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进行得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汉族地主和非汉族地主）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提倡和大力提倡，佛教因而继续发达和大大发达。南朝士大夫有谈玄（玄学也是一种麻醉剂）的习惯，谈起佛教来，也以义门（谈义理）为重，不同于北朝佛徒的偏重禅定（静坐念佛）。至于搜括百姓“卖儿贴妇”钱来立寺建塔，以求大功德，则南北佛徒同一个样。北朝士大夫不长于义门，在求功德方面尤其浪费财物，也就是百姓更得拿出“卖儿贴妇”钱来满足求功德者的敲剥。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两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不仅作注疏、作法论超越南朝，而且习禅定、修功德也远超北朝，佛教的祸害，全部暴露无遗。唐名僧吉藏在所著《法华经游意》里，说佛教是“逼引之教”。“逼”是逼使人厌恶现世的一切（包括本人的身体），“引”是引导人欣慕灵魂不灭，永享极乐。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这里只把显而易见的大祸害，列举三条如下：

　　第一，寺庙林立，宣扬迷信。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这些人是一寺的君长和官员，俨然居于统治者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忍受虐待，无权利可言。例如他们生病，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病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瓮贮，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义净替普通僧众鸣不平，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逐省（省钱）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统治僧生病决不会吃龙汤，被统治僧要治病就得不避秽恶，硬咽下去，这不是借“圣教”为名，实行阶级压迫吗！又如禅宗六祖慧能，出家为行者，被指派在寺中当舂米工，碓重身轻，他只好腰间缚上大石，借以运碓，腰脚都受损伤（见《曹溪大师别传》），干力不胜任的重活。如果他不是传授衣钵，离寺回乡，定将伤重死去。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释迦在世时，他和僧徒可能经济上区别不太悬殊，因为住处同是大富人施舍的精舍，吃饭同是沿门托钵乞食，释迦对徒众是教师，不是拥有财产的统治者。有人说，佛教戒律甚严，僧人生活从各方面都管得死死的。虽然释迦不赞成像某些“外道”那种苦行，但僧人生活比起俗人来，还是属于苦行一类。事实却并不如此，谁能保证僧人（主要是统治僧）真的不吃酒肉（《高僧传》里不乏酒肉和尚，花和尚也有），不入房室。即使他们持戒是真的，也无非为了起更大的欺骗作用。僧人（持戒者）对穷苦人说教：你们没吃酒肉，没成家室，五戒中你们实行三戒，这就造了善因，来世必有善报。我们僧人出家力持五戒，也是为了来世呵！这样，受骗者将是多么舒舒服服。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粪扫衣（捡取破布块缝缀成衣服）进化为袈裟，打狗棒（乞食时用）变形为锡杖，寺主也就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符合封建地主割据称雄的惯性。寺产的来源一种是老和尚师徒相传；一种是富人自带一部分田产设置兰若（寺庙），招集普通僧徒，用来耕种田地（城市中寺庙多用僧人经营工商等杂业）。这是无偿劳动，当然收益很大，再加上佞佛人的施舍，一个私立的小兰若，可能变为朝廷赐名的大寺庙。劳苦群众迫于苛政，投身佛寺或兰若，虽然同样受压迫和剥削，比起俗官要钱要命的赋税徭役（包括兵役）来，终究有些轻重的区别。所以国政愈苛暴，佛寺随之愈发达，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劳动力；名为出世离俗，实际是富人花本钱立兰若，新创一种发财致富兼并财产的巧方法。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废佛，凡废赐名的寺四千六百余区，废私立的兰若四万余区，兰若比寺几乎多十倍，足见大利所在，有几万富人在做这个发财买卖。尤其可憎的是一人出家为僧，便放弃本姓，自以为姓释，是释迦的儿子（所谓释父、释子），又是天、人师，好像自己成了个半中国半天竺的特殊人物，应该享受特殊的物质生活。在寺庙中，他们上自意识形态，下至细微的生活方式，总要奉天竺佛寺（主要是那烂陀寺）为模楷，即使小事如大小二便，也必须模仿天竺佛寺的烦琐仪式。依式才能“奉律福生”，否则“违教招罪”（见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十八便利之事）。僧徒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天竺化了（有些毫无中国人气味的佛徒，还嫌它化得不够），一个佛寺相当于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的天竺佛寺。它有自己的法律（戒律），有些寺（多数在北方边境上）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僧兵）。佛寺经济是相当富裕或大富的，组织又是相当坚固的，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全国设立几万个大大小小这样的宣传据点，日夜不停地对民众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这能说是好事吗？当然不能。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土产的宗教迷信早就有了，但远不及佛教所宣扬的那样浓厚和完整，唐朝则是达到了顶点。迷信有各式各样的品种，不论什么品种，都必须反对。其中之一的宗教迷信，性质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经过严肃地细致地反复斗争，这些旧社会残留物，彻底扫除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多立宗派，广收徒众。