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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名人汪精卫(转帖收集）	沁园春茶馆	小乌龟 2014-12-31	10 42	煮酒正熟 2015-1-3 11:51
	要是孙凤鸣刺杀了常凯申，而不是汪精卫替死挨枪	历史讨论组	燕庐敕 2015-7-4	61 459	老兵帅客 2015-8-16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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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蒋委员长 “一柱擎天” （转）: gordon 2017-3-25 09:39; 　　汪在民初宣布“不做官吏”，赴法从事教育、宣传、印书事业，这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革命”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更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必将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使人人知公理，养成公德心。其次，他对清末以来的汉人官僚政治整体上比较失望，对于革命党人及其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也有所怀疑。他曾经写信给吴稚晖，大意说，我们甘愿做社会的牛马，然而牛马需茁壮才能服役，现在时势所迫，“竟以初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在“人才不足之社会”，这种痛苦是不能幸免的。因此他认为，应将国家政治交于“稳健派”之手，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经济、社会、教育的层面，建设国家，打造新的政治主体，转移社会风气。　　现在我们不太提汪精卫在教育救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很重要。在当时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中，他的位置几乎是和蔡元培一样的，而且当时的筹款活动主要是他在做。　　但在这期间，汪也经历许多困惑和挣扎，当他离开之时，对时局是乐观的，他说，“祖国有无危险”将是他行止的标准，而他当时以为“必无危险”。不想，民初几年，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一方面袁世凯日益专权，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1915年日本驻华大使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对汪和留法诸君有很大刺激。现实政治的危急，使他无法安心从事教育事业，认为“缓不济急”。因此几度回国，并策划“蒙面”、“潜伏”、甚至想要学习“易容术”，暗杀袁世凯。　　对于汪这种焦虑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人曾与他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认定教育救国理想，放弃对政治的迷信。蔡元培曾将汪精卫誉为“今日中国之菲希脱（费希特）”，希望他来北大主持国文教科。但汪没有答应。他对政治始终有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民党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是否因此他才在孙中山逝世后获得了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　　李志毓：他没有被认为是最忠实的接班人，他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放在了党国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的高层权力结构比较空虚，苏联顾问在党内起了比较重要作用，国民党整体上是左倾的，推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社会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整个党内高层比较混乱。　　汪精卫是党国元老，在东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是《民报》的主笔，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多是汪精卫在做，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才能就是演说。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演说很重要，因为演说可以筹款。南洋华侨的“觉醒”很重要，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前，它的主要基础是海外华侨，“改组”之后，它的主力才变成了国内的青年学生。汪在党内有历史、有地位，又积极左倾，获得了苏联顾问的支持，所以他有可能走上最高权力的位置。后来国民党的政治越来越倚靠军事，蒋介石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他原本是国民党内最有名的“左派”，但是后来却完全反了过来，为什么？　　李志毓：汪精卫是依靠了俄国人的力量才得以走上最高领导的地位，鲍罗廷支持汪精卫。汪在当时非常左，他是最积极联共的。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去了法国。但即使不在国内，他仍然是共产国际试图去利用的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他来推行“联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日益反共，并在1927年4月“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有权威的“左派”代理人。当然汪也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1MTYzNzg4/v.swf; 2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与汪精卫（转）: gordon 2017-3-10 09:25; 你要是倒过来看历史啊，会发现，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没有什么问题。清帝退位诏和曹锟贿选前的北洋政府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国民党一直怀疑，国民党和日本军部有某些关系，例如日俄战争中的明石元二郎但这么多年，一直阴魂不散，可能跟中国社会也有着莫名的联系尝试分析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剩的劳动阶级 “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级为伍。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不中。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下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格。