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野后，南中国经过北伐的厮杀，各方势力重新洗了一次牌。

唐生智坐拥两湖并据有安徽，武汉的汪精卫更成了唐生智的一个护身符，可唐生智拥兵自重，根本没有把汪主席放在眼里，汪主席的日子也过得很不舒坦。

谭延闿在南京独立支撑着国民政府，虽有孙科、李宗仁、程潜等人相助，然他号令不出南京。

掌握宁方政权的李宗仁也根本没有把汪放在眼里，认为他“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不能负实际责任”。

鄙视归鄙视，可南京政府和党部却没有一个能与汪主席匹敌的人物，于是李宗仁不断致电汪主席，敦请其早日东下南京主持大政。

9月5日，在李宗仁等人反复敦请下，汪精卫终于自武汉抵达南京，可就在汪主席抵达南京当天，城里却出现很多反汪标语，词句还很刻薄。

一边热心邀请，一边暗放冷箭，汪主席非常窝火。

这些标语到底是谁贴出来的呢？什么可能性都有，蒋介石的指使？李宗仁的授意？还是西山会议派的捣鼓？谁都有可能，可都不会承认。

在南京稍停片刻后，汪精卫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离开南京去往上海。汪主席前脚赴沪，其他那些中央执委监委们后脚也纷纷跟着去了上海。

一时间，上海冠盖云集。

汪精卫大概很得意于他这种行事风格,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久试不爽的法宝，如今眼见大伙都跟着他来了，突发心思在上海发起成立“特委会”，亦即在国民党三大前，由各处代表组织成“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取代中央政治会议。

会议的结果是各方代表都成为特委会委员，其中包括与汪合不来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胡汉民和唐生智。

滑稽的却在后头。

特委会名单出来后，汪精卫一看，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一干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有名的“西山会议派”，既是孙文同盟会时期的老同志，又是反共的急先锋，更是汪精卫的政敌。汪精卫大失所望。

于是，特委会刚刚成立，汪主席再次使出他的法宝，飘然而去，回汉口。

这样一来，又有一批亲汪人士又跟着到汉口，在那里，汪精卫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公开反对“特委会”。一个本为解决党内矛盾的特委会，它的诞生似乎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党内矛盾更加纠结。

孙科、程潜等人与唐生智搞不到一块，到南京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推崇，成了宁方要人，从此俩人不再听汪精卫和唐生智的摆布。

特别是程潜，素与唐生智不和，两人积怨还很深，李宗仁看在眼里，对程潜格外迁就，并答应帮助他对付唐生智，李宗仁画的这个大饼让程潜满心期待。

9月16日，特别委员会召开，重新组织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因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当时主要受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西山派”影响，因而很快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

李宗仁凭借着副总司令的地位，在宁、汉、沪三方“党争”的关口，跻身南京政坛，开始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自己的力量。

“新桂系”成为当时中国纸媒上最潮的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一股新生的重要力量。

 

可树大总会招风！

最看不惯南京局当数坐拥两湖的唐生智：“李宗仁，算个鸟！”

     唐生智与“新桂系”间的矛盾也随之而生。

在严峻形势下，在南京主政的李宗仁不得不迅速考虑这两件大事：

第一，在政治上，必须尽快树立“中央权威”；第二，在军事上，必须尽快打通南京与两广的通道，以利将来控制全国。

要做好这两件大事，首当其冲是解决唐生智的问题。因为唐生智公开宣布南京政权为非法，如任其嚣张，地方势力将会纷纷起效仿，那李宗仁所在的“中央”则无威信可言；唐的两湖地盘为连接南京与两广的枢纽，如其进一步扩张势力，界时占领了自己的广西大本营，到时大家都没得混。

为此李宗仁把解决唐生智当成第一要务，并10月初开始筹划讨唐。

大家都是有料的主，到了这个份上，双方已是虎视眈眈，一触即发。

唐、桂两军在实力上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仅仅利用桂军与唐军作战，以桂军作战能力取胜把握较大，但无疑会大伤元气。

