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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与物理学(杨振宁)	网林摘葩	不爱吱声 2013-8-21	19 3149	coo 2013-9-16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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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杨振宁、阿龙·切哈诺沃和施一公畅谈学术（转）: gordon 2017-6-14 20:18; 主持人：今晚与会的嘉宾施一公教授、杨振宁教授和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一位物理学家，一位训练有素的医师、同时也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还有一位结构生物学家。杨振宁 _ 必须发现自己的才华所在我自己也是从研究生阶段走过来的。我曾多次说过，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1947年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日子。我认为，同我一样，对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而言，研究生阶段很可能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的阶段。因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你的任务是学习已经写进书本和实验手册的知识。但到了研究生阶段，你要做的是截然不同的事。你必须要能发现新问题，并且找寻新方法来解决这些新问题。这个学习的过程通常是相当痛苦的。那如何摆脱这种困难呢？我认为没有普适的规律。于我而言，我当时的问题是：我的导师爱德华 • 泰勒，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已经声名远播。在那之后大概五、六年，他为美国设计了第一枚氢弹，达到其职业生涯的巅峰。总而言之，泰勒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很有想法。我初次见他是在1946年 2月，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也解决了。他很高兴，但我并不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这一类问题和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我想要的。三四个问题之后，我和泰勒都意识到我们确实都对物理有兴趣，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不同类型的物理问题。那是我职业生涯的低潮期。那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我决心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物理问题。我试遍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每个问题上我都花上几个月进行研究。我最终都有所收获，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当时的情况的确让人很是沮丧。然而，那些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几个月时间并没有白费。我对这些问题更加熟悉，这个过程也为我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为我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引入了新的思路、方法和观点。所以我认为，你们首先应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问题，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必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现自己的才华所在，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幸运的话，这些都会引领你最终走向成功。 ******************************************************************** 创造力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活动需要不同种类的创造力。很显然，马云有伟大的创造力，他创造并发扬了“网购”这个概念。这种创造力很伟大，但它和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或广义相对论的创造力非常不同。这两种创造力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那么，问题是：我该如何选择？我总是说，事实上，各个科学领域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大致有两种问题——大问题和小问题的。恩里科·费米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专注于解决小的问题。对于大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但不可以痴迷。在科学技术受到普遍重视的今天，优秀的学生，高中生也好，大学生也罢，在学习科学知识的时候都会经常听说很多大的命题，像是黎曼假设、暗物质、暗能量，等等；越聪明的孩子就越有可能痴迷这些大命题。我的建议是，远离这些大问题，至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之内都远离它们。当前有无限新的可能性，你们可以利用新的功能强大的科学仪器来解决无穷无尽的新问题。我建议你们投身于这些新的领域。 gordon 注：科学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量级变化发展的。死扣，那是不行的，那是条死路。（自以为尚迟，绝力而死）例如集成电路的发展，所以可以替代模拟电路。 ******************************************************************** 施一公我是发现谷氨酰胺是完全源于课堂上的一件小事。但这种小事件来自于我积累的经验和科学洞察力。没有累积的背景知识，我绝不可能会有这种创造力。我认为这个想法的产生是我所知的关于创造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最佳例证。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不确定接下来应该去往何方。我经常感到不安，每一次我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即刻成为过去。我不断面临来自年轻一代的挑战，来自你们这一代的挑战，来自年轻科学家的挑战。我今年五十岁了，记忆力开始不如从前。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在很多问题上的科学上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不安驱使着我不断进入科学研究的新的前沿领域。当然，我无法告诉你我正在研究什么，但我一直在努力，不断尝试新的东西。而我尝试新事物的方式是纯粹而且严格地基于我过去积累的经验和见解。因此，我们不是在抽象地讨论创造力的概念。你们必须有耐心，必须有毅力，必须传承。最终，你过去的所学的一切都会帮助你。我相信你在高中、大学、研究生阶段上的每一门课程最终都将给你回报。 ******************************************************************** 杨振宁关于中国学生是否比西方学生缺乏创造力的问题，我想要额外补充一点。在兴趣的广度方面，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中美学生之间有显著差异。一般而言，美国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更多，中国学生比一般的美国学生感兴趣的东西更少。我不确定哪种方式更好，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举个例子，我在美国任教了四、五十年，见过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其中许多人最终无所成，因为他们的兴趣太广泛，最终的研究结果流于皮毛，不够深入。