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满的留日学子。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 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在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革命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绝路。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做的是荆轲刺秦王之梦。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甘愿铤而走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翻滚。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从谭嗣同、吴樾到汪精卫，晚清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终极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看起来似乎是与儒家的仁学混杂为一体的革命乌托邦，其实乌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虚无主义意识。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层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有机宇宙观。这套宇宙观是每个人生命之意义所在，它可以让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天变了，道亦变了。大变局当中，原先让人觉得确信无疑的价值变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谱的，只是人自身，即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创造的意志。于是，距离近代自由意志说只有一步之遥的阳明学在晚清大为流行，青年汪精卫也是阳明先生的虔诚信徒。但此时阳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天理”，只是一个惟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当实在的价值归于虚空的时候，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了革命者的心灵。 19 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暗杀。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造光明。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当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的时候，警察从汪精卫的贴身夹衣中搜出他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文章，问他为什么，汪精卫骄傲地回答：“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何等的豪迈，又何等的自恋。血气方刚的汪精卫要用鲜血书写历史，也书写自己。他不在乎暗杀行动成功与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开展示，是激起公众同情与呼应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充满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学，美学的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在血的公开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后，在最前台的，正是一种甘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动戏剧。中国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民报》的文章已经让年轻的汪精卫声名大噪，实现了“立言”，但这还不够。继续立功吗？绝望的汪精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作长期打算。人生苦短，对于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与其苦撑待变，不如以片刻的轰轰烈烈，以带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间的死亡进一步实现“立德”之业。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瞬间的牺牲，无须长年修炼与知识积累，只须有意志的决断，下得了决心舍弃肉身。舍弃肉身绝非容易，需要一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汪精卫早年父母双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与心灵创伤，汪精卫有非常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苦短的恐惧：“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和何所为，次情何所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无常？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流行一种“小我”与“大我”论，“小我”是形体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的自我，只有当个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个人之生命方能获得永恒的、不朽之价值。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腾越有多种途径，汪精卫选择了其中最简单、最壮烈、也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方式：牺牲。本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汪精卫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历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卫成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党人里面以圣人出名。民国初年，在革命党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推举总统： “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他已经写入了历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德是一种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卫因名成功，也为名所累。