用身体冲击对方了。因此，战法也就变成了单列或者双列的火枪兵阵列。事实上，这种阵列，依然只是手里有米涅蛋的部队，对抗没有米涅蛋的部队。有米涅蛋的一方基本就是单方面屠杀对方而已。米涅蛋射程远，精度高，换装速度快。而米涅蛋，也给大清帝国，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先是太平天国大肆进口米涅来复枪，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屠杀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而当时，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用的最好的火器，仍然是鸟铳，也就是中国产燧发滑膛枪。二者的悬殊差别，其结果不言而喻。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正在太平天国愈演愈烈的时候，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英法联军也使用的米涅枪弹。攻陷北京，并火烧圆明园。这两件大事，直接促使晚清重臣李鸿章对于新式武器的极大重视。对太平天国剿匪的时候，积极聘请洋枪队、积极进行洋务运动。要知道，在亲眼目睹了武器落后造成的士兵的大量无谓伤亡之后，任何心智正常的领导人，都会做出要积极发展武器的想法。18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让一个善良的医生，见识到了后装线膛枪给美国的年轻人所带来的毁灭性伤害。那个时候，由于枪的装填速度依然保持在一分钟1-3发的慢速装填，而且没有旋转膛线，美国南北战争时，一个部队阵列的火力密度，枪手数量是决定性的。如果枪手越多，打出的子弹密度就越大。这个善良的医生在给众多伤残士兵治疗、送葬之后，决心开发一款永远结束战争的武器—— 自动装填枪。为了保证能实现连续射击和装填，他设计了6个枪管，6个枪管在转动的时候，一根枪管在第一相位开枪，开枪后，枪管在第二相位退子弹壳，然后转到第三相位，装填子弹壳。而枪管的旋转动力和退壳、自动装填的动力，则由使用者匀速旋转摇把实现。子弹用布穿起，上战场之前，把所需的子弹都装好在纺布子弹链上，就完成一切准备。只需要4个操作员，一把这样的机枪，就可以达到每分钟200发的射速。这个善良的医生，就是理查德·加特林。而他为了终结战争而发明的加特林机枪，却打开了速射机枪的潘多拉魔盒。这样一来，只需要投入少量兵力，就可以对对面一整个连队，实现火力碾压。几个人扫倒一大片人，成为了可能。而当时正在流行的陆军战法——整排士兵齐射的战术，成为了加特林机枪的活祭品。然而加特林仍然有他的缺陷——极其笨重，体积巨大，一旦卡壳，拆解维修极其复杂。在战场上，这是致命的。后来的战争中，更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枪手在打仗的时候，情绪高度紧张，往往手摇越来越快，快速手摇，就容易卡壳。而一旦卡壳，就要费劲去修。 1865 年，又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出现了，就是旋转膛线。子弹在枪管内通过与膛线的轻微摩擦使得子弹在射出的时候，枪管施加给了子弹一个自旋转。这虽然损失了一部分动能，但是可以让子弹近乎笔直的，准确的打到目标上。事实上由于不能准确确定子弹飞出去的方向，从侧面，让军队排排站是一个比较划算的事情：让枪手排排站，有助于增加射击密度，但缺点是容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但在那个年代，被射中的几率很低，这才使得当时的军事家们不停的增加枪手的密度，来努力提高射击密度。增加枪手密度的增益远大于被射中的风险。然而旋转膛线的出现，使得被射杀的风险急剧提高。这就为排排站战术敲响了丧钟。与此同时，李鸿章也见识到了加特林机枪的威力。北洋军也大量购置了加特林，当时翻译为格林快炮。虽然加特林价格不菲，但李鸿章深知，甚至比当时欧洲的军事家们都更早的预见到了它的实战价值，这种武器将改变当时陆战的形态。当时的欧洲主流军事家都很鄙视这种无视“武士精神”的卑鄙武器。事实上，“武士道”并非日本的独创，在世界各国的封建文化中广泛存在。而当时，军事界对于加特林对于步兵排排站战术的巨大影响，严重估计不足。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根本就没有开发新的战法以应对这一变化。然而，加特林机枪可谓生不逢时，由于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很少有两个可以大量装备的起加特林的大国发生过战争，因此加特林机枪的作用，并未受到重视。; 0 个评论

分享李鸿章和拿破仑三世的比较研究（转）: 热度 1 gordon 2015-4-25 04:58; 李鸿章和拿破仑三世其实没有什么共性，真正说到共性，其实是硬捏合到一起的，就是他们都失败于日、德这样的国家。我对李鸿章认识的加深，来自于对镇南关大捷的再认识。（就是雷明顿步枪那个事）从而识别出一定的模式，进而找到了他们之间的线索。让我们进入李鸿章的世界，神秘的东方，神秘的中国，Let’s go。注：李鸿章是靠自己的私人网络建立一个中兴帝国，拿破仑三世是靠群众力量建立一个中兴帝国，（乌合之众嘛，被选为总统，后加冕称帝） **************************************************************************************** 　　 1870年9月18日，在装备精良的淮军部队的前呼后拥下，刚刚47周岁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高调进入天津。　　此时，因“天津教案”引发的国际冲突，刚刚缓解，法国舰队还停泊在大沽口外。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记载了李鸿章入津仪式的详情，并相信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将会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他大约没有想到，自己掀开了帝国历史上京津沪一体化实验的序幕。　　天津开埠　　清帝国推出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后，在其政治版图与经济版图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与北京一起，构成了首都的一部分。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Canton（广东）不遑多让。　　天津成为首都的一部分，有点无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个国家的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诡的是，九国租界总面积虽然已超天津旧城八倍之多，却也才相当于上海租界面积的一半。