但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国这样的学生少了很多。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教育体系具有优势。但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有缺点，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不足。对于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国的父母来说，重要的是知道广泛的兴趣是有益的。为中国的学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使他们拥有更广泛的兴趣也许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可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弥补我们教育制度上的缺陷。 ******************************************************************** Aaron Ciechanover 科学研究是艰苦的工作，非常的艰苦，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要过滤掉大量的渣滓，排除大量的干扰。“发现”的时刻通常都实属罕见，结构生物学研究需要很长时间使蛋白质结晶，导出数据，获得蛋白质的晶体结构，找出这个结构的重要性，研究互相影响的周围环境，等等。总而言之，科学研究中的幸福时刻少之又少，科学进展也非常缓慢，尽管如此，你也应心怀感恩。; 4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整理】杨振宁到底有多牛？: 热度 48 duanjian 2017-3-24 09:36; 1. 杨振宁之于物理杨振宁创立的规范场论，在现代物理学中地位非常重要，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可以相提并论，1994 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发鲍尔奖给杨振宁时，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他提出了一个广义的场论，这个理论综合了有关自然界的物理规律，为我们对宇宙中基本的力提供了一种理解。作为20世纪观念上的杰作，它解释了原子内部粒子的相互作用，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重构了近40年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杨振宁的规范场论，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这一类伟大的工作之列。他是目前唯一还活着的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2. 杨振宁之于科研杨振宁是典型的科研帅才，全局判断和引领能力超强。尤为可怕的是他这种能力居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严重衰退，50岁以后还能在规范场推动纤维丛理论引入这样重要的工作（1974、1975）——弦论全面惨败，宣告物理学新一代基础理论和统一场论工作的战线还得回到杨振宁这方面的工作及其适度延伸。对比鲜明的是，这个年龄段的牛顿、爱因斯坦、狄拉克、都已经无法融入当时的主流研究了，而麦克斯韦早逝，没法进行对比。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和他同量级的物理学家当中这方面数他最强。 3. 杨振宁之于中国 90年代初，杨振宁建议中国加大凝聚态物理投入，我们近十年在凝聚态物理上大量投资，目前形成清华，中国科大，南京大学三足鼎立局面（水平也是世界前茅），由于申请经费容易，现在有100多家小的追随。国家投资凝聚态物理，基于产业升级方向判断。我们认为未来20年制造业的制高点是：新材料+超级计算机+海量存储设备+工业高速互联网支撑的智能制造（按订单精细设计+精密制造+表面组装）。新材料突破的主要方向是高温氧化超导材料，纳米材料，超微结构材料等等。而这些正好是凝聚态物理目前的研究前沿。近4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50%以上都是凝聚态物理获得。杨振宁还能跨学科领域在60岁以后为国家提出精准的科研产业建议，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2317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多积累: 热度 1 gordon 2017-3-1 11:22; 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政策窗口特别多，政策窗口过去了，倒是无所谓，但是错过了最大一波收益。开饭的时候，你没赶到餐桌前面有什么用。政策窗口开的时候，你努力一波，就赶紧走。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模糊，低速的地方， “姣姣者易污，木秀林中风必摧之” 不能怪中国人短期效应，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 多积累，到用到的时候，直接可以拿来用。 *************************************************************** 杨振宁老了回国，养老挺好。（模糊、低速的一个地方）因为政治体制一直没解决，就只能这样。还有就是一张铁网，收入漏不下来。（understand ？）解决不了。 ***************************************************************** 很多东西，你一听，就知道其说的不对。多努力，不解决问题，世俗市侩，不一定活的困难。多读书，总是输，太过理想化。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吸吮学术的血液。它本身的逻辑，就是成为清流，就是要奉献的，像海瑞有士大夫情节，那两相悦。没有士大夫情节，就少扯那么多蛋。我的东西，都是给努力、世俗的年轻人写的。您要是高尚了，也别来。 ************************************************************* 我就说了嘛，爱坛有一些人，不管学术水平怎么样，挣钱多少，肯定在社会上混的顺。一看就是高手。跟这些高手学习所以说，你起步的时候不要那么快，那么努力就完了。第一，铁网之下，收入漏不下来。你快了还会自己栽跟头呢 *************************************************************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 能力不行，不代表挣钱高低，不代表混的不顺不学那么多东西，就是混的顺。完美低速的一个概念观光车，开着好顺啊，速度不高; 234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ZT 什么样的国家容不下杨振宁: 热度 14 肖恩 2017-2-24 12:03;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7P31UDAlElrx4MxyUHFNfw 近日有媒体发布消息，之前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杨振宁、姚期智已放弃了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日前两位教授正式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则消息很快引爆了门户网站的首页，跟帖数暴涨。从跟帖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对杨振宁持有着一副谩骂的姿态。杨振宁是谁？1922年生于合肥，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和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1957年获得实验证实当年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够大，但宇称不守恒只是杨振宁学术成就中的一个小项，他的杨-米尔斯方程（规范场理论）让他排在了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之列（鲍尔奖获奖词），他无愧是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界出类拔萃的设计师（富兰克林奖章获奖评价）。人们为什么骂杨振宁呢？骂杨振宁主要肇始于他在82岁时娶了28岁的第二任妻子翁帆。也是在那时候，他和李政道因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而决裂一事再次被议论纷纷。