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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日俄战争和二战日本海军的差异: 热度 1 gordon 2017-6-18 20:51; 日俄战争和二战有个很大区别：日俄战争，日本海军是根据演练多年的战术战法在打——而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却突然抛弃了固有的全套战术战法，临时采用新颖但不完善的新战法海军战术战法，不是单纯由舰队来制定，而是由高级参谋部门和学院联手制定的，自然考虑到了各军种的协同等等——而山本采用新战法，更大程度是联合舰队自己主导——把高级参谋部门和学院都踢开了相对于二战，日俄战争时代日本海军的协同能力就很强了。日本海大海战，日本海军并不是一味依赖炮术取胜的——是炮战加大规模雷击的结果。 *********************************************************************** 这个东西，真不是普通人能研究的除非政府官员，有能力，有资源 *********************************************************************** 跟修史一样，都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例如，改开前后，金融的最大差别改开前，中央银行不独立；改开后，央行从工商银行独立出来了，不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注：这种东西，一般人没人知道没有这种硬东西，研究历史，研究个屁 *********************************************************************** 甲午时候，日本海军请的是英国教官当时小舰队其实不流行，英国教官又把这东西给搞出来了注：这个东东，在当时就是反常识的这普通读者，根本搞不明白，海战这种东西。 *********************************************************************** 跟大兴安岭失火一样，你替国家领导人操心了这东西，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微观看不见你看见了，那是艺术感染力的结果。; 58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重光葵 “昭和的动乱” —— 影帝当朝: gordon 2017-3-22 03:27; 日本的混乱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原因。跟中国影帝当朝那一段时间很类似，消费大幅下滑。可以参考《周作人论日本》 *************************************************************** 是因为一战时期的经济发展，解除了日俄战争时期的军费赤字的抑制。是因为经济发展了，而不是因为经济不发展。经济发展以后，尤其是造船、钢铁工业的进步，日本是用造船来钢铁，人力便宜。人力密集型 vs 资金密集型。资本增密带来的问题重光葵《昭和的动乱》这本书，起头就开的很好，直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会议谈起。当代的史学家也是这么断的 ****************************************************************** 日本陆军的解决方案也是对的，占领满洲。而币原的外交政策非常糟糕。占领满洲可以解决人口问题，把日本扩展的农村人口整到人少地多的满洲去。 ****************************************************************** 它可能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在山东问题，扯了好多蛋。威海卫以前是租给英国的注：重光葵《昭和的动乱》这本书，开头的“第一章”写的太好了，写的实在是棒。把所有的原委写的很清楚。; 28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与汪精卫（转）: gordon 2017-3-10 09:25; 你要是倒过来看历史啊，会发现，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没有什么问题。清帝退位诏和曹锟贿选前的北洋政府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国民党一直怀疑，国民党和日本军部有某些关系，例如日俄战争中的明石元二郎但这么多年，一直阴魂不散，可能跟中国社会也有着莫名的联系尝试分析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剩的劳动阶级 “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级为伍。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不中。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下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格。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满的留日学子。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 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在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风。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革命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绝路。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做的是荆轲刺秦王之梦。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甘愿铤而走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之决心。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死”，二“不惮烦”。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翻滚。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从谭嗣同、吴樾到汪精卫，晚清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终极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看起来似乎是与儒家的仁学混杂为一体的革命乌托邦，其实乌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虚无主义意识。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层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有机宇宙观。这套宇宙观是每个人生命之意义所在，它可以让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天变了，道亦变了。大变局当中，原先让人觉得确信无疑的价值变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谱的，只是人自身，即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创造的意志。于是，距离近代自由意志说只有一步之遥的阳明学在晚清大为流行，青年汪精卫也是阳明先生的虔诚信徒。但此时阳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天理”，只是一个惟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当实在的价值归于虚空的时候，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了革命者的心灵。 19 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暗杀。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经营。”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造光明。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只要一两个人的小宇宙大爆发，便可引爆专制制度崩盘，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国家与新世界。当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的时候，警察从汪精卫的贴身夹衣中搜出他在《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文章，问他为什么，汪精卫骄傲地回答：“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何等的豪迈，又何等的自恋。血气方刚的汪精卫要用鲜血书写历史，也书写自己。他不在乎暗杀行动成功与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开展示，是激起公众同情与呼应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充满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学，美学的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在血的公开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后，在最前台的，正是一种甘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动戏剧。中国的圣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境界。《民报》的文章已经让年轻的汪精卫声名大噪，实现了“立言”，但这还不够。继续立功吗？绝望的汪精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作长期打算。人生苦短，对于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与其苦撑待变，不如以片刻的轰轰烈烈，以带血的自由意志、以瞬间的死亡进一步实现“立德”之业。在这个重“义”之文明国度，再伟大的英雄宏业、再隽永的圣人之言，也比不上义侠们以极端的死亡所展示的千古绝唱。瞬间的牺牲，无须长年修炼与知识积累，只须有意志的决断，下得了决心舍弃肉身。舍弃肉身绝非容易，需要一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汪精卫早年父母双亡，“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因为童年的特殊经历与心灵创伤，汪精卫有非常敏感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苦短的恐惧：“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和何所为，次情何所托？”如何超越肉身的死亡和生命的无常？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流行一种“小我”与“大我”论，“小我”是形体的、肉身的自我，“大我”是精神上提升了的自我，只有当个人的、有限的“小我”投身并融化于民族或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个人之生命方能获得永恒的、不朽之价值。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腾越有多种途径，汪精卫选择了其中最简单、最壮烈、也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方式：牺牲。本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汪精卫的心理有精彩的分析：“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童年时代家乡的英雄树与留日期间上野的樱花，交相辉映，一直在汪精卫心中挥之不去，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像早樱一般提前怒放，短暂而热烈；又像英雄树那样，一片血红的世界，漫山遍野。历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卫成为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党人里面以圣人出名。民国初年，在革命党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推举总统： “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他已经写入了历史，跨入了“不朽”的行列。德是一种名，自古士大夫就好名，出了名的汪精卫因名成功，也为名所累。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纷纷封官加爵，胡汉民做了广东都督，宋教仁积极角逐责任内阁总理，但汪精卫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文人革命家发起组织了“进德会”，高调宣布六不主义：“ 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入官场为耻，立志保持自己的“革命圣人”形象，立志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创造一个新文化、新风俗与新氛围。上海的舆论如此评价汪精卫：“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然而，汪精卫毕竟从政治中起家，他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他。孙中山在南方重振革命队伍，急缺干部，1920年在法留学的汪精卫为他所崇敬的孙总理召回，从此卷入国民党最高政治。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又成为与蒋介石、胡汉民并驾齐驱的国民党“三巨头”，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马。在权力为中枢的政治领域，与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职业伦理。不仅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要有对现实担当的责任伦理。马克斯？韦伯说，现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以这三条标准衡量，身为党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汪精卫不缺激情，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不仅是文人革命家，还是诗人革命家。清末民初有一个南社，是革命家们饮酒作文、吟诗唱和的文人团体，汪精卫是其中的核心，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有如此说法：旧南社的代表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是廖仲恺，因为汪是诗的，廖是散文的。汪精卫的旧体诗，无论是早年的慷慨激昂，还是后期的孤芳自怜，在近代中国诗坛皆为上品。然而，诚如曹聚仁所说，从南社出来的诗人政治家，始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他们以诗人的激情从事政治，“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作为一个“游士”团体，由两拨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士组成。曹聚仁说过，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就是陈英士的“武治”与南社的“文治”。从陈英士(陈其美)到蒋介石，从社会底层中来，在上海滩混迹良久，有浓郁的帮会习气，大局判断准确，政治手腕灵活，下得了狠手，宁可我负人，不可我负人。而汪精卫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里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文才诗情加豪情，缺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本领。在残酷复杂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清高单纯的“观念人”永远不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行动人”的对手。汪精卫在政治上像一个长不大的“文青” ，虽然对权力没有过度的贪欲，却对政治自身之价值缺乏必要的尊重， “ 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一遇挫折，为人误会，立即负气一走了之，以显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纯洁，出污泥而不染。汪精卫虽然聪明、敏感，但对政治和国内外大势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他是诗人出身，对人对事对大局对未来皆是一厢情愿式的期待式想象。武汉时期以国民党左派领袖主政国共合作，他对苏俄的本质以及对华战略懵然无知。三十年代以行政院长身份主政，成为主和派主角，乃至后来响应近卫首相发起和平运动，他对日本政坛的复杂格局也缺乏了解，以至轻信日方的承诺，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过来却被日本利用。身为参与党国最高决策的政治家，他不懂中国历史，更对世界大势缺乏前瞻性把握。他不明白只要有抵抗的决心与耐力，以中国的幅员辽阔，大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局势逆转。他看到的只是一时的中日实力比较，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以为抗战下去只有两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投降。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他汪先生个人的牺牲来拯救民族的牺牲。在大局的判断上，诗人出身的汪精卫显然不如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与了解世界大势的蒋介石。犹如下一盘偌大的围棋，毛与蒋有政治家独特的大局感与时空纵横感，而汪精卫，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计较、恐惧与冲动。这是他性格中不可跨越的局限，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那样：“ 汪精卫的性格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 ”。一流的政治家不仅要有一己价值的信念伦理，而且须时时在信念与现实之中作“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动之后果，这就是现代政治家担负的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只须对动机神圣负责，后果可以交给上帝。但责任伦理不同，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当缺少明确的价值之神为你导航之时，政治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的沉重，天使与魔鬼之间，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于是投身政治者不得不“政治成熟”，具备韦伯所说的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大素质。