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veat：
这是趣谈，读者万万不要摆出在争议意识形态时才该有的的求真态度，更不用为了主义弄得刀光剑影吐沫横飞。再怎么样 有争议的政经话题，到了如今21世纪这个岁月，真谛也许更多在戏说当中。尤其是网上文明，似真非假，连人名性别都不能太当真的virtual world，吵架骂娘动真气再睡不好，quixotic何苦来哉！

如果读后感觉愤愤然，象是被踩了鸡脖因痛需要发作，请接受诚挚的歉意，因那是无心之过，我和你，谁也不认识谁，犯不着。文中有论及中国的政治人物，但中国社会也日趋透明，公众人物该有任凭人们戏说的肚量。

现阶段中国公平问题的实质-- 非法部分
(三个礼拜前，说了两段“效率和公平”问题，第三段就扔下了。今天接着戏说)

最后一部分，说说目前中国公平问题的实质 – 我的看法，或叫一点点愚见。分非法和合法两部分戏说，共四页有点长。不想在这种话题上瞎耽误功夫的网友，建议不要读以免浪费时间。

市场经济建立的根本前提是私有财产的确立,以及对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护和受到侵犯后的更正措施。不然，物物交换和财产易手，不通过价格体系也能完成 -- 用力大为王的暴力方式就能完成交易。

这种私有财产观念和制度的确立，包括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他人对自己财产的尊重认同和不加侵犯，二是对他人财产的尊重认同和不加侵犯(包括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财产)。没有第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无从谈起， 只有第一点没有第二点，势必造成肆意相互掠夺。这时，为了保护个人财产并且有能力去掠夺他人的财产，人们各自都不仅要增强防卫能力，而且还会将资源投资于暴力以能最大化地掠夺他人财产(想想国际间发生过的为掠夺资源而进行过的以及还在进行的战争，以及为了超越他国而从事过的以及正在从事的军备竞赛)。

如果个人或族裔之间都从事暴力投资，假以时日掠夺他人的能力会在个人或族裔间取向平衡(好比美苏在冷战时期弄得谁也不不比谁差 -- 力趋于平衡)，财富的掠夺及其分布也会随暴力取向均衡而逐步平稳下来。但投资暴力是非生产性甚至是反生产的，它会把本该用于扩大生产的资源用于暴力，从而不能使经济大饼变的更大，因此它是违背经济增长的。

更好的办法是，以法律权威或是政府公权的形式来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并且阻止和更正掠夺他人财产的行为(一旦发生时，强迫侵犯者作出赔偿)。
 
中国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投资暴力违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是要及时寻求改变的。所以，中国社会对财产的保护方式已经从原始村落式样的民团武装、帮派家族武力、以及地方军事割据，变成以法律形式来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现代私有财产制度(略去毛时代摒弃私有追逐共产的做法)，远的不说，按共和国最新的宪法论(2004年宪法修正案)，由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条文如下：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子补偿。”

共和国根本大法有了，但健全吗？从对私有财产的定义和对保护私有的法律执行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定义不清。上面言及，理论上在民工血汗流出的同时，那份工资已经成为他们个人赖以存活的私人所有，就应该是2004大法中受保护的私有财产。如果法律上能有这般承认，那民工工资没有得到及时支付时，雇佣方就构成了违法，法律权威就该介入更正这种违法行为，因为他们非法强占了他人私有财物。为什么不见有人如占有民工工资一样地去占有他人住房？因为住房有房产证，它较好地定义了房产的私有归属。

可惜，中国的法律界和政策制定当局尚无这样的认识。中国对民工工资问题的通常提法是拖欠，听上去象是暂时没有发放，好比是雇佣方不经意的借用，带着“最终还是要给的”隐含，哪怕这种“暂时”是经年累月的长，哪怕这种“借用”丝毫没有民工们的同意倒有民工们拼死反对，哪怕这种“最终要给的”变成了 “最终分文没有了”。连温总理的政策宣示中的提法也是“抓紧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没有强调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这其中的实质问题，是突显了中国政府最高当局对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违宪问题，在法律认识上的严重不足。

有人可能要说，当局和开发商对民众的私房也是肆意占有的，比如数不胜数的强行拆迁。的确，强行拆迁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严重侵犯(也含有定义不清的部分)，但和拖欠工资有点不一样。被拆迁时，当局对你说：这房子是你的，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你的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并对你给予补偿(见上面宪法条文)，补偿款是xx万元。可是你说根据市场行情，我的房子价值yy万元，远远高于补偿款xx万元。但当局(或有当局作为后盾的强力开发商)强行制定补偿款，不得更改。拆迁户不接受就会遭受强行拆迁。

所以说，拆迁问题是个对私产定价有异议的问题，在不能取得一致时，公权力介入强行拆迁，弱势人群不受法律保护，私产受损。最极端残酷的情形是，权利当局认为补偿价格为零，这时就会发生任意占有。比如，无产者革命取得胜利时，对有产者的财产进行没收充公，补偿价常常为零(有产者不能也不敢有异议，因为会导致生命的丧失)。

我们不能简单否认两位总理要整治贪官和克扣工资的行为。但是，这两种行为都构成了赤裸裸的违法，由行政首长来治理违法，这本身就严重说明共和国大法没有得到执行，形同虚设。中国的法律是白纸黑字的存在了，但它没有保护它应该保护的人，使得受到侵害的财产得以赔偿；也没有惩治应该得到惩治的人，使得被侵占的财产得以更正。

记得回中国时听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是：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是法制社会了。我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分享中国的许多进步，但听到这话，给我的感觉不是喜悦，而是喜剧(忍不住要喷)！中国不是法制社会，甚至中国连法制社会的概念都尚未建立。不是说有了法律条文、建了高耸入云又庭院深深的法院衙门，就是法制了。这些形式中国古代秦始皇时期就有了。现代法律，是通过due process来让社会每个成员的权利和财产得到保护。这个，中国没有。