还是那个时候，很多人指责他年轻的时候不为祖国出力，老了回国来享受了，并拿钱学森、邓稼先和他进行对比。 82岁时娶28岁的，指责杨振宁的人或许都会觉得这理由站不住脚，所以才翻出他和李政道的决裂，并拿“爱国”指责杨振宁。李杨两人的争论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多位学界大师、政界大腕都试图去调解但无不失败。因杨振宁在国内被谩骂着，网络上关于李杨二人孰是孰非的讨论有些已偏离了事实，甚至故意倾向了李政道。事实上，在二人做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之前，杨振宁就已发表了他的规范场方程，而宇称不守恒是规范场理论的一个应用特例。也许是当初两人的讨论触发了各自的灵感，两人都想到了可能是宇称不守恒。我想，如果当初两人没有合作，那么他们可能各自独立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也可能宇称不守恒由另一位科学家提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他们之间的争论。我说这些不是要为谁辩护，只想提醒一下不要被谩骂声左右了事实。至于有人拿“爱国”说事，拿钱学森、邓稼先去和杨振宁做比较。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里不免一笑，嘲笑？苦笑？说不清到底是怎样一种笑。但我清楚，拿钱学森、邓稼先去和杨振宁做比较的人，肯定不了解钱学森，不了解杨振宁。杨振宁搞的是基础科学的研究，钱学森、邓稼先搞的是两弹一星。基础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两弹一星只属于一部分人，其中也有着时代因素、政治因素。杨振宁有一篇美文《邓稼先》，里面有一部分描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奥本海默和邓稼先，一个锋芒毕露一个忠厚朴实，性格截然不同甚至走向了两个方向的极端，但却各自为美国和中国设计制造出原子弹。杨振宁在文中写道“ 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 ” 。人只有在正确的位置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价值。当初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到祖国的科学家们值得敬佩，但没有回国的也不该受到指责，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也值得尊敬。回国还是不回？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已能够作出一些审视。如果当初杨振宁也和邓稼先一样选择了回国，或许他也能造出原子弹，但20世纪的人类却失去了一位叫杨振宁的能够媲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大物理学家。100年后的人类肯定会用今天赞美麦克斯韦的文字去赞美杨振宁。热捧钱学森谩骂杨振宁的人们他一定不知道，不知道那个“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就是钱学森给出的；不知道今天李一、王林之流的“大师”能够大有市场离不开钱学森八十年代对特异功能的鼎力支持。人们可以原谅甚至无视钱学森的亩产万斤和特异功能，却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般的揪住杨振宁娶28岁的老婆、晚年才回国。这个世界让人看不懂。宣传的力量是可怕的。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人被国人捧上天离不开宣传的力量，而杨振宁这位曾经的美国人是不会享受到中国政府的这种包装的。中国的高校把杨振宁请到学校工作，那是中国的科学界对杨振宁的尊敬。但要在中国好好工作，光靠成就和能力是不可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门道。杨振宁就不懂那些门道，他难以在这里容身，所以他会收到漫天的谩骂。近几年来，有很多在国外取得了一些成就的科学家放弃了外籍身份回到中国工作。他们中有懂门道的，也有不懂的。懂门道的平步青云，尽管干的是工匠活，却轻松成为院士，还是顶级高校的副校长，被尊称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不懂门道的尽管成就不比别人差，却在院士初选中就被筛掉。这就是现实。晚年的杨振宁根植于中国让人钦佩，他或许以为以他的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科学家选择到中国工作。但改变土壤才是收获的前提，连杨振宁这样的大科学家都难以立足，又有多少人能够安心在中国搞科研？; 个人分类: 科学|423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杨振宁，他是神: 热度 2 gordon 2017-1-22 16:35; 老杨，跟我差不多，我看得懂杨振宁的《九十自述》，是因为我曾经有类似的经历。中国人不出成果的原因，不是不努力，而是起点太低，没环境。起步的时候，受的教育就是错的。呵呵 ************************************************************************** 还有不要被媒体洗脑，高能物理已经不一定是好的方向。受媒体影响，冲动了一把。老杨是好人 ************************************************************************** 杨振宁九十自述：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了四年书，从中一到中四，崇德中学当时有差不多三百个学生，有一间很小的图书馆，我常去里面翻阅各种杂志和书籍。我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就是在那间图书馆内看到了Jeans的《神秘的宇宙》中译本(见图1)。Jeans把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和1925年的量子力学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使得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父母经过了漫长与困苦的旅程，于1938年春到了昆明。那时流离失所的中学生非常多，所以重庆的教育部准许中学未毕业的学生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见图2)，我就是这样于那年秋天成为了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第一届新生。我没有念过高中物理学，为了参加那次入学考试，借了一本高中物理教科书，闭门自修了几个星期，发现原来物理是很适合我研读的学科，所以在联大我就选择了物理系。记得非常清楚的是，那次我在教科书中读到，圆周运动加速的方向是向心的，而不是沿着切线方向的。最初我觉得这与我的直觉感受不同，仔细考虑了一两天以后才了解，原来速度是一个向量，它不仅有大小而且是有方向的。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有一些直觉，这些直觉多半是正确的，可是也有一些需要修正，需要加入一些新的观念，变成新的较正确的直觉。我从而了解到：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又要能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注：理解这个，得看爱因斯坦《物理的进化》 ***************************************************************************** 1942年春天，为了准备写一篇当时联大要求的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见图3)，请他做我的导师。四十多年以后，我这样描述吴先生怎样给我出了一个题目： (他)给了我一本 ReviewsofModern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 ModernAlgebraic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二十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对称原理是我一生主要的研究领域，占了我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注：他老爹太牛逼了，没有办法 ***************************************************************************** 1942年秋天我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物理系做博士生。