显然，老外们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还真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更为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条块矛盾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至此，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省部级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　　与保定作为直隶的省会相比，此时的天津在行政级别上仍旧只是一个地级市（“天津道”）。天津城里的 “三口通商大臣”，虽属省部级，但并非地方行政长官，而是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派出机构，属于“条条”上的部门，只管外交和通商，并不过问民政。天津的民政则由直隶总督下辖的天津道、府、县三级管理，属于“块块”上的。　　在天津，“条”虽然级别高，却并非“块”的上级，这不仅形成了“条块”之间的隔阂，而且也造成机构设置上的畸形：驻津的“条”是中央级，而当地的“块”却级别过低，无法为“条”及时提供相应的行政资源支持。毕竟，“外交无小事”，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使节、侨民乃至外国军队，中西碰撞、磨合、冲突不断。“条块”无法匹配、难以协调，内政上的星星之火很容易就造成外交上的燎原之势。　　当天津成为“条块”交汇之处的时候，驻保定的直隶总督是曾国藩。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直隶总督大约是全中国最难当的地方官。“京官难做”，是因为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 “天子脚边”）的津官，却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选择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中央的意图，除了便于就近控制这位曾统帅百万雄师的人杰之外，更是出于对京津冀地区开发的重视。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京津冀）为特区，推进中央已经计划好的“自强”运功（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中央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改革”与“开放”两条战线上都趟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趟过改革的地雷阵，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中央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直隶扩权　　 1870年春夏之交，正值天津开埠十周年，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此爆发。因“民教冲突”，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　　 “天津教案”是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涉外案件。驻天津城内、负责对外关系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驻保定城内、负责地方维稳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被深度卷入。中央下令曾国藩赶赴天津，主持善后。曾国藩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被斥为卖国贼，“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将他的官爵匾额 “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注：天津教案处理期间，发生了一件世界级大事，余波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普法战争，从此掀开了清帝国 “中兴”的序幕。 **************************************************************************************** 　　当曾国藩以一生令名为代价，处理完毕“天津教案”之后，中央决定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换下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舆论已经有了将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让直隶总督与“三口通商大臣”同城办公的建议，但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保定才是“控扼”直隶的中心，“昔人于此建置省城，实得形要，是以历任总督，均须驻省办事，总揽全局”；而天津则“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驻之所”。　　此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国，进行“谢罪”访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了教案善后的主要谈判，深切地体会到了天津在机构设置上的尴尬。因此，他建议中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 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裁撤专职的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将相应的外交通商事务归并到直隶总督职权范围之内。由“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亲自抓，“一把手”负全责，微妙而复杂的外交通商事务就能获得足够的地方行政资源的支持，“条块”之间的隔阂有望消除。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毛昶熙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 “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 “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半个首都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首任北洋大臣，正式进驻天津。　　