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7 17:17:11

《序篇：天国王朝》

故事的开头，仿佛一片田园诗般的乐土：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或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马提奥.利齐（Matteo Ricci），他的中文名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利玛窦。公元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Macerata），九岁时进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利玛窦前往远东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然后前往广东，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生活。

当年像他这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远不只利玛窦一个。据说，明末登陆中国的那些最早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感到非常惭愧甚至羞愧，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是如此富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远超他们的想象，基督教会形容的那个无所不有的“天国”，恐怕也不过如此。

传教士们马上遇到了难题，帝国官员们对外来宗教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孔孟释老的信仰根深蒂固。传教士开拓市场的通常技俩，比如他们在美洲、非洲以开展慈善事业和教授生产技术为先导的传教方式，在帝国很难行得通——传教士们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也许火炮和钟表仪器制造技术除外，但即使这些，在帝国政府看来也只不过是些微末的奇技淫巧。

于是，主的这些使徒们被迫做起了兼职，有的当上了钟表匠，试图通过制造修理自鸣钟的稀罕手艺，引起权贵们的垂青，从而侥幸打开传教之路；有的干上了军事工程师，专门为缺乏科技基础知识的帝国军队设计大炮，希望帝国政府能投桃报李。这些人数量很多，且延续时间相当长，迟至乾隆时期，还有老外毛遂自荐，说自己修得一手好钟，希望能得到录用，结果被皇帝嗤之以鼻——咱天朝钟表匠的技艺，早甩了你们两条街啦！

不过公平地说，这些甘为匠人的神父们，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明末清初的几乎所有大威力火炮，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指点下搞出来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后面将要重点提到的，很可能导致后金汗努尔哈赤死亡的那一炮。

也有少数教士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比其他人更深晓“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来中国传教前就掌握了许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数理化学问，因而除了照例会修钟表、造大炮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日月食万年历无一不晓，唬得只知子曰诗云的天朝高管们一愣一愣，从而厚积薄发一步登天，有的还混进高管行列，甚至做到了帝国科学院院长兼天文台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与鸦片战争后那些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同行们不同，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当时的传教士贡献多多。还以利玛窦为例，他不仅是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并介绍给西方的先行者，而且还帮助中国学者将《几何原本》等科学书籍译为中文——数学中“几何”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尽管他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自己夹带私货方便，因为在翻译《几何原本》等书的同时，利玛窦也抽空翻译了《圣经》和《天主实录》，同时也趁机发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其中不乏几位著名的政府官员。

再比如，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欧洲人都曾提到过东方有一个大国叫Cathay，我们一般将其翻译为“契丹”或“震旦”，但西方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直到利玛窦，才第一次确定了契丹原来是中国的别名：公元十世纪，契丹人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领土从中国北部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草原，因而契丹的名字被当时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直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人认为，利玛窦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即以他命名）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要知道，糊涂的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并将当地土著称为“印第安人（indios）”，即印度人。

与利玛窦一样，这些传教士基本都隶属于耶稣会（Societas Iesu）。这是一个成立于公元1534年的天主教修道会，建立的初衷是对抗当时日益壮大的基督教新教，因而十分强调纪律和服从，要求会士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其第一任会长、后来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甚至有句“名言”：“我相信白就是黑，只要教会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成员是信口雌黄夸夸其谈的骗子，事实上，罗耀拉与其他会士一样在世界各地跋涉，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传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圣人们也曾是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他们当年所忍受的痛苦，自己也同样能够忍受。

据说只要同意让他们在中国传教，耶稣会士们可以答应任何事情，凡事皆可变通处理，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触犯帝国几千年来的古老传统。比如刚到这里的时候，利玛窦想当然地穿上了“僧装”也就是和尚服，但很快他就发现与欧洲不同，僧侣的这套行头在中国并不受尊敬，于是便从善如流，开始蓄发留须，穿起儒士的服装。再比如，他们对向中国官员下跪磕头毫无心理压力，而且就像普通中国百姓那样，姿势极其自然谦恭，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老家，规矩其实是反过来的，公务员应首先向上帝的使者们致敬才对。

又比如，教士们很快发现了传统力量的强大，于是善解人意地允许主的中国信徒继续烧香磕头，照旧祭天、祭祖兼祭孔，为此利玛窦还独创了一套理论，宣称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主”其实是一码事儿，信徒们的祭拜是遵从习俗而无关信仰，只要其中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宗教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基督教义。这一原则被称为“利玛窦规则”，它一直被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做为潜规则而暗中遵守着。

直到康熙以后，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取代了耶稣会，这些愚蠢的新手们蔑视先辈积累的宝贵经验，自不量力地妄图改变“利玛窦规则”，想提前两百年就打倒“孔家店”。结果毫无悬念，他们被清朝皇帝们毫无悬念地赶回老家，更连累教会在中国全面受禁，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