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纷纷封官加爵，胡汉民做了广东都督，宋教仁积极角逐责任内阁总理，但汪精卫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革命家发起组织了“进德会”，高调宣布六不主义：“ 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新文化、新风俗与新氛围。上海的舆论如此评价汪精卫：“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然而，汪精卫毕竟从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他。孙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队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学的汪精卫为他所崇敬的孙总理召回，从此卷入国民党最高政治。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又成为与蒋介石、胡汉民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马。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以这三条标准衡量，身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汪精卫不缺激情，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不仅是文人革命家，还是诗人革命家。清末民初有一个南社，是革命家们饮酒作文、吟诗唱和的文人团体，汪精卫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有如此说法：旧南社的代表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因为汪是诗的，廖是散文的。汪精卫的旧体诗，无论是早年的慷慨激昂，还是后期的孤芳自怜，在近代中国诗坛皆为上品。然而，诚如曹聚仁所说，从南社出来的诗人政治家，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们以诗人的激情从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作为一个“游士”团体，由两拨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士组成。曹聚仁说过，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就是陈英士的“武治”与南社的“文治”。从陈英士(陈其美)到蒋介石，从社会底层中来，在上海滩混迹良久，有浓郁的帮会习气，大局判断准确，政治手腕灵活，下得了狠手，宁可我负人，不可我负人。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在残酷复杂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清高单纯的“观念人”永远不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行动人”的对手。汪精卫在政治上像一个长不大的“文青” ，虽然对权力没有过度的贪欲，却对政治自身之价值缺乏必要的尊重， “ 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一遇挫折，为人误会，立即负气一走了之，以显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纯洁，出污泥而不染。汪精卫虽然聪明、敏感，但对政治和国内外大势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他是诗人出身，对人对事对大局对未来皆是一厢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武汉时期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主政国共合作，他对苏俄的本质以及对华战略懵然无知。三十年代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政，成为主和派主角，乃至后来响应近卫首相发起和平运动，他对日本政坛的复杂格局也缺乏了解，以至轻信日方的承诺，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过来却被日本利用。身为参与党国最高决策的政治家，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对世界大势缺乏前瞻性把握。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决心与耐力，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大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局势逆转。他看到的只是一时的中日实力比较，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以为抗战下去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投降。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他汪先生个人的牺牲来拯救民族的牺牲。在大局的判断上，诗人出身的汪精卫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犹如下一盘偌大的围棋，毛与蒋有政治家独特的大局感与时空纵横感，而汪精卫，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计较、恐惧与冲动。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 汪精卫的性格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一流的政治家不仅要有一己价值的信念伦理，而且须时时在信念与现实之中作“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动之后果，这就是现代政治家担负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须对动机神圣负责，后果可以交给上帝。但责任伦理不同，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当缺少明确的价值之神为你导航之时，政治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的沉重，天使与魔鬼之间，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于是投身政治者不得不“政治成熟”，具备韦伯所说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大素质。在抗战陷入困顿之际，汪精卫在战与和之间的抉择，不是赌客的博弈游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对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验。价值伦理对“义”(符合人类价值的民族大义)负责，责任伦理对“势”(国际大势中的抗战最终结局)担当。而汪精卫，因为他的虚无与短视，既对“义”无所执着，也对“势”严重误判，身为党国要人，他以诗情美学从事政治，将政治当做诗来写，姿态看似崇高，却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价值执着和责任担当。反复端详汪精卫中年后的照片，在这个帅得让所有女人都能动心的俊男脸上，看不到一般人以为的汉奸脸上的那股邪气，却发现这是一个严重自恋的男人。