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因中兴事件而轰然倒塌

indy

(理论上的反思就此开张？)

https://mp.weixin.qq.com/s/N1kRjYl6ItrqGGAXHGn1Pg

长江学者批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因中兴事件而轰然倒塌（林毅夫弟子回应：此人断章取义+营销）
2018-04-30 贾根良 经济学家圈




本文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提要：新结构经济学反对从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实施国家追赶战略，反对研发核心技术，反对中国发展芯片产业，主张“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流行了三十多年，但在“中兴事件”和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中已经轰然倒塌。有媒体曾宣传说，林毅夫世行归来为中国经济指明道路，但在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基本上与十八大以来党的大政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引下，国内经济学已经到了重视和研究演化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学者独创的“新李斯特-马克思发展经济学”的时候了。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出版后，媒体进行了大力推介。例如，在京东商城上就有如下推荐语：林毅夫世行归来为中国经济指明道路：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本书“推翻”了发展经济学1 .0版本的结构主义和2 .0版本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发展经济学3.0版。《新结构经济学》开启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创新的新纪元。这些推介语都是不实之词。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无“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号称是在对旧结构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然号称“结构经济学”，那么，无论“新”、“旧”结构经济学，其理论框架中就必须有“结构”分析，但新结构经济学却没有“结构”的思维。



在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欠发达经济存在着市场缺失（注意这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林毅夫所谈的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缺失是指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在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何言失灵问题？）、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的缺陷，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造问题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例如，普雷维什和辛格从结构差异关注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出口制造业的发达国家之间旧国际分工问题，但在价值链分工的今天，这种结构性问题就转变成了新国际分工中价值链高端与低端、核心技术的控制与依附的问题了。



但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看不到上述结构问题的一点影子。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是，任何经济体在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该经济体在此时点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的相对价格，并由此决定在那个时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种分析框架中，我们也看不到旧结构主义经济学讨论的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问题。



“结构主义”思维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结构转变是连续的还是非连续的？在旧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结构转变最突出的特征是非连续变化，如从马车到火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在这当中有“结构”的非连续变化吗？没有。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结构”概念呢？因为它只假定连续变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突变，如熊彼特所说的对马车无论如何改进也不会导致火车的出现，没有考虑到技术经济范式对“比较优势”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所谓的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支持，但它对从一种比较优势（如马车）“飞跃”到另一种“比较优势”（如火车）无法说明。更重要的是，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到韩国，有哪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违背比较优势的结果？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捍卫的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是经济思想史中抛弃动态经济发展主题转向“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静态的插曲”（谭崇台，1989：32），是与生产、技术创新、规模报酬递增和由此内生的制度和组织变迁无关的“交换经济学”。这样的一种经济学怎能称得上“开启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创新的新纪元”呢？



二、新结构经济学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低收入经济向中等收入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产业政策制定究竟应该是以技术赶超理论为基础，还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了经济思想史中李斯特的古老问题：国民财富的基础究竟是生产力还是交换价值？所谓交换价值就是古典经济学的“蓄积的财富”，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剩余”。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亚当·斯密一样，新结构经济学也混淆了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它关心的是经济“剩余”而非生产力。



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虽然很穷，但如果它不断积累和革新其技术能力，这个国家终究会富裕起来；而一个国家在刚开始时仅靠要素禀赋出卖自然资源或体力劳动，虽然“蓄积的财富”或“（经济）剩余”很多，但因为没有积累和不断革新其技术能力，这个国家最终将会陷入“贫困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就像自然资源丰富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因此，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技术能力和创新问题，而不是可用于再投资的“（经济）剩余”问题，用李斯特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问题而不是交换价值问题，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所有成功国家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如果说《新结构经济学》适合低收入国家，但也是有严重局限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从低收入经济到中等收入的历史性转变。



三、新结构经济学完全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东亚处于低收入阶段经验为基础的，完全不适合中等收入国家。为什么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以东亚处于低收入阶段经验为基础的呢？因为他反对韩国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反对韩国在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进入芯片产业的行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林毅夫，2000）。但结果如何呢？可悲的是，我国进口的芯片不仅来自于美国，而且还大量来自于韩国；因为三星电子已经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



韩国经济学家李根通过对韩国和我国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赶超的成功经验研究验证了佩蕾丝的经济追赶理论：技术赶超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则主要涉及以技术为基础的专业化，其关键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在新技术出现频繁的短周期技术领域取得优势”。李根的这本著作获得了演化经济学的熊彼特奖。



然而，林毅夫教授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却是“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但可能是10、20年后才成熟”（林毅夫访谈，2011）。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原因就在于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林毅夫反对中国发展飞机制造业，“飞机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需要很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美国是世界的飞机生产基地，市场规模是给定的，它给定源头，给定你的收入水平”（林毅夫，2005）



