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国生产、经营、销售行为导致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商品出口国,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出口的重要推手,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也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包括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已有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Ma et al(2015)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和微观数据将中国出口分解为中国企业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其同样证明了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我国出口创造增加值中的45%,而我国出口收入的52.6%被境外所有者获得。
同时,许多学术研究机构也在开展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测算的相关工作。例如,Koopman et al(2012,2014)建立了行业层面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跨国数据分析中国在进出口中实际获得的增加值。随后,王直等(2015)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建立了一个系统性对应框架。Kee & Tang (2017)和Tang et al(2016)逐步将贸易增加值研究从行业层级推广到企业层级,能够从出口的所有制结构等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并解释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提升。可以说,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测度双边或多边经贸往来的理论基础已经成熟,数据基础已经相对完备。
虽然货物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但现有的统计数据没有完全反映美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例如,20世纪末以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加速了国际分工和利润转移,境外投资通过第三方避税地流入中国国境,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劳动力和招商优惠获得利润。但是中美双方统计都无法完全识别资金的来源地和最终投向,不仅导致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美国企业利润,也导致美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其在华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离岸外包、转移定价的迅速发展也使得GDP等指标的统计数据没有充分反映贸易分工给美国带来的经济繁荣。例如,苹果等高科技公司通过研发设计创造了知识产权产品,并利用中韩等国完成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获取“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额利润。但是,这些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将部分知识产权产品价值和相应的利润留存在避税地的下属离岸公司,这部分产值没有体现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相应的利润也没有体现在美国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中,从而没有体现在美国国民总收入和美国国民财富中。事实上,美国官方和研究机构也开始高度关注美国企业在外的投资利润转移带来的数据表现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和高校的四位学者(Guvenen etal, 2017)发表论文认为,美国跨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超额利润,但其跨国利润转移行为导致企业总部的研发产出价值被低估,部分统计指标(如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成果。这导致美国统计数据低估了跨国分工和互惠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和美国获得的利益。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不断上升引发了美国商界的复杂情绪,对维持双边健康的经贸关系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增长最快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市场潜力的吸引下,美国商界致力于增进双方经贸合作,降低双边贸易壁垒,并避免中美双边关系朝着不利方向变动。这一直是双边合作的重要稳定器。历史上,美国的财团多次参与中美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谈判和博弈。例如,波音公司作为美国军工巨头和航空业巨头,始终希望打开对华市场,也多次为中国赢得平等的国际商贸环境提供了一些有益帮助。本次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受益于中国市场的美国农业协会等团体就多次向美国当局表示不满,要求继续保持中美平等互惠的贸易关系。但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Tang et al, 2016),并逐步进入美国占有传统优势的精密制造、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对美国企业竞争力构成了一定冲击。这一担忧削弱了美国商界对中国正当诉求的支持力度,加剧了双边贸易摩擦。
美国贸易利得并不代表美国普通居民的贸易利得。而美国居民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到美国政治周期,从而对双边经贸往来带来影响。例如,已有研究(Che et al, 2016)分析了在贸易壁垒逐步消除之后,美国自中国进口增速保持高位,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冲击了美国各县(county)的生产和就业,改变了当地的政治选举情况。“铁锈带”的高失业率的蓝领工人就成功影响了美国的大选结果,不论这些选民的需求是否合理,都将使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并采取一定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