可交战讲的是谋略。

为保存实力，取得讨唐胜算，李宗仁巧妙运用了联络反唐势力的策略。

首 先，李、白与谭延闿、程潜建立反唐联盟。谭、程二人虽与唐生智同出湘军，却与唐尿不到一壶。若论资历，谭、程是国民党的元老，唐不过是北伐初起时李宗仁极 力举荐才当上了前敌总指挥。在大家眼里，唐生智非常不厚道，得志后不仅不顾及同乡感情，反而把谭、程视为绊脚石除之而后快，令两元老很不爽。

为拉拢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把他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这让老谭同志很受用。

程潜与谭延闿情况却大不相同，当初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清党，对付了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军队，程潜的第六军当时也被桂军包围缴械，彼此结下梁子。程潜来到南京后，李宗仁虽然化解了一些以往的恩仇，也建立起了一些交情，却没有到“联程反唐”的地步。

李宗仁明白，要想与程潜结盟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消除他对桂系以往的怨气；二是给他足够多的利益。

在李宗仁、白崇禧你一句前辈我一句前辈把程潜叫得心花怒放时，李宗仁还许以讨唐胜利后由程主持湘政的承诺，彻底把程拉入自己的阵营。

想着湖南老大位子，程潜就倍兴奋，自告奋勇承担瓦解唐部的任务。

分化就象一把无形的利刃，杀人不见血，这样的政治手腕令任何人生厌，却是收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法。

程潜以湖南同乡的名义与唐部何键、张国威、刘建绪等将领取得联络，并很快让这些人走进了反唐行列。

李宗仁没费一兵一卒就从内部瓦解唐军。

尚未出师，已操胜券，这正是李宗仁高出唐生智一筹之处。

无奈之下，唐生智乘日本轮船顺长江东下日本“休养”，李宗仁取得了两湖的地盘，风头也越来越劲。

唐生智被李宗仁解决了，张发奎却在“南昌起义”后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向南撤退，大有打回老家广东之势。

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南京和武汉都容不下他们这两个广东人，于是密谋，着手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

9月下旬，张发奎、黄琪翔等率领第二方面军数万人，进入广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南京政权的陈公博等人也纷纷南下入粤，汪精卫也于10月29日回到老根据地广州。

看到汪精卫南下，南京政府的谭延闿、孙科等急电汪主席回宁召集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可汪精卫说：“我留在广州不回去了。”

汪精卫此举，是另有打算，他早已与张发奎合谋，准备武力统一两广。这背后还有蒋介石的支持。

据 陈公博回忆：“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 州。广州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蒋介石为何再度联手汪精卫？

下野后，蒋介石一日三省，明白自己就一个军事领袖，在国民党那些大佬面前，根本不能委以政治重任，南京正被李宗仁所持住，他要重新上台，就必须搞掉李宗仁的桂系，这与汪精卫的目标一致！他甚至向宋子文提及：“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要统一两广，就必须铲除驻守在广东的李济深与广西的黄绍竑。

汪精卫的计策是：调虎离山！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将黄绍竑骗到广州干掉。

11月10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后便邀请汪精卫北上，巧的是南京政府也致电汪主席回宁共商事国是。

汪精卫把利用这两个机会，邀请黄绍竑自南宁到广州一晤，并邀请李济深一同北上。

11月15日，黄绍竑抵达广州，与汪精卫作了简短会谈后，汪主席就携同李济深乘船北上了。

当天晚上，黄绍竑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匆匆赶来：“老黄，听说半夜有兵变，你赶紧跑路吧！”

黄绍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逃命要紧，在当夜化装出了广州城。

张发奎在广州兵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哗然！

李济深知道上了汪精卫的当，急电东江陈济棠、徐景唐等，以及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鼎与逃回梧州的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准备杀回广州。

汪精卫无奈之下，想出一招“拥蒋复职”：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隐退，以息纷争。

让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12月12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部队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部队作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张发奎又立即率部返回广州，迅速将共产党的暴动镇压下去。

可是“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看到大势不好，张发奎、黄琪翔通电离职。

广州“兵变”和“暴动”，汪主席成了众人之矢，监察委员还提出要弹劾汪。

已犯众怒的汪精卫被推上被告席，无奈之下，于12月15日再次宣言“引退出国”，蒋介石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