政治地位改变后，李鸿章对于保定、天津两地在新形势下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在答复中央的《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中，李鸿章提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 　　也就是说，保定与天津之间，究竟哪个城市适合作为直隶的中心，关键是看“中原有事”与否。“中原有事”，直隶地区的河防就是拱卫京师的关键，当年捻军就是被曾国藩的“河防”策略困死的，“实得形要”的保定就能“总揽全局”。但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均已剿灭，“中原无事”，而且“自各国通商开埠，公使驻京，津郡为往来冲突，尤为京师门户，关系极重。近因民教纷争，酿成巨案，地方官抚驭未善，通商大臣又恐呼应不灵，后患殊多，不得不思变计”。因此，李鸿章个人虽然似乎留恋保定，却也认为抬升天津的城市定位，完全是因时制宜、“未雨绸缪”的改革良策。　　自此，直隶便有了两个中心城市。除了总督衙门改驻天津之外，别的省级机关一律留驻保定，由直隶藩司负责日常事务，重大事件请示总督裁定。从清代的各种文件来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依然将保定看成是直隶的省城。至于天津，当然不再是“偏在一隅”的小城，却也并非省城，“条”与“块”在这里汇聚，成了远比省城更有着全国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如此一来，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保定虽然名义上仍是省会，但被迅速边缘化。本来就已经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因为兼任北洋大臣，权限迅速扩大，从一省的军政、民政扩展到了外交事务。　　此时的大清国，虽然同意外国使节驻节北京，但继续奉行“外交”外办的原则，尽一切可能将夷人们阻挡在天津这一“国门”，不入京师。因此，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被授予了代表国家缔结对外条约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大清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为半个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直隶总督是地方官，但北洋大臣却是中央职位，如此颇有大清特色的定位，令直隶总督的实际影响力不仅超越疆臣，也实际超越很多朝臣。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对于京津一体化至关重要，以至于只要提起“直隶总督”这个官称，时人都自然地将北洋事务归入其下，西方媒体甚至将直隶总督这个职位理解为“副王”(Vice King)。　　央地博弈　　作为少数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大清干部，李鸿章在天津升级的同时，就建设性地指出，“目前最急者”就是要赶紧设置独立的“天津海关道”。　　 “海关道”是大清国“被”开放之后的产物。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更多口岸被迫开放，中央就在各口岸设立了正四品的“海关道”，负责“关务”和“交涉”。其实，运行这个新功能的，却是一台旧机器——“海关道”并非专职，而是地方道台的加衔及兼职。开放口岸的父母官们，披挂上这件新官袍，就成了“外交官”。　　天津乃京师门户、外交重地，其所承受的外交工作压力，绝非全国其他开放口岸可以相比，这就要求“天津海关道”具有相当娴熟、老辣的外交水准，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李鸿章提出，如果能够设立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不仅能确保专人负责繁重而微妙的外交通商工作，而且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乃至中央在外交事务中获得极大的缓冲余地。同时，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也有利于理顺关税征收体制，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职位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理财工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一道，对千疮百孔的直隶财政乃至中央财政贡献颇大，也保证了李鸿章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　　李鸿章的计划一旦实现，“海关道”就不再是中央垂直管理的“条条”，而是与“天津道”一样，都是直隶总督麾下的“块块”。两“道”分设，既分得开、合得拢，提高了行政效率，事有专责，更确保了李鸿章本人的最后拍板权。　　在李鸿章而言，还有更为老辣、有远见的一步棋，那就是将“天津海关道”的干部任免权，留在了省里，抓在了自己的手上，这令他能确保享受到天津升级所带来的胜利成果——掌握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权。　　人事权和财政权，是中央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凝聚力的主要体现。太平天国之后，大清帝国日渐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但中央依然能对日渐坐大的地方诸侯实现相当有效的控制，关键就在于牢牢地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即使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淮军，其高级军官的任免和调动权，依然操诸中央之手。　　对于地方行政长官“天津道”的任免，从组织条例“法理”上看，李鸿章并无多大的发言权——虽然中央也会认真听取他的意见。而这个职位事实上又是他推行内政外交的关键一环。如今，李鸿章将“天津道”兼任的“海关道”分离出来，并获得了“海关道”的直接任免权，就争取到了相当的主动。　　基于天津在大清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天津海关道”的独立设置，通过分流“天津道”的外交职权，间接分流了中央的外交职权，而巩固了李鸿章在国家外交格局（而非天津一地）中的地位。