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老人的故事

文学城近期一则新闻说了两位需要换心脏老人的故事，可以作为周末闲谈的材料。对福利制度我不是专家内行，工作中有所接触，在这儿说的顶多也就是个一知半解。

故事里的第一位是个叫杨先生的八旬老人。老人来美探视女儿，乐在天伦中的杨爷，突然胸胀心疼而无奈在加州就医，不幸医生得出结论：必需马上施行心脏搭桥，不然杨爷生命不保，两三小时之内便是最后时刻。

女儿立时犯难，杨爷没有医保。但资本主义的美国社工知情后，反倒过来宽慰杨女：不用担心，先做手术，我们会尽量想办法。

杨爷上手术台，女儿心难耐。但美国医生半小时内施行两次搭桥，术后浑然不知的杨爷，进加护病房后也还没感觉出医师已经在自己身上动了刀子。

第二天，为费用忐忑不安的杨女被院方告知，虽然杨爷不是美公民，但仍然可以申请加州紧急医疗保健。如果批准，加州医疗保健将为杨爷支付全部手术及住院费用。

三周后，医院确定老人身体康复，同意杨爷返回中国。行前老人收到加州老人紧急医保卡，整个手术及住院账单13万美金全免。见到账单全免的通知，杨家父女热泪盈眶，感激涕零。资本主义的美国，救了杨爷一命，也救了杨女一家免遭破产。杨爷回到中国，逢人便讲美国仗义，念念不忘自己对美国的感恩心情。

故事中的另一位，也是八旬老人，也需要心脏塔桥。但杨爷在异国得救，而这后一位，却死在了社会主义的中国。

这后一位是黄爷，退休前自己就是北京某大医院的名医。因曾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任过御医，故在京城医疗界德高望重。不久前，黄爷也突发胸闷心痛，黄老太立时打电话要求医院来人抢救。护士来的很快，但带来的氧气瓶却无论怎么也打不开。情急之下急忙直接到医院急诊，诊断结果也是要立刻施行心脏搭桥。但手术前院方要求家属提供医疗卡，强调没卡不能施行手术(奇怪，京城名医在这家医院就没一两个相识的医生? 读到这处很是不解)。黄老太万般求情无果，无奈之下只能赶忙回家取卡。悲剧的是，等黄老太拿了卡再回到医院，老伴已经撒手西去。黄爷因见死不救的院方规定，心桥没搭成，反而撇下黄老太，自己独自过了奈何桥。

杨幸黄悲的表象和福利制度的本质

杨爷幸运地被救死扶伤的美国医道所救，而黄爷则冷漠地被见死不救的中国医院所弃。这样的由表象比较而产生的中美比差，一时可能会让某些人难以接受，还可能会让人们陷于对中美制度孰优孰劣的无端争执中去。

但两位老人，同是心脏搭桥，一悲一喜，反映的确实就是现代社会共同面临的棘手议题：社会福利，说的再细点儿，就是社会福利中的老人医保问题。虽然文学城的新闻来源有杂乱之嫌，真伪难以考证。但类似事件已经不是那么闻所未闻的极端事件，发生概率也不会是鲜少到闻所未闻或是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样的故事，谁还没有听过见过一个两个的？！

我们在此姑且假设杨爷的幸运和黄爷的不幸确有其事。

上面在“美国”前用“资本主义”和在“中国”前用“社会主义”并非揶揄调侃，而是这两个关于“主义”的形容词有着福利内涵。从定义上简单叙述就是： 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企业家们用私有的生产资料去自由地追逐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制度，是用社会(或集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由社会／集体来组织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和改善集体的利益。

从制度建立的目的看，资本主义社会追逐私有利润是第一，至于该社会是否提供公益福利，即便有，也是次要的，并且这类福利项目还往往带有服务于制度目的的色彩。而社会主义的制度目的是谋求大众的利益(这“大众”之前还常常冠以“劳苦”)，所以，全民福利应该是第一位的。

以上两段文字描述的是接近于教科书里才有的两种制度。现实中的社会都是混合型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带有资本主义成分。从福利现实状态上看，似乎是资本主义提供的福利常常较社会主义福利更为优越。

这种存在于不同制度间的福利差异跟下面这个历时现象有关：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并存以来，世界上富裕的都是那些资本主义强国，而贫穷的都是些社会主义弱国(尽管在军事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强大一时)。资本主义因为有钱，社会福利建设搞的更加像是为大众某福利。而社会主义，因为穷，往往只能搞低层次的平均福利，甚至这种低层次福利都无一例外地遭遇过“难以为续”的窘境。

福利制度的本质就是用钱补贴，是将资源从一群人手里由社会公权拿来用于另一群人身上。也就是所为富人，或自愿或被政府强迫，出钱来对穷人进行补贴。

杨爷半小时两次心脏搭桥，美国人民对他补贴了十三万美金，那可是美国三个平均劳动者一整年的收入。而黄爷在中国医院遭遇见死不救，原因也是在中国现存制度中，还尚不能强制富人拿出钱来，对不能出示医疗卡的老人进行补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