(那时考入联大的本科生都是联大的学生，可是研究生各自算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的学生，虽然所有课程学习和考试仍然是在一起进行的。)我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的王竹溪教授 (见图4)，他的专长是统计力学，是他把我引导进了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今天估计起来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在统计力学里面。注：进入离散领域了，不是连续数学了。（他有公理化的底子，学这个，其实不难） ***************************************************************************** 关于我在联大做研究生的经历，很多年后我作过这样的描述： 1941年到1942年，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这个系比较小，共有约10位教员、10位助教、几位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本科生每班不到20人。1941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个新的面孔出现了，那就是黄昆。当时，他已经从北京燕京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到联大来做助教。开学不久，我们就熟识起来，开始了我们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们所读的课程里，两个是吴大猷教授教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展。在1925年到1927年间起源于德国、瑞士、英国和丹麦。吴教授是中国的物理学家中，在20世纪 30年代到40年代训练了最多量子力学学生的教授。我记得当时许多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都是在吴教授的演讲之后进行的。通过这些讨论，我开始认识了黄昆的为人和他学物理的态度。一年后，在1942年的夏天，黄昆和我都注册为联大的研究生。黄昆跟着吴大猷教授做有关天体物理学里原子和分子问题的论文，我跟王竹溪教授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另一位物理学研究生)(见图5)，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房间给我们三人住。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三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识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们。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和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在茶馆中，我们曾经目睹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却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衬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Copenhagen)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以及我自己做教授以后的多年经验，都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张守廉后来改念电机与控制论，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现在还健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教授。黄昆后来在英国得到博士学位，在固体物理方面有重要贡献。于1950年代初回国，引进半导体物理学到国内，开启了中国的半导体研究。他于2001 年获中国最高科技奖，于2005年去世。 ***************************************************************************** 1945年抗战结束后，我乘很小的DC3飞机飞到加尔各答。等了几个月的船位，于那年10 月乘船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于11月24日到达纽约。1946年初我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去芝加哥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跟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1901—1954，见图6)写一篇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 2001年是费米诞生100周年，在芝加哥和罗马都举办纪念他的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宣读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恩里科．费米是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崇拜者之一。他之所以受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任；他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影响，也不哗众取宠，或巧语贬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除费米以外，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教授是特勒(EdwardTeller，1908—2003，见图7)，在物理与化学领域做过重要的工作，是天才型的物理学家。后来在1950年代，他发现了制造氢弹的方法，一跃而成世界名人。我本来想跟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实验室在阿贡(Argonne)，当时是保密的，我不能进入。所以费米推荐我先跟特勒做理论工作。 1946年上半年，我是特勒的研究生。记得他给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关于Be与BeO的K 灢电子湮没的几率问题。他建议我用Thomas-Fermi-Dirac与Wigner-Seitz的近似方法做计算。几个星期以后，我给他看我的计算结果，他很高兴地安排我做一个报告，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做学术报告。记得那天在座十几个人中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如费米、特勒、尤里 (HaroldClaytonUrey)和迈耶夫妇(Mayer)等。报告以后大家的反应都非常好，特勒要我把此计算写成一篇文章。于是我花了一星期来做此工作，可是写来写去始终觉得不能完全掌握我的计算的可靠性，因为其中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近似方法，所以写不下去了。特勒倒也不在意，给了我另外一个关于核物理的题目。特勒当时有六七个研究生，我们每周一次或两次聚在一起和他讨论，也常常和他共进午餐。特勒的新见解非常之多，对于当时的核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宇宙射线问题等等都非常有兴趣。可是我渐渐发现，他的研究方法与我所喜欢的研究方法不一样。所以我虽然继续参加他的讨论会，可是开始自己找理论题目。 1946年秋天，费米介绍我去做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他是核试验物理学家，当时正在建造一台400千伏的Cockroft-Walton加速器。他的实验室里有五六个研究生，我就成为其中一员，虽然我仍然继续参加特勒的讨论会。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非常有名的研究生，因为我在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可是我的动手能力非常蹩脚。同学们很佩服我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我帮他们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笑我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 “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 ” 1947年对我是一个不快活的一年。