四、新结构经济学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我国大政方针背道而驰



新结构经济学缺乏历史感，它一直反对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这种理论实际上并不值得一驳，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就大力发展重工业，所以到了我国抗日战争爆发时，日本就有了飞机、大炮、坦克和航母，而我们却只能用大刀长矛和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因大力发展重工业差点灭绝中国，而新中国建立时已经与甲午战争时隔50多年了，痛定思痛大力发展重工业还是违背比较优势？如果没有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我们今天的航天和军事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高铁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就没有基础。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在历史上，比较优势理论曾是宗主国诱使殖民地安于贫困的理论，用这样一种理论否认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合理性，并长期作为其向国家推荐其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说轻了是天真无知，说重了就是误国误民。



新结构经济学将第一轮东北振兴所谓的“失败”归咎于东北仍继续实施“赶超战略”的结果。但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沈阳机床总经理关锡友为什么立志要研制出世界首款智能机床数控系统？因为他看到“中国机床业一直干着出苦力的事，没有‘中国心’的组装业态支撑不了多久。几千家机床企业利润不如日本法纳科（专卖数控系统软件）一家，90%以上的技术附加值被国外拿走，‘ 谁能不心疼？怎能不改变？中国人要有自信！’”沈阳机床智能机床数控系统是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先驱，但在东北，像沈阳机床、新松机器人这样的企业能有几家？凤毛麟角！所谓第一轮东北振兴“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谓比较优势理论从事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芯片进口超石油”以及我国信息技术硬件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给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所带来的极大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这种担忧最终在美国政府对中兴公司的禁运中得到了证实。中兴公司事件说明，没有芯片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操作系统，没有大数据的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的智能工业革命只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而已，它根本就经不起海浪的冲击。新结构经济学一直反对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现在，中兴事件的残酷事实已经将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的教条击的粉碎。笔者一直倡导我国应该从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入手实施技术经济赶超战略，中兴公司事件最终证明了新李斯特经济学这种理论的正确性。



五、替代性的选择：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李斯特-马克思发展经济学”



北京大学2017年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学习“十九大”报告的文章中，在介绍北京大学学科建设成就时，将“新结构经济学”列入了与考古学等相并列的为数不多的重大成就。这种介绍是很不严谨的，校方真是不怕贻笑大方：“未经事实检验的”一家之言（一种学说）怎能与一个学科并列呢？何况世界经济史已经证明“新结构经济学”漏洞百出。“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研究中心，得到追捧，而适合中国国情的、蔚然大观的演化发展经济学（赖纳特、贾根良，2007）和中国学者独创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贾根良等，2015）却很少有人知晓，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不幸，是中国的不幸。



相关阅读

王勇在朋友圈于4月29日23：27的回复



王勇，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博士生导师



首先欢迎贾先生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与探讨。



但遗憾的是，贾文说明作者对于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属于在很不了解的情况下做批评。因为我们在分析产业时划分了五大类不同的产业（包括弯道超车型产业，战略型产业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产业，所主张的对应的政策也有不同。此外，该文在引用林毅夫老师的一些论述时也有断章取义之嫌，比如用2005年时的林老师针对当时中国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结构下的针对某些产业的建议假设为整整13年后的2018年林老师的建议来批判，这本身就说明作者对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发展阶段性，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性与内生性这些基本的主张缺乏把握，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对于演化经济学，我理解有限，但是读书时也曾翻译过Peyton Young的演化博弈论的著作，也读过Richard Nelson的一些著作（我申请赴美读书时，有幸蒙Nelson教授写了推荐信）。这些也让我相信，演化经济学是有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文中提到的首尔国立大学的李根教授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支持者（担任以往五届新结构经济学夏令营的授课教授），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比较熟悉，包括在弯道超车型产业的论述上也结合了李根教授关于长短周期产业的学术观点。



但是，贾文以（错误）批判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式来试图提高演化经济学的地位和注意力，我觉得并不是学术上最有效的辩论方式与营销方式。建议作者不妨认真阅读《产业政策: 总结，反思，展望》（北大出版社，2018年）中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发展的论述。同时，必须指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陷阱，创新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团队也在一直严肃地进行学术研究。



如何更好地将国际政治因素，演化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或者不同的分析方法更好地借鉴引入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中来，这些的确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希望，学术界的批评以后能够更多地通过严谨的学术论文进行交流，而不是用类似娱乐新闻的标题文章仅仅在网络媒体上打嘴仗。因为事实证明，那是比较低效的学术交流方式，很难形成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真正沉淀下来。






阅读 16427 投诉
留言

精选留言

ChancySong
刚刚才看到王勇老师的朋友圈，倒是非常好奇哪位朋友那么快的效率就公开出来了……支持王勇老师的论点，欢迎学术讨论，但反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别人的理论体系
21分钟前


徐曦磊
感觉这个论战很难开始...竖个靶子自己打其实还挺没意思的...
13分钟前


JP
不懂林教授的东西，但他的一些预测能不能不要更改，前两年说中国经济以8%增长二十年，前一年说7%十年，刚刚又说6.5%五年之类。让人好糊涂！
15分钟前


铜豆子
林代表着改开主流经济学，尽管，其学未尽用，但万幸未尽用。批判，当然的。
12分钟前


海阔天空
观战不言
16分钟前


binghe122
论战开始
30分钟前

以上留言由公众号筛选后显示
了解留言功能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