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篇<a href="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7-05-22/zl-ifyfkqiv6639036.shtml" target="_blank">《林毅夫：1988年以前，我也信仰西方经济学》</a>，是他任教30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词。没有看全，对于其中他提到1988年那段事情，引发一点感想。<div><br></div><div>据林毅夫自称，1988年他那时信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发现不符合中国国情，然后嘛他当然有所转变。其实，这件事，他认识到1988年见解有局限，并不意味着他后来的认识就一定对。当然，这里并非针对林毅夫个人。前段时间林与张维迎颇有一些争论，事关中国的产业政策。林未必完全正确，张也未必全然可取。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林、张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是什么先不讲，不是什么倒很清楚，经济学家不是企业家，不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只是理论到理论，这必然意味着，经济学家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div><div><br></div><div>要说谁最懂经济？一定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实践出真知。所以企业家是最有可能懂经济的。实际上，所谓经济学家，不过是研究企业家的活动，并给予理论总结的学者而已。这就象文学批评家是研究作家的活动并给予理论总结的学者而已。所以，所谓经济学家，实际上相当于对经济活动的解释者、鉴赏者、批评者、理论总结者，他们绝对不是经济活动的指导者，这就象文学批评家不是文学创作的指导者一样。所以经济学家，实际上应称作经济评论家。</div><div><br></div><div>经济学和文学类似，不属于物理、化学那样的自然科学，也不属于数学那样的形式科学。经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见解，不可不听，但绝对不可全信。两者都是对过去某一段时间和某一个地区经济学／文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带有时效性和区域性，带有理论家个人的偏见。如果说，一个原发地区的理论家对当地的经济／文学活动还可能有比较恰当的总结，那么外来理论的可靠性就很值得谨慎怀疑了。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可见一斑，在中国革命中也广为人知。</div><div><br></div><div>中国当今的经济学家不过是经济评论家，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鉴赏者，不成功时的批评者，反正不是什么指导者。经济发展，交给连办个企业都没办过，连个城市都没执掌过的人去指导，这是很开玩笑的事。编一个程序，打一张桌子，这种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去做一遍，就会知道从设想到实现存在多大的距离。从没干过实事、从没下过基层的人不能当领导。当然，这里也并非反对理论价值。理论也需要随时调整，以适应现实变化，不仅中国如此，美国的经济政策还不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包打天下的经济学理论，就象没有什么包打天下的文学理论一样。</div><div><br></div><div>当年刘勰《文心雕龙》一出，那叫一个“体大虑周”，后人谈到此书都这么说，实际上呢，体大是不错，但根本就不虑周。比如，这么一大本书，居然没提到陶渊明。陶渊明在南齐刘勰那里不算什么突出的文学家，南梁萧统是最早欣赏陶渊明的，但也有所保留，欣赏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后来钟嵘《诗品》只给陶诗排了个“中品”。陶渊明现在这么出名，也只是因为宋代朱熹、苏轼这样的大人物鼎力推崇，后人才开始重视、欣赏的。诗歌鉴赏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我们今天只所以能够搬弄种种词藻评头论足，只不过因为千百年来古人的智慧和见识的积累所致。象刘勰这样的大批评家，其认识水平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首先是因为他处于一定的时代当中，他是文学批评大师不错，但他生得太早，注定说错说漏，任何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其次，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学理论家而非文学创作家。杜甫，诗人，诗圣，也曾写过《戏为六绝句》这样的文学批评诗，就表现出高出常人的远见卓识和文学先锋性，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文学上的创作者，而非旁观的批评者。</div><div><br></div><div>文学和经济学的比较，有两个结论：牵涉到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理论，常常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不管是谁提出的，别迷信任何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这种类型的；任何一个领域，总是从事于第一线的人最敏感，他们发表的信息常常最有价值。</div><div><br></div><div>这个时代，一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太少，另一方面无价值的信息太多。面对信息，怎样取舍，是个大问题啊。</div><div><br></div><div><br></div><div><br></div><div><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