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这篇写得不错，小资味儿少一些。再看后面一篇严歌苓的，读不下去，文字连同作者都让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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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黄土的儿子

王安忆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  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据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志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 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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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

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得大概20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汇报”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真的，这才是我女儿。”

......后面还有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