可是突然之间，一群杀气腾腾的野蛮人破坏了天国的安宁，就像古老的诗歌里人们所吟诵的那样：“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

当年耶稣会传教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滔天巨变。对那段令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些人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四个世纪之后的我们翻开那些故纸，轰隆的铁蹄声和刺鼻的血腥味仍然扑面而来。其中，就包括一本名为《鞑靼战记》的小册子，它被认为是反映明清交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及最原始的记载之一，该书作者名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与AC米兰那位永远的队长同姓。

在他们的记载中，西方传教士将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入侵者称为“鞑靼人”——这个词，据考证来自于辽金时期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塔塔儿部，当时其他部族为了获得好处或不被欺负，往往冒称自己是塔塔儿人，欧洲人后来便用这个词来统称中国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

在《鞑靼战记》里，作者写道：“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于此同时，传教士也可能收到了明朝百姓的影响，因为明人将蒙古人称为鞑靼，或更进一步蔑称为“鞑子”，而不出意料地，这顶倒霉的帽子后来又戴到了他们同样蔑视的满洲人头上。

利玛窦的老乡兼同行马尔蒂尼，于明朝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到达中国。就在那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嘉靖帝系的龙兴之地——大明陪都之一的承天府也就是湖北钟祥，随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了农民军政权。这支大军继续向陕西挺进，一路势如破竹。

对明帝国祸不单行的是，同样在这一年，华北爆发大鼠疫，并很快扩散到西北，给明军的防御和农军的进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段时间有部片子《大明劫》，就是以此事为背景。那一年的八月初九，在位十八年的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经过一翻明争暗斗，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登基，他的叔父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实权。十月初三，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督师孙传庭与大明最后的精锐一起战死。在农民军与鞑靼人的内外夹攻下，谁都知道，明帝国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马尔蒂尼立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以表明自己与大明子民共同匡扶社稷的决心。他虽然也去过北京，但主要活动区域在江浙一代，因而亲身经历了江南那些惊心动魄的血与火时刻，后来甚至还参加了当地反清复明运动，对满清自然没什么太多好感。

公元1651年，卫匡国回到欧洲，在罗马教廷为传教士奉行的“利玛窦规则”辩护，同时开始用拉丁文撰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包括编年体史书《中国上古史》，地理学著作《中国新图志》，语言学工具书《汉语语法》，以及反映明清交替那段惨烈历史的《鞑靼战记》，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657年，卫匡国返回中国，与清廷和解并继续传教，四年后病逝于杭州，其墓地保存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卫匡国在内，大多数传教士既没有条件接触到明清双方的核心机密，也没有机会亲自对相关人物进行访谈，因而与今天北京的哥们嘴里喷出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红朝秘史类似，传教士们记下的好多内容，其实属于不加分辨的道听途说。正像在为同行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所写的序言里，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指出的那样：“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

比如《鞑靼战记》的作者卫匡国，在清军入关期间生活在南方，他关于中国北方的好多记载，尤其是有关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事迹的描述，应多归于此类。此外，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没有达到利玛窦的水平，而许多人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无法令我们恭维，加之年代久远，以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错误，造成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是一件叫人极其痛苦的事，有时候恐怕，看得头疼脑涨却不知所云的现代读者们，恨不得杀了作者的心都有。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资料有着种种缺陷而且并不一定精确，但它们毕竟是那个时代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就如同后面我们要提到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扬州十日记》等民间资料一样，处处浸透着草根阶层和小人物的血泪，要知道刀枪不长眼，它可不管你是黄皮肤的大明百姓亦或蓝眼睛的上帝使徒。

而且，有些记载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几名传教士留下的他们在张献忠农民军中的亲身经历，就无疑是研究那段历史的极为稀缺的一手资料。汤若望在明清两朝身居高位，甚至与满清最高统治者都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记录的高层秘密其价值无法估量。对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豪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该书“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

再者说，我们自己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虽然早已汗牛充栋，但往往却众说纷纭或自说自话，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跳出自己的圈子，看看外人怎么写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

因此，本文将以利玛窦、卫匡国、汤若望等留下的记载为脉络，同时结合必要的中国史料，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就像一个人虽然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他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他怎么看，还有，他认为别人对他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他对自己怎么看，在好多时候，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声明：文中关于传教士的叙述仅仅是出于内容需要，笔者并无意赞扬或贬低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任何教派，以及任何其他宗教。笔者自认为已经尽量做到了中立和客观，但如果读者认为还没有做到，那么笔者只能表示抱歉。）