李鸿章此后得以将自己的影响力伸展到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对外开放口岸，对天津的外交人事权的控制，实为基础和关键所在，天津也因此成为大清国对外开放的“前敌指挥部”。　　吊诡的是，以专业分工为目的而分设的“海关道”，在李鸿章执政期间，却与“天津道”在职权方面不断交叉和重叠。当然，这并非李鸿章的管理失当，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掺沙子”：通过工作分工的交叉重叠，加强“天津道”这一“请旨简放”职位的工作难度和特殊性，进而能增强自己对这个职位人事任免的影响力。　　事实证明，李鸿章抓住“海关道”的任免权十分明智。10年之后直到甲午战争前，高层权争加剧，中央在“天津道”的任命上，就不再倾听李鸿章的意见，甚至故意刁难。从1882年起出任“天津道”的额勒精额、裕长、季邦桢、万培因等，均非李系人马。所幸“海关道”的任免权在自己手上，除了首任陈钦之外，后来的黎兆棠、郑藻如、周馥、盛宣怀等，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并且“海关道”介入一般政务也颇深，这令李鸿章得以在官场的权力倾轧中，稍减掣肘，维护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内的政通人和。　　华北特区　　天津的升级，令这座城市和李鸿章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的行列，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领导之一。 4年后（1874年），美国驻华公使就向华盛顿发出报告：“李鸿章是清帝国最有权势之官吏，尤其对总署（总理衙门）有特别之影响，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鸿章征求意见。”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其实，在晚清的特殊体制下，“京议津决”的又何尝是外交呢？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远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庚子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这种来自西洋人的赞赏，也得到了东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盛赞天津“繁华已超北京，宛如欧美；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津沪比较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之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在津沪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级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是远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他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　　遥控上海　　以上海为重心的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财赋重地，也是一切渴望有所作为的官员们的必争之地。　　上海的直接领导人，一是两江总督，二是江苏巡抚，至于“上海道”，那只是具体操盘手而已。自李鸿章出道以来，但凡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大多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故旧好友。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32年间，历任两江总督中，曾国藩是他的老师，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是李鸿章的同年，张树声是李鸿章的学生、下属兼同乡，李宗羲还是经李鸿章推荐才当上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吴元炳两人与他关系疏远，左宗棠则与他关系十分紧张。　　至于江苏巡抚，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的22年间，刘郇膏、张之万、何璟是李鸿章的同年，郭柏荫、丁日昌是其下属，郭、丁及涂宗瀛三人的苏抚位子，都是由李鸿章推荐而得，张树声则是学生、下属兼同乡，勒方锜是朋友，只有吴元炳、卫荣光关系比较疏远。　　显然，李鸿章在两江和上海，几乎是如鱼得水。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如此多的故旧好友执掌江南膏腴之地，这为李鸿章在上海“挤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种影响力，当然是非正式的。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允许李鸿章任命两江地区和上海的任何行政官员，李鸿章所能做的，只是幕后的策划和运作。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出力甚大。在沈葆桢与刘坤一的PK赛中，正在筹划全国海军建设的李鸿章一言九鼎，在太后和军机们面前竭力为沈争取。任命下达之前3个月（光绪元年正月），李鸿章即写信给沈，暗示已经“搞掂”：“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 　　沈葆桢到任后，对李鸿章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甚至主动请求中央，优先发展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海军，而暂将自己辖下的南洋海军放到第二位。这固然有利于国家，但也等于是自己放弃了掌握更大权力的机会。这种姿态，在地方本位主义极为严重的大清官场，是极为难得的。与沈葆桢在海军上的巨大支持相比，他与李鸿章因吴淞铁路善后处置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　　江南地区官员中，得李鸿章助力最大的，应属丁日昌。丁日昌出任江西万安知县时，深得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因此结识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后因吉安失守，丁本应斩首，但因在三日内收复失地，而从宽革职，投奔曾国藩幕府，为湘军在广东采办军械等，贡献颇大。