在抗战陷入困顿之际，汪精卫在战与和之间的抉择，不是赌客的博弈游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是对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验。价值伦理对“义”(符合人类价值的民族大义)负责，责任伦理对“势”(国际大势中的抗战最终结局)担当。而汪精卫，因为他的虚无与短视，既对“义”无所执着，也对“势”严重误判，身为党国要人，他以诗情美学从事政治，将政治当做诗来写，姿态看似崇高，却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价值执着和责任担当。反复端详汪精卫中年后的照片，在这个帅得让所有女人都能动心的俊男脸上，看不到一般人以为的汉奸脸上的那股邪气，却发现这是一个严重自恋的男人。他是革命的圣人，曾经以一己之身血书历史，以壮烈的牺牲召唤革命，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文人的清高可以误国，但未必卖国，但汪精卫的自恋，变态到自以为是天使的化身，他不自觉地将自身与国家合一，是众生仰望的观音再世。当一个人自以为与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现实感与判断力，再也听不见旁人的劝说。陈公博等再三劝说汪精卫不要去日本输诚，为日人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精卫生气地回答：“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袁世凯称帝，乃是受了周围人的欺骗，而汪精卫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犹如神魔附体。这个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卫心中的幻影。在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他并没有确定的价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将自身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等同为一。当他绝望地发现中国无望打败日本，而民众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他的烈士情怀再度爆发，决意像晚清那样，再次牺牲一己，以身饲虎。拯救天下苍生。然而，他徒有精卫鸟的意志，却缺乏后者的耐心。这个文人革命家无论是文字还是口才，皆有勾魂摄魂的魔力，却在复杂的政治面前常常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动辄言牺牲。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胡适之看透了这位老朋友，认为汪精卫有不可救药的烈士情结：“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 ‘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样想。”此刻，汪精卫感觉又回到了当年刺杀摄政王前夕写《革命的决心》的情景： “恻隐之心迫于内，而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这位从小熟读阳明语录的旧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但汪氏的良知，与阳明的良知不同，已经剥离了超越的、客观的绝对价值，而异化为自我定义的唯意志论，良知的践行成为空洞无物的意志抉择了。圣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恋的汪精卫绝对相信自己选择的正确，甚至为自己的牺牲所感动。然而，同样的牺牲，这一次却压错了筹码。汪精卫的悲剧，是他个人的，也是这个阶级的。作为晚清破落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他被社会的剧烈动荡抛离出体制，又试图以激进的革命方式重返中心，打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但这些游士们脱离了自己的乡土之根，又疏离于城市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于是成为自由漂泊的无根一代，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但游移不定，既无恒产，亦无恒心。抗战期间落水的汪伪汉奸们，有一些共同的阶级特点，不是传统士大夫遗老遗少，就是充满才情的文人小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上流阶级的飞扬跋扈，也恐惧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运动。正如本书作者所分析的：汪精卫所代表的，是半封建社会没落士大夫阶级人格，他们“更多从‘文化’视角而非从政权或‘实体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中国’ ，他们相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异族的力。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即使中国国家被外族征服，只要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基层统治秩序不被破坏，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则征服者不过是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士大夫阶级本身的利益构成伤害。而共产党的兴起，则将根本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打倒旧的统治阶层，摧毁原有的统治秩序和建立在这套社会政治秩序之上的文化观念。沦陷时期北平很多知识分子高调谈论中国文化，可看作是这种‘文化中国观’的表现。” 汪精卫的一生，颇为奇特。这位在破落士大夫家庭中出身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德性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和政治担当。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志士与汉奸的，正是同一个性格之逻辑使然。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而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已。 ********************************************************************************** 浩气长存，这是什么鬼。神秘主义文革里，有很多三句半的话，最后一句是重音。或者像演讲，手势做下劈状。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以身体去探索 ***********************************************************************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多年以前，我对这种三句半，极为喜欢，而且完全没有来由。以前的分析，大多集中在 “游民” 身上，极少分析 “游士” 阿姨（刘仲敬）说，国民党是xx 党的鼎炉，分析到现在，就会发现，其实基层劳动者，反而是国民党的解毒剂。; 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中 “不麻木不仁” 怎么办: gordon 2016-11-20 17:26; 　在尚没有飞机的日俄战争年代，如欲了解敌后的情况、破坏通讯和铁路等设施，除了靠人潜入外就别无他途。日俄战争期间，大本营在北京建立了以青木宣纯大佐为首的谍报谋略机构。其任务是：　　（1）争取中国与日本合作，侦察敌情；　　（2）破坏敌后的交通线；　　（3）运用地方武装部队，威胁敌人的翼侧。 ************************************************************************* 文人，一般不可信他说话就是狗屎世界上怕就怕 ‘ “认真 ’ 二个字, *************************************************************************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选自《藤野先生》 ************************************************************************* 1、鲁迅的成绩非常之差，很少及格的。（可以查他的成绩单）不是日本学生笑话他，也许是善意的玩笑。他的成绩特别差，很少有 60分的 2、做侦探，被抓住了，那怎么办。学阿q ，说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文人爱做一些 “不切实际” 的联想，不要 “三七开” ，就要 “实事求是”。扩展阅读：民国大师原来是差等生（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63730 ************************************************************************* 不仅鲁迅，潘光旦的很多认识也是错的没啥招儿，就是学日本。日本的有些东西，也是错的呵呵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中国的外交部很强，而且破解了日本外交部密码中国第一现代化部门把人家日本吃的死死的注：民国外交部，美国国务卿建制，和现在的外交部不一样。权力很大。像庚款，就在外交部，不在教育部。; 20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虚无党与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军部: gordon 2016-11-20 16:49; 呵呵这他妈，日本故意的吧日本伪装进步，那时候搞沙皇俄国就是这样，利用法国大革命嘛，呵呵 ************************************************************************* 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社会党的元老，总务委员的成员之一，也是虚无党中最激进的首领。爆炸冬宫的主谋谢利雅波夫，在莫斯科制造皇帝专车出轨的策划者哈特曼，暗杀阿列克塞二世（一八一八～一八八一年）的维拉·赫列乌斯卡娅等都是他的门生。信中写道：“完全赞同希利雅克斯开展的组成以俄国革命党为中心的反政府党联合战线的建议。” 　虚无党的主张是：“俄国的皇帝、宫廷和政府，是欺压俄国人民、掠夺民脂民膏的恶魔。尽快打倒他们，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乃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日俄战争，俄国国内统治松弛，这正是我们实现多年夙愿的大好时机。”他们认为，俄国如果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那只能是俄国统治者的灭亡。广大人民不仅不致遭受损失，相反会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因此，他们对希利雅克斯的提议，理所当然地要举双手表示拥护。 ************************************************************************* 　　十月一日，俄国自由党、俄国革命社会党、芬兰宪法党、波兰国民党、波兰社会党、亚美尼亚党、格奥尔基党等反政府党的代表，齐集巴黎。会期预定五天。希利雅克斯因为是发起人和议案起草人，被公推为会议主席。　　这样，数十名老革命家聚集一堂，清绪激昂，高喊打倒俄国政府，气氛严肃紧张。这对遥念祖国危机，日夜反复苦思冥想，经过黑暗中的摸索，使事态进展到如此地步的明石来说，其内心该是何等的欣慰！　　在联合会议的开始阶段，各党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意见分歧。尽管这样，经过各党领导人的充分协商，大家终于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而且决定会后各个地区自成一体，采用有效的手段立即开展示威运动。如自由党拟运用作为本党重要手段的舆论工具，煽动州、郡议会攻击政府；革命党准备采用得心应手的暴力手段；高加索党打算诉诸恐怖行动；波兰社会党决定进行示威游行等等。还商定互相紧密配合，使这些行动的威力汇合起来，实现共同的目的。　　明石对召开会议的积极性和期待非常大，他对参谋本部早已夸下海口：“如有一百万日元经费（一百日元可以盖幢房子的时代），我担保谋略计划能够实现。”进而他还强硬地威胁说：“如果不提供工作经费，我就回国。”正是在这个时侯，明石把能搜集到的资金全部、果断地用于下一步的开展骚乱工作上。　　一九○四年十月，联合会议闭幕以后，除自由党外，为使决议付请实施，又召开了协商会议，具体讨论行动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作出了“ 在俄国各地阻止军队进行动员 ”的决议。 ************************************************************************* 明石元二郎当年找了好多人，各种各样的，各种不同的主张，反正就是捣乱嘛，都是反沙皇的。（虚无党只是其中之一）根本目的，就是反对 “总动员”。甲午战争，中国陆军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日本总动员了，中国没总动员。普法战争的教训，法国是殖民地式的军队，德国总动员了。 ************************************************************************* 　　行动最迅速的是波兰社会党，他们不顾宪兵和军队的威吓，动员工人们奋起参加总罢工。罢工的声势日益扩大，使当地驻军受到牵制，既不能向中国东北增援，又不敢参加镇压活动。欧洲的各大报纸异口同声地大量报道了这场骚乱的激烈程度。　　在巴黎，最初是知识分子经过发动以后，迅速展开了反俄示威运动。当时的法国和俄国存在着同盟关系。因此，这次运动引起了意外的强烈反响。众议院议长、社会党首脑朱尔斯，在文学方面声誉颇高的阿纳托尔·法兰西博士，贵族院议员、后来曾任首相的克里蒙梭、普莱森塞博士等社会名流和实力派，相继发表谈话表示声援。并组成了称为“俄罗斯人之友”的团体。作为其机关报的《人道报》、《杰布拉·奥·廖尔报》、《沃罗培安报》、《亚美尼亚人报》、《乔治报》等，也都撰文攻击俄国政府。　　在俄国国内，革命党在基辅、敖德萨、莫斯科等重要城市，频繁地举行示威。同时，还煽动大学生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自由党动员关系密切的州、郡议会，律师协会和医师协会等召开会议，开展攻击政府的宣传战。甚至连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民权社会党，也组织了工人游行。自一九○四年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全国出现了风起云涌的骚动热潮，致使欧洲市场上的俄国公债价格暴跌。　　在高加索，每天发生十多起暗杀官吏的事件，报纸上全面报道了这些恐怖活动的情况。　　每年一月，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都要在冬宫附近的涅瓦河畔，举行名为涅瓦节的河祭。一九○五年的涅瓦节，皇帝躬亲光临，还有大主教的说教和文武百官彬彬有礼的朝拜。当祭典正在进行之中，从对岸的军队驻地响起了炮弹的出膛声，突然有一发炮弹从皇帝和高级官员的头顶掠过，震坏了宫殿的玻璃窗，在距皇位十五步远的地方爆炸，致使守卫的警察和牧师二人被炸伤，发生了一场大骚动。　　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在旅顺陷落不久发生的“加邦神甫事件”，是一九○四年十月巴黎联合会议后各地爆发的骚动中最轰动世界的事件。　　加邦神甫是以工人阶层为基地进行传教活动的。他也宣传革命思想，但既不属于革命社会党人，又不是民权社会党人，而是介于相互争夺势力的两大反政府党的中间。因此，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受到两党的重视，在两党中都有声望和挚友。　　巴黎联合会议后，在各地陆续兴起示威运动的影响下，俄国国内密布政局不稳的阴云。只是由于革命和民权两社会党的相互掣肘，一直没有爆发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加邦利用其中立的立场，策动两党领导下的工人，并亲自带领十几万工人群众，赤手空拳地拥向冬宫。　　但出乎预料，政府出动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武装镇压，发展成凄惨的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手无寸铁的工人在被炮火击中的刹那间，绝望地高喊：“如果现在能来一个营的日军，我们也不至于这般悲惨地死去……。”由于世界各国的报纸都醒目地报道了这个消息，俄国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欧洲市场上的俄国公债价格持续暴跌，俄国陷入了无法筹措军费的境地。　　前述的“俄罗斯人之友”等法国的各种团体，一齐谴责俄国政府，著名的大学教授塞纽博斯博士号召学生：“不论你们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要购买俄国公债。劝说你们的父兄也这样做。购买俄国公债，最终要破坏法国的经济，会使你们的家庭惨遭破产。” 　　加邦发动的骚乱，虽由于时机不成熟而失败，但在国际上，各国对俄国的恶感增强。在国内，唤起了群众对反政府党的同情。特别是冬宫的肉搏，纵然是短暂的，却成功地取得了震撼全国的效果，对于反政府党真是意外的收获。　　在一九○五年一月加邦发动骚乱期间，明石第四次南下展望形势的发展。他和当时住在巴黎的希利雅克斯商议，鉴于加邦骚乱以失败告终，确定由各党立即派出代表举行会议，研究和制定今后行动的对策，并请柴可夫斯基牵头。这就是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反政府党联合会议。　　会议以加邦事件中陡然出名的加邦神甫的名义召集，时间定于奉天会战后的一九○五年四月上旬，地点确定在日内瓦西蒙同志的家里。会议商定了于同年夏开展更为激烈的革命运动，不仅要举行示威，还要大力诉诸武力。　　这次联合会议，除俄国革命社会党、波兰社会党、波兰过激反抗党、高加索的格奥尔基党和亚美尼亚党、白俄罗斯党、立陶宛党等以擅长行使武力的各党外，前次未参加巴黎会议的俄国民权社会党及崩德党也出席了会议。从而可以说这次会议较之第一次的巴黎会议更富有代表性、更富有成果，只有自由党未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经过各抒己见，纷纷议论和一番周折后，作出了如下决议。　　 “推翻俄国现政府，各属地（芬兰、波兰、高加索等）独立，与俄罗斯组成联邦或完全变成自治的实体。” 　　这次决议通过《拉博尔查拉希报》，正式昭示于天下。甚至未参加会的俄国自由党，亦委托休茨科伊公爵和多尔戈鲁基公爵两位领导人出面表示赞成决议的内容。　　日内瓦联合会议以取得较一年前的巴黎会议更大的收获而告结束。各党的志士摩拳擦掌，充满信心，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夏季斗争中大显身手。骚乱激化　　在日内瓦联合会议前后，局部和个人的骚乱活动接踵而起。　　一九○四年三月六日，波兰社会党一位总务委员，向日本驻英公使提出了如下请求。　　（1）把在国外流亡的波兰人编成一支部队参加日军作战。　　（2）向调往中国东北的俄军中的波兰士兵散发革命传单。　　（3）动员波兰人士兵向日军投降。　　（4）破坏俄国欧洲部分东部和西伯利亚的铁路桥梁。　　一九○四年三月，波兰国民党领导成员多姆斯基发起了动员派驻中国东北的俄军官兵投降日军的运动。为争得日本的支持，他前来日本，和日本政府进行了详细商谈。后因日本在援助方面没能满足他所期望的要求，结果改由波兰独自进行。明石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此之外，明石还介绍了波兰国民党驻巴黎的干部巴利斯基赴东京，让他参观松山俘虏营，并向波兰出身的士兵开展思想工作。　　