那时黄昆在英国做研究生，我给他的信中就曾用“Disillusioned”(幻想破灭)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虽然努力，可是没有做实验的天分，而理论方面呢，几个自己找的题目都没有成果。博士生为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回想起来，那一年我自己找的理论题目包括下面四项：(1)1944年Onsager的关于 Ising Model的文章；(2)1931年Bethe的关于SpinWave的文章；(3)1941年Pauli的关于场论的综合报告；(4)1943年以后，许多关于角分布的文章。这四个题目中前两个是统计力学里面的问题，我对它们感兴趣是受了王竹溪先生的影响。后两个题目与对称性密切相关，我对它们发生兴趣是受了吴大猷先生的影响。在这四个题目中，前三个当时芝加哥大学没有别人感兴趣，我自己一个人在图书馆中研读，求了解，求发展。每一项都花了几个星期的努力，都以无成果而告终。只有第四项是特勒极感兴趣的研究。当时这方面的理论论文很多，可是都不够严谨。我花了几个星期用群论分析“物理规律旋转不变”(Invariance of Physical Lawsunder Space Rotation)的意义，得出了几个漂亮的定理，写成一篇短文。特勒很喜欢这篇文稿。恰巧在1948年春天，全系师生都知道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的工作不成功。于是特勒主动来找我：有一天，特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来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那么我的一年多的实验经历是否白费了呢？不是，绝不是：我从中了解到，实验工作者的价值观与理论工作者不同，这一点影响了我以后的许多工作，最显著的是1956年的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与1964年的CP不守恒的唯像分析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我的博士论文是我进入对称与不变性(Invariance)领域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又发表了我在此领域中第二篇文章，是关于π0的自旋的工作，其中仔细分析了场论中不变性的群论表示。这两篇文章使我一跃而成为用群论与场论分析对称的专家。那时此领域才刚刚开始，能在那时进入此领域是极幸运的。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 1948年夏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芝加哥大学留我做教员(Instructor)。我那时想学习重整化理论，而当时在芝加哥，费米、特勒和文策(Wentzel)三位教授都不研究此理论，所以一年以后我就申请去普林斯顿的 IAS(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费米说去IAS很好，但那里的工作太理论化，像中古的修道院，要我只去IAS一年，即回到芝加哥。我当然很同意他的劝告，可是后来因为找女朋友的压力，我没有回芝加哥，结果在IAS共呆了十七年，1949—1966。在这十七年间，我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第一项，Ising Model，我是在偶然的机会找到了突破口： 1949年11月初的一天，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2011年注：应为面包车)上，Luttinger(路丁格)偶尔和我谈及Ising模型。 Luttinger说，BruriaKaufman(考夫曼)已经把昂萨格的方法简化，因而他的解可以通过2n个一系列反对易厄米矩阵而搞清楚。我对这种表象了解得很多，因而很容易就掌握了昂萨格—考夫曼方法的要点。一回到研究所，我就推导出昂—考解法的基本步骤，并为终于理解了昂萨格的解法而高兴。 …… 我感到，利用隐藏在昂—考方法中的其他信息，便能把这个矩阵元计算出来。 …… 经过大约6个月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所有的片断突然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奇迹般的各项相消的情形。我眼睁睁地盯着出奇的简单的最后结果。为什么我能够“ 很容易就掌握了昂萨格-考夫曼方法的要点”呢？回答：一方面我对“反对易厄米矩阵的表象皓在昆明研读Dirac方程时就有了透彻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曾花了数星期去研究昂萨格的1944年的文章，虽然当时没有出成果，但是对其中的主要难懂的地方为什么难懂有了深入的认识，所以听到Luttinger的几句话就很容易地完全了解昂萨格解的真正精神。这个经过可以浓缩为：王竹溪先生使我对统计力学发生兴趣。芝加哥时候的努力不成功，可是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最后吸收了新方法，就开花结果了。这个过程：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我认为是多半研究工作必经的三部(步)曲。在上述这个过程中，最后的突破口，是由新的外来的启示引导出来的(Luttinger的几句话) 。可是在多半的情形下，启示是自己“顿悟皓出来的：在准备工作后，脑子里面下意识仍在寻找新的观念组合，最后突然找到了正确的组合，就顿悟了。 Poincare 曾把此顿悟叫做Sudden In spiration，他说是unconscious work的结果。我在芝加哥找的第三个题目是关于Pauli的有名的综合报告中关于电磁学之规范不变性 (GaugeInvariance)。这是外尔(Weyl，见图8)于1918—1929年间发现的。我对此很妙的不变性非常感兴趣，想把它推广。( 为什么当时我的同时代的研究生们没有也这么想呢?我猜是因为我对群论与不变性特别有兴趣，而他们多半对此没有什么兴趣。) 我把电磁学中的重要公式：Fμv=Aμ,v —Av,μ，(1) 推广为：Fμv=Bμ,v —Bv,μ，(2) 其中Bμ是一个2×2的矩阵，不像Aμ只是一个简单的1×1的矩阵。这个很自然的推广，却引导出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所以最后只好放弃，那是1947年。那时我的目的是想把当时新发现的许多粒子，∧，K等等用推广了的规范不变性来创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那时的几页杂记V5到V6a现在复印于图9。以后的几年新发现的粒子越来越多，所以我数次回到这项尝试，每次都因同一原因：越算公式越复杂，“越丑陋皓，而作罢。1953—1954年，我到BNL(BrookhavenNationalLaboratory)去访问一年，同办公室有两位年轻人，一位叫米尔斯(RobertMills，1927—1999，见图10)，是NormanKroll(1922—2004)的学生，那时即将得博士学位。另外一位是实验物理研究生BurtonRichter(1931—)，后来于1976年与丁肇中同时获得诺贝尔奖。我很自然地就和米尔斯谈到了关于推广规范不变性的不成功的尝试。有一天，我们说(2)式虽然很自然，但是也许应修改为Fμv=Bμ,v —Bv,μ+(Bμ与Bv的多项式). (3)当时决定先尝试二次的多项式，如果不行，就尝试三次的，等等。幸运地，很快我们就发现如果把(2)式加上极简单的二次多项式，即Fμv=Bμ,v —Bv,μ+BμBv —BvBμ, (4)以后的计算就越算越简单。我们知道我们挖到宝贝了!!! 有了这项突破，我们循着麦克斯韦(Maxwell，1831—1879)理论的发展方法，很快就写下了很漂亮的规范场方程式。可是新问题出现了：这些方程式似乎显示要有带电荷而质量为零的粒子，这是没有见过的粒子，也是理论上讲不通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大半年的复杂而未能解决问题的计算，中间还有一段Pauli为难我的故事。最后我们决定虽然此问题没有解决，但整个想法太漂亮，应该发表，于1954年6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Physical Review，幸而立刻被接受了，于10月初发表。这篇文章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虽然未竟全功，但是决定当时发表是极正确的。我从而认识到：物理中的难题，往往不能求一举完全解决。关于质量为零的粒子问题，后来于1970年前后引进了对称破缺的观念而发展成极成功的标准模型。我当时不喜欢在基础物理理论中引进对称破缺，所以失去了在这方面做贡献的机会。关于米尔斯和我的合作，五十多年以后，CCTV的王志先生于2005年1月26日在电视访问中曾问过我，为什么我的很多工作都是跟人合作的。