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经以一己之身血书历史，以壮烈的牺牲召唤革命，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文人的清高可以误国，但未必卖国，但汪精卫的自恋，变态到自以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觉地将自身与国家合一，是众生仰望的观音再世。当一个人自以为与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现实感与判断力，再也听不见旁人的劝说。陈公博等再三劝说汪精卫不要去日本输诚，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精卫生气地回答：“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袁世凯称帝，乃是受了周围人的欺骗，而汪精卫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犹如神魔附体。这个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卫心中的幻影。在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他并没有确定的价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等同为一。当他绝望地发现中国无望打败日本，而民众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他的烈士情怀再度爆发，决意像晚清那样，再次牺牲一己，以身饲虎。拯救天下苍生。然而，他徒有精卫鸟的意志，却缺乏后者的耐心。这个文人革命家无论是文字还是口才，皆有勾魂摄魂的魔力，却在复杂的政治面前常常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动辄言牺牲。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胡适之看透了这位老朋友，认为汪精卫有不可救药的烈士情结：“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 ‘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此刻，汪精卫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刺杀摄政王前夕写《革命的决心》的情景： “恻隐之心迫于内，而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这位从小熟读阳明语录的旧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但汪氏的良知，与阳明的良知不同，已经剥离了超越的、客观的绝对价值，而异化为自我定义的唯意志论，良知的践行成为空洞无物的意志抉择了。圣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恋的汪精卫绝对相信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为自己的牺牲所感动。然而，同样的牺牲，这一次却压错了筹码。汪精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也是这个阶级的。作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他被社会的剧烈动荡抛离出体制，又试图以激进的革命方式重返中心，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但这些游士们脱离了自己的乡土之根，又疏离于城市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于是成为自由漂泊的无根一代，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但游移不定，既无恒产，亦无恒心。抗战期间落水的汪伪汉奸们，有一些共同的阶级特点，不是传统士大夫遗老遗少，就是充满才情的文人小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汪精卫所代表的，是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人格，他们“更多从‘文化’视角而非从政权或‘实体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中国’ ，他们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而共产党的兴起，则将根本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打倒旧的统治阶层，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和建立在这套社会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观念。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可看作是这种‘文化中国观’的表现。” 汪精卫的一生，颇为奇特。这位在破落士大夫家庭中出身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德性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志士与汉奸的，正是同一个性格之逻辑使然。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而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已。 ********************************************************************************** 浩气长存，这是什么鬼。神秘主义文革里，有很多三句半的话，最后一句是重音。或者像演讲，手势做下劈状。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以身体去探索 ***********************************************************************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多年以前，我对这种三句半，极为喜欢，而且完全没有来由。以前的分析，大多集中在 “游民” 身上，极少分析 “游士” 阿姨（刘仲敬）说，国民党是xx 党的鼎炉，分析到现在，就会发现，其实基层劳动者，反而是国民党的解毒剂。; 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论日军的跳跃作战: gordon 2017-1-11 05:38; 论日军的跳跃作战①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敌军侵略，在策略上自汪精卫出走后，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但整个战线上的活动，已没有从前的积极，也没有像最初发动侵略时期如京沪会战时候那样大规模的作战，所以在最近时期内某些战线比较沉寂。然而，军事进攻虽沉寂，而政治进攻却加紧了。日本军阀得到汪精卫供给许多中国真实情报之后，正利用党与党之间的间隙，中央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地方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实行政治的进攻，实行各种破坏工作，使全国政治上起离心作用，并使之严重化，以便利他的继续侵略，灭亡中国。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日本军阀的战略方针有没有新的改变？