明石的部下和部分反政府党人还开展过破坏铁路和妨碍俄军运输的活动，后因能够造成列车停止运行的时间只不过一天左右而作罢。　　加邦骚乱进一步刺激了各地的反政府党。示威活动也随之加剧，直至形成遍及俄国全域的有组织的大规模骚乱。当时，俄国正在欧洲部分的东部、中部和南部以及波兰与高加索动员部队去中国东北。但反政府党发动了阻止动员的运动。特别是高加索的格奥尔基地区，派去镇压的部队受到阻止者的包围，终于使高加索第1军的动员工作被迫停止。在波兰地区，非但不能进行动员，甚至连驻军的正常调动都无法进行，当然更难想象派往中国东北了。由于反政府党的抵制和扰乱，大批军队被牢牢地钉在原地，进退维谷。　　芬兰地区，有几名官吏被暗杀，造成人心惶惶不安。　　在首都圣彼得堡，发生了暗杀皇族事件，皇室中最顽固的强硬派舍尔基亲王被炸弹炸死。　　俄国革命社会党的道坎斯基，得到明石提供的四万日元活动经费，在黑海的敖德萨地方消失后不久，便发生了所谓“黑海事件”。这是道坎斯基的部下、装甲舰“波将金”号船员奥梅利琴科和费尔德曼二人从内部煽动水兵酿成的。起义虽然由于时机尚不成熟和警察先发制人而遭致失败，却使政府的威信大为下降，皇帝自己也垂头丧气地说：“连赖为股肱的军人都……。”后来奥梅利琴科被判处死刑，费尔德曼下落不明。这件事直至以后多少年，明石还感到痛心不已。据说“波将金”号的性能，较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三笠”号还好。　　当时俄国国内的不稳形势，充分表现在加邦骚乱后不久一九○五年二月八日谍员写给明石的报告中，内云：“各地的反政府党和革命党相互策应灵活行动，出人预料地迅速地实现了第一个目的。全俄人民已下定决心，要把骚乱活动持续到皇帝屈服于人民，并有充分满足人民要求的念头时为止。近来政府的镇压活动逐渐减弱，制止国内动荡和继续进行战争已明显面临困难。……在俄国本土、波兰、高加索和芬兰等很多地方已出现了暴动、破坏铁路、切断电线、抢劫兵工厂、拘留公务人员以及捣毁行政机构等行动。就已取得的显著成效看，可以预期原计划的未竟部分，必将全部彻底完成。” 明石的工作网　　到了这时，明石的工作网，已遍布于整个俄国的欧洲部分。据此，可以想象其工作网的威力会有多大。如果把足够的资金和武器提供给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全国性组织，不管是铁路、通信，还是金融的全国性组织就如同武装占领了那个国家一样。明石的谋略工作正是想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俄国无需等待日军的进攻，就会彻底摆脱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事实上，这时的俄国已开始呈现无政府状态，俄国理所当然地要下决心结束战争。　　即使在现代，这样处境的国家也早成为战败国，完全不需等到敌人使用原子弹或进行登陆作战。; 22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对民主日本的影响: gordon 2016-11-11 03:36; 日俄战争成为了加速日本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契机。但是，资本形成（设备投资）所必需的资金却时有不足，同时由于大量战费支出，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在经历了日俄战争这一总体战（综合国力战）之后，社会民主化的呼声高涨。国民对于减税和政党政治寄予厚望。与此同时，军部也扩大了预算要求。尽管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但是财政来源极不乐观。日俄战争，揭开了“外资引入阶段”的序幕，长期资本大量流入。 ***************************************************************** 东乡平八郎还接见过尼米兹呢形势比人强，需要钱嘛 ***************************************************************** 金本位制带来 “中日” 两国的此消彼长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中止了黄金输出，这实际上等于宣告国际金本位制寿终正寝。欧美等世界贸易核心国随即仿效英国，纷纷脱离了金本位制。中国以前的倒霉，就是英国的金本位制在压着。产量大也不行，出产多，产品掉价呀 ***************************************************************** 日本的出口和明治时期一样，还是纤维制品占大头。（纺织、食品、日杂）大米、煤炭，出口少，明治早期出口一点，后来就不出口了。 ***************************************************************** 精仿机还得进口它的钱都花军备上了，资本形成（设备投资）所必需的资金却时有不足。民用工业和中国竞争非常激烈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日本工业摆脱了以往以纤维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核心的结构，开始的新兴工业具有技术密集同时资本密集的两大特征。几乎完全依靠来自欧美的技术引进得以设立。跟中国大陆 2000年以后一样，日本人民可受苦了。（嫁给中国教授，都是光荣）注：其实日本在东北的工业也没有啥，都是使用德国和美国机器的，而已。（二战，战后的调查报告） ***************************************************************** 明治时代的新兴工业，多利用传统工人的技能，或者传统工业的转移。（手纺到机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明显不同。（ “重化工业化” ，洋跃进）积极的财政政策，造成了本位货币流出（黄金啦） “重化工业化”工资上涨，纺织业出口不振，小农、佃农闹事 ***************************************************************** 作为消费衡量指标的蛋白质摄入量，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丝毫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战争财，收入好一点中国在超女、蒙牛、三鹿奶粉时期，需求大增 ***************************************************************** 在北朝鲜“赴战江”、长津川、虚川江建设了水库式水电站，在兴南建立了东洋第一大工厂。电解食盐的电解法及氨气法苏打制造工业，逐步取代了 Leblane 法制苏打工业。战后廉价的硫铵、火碱的大量出口，使得上述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都经历了一段极度困难的时期。（重化学工业还是 “没招儿”）然而最为广泛、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中小、零细工业通过普及电力和电动机，实现了动力化。电动机价格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在2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值之后相对照明电力价格持续下降。使用原动机特别是电动机的工厂，自“一战”中期开始逐步增加，到20年代几乎完全普及。这一事实，不仅仅意味着机械动能代替了人工动能。部分代表性传统产业如纺织、制茶、木材加工业，通过在这一时期引进电动机促使传统技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完成了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化的进程。（机器制茶，代替了手工揉制）中国也是如此，参加刘柏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列宁不是有一个 “全俄电气化计划” 嘛注：现在知道水电站有多么重要了吧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钢铁业以官营八幡制铁所和1912年创建的日本钢管两大生产厂家为主。一战中期，三菱制钢（朝鲜兼二浦）、满铁（昭和制钢所）、本溪湖、东洋制铁（户畑）等工厂相继开始生铁生产，炼钢事业则有住友金属、川崎造船、神户制钢、日本苏打等工厂一齐开工投产。 “一战以后”，上述企业再度与进口产品展开竞争，价格暴跌造成了极大的经营困难。注：日本天生就是美国的死对头。呵呵，就是为了打击国民党的 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电力工业还行，其它都很困难。 ***************************************************************** 1929年7月（昭和4年）发生了暗杀张作霖事件，意图以行政方式处理这一事件的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因此倒台。 ***************************************************************** 新兴财阀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是除昭和肥料的森矗昶之外，其余财阀领袖均为技术人员出身，因果敢进军重化工领域的新兴产业而一举成名。另外，新兴财阀与旧财阀关系疏远，资金来源主要求助于日本银行等国家资本，与军部及革新派官僚关系密切等等。例如鲇川义介的日产。不一一列举了，如范旭东、侯德榜把他们涵盖了。还有大河正敏的理研，理化学研究所，产品范围涉及从镁、活塞环到合成清酒等各个领域。然后就是中岛飞机。但是，共同的弱点就是与银行联系不够密切。（新兴财阀对股票市场依赖比较高，投资 “重化学工业” ）日氮把根据地转移到朝鲜，日产改头换面为“满洲重工业”。注：懂牛顿力学是不行的，得懂物理化学，兄弟（知道 “倭斯袜” 吗？）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 ***************************************************************** 满铁 “中央试验所” 并不拘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它的研究方向以实用技术为主。其业务既涉及化工、冶金等军需物资，也有酱油、清酒等民用产品的开发。1909年10月23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途经大连前往哈尔滨，顺便参观中央试验所时就曾品尝过那里生产的高粱酒。注：太反动了，还喝清酒，这个机构哪里去了？ ***************************************************************** 我问一个问题啊，媒宣弄一个 “牛顿力学” 使劲在哪儿弄，但分明重化学工业的底子是 “物理化学” 那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弄出来的？哈哈哈注：原子工业，跟钢铁工业，有很大关系。（金属晶体比较容易研究）以前闲聊芯片的时候，扯的淡大脑还处于 “牛顿力学”阶段，重化学工业怎么搞出来的？; 16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二战中的美国人和日俄战争的俄国人，很类似: gordon 2016-10-9 16:22; 二战中的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很逗的不允许参加欧洲的战争，但却对教训日本人没有什么异议。没有人觉得这个有什么矛盾 ************************************************************************ 跟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人很像日本人被歧视，呵呵; 19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甲午战争后，日清关系的蜜月期，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 热度 1 gordon 2016-10-5 05:22; 义和团运动，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当然，日俄战争影响也非常深远。实际上，甲午战争反而影响不是那么远。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和日本有十年的蜜月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态度大变，这也是自然的。没有俄国这个外部压力，当然也没有和大清友好的必要了。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进行了极为宏大的改革 1899 至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1935-1908）不得不下定决心，发起并推动了彻底的新政改革。从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员把改革推向前进，他们主要有张之洞、袁世凯、庆亲王弈劻、张百熙、赵尔巽、端方、岑春煊和沈家本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万次要人物的事业和成就，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础。注：几乎中国人的所有现代意识，都是从日俄战争开端的。 ***************************************************************************** 留日学生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以后中国道路的选择 it is never wrong to tell the truth。意思是：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都是对的。 ***************************************************************************** 1911 年后，置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籍清王朝突然崩溃而索取荣誉。他们，无论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并不感兴趣。真实的历史记录还未来得及详细查证或整理前，中国已陷入1916至1928年狂暴的军阀混战。由于混乱被弄得稀里糊涂，由于清王朝在人们记忆中迅速消失，因而极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阀和晚清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汉10年式75山炮（转）: 热度 1 gordon 2016-5-23 12:03; 沪造克虏伯 75 毫米山炮是中国从 0 到有，是划时代的第一种自产山炮，是中国山炮的开山鼻祖。日本 41 式山炮，则是民国初期到抗战结束之前国军各派系部队山炮的中坚力量，也是我国自产数量最大的山炮。 ******************************************************************************* 到日俄战争之前，日军才开始大量装备自己组装生产的 31 式山炮。在日俄战争中，基层日军对老旧的 31 式山炮极不满意。这种山炮属于 19 世纪末期过时的产品，虽然也采用后膛装填，却没有制退机构，这导致炮的射速极低，每分钟仅仅 2,3 发。而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山炮都采用了先进的退管装置，每分钟射速高达 10 发甚至更多。火炮的射速是非常重要的， 31 式火炮射速还不到敌人火炮的三分之一，岂不是 3 门炮才能抵得上别人一门好。除了射速低下以外， 31 式火炮各方面技术都已经落后，射程极近，经常被不知道哪里飞来的俄军炮弹击毁，火炮重量偏大，炮弹威力偏小，看来被淘汰是必然的了。 31 式山炮在日俄战争中，相对俄军的三英寸火炮不占任何优势，也从未在炮战中占过上风。要知道，俄军因为是固守，火炮的数量是远远不如日军的，就这样尚且无法取得炮兵上的优势，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又该如何？在 20 世纪最初几年，世界火炮技术突飞猛进，德国美国英国都研发最新式的管退式山炮，日本自然也不能落后于人。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 38 年 (1908 年 ) ，新式山炮的研究工作交给了日本最有名的大阪兵工厂，由炮兵上校岛川文八郎负责。岛川文八郎负责是著名武士家族后代，当时已经 44 岁。他是炮兵出身，曾去德国法国比利时留学多年，学习兵器制造技术，回国转为军火工程师。他曾经东京炮兵工厂板桥火药制造所长，制造日本历史上最初的无烟黄色炸药。由于能力出色，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他被提升为大佐，并且任命为野炮兵第 3 联队长。日俄战争中，岛川文八郎作为一线炮兵指挥官，深感日军火炮的落后，恨得咬牙切齿。岛川文八郎虽然是留学的高材生，但此人性格粗暴，谈吐粗俗，在战争期间经常用脏话大骂国内火炮设计人员。由于火炮精度不够，射程有限，浪费了大量炮弹，又补充不上，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号召部下，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去捡到炮弹壳，交回部队，以方便后方提高炮弹产量。炮兵在实战中，炮兵保命尚且困难，谁还管炮弹壳，没人去拾。无奈之下，这个家伙只得自己掏腰包一个炮弹壳 3 钱，让士兵收集起来交给兵站部。换成一般人早就破产了，好在他是著名武士家族，家产颇丰，还是应付的了得。在战争后期，日军高层找到岛川文八郎，希望他负责制造新式山炮，饱受落后山炮之苦的岛川文八郎立即表示同意。岛川文八郎是一个军工生产大师，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加上他又做过炮兵，对火炮的问题非常熟悉，对部队需要什么样子的火炮也最为了解。经过长达 4 年的研究工作，又参考了西方先进火炮的设计，直到 1911 年，也就是明治 41 年才大体定型。由此，这门火炮被叫做 41 式山炮，也就是明治 41 年的意思。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款真正自产的山炮。不过，定型以后，却发现性能上还有种种不如意之处，岛川文八郎为此大发雷霆，要求项目组立即改进。日本人的一个民族性就是精益求精，这个设计组在岛川文八郎的每天咒骂下，又用了长达 6 年时间完成的细节上全部改进，并且在 1917 年正式批量装备部队。 1917 年也是大正六年（明治已经挂了），所以该炮也有个别称叫做大正六年式 75 山炮，其实都是同一门炮。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 41 式山炮是一门性能非常优秀的山炮，绝对是世界第一流水平。它采用了先进的液压机械复合制退机构技术，火炮的射速高达每分钟 10 发，后期采用更先进的一体式炮弹射速更高达每分钟 20 发，相比 31 式火炮提高了 6,7 倍之多。火炮射程也增加到 6 公里，当时世界主流山炮，如克虏伯之流射程也就是 5 公里左右。 41 式火炮的其他结构和 31 式大体类似，但又做了简化，大大减轻了重量。山炮可以分解成 6 块，由 6 匹马进行背负，以适应山地作战。而山炮全重仅为 540 公斤，拆卸以后平均每块也就 100 公斤左右。当时日军引进西方和阿拉伯先进的马种，负重 150 公斤还可以跨越较宽的障碍，这 100 公斤不算什么！山炮初速 360 米每秒，这个初速在当时还是很不错的，使得火炮威力较大，弹道性能也良好，非常低平，炮击很准确。日军方面对 41 式山炮做了仔细的测试，最终认为该炮性能完全可以满足实战需要，所以大批量制造和装备部队。 41 式火炮早在 1917 年开始大量生产，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还在日军中大量使用，甚至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还装备了一批，换句话说，这种火炮使用时间长达 30 多年，是相当了不起的！而日军对于 41 式火炮和弹药的加工技术非常讲究，质量关把的很严格，堪称用尽心思。所以这也大大增加了 41 式火炮的口碑。它的一些炮弹在中国仓库中存放到 70 年代，只好储存了 30 年之久。在处理弹药，拆卸弹体的时候，却发现锈蚀并不严重，可见质量之好。而岛川文八郎也因为此炮得到日军高层的认可，从大佐提拔为少将，最终在 1919 年 4 月，成为技术军官的顶峰，也就是陆军技术本部长，并被任命为大将。