韩肖特 · 发表于 2015-4-17 16:35:22

哟西，先生也在这，河里在这的大牛要多点

archict · 发表于 2015-4-17 13:05:42

又见“京华烟云AMIP”

齐的隆冬强 · 发表于 2014-12-27 21:19:04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5-16 15:38
5 ]" L. P& H1 A* k* t《四、叶赫那拉的诅咒》

我还等着看后面的待续呢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5-16 15:38:00

《四、叶赫那拉的诅咒》

有人曾经总结说，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学会给自己制造敌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技巧，政治斗争永远都要拉一派、打一派，切不可两面作战、两派一起打。就算要面对的只有一派，那也要先分化他们，然后再一拉一打，打掉一派之后再来分化剩下的一派，照旧一拉一打。

身为大明不世出的名将，李成梁经常玩拉一派打一派的把戏，比如他在收拾建州女真王杲的时候，就拉着海西女真一块儿动手，既能让女真人自相残杀，同时也让对方纳了投名状。

后人研究后认为，明王朝对于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分而治之、钳制平衡政策，一个部族如果稍许强大起来的话，就会立即扶植另一个部族与之抗衡，或者同时扶助几个力量，在其间挑拨离间，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因此，这些边疆部族很少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哪怕很简单的军事训练，都有可能招来大明帝国军队的打击。

在李成梁的长期纵容下，努尔哈赤的情形是极为特殊的例外。名将身边浸淫多时，深谙这种“借力打力”之道的努尔哈赤，决定照样画葫芦，而他给自己制造的敌人，是一个名叫尼堪外兰的倒霉蛋。

“尼堪”据说出自女真语中的“牛”，大概是因为汉人多用牛耕作吧。该词在女真语中用来指汉人，但对它的词性却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而另一种则认为是个贬义词，相当于评书中金兀术称呼岳家军的“南蛮”或“蛮子”。但奇怪的是，也有一些满洲贵族以此为名，比如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子就叫尼堪，此人爵封敬谨亲王，于公元1652年战死于广西，当时举国震动，这里暂且不表。

“外兰”据说是汉语“外郎”的音译，本意是没有固定职责的散官，比如员外郎，这里大概指秘书或者翻译，因此“尼堪外兰”合起来就是“汉人的秘书”或“汉人的翻译”，总之与汉人有着不尽渊源，事实也确实如此。

前面我们讲过，公元1583年，明军进攻建州女真叛军首领阿台驻守的古勒寨。当时李成梁亲率大军讨伐，但却屡攻不下，就在此时，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主动跑来讨好，他劝说守军打开了城门，但没想到明军立即大开杀戒，此前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父祖也被误杀。

显然，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在他愤怒的质问下，明廷专门派使者向他表达了歉意，做为补偿，帝国政府特意授予努尔哈赤三十道敕书也就是进出口贸易特许经营证，三十匹好马，以及帝国高级荣誉军职——都督的委任状，并让他继承了祖父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之位。

既然没法和真正的责任人李成梁叫板，努尔哈赤决定柿子拣软的捏，他宣称，父祖被误杀完全是尼堪外兰的责任，此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必杀之！而所有胆敢收留尼堪外兰的人，也都是我努尔哈赤的敌人！随后他找出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遗留下来的盔甲十三副，召集了几十个人，向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发起了进攻，这就是后世大肆渲染的“十三遗甲起兵”故事。

预先得知消息的尼堪外兰，早早带着老婆孩子躲了出去，于是经过一场不算激烈的械斗，努尔哈赤取得了人生中首场战役的胜利，并顺利接管了可能比屯子大不了多少的固伦城。随后，他又攻击尼堪外兰藏身的甲板城，后者再次逃走，努尔哈赤遂再次取胜。

也许对误杀努尔哈赤父祖确实心怀愧疚，李成梁不但推动朝廷对这位年青的女真做了大笔赔偿，而且对后者的军事行动故意装聋作哑，甚至，当无路可逃的尼堪外兰跑到明军大营寻求庇护时，李成梁又故意指使明军不闻不问，最后还偷偷切断了尼堪外兰的退路，导致后者为努尔哈赤所杀。

据说，得知尼堪外兰已经被明军保护后，愤怒的努尔哈赤当场将十九名汉人俘虏斩杀，其余六名受箭伤的汉人，伤口则被重新插入箭头，令他们去向明军报信以索要仇敌，最后终于一偿夙愿。

也许虐杀俘虏实在不怎么光彩，此事并未记载于清朝正史，而是出自一部名为《满洲实录》的书，该书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编成，叙述了自满洲起源一直到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后的女真人历史，特点是图文并茂，换句话说，它其实是一套小人书。也正因为如此，该书虽然在信口雌黄的乾隆时期也做了修订，但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我们知道受图画内容和篇幅的限制，小人书只能删改个别字句——因而较好地保存了许多早期史料。