从战略原则上一般说来，他们进攻目标有二：（1）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其主力；（2）中心城市。过去日军曾集中力量，向一个中心城市进攻，像上海、南京、武汉，企图夺取政治经济中心，求得胜利，屈服中国。其次，是以我军队主力所在地为目标，尽可能的作迂回歼灭战，企图消灭我们有生力量。根据过去的作战事实，日军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战略方针，现在看来已经是失败了的，然而敌军采择这一方针，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这种前例。比如楚汉相争，先入关者王。当时据日寇的估计，以为南京是全国首都，若南京陷落，便可使我们屈服。其次论到乡村与城市关系。照欧美社会情形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人口集中地，乡村只能依附城市的。日寇用这种眼光来观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因此敌人以城市作目标，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们可错了。第一，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同于旧时的封建时代，以为夺取了京城，迫走了皇帝，就能统治天下。现在，中国是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进步时期，而且有进步的政党，推动着时局。第二，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否与欧美一样呢？不是的。在欧美如法国有人说：一个巴黎等于半个法国。但中国情形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地大物博，物资人口均散布在乡村，日军虽然占领了城市，反因我们力量分散在乡村，可以把城市包围在广大的乡村之中，使敌人孤立起来。由于敌人失败的教训，使日军明白，徒然用全力进攻城市，已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于是不能不转移目标，寻找我军主力，企图与我主力决战。在作战上采用迂回包围歼灭我们。但是这一着也没有成功。如武汉会战，日军使用在江南的兵力，只有八九个师团，而中国却有七十余个师与之抗战。在这样广大的地区进行运动战，敌军以这样少的兵力，是无法来歼灭我们的，因为他既要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正面，敌所能抽出兵力与我们作竞翼运动来包围我军的兵力就愈感不够了。欧战时候，德法都运用包围敌人的竞翼运动，一直延伸到海边，假使日军也和我军作延翼的竞赛的话，那他的薄弱且暴露的翼侧，将受到我们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军作战并非不知道迂回包围的利益，只是他兵力寡少，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战果而已。今天我们主力已隐蔽在蜿蜒的山岳地带待机突击，我们只以一部分兵力深入到日军后方，一部分在最前线与敌作运动战，因此敌军已找不到我军主力的所在。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敌军目前的作战方针，中心城市既不作为目标，军队主力也找不到，这样就使敌人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这是敌人第一个困难。第二，日军兵力不够，从沿海到内地，从西北到西南，这样宽大的地面都成广泛的战场。兵力过于分散，其后方又有我游击队活动，也牵制敌人不少的兵力，因此，敌军便不能集结主力继续作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所谓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就是说，假使敌军主力用在华北，那同时就要在华中、华南配置兵力进行助攻，这是敌人的兵力有限，不能办到的。因此，现在日军最多只能在战役上组织一个突击力量，一个突击方向。例如进攻南昌时，则其他方面就沉静下来，进攻襄樊时，其他方面差不多没有动作，不能配合。然而有一个严重事实，对于作战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我国许多交通线，无论铁路、公路、水路，大都被敌人占领了。这一事实，给敌人以一种便利，敌人可以自由转用兵力，进行伺机的突击。这就是说，敌人在军事上，虽然有两种困难，却有一种便利。在敌国内，自武汉会战后，总的说有三种意见：第一，不停止的进攻，求得彻底的解决；第二，以军事为掩护，积极地掠夺占领地区的富源；第三，继续沿交通线进攻，占领残余交通线。这第三种意见便是代表板垣、荒木的军事意见，也是敌人在两种困难一重便利条件下所产生的战略上的变化。这种新的攻击作风，我们叫它做“跳跃作战”。像南昌的攻陷与襄樊的突击，都是这一新战略的实施。从敌人进攻到现在，已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只是“投机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以“战役行动代替了战略行动”的投机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充满了战略上没落的成分。敌人采取这个“跳跃的作战”的战略，有两个好处：第一，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沿江沿海这样广延的战线，我不可能处处设防，像法兰西沿着他的国境构筑一道完整的国防线一样，这在我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因为在军事配备上，容易暴露空隙与弱点，敌人也很容易找出我们的空隙与弱点，以迅速的攻击，取得便宜的胜利。在今天，敌人也需要这样便宜的胜利来掩饰国际上的视听，来刺激被长期的战争拖得力竭声嘶的敌国民众。第二，他保存着交通线的便利，可以迅速地调动兵力，无有定向的向全面中某一点作跳跃进攻。造成疲劳我全线兵力的效果。此外，敌人的全面跳跃作战，还可以用少数兵力进攻我多数兵力。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数字计算做个比方。我在华北布置二十个师，华中、华南各二十个师。敌若以二十个师来犯华中时，我华北、华南两地军队，因交通限制无法应援，仅华中二十个师单独对抗。将来敌转移兵力向华北或华南时亦然，这就是说，我六十个师的兵力只能当作二十个师用。而敌之二十个师则可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调动，自由进犯我华北、华中、华南。这就是说敌二十个师可能当作六十个师用。敌人所采取的新的作战形式，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第一，我们首先要认识敌人这一新战略，是在他失败之后，失掉了战略方向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将它的价值估计得太高。第二、在战略上没有方向的跳跃进攻，虽然像沉在海水里的潜水艇，不易发现他进攻的动向，但他的跳跃作战是有一个依存条件的，那就是交通工具；任他怎样无定的跳跃，他总离不开交通路线。像进攻南昌是依凭南昌铁路、南万公路与修水航线；像进攻襄樊是利用钟京公路、汉宜公路以及随枣公路等线。既然敌人的跳跃作战依存于交通线，则主要的判断与兵力的配备我们还是有依凭的。第三，我们不要被动地跟着敌人跳跃，要在每一个作战地区，配备着能够独立抵御敌人跳跃进攻的兵力。已故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说得好：“英雄跳，我们笑！”我们要以“静”的“笑”来制服敌人“动”的“跳”。