这对于岛川文八郎其实极不容易，如果不是成绩如此辉煌，他怎么也不可能爬上去，因为此人粗暴的脾气让几乎所有上级都受不了！ 41 式山炮理论上性能不错，没想到实战性能更佳。只是日军自一战青岛战役以后，没有大规模的作战，进入西伯利亚也算不了什么。在 1931 年 9 月入侵中国东北的战斗中，由于张学良公然违背国民政府抵抗令，擅自撤退，日军轻松占领东三省。但在黑龙江等地，日军还是遭遇部分东北军的抵抗。日军在 918 中自然是进攻一方，而东北军固守阵地，往往是修建过时的坚固工事。即使没有坚固工事，由于东北天气非常冷，只需要用泥土石子加上木头搭建简易工事，再浇上一层水，一旦结冰也就坚不可摧了。当时日军还没有装备后来大量使用的 92 步兵炮，掷弹筒又打不动，一度无可奈何。此时 41 式山炮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来 41 式山炮是师团炮，也就是配属日军师团（相当于国军的军）使用的支援火炮，但实战中发现它非常使用用于一线支援部队作战，就下发到联队（相当于国军的旅）一级使用。战斗中， 41 式山炮仅有 500 多公斤的重量，让两个强壮的炮兵就能够推着做短距离的移动。平时用 6 匹马背负的机动性很高，基本人能走的，山炮都能到。如此， 11 个炮兵班和 1 门山炮组成的小组和也随时可以跟随步兵营或步兵团前进，直接可以在最前线作战，非常适合在一线步兵的火力支援。而且该炮射速高，炮弹威力大，又非常精确，完全可以作为直瞄火炮使用。 41 式火炮在 918 中，往往被日军推到 1,2 公里上开炮，直接在近距离打击东北军的工事。东北军则由于装备较差，依靠射程几百米的轻武器根本无法还击，所以很难守住阵地。但 41 式山炮当时并没有防盾，这容易导致炮手的伤亡，后期就增加了一个。随后 41 式山炮又参加了热河战役，长城会战， 128 战役。这些战斗中， 41 式山炮更是发挥极大作用。在热河长城的山地，上海附近水网纵横的环境下，野炮行动不便，一线炮兵几乎完全依靠轻便的 41 式山炮。日军利用轻便又有很大威力的山炮，将只有轻武器的国军完全压制。在长城会战中，一些地方国军被日军山炮却无力还击，一战下来伤亡是日军 4,5 倍。由此， 41 式山炮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但到了 30 年代，随着世界火炮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服役 20 年的 41 式山炮开始变得落后，日军在 1934 年退出了更为先进的 94 式山炮，开始大量装备部队。不过，以 41 式的性能还足以满足实战的需要，所以在 94 式 75 山炮大量装备的同时， 41 式山炮也没有全面淘汰，仍然大量装备部队，只是逐步有师团一级，降为联队一级。当时日军联队都下辖一个山炮中队，装备 4 门 41 式 75 毫米山炮，这是联队一级口径最大的支援火炮了，联队的总人数大约是 3800 人。而师团一级也不是说全部淘汰了 41 式山炮，很多师团的炮兵联队，还是装备 36 门 41 式山炮！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没有太大的变化！ *************************************************************************** 中国的仿造和引进本来日本的火炮跟中国有多大关系？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关，其实不是这样！日本作为东亚的强国，一度也是军火出口大国。早在清末日本还没有自产军火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做中间贩子，将西方美国的军火走私到中国。到了民国初年，中国军阀混战，更是日本的很好机会。西方为了制止中国的内战，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武器禁运。但日本并不在乎这个禁运，仍然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军售，一度成为中国军火的第一进口国。而日本除了赚钱考虑以外，更像《战争之王》里面的老军火商西蒙一样，试图通过军售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他们有意的对部分军阀进行大量军售，妄图扶持这些军阀成为中国利益的代言人，击溃英美支持军阀在中国的控制。所以， 41 式火炮很快也就传到了中国。而 41 式火炮在中国主要由三个军阀生产，第一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早在 1922 年就用重金和出卖部分东北的权益，从日本购买了全套的火炮生产设备，开始生产先进的 41 式 75 山炮。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奉天兵工厂（也叫沈阳兵工厂）！不过，张作霖生产的火炮种类众多，包括山炮野炮榴弹炮，甚至还有还有日本 38 式 150 毫米榴弹炮这种大家伙，所以山炮并不算主角，处于次要地位。 1925 年奉天兵工厂通过购买全套日本设备加上从日本进口核心部件（诸如炮管），完成了 41 式山炮的自产，取名为辽 14 年式 75 毫米山炮。但生产了 6 年时间，也只生产了 75 门而已，平均每年不过 13 门，平均每个月 1 门。而与此同时其他火炮生产数量则较大，诸如辽 13 年式 75 毫米野炮生产 105 门（仿造日本 38 式野炮），仿制奥式 21 倍口径 100 毫米轻型榴弹炮生产 300 门（其实大体是零件组装），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型号火炮，总数也有 200 门左右！所以，这区区 75 门 41 式山炮也算不了什么。中原大战中损失一部分， 1928 年，奉军退出关外，当时奉军还有两个团的 41 式山炮。后随着 918 东北军溃败，山炮部队也就丢了大半，到了抗战初期已经损失殆尽，这两个团已经淘汰剩余的少量火炮，全部换装了从苏联引进的 76.2 毫米野炮。第二个军阀就是直系的吴佩孚。吴佩孚在当年是比张作霖还要厉害的军阀头子，他们的直系也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直系也比较注重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外购。当时他控制了中国两大兵工厂，也就是汉阳兵工厂和金陵兵工厂。早在 1921 年，汉阳兵工厂仿造 41 式 75 毫米山炮，造出了汉 10 年式 75 毫米山炮。它的性能和 41 式一模一样。不过，汉 10 年式 75 毫米山炮的产量较少，到抗战前仅生产 68 门！而直系因为作战频繁，仅仅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损耗了大量武器装备，这区区 60 多门山炮到直系灭亡时候也所剩无几了！而中国仿造 41 式山炮的最大军阀，就是大名鼎鼎的山西王阎锡山。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军校的高材生，对日本的军火装备和战术都非常了解。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成为山西督军，到 1949 年太原会战败给徐向前，离开山西，前后控制该省长达 38 年之久。阎锡山是个军阀，也是民国历史上仅次于张作霖第二个厉害的军阀，是一个少有的实干家。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成为山西督军，实力却是非常弱的，仅有 1 个旅 2 个团。阎锡山有心扩大兵力，却畏惧实际控制北方的军阀领袖袁世凯的威慑，只好装傻充愣，暂时保持晋绥军现有规模。直到 1916 年袁世凯被气死，段祺瑞无力有效控制山西，阎锡山这才开始大量扩充部队。晋绥军瞬间增加到 4 个旅又 7 个团，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总兵力突破 2 万人。部队增加了好几倍，遗憾的是战斗力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在民国各派系军阀中，晋绥军是公认的战斗力平平的部队。历史上除了脱离晋绥系的傅作义 35 军以外，晋绥军没有什么大的胜仗，所谓的胜仗基本也就是打比自己更弱的对手。阎锡山对晋绥军很了解，他知道晋绥军战斗力较弱，并非就是训练，组织什么的原因，更多是山西人的特点。山西这个地方的人，有本事的老百姓大多以经商为荣，阎锡山自己也曾是一个小商人，后来因为赔光了本钱没办法才去考了军校。一个地方一旦商人多，民风必然比较温和，重享受，不愿意随便拼命。山西人为民还不错，精明能干，为兵则不行，打起仗来不狠不凶，官兵多惜命，往往打不了硬仗。其实这也并不是山西一个省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以日军为例，日军最厉害的第六师团，编组地在九州的熊本，这个山区非常贫困，民风好斗，男人古代多以当兵为生。所以日军第六师团的战斗力在日军中数一数二！而第二师团编组地是日本北面自然条件较为艰苦的仙台，也就是鲁迅留学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民风也相对比较凶悍，所以第二师团战斗力比较强。在 918 初期以区区半个师团就敢深入东北军 10 多万大军内部四面出击！而同样装备和训练的其他师团，就不如第六师团和第二师团。以最早编组的第 1 师团为例，这支名义上的老牌劲旅比起第六师团就有很大差距。因为第 1 师团编组地是东京，这个商业城市的民风温和，在江户时代 200 多年都是这样。所以控制东京的日本古代大名往往都不屑于在本地征兵，而在东京附近比较贫穷的长野县招兵。晋绥军也是这样，在抗战初期打的很烂。诸如大同战役，和日军一碰就垮了！日军因为此战队晋绥军极为蔑视，甚至说：在山西难打的是中央军，至于晋绥军，只要用木棍挑着钢盔晃几下，就会把他们吓跑了！后来平型关战役（非中共平型关战斗）晋绥军打的还可以，但在最后关键时候没顶住，功亏一篑，没有能够歼灭或者重创日军第五师团！而在 1916 年的阎锡山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短期内改变山西的民风，所以很难改变晋绥军士兵战斗力较弱的特点。那么，现阶段唯一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部队战斗力的方法，显然只有一个，就是装备更先进的武器，要超越其他军阀。不过，在当时，山西却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山西在当年的华北属于普通省份，并不算很穷，但也绝对不富裕。全省适合耕地的面积不大，全部集中中从大同到太原的一系列盆地里面，商业虽然相对发达，但都是老式的商业，比较票号，钱庄，丝绸，茶叶，食盐等等，进入民国以后被西方洋鬼子的经济入侵几乎搞垮。至于工业几乎没有，军工业就更别说了。当时山西只有一个军工厂，就是满清传下来的山西机器局。这个山西机器局是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由山西巡抚胡聘之主办的。最初仅仅用白银银 480 两，买了 308 亩和庙宇房屋，也就是为了胡聘之自己博取一个搞实业的名头，便于升官而已。所以到了 1900 年，八国联军杀入北京，慈禧狼狈逃到陕西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兵工厂只能修理一些枪械，另外只能制造洋鼓、洋号、大刀、长矛等莫名其妙的玩意。虽然军工生产不行，主管的官员却非常擅长拍马屁。史料记载：在太原期间，慈禧护驾卫队的枪只需要修理，山西机器局奉旨挑选技术精湛的工匠，对枪只进行了精心修理，为此，工匠徒弟都得到了奖赏。慈禧太后当场将一件“团龙马褂”赐予建造厂房的监工陶庆春。黄马褂不能改变山西兵工厂一穷二白的现状，到了阎锡山接手的时候，该兵工厂已经办了 16 年，虽然表面上有翻砂、铁工、木样、机器等四厂，工匠 200 多人，却还造不出一杆新式步枪，只能造早就被淘汰的满清抬枪！阎锡山这个家伙有千般不好，却有一点是好的。这个人极为务实，而且精打细算，一旦决定干什么，绝对不开空头支票，也不乱花一分钱，而是下苦功夫去干。 1914 年（民国三年），阎锡山将山西机器局改组为山西陆军修械所，隶属山西督军署军械局，随即开始了兵工厂的大规模建设。只是此时袁世凯还没死，阎锡山不敢动作太大导致被袁盯上，所以一切都是暗中做，仍然以修理枪械为主。到了 1917 年袁世凯翘了辫子，阎锡山开始大张旗鼓的公开做了。他和汉阳兵工厂达成协议，由他们代为培养技术人员，并亲自选派山西大学优等生张书田等 10 人赴汉阳兵工厂学习制造枪砲技术。同时，阎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筹款 10 万元扩建陆军修械所。随后逐年投入，到了 1921 年，工厂从 200 多人扩大到 900 余人，从十几部破烂机器发展到 182 部先进机器。当时手榴弹月产 1 万枚、步枪子弹月产 2 万 4 千余发，甚至还有一条生产线用于生产军用罐头，这在当时还是军阀里面的第一个。 1923 年到 1925 年晋绥军第二次大扩军，规模增加到 4 万多人。扩军需要大量武器装备，兵工厂自然也随着扩大。 1923 年，工厂职工增加到 1840 人，机器 320 部，除了生产弹药和步枪以外，甚至仿造成功了重机枪。同年，从 1920 年就开始筹划的炮厂正式成立，第一款火炮是晋造 12 式 75 山炮。这种火炮是仿造德国克虏伯公司的产品！其实晋造 12 式 75 山炮与其说是自造，还不如说是组装，因为所有零件全部都是德国进口的，一年内组装了 30 门。后来陆续组装了一批，到抗战前，一共组装了约 200 门。其实，阎锡山早在 10 年前就表现出对火炮的极度需求，只是当时没有这个能力。他在 1918 年前后利用参战借款向日本购买 41 式山炮 12 门、三八式野炮 12 门，花了不少的钱。这批日式火炮对于缺乏炮兵的晋绥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后来阎锡山断断续续向日本购买了一批 41 式山炮，装备了一个炮兵团！购买外国货花钱太多，财政吃不消。阎锡山从来就说：我们山西底子薄，张作霖是 10 块钱当 1 块钱用，吴佩孚是 2 块钱当 1 块钱用，我们是 1 块钱当做 10 块钱来用。所以火炮自然还是以仿造为好，至少比较省钱！所以，晋造 12 式 75 山炮也是阎锡山翘首企盼多年的产物。晋造 12 式 75 山炮的性能平平，在 20 年代已经属于落后的火炮，根本不能让阎锡山满意！阎锡山是日本军校毕业，深知炮兵对于军队的作用。而山西全是山地，山炮是晋绥军最需要的武器，自然给予百分之二百的关注。于是，从 1924 年开始，阎锡山引进了日本的技术，开始仿造先进的 41 式山炮，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山炮之一。阎锡山给它的名字是晋造 13 式 75 山炮！相比晋造 12 式 75 山炮完全依靠进口，只是在山西组装。晋造 13 式 75 山炮开始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自产，由于山西工业能力很弱，所以炮管等核心部件仍然需要重金从日本进口。不过毕竟部分零件无需进口，省了很多钱！晋造 13 式 75 山炮是晋绥军炮兵的主要力量，所以生产数量最多。到了 1928 年，在军阀混战中， 41 式山炮表现出射程较近的缺点，阎锡山下令将射程增加。遗憾的是，工厂没什么设计能力，最终只增加了 1 公里的射程，该火炮和之前的晋造 13 式 75 山炮几乎完全一致，但阎锡山仍然命名为晋造 17 式 75 山炮，不过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一般都还把他当做之前的型号。晋造 13 式 75 山炮的生产数量比较大，从 1924 年开始，生产到 1930 年阎锡山因为中原大战下野，平均每年 100 门左右，到了 1931 年一共生产了 700 门。其中 1927 年，该兵工厂进入鼎盛时期，阎锡山也将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名为太原兵工厂。全兵工厂职工人数猛增为 15000 余人，拥有各种设备 3800 余部。兵工厂每月生产能力为：山炮 30 余门、迫击炮 100 余门、机关枪 30 余挺、冲锋枪 90 余枝、步枪 3000 枝、迫击炮弹 9000 余发、子弹约 400 余万发。自然，所有炮管以及特种钢材等核心部件仍然是从日本引进的。随着大量火炮的制造，晋绥军连续两次扩军，在 1927 年因为参加北伐捞到很多好处，兵力增加到 8 个军，另有 8 个炮兵团，超过了 13 万人。 1929 年，阎锡山在桂系和中央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激战中隔岸观火，同时又吸收了一些中小军阀，晋绥军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兵力扩充到 10 个，另外还组建了 4 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进一步增强，使总兵力达到了 20 万。需要说明的是，阎锡山发展兵工厂几乎没有扰民。开始他试图通过增加税收充实财政，没想到瞬间引起学生运动，学生们冲入政府打砸抗议。阎锡山被迫宣布停止增加税收，改想其他办法。当时民国初期，民间除了钞票以外，还大量使用银元和铜币。比如鲁迅写的一点小事里面，他抓了一大把给车夫的就是铜币。山西盛产煤矿和铜矿，但当时煤并不值钱，但铜如果作为矿卖，也不值钱。阎锡山左思右想，最终决定通过铸造铜元来扩充财政收入，来搞兵工厂。这其实是一个好办法，铸造铜币和发行钞票有一定的不同。阎锡山当时本身使用晋票，不能在外省流通，你发行越多的纸币，其实就是在搞垮本省经济，捞一点钱也是暂时的，长久以往是死路一条，更别说学生还虎视眈眈，恨不得再砸一次政府。而发行铜币则可以流通全国，增加的铜币对于山西省来说也许很多，在全国来看也就没什么了。于是，阎锡山用了 7 年的时间，以区区 10 万元投资，铸造了 6800 枚铜元，获得了 360 元的利润（一说 1200 万元），这笔钱可不是小数字。除了通过铜元捞钱，阎锡山甚至把钱投入金融期货领域搞投资，据说这样也赚了 200 ， 300 万。要知道，阎锡山的胆子可真大，当时期货极为动荡，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投资商跳楼自杀，估计他也是被逼急了！晋绥军的炮兵阵地，这是百灵庙战役 ************************************************************************************* 抗战显威风阎锡山为什么投入如此之大也要建立炮兵，其实原因并不复杂！这些炮兵让本来战斗力虚弱的晋绥军脱胎换骨！在中原大战期间，晋绥军杀入山东，和原属西北军，先听命于蒋介石的韩复榘军大战。韩复榘有 6 万之众，战斗力在西北军中属于相当厉害的。没想到，在实战中，仅有迫击炮的韩复榘部队根本抵抗不住晋绥军炮兵的猛攻。韩复榘的主力部队从 6 万被打成 3 万多人，一度支持不住，韩向蒋介石表示要率部放弃山东省，在蒋介石的严厉劝阻下才勉强留住。但山东的中央军因为缺少炮兵，也不是阎锡山炮兵的对手，德州，济南先后被晋绥军占领，韩复榘和中央军几乎崩溃。直到中央军在青岛全面登陆，这才避免了全面的失败。不过， 1930 年以后，阎锡山就没有再制造什么火炮！这主要是晋绥军在中原大战溃败，兵力锐减到 10 万左右，现在的 9 个团炮兵已经足够，再增加似乎没有必要，只需要大量生产炮弹即可。所以晋绥军在抗战爆发前，共有 9 个炮兵团，其中 1 个团装备晋造 18 年式 88 毫米野炮（仿苏罗通式 88 毫米野炮）， 1 个团装备从日本购买来的原装 41 式山炮以外，其余 7 个团全部装备晋造 13 式 75 山炮。当时每个团是 36 门，每个连 4 门！每团人数一千余，马三百余匹，枪三百余支。抗战很快爆发，作为华北堡垒的山西省自然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目标。阎锡山虽然知道日本不可能放过他，却也不想彻底把本钱拿出来拼掉，所以一开始没有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没想到，大同战役中，只有轻武器晋绥军和日军一接触就溃败，晋北大同地区很快沦陷。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要求帮助，一面开始调兵遣将。在随后平型关战役中，国军其他派系部队开始和晋绥军并肩作战，一举造成第五师团近万人的减员，但最后因为侧翼被攻破，被迫放弃了平型关。平型关战役中，阎锡山仍然藏私，对于炮兵的使用限于营连规模。到了日军攻破雁门关和平型关，直接杀入阎锡山的核心地盘忻定盆地，再退就是太原了。阎锡山见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只得破釜沉舟，在忻口会战中使用了晋绥军全部炮兵部队，共 9 个团， 200 多门山炮和野炮。对于此战炮兵的作战，有专门的描写，摘录如下！由于第五师团在忻口会战中连遭重创，伤亡很大却没有进展，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没有办法，一再向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求援。寺内此时已经抽调 2 个旅团加入战场，现在手上实在无兵可用。