我的回答：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所以我认为：和别人讨论往往是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 1954—1956年间，新实验发现了更多新粒子，而奇怪的是其中两个粒子，θ与τ的性质：它们衰变成不同数目的π：θ→π+π，τ→π+π+π。越来越多与越来越准确的实验，都显示二者其实是一个粒子，只是有两种不同的衰变。这本来没有什么稀奇，可是物理学中有一项“宇称守恒皓定律，是金科玉律。根据此定律，两个π的“宇称”是+1，而三个π的“宇称”是-1。如果θ与τ是同一粒子，那么它既能衰变成+1的宇称，又能衰变成-1的宇称，宇称就不守恒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当时叫θ-τ谜，是1954—1956年间基本物理学中最困扰人们的问题。后来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我说：那时物理学家们的处境曾被描述为一个被关在黑屋子中的人。他知道在某一个方向一定有一个门可以走出去，但是这个门在哪个方向呢？ 1956年夏天，李政道和我(见图11)为了找这个门，在仔细检验过去五类所谓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试验后，发现原来它们都并没有证明宇称守恒：它们都不够复杂。我们也从而指出几类够复杂的试验可以检测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究竟是否守恒。那年6月我们把这些结果写成预印本，寄去PhysicalReview，也寄了很多份给同行们。很快就收到，与听到，一致的回应：宇称绝对不会不守恒，杨李所建议的实验都是浪费时间与资源!只有吴健雄(1912—1997，见图12)独具慧眼，她虽然受了Pauli的影响也不相信宇称会不守恒，可是她认为既然过去在球灢衰变中并没有证明宇称是否守恒，那么现在就应该用实验去测试这个基本定律。经过六个月的努力，她于1957年初宣布：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并不守恒，而且是极度不守恒。这项结果影响了物理学里面的多个领域：粒子物理、核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所以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至于为什么物理世界既有极准确的左右对称(宇称守恒)，又有微小的左右不对称(宇称不守恒)，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吴健雄的巨大成功给她的启示是：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 ***************************************************************************** 宇称不守恒给了物理学界，尤其是Heisenberg(1901—1976)与 Pauli(1900—1958)那一代人，极大的震撼。他们似乎觉得整个物理学基础都动摇了。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吴健雄的结果。次日《纽约时报》头版登载此消息，说Rabi(1898—1988)在会上说： “可以说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基础上被打碎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把碎片重新拼起来”。受了宇称不守恒的震撼，Heisenberg和Pauli重新合作，于1957—1958 年间尝试解决当时物理学中几个极基本的问题，如精细结构常数鞠~1/137等。这段不成功的合作的奇怪历史我曾在 1986年一个演讲中作过描述。显然他们二位认为基本物理原理又动摇了，又回到了1924—1925年前后的极端紊乱状态，又需要大胆的新的理论框架，又需要大胆的新的猜测。他们二人这一年多的合作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和我这一代物理学家所熟悉的完全不同。我认为科学史家从他们这次合作细节中，也许能够窥测到1924—1925年间，他们创建Exclusion Principle(不相容原理)，与创建矩阵力学时的心理状态。这项研究历史细节的工作我以为极值得做，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做过。 1961年夏天，我到斯坦福大学访问，恰巧Fairbank和Deaver在做超导圈中磁通量量子化的实验。这个实验把我引入超导领域，后来从而发展出ODLRO观念。1963年开始，为了寻找确有ODLRO的数学模型，我和吴大峻、杨振平做了许多计算，又回到我在芝加哥时研究过的第二个题目：Bethe的1931年文章。可是这一次我们是从扩大了的角度研究Bethe的问题，所以自然地引入了延拓(Continuation)的观念。用此观念，Bethe的复杂的方程式就受到控制了，就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了。1966—1969年间，杨振平和我利用此观念，写了好几篇颇有份量的文章。事后分析一下，这次经过仍然是上文所提到的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模式，可是“准备工作”与“发展”之间有了外来的新因素：从扩大了的角度研究Bethe的方程式。所以，把问题扩大往往会引导出好的新发展方向。事实上，1954年米尔斯和我所做的工作，把电磁学的规范不变观念扩大到非阿贝尔规范不变，就是扩大问题的另一个实例。 1966年我离开普林斯顿，接受纽约州立大学(SUNY)新创建的石溪 (StonyBrook)分校的聘任。在石溪我开始与研究生接触。我自己很少收研究生，一生只毕业过大约十个博士生。不过我影响了好几位不是我自己的石溪博士生。他们本来都想搞理论高能物理，我告诉他们理论高能物理在50年代到70年代虽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到了70年代末一个年轻人就很难搞进去。而且进入 80年代，因为大加速器太昂贵，识者认为前途堪忧。但是年青人不了解这一点，以致全世界聪明的研究生进入这一行的特多，造成粥少僧多的现象。受了我的影响好几位石溪博士生与博士后改入了别的领域，例如加速器原理和生物物理，今天十分成功，他们都很感激我早年给他们的劝告。这个经验所给的启发是：一个研究生最好不要进入粥少僧多的领域。; 316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杨振宁谈七大名校: 热度 3 席琳 2017-1-1 14:52; 2017-1-1 1 哈佛大学：全面超优。除了工科几乎没有哪个学科在世界前三之外，当之无愧雄视天下。 2 斯坦福大学：比哈佛还全。不过无论文理商法医，都不及哈佛。 3 普林斯顿大学：数理科学天下第一。1930年代取代哥廷根成为世界第一科学圣地。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实实力之强，当世谁敢小觑！它是数理上普林斯顿最大的威胁。文理上哈佛最大的对手。文理工上唯一可与斯坦福争锋者。工科亦浑不输麻省理工！ 5 麻省理工学院：工科之强，甲于天下。说它是美国的清华并不确切，因为麻省理工的理科之强亦足可世界前四、五。 6 耶鲁大学：文科世界第一。人文法学犹胜哈佛一筹。数理化生于七大名校之中最差，但亦可列世界前十。 7 剑桥大学：比诸哈佛，全面不如。然其长处为其他任何名校所敬。盛名垂五百年，而今日之数理诸科，仍列于世界前六。七大名校鼎足天下，各有千秋。然若列之于八大名校则远不及前七，而未见长于侪辈，不服者多矣。最可叹者牛津也。七校之后，有牛津、东京、加州理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杜克、芝加哥、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诸校，终未可有与七大比肩者。; 个人分类: 点点滴滴|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王贻芳院士9月5日刊文反驳杨振宁的七条原因。: 热度 28 grass 2016-9-6 07:33; div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9月5日刊文称，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并一一反驳杨振宁的七条原因。/divdivbr/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一是造大加速器是无底洞，并以美国SSC为例。王贻芳则表示，美国SSC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当时的政府赤字且与国际空间站争夺经费、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德克萨斯与其它地区的区域竞争，还有管理不善、预算错误、造价飙升、国际合作不够等。