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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前赤壁赋的时候,苏轼应该是在黄州。苏东坡其人生平的书也是汗牛充栋的规模。有兴趣的可以翻翻。但是古往今来对于苏东坡评价最到位的,个人以为还是钱穆。引一段《国史大纲》:7 }% C k' C: \; Q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 v, H4 U# l4 K }6 q" k0 U$ x 钱穆的评价,由外而内,品评的非常到位。尤其是定论苏东坡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基调。以苏东坡的为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对抗新法,弄得个乌台诗案险些送命;好不容易熬走了宋神宗,宋哲宗起用旧党打压新党,苏东坡又同情新党,而随之被章惇贬谪到了惠州、儋州(海南)。这也是非常典型的文人习惯的政治表现——首鼠两端,游移不定。所以说苏东坡也不可能政治得意。 & T2 @' y' W1 V 而写前赤壁赋的时候,也就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黄州更像是苏东坡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苏东坡到黄州也正是因为乌台诗案。仕途上跌了个大跟头。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身份待在黄州。官职是虚职,所以尽不妨徜徉于山水之间。而这个徜徉于山水之间的心态,不是之前写王禹偁《黄冈竹楼记》的时候那种小官初贬的状态,而是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才子在蒙受了莫须有的构陷带来的生死威胁之后的豁达,后者显然更能可贵。而我眼中的苏东坡也正是在黄州之后才逐步变成了一个集儒释道三教智慧于一身的聪敏智者。苏东坡幼时颇受道家影响,和弟弟苏辙在眉山天庆观中读书。而且据宋人笔记,同学之中还出了一个成仙的陈太初。所以他骨子里是带着黄老的道家思想的人物——《放鹤亭记》《众妙堂记》都是最好的佐证。苏东坡与佛教思想的契合似乎也是从黄州开始的。在这里,他得以结识在江西庐山做开先寺、归宗寺主持的佛印禅师。佛印俗名林觉老,法号了元。师承派系是汉传佛教十宗中的禅宗云门宗派传人。云门宗的主旨云门三句有云: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可以说云门宗和法眼宗也是禅宗七派之中最接近道旨的宗派。所以苏东坡的思想大约也是在黄州之后开始逐步融合三教精髓的吧。 ) H) C# [9 K6 i7 Q 还是先上一下《前赤壁赋》的原文吧。+ h# i: J$ L9 |# o%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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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时候也许佛印还在船上呢。佛印禅师的事迹大多是戏谑的故事,但是云门三句的威慑力却足以让我们思考大诗人此时心境深处的那番话与佛旨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云门宗公案:”僧问云门:如何是尘三昧?门云:钵里饭,桶里饭。“。其实此情此景之下,对于苏大诗人来说,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也是尘尘三昧。所以说这一场精彩无比的主客问答,究其根本是一场佛门与道门的机锋交战。只不过此时的诗人是站在云门宗的佛印禅师这边罢了。之后的就是醉在舟中,直到东方既白。 " L2 e6 U: J# o Q d3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