无奈之下，他只得调动在河北后方驻守的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第 2 联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是地方卫戍部队，本来是不应该到前线作战的。此次到了这种地步，也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日军以第 2 联队为基干，增补了大量坦克，工兵，骑兵，组成了近万人的一个萱岛支队，火速增援到忻口一线。这是日军第三次增援了，这三次增援规模都在 1 万人以上。萱岛支队在 10 月 24 日投入忻口战场，但仍然进展非常缓慢。整整 10 多天内，日军在忻口以蜗牛速度前进，还付出了巨大伤亡。鉴于如此的困境，日军恼羞成怒，居然开始使用大量毒气弹，并且发射大量燃烧弹，但也没有什么战果。也许有有些朋友奇怪，为什么日军进攻如此不顺利，主要还是国军防御顽强，地形适合防守，另外就是国军的火力是日军进入山西以来最强大的。这主要是国军炮兵和空军的功劳！晋绥军是国内军阀部队中仅有的一支比较强大的炮兵部队。本来晋绥军炮兵和张作霖的奉军炮兵，中央军炮兵并称全国三强。但 918 以后，张学良丢弃了可以制造火炮的奉天兵工厂，奉军炮兵由此一蹶不振。晋绥军就成为全国军阀部队中仅剩的一支比较强大的炮兵部队。此次忻口战役是决定晋绥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阎锡山破釜沉舟的将 9 个团全部运到忻口前线，并且命令太原兵工厂将库存的 8 万发炮弹全部拿出来使用，每天都用火车运送弹药到前线。由此，忻口前线国军火力大大改善，炮兵的轰击也是日军伤亡 3 万多人的重要原因。晋绥军炮兵第 21 团首先赶到前线，刚刚把火炮进入炮位，日军就开始了进攻忻口，也就产生了抗战以来，北方战场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 21 团官兵回忆，因为日军炮兵进入山西以后，基本没有遭受过国军火炮的射击，所以日本炮兵从上倒下非常骄狂。我们炮兵观察员通过望远镜看到，日军 24 门野炮就在云中河北岸露天放置，没有做任何隐蔽，甚至连日军炮兵军官的肩章和军刀都看得一清二楚。 21 团官兵非常气愤，在得到上级允许以后，立即开炮射击。日军离得比较远，而晋绥军的 41 式山炮的射程仅有 6 公里，在接近 6 公里的时候射击精度不高，实际并没有给日军造成什么大的损失。日军野炮随即还击，双方炮战一天，晋绥军炮兵损失大于日军。到了晚上，晋绥军炮兵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将火炮向前推进几公里，然后在第二天抵近射击。此举也就是将火炮推到了第一线，这对于炮兵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不但会遭到日机轰炸，还有可能遭到日军步兵攻击。可惜此时官兵杀敌心切，顾不上自己安全。他们连夜将火炮前移 2 公里，第二天天刚亮，晋绥军 21 团等几个团上百门大炮抢先开炮。晋绥军炮弹雨点一样砸向日军炮兵阵地，不但完全压制了日军炮兵，还真把日军轰傻了！日军野战炮兵遭遇这种规模炮击后，立即乱成一团，炮兵四散奔逃躲避，后方牵马的辎重兵一再试图冲上阵地将大炮往后拖，都被晋绥军炮弹拦截，一次次被轰走，就是上不来。经过一天轰击，到了第三天日军被迫将炮兵全部撤到后方，不敢在放在第一线。第三天开始只有不到开始一半的日军火炮开炮，这样导致一线日军火力大减，当时国军步兵反攻受到的阻力也大大减小。防御如此，进攻呢？以掩护国军反攻南怀化阵地为例，晋绥军炮兵前后调用上百门火炮轰击。每天天一亮就从太原通过火车运来大量炮弹，打到傍晚就全打光了。当时炮兵们冒着日军飞机扫射和日军火炮还击，从早到晚拼命射击。由于战斗紧张，射击强度大，炮兵们一般全身都是大汗，此时已经是山西的深秋，天气非常寒冷需要穿棉衣，但晋绥军炮兵一般脱掉棉衣，甚至赤裸上身操作。打到激烈时候，连伙夫，马夫都帮着搬炮弹，擦炮弹。 10 月 14 日下午，日军汽车 20 多辆开入南怀化前线。由于不知道晋绥军炮兵的威力，前面七辆汽车一路冲入日军一线阵地阵地，被晋绥军一顿轰击， 4 辆卡车被炸毁， 2 辆起火燃烧，仅剩 1 辆逃走。而当时和晋绥军并肩作战的中央军第 2 师直属炮兵营的 12 门日本原装 41 式山炮，一次齐射就击毁日军阵地上的 3 辆坦克，击伤数辆。 10 月 18 日日军出动主力强攻南怀化外的 204 高地，双方步兵激烈争夺，一天易手 13 次之多。期间中，中日炮兵都给予一线部队炮火支援，由于很多时候中日两军进展肉搏，国军一旦伤亡殆尽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呼叫炮兵向他们的阵地轰击。晋绥军炮兵含泪射击，一顿火炮将不到千米的山头全部覆盖，上面上百中日军官兵全部被炸死。这是比编造出来的所谓向我开炮的王成剧本，更为真实的历史。这种打法，晋绥军炮兵损失也不轻。晋绥军火炮数量不少，却都是射程仅有 6 公里的山炮，只在日军中不过是联队一级的火炮，也就是大队装备的 92 步兵炮以上一级的火力支援火炮。而日军在旅团和师团一级还装备大量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 75 野炮和 150 毫米榴弹炮。火炮好坏，第一就是射程远，第二要打得准，第三才是射速快。射程有差距，后面两个再好也无法扭转。因此晋绥军和中央军的往往被日军的重炮压制住。以日军旅团装备的 38 式和 90 式 75 毫米野炮来说，它的射程高达 14 公里，超过 41 式山炮一倍有余，对晋绥军炮兵有着很大的威胁。而日军的师团配备的 150 毫米重炮，不但射程远，威力也巨大，压制晋绥军 75 毫米山炮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除了火炮以外，日本空军也非常讨厌。由于知道国军火炮厉害，日本空军首要攻击目标已经改为晋绥军炮兵。当时国军空军只有有限的制空权，日军飞机则肆无忌惮，可以反复的俯冲轰炸扫射，晋绥军炮兵是无力还击的，只能转移阵地。同时，它们还屡次使用侦察机观察晋绥军炮位，修正己方火炮射击精度，这些都是晋绥军炮兵不能比拟的。炮战几天以后，日军炮兵在白天逐步占据了上风，他们用远射程野炮压制晋绥军火炮，同时使用空军大力轰炸。晋绥军炮兵和中央军炮兵白天一旦开火，立即遭受日军炮兵还击，更讨厌的是日军飞机的轰炸，一度遭受很大伤亡。以晋绥军炮兵 26 团第三营为例，他们全营 360 多名炮兵伤亡 230 多人， 12 门山炮被击毁 9 门，营长陕文光也受伤了。这样打下去太吃亏，由此晋绥军炮兵开始被迫转变作战方法。一方面他们修筑坚固的防空防炮工事，一方面他们停止在白天的炮击，转为夜晚炮击。晋绥军炮兵白天不开炮，而是精确测量敌人所在位置！到了晚上 200 多门火炮则根据白天的测量数据猛烈开火，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破坏日军阵地。这样一来，日军无法有效还击，晋绥军炮兵就安全多了，同时也可以杀伤不少日军，尤其可以配合部队夜袭作战。这 23 天时间内，晋绥军炮兵一共发射了 4 万多发炮弹，平均每天发射 2000 多发。这恐怕是 1943 年之前，国军最大规模的炮击水平了。一般认为，日军在前线中损失的 3 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晋绥军炮兵的功劳。此战如果没有晋绥军 200 门大炮，日军伤亡仍然是有限的。日军自己也有大量的41式山炮，它能够适应各种复杂地形！各派系的法宝 918 期间东北沦陷，奉天兵工厂被日寇占领，仿造 41 式山炮也就无从谈起。其实就算日军不占领奉天，该兵工厂也不过是来料组装，只要和日军开战也就无法生产这种山炮。而抗战爆发以后，由于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的仿造 41 式山炮的炮管全部靠从日本进口，此时自然就断了来源，也就无法生产了。加上太原会战，阎锡山没有及时撤退兵工厂，导致相当一部分机器设备被日寇缴获，所以自产火炮也就无从谈起了。 41 式山炮由于很适合实战，被大量用于国军各派系中。中央军也有一定的装备，诸如南口战役的汤恩伯主力师，就装备 2 门 41 式山炮。甚至八路军也有不少 41 式山炮！八路军有一个炮兵团，在 1938 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一共配有山炮 12 门，其中绝大部分是晋造 13 式山炮！不过，之前都是游击战，没有攻坚战，迫击炮足可以完成任务，山炮部队很难发挥作用，真正的大战就是在百团大战。我党的资料中详细的表述了山炮的作用，摘录如下：　炮兵团受领任务后，立即展开了紧张有序的战前准备工作。 3 营营长张福臣率领 9 连的干部同新 10 旅侦察分队一道，进入敌占区现地侦察了作战路段的敌情、地势、涵洞、桥梁、车站、碉堡、通讯设施等。与此同时，炮兵团参战连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战斗动员，指战员们抓紧时间认真检查了火炮、弹药和装具等，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　　新 10 旅旅长范子侠根据本部担负的破袭任务，决定战役发起后，首先摧毁正太路上的桑掌桥。该桥位于阳泉以西，长达 300 米，是正太路上最长的石桥。敌人在桥东筑有坚固据点守备。为了确保首战胜利，炮兵团 3 营 9 连长赵大满带领 1 名观察员和 2 名侦察员连夜赶到桑掌桥侦察地形、敌情。并经过反复做工作，争取了的当地维持会长，从而获得了该据点敌人兵力、装备和碉堡的详细情报。　　 8 月 20 日晚，部队以隐蔽迅速的动作到达桑掌桥后按预定部署立即展开。范旅长亲自带领赵连长选择炮兵阵地。最开始把阵地选在河滩上，因天太黑，看不清敌人碉堡，判定不出炮目距离，山炮无法装定表尺瞄准。他们继续向敌人据点摸索前进，一直摸到了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外边，当即决定把发射阵地选在铁丝网外距离敌人不到百米的一块豆角地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炮手们将火炮拆开肩扛着部件步行 400 余米，迅速占领了阵地。此时，日寇亦有所察觉，用机枪向我阵地疯狂扫射。范子侠旅长立即发出步炮协同攻击命令，山炮第一次发射，就打哑了敌堡里的机枪。接着三发，发发命中敌堡。范旅长高喊着 “ 炮兵打中了，冲啊！ ” 步兵以迅猛果敢的动作冲进敌人据点，很快，数十名敌人被我干净利落的彻底消灭了。战斗结束后，被俘日军士兵由衷地感叹我军炮兵抵进射击的勇气和技术，说 “ 八路军的大炮上了刺刀！ ” 。攻克据点的同时，工兵彻底炸毁了桑掌桥，我军首战告捷！　次日，右翼纵队乘胜西指，攻打距离桑掌桥 7.5 公里的坡头车站。该据点四周有石围墙，由敌人一个中队守备。范旅长决心兵分三路，合击敌人车站据点，并规定以炮兵开炮为攻击信号。炮兵 9 连冒着大雨涉水渡河，于午后赶到破头车站。赵大满连长决定在车站对面一个有围墙的果树园里设置阵地，距敌约 400 米。　　黄昏时分，赵连长考虑到天黑后火炮瞄准困难，会影响射击效果，便主动建议步兵营长和教导员，抓紧时机发起攻击。并说： “ 我保证炮弹击中车站，你们带部队冲上去，一定能把车站拿下来 ” 。征得步兵指挥员的同意后，赵连长下令开始射击。第一发炮弹落在票房后院里，修正方向距离后，第二发准确命中站房。又连续 4 发，均命中目标。敌人在我猛烈炮击下，顿时乱作一团，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我步兵按照预先规定的信号，在炮声、枪声、手榴弹声中三路合击，很快全歼守敌，占领了车站，取得了第二仗的胜利。 8 月 23 日，新 10 旅继续进攻坡头车站以西位于山边的狼峪车站。在车站上方半山腰处有一座高达七、八米的大碉堡，有两层射击孔，居高临下瞰制着车站。范旅长和赵连长经过现地勘察，决定把炮阵地设在敌堡西边 1200 米处。敌人龟缩在车站和碉堡里悄无声息，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名堂。为了探清虚实，引敌出洞，足智多谋的范旅长心生一计。他命令部队隐蔽待命，看他的旗号行动。自己换上一身鬼子的军服，拿着面太阳旗，沉着地向敌据点走去，一边走一边晃动旗帜。守敌发现范旅长的动作时，还以为是救兵到了。纷纷从碉堡中出来窥视，有的拿着旗帜朝范旅长走过来，有的站在碉堡外面等候。双方越走越近，就在敌人快要察觉事态不对时，范旅长果断挥旗下令发起进攻。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我各种武器一起开火。炮 9 连以准确猛烈的射击摧毁了碉堡，车站票房也中弹起火。步兵部队以猛虎扑羊的气势迅速攻入车站，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我炮兵发紧密配合右翼纵队，三战皆胜，阳泉至寿阳段的敌人据点相继被我攻克，扫清了破路的障碍。接着部队、民工昼夜奋战，把这段长 30 多公里的铁路、沿线桥梁、车站等破坏殆尽。我炮兵发紧密配合右翼纵队，三战皆胜，阳泉至寿阳段的敌人据点相继被我攻克，扫清了破路的障碍。接着部队、民工昼夜奋战，把这段长 30 多公里的铁路、沿线桥梁、车站等破坏殆尽。　　与此同时，配属中央纵队的总部炮兵团教导营第 1 连，在团长武亭和营长姜彩斌的率领下，经过长距离行军到达平定以西地区。战役发起后，他们首先配合第 386 旅第 772 团作战，攻打平定县西南的敌重要据点冶西村。 22 日晨 7 时， 772 团以两个连进行强袭，因敌工事坚固、加之地形于我不利，激战终日未能奏效，于黄昏撤出战斗。 25 日 16 时， 772 团第 1 营再次强袭，两门山炮向敌碉堡、工事发射 27 发炮弹，大部命中，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近战，歼敌 30 余名，仅 10 余敌狼狈向平定方向逃去。至此，除段延、芦家庄外，寿阳以西，榆次以东之正太路，已完全为我控制。　　紧接着，炮 1 连又跟随 385 旅陈锡联旅长攻打落摩寺。陈旅长亲自带领连队进至落摩寺敌人据点北面近处，这时步兵还没有到达。遂隐蔽在一块距离敌人大约 200 米的玉米地里。炮连只有 4 支自卫步枪，陈旅长认为时机难得，不顾自身安危当即命令炮兵射击敌碉堡，首发命中，又连射两发，碉堡被轰跨。步兵听到炮声后立即加快行军速度， 15 分钟后到达战场投入战斗，很快拔除了这个据点，歼敌 30 余名，缴获架退式山炮一门。　　至 9 月 10 日，历时 20 天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总部炮兵团 9 连和教导营 1 连先后 5 次配合步兵作战，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步兵部队首长多次表扬： “ 这次有你们炮兵配合作战，对提高步兵的战斗情绪和完成作战任务都起了积极作用。 ” 并赠送炮兵若干慰问品以示表彰和关怀。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双方也普遍使用 41 式山炮，而且都在生产山炮的 75 毫米炮弹。但此时41式山炮早已过时，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射程太近，仅有6公里。而日本推出新式的94式山炮射程高达8公里多，而抗战之前国军引进先进的博福斯山炮射程高达10公里。当时全世界，已经没有射程如此小的山炮了。只是因为国军和解放军的炮兵水平都很低，这才让41式山炮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甚至到了朝鲜战争，解放军仍在使用这种山炮，因为它很适合朝鲜这种山地地形，甚至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整个朝鲜战争中，解放军损失晋造 13 式山炮 17 门，日制 41 式山炮 57 门，损失就这么多，由此可见装备了多少门 41 式山炮。早第五次战役结束时，解放军还装备着日制 41 式山炮 140 门。当时这些火炮都已经志超使用了 10 年以上，长则 20 年之久。 ******************************************************************************* 胡乱的攻击其实很多五毛攻击国民政府，理由是阎锡山和张作霖都可以批量生产火炮，但国民政府生产的不多，这完全属于胡扯淡。第一，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张作霖也好，阎锡山也罢，为了生产这种山炮都投入巨大的财力和时间。光是阎锡山，从 1920 年开始筹备，直到 1924 年才开始正式仿造 41 式山炮，大规模生产则是 1927 年以后的事情了，前后花费了 7 年之久。这七年内，山西省内部是完全和平的，根本没有内战。张作霖也是这样，在奉天兵工厂成立的 10 多年内，东北境内基本和平。而国民政府之前并没有自己的兵工厂，而在中原大战胜利之前，也仅仅控制上海，金陵，汉阳，巩县兵工厂而已，当时已经是 1930 年，从此时开始到 1937 年 1 月之间，满打满算不过 7 年时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停止过，上海兵工厂所在地上海被日军攻占，金陵兵工厂所在地南京这个首都也被日军威胁，被迫迁都，兵工厂还能好好运作吗！政府财政也是严重赤字，哪有阎锡山，张作霖这样的巨额投入！第二，国民政府接手的后略加调整， 1931 年汉阳兵工厂每月生产山炮 2 门，上海兵工厂每月山炮 6 门，其余兵工厂不能生产山炮，这样全年为 96 门，也强于奉天兵工厂的年产 26 门产量了，至于阎锡山的炮厂已经停产了。而之后几年，因为国军尚且无法满足轻武器的生产，所有主要力量均放在轻武器方面，到了抗战前已经有长足的进步。这个无数论文都写了，不多说了。至于重武器，尤其是大中口径火炮，造价高，投资大，造出来一些过时的火炮，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抗战前大体保持着之前的规模，没有继续扩大。同时通过外购买了一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其实国府在 1936 年新投资在湖南株洲建立大规模的炮厂，只是建立一般抗战就爆发，无功而返。由此，国府着重扩大比较容易生产，一线急需，投资又不大的迫击炮。两家主要兵工厂的迫击炮年产量从 800 增加到 1800 门，产量提高了一倍多。第三，至于所谓自产的火炮，无论国民政府，张作霖，阎锡山其实都不能自产，全部是来料加工，关键部位需要进口，制造钢材的特种钢也需要进口。阎锡山太原兵工厂需要的锰铬等合金钢无法自产，全部靠进口。1936年太原兵工厂通过自己的育才炼钢厂自产的碳素钢修复了几门损害的山炮。没想到忻口战役中，这几门火炮刚发射一个基数炮管就变形，炮报废了！至于生产设备也全部是高价从国外进口！其实生产火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购买国外火炮，到自己组装，就经过了近 40 年时间，从组装到自产又有 10 多年时间。生产中大口径火炮必须建立在一个国家重工业基础上，所需要的钢材，加工机械，加工技术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无法一蹴而就。阎锡山和张作霖两个军阀有这么好的条件，花费 10 多年也没有搞定，你能期待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短短几年就搞定了？这岂不是痴人说梦！第四，抗战之前，张作霖的兵工厂已经垮了，无法生产火炮。阎锡山在抗战后，炮管等零件进口路线中止，也完全停止了生产。而国民政府还生产了少量火炮，但因为投资大，见效慢，性价比太差，干脆放弃转为迫击炮的生产。这样一年生产 30,40 门火炮，相比日军每年光是大口径重炮就可以生产 800 门的能力，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关注迫击炮显然是完全正确的，最终抗战期间生产累计生产了 1 万 2000 多门迫击炮和 550 万发炮弹。这些一线支援型武器，在后来战斗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道理很简单，稍微动脑子就可以理解，只是有些人是不能动脑子，有些人是不愿意动脑子！ **************************************************************************** 国军太关注枪了，对弹关注不够。又受到金融的影响，等转过来想生产弹的时候，已经 “鞭长莫及” 了呵呵; 29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甲午时期清军的武器和进攻精神结合的强大威力: gordon 2016-4-24 19:28; 注：本文主要是为了阐述大清的武器和进攻精神结合的强大威力。中国和欧洲的差别在于 “ 欧洲反思，我们不反思，反而认为是光荣 ”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差别事实上，欧洲军队1914年时将拥有、而1905年时还得不到武器、只有简易飞机，那在世界大战头几个月里开始接替骑兵承担侦察任务。日军在日俄战争中，使用的就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武器。当然，俄军的装备要比日军好，已经使用法国授权的速射炮。 *********************************************************************************** 亨利·柏格森 —— 你要看毛时代，罗素的书，这是必须知道的一个人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一位颇有影响的参谋官E．A．