预算超支并非SSC失败主要原因，而是政治因素。王贻芳院士9月5日刊文称，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并一一反驳杨振宁的七条原因。/divdivbr/divdiv　　美国SCC半途下马，导致该国高能物理研究失去了发现希格斯粒子的机会，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和机遇，失去了国际领导地位，到现在还没有翻身。这个决定对美国的大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并使一代美国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divdivbr/divdiv　　而中国的政治与美国完全不同，对大工程建设实际上有其优越性，偶然性较小。今天的中国已经干了很多美国人不干、或干不了的事，未来这样的事还会有。/divdivbr/divdiv　　那么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到底要多少钱？王贻芳表示，中国规划的对撞机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建设阶段，约在2022-2030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人民币（1元约合0.1497美元）。/divdivbr/divdiv　　如果这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其价格降到合理水平（比如~20元/千伏安米），就可以走第二步四分之三质子对撞机（SPPC）阶段，工程造价在1,000亿人民币以内，时间是在2040-2050年左右。/divdivbr/divdivbr/divdivbr/divdiv　　王贻芳强调中国需要建设大型对撞机（图源：Reuters/VCG）/divdivbr/divdiv　　这里如果减去国际贡献约30%，中国政府应该出资大约300亿人民币（每年30亿）和700亿人民币（每年70亿），但不包括未来的通货膨胀。/divdivbr/divdiv　　中国大型工程成功的案例很多，高能所建所40年以来，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散裂中子源、ADS注入器等超过亿元的大型加速器及探测器工程中，均按工期、指标完成，实际造价与预算相比，连5%都没有超。中国有成熟的估价、建造、管理经验。还有就是，不成熟（包括造价）不会启动，所以怎么会是无底洞呢 ?/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二是对撞机不是燃眉之急，目前不宜考虑。王贻芳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清末的中国，人民富庶，GDP世界第一，虽然有能力购买枪炮，但不掌握科学，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还是被动挨打，民生也无从谈起。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这个机遇期的时间窗口只有10年，失去这个机会，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divdivbr/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三是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经费。王贻芳表示，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目前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大约是5%，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是15%。所以从数字看，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不存在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情况。/divdivbr/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四是“超对称粒子”和“量子引力化”尚未被发现。王贻芳表示现在就预言对撞机会发现或不会发现猜想中的粒子，有点过于武断了，这也不是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主流意见。/divdivbr/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五是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并没有实在好处。王贻芳表示第一阶段300亿人民币的投入（2022年起，每年30亿），至少使中国可以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并领先国际: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加速器）、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也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大型低温制冷机（也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divdivbr/divdiv　　同时中国还可以在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方面领先国际，可以培养上千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引进上千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科学中心。/divdivbr/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六是高能所三十年来的成就不高。王贻芳表示，中国的科学家2012年在国际上独立地首次提出CEPC-SPPC的设想，得到国际上的积极响应与支持。至于中国人得诺贝尔奖，他觉得无法预料，也不是国家对基础科学投入的目的，更不是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他们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和掌握。/divdivbr/divdiv　　杨振宁反对理由之七是高能物理的前途不在大型加速器。王贻芳表示“新加速原理”确实是一个加速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也许将来（几十年内）能用于高能物理固定靶实验，或某些对束流品质要求不高的应用领域。在高能对撞机方面，无论是束流品质还是能量利用效率，都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高能物理不能停止发展，等待这个新技术成熟。至于“几何理论”，或是“弦理论”，更是虚无缥缈，与实验有太多的距离，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div; 2323 次阅读|40 个评论

分享 92岁杨振宁先生佳作《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概念起源》: 热度 2 gordon 2015-12-27 05:40; 《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概念起源》这个课题内涵丰富。法拉第在实验上非常强悍，爱迪生也是看法拉第的三卷本《电学的实验研究》，不要以为爱迪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法拉第是一位依赖直觉的实验物理学家。从1831年到1854年，他将观测的实验事实总结成三卷著作，是为《电学的实验研究》(图1)。不同寻常的是，三卷本不朽巨著里竟然没有一个公式。法拉第用他超乎寻常的语言能力和几何直觉，用平实的语言记载了物理规律和数学理论。 1822年，法拉第在一封给安培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的数学知识太匮乏，所以我难以理解抽象的推导而只能专注于发现和总结具体的实验事实”。 *********************************************************************************** 数学公式改了好几回 1886年，赫兹（(Heinrich Hertz，1857—1894）用实验证明电磁波的存在，用他设计的电路成功地发射、接受到了电磁波。在十九世纪80年代，亥赛维（Oliver Heaviside，1890—1925）和赫兹分别发现可以去掉麦克斯韦方程中的磁矢量势Ａ。这一简化使麦克斯韦方程更好地展现电与磁的对称之美。