就是说，当敌人在他依存的交通条件下，发动了某一点的“跳跃进攻”时，我们要在敌所利用的交通线的两边集中兵力，静待敌“动”时予敌以迎头痛击。这是乓家所说“以静制动”的实施。第四，利用敌人兵力不够，在作战上只能发动一点进攻的缺点，我运用大部队或小部队，经常以运动战的形式出击敌军，扰乱与杀伤敌部队兵力，这叫做“以动制静”。第五，加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努力达到“破坏重于作战”（这是我们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的任务，粉碎敌人“跳跃作战”的依存条件——交通路线，逼迫敌人改换装备。他为了适应山地战放弃现代化的装备时，则跳跃作战将失去效用。; 1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谭延闿（转）: 热度 1 gordon 2016-5-4 08:36; 蒋介石下野后，南中国经过北伐的厮杀，各方势力重新洗了一次牌。唐生智坐拥两湖并据有安徽，武汉的汪精卫更成了唐生智的一个护身符，可唐生智拥兵自重，根本没有把汪主席放在眼里，汪主席的日子也过得很不舒坦。谭延闿在南京独立支撑着国民政府，虽有孙科、李宗仁、程潜等人相助，然他号令不出南京。掌握宁方政权的李宗仁也根本没有把汪放在眼里，认为他“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不能负实际责任”。鄙视归鄙视，可南京政府和党部却没有一个能与汪主席匹敌的人物，于是李宗仁不断致电汪主席，敦请其早日东下南京主持大政。 9 月 5 日，在李宗仁等人反复敦请下，汪精卫终于自武汉抵达南京，可就在汪主席抵达南京当天，城里却出现很多反汪标语，词句还很刻薄。一边热心邀请，一边暗放冷箭，汪主席非常窝火。这些标语到底是谁贴出来的呢？什么可能性都有，蒋介石的指使？李宗仁的授意？还是西山会议派的捣鼓？谁都有可能，可都不会承认。在南京稍停片刻后，汪精卫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离开南京去往上海。汪主席前脚赴沪，其他那些中央执委监委们后脚也纷纷跟着去了上海。一时间，上海冠盖云集。汪精卫大概很得意于他这种行事风格 , 合则留 , 不合则去 , 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久试不爽的法宝，如今眼见大伙都跟着他来了，突发心思在上海发起成立“特委会”，亦即在国民党三大前，由各处代表组织成“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取代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各方代表都成为特委会委员，其中包括与汪合不来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胡汉民和唐生智。滑稽的却在后头。特委会名单出来后，汪精卫一看，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一干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有名的“西山会议派”，既是孙文同盟会时期的老同志，又是反共的急先锋，更是汪精卫的政敌。汪精卫大失所望。于是，特委会刚刚成立，汪主席再次使出他的法宝，飘然而去，回汉口。这样一来，又有一批亲汪人士又跟着到汉口，在那里，汪精卫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公开反对“特委会”。一个本为解决党内矛盾的特委会，它的诞生似乎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党内矛盾更加纠结。孙科、程潜等人与唐生智搞不到一块，到南京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推崇，成了宁方要人，从此俩人不再听汪精卫和唐生智的摆布。特别是程潜，素与唐生智不和，两人积怨还很深，李宗仁看在眼里，对程潜格外迁就，并答应帮助他对付唐生智，李宗仁画的这个大饼让程潜满心期待。 9 月 16 日，特别委员会召开，重新组织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因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当时主要受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西山派”影响，因而很快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李宗仁凭借着副总司令的地位，在宁、汉、沪三方“党争”的关口，跻身南京政坛，开始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自己的力量。 “新桂系”成为当时中国纸媒上最潮的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一股新生的重要力量。可树大总会招风！最看不惯南京局当数坐拥两湖的唐生智：“李宗仁，算个鸟！” 唐生智与“新桂系”间的矛盾也随之而生。在严峻形势下，在南京主政的李宗仁不得不迅速考虑这两件大事：第一，在政治上，必须尽快树立“中央权威”；第二，在军事上，必须尽快打通南京与两广的通道，以利将来控制全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首当其冲是解决唐生智的问题。因为唐生智公开宣布南京政权为非法，如任其嚣张，地方势力将会纷纷起效仿，那李宗仁所在的“中央”则无威信可言；唐的两湖地盘为连接南京与两广的枢纽，如其进一步扩张势力，界时占领了自己的广西大本营，到时大家都没得混。为此李宗仁把解决唐生智当成第一要务，并 10 月初开始筹划讨唐。大家都是有料的主，到了这个份上，双方已是虎视眈眈，一触即发。唐、桂两军在实力上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仅仅利用桂军与唐军作战，以桂军作战能力取胜把握较大，但无疑会大伤元气。可交战讲的是谋略。为保存实力，取得讨唐胜算，李宗仁巧妙运用了联络反唐势力的策略。首先，李、白与谭延闿、程潜建立反唐联盟。谭、程二人虽与唐生智同出湘军，却与唐尿不到一壶。若论资历，谭、程是国民党的元老，唐不过是北伐初起时李宗仁极力举荐才当上了前敌总指挥。在大家眼里，唐生智非常不厚道，得志后不仅不顾及同乡感情，反而把谭、程视为绊脚石除之而后快，令两元老很不爽。为拉拢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把他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这让老谭同志很受用。程潜与谭延闿情况却大不相同，当初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清党，对付了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军队，程潜的第六军当时也被桂军包围缴械，彼此结下梁子。程潜来到南京后，李宗仁虽然化解了一些以往的恩仇，也建立起了一些交情，却没有到“联程反唐”的地步。李宗仁明白，要想与程潜结盟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消除他对桂系以往的怨气；二是给他足够多的利益。在李宗仁、白崇禧你一句前辈我一句前辈把程潜叫得心花怒放时，李宗仁还许以讨唐胜利后由程主持湘政的承诺，彻底把程拉入自己的阵营。想着湖南老大位子，程潜就倍兴奋，自告奋勇承担瓦解唐部的任务。分化就象一把无形的利刃，杀人不见血，这样的政治手腕令任何人生厌，却是收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法。程潜以湖南同乡的名义与唐部何键、张国威、刘建绪等将领取得联络，并很快让这些人走进了反唐行列。李宗仁没费一兵一卒就从内部瓦解唐军。尚未出师，已操胜券，这正是李宗仁高出唐生智一筹之处。无奈之下，唐生智乘日本轮船顺长江东下日本“休养”，李宗仁取得了两湖的地盘，风头也越来越劲。