奥尔瑟姆少将写了一篇评论，其中概括了欧洲人的反应：　　　　"有些人从在南非的经验推断，冲锋、或者至少是端着刺刀的冲锋已经过时，成了垃圾战法……(然而)满洲(中国东北)之战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刺刀根本不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仅靠火力并非总能足以将斗志坚决、纪律严明的敌人逐出阵地……冲锋甚至比此前取得火力控制更重要。这是战斗的高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E．A．Altham，The Principles of War Historically Illustrated(London，1914)，295．" 　　人们广泛认为，日俄战争的真正教益在于，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士气，而且不仅是军队的士气，还有作为军队士气之源的整个国家的士气。这是个西欧工业国家军方领导人正开始感到严重怀疑的问题。德国上校威廉·巴尔克在其大部头的战术学教科书中告诫：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倾向于加强自我保护本能，减弱自我牺牲精神……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趋于损害人的神经系统，过去时代的那种狂热、那种宗教热情和民族热情不见了，最终人类自身的体力也会部分地萎缩……(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士兵投入战斗，使他们保持足够的精神勇气，以阻止个人过早的精神和心理衰颓。William Balck，Tactics，4th ed．(Fort Leavenworth，Kans．，1911)，194．" 　　在德军内部，出现了一种呼声，反对施里芬时代的谨慎战术和侧翼包抄战略。领头的是雄辩而又有权势的冯·贝尔恩哈迪，他将那些说成是“宣告战争艺术破产”。他坚持认为，施里芬注重物质因素，依赖数量优势，结果未能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能够比其他部队更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部队将证明无可匹敌；或者，领导的勇敢、大胆和天才在战争中至关重要”。Bernhardi，On War Today，2：158，179．　　　　德国军队里批评施里芬的人始终是很少数，即使他们嗓音显著。然而在法军内部，自从1911年霞飞将军担任参谋总长后，反对呼声确实变得非常有力。霞飞的从军生涯大部分在法国殖民军里度过，而殖民军自视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精英集团，自认为更多的是通过个人主动性和性格力而非武力实现其征服。殖民军官们鄙视法国本土军队，认为后者懒散颓唐、低效无能，同时(在德雷福斯事件后)被严重地政治化了；而且，这在他们看来的确是整个法国的典型特征。Douglas Porch，The March to the Marne(Cambridge，1981)，161－168．他们相信，要在同宿敌冲突(这从1911年往后被广泛认为必不可免)的前夕重振法国军队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起码要来一场精神革新运动。为此，在霞飞看来，必须“将一种清晰无误的战争信条灌输给军队，做到人皆知之，人皆信之”，那就是进攻信条。　　　　南非战争结束以后，霞飞写道，　　　　"一整系列谬论……开始损坏显现在我们战争学说中的哪怕如此微弱的进攻精神。它们有害于军队的精神状态，有害于军队对其首领和条令的信心……只对单单一场战争中的事态做了仅仅局部的研究，却已使得我国军队的知识精英相信火器的改进和射击的威力如此加强了防守力量，以致对它的进攻已失去全部价值……〔满洲 (中国东北)战争结东后〕我们年轻的知识精英们终于抛弃了这一扰乱军界的歪理邪说，回到了关于战争一般状况的较为健康的观念。Joseph Joffre，The Memoirs of Marshal Joffre(London，1932)，1：26－29．" 　　“较为健康的观念”就是对“进攻精神”的强调。霞飞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它确实有“一种多少是非理性的性质”；这种性质尤其见于作战部部长德·格朗梅松在其1911年2月两次著名讲演中做的说明。他并未质疑1904年《步兵条令》的正确性，虽然该条令强调散兵阵列至关重要。的确，这些条令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迟至1914年4月还被再度颁布。然而， “形成一种征战心态”，德·格朗梅松写道，“比就战术问题吹毛求疵重要” ，而他为自己树立的目标就是去形成这种心态。“在战斗中，一个人必须总是能够去无情地做那些本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冒着炮火冲锋……以我们现在的心态，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想象……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和训练他人去这么做，满怀激情地去培养一切带有进攻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矫枉过正，或许即便如此也还不够。”　　　　两年以后，德·格朗梅松起草了1913年10月《主要阵列操作条令》，其中有句名言：“法国陆军回归传统，不承认除进攻以外的任何法则。”Carrias，Pensè militiare，296；Henri Contamine，La revanche 1871～1914(Paris，1957)，167．　　　　这一信条适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它对军界精英很有吸引力，他们同阿尔当·杜·皮克一样，认为这种精神只有在一支献身于本职的职业军队的框架内才能够培育出来。他们的看法由作家厄内斯特·普西夏里得到了表达，其小说《武器的召唤》(L'appel aux armes)鼓吹需要建立一支“自豪和凶猛的军队”，大战爆发前夕在公众中非常走红。Raoul Girardet，La société militai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Paris，1953)，305．然而，这一信条对左翼激进分子同样大有吸引力，他们一直声称军事士气实质上是个民众爱国情感问题，不需要经过几年服兵役才能造就。以更广泛的形式，这一信条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极为流行的巴黎大学系列演讲中得到了回响，它们以“生命冲动”这一更优美的字眼将尼采的“创造性意志”概念传播给广大听众。　　　　如同福煦，德·格朗梅松一直受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冷嘲热讽，然而，就算他有些高卢人的豪勇，人们却发觉同时期的英国和德国著作家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最敏感、最聪明、也最有影响的英国职业军人之一——以非常相像的逻辑来论辩，说“布洛克先生1904年以前就绝无生灵能够逾越的火力地带写的一切废话，预告的只是灾难。战争胜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后膛枪对针发枪的胜利，也不是在铁丝网和火力带掩护的战壕里一字排开的部队对暴露于开阔地带的部队的胜利，而是意志坚强者对意志薄弱者的胜利…… 一个国家最好的防御，在于拥有一支以进攻观念来组建、训练和激励的军队 ”。Ian Hamilton，Compulsory Service，2nd edition(London，1911)，121．颁布于1909年的英国陆军《战场行为条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决战的成功并非由物质或环境原因预先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人意志力支配下的人的素质的发挥。”引自T．H．E．Travers，“The Offensive and the Problem of Innovation in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1870～191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3，no．3(July 1978)。　　　　关于所有这一切的生命代价，1914年以前军人们心里一清二楚。巴尔克写道：“如果部队已经习惯于将伤亡轻微……当作指挥优良的表征，那么它就总是令人生疑。作为通则，伟大的胜利势必伴有重大伤亡。”Balk，Tactics，109．莫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胜利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那些必须被奉献出来、为其余人创造机会的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一支军队的真正力量从根本上说在于每个官兵、或者它的任何构成单位承受打击(它必要时甚至严重到濒临被消灭)的能力……如果部队被训练成只是按其显示出来的吝惜生命的技能来评判指挥官，那还能有什么希望具备足够的承受力？”Maude，Evolution of Infantry Tactics，x．　　　　因此，欧洲各国及其军队是怀着将有巨大伤亡的预计在1914年投入战争的。它们的年轻人被灌输的思想不仅是为国而战，而且是为国捐躯。战争头一两年里，在各交战国社会，“牺牲”、特别是“最大牺牲”观念充斥着文学作品、讲演、布道和新闻媒体。后一代人看来那么可怕的阵亡名单并不被当时人视为军事上无能的表现，而是被当作衡量一国战争决心和它是否配得上强国地位的一个尺度。　　　　三　　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时，欧美历史学家一直倾向集中于西线战场，我们在此将仿效他们的这种做法。在东线，俄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损失很快就高达几十万人，但这些损失主要是疾病、被俘和开小差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布洛克预料，在未来的战争中双方军队都将使对方在穿越一个国际“死亡地带”时瘫痪，然而讽刺性的是，他的这项预计最少契合世界上他最熟悉的地区。在东欧，战争从未陷进阵地战的泥沼，直到战争结束仍然是运动战。　　　　冯· 施里芬将军的希望和意图，在于西欧的情形也将如此。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施里芬计划是将1870年往后盛行于德国军中的战术信条延伸为战略，这信条就是避免发动正面攻击，通过包围战达到目的，即使如此作战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兵员。所以，德军穿过比利时和法国大致未遭抵抗，而且在遇到抵抗时，它们用炮火压制并设法进行设法侧翼包抄。以此，德军的确非常廉价地占领了大片领土，但是从长远看施里芬的批评者仍是对的。他的战略未能决战决胜。　　　　不过，在法国却是进攻战鼓吹者(相当于在德国的施里芬反对者)掌握军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最高统帅部实行了著名的“十七号计划”。该计划的根本思想很有道理，那就是法国人应当占取战略主动权，而不是消极等待德军攻击。它的确毕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使霞飞得以如此迅速地从起初的惨败中恢复过来，重新部署其兵力，赢得所谓马恩河战役。法军1914年时的毛病更多地在于作战效率不高，而非崇尚进攻。官僚机构的紊乱阻止了出自日俄战争的教益得到应用。没有为重炮的供应做任何预备，这意味着德国火炮总是比法国火炮射得远。缺乏关于炮兵与步兵之间密切配合的军事信条，也没有认真进行任何野战技能训练，不管在条令中可能做了什么规定。因此，战争爆发时，法军各级指挥官都是本能地做出反应，而不是按照任何系统的训练计划。有如一位指挥官所言：“在经受战火的真正考验以前，我们正与敌人面对面这一想法将太多的军官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那是任何经历过此等时刻的人都很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还能保持头脑冷静，那就非常罕见了。这远为更多地是个性情问题，而非军事信条问题。”Contamine，Revanche，249．　　　　结果，在1914年8月开始时投入战役的150万法国部队中，经过六星期战斗伤亡人数便达38.5万人，或者说每四个人就有一人伤亡。其中，死亡者达11万人。Ibid．，276．　　　　这些伤亡大多不是在按照精心策划攻击事先设防的阵地时遭受的，而是发生于两军行进时的遭遇战，在其中法国步兵被困于开阔地带，遭到炮火的毁灭性打击。 1914年西线第二场大仗，即11月里德军和英军皆遭惨重伤亡的伊普雷战役也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双方都试图在所谓奔向大海的赛跑中包抄对方。直到这场战役之后，德军才开始在其赢得的阵地修筑工事，将他们仓促挖成的地表战壕转变为一种精细的工事体系，用铁丝网予以加强，并且首次防御性地大量使用机关枪。　　　　这些防御之坚固，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整个1915年总是战果甚微的一场场进攻得到了检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进攻从未成功。相反，他们往往赢了。但是，由此在德军防线前沿建立起来的桥头堡无法够久地予以坚守，或者无法够快地得到增援，从而挡不住德国人为夺回所失阵地发动的迅速反扑。通常，协约国部队会被伤亡惨重地逐回原来的阵地。惟一的良策似乎是在一段足够宽阔的战线上发动攻击，以建立能够经得起反攻的阵地；为此，进攻的掩护炮火需要如此猛烈，以致将摧毁防御者的任何抵抗能力。1914年的教训已被牢记在心：没有大规模的炮火支援，就不要将步兵投入攻击。　　　　1915年初，在被问到是否认为英国人民能够容忍突破德军防线所需的惨重伤亡时，道格拉斯·黑格将军以草率的乐观答道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损失；“(他)认为，一旦我们得到大量炮弹补给……我们就能立即在几处轻而易举地突破德军防线”。Robert Blake，ed．，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Douglas Haig，1914～1919(London，1952)，84.然而几个月后，经过1915年5月英军在费斯蒂贝尔的攻击失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方前线的防御阵地修筑得那么仔细，那么坚固，同机关枪的互援又那么全面，以致要摧毁它们就必须用重炮进行长时间系统和细致的轰炸……然后才能派步兵上前攻击。”Ibid．，93．是年秋天，在为减轻其俄国盟友承受的压力而发动的攻势中，霞飞试图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为支持步兵，大约发射了500万发炮弹，其中100万发由重炮发射。虽然那次攻势仍然被挡住，但英军取得了够多的局部成功，足以鼓励盟军相信“如果有点突袭性，而且具备足够的火炮、弹药和其他器械，加上训练有素的部队，就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J．E．Edmonds and G．C．Wyrme，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5(London，1927)，2：399．。　　　　1916年春天，德国人自己为怎么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树立了一个模式。他们在凡尔登发动了一场有限攻势，其前奏是一番如此猛烈、以致真正粉碎了一切抵抗的轰炸。然而，德军战地指挥官们没有像德国最高统帅部意图的那样转攻为守，让法国人在反攻中拼垮他们自己，而是继续进攻，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凡尔登战役变成了一场噩梦，对法国人和德国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德军冒着如此猛烈的炮火进攻的方式(那用英国官方史的话说，“人不是在和人拼搏，而是在和铁与火较量”。 )被英国人当作楷模，用于规划他们自己的第一场巨大攻势 ——1916年夏天的索姆河战役。Ibid．，357．在军需大臣劳合·乔治干劲十足的指挥下，英国工业的全部可得劳动力都被用于按照战役所需规模生产大炮和弹药。到6月底，沿着18英里长的战线已集结了1437门大炮。在长达一周的轰炸中发射了150万枚以上炮弹。James E．Edmonds，Military Operations France and Belgium 1916(London，1932)，1：486．进攻部队的司令官亨利·罗林森爵士将军向下属指挥官们保证：“轰炸结束时，其覆盖范围内将寸草不留，步兵只需走过去便可占领阵地。”Ibid．，289．于是，7月1日步兵走过去了，不是作为攻击兵力，而是庞大的搬运队——每人都背负70磅装备，预料即使碰上最坏情况，也不过是不得不清除很少数被炸得晕头转向的幸存者。　　　　结果是战争史上头等悲惨的一段日子。英军的炮火没有触及德军挖掘的地下掩体，它们深藏于索姆河畔的白垩高地。德国步兵虽然经历了令人胆战心寒的轰炸，但仍能够及时冒出来，架起机枪将一波波朝前推进的英国步兵撂倒在地。德军炮火在英军阵列内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毁伤，以致统帅部几天后才搞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何等规模的灾难。在 12万参加进攻的兵员中，伤亡者接近半数，2万人丧命。Ibid．，483．　　　　进攻一直持续到11月为止，至此英法参战部队已损失近50万人。然而到那时，战斗目的已经改变。它不再是夺取阵地，而是迫使对方应战，并且将其部队消耗殆尽，而这正是德国人自己在凡尔登发动进攻时的初衷。黑格在答复伦敦方面的紧急询问时写道：“ 再有六个星期，敌人就将陷于人员短缺的困境 ……通过不断进攻对德军持续施加压力，最终将导致其彻底崩溃。”Blake，Private Papers，157．简言之，战术上的僵持被利用来服务于消耗战略，而这战略不仅使军队的、也使整个国家的人力和士气经受考验。对于那些在支配了20世纪头十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承受巨大牺牲的意愿仍然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适者生存标准，而且也正是这种意愿，使得欧洲最先进、工业和教育最发达的各国继续精疲力竭地打了两年。　　　　到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都已改变了战术。英国人完善了与普卢默和默纳什的部队相关的、细致的围困战技能，并且尝试了装甲兵器和近距空中支援。德国人利用了新型的堑壕战武器——轻机枪、手榴弹和毒气，从而使其步兵具备了一种灵活性，得以突破由行动笨拙的弱敌把守的防线。　　注：基本上，还是日俄战争攻陷旅顺的办法。把对方的军队作为目标。; 24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日本组织的优秀: gordon 2016-4-15 02:36; 即使英国陆军相当满意于他们在波尔战争中学得的教训，随即爆发的日俄战争（1904～1905）証明了英国陆军的经验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更进一步来说，虽然日本与俄国的战争发生在遥远的东方，但是在战争的规模与形式上，更接近于即将可能发生在欧陆上的战斗。在南非所发生的战争每次应用到的部队都少于一个满编的步兵师，而在中国东北上日俄双方所动用的兵力可是远多于整个波尔人人口的两倍；此外波尔人的指挥官几乎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至于日俄双方的领导人们，无论是从最高指挥部直到步兵排排长、炮兵班班长，可都是受过完整的军、士官养成训练。撇开人员因素不谈，在满洲发生的战争双方所使用的炮兵武器没有太大不同，日军的标准野炮是经过精心减重设计以利于野战运动的Arisaka75毫米速射炮 ──高效率的炮架缓冲设计可以吸收绝大部分的后座力，因此仅需要两名士兵在射击后将火炮推回原位即可维持每分钟六到七发的射速。相对地俄军所使用的是 M1900Putilov76.2毫米口径速射炮──在复进系统设计上有极大缺的武器，以至于任何的炮手都无法在使用这种武器时同时兼顾到射速与准确性。不过虽然PutilovM1900有着这样的缺点，它却可以在瞬间有着喷出极大火力的能力──PutilovM1900可在六秒中发射20发炮弹。相较于Arisaka75毫米速射炮，PutilovM1900还有射程上的优势。