就这样，在李成梁的暗中支持下，努尔哈赤借着追杀尼堪外兰为父祖报仇的名义，开始了一统建州女真的步伐。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也就是继承家族职位的同一年，努尔哈赤征服浑河部，四年之后征服哲陈部，又过了一年，栋鄂部和完颜部投降。加上他所在的苏克素护部，至万历十六年即1588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八部中的满洲五部。万历十九年即公元1591年，他又兼并长白山三部中的鸭绿江部，势力越发膨胀。

期间，努尔哈赤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展现出了卓越的勇气和娴熟的武艺，据说他甚至曾以四个人对抗八百敌军，并成功战胜对手。如果按照后来清王朝的宣传，像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张翼德们一样，努尔哈赤显然具备了冷兵器时代英雄的所有重要素质，但是后来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他的那些敌人们，其实都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乌合之众，而那些稍有军事素质的女真人，早就被李成梁给杀光了。

身为大明在辽东的军政第一把手，李成梁之所以力挺努尔哈赤，显然不仅仅出于个人交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借着建州女真去削弱更为强大的海西女真，尤其是其中的叶赫部。

其实，海西女真的哈达部本来是女真人中最为强大的部族，尤其是嘉靖末期，哈达首领王台（应是其汉名，此人姓纳喇氏）势力极大，其余三部叶赫、乌拉、辉发，甚至建州女真的浑河部，都纷纷向其称臣，王台遂自称“哈达汗”。到了万历二年即1574年，因为抓捕建州女真首领王杲有功，王台被明廷册封为右柱国（从一品）和龙虎将军（正二品，努尔哈赤也曾获此官衔），哈达部达到鼎盛，成为朝廷认可的女真霸主。

到了晚年，王台“贪婪失众”，因为生活腐化，渐渐失去了民心，死于努尔哈赤“十三遗甲起兵”的十个月前。他这一死，几个儿子为争位互相攻战，随着明军武力介入，女真霸主哈达部迅速衰落——据说王台有统一女真的雄心，从而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蛰伏多时的叶赫部也来趁火打劫。它是女真最古老的部族之一，据说金代之前就有了，但也有说它出自蒙古，后迁徙到叶赫河（位于今天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遂以地为名。学者研究后认为，叶赫部有一个与其他女真部族不同的政俗，即同时存在着两位贝勒，他们分居东西二城，共同执政。

贝勒们都出自叶赫那拉家族，是不是很耳熟？您记的没错，那个曾给中国创造了无数耻辱底线的老太婆——慈禧，就是叶赫那拉氏；而最后抱着小溥仪退位的丑太后——隆裕，也是叶赫那拉氏。

叶赫属下有十五个部落，素来以“勇猛、善骑射”著称，见哈达陷入一片混乱，他们趁机出兵，一举取代了哈达的女真霸主位置。但是正所谓枪打出头鸟，这个新霸主马上遭到明军的猛烈打击，两位贝勒也同时被李成梁杀死，元气大伤。

新贝勒继位后试图咸鱼翻身，再次进攻哈达，结果又被李成梁击败，不得不乞和罢手。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眼看在明军那里讨不到便宜，叶赫两贝勒决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哈达部暂时和好，大家一起去相对弱小的建州女真那里挽回损失，抢来的土地人口大家都有份。

在他们的组织下，海西四部联合科尔沁等三个蒙古部落，以及长白山三部中残存的珠舍里和讷殷两部，结成九部联军进攻建州。两军在努尔哈赤的主场古勒山（与前文的古勒寨都在今天辽宁新宾县上夹乡古楼村西北部）展开决战，九部联军有三万人马，而建州军则不到一万。

面对数量远超自己但却各自为政的敌人，此战中努尔哈赤展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其要旨就是“集中力量各个击破”，这一军事思想也几乎贯彻了他今后的战争岁月。最后，人数占据优势的九部联军大败，被杀四千多人，其中就包括叶赫贝勒之一的布塞。

在李成梁的暗中支持下，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随着长白山二部被努尔哈赤吞并，他终于将建州女真全部统一。对此，传教士写道：“女真的靼鞑人这时合并为一国，人数大增，并向外扩张，日益成为明朝可怕的威胁。”

其实，努尔哈赤这时还没有能够将“女真的靼鞑人这时合并为一国”，战败的叶赫等海西四部仍有一定实力。但是，海西与建州之间的力量已经完全改变，努尔哈赤也取代了王台，成为女真最有力量的酋长。而对于一直养虎贻患的明帝国来说，其辽东当局不得不再次调整政策，由此前的限制叶赫变成了之后的限制建州。传教士写道：