唐生智被李宗仁解决了，张发奎却在“南昌起义”后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向南撤退，大有打回老家广东之势。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南京和武汉都容不下他们这两个广东人，于是密谋，着手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 9 月下旬，张发奎、黄琪翔等率领第二方面军数万人，进入广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南京政权的陈公博等人也纷纷南下入粤，汪精卫也于 10 月 29 日回到老根据地广州。看到汪精卫南下，南京政府的谭延闿、孙科等急电汪主席回宁召集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可汪精卫说：“我留在广州不回去了。” 汪精卫此举，是另有打算，他早已与张发奎合谋，准备武力统一两广。这背后还有蒋介石的支持。据陈公博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蒋介石为何再度联手汪精卫？下野后，蒋介石一日三省，明白自己就一个军事领袖，在国民党那些大佬面前，根本不能委以政治重任，南京正被李宗仁所持住，他要重新上台，就必须搞掉李宗仁的桂系，这与汪精卫的目标一致！他甚至向宋子文提及： “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要统一两广，就必须铲除驻守在广东的李济深与广西的黄绍竑。汪精卫的计策是：调虎离山！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将黄绍竑骗到广州干掉。 11 月 10 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后便邀请汪精卫北上，巧的是南京政府也致电汪主席回宁共商事国是。汪精卫把利用这两个机会，邀请黄绍竑自南宁到广州一晤，并邀请李济深一同北上。 11 月 15 日，黄绍竑抵达广州，与汪精卫作了简短会谈后，汪主席就携同李济深乘船北上了。当天晚上，黄绍竑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匆匆赶来：“老黄，听说半夜有兵变，你赶紧跑路吧！” 黄绍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逃命要紧，在当夜化装出了广州城。张发奎在广州兵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哗然！李济深知道上了汪精卫的当，急电东江陈济棠、徐景唐等，以及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鼎与逃回梧州的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准备杀回广州。汪精卫无奈之下，想出一招“拥蒋复职”：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隐退，以息纷争。让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 12 月 12 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部队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部队作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张发奎又立即率部返回广州，迅速将共产党的暴动镇压下去。可是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看到大势不好，张发奎、黄琪翔通电离职。广州“兵变”和“暴动”，汪主席成了众人之矢，监察委员还提出要弹劾汪。已犯众怒的汪精卫被推上被告席，无奈之下，于 12 月 15 日再次宣言“引退出国”，蒋介石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5 页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 页《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12 月 8 日转引自《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 , 《革命文献》 16 辑，总第 2880 页；《汪精卫集》第 4 卷，第 93 页（美）唐德纲《李宗仁回忆录》（上）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7 页; 1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 gordon 2016-1-20 10:03; 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还是曾经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黄仁宇在其著名文章《日本，Nippon，Japan》中说出了国民党人在获胜后的心里话：　　　　V－JDay 〔VictoryoverJapan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 。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 ，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注：老蒋被日本人打怕了，赶紧把这群瘟神请出去了。 ****************************************************************************************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注：都是下苦力人，这个蠢蛋，呵呵（你就让他干呗） **************************************************************************************** 国军只有钱且衣衫褴褛，人家日本人装束整齐，真是，哎消费性通胀嘛，问题出在生产上。怪不得他们那么崇拜日本人，原来他们比日本人还差，呵呵 **************************************************************************************** 他怕日本人破坏，日本人也够意思，给他一个完整的体系。（横滨正金银行给它的，汪伪中央银行）他只要生产就行了，呵呵注：都饿成啥了，还跟我们打，呵呵（大生产运动）老蒋，goodbye **************************************************************************************** 蒋大哥怎么输的，他没有二线兵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 毛选第四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2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是不是还有人为汪精卫翻案？: 热度 18 仁 2012-5-5 10:08; 这个世界变了，SB都（装）成了无偏见人士。; 1206 次阅读|1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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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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