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中，不能去掉磁矢量势Ａ，因其可在阿哈罗诺夫—玻姆(Aharonov-Bohm) 效应中被观测到。 *********************************************************************************** 二十世纪场论的发展起源于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从概念上摒弃了困扰理论物理界多年而且并不正确的“以太”，并提出电磁波本身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介质。真正的真空指无实体粒子、亦无电磁场的时空。注：电磁场这个东西，对科学方法论很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的东西，你得推断这是个什么东西。 *********************************************************************************** 杨振宁也是家学渊源，杨武之是搞数学的，自己是搞物理的注：基本上水平越高的人讲的越清楚，水平越差的人，越是乱七八糟。还有自学不行，靠圈子。自学很难成才 ***********************************************************************************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新手上路，自学成才”。这个一般是靠自己积累经验（很头大），也不是不行。中国科技的发展就是这么干的。反而发展的更好。效率提升靠引进，庖丁解牛不能保证这一生能出头，这种办法只能愚公移山，薪尽火传了。; 3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杨振宁少年时所受的教育: 热度 1 gordon 2013-4-30 09:21; 杨振宁先生回忆少年读书时的情节，他是清华成志小学和北平崇德中学的学生，清华教授杨武之先生教子有方，当杨振宁读初一时，即有了家教的待遇，数学家的杨武之先生要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的学生，叫做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杨先生回忆，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今天是不会有给自己的孩子请讲哲学的家长了。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报告里说：　　许多个人决定，比如关于饮食、接种疫苗、家居与工作中的个人卫生和安全等，都会因人们对其背后之科学的理解而受益非浅。理解(understanding)不仅包括对科学事实的理解，还包括对科学方法的理解, 以及在认同科学的实际功用与社会价值的同时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学校中恰当的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必须为充分理解科学提供最终的基础。现在，急需对在校的所有16岁以下的学生进行基础宽广的科学教育，并急需为实现这种可能提供资源。特别应该优先考虑的所有小学(primary school)中的科学课程，要由合格的教师进行授课。即使学生年龄超过了16岁，在校生也不允许只学人文(arts)课程，或者只学科学课程。我们急切地需要寻找一种修订的教学体系以使A-级(A-Level)//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校者注//学生得到学科更加广泛的教育。尽管相对来说，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很少从事诸如管理或者政府文职之类的工作；然而，良好的科学课程的确能够为这些职位所需的技能提供完善的训练。涉足科学领域的学生和教师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技能”有着非常广泛的市场。你已经被“用老了”，僵化了，死了，还怎么可能成长呢，呵呵。你只有把茶杯里的水都倒空了，才能再往里面装水，你只有从过于在乎输赢转到切磋琢磨，才能继续成长。基础宽泛，行为伶俐 Act Smart ，当然可能在其它人眼里像是善走捷径，呵呵以前的教育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式的。堵住堵不住是能力问题，堵不堵是态度问题，呵呵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xODIw/v.swf; 44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杨振宁: 热度 21 席琳 2012-7-20 11:01; 2012-7-19 除了陈香梅，另外一个在两岸三地穿梭并负有特殊使命的美籍华人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不过许家屯对杨振宁惺惺相惜，网开一面，在其回忆录中采用的是春秋笔法（第三百三十页）：一些做学问的人，也在进行政治活动，比如一位任教美国的华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经到了北京，见过邓小平。此人传话并非义务，通过香港我们的一个私人名义开的公司，帮助他研究经费。另外对杨振宁，许家屯从回忆录一开始就对他推崇备至，后来还任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担任其属下要职。但对杨振宁本人，则没有正面接触，几次提及，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晃而过，可见杨振宁不但做学问很有一套，做人和做事，也都天赋异禀，有常人不及之处。例如第十六页：还有一件在组织原则上很特别的事。诺贝尔奖得奖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很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反映，香港有些人对香港新华分社不满，说不能向中共中央反映香港人的意见。杨振宁建议：另设渠道。办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学派个“访问学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负责人反映港人意见。胡耀邦同意了，由万里选人。选的是已故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他早我三个月去香港。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之外，另一条直通中央胡耀邦、万里的专线。在我临行前，万里见我，交代说：“中央认为这条线没有必要了，决定交给你。” 再如第九十四页：乔宗淮来港后，通过中文大学校长马临，认识了港英政府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议员邓莲如、利国伟。他（她）们是当时华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级官员。我到香港后才知道，他们就是杨振宁向北京领导人所反映的，不满香港新华分社的代表人物。在第五十到第五十一页：为了加强掌握国际经济信息，我决定成立“东南经济信息中心”，搜集世界经济讯息，研究后提供见解，供工委、北京领导机构及国内有关单位参阅。“中心”并接受委托，提供调研服务，打算由研究香港问题开始，再逐步发展成类似美国“蓝得”研究所的研究机构，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研究的权威。我选择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负责，出任“中心”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由我兼任，但不对外公开。还有第二百二十三页：经过一个多月，选拔了二十余名新华分社部以上干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谭茀云（后任社长助理、经济部长），杨振汉（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的弟弟，任东南信息中心负责人），浙江的张浚生（任宣传部长），福建的翁心桥（任文教部副部长）等等。也就是说，人家许家屯，实在是超爱杨振宁，以至于连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都视为心腹，随处提携了。;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789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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