PutilovM1900在发射HE弹时的最大射程是6,400公尺、发射榴散弹时最大射程为5,600公尺；相对而言Arisaka75毫米速射炮HE弹的最大射程为5,500公尺、榴散弹仅有4,500公尺。 PutilovM1900还有另外一项优势就是比较重的弹重──有7公斤重，整整比它的日本对手多出2公斤。不过这样的优点却被俄军后勤补给的缺失所抵销 ──俄军几乎只有提供炮手们高爆弹。不过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的战场观察家甚至连日军本身都承认PutilovM1900的性能是远远超过 Arisaka75毫米速射炮的。不过历史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拥有较佳武器的一方并不能保证在战场上的胜利，再怎么优良的武器都无法抵销掉战术上的拙劣。虽然在整个战场上俄军炮兵都有着性能与数量上的优势，甚至在每场战斗中俄军的火炮数量也都多于日军，但是日军还是能藉着战术上的灵活性，在每一个决胜点上集结压倒性的炮兵火力摧毁俄军。日军得以在战术上集中火力有很大必需归因于日军是进攻的一方，可以自由选择战斗的时间与地点。而日军发现战斗机会的能力则必须归功于他们的准则。不管是来自于日本武士的传统或是新近从他们德国导师那里习来的，1904～1905年的日本官兵非常强调在战斗中主动作出决心与自我牺牲的精神。综合了这些因素，日军迅速地将他们的炮连集中起来运用。日军迅速地将每个步兵师中的六个炮连（每连六炮，共36门火炮）集中起来一体运用，而在重点突破方向上的步兵师会进一步得到总预备队的炮兵增援（日军总预备队中共有两个炮兵旅，每个炮兵旅有18个炮连），以获得更大的火力优势。而在战术运用上，日军预备队的炮兵旅甚至常常将其所有的18个炮连同时拿来攻击单一的俄军炮连。日军大量集中火力的意愿相当程度根植于之前的准则。如其他当时一流陆军一般，日军火力运用的核心观念来自于普法战争的经验；而实际上让日军得以集中这样庞大火力的原因，是相较于他们冥顽不灵的对手，日军在组织文化上有着更高的弹性。更清楚地说在那个时代中的日本军官的独断独行与强烈的个人企图，让大规模的火力集中成为可能──这样的人格特质也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军官的重要特征。在那个没有无线电、甚至还没有有线电话的时代，要组职大量的火力并且详细律订整个火力支援计划细节是不可能的。高司单位能做的最多不过是指定一个目标区，同时说明希望达成的火力支援效果，而所有的执行细节都必须由炮兵营、炮连的指挥官自己见机行事。在这种作战条件下，炮兵营与炮连的指挥官都仅能在清楚上级意图后，自己想办法在几乎没有任何横向协调的情况下发挥个人创意，去想办法与邻近单位联系并且完成目标。这种「无声的火力协调」默契，甚至可以让散布在不同地区的大量日军炮连集中他们的火力在某一个点上，有时阵地相距甚远的两个以上炮连甚至可以将一个小小的俄军阵地至于交叉火网之下──在以榴散弹为主的年代，不同方向的榴散弹交叉火网可以对躲在掩体中的步兵产生恐怖的效果。相对而言，俄军很少可以同时使用一个炮连以上的火力。俄军会这样运用火力有许多的原因：首先俄军的炮连比较大（每连八门火炮），可以投射的火力远多于他们的对手；其次俄军并不像日军一样受到德国准则影响，在俄军的观念中将火炮控制在预备队里以备不时之需，远较将所有火炮集中在一个决胜点上来得重要得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俄军指挥官严重缺乏如他们日本同行一样的主动积极精神，以至于横向的组织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上来说，相对于他们的亚洲对手，当时的俄国炮兵连已经每连配备有一具野战电话，而炮兵旅的指挥官也可同时对最多六个炮连下达命令，但是有电话可以下命令的俄军，还是无法在战术上达到没有电话的日军所可达到的层级。面对这种窘境，俄军的解决之道是干脆把每个炮连中的火炮数目大幅增加，到了战争快结束时，俄军的炮连中甚至有30到60门火炮──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俄军无法让这一大堆火炮同时射击。在双方优势消长之下，日军指挥官在整个战争期间几乎都可以享受到火力上的优势。虽然俄军炮兵一直都可以造成日军可观的损失，也常常可以阻止日军步兵的攻击，但是俄军炮兵完全无法证明他们可以做到日本同业可以完成的任务。这并不是说日军可以有效地压制俄军炮兵，事实上大部分的俄军炮兵阵地都是由日本步兵所摧毁，而非像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炮兵火力将法军炮兵撕成碎片。这样的结果并非意指日军炮兵能力的低落，而是由于在日俄战争中双方的炮兵愈来愈强调将阵地设在隐蔽的地方利用曲射火力，而非数十年前普鲁士军与法军都将炮阵地设在直接而明显处，互相利用直射火力射击。俄军很快地发现他们的炮兵无法再开阔地上存活，即便是将炮兵置于野战工事中，日本炮兵也可轻易地消灭俄国炮兵，因此迅速地将他们的火炮隐藏在山谷与反斜面中。面对俄军不再出现在明显处，日军在很快地发现要找出俄军炮兵阵地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在搞清楚自己困境之后，日军也很快地放弃了执行反炮兵任务的打算而专心地支援步兵攻击 ──因为在当时俄军的炮兵准则中，压制敌人炮兵是最重要的工作，而射击敌人步兵只是次要任务。因此只要日本炮兵可以吸引愈多的俄军炮火，日本步兵就可以在愈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执行攻击。不过当俄军火炮忙于压至日军火炮时并不表示日本步兵就没事了，事实上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步兵常常必须通过开阔地面对躲在坚固工事中的俄军，而偶尔俄军炮火不再对准日本炮兵阵地的时候，令人害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了。面对着来自各地武装冲突的报告，欧洲各国陆军的决策者有机会可以自由地决定「速射炮」这种武器所带来的影响。但事实上各国的决策者并没有真正地重视从满洲传回来的报告，而是带上有色眼镜，用各国自己的立场来解读在东方发生的事情。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战略地位塑造了各国不同的用兵思想，而来自远方的战争经验则让各国进一步地从原本的观点上修改既有的炮兵准则，这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陆军强权──法国与德国──身上特别明显。在速射炮出现之前，法国与德国两军的炮兵准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普法战争法国大败之后，法军几乎照抄了他们对手的炮兵准则── 法军从最基本的从德军身上学会了「试射」与「效力射」的分别，直到集中多个炮连的指挥方法，到「先进行炮兵决斗，再进行步兵火力支援」的作战步骤。如果硬要找出两军间炮兵准则的不同，就是德军炮兵比法军炮兵更有意愿把火炮推到战线前缘，在敌人步枪火力所及范围下提供直接火力支援。法军开始接收他们名震天下的75毫米速射炮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他们原本比较退缩的准则修正为鼓励炮兵采取更具有侵略性的姿态。在高射速与钢铁防盾的保护下，法国陆军的理论家设计出了四炮炮连的战术──炮连在防盾保护下推进至距离敌军防线1,000公尺左右的距离，直接支援步兵营级、团级、旅级单位战斗。这种战术有个响亮的名字──「飙风」（Rafales）──强调炮手必须能够在敌军躲入掩体前，用最短时间内将三发以上的炮弹投射在敌人头上。法军相信这样的飙风式袭击，可以让敌军丧失抵抗意志，而无法抵挡法军步兵最强调的「密集刺刀冲锋」。速射炮不会每次发射就跳离原位的特性让速射炮成为一种非常好的直射武器，也让炮手在每次射击之后得以微调水平与高低方位，使曲射的准确性更高。这些优点法军在1897年的实验中就发现了，不过一直要等到日俄战争的经验引入，法军才将原本强调将炮兵推上前线的准则修改为尽量占领隐蔽阵地。1910年的法军准则中就清楚地指出，炮兵直接射击支援只是种「例外战法」，炮兵应该尽量利用曲射，在精密计算下摧毁敌人。法军与德军炮兵最大的差异在炮连的组成──法军是每连四炮、德军是六炮。法军的四炮炮连比较容易选择阵地、比较容易隐藏，但也相对比较脆弱，只要一门炮退出战斗就会对整个炮连的战斗效能产生严重影响。相对地德军炮连需要比法军大50%的阵地，也因此要找到够大的隐避阵地更为困难。不过由于德军炮连比法军对手多了一半的火炮，持续战斗的能力也更为坚强。每个陆军的准则也同时反映出了该国军官养成教育的差异。法国军官几乎都是法兰西军工学院──法国一所结合了MIT与西点军校两者优点的名校－－的毕业生，而他们的德国同行则多半出身军官预备学校或是体育学院。德军军官对数学不见得在行，但是他们的法国同业可是相当地悠游于数字之中；但相对来说，德军军官可以说是「先成为战术专家」才成为「技术专家」。因此德法两国准则中最大的差异来自于两国军官如何看待他们所指挥的部队。在对自己部队的牺牲决心与主动精神感到自傲的情况下，法军军官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在战场上提供分析架构与指引以避免混乱」的人；相对来说德军军官则把战场上的混乱视为必然发生的情形并且乐在其中，德军军官唯一担心的事情只有「部下在战场上不愿主动去解决问题」。这种深层的歧异反映在不同的指挥哲学上。虽然法军口口声声说他们的部队多么具有主动精神，法军准则中仅给予了炮兵指挥官非常小的权限。在法军理论中炮兵存在的目的只是支援步兵作战，因此炮兵指挥官必须接受步兵指挥官的控制。相对来说，德军给炮兵指挥官更大的自由，在德军中炮兵与步兵间是合作的关系，而非从属。在1910年法军准则中包括了两种炮兵火力控制的方法：第一种是「高层联系」（High-levelConnection），也就是将一个炮连、炮营、炮兵团置于步兵连、步兵营、步兵团、步兵旅的作战管制下，以遂行特定战斗任务；另一种方式是「低层联系」，也就是步兵指挥官直接对配属的炮兵指挥官下令，此时炮兵指挥官只是步兵指挥官的幕僚，提供各种所需的建议与资讯，而无论官阶步兵指挥官必定优位于炮兵指挥官。法军在一次大战前更进一步地拆解了他们的炮兵单位，好让每一个小单位专精于某种特殊的作战任务。例如设置了专门的步兵火力支援炮兵连，以便充分满足步兵指挥官对于火力的需求；设置了专门的反炮战连，除了接受反炮战训练外完全不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炮兵训练。甚至在这样的工作划分下，不仅连炮兵团中各炮连都做了详细的任务划分，甚至在作战时都要求紧密地占领阵地，以便单一的指挥官可以就近指挥各种不同专精的炮兵连进行各式不同的炮兵作战。德军没有这样极端的作法，他们仍然紧守着拿破仑战争以来的传统，把作战视为一门艺术，他们认为限制一个指挥官在战场上调整组织与部署兵力的自由，是作战时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德军的看法中，在长距离战斗阶段──这通常指步兵接战前的阶段──炮兵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压制敌人炮兵；而当步兵开始接战后，炮兵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协助排除一切阻挡在德军步兵面前的障碍。而目标的优先级与任务的选择不是依照距离，而是完全依据当下战况发展的综合状况来决定。在德军的用兵哲学中最重要的还是简单一句：「形成重点（Schwerpunkt）」──在决胜点上累积足够的重量，以便在决定性的时空获得决定性的成果。当战斗进行时，步兵师长会形成决心、决定师作战的「重点」；当指挥官重点决心下达后，师炮兵指挥官──炮兵旅旅长──就必须根据师长的决心，集中最大的火力，以最有效达成决心的方式，安排火力支援计画，以协助师长达成其决心，获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师炮兵旅的「重点」系依据师长的「重点」而产生。「如果师长的决心与重点方向已经下达」一位退休的德军将军在1910年写道「炮兵必须想办法在该重点上洒下足以摧枯拉朽的火力」。基于这些原因，德军在两个不同兵种间协调合作的方法是法军炮兵准则中所谓的「视讯联系法」。师炮兵指挥官必须综观整个战场，对于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战况做出一定的判断，最后下定个人的决心来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安排各个炮连的射击计划，以影响整个战局到个人期望的方向上去。同样地，不仅仅是师炮兵指挥官，甚至连团、营、连，甚至一门炮的炮长都必须对整体的战术企图有充分的了解，以便能主动积极地根据全般意图发挥个人影响力。不过在一次大战前法军与德军炮兵准则中都同意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炮兵间的决斗对于整场战斗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早在1890年代，法国与德国的军事理论家们就同意两个势均力敌、同样处于掩蔽阵地中的炮兵部队间的决斗，除了造成周遭严重的损坏之外，并不存在着任何决定性的结果。而在1905年之前，两国都在实际的演习中发现，利用野战炮兵企图去歼灭敌对的野战炮兵，除了浪费大量弹药之外，并无法真正地消灭敌人的炮兵。这样的观点同时记载在1910年德法两国的炮兵准则中。在这样新的理论中，虽然两国的军事理论家都承认炮兵的反炮兵射击并无法「摧毁」敌人的炮兵，但采取攻势的一方仍应进行反炮兵战斗，以干扰敌人炮兵从而降低我己方攻击部队的损失。持续地在敌人炮兵阵地上空洒下榴散弹弹雨虽不见得能够破坏敌军火炮、杀伤敌人炮手，但却可以严重地干扰敌方炮兵射击作业──弹药搬运、移动炮位、下达射击指令、观测等等。如果军官、马匹或炮车驾驶人员因此而受伤、阵亡，可达到更大的效果。一切的反炮兵战斗，目的都是在己方步兵可以展开战斗前，尽可能地降低敌人炮兵的战斗效能。描述这种概念所使用的术语并不相同，在法国这种反炮兵战斗称之为「中和」（Neutralization），甚至当时更激进的理论家宣称应该完全放弃「反炮兵」这样的概念，而用「干扰射击」或「妨碍射击」这样的名词。德军军语中则没有如法军将名词特殊化，而是以单纯的「炮兵战斗」与「压倒性火力」来描述。从法国军事理论家的观点来看，干扰敌军炮兵应该由多个接受过专门训练从事反炮兵射击的炮连，以持续不断的火力来达成。德军倾向于弹性地运用手中可用的诸般炮兵火力，而非运用特业部队；德军认为反炮兵射击是与其他炮兵任务同时执行的，而在某时刻需要多少火力进行反炮兵射击、多少火力担任其他射击任务，则全看当时的战况发展决定。就如同反映在准则与炮兵组织中一样，德法两国在指挥管制哲学上的差异同样反映在两国高层炮兵单位组织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法军有两种野战炮兵团编装，第一种编装为步兵军属炮兵团，每团4营共48门火炮；第二种为步兵师属炮兵团，每团3营共36门火炮。在两种炮兵团中炮兵营的编制相同，皆有3个炮连、每连4门75毫米速射炮。两者间的差异在于任务控制的方式，师炮兵团属于前述的「低层联系」，完全听令于师长命令进行战斗；军炮兵团则是作为军长的炮兵预备队，并在战斗中常常会由一到二个陆军总预备队重野战榴炮连加强。同样地德军也在军属炮兵与师属炮兵间有差异，1914年的德军步兵师炮兵旅拥有3个77毫米速射炮营与一个105榴弹炮营，至于军属炮兵营则是由4个 150重野战榴炮连构成。相较于法军军长将军炮兵控制在手上当做预备队，德军军长多半直接将军属炮兵营配属给重点步兵师，由该重点步兵师炮兵旅统一管制运用。德军将军属炮兵直接交到步兵师手中的目的，是考量在重点作战方面直接由重点步兵师依据师长意图制定火力支援计划，最能够满足重点方向作战需求。而从法军的设计来看，由于军长与师长手中都有足够的火力，确保了双方都可以有足够的工具来影响战斗的发展。从文件上来看，这样的安排并不影响法军军长将军内所有火力掌握在手中的权力。根据十九世纪以来的传统，当时是由步兵军负责战斗中野战炮兵作战，因此在军设有一位炮兵旅旅长，虽然随着时间的演进，野战炮兵战斗的权责已经渐渐地移转到步兵师手中，但是军炮兵旅旅长仍然是步兵军中所有野战炮兵名义上的指挥官，也是惟一有权限可以同时指挥一个以上炮兵团作战的人。总归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法军与德军在野战炮兵组织上相当程度反映了传统与新思维间的差异。德军采取了保守的作法，缓慢地从普法战争经验中一步一步改进，而法军则采取了激进的作法，在当时法军科技的优势下采取各种新观念、新想法，以试图同时在军事科技与组织、战法上同时达到极限。在此同时，德军愿意去进行榴弹炮实验，并尝试着将他们的重炮兵机动化，而法军则相信他们的75速射炮是天下无敌的，而拒绝对他们其他的炮兵部队进行创新的实验。这样差异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德法两军依照不同的战略战术想定，在炮兵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就如同克劳塞维茨与约米尼之间的差异一样，而两国在基本观念上的差异透过了准则与组织，决定了两军炮兵部队最后在战场上的表现。 ******************************************************************************** 中国之所以采用日本和德国的做法，恰恰是因为其装备落后，而且数学不好。中国去哪儿找那么多类似法国高工、高师的人呢主动精神，不僵化。基本准则，基层指挥官的主动精神注：高工类似哈军工，高师类似北师大 ******************************************************************************** 中国的军制，可不是学苏军的，而是日军和德军的。用的是国民政府的条令，国民政府的条令是照抄日军的条令。黄埔是三三制，苏军和英军它们一样，都是四四、五五 ******************************************************************************** 改开后的两次军事革命的间隔太短，所以社会影响力不大。一次是提倡机械化，废除“大步兵” ；技术上是引进德国的坦克。另一次就是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使得中国提倡 “机械化” 的意义都削弱了。注：要在两个方面实现革命，机械化、信息化同时要展开。 ******************************************************************************** 美国的突破不是凭空出现的法军和德军的比较就会发现，法国数理程度比较高，专业分工比较细。日军和德军都是靠人，专业分工没有那么细致，还秉承拿破仑时期的经验。正因为分工比较细，但是集中度不够，它的补救做法是加强基层，造成部队非常臃肿，庞大。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军事学术革命比较突出的是法国，名人非常多：福煦、贝当、霞飞。注：中国是因为中国比较落后，还是固守拿破仑时期的传统。 ******************************************************************************** 虽然随着时间的演进，野战炮兵战斗的权责已经渐渐地移转到步兵师手中，但是军炮兵旅旅长仍然是步兵军中所有野战炮兵名义上的指挥官它多了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就跟现在国企里办公室画组织结构图一样，必须有这个岗。呵呵象微软，微软就不这么做。最适合工作的人数是 N -1 , 就是你报吧，完成这个工作需要N 个人。我至少减一个。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社会比德国富裕，法国汽车都很普及了，而且法国做奢侈品的嘛希特勒修高速公路，都到二战了。并且是 “先有路，后有车” 注：中国社会现在家用轿车普及了吗？没有嘛所以，一大群 “骑自行车” 的反对，一笑而过。一大群 “骑自行车” 反对 “开汽车的” ，你怎么弄。它觉得穿个红背心，解放鞋，背着一个工兵锹好，你怎么弄。你说，“哎，就是不错”。呵呵 ******************************************************************************** “法—俄—美” 这种办法啊，它是先分工，分工完以后，各个模块之间需要通信。它是重新组织的，和拿破仑时代是不同的。分工没有分出来之前，不一定有日德军队好。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vs 德军，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但这套系统发展出来，就好牛逼了。参考阅读：通信和控制 —— 革命军队与传统军队的主要差别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8666; 27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阵地战 —— 斯巴达克斯: gordon 2016-4-14 07:33; 前71年，斯巴达克斯欲通过布林底西港前往希腊，罗马元老院分别从西班牙和色雷斯将庞培与路库鲁斯的军队调来增援克拉苏。