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多次要求中央，才将丁日昌从广东调到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也奠定了丁日昌作为“海派官员”的基调。　　丁是聪明人自然“识做”，出任江苏巡抚后，更是全心全意为李鸿章办事。　　在江南官场上，李鸿章依靠各种牵丝攀藤的关系，发挥着非正式、但相当巨大的影响。而在江南的国有企业领域，李鸿章的影响力就直接而正式了。　　举凡大清国的重点国有企业，大多受制于李鸿章，而除了煤炭行业之外，几乎所有主要企业的重心，都在上海。可以说，大清国的国企是一个以天津为脑袋、以上海为身躯，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鱼。　　作为这条“章鱼”的脑袋，李鸿章参与兴办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洋务企业，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无论他的行政职务、管辖区域如何变化，他都是这些大型国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大清国的国资委主任。　　南北斗法　　从天津遥控上海的企业，李鸿章依靠的是一大批才能卓越、德行却颇有争议的干部，如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等。　　李鸿章的麾下，实际上有三个团队。第一个是军人团队，手里握着枪杆子；第二个是官员团队，手里握着印把子；第三个是商人团队，手里握着银子。而后两个团队，经常有交叉，横跨官商两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官商两栖动物”，绝大多数都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服务过。大清国最显赫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李鸿章的“秘书帮”。这种格局，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马实际上很难涉足大清国的这些垄断行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正是李鸿章实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丝毫不弱于作为国防军主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当然，这也是李鸿章的竞争对手们所急于挑战的。当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后，他发起了针对轮船招商局的争夺。这是李鸿章继太平天国战争后，又一次艰难的“战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十四日沈葆桢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中央就宣布了由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从来就不是李系人马，沈葆桢之前，刘就代理过两江总督。在光绪元年的江督夺位战中，李鸿章协助沈最后胜出，刘黯然离开，出任两广总督。3年后，双方展开第二轮较量，李鸿章最得力的淮军将领、时任云南巡抚潘鼎新，与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冲突，最终潘鼎新下台，回京另有任命。　　刘坤一接任了两江总督后，立即发难。经过几番回合，李鸿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对于上海地盘的控制。　　对于李鸿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评价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 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正因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组织设计，加上李鸿章与上海的极深渊源与权力深耕，再加上李鸿章本人勇于任事、不避嫌疑的果敢个性——这在不作为、“琉璃蛋”盛行的大清官场，绝对是另类——北京、天津与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并迸发出了大清改革进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亮点。　　这场计划外的京津沪一体化进程，对于帝国有着重大的意义：自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财权、还是军权，帝国的中央权威被处于不断瓦解、消融的过程中，而李鸿章计划外的京津沪一体化，实际上为帝国中央在大型企业（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主力国防军（北洋海军与陆军）等关系政权命脉的要害处，维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为帝国中央与地方大吏的博弈中增添了底气与中气。　　当然，这一京津沪一体化进程，所依赖的并非制度化的力量，而是李鸿章本人强烈的资源整合能力。当李鸿章凋零之后，直隶与北洋、以及其背后的中央，对京津沪一体化的掌控力迅速式微，对帝国改革开放的掌控力也迅速式微，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不远了……; 1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李鸿章的断肠愁: 热度 29 席琳 2014-11-16 01:38; 2014-11-14 上天对人，其实是很公平的。李鸿章年轻的时候，顺风顺水，意气风发，以至于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两宫赐寿，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清史稿李鸿章传语）。所以到了晚年和身后，就被当做清末最大的卖国贼，经历大苦大难口诛笔伐愁肠百结，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众口一词的局势。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也满天下。说起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所经历的，也是曾国藩所经历过的。