“于是边境几省的长官私下商议如何把这些人限制、约束在他们的范围内。长官在皇帝面前尽管有如奴仆，他们却拥有绝对权力处理他们治下的事务及关系，除非有更高的官员限制他们。这样，总督和长官在女真的鞑靼商人来到辽东省的境界，便对他们进行辱骂。”

随后，传教士又记载了一条八卦：“当女真国主想把女儿嫁给另一个鞑靼王时，长官提出一些捏造的理由，阻止婚配。”

此处说的应是著名的“叶赫老女”故事。据说这位姑娘名叫东哥，出身于叶赫那拉家族，有着倾国倾城的惊人美貌，其艳名流传四方。她的父亲就是在古勒山之战被杀的布塞贝勒，而造化弄人的是，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这对后来的死敌却很有机会成为一对翁婿。

当年为了笼络努尔哈赤，布塞曾将女儿东哥许配给这位青年才俊。但随着建州女真实力的迅速上扬，两家很快变得势不两立，尤其是随着布塞被准女婿杀死，这门亲事更变得根本不可能维持。绝代风华的东哥据说还发下誓言，愿意嫁给任何一个替自己报杀父之仇的英雄。

此后，为了政治利益以及刺激努尔哈赤的需要，她的哥哥布扬古不断地将美丽的妹妹许配给各路豪强，他们中既包括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酋长布占泰、辉发首领拜音达理等女真首领，也包括好几位蒙古首领。不过这些许婚都是惠而不实的空口白条，因为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韶华逝去的东哥才终于远嫁蒙古，而当时她已经三十三岁，成了人们家长里短指指点点的“叶赫老女”。

万历十九年即1591年，常在河边走的李成梁终于陷入泥滩，他因谎报军功被言官弹劾，铁证如山事实确凿，加之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坏，即使一直对李十分欣赏的皇帝也不好出面力保，这位老将不得不罢官回家，而这一待就是十年。

曾经的靠山虽然走了，羽翼早已丰满的努尔哈赤可没有闲着，继续着他统一女真的脚步，而未婚妻东哥的不断改婚，正好成了他发动战争的绝佳借口，用努尔哈赤自己的话说：“此女之生，非同一般者，乃为亡国而生矣！”因此，她的每次许配时，他都表现得义愤填膺，赌咒发誓地宣称要找那位新未婚夫的晦气。

努尔哈赤说到做到。万历二十七年即1599年，在让建州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之后，女真曾经的霸主哈达部还是灭亡了，东哥曾经的未婚夫——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被擒，不久后即遭诛杀。

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鉴于辽东的将军们一蟹不如一蟹——“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又被重新起用。也许已经看透了人生，也许因为努尔哈赤表面上对他仍一如既往地恭顺并频频赠以重礼，老爷子此后得过且过，再也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睁一眼不如闭一眼地混吃等死。尽管他在复职以后的八年时间可谓尸位素餐，可官职却仍然一个劲儿地往上升，七十五岁时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太傅，真可谓“官至极品，寿比龟蛇”。

如果只是单纯地不作为，也许他造成的危害还不那么大，但老爷子却偏要时不时发出一些声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年，李成梁竟然以“孤悬难守”为理由，下令放弃六个军事要塞即著名的“辽左六堡”（又称宽佃六堡，辽左是辽东的别称），并将六堡防区内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徙到内地。

李成梁此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撤离过程中组织不当，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史载“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死者狼藉”；二是失去了制约女真人的重要桥头堡，要知道这个要塞控制着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的广大地域，一旦弃守，辽阳、抚顺等几大重镇，顿时门户大开，明军从此失去了进入女真腹地的资本。

见老上级自废武功，努尔哈赤大受鼓舞，立即加大了对海西女真的打击力度。万历三十五年即1607年，位于今天辽宁抚顺辉发河流域的辉发部灭亡，东哥的另一个未婚夫——辉发贝勒拜音达里被杀，努尔哈赤“屠其兵、迁其民”而还。

一年之后，不得不为辽东乱局承担责任的李成梁再次罢官，尽管熊廷弼等言官愤怒地弹劾他误国误民，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素眷成梁”的万历皇帝再次干涉，所有弹劾的奏章都“留中不下”，这位老将终于成功上岸。

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位于今天吉林省中央的乌拉部灭亡，东哥的又一个未婚夫——乌拉贝勒布占泰逃奔未婚妻的老家，不久后因叶赫部悔婚而抑郁而死。努尔哈赤将乌拉降民一同带回建州，至此，女真各部中还没有臣服努尔哈赤的，只剩下孤零零的叶赫一家。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李成梁病死于北京，一年之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同年，也就是出嫁仅仅一年之后，他曾经的未婚妻东哥，这位“女真人的海伦”，便在遥远的异乡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其实，所谓“东哥”只是后人给她取的名字，也可能是她的小名，《满文老档》等原始史料里只说她是“叶赫贝勒布杨吉之妹”。