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他在当时虽然是战胜者，但农民的威力，使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畏惧。用什么方法来统治民众，当然是朝廷首先要探索的问题。唐太宗宣称“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其实，儒学只是他所好的一种，也就是各种有用工具中的一种。他知道宗教都是有用的工具，无论土产的或外来的宗教，他一概欢迎，特别是传播已久的佛教，他认为“玄妙可师”。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唐朝全部保存下来。唐是南北统一的大国，又是长达三百年的大朝，前期（初、盛唐）经济繁荣，武功震铄，经济上足以容纳寺院经济的扩张，国势上足以吸引外国大僧的东来并保护中国僧徒去西方求学，这些都是促使佛教发达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某些士人有“选官不如选佛”（做官不如当和尚）的经验。佛教大师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取富贵的途径比士人的仕途快捷得多。抱有取富贵野心的士人，有学问又有文才，学佛条件比普通僧众优越。他们出家以后，无衣食家室之累，专心求名，或倡立新说，或译出新经，只要培养起大声名，富贵便自然而至。许多大僧生为帝师，死赠美谥，遗产巨大，名公大官披麻带孝，扶杖送葬，以做大僧的孝子为荣耀。试举一个例：大僧玄奘改葬父母，僧俗会葬的人有一万多，玄奘死后，朝廷替他办丧事，用金棺银椁藏他的骨灰，五百里内有一百多万人来送葬（其中当然有看热闹的人），三万多人宿在墓地上，表示慕恋之意。一个大僧享有如此崇高的尊荣，固然由于玄奘在佛学上有特殊地位，但也可见当时社会宗教狂热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人说，既然出家为了求富贵，那么，有些贵族人家的子弟，出家为僧，难道还是借佛教取富贵吗？不错，贵族子弟确有出家为僧的，这种人多是中宗教毒极深，迷信思想迷塞了心窍，希望以出家的善因，换取来世更大的富贵。而且现世的富贵生活可以移到寺庙内去享受，现实生活不降级，来世福报大有希望，贵族子弟与佛寺成交这笔买卖，就不足为奇了。凡是大僧大都著书立说，因而获得声名，有资格创立新宗派。例如，东晋释慧远以后，有几个大僧提倡念佛求往生，至唐太宗时僧人善导写出《念佛镜》等书，以此为本钱，亲到长安去宣扬，很多士女接受他的教化。净土宗（西方弥陀净土）大大发达起来。念佛是最简易的修功德法，但也有人不喜欢这种修行法，偏要寻找烦难修行法。玄奘创唯识宗，弟子窥基著书四十余部，阐发极端烦琐细碎的唯识学。玄奘、窥基也是求往生，不过不是西方净土而是弥勒净土。烦琐哲学终究要被人厌弃，唯识宗数传之后，宗派衰落，弥陀净土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弥勒净土终于成了冷门，少有人问津。唐朝提倡佛学近似汉朝提倡经学。汉儒讲经，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多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当时经生认为这是大学问，其实都是些不值一看的废话。唐朝大僧讲经，也像汉儒那样烦琐，义净所讥学佛的人，“上流之伍，苍髭（胡须花白）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到老无成）”，能够写出一大堆著作的人，自然比“上流之伍”还要上流。人们读了这许多书，头晕目眩，对著书人发生钦敬心，更多的人见了这许多书，或听了这许多书名，不读不见先自惊服，随众赞叹，成为宗派的拥护者。佛教各个宗派不管它说得如何自相矛盾、对不上口径，只要不违背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汉朝经学立十四博士，即朝廷批准的十四个宗派，派下经师只许墨守家法，不许别立新说。你要学儒做官，就在这十四派范围内去学。其他有关儒经的说法（例如古文学派），都不算正牌经学。佛教宗派也是一样，宗派愈多，吸引嗜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对统治阶级只有好处，所以能创立宗派的大僧，都会得到朝廷的优待。统治阶级政治昏乱苛暴，引起人心忿激，这时候特别需要引诱心怀不平的人主要是劳动民众吸食精神鸦片，希望他们一枪在口，万事全休。谁能翻出新花样，吸引信徒，把虚头把戏变成似乎真实不虚的东西，这个人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大师了。宗派就是各种翻新的花样，好比鸦片之外，有白面金丹，又有吗啡海洛因。你不喜欢躺着吸鸦片，那么，请立着吸白面；你不喜欢立着吸白面，那么，请坐着打吗啡针；反正你得有一种嗜好，才能满足毒品商人的心意。佛教也一样，你喜欢简易，那么，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喜欢钻牛角尖，那么，请学唯识论；你喜欢作法念咒，那么，请皈依密宗；你喜欢所谓圆融无碍，那么，请研读华严经疏。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货色齐全，供应不误，反正你至少得信仰一个宗派，才能使统治者放心。禅宗南宗骂佛呵祖，不立文字，打击了佛和法二宝。能不能说是无毒的宗派呢？不能。它把佛、法二宝统一于僧宝，我心即佛，也就是我即佛，我说的，就是佛法，语录公案，别开生面，说不著书而其书汗牛充栋，数量不比其他宗派的书少。而且它骂佛呵祖，反对读经坐禅，很像和尚造反，但是，着实卖弄一番以后，一部分人成为披着僧衣往来于公卿士大夫之门的骚人墨客，其余的禅宗和尚们，悄悄地与律宗、净土宗先后融合起来，干他们的迷信职业。它对统治阶级丝毫不曾失去使用价值。禅宗北宗的首领神秀与南宗首领慧能是死对头，武则天请神秀到长安行道，亲行跪拜礼。神秀所到之处，王公士庶望尘拜伏，每天受上万人的礼拜。南方的慧能，依然得到武则天的尊敬，聚徒说法，并无阻碍。可见统治阶级清楚地看出南宗打击佛法，三宝剩了一宝，于事是无碍的。它是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烟丸，表面反对吸食鸦片，里面却含着足够过瘾的毒物，戒烟不碍吸烟，这就是南宗骂佛呵祖的妙用。不过，南宗兴起、发达以后，天竺传来的各宗派（包括达磨至弘忍的禅宗），次第衰落，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南宗起了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