上一张照片，是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也即是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时任大清国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和大清国全权谈判代表的李鸿章，在赴日谈判期间，给日本汉学家长三洲（1833-1895）写的新书《草行咏诗帖》的题词：这一年，李鸿章七十二岁。这一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一年。这一年，也是长三洲辞世（三月十三日）的一年。所以这本小册子，应该是后人为了纪念李鸿章老友长三洲去世而发行的。这个题词，前后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一个愁字，两个字分开就是揪心的意思，这既代表了长期受汉文化影响的长三洲生前对于中国物伤其类的失望（渚宫水殿带残荷，秋柳萧疏太液波。独自金鳌背上望，景山满目夕阳多 - 长三洲《燕山杂句》。团团十个古光同，剥蚀篆文谁勒功？阅尽兴亡千载事，伤心无语卧秋风 - 长三洲《题石鼓，在燕京文庙戟门内》），也代表了老年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愁肠百结万般无奈的郁闷心情（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 李鸿章《绝命诗》）。《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此，有如下的记载：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於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其实，对于甲午海战的肇因和利害关系，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无所作为，但只是力不从心，清史稿说他“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砲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所以最终，也只能是一个愁字而已。《李鸿章谈外交，不过是个裱糊匠》一文中，则做如是说： 1870年，李鸿章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上任伊始即卷入中日交涉。当时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前来与中国订约通商，李鸿章会见后即向朝廷上摺，其中称：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与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警惕之心，溢于言表。 4年后，日本又因朝鲜是否独立国问题来华交涉，这次的外交代表是仅30岁的森有礼。谈到国际条约时，森有礼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听后颇有些震动，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森答：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谈到朝鲜问题时，森有礼说：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鸿章说：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若开起仗来，高丽系中国属国，你既显违条约，中国怎样处置？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答：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李问：为甚么要给他笑？森答：这也没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国家止不住。事后，李鸿章以长者姿态写了徒伤和气，毫无利益的八字忠告送给森有礼，但经过这些年与日本人所打的交道，李鸿章看出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 1895年三月，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时，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又一年后，李鸿章访问欧洲，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在会面中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鸿章听后渭然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矣！眼见中兴大业就此沦落，李鸿章也只能暗自叹息：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就是练兵和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835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科举之毒: 热度 21 席琳 2012-11-10 21:22; 2012-11-10 看梁任公著《李鸿章传》，有如下一段文字：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由此想到同时代的湘军领袖曾国藩和左宗棠，朱克敬《儒林琐记》说曾国藩因只中“同进士”，未入“二甲”而大愧，时有已官编修的湖南善化人劳崇光对他进行劝慰并开导，并且“归，即约善书者数人，馆之家，又假亲友仆马各十，鞍辔以待国藩。已试出，急写其诗分送贵要。既而国藩果列高等，入翰林。然国藩终以不登二甲为恨。左宗棠年轻时候屡试不第，后成为清国重臣，封疆大吏，仍对此事耿耿于怀，背后更是屡遭科举出身的同僚嘲笑。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率大军征伐新疆，就在战事最紧张胶着之时，他突然上奏折，声称要立刻回京，参加该年的进士考试。朝廷上下哭笑不得，只得立刻发诏，赐其“进士”出身。才算把左宗棠安抚了下来。尽管这些都是传说，但国人之好面子和攀比之风，可见一斑。而且流毒甚远，于今尤烈。;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779 次阅读|1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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