而更为不幸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努尔哈赤，竟然将风华绝代的她定义为红颜祸水，宣称她必须为海西女真各部的灭亡负责：“以此女故、哈达国灭，辉发国亡，乌拉国亦因此女而覆亡。此女用谗挑唆诸申国，致启战端。”此种言论真的让人无话可说，呜呼哀哉，天日昭昭！

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倾国之兵，发动了对老冤家叶赫的最后一战。尽管明朝象征性地派兵支援，但已经于事无补，这个古老的部族最终灭亡，助战的一千明军也被全歼。努尔哈赤至此统一了整个女真，他终于成为了传教士笔下名符其实的“鞑靼王”。

据说，当叶赫部的最后时刻到来时，其贝勒金台石对努尔哈赤发出了这样的诅咒：“哪怕叶赫那拉只有一个女人活着，她也一定覆灭满洲！”随即，他投入熊熊烈火中慨然赴死。

——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金台石的遗言，读起来颇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般的决绝。只是面对这可怕的诅咒，努尔哈赤却显得无可奈何，斩草除根是不可能的事，该部人口众多且与建州联姻频繁，就连努尔哈赤自己的夫人，也是叶赫那拉家的姑娘。

这位名叫孟古的叶赫格格是金台石贝勒的妹妹，她的儿子就是清太宗皇太极——换句话说，此后清朝所有的皇帝，其实都是她的子孙，爱新觉罗与叶赫那拉两家的血，早已融在一起无法剥离。

斗转星移，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随着一个姓叶赫那拉的女人泪流满面地发布了清朝最后一道上谕——《宣统退位诏书》，那个曾灭亡她祖先的王朝终于不复存在。如果再考虑她的亲姑姑即慈禧老太太做过的那些事儿，从某种角度看，叶赫那拉确实报了对爱新觉罗的一箭之仇，只不过，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帝国。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五、荒腔走板不学好》

燕庐敕 · 发表于 2014-3-27 15:05:51

草蜢发表于 2014-3-27 09:34 6 B% `5 h3 a0 Z2 E. i/ h
图瓦大汗叶利钦在1994年视察汗国民情

哪里是图瓦大汗？

住在伏尔加河畔，应该是金帐汗啊。

草蜢 · 发表于 2014-3-27 09:34:29

本帖最后由草蜢于 2014-3-27 09:35 编辑

燕庐敕发表于 2014-3-27 09:19 # T- E# G4 T" `' c
穿著打扮接近蒙古而非土耳其或者哈萨克。

图瓦大汗叶利钦在1994年视察汗国民情

燕庐敕 · 发表于 2014-3-27 09:19:24

草蜢发表于 2014-3-27 09:13
1 N* G P5 }' `: Y( T! p这位国防部长是欧亚混血儿，他的老爸是图瓦人，老妈是俄罗斯人。) f0 r% T0 _' U- N5 |5 i: e
2 H4 O; X! ~1 ? C: e
图瓦人是突厥语民族，但文化上和蒙古 ...

穿著打扮接近蒙古而非土耳其或者哈萨克。

草蜢 · 发表于 2014-3-27 09:13:47

本帖最后由草蜢于 2014-3-27 09:26 编辑

燕庐敕发表于 2014-3-26 19:02
# N5 E/ s( p% }4 }, K/ U这个长相不太蒙古，倒是有些像突厥。

这位国防部长是欧亚混血儿，他的老爸是图瓦人，老妈是俄罗斯人。

图瓦人是突厥语民族，但文化上和蒙古很相近。

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图瓦人是被划成蒙古族的。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歌手组合ALASH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歌手组合Chirgilchin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歌手组合huun huur tu

燕庐敕 · 发表于 2014-3-26 19:02:35

松阿察发表于 2014-3-26 15:18 O) Y* K( {1 \8 Z1 e% D$ @
说到图瓦，插一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是图瓦人7 i7 s# `% H: x6 u
S" a# d% ^1 w% N
绍伊古跟他闺女克塞尼娅

这个长相不太蒙古，倒是有些像突厥。

松阿察 · 发表于 2014-3-26 15:18:10

本帖最后由松阿察于 2014-3-26 15:26 编辑

草蜢发表于 2014-3-22 07:01 0 n! r. g9 v$ h8 m: K
正是。# R+ W( @; j) L9 s9 J1 A
( F7 R( g$ s) B" G, K6 P
所以蒙古布里亚特部（现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也是兀良哈。