现阶段中国公平问题的实质 -- 合法部分

上面这种法律定义不清，我们可以假定是由于法律条文初成，有待改进。但这种条文本身的不健全，一般只能是短期现象，假以时日，需要修正的就该得到修正。如果长期不更改，则它可能反映出是另外一组系统特征，即法律被特殊利益绑架，这时的法律文本，其立案本意就是要服务于这些特殊利益。

前面说了，投资暴力是反生产反增长的，所以社会各种势力和个人都有愿望建立法律体系来解决私有财产的定义和保护问题。但在权力分布的形成过程中，会形成各类权力中心，比如前面提及的比较原始的村落式家族势力、帮派势力以及势力的地域割据；较现代的还可以是以权和财划分的官宦势力、商界势力；还可以用财富分布把人群分出有产势力和无产势力等等。

在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形成之后，各阶层各种势力都有愿望也都会做出各种努力，尽最大可能来影响法律体系以求这个体系能为自己服务、照顾自己的利益。

所以，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个各类利益集团的绞力场。而体系形成的最终结果反映的又是权利的分布状态。

看到今年的人大开会，让我想起上次人大会议的一幕：铁嘴李肇星被记着问及对人大代表中有钱人的比重太高以及他们财富来源是否合法。铁嘴理直气壮地笑语解答：我们的代表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的财富都是合法经营取得。
李铁嘴的答词我都有点佩服。人大代表是什么人？共和国的立法人。试问，难道这些有钱的立法人去北京开会，能够制定一部法律来使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取得财富的途径变成非法？

所以，中国的贫富差异和公平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合法的。

朱总理反贪政策失败了，对此有异议的人可能不多。一百口棺材还在，躺进去的贪官不多，朱前总理也依然健在并受民拥戴。可具讽刺意思的是，总理学气象的儿子朱云来并无经济金融方面的受教育背景和资深工作经历，但他已经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垄断着中国国有公司海外上市业务，有报道说云来本人2007年年薪一千七百万美元。虽没有实据能够应证总理的光芒恩泽了下一代，但云来有嫌于瓜田纳履。老朱举贤不避亲，中国没有conflict of interest一说，有的是父子和谐，既赚钱又保清官反贪名誉。

也许在老朱看来，云来这般高额收入，属于应当应份，不是不义之财不在反贪之列，因而百口之内不该有云来。老朱要办的是不顾王法的贪敛之徒，换言之，朱总理在意的是收入的合法性，至于这合法收入是否造成了社会贫富悬殊过大，那不是他老朱那一百口棺材之内的事情。老朱的着眼点是社会高端，他的税制改革及其市场化口号下的房改医改教改，都有着明显的富人欢乐穷人愁的结局。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以朱当政时期为盛，但朱的经济政策中没见对这一公平问题有过建言。相反，他把这一令人发指的棘手难题留给了下届总理温家宝。

朱2003年卸任。温随即上任，2004年三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同样是公平问题，但侧重点和朱的政策截然不同调：着眼点由社会高端转到了社会底层。温爷爷的亲民政策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体恤弱者的政策诉求。

但作为共和国第六任总理，亲民温爷爷有着和他前任类似的尴尬。温爷爷也有儿，名叫温云松。传闻2003年云松在总理父亲上任当年就上了中国富豪排行榜，列当年中国第六大亿万富翁。

铁面总理的儿朱云来，温情总理之子温云松，端的皆是宰相之后，都是些云中神人。

按美元对中元1比6计，云来的年薪是荥阳民工的一万零两百倍，不知云松和云来比，赚得是否更多些？都说中国官场“人走茶凉”是条铁律，如真是这般，云松可能超越云来。

(友人指出，收入差异增大的原因是现在的CEO们要处理原先不曾有的由于产业信息化和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解释在欧美或许能够解释一部分的收入差异成因，但这不太适合中国。很难想象如云来和云松这样的出自政界领袖家庭的商界领袖，会因处理风险失败而使他们职业生涯受损。他们的从商风险趋近于零。)

网上有两种传闻：一说那云松借用化名郑建源，接受平安保险巨额股份，再经由父亲总理特批，平安香港上市，云松名下股值升至近74亿元；二说这一条新闻纯系子虚乌有。中国现在有知情权的说法，是个进步。但知情的途径往往又只能依靠传说。为什么不能要求公众人物财务公开，尤其象温家遭遇猜疑时？

对云松的年薪有多种传说，但知其具体多少已经意思不大。不过比起云来，云松可是正经美国名校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毕业。中国清廉亲民总理的薪水无疑是供不起云松Kellogg商学院学费的，但云松有位商界女豪杰的母亲。中国珠宝界的上市公司不多，但钻石业老大戴梦得(Diamond)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有位大股东名叫张培莉，正是总理夫人。温总理出访从不带夫人，传闻中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嫌政商紧密的家政成为国际传媒的焦点，但如果云来有瓜田纳履之嫌，那云松的成功敛财就难逃李下整冠之咎。

云来和云松都是合法就业，合法赚取太高的收入，合法地增大了贫富之间地差距。

总理都是人民的好总理，心中都装着天下百姓疾苦。但无奈天下多故(顾)，朱总理顾了反贪，顾不了农民工的疾苦；温总理顾了农民工工资，而贪污现象又变得日重，大有超越前朝朱内阁时期。中国的事，任谁能力再大，似乎都会是摁下葫芦起了瓢。非法的不公平治不完除不净，合法的不公平在结果上又越来越象非法的 -- 都是造成人间贫富差异冰火两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