这时克拉苏从背后挖掘一道两端通海的大壕沟，企图切断起义军后路；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也搞过一回。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是怎么回事呢？注：因为一战没办法迂回，不象日俄战争一样能迂回。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和财力，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能力建设 “碉笼” 公路或者铁路。日本当时也没有这样的财力。所以，“鲸吞” 就输掉了。杨靖宇在东北就不行。 *************************************************************************************** 　随着旧岁逝去，主要参战国之间在西线形成了陆、海战场的僵持局面。德国船队龟缩在防备森严的海港内，英国海军部欲诱其出港，却束手无策。战壕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续到海边，运动战已毫无可能。海军将领们完全信仰封锁策略；而陆军将领们则寄希望于消耗战，甚至更迫切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世界战争史上，修建这么一条延绵不断的战壕，可谓绝无仅有。350多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由数百万大军严密防守，有数千门大炮予以支持，从瑞士前线延伸至北海。在10月与11月当这些防线尚薄弱之际，德国的军队试图突破。他们损失惨重。法国与英国的总指挥部还得到命令，必须用铁刺网与战壕架设机枪严守阵地。　　鉴于现代火力的威力，40余年来正面进攻的方式已被放弃。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使用相当大兵力于某一翼进行广阔迂回的战术。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同样采用此种战术。在辽阳，黑木将军的部队从俄军左翼发起攻击；在穆克丹，乃木将军的部队专门从阿瑟港调出，攻击俄军右翼。正面进攻如果得不到侧翼迂回的配合，肯定代价高昂且有失败的可能。然而此刻，在法国与佛兰德，在战史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两翼迂回的战局。迂回运动这一最古老的战术已不可能实行。中立地区与大海阻挡了战线的进一步延伸，各路大军近在咫尺，虎视眈眈，却一筹莫展。　　在这种形势下，法军最高指挥部协同英军再次求助于无望的正面进攻战术，尽管它已被以往的痛苦教训所丢弃。同时，自日俄战争以后，现代兵器的火力已成倍增强，而且与日俱增。再者，由于使用了铁刺网，为摧毁它，炮轰的时间就需要延长，有效地防止了突袭的机会。在那段时期，法国战场上根本不可能进攻得手；战线中央无法突破，又无两翼可供迂回。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兵法已无能为力；将领们及其参谋部除了正面进攻已经无计可施，而正面进攻却是他们的经验与训练所无法接受的。他们除了打消耗战别无良策。; 1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热度 1 gordon 2016-4-8 05:39; 维特当年的看法，就是把北满割走算了，因为北满地广人稀。南满，没有考虑南满、旅大地区。旅大地区，这是沙皇的主意。结果，日俄战争，又把它撵走了，撵到了北满。 ************************************************************************************* 然后，斯托雷平修铁路，就修到国境线内了。日俄战争使得它觉得北满也不安全，毕竟铁路是用来运输的，时不时有土匪出没，时断时续的，运输效率不高。这才造成了中东铁路价值下降。后来就卖给日本了。 ************************************************************************************* 再后来就是送人情，当然外交很重要的一方面最主要的也是对它没啥用了。能够提供安全的边界更好; 26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为中国留下了巨大遗产: 热度 1 gordon 2014-6-3 05:59; 本来维特的目的是占据地广人稀的北满，就结束了。然后，俄罗斯人不知道为什么发 “人来疯” ，非得跑到旅大地区。很可能是受到马汉《海权论》的影响，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德国的威廉二世也是一样，而且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还共同鼓吹“黄祸论”。这俩牛人，爱死他了。他针对英国，英国也不留手，让日本人教训了他一顿。日俄战争以后，虽然维特极力反对，但俄罗斯开始修筑阿穆尔铁路，害怕中东铁路被日本人夺取。这样中东铁路的地位就下降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崩溃，就永远的把中东铁路留在了中国。日本只有一段，就是长春到大连那一段。1905年日俄《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交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 1908年，斯托雷平在坚持修筑阿穆尔铁路时，对杜马的一段话似乎是留给后来者的遗嘱：“我们的鹰，拜占庭的遗产，是一个双头鹰。当然，单头鹰也是有力的和强大的，但是，如果你们将我们俄国鹰砍去面向东方的一个头，是不会把它变成单头鹰的，而只能使它流血而亡……” 斯托雷平要不修阿穆尔铁路啊，估计悬，不好说，阿穆尔铁路一修，中东铁路的地位就下降了。可以见当时俄罗斯国力的强盛。这个是事实，日俄战争后还有钱修铁路，还和德国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说实话，和俄罗斯不是一个档次的，日俄战争军队的装备可以看出来。注：其实当时修阿穆尔铁路根本没有必要，反而徒增财政压力，有钱了慢慢修，当时它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日本人底子干了。 ×××××××××××××××××××××××××××××××××××××××××××××××××××××××××××××××× 北满比南满还麻烦，南满人口多，所以说是运气。它要不走错棋啊，北满根本就拿不回来。; 2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仰望星空: gordon 2014-6-2 07:11; 如果对历史细节有一点了解的话，就会发现 “谨慎、自制是一种美德”。实际上本来俄国人的目的是占据北满，修一条从赤塔到海参崴的铁路。但由于日清战争，大清崩溃太快，形成势力真空，所以，各种不靠谱的建议和立场就出炉了。那时候，《海权论》可能比较火，德国、俄国都想在中国寻求港口。占领旅顺以后，你也要用铁路线和俄国本土连起来啊，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就是这样来的。尼古拉二世那个人呢，是各种不靠谱。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有一拼。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并且他们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都是表兄弟。然后德国占领了胶州湾、俄罗斯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 43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恢复: 热度 3 gordon 2014-4-15 17:27; 日本终于以拨款1亿，内债4亿和外债14亿的巨大代价取得日俄战争胜利，部分驱逐沙俄势力夺取中国东北南部。战后沙俄坚决拒绝割地赔款（实际上割让了部分土地，但是坚决拒绝赔款），日本经济的包袱可想而知。此后日本人即使自认有军事优势，也不能不对进攻俄（苏）采取谨慎态度。日俄战争时日本平时年度财政预算1亿日元左右，日俄战争军费19亿，显然一己之力无法支撑。沙俄在战后谈判中一毛不拔就是看准了日本没有继续打下去的能力。然后日本经济状况持续低迷，一直到一战爆发，1915年以后协约国军火订单蜂拥而来后才得以好转。麻烦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摆脱了沉重的枷锁。其实日本和中国都是苦孩子，财政能力相当，负债虽然日本是中国的两倍，但是日本是金本位的工业国。 “一战”一结束，钢铁价格暴跌，在风雨中飘摇的汉冶萍也经不起风浪，钢铁生产在1925年全部结束。（日本也遭遇了经济危机） 1925年的一个政治事件就是省港大罢工。 1925年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国民政府成立。从此拉开了中国、日本在东亚争霸的历史。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南方各省逐渐脱离北洋政府。1918年7月，云南和两广人士退出国会，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1925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请，北上商讨国事，不料肝炎复发病逝北京。为了统一全国，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筹组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正式成立，采取委员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并设置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兼任主席，并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作国民革命军，计划北伐。说的那么高大上，其实就是经济危机，北洋政府倒台。注：北洋政府可是合法政府啊，这个要明白。清帝逊位，北洋政府接的。在革命的语言中，都是批驳北洋政府的，并不说明北洋政府不是合法政府。 ××××××××××××××××××××××××××××××××××××××××××××××××××××××××××××××× 其实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925年开始讲起，当代中国就是在和日本的竞争中形成的。脱开日本很难讲中国史中国的财政能力是赔款赔出来的，这也是我偶然发现的，清政府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财政能力，呵呵无意中具备了和日本一决雌雄的条件。日本早年也没有这么大的财政能力，日本是中国的白银赔款，进入金本位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来的。狗屁财政能力，就是收税啦。你就理解为收税就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庚款不用赔了，其实就是财政转变成教育费用了。; 1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从日俄战争看十月革命的正义性: 热度 1 gordon 2014-2-27 06:32; 说起俄罗斯，很多人直观上都有一种野蛮、粗鲁、不文明的形象。但事实恰恰相反，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从日俄战争中的指挥看，非常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日俄战争中不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是非常 nice 的，当然对波罗的海舰队评价不高，觉得指挥者是宠臣。前文讲绝对主义的时候说过这个事，东欧的绝对主义是有一个西欧的上层建筑和一个俄罗斯的物质基础，它是因为西欧的军事压力而形成的。西欧的绝对主义是因为城市的崛起，而东欧的绝对主义是应西欧的军事压力而形成的，在上层建筑上和西欧保持一致。这就是东欧国家失败宿命的缘由。在日俄战争中，其实俄罗斯军队的装备好，指挥中规中距，教科书式的指挥。日本却是奋力一搏，把自己逼到极限。从日俄战争的教训，还有甲午战争中国自身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英国的海军不靠谱，还是日本海军更接地气一些。其实英国海军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更好的火控，射程更好的大炮来应对，这就是“无畏级战列舰”的出炉。象俄罗斯这种 “ 两层皮式 ” 的政治结构早晚会出事儿。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舰载火炮射程与射速的原因，当时各海军强国各类战列舰流行混装两种口径主炮的方式，较小口径（6-10英寸）主炮 —— 速射炮 —— 可以弥补大口径（11-13英寸）主炮火力不足。 20世纪初随着火炮技术的进步，舰载火炮的射速、射程和精度都大幅的提高。采用两种口径主炮射击时因弹道、射速不同，弹着点观测、火力控制都不能统一，使主炮射速和命中率都受到影响。这种弊病在1905年的对马海峡海战表现的尤其明显。 19世纪末随着大口径舰炮技术的进展，大口径舰炮在提高射程、射速的同时精度、威力都增加了，火炮瞄准技术的进步可有效提高火炮命中率。 1903年意大利、美国、英国的海军舰船设计师已经提出了统一主炮的战列舰。主张取消较小口径的主炮，增加大口径主炮数量，大口径火炮可以在较小口径火炮射程以外开火，通过集中控制火炮齐射对目标区域的火力“覆盖”达到提高命中率的目的。随着火力控制从概念转为实用，上述主张也成为可能。 1904年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爵士（John Fisher）出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牵头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提出一个新型战列舰的设计方案：统一型号的10门12英寸口径主炮，可以长时间内保持21节航速运行的蒸汽轮机组。这个设计方案就是无畏号战列舰。 “无畏”级战列舰上区别于以往战列舰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采用统一口径的10门305毫米主炮了。在“无畏”级建造服役之前，流行的主炮布置方式是在舰体首尾各布置一座双联280毫米或305毫米主炮。在“无畏”级处于设计阶段的前后数年间，各国新建的战列舰火炮布置方式上流行混装两种口径主炮或两种同口径而不同身管的主炮，例如英国的“纳尔逊爵士”级，4门305毫米45倍口径主炮+10门234毫米50倍口径第2主炮（建造初期曾计划混装2种不同口径的12门305毫米主炮，因日俄战争的爆发及教训和后来“无畏”号的建造优先而折中布置），美国战列舰上通常4门305毫米主炮+8门203毫米第2主炮，日本由英国设计建造的混装不同身管的305毫米主炮和305毫米+254毫米混装方案，以及法国、意大利、俄国等海军强国的战列舰上诸多不同口径第1第2主炮混装的布置方式，这种布置方式的具体做法是将第1主炮炮塔各布置在舰体首尾，而将其余的第2主炮炮塔（或炮组，有些采用无炮塔的炮廓形式）布置在舰体两舷（美国战列舰一度在首尾主炮塔之上布置第2主炮塔，结果在实际运用中发现很不成功，后期也采用两舷布置模式），这些战列舰的设计工作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或战争中完成方案定型的，在此之前没有经过战争的检验。; 2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朝鲜战争、日俄战争 —— 为了“成人”而告别: 热度 5 gordon 2013-6-27 15:35; 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是从技术方面解说朝鲜战争的非常好的著作。我以前看过徐焰的《第一次较量》，还有其它人的书，例如《黎原回忆录》等。但从技术角度来解说的极少，这是比较少见的一本。从技术角度来阐述问题，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如果他的书属实的话，那他在朝鲜战争中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不过他的名字却不那么响亮。最妙的就是对付集团坦克群冲击的方法，就是工兵在山坡上挖石洞装炸药，劈山炸坦克群。这些智慧不是学校的理工科可以教出来的，需要时间的沉淀，而吴瑞林年轻时曾经当过泥瓦匠。估计老共是在抗日战争，制造掷弹筒的时候，知道了靠学校教的理工科搞工业是不行的。因为工业建设涉及到特殊性问题，现代的做法就是缩小范围然后搜索。建国初，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太宝贵了，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搞工业是很难的，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有高工职称的人在处理现场问题上还不如现场工程师（中级职称），也许俺遇到的都是奇葩，高工们解决不了现场问题，为此还打了一架，呵呵。多大点事，找个现场工程师就解决了呗。但现场工程师虽然有经验，但没有高级证，工资待遇上不去。老共有嘲笑知识分子的坏习惯，倒不是没有缘由的，事实如此。现场施工的 “特殊性” 问题不是研究 “一般性” 的学院派能解决的。就是把 George Polya 派过去，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注：“ 劈山炸坦克群 ”，是解放战争中，东野和入缅远征军的战斗中摸索出来的打坦克的方法。 ×××××××××××××××××××××××××××××××××××××××××××××××××××××××××××× 日俄战争中乃木希典的参谋长伊地知幸介是一个不好的示范。伊地知幸介明治五年进入陆军幼年学校,明治八年陆军士官学校成立时, 他作为第二期生, 自然而然地入校。他在法国留学三年, 学习炮兵科。回国后不久, 因当时的陆军卿大山严要去巡游欧洲, 他又作为翻译随行。随行的任务结束后他留了下来, 到德国留学。这个时候, 日本为了培养参谋人员, 成立了陆军大学校, 因为以上原因, 伊地知没有上成陆军大学校。 “但是伊地知是从‘发源地’留学回来的。” 这里说“发源地”指的是德国。他与乃木希典的关系也是从德国留学时代开始的。乃木当时是少将, 为了参观学习来到欧洲。伊地知为他当翻译,到各国游历。伊地知在日清战争之后升为大佐, 成为驻英公使馆的武官, 因为他在外国生活的时间太长, 所以几乎没有在日本当队付和团队长的经历, 就这样晋升到了少将, 明治三十三年他当上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这是陆军官僚中一个罕见的幸运儿。伊地知长期在海外生活,首先学到的是外语。他学到的其它东西并不是作战研究、军队实务等, 而是所谓“军事”这个概念, 即有关近代军队和军事学的概念, 谁都不知道他对实际打仗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不管怎么样, 在开战的四年之前, 他已经当上了堪称日本作战计划中枢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 这件事充分地反映出当时日本国内的一种倾向。那是一个舶来品、海归者和留洋派的话具有极端权威的时代。野津道贯的参谋长上原勇作少将却是一个聪明的工兵军官，比起乃木的参谋长，擅长炮术的伊地知幸介，他更适合战场，他的坑道战思想最终成为时代的潮流，他在战后成为野津的女婿。上原是工兵出身，号称“日本工兵之父”，是继大山岩之后萨摩派的领袖。自山县，寺内死后，长州派逐渐没落。上原自己组织了个“上原派”，与长州的田中义一激烈对抗。田中的后继人宇垣一成推行陆军近代化，实行军缩。上原派激烈反对。这两个派别的对立成为后来皇道派与统制派争斗的根源。上原还是日本陆军大将中第一位从陆士毕业的（旧3期），也是所有非陆大毕业的旧军人中辈分最小的一位，从他以后，就再也没有非陆大毕业的大将了。陆士起初实行的是法国军事教育制度，从1875年到1889年共招收11期。从1890年开始实行德国教育制度（士官候补生），为了以示区别，之前的11期称为旧陆士。（新陆士毕业第一个晋升大将的是铃木庄六）注：说个小插曲，我第一次登白玉山那个塔，一口气登上塔顶，并且呼吸平稳，我身体条件还是不错的，嘿嘿。注意是第一次嗷，多几次都不算嗷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yNzc2ODQ=/v.swf 电影而已，不必当真。; 620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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