说到图瓦，插一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库茹盖托维奇·绍伊古是图瓦人

绍伊古跟他闺女克塞尼娅

燕庐敕 · 发表于 2014-3-26 12:00:47

tanis 发表于 2014-3-26 09:46 1 \% }8 H- E" {: \
草蜢是花心大罗卜~~~

第一张图不对，因为看着下面没有。

tanis · 发表于 2014-3-26 09:46:00

草蜢发表于 2014-3-26 08:28
, @; W# \1 e& o9 ^1 U/ U. a/ q俺是老实厚道打酱油滴庄稼汉

草蜢是花心大罗卜~~~

赫克托耳 · 发表于 2014-3-26 09:30:15

tanis 发表于 2014-3-26 08:15 [% [2 x( G0 y* W
恩~ 这句说得好，历史研究本来就是盲人摸象。
8 ?9 Q* q. i+ j
# c/ \7 L# F7 J# V9 u, D7 k所以万志英的128页的图表才会和他后来自己131页引用的西班 ...

李渔是明末清初人，1611-80，《十二楼》创作于 1650年代的杭州，清初的江南繁华之地，所以他说的 1:6 能反映到 1650 年代的明清比价。《金瓶梅》的成书时间经考证，当在万历初年，1580年代，两本书都指出金银比价为 1:5，两本书涵盖了你说的【真正的魔鬼貌似出现在1600年后】。

赫克托耳 · 发表于 2014-3-26 09:24:15

本帖最后由赫克托耳于 2014-3-26 09:33 编辑

草蜢发表于 2014-3-26 08:56 3 g7 D3 Q- }' e! t8 n& ?
在万志英同学（Richard Von Glahn）的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1700年（Fountain of Fortu ...

草蜢偷换了一个概念。我俩最初讨论的命题，是质疑 1:6 的来源，要求你拿出 1:6 出处，你倒是挺好心，告知我出处在《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190 页，剩下的让我自己找。

那我就找了，Kenneth Pomeranz 说出自《Fountain of Fortune》214 页，如果此书 214 页确实有 1:6 的数据，至少 Kenneth Pomeranz 可以摘清责任了，我KP是引用 Von Glahn 的数据，至于 Von Glahn 的数据哪来的，我KP就不管了，即使数据错了，责任是 Von Glahn 的，这个过程就是引用链。a 引用 b，b 引用 c，就咱俩的问题来说，1:6 的比价来源是，草蜢引 KP 引 VG，好比我们谈论三国史料，经常说陈寿《三国志》之裴松之注引《英雄记》云云。

结果我发现，你引用 KP 没错，KP 引 VG 却错了，KP 说的 VG 214 页根本没有他说的内容，就是说引用链断了，那么我可以认定 KP 学术态度不严肃，误导读者，把读者当傻逼，所以我说【 Kenneth Pomeranz 伪专家】，但没说你草蜢如何，因为这条引用链中，你的角色只是引用 KP，问题在 KP 不在你。

你的辩解分两方面，一是给出了 VG 的数据出处，这是好事，证明了 1:6，我得感谢你一下。二是证明 KP 是个严谨学者，用来反击【草蜢帮忙瞅瞅，揭穿一下 Kenneth Pomeranz 伪专家的画皮吧】。后一个辩解不对，KP 的注释写错了，190 页的注释就是错的，不严肃，我一开始就说了【否则，我说他编故事，太刻薄，万一他或出版者抄错了数字，我们读者都不知道他抄错了】。事实证实了我的观点，你的反驳很无力，你偷换了概念，用 VG 其他页的数据，偷换了 KP 说的引用 VG 214 页。

草蜢 · 发表于 2014-3-26 08:56:07

本帖最后由草蜢于 2014-3-26 09:29 编辑

tanis 发表于 2014-3-26 08:15
/ H6 a# |# O/ ~7 |3 B! L真正的魔鬼貌似出现在1600年后，也就是大明行将就木的那些年。 ...

在万志英同学（Richard Von Glahn）的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1700年（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131页
还有一段：

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总督向阿姆斯特丹的报告：

在澳门可以用1:8的金银比价用白银来购买黄金，然后在日本以1:13的金银比价出售黄金。

这个1:8的金银比价恰恰好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1620年的金银比价数据吻合。

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注意到了中国的金银比价是赢得暴利的机会。

时间问题上，日本的大规模银矿开采始于1530年。从此以后日本白银开始大批流入中国市场。

1600年以前，大部分流入中国的白银来自日本。

但日本的产量有限。而美洲白银的开采和流入，对中国市场的变化才是决定性的。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荷兰人都在干搬运工的活，把印度，日本和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滴搬运到中国。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这个中国的金银比价和国际挂钩了！

草蜢 · 发表于 2014-3-26 08:28:45

本帖最后由草蜢于 2014-3-26 08:32 编辑

tanis 发表于 2014-3-26 08:15 2 z0 V! n) }) w& S. m* s! M$ m# s
恩~ 这句说得好，历史研究本来就是盲人摸象。1 p* o2 p9 A4 S# g4 F) h% F

" ~; G8 H7 y& Q所以万志英的128页的图表才会和他后来自己131页引用的西班 ...

俺是老实厚道打酱油滴庄稼汉

tanis · 发表于 2014-3-26 08:15:16

草蜢发表于 2014-3-26 07:07
) w$ I6 T* o2 b' p俺做好人做到底
. M2 {+ O* m ~" ?1 t9 V( D2 r: ]3 Q8 i. C3 S! }: @
八一下万志英同学（Richard Von Glahn）的数据来源：中国老前辈货币史学家彭信威《中国 ...

恩~ 这句说得好，历史研究本来就是盲人摸象。

所以万志英的128页的图表才会和他后来自己131页引用的西班牙同学不符。

而恰恰”中国人把黄金当做商品交易，价格随市场浮动“。

所以我觉得争论具体的是1:6,1:5还是1:5.5没有意义。看走势更重要。

就我粗浅的统计知识看，这几个数据点可能能说明比价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甚至可能还能说明这个上升还有加速的趋势。但如果不考虑1600年以后的情况，拟合出来的会是一条增加很缓慢的直线，而且方差相当大。

单纯从草蜢兄给出的数据出发，学术权威对走势的判断基本正确。

单纯从王子自己的看到的数据，或者说1600年前，他对走势的判断也基本正确。

真正的魔鬼貌似出现在1600年后，也就是大明行将就木的那些年。

草蜢 · 发表于 2014-3-26 07:07:39

本帖最后由草蜢于 2014-3-26 07:26 编辑

tanis 发表于 2014-3-26 06:41 6 ^3 K. v* A i; ^1 W9 Q, f
我发现了，王子说的一手史料应该就是当时的史书和当时人写的小说和笔记。这样看来，西班牙人上书的提议 ...

俺做好人做到底

八一下万志英同学（Richard Von Glahn）的数据来源：中国老前辈货币史学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章页

俺觉得西班牙官僚Pedro de Baeza的上书中其实已经点明了

”中国人把黄金当做商品交易，价格随市场浮动“

Pedro同志的采样是广州市场价格。

而彭信威老前辈的图表采样来自顧炎武的《日知錄》，有可能，在1590s的90年代这十年中，价格浮动很大。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的图表中来自《日知錄》的1596年(万历中)的数据是1:7.5

而和Pedro大人所说的，金银比价一般是1:5.5，但即使黄金最贵的时候， 金银比价也不超过1:7.5，其实不是矛盾的。

你看彭信威所引用的最后一个数据（同一个年1635年,崇祯中）

一个是1:10，一个是1:13

历史研究本来就是盲人摸象。

数据越充足，大象的模样越清晰。

王子@赫克托耳看到了几个数据，还是不错的。

我一开始就是说了

关于明初，你是正确的。

但大象的真面貌远远不止一个柱子般的腿。

tanis · 发表于 2014-3-26 06:41:36

草蜢发表于 2014-3-26 05:09 ! c( A. [) `1 }& a4 U
对对，凡事就怕认真!!!+ C, z+ e8 N8 w2 x5 k2 V$ ?
. k/ b( a- ^1 t, _
王子同志你要证明你比彭慕兰更有学问，要

我发现了，王子说的一手史料应该就是当时的史书和当时人写的小说和笔记。这样看来，西班牙人上书的提议也应该是一手史料。他认为其他后世写成的书互相引用到最后就变成了N手史料了，其实这些应该不能算作史料，应该算是历史研究著作。

我估计搞到最后王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都对。。。中国这么大，你们讨论的时间跨度又这么长，再加上黄金是商品，比价浮动。呵呵~ 现在，西班牙人那儿已经出现在1:5和1:6之间的1:5.5的答案了。

我写到这里突然心血来潮，把“128页的图2 (金银比价在中国，日本和法国, 1370-1660年)“上面所列的比价和”在130页-131页，万志英同学还提到了一个原始材料“对比了一下，发现在1590年时，从128页的图2读出，比价在1:6.6朝上，但是西班牙同学却硬要说是1:5.5。

其实，像图2这样的图，最好不要把数据点用线连起来，因为这样容易造成人的误解。把数据点单独画出，再给个有意义的拟合曲线比较好一些。

图中虚线就是我大概估计的15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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