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宝回忆西气东输

然后203

201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线迎来正式商运十周年纪念日。这条被称为“能源大动脉”的管道，项目构思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目标是要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天然气，送到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全长约4200公里，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投资规模达到1400多亿元，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之一。

西气东输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1990年～2000年），最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大庆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有放空点火烧掉。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兴建三套大化肥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临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设想

正因如此，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提议认为可以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清泉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

1999年末、2000年初，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去了一趟塔里木，回来后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塔里木盆地有不少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而上海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亟缺能源，盛华仁提议，可以建设年输送能力在200亿立方米左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当时塔里木油田的总经理是现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刚好就是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兴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待？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四千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的管道。如果建设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心里没有底。（项目论证内容）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开采的就是新星公司。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

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人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就是用的合成气。平湖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在一线，廖永远一直都在积极力推西气东输的构想；而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层面，时任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和总经理黄炎、副总经理史清泉也都非常支持。

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召开了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的汇报人就是我。
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汇报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朱镕基就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比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所以这是汇报西气东输时需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汇报工作要抓住要点）

朱镕基听完后表示赞同，让我继续先汇报东海的情况。当时，对东海的资源量还属于推测，只有平湖一小块地方在产气。我的汇报认为，要是把宝押在东海上，不确定性太大，也不知道何时能向上海供气。

讲到这里时朱镕基又打断了我，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一立方米？
我马上就回答：“1.56元。”
能回答上来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我偶然读到一张上海的小报，报纸名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讲到上海平湖天然气和焦炉气混到一起卖给居民的情况，提到了混合后的气价是1.56元.

朱总理当时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是顺杆爬，随嘴乱说的，你又不是上海人，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确？，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当时的大秘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耳语，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把这个条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两天以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纪要上还有一句话说，由国家计委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通常领导小组组长应该是正职担任，纪要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根据这个定语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我。我就这样当上了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的组长。

论证
塔里木盆地是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当时在项目论证时，最初盛华仁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年产200亿方立方米，我们也希望按200亿立方米来进行设计。

但那时我国已有规矩，凡是重大工程，一定要先进行专家评估，政府官员说了不算，所以西气东输工程也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咨公司）进行评估。当时评估西气东输的专家组组长是中海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振华，他也是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后来还是“西二线”评估组的副组长。

唐振华当时认为，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而且中国人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消化不了200亿立方。因此，专家评估提出西气东输的运量应该砍到120亿方/年，管径应该从1034mm缩小到1018mm。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发展留有余地。当时其实我们已经设想到，如果万一塔里木天然气储量不足，我们还可以从中亚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引进天然气，所以管道输气规模在设计中应留有余地，更何况建设期还有几年，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越来越多，争论了很久。我的意见是按200亿方/年来设计，工程规划需要留一点余地，就不用日后反复进行扩建。虽然当时看起来，120亿方似乎更有把握，但是万一产量增加，运力就会不足，但这些专家非常坚持，当时谨慎的意见占上风，我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专家意见，西气东输可研报告定了120亿立方米，管径是1018mm。

但后来气多了，管容和运力不够，中亚天然气也引了进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

当时下游有很多的担忧，其一是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第一反应是认为天然气很贵，用不起；其二，担心万一用上天然气以后，如果气源不稳定忽然断气了怎么办；其三，各地方政府对“照付不议”（照付不议是天然气供应的国际惯例和规则，就是指在市场变化情况下，付费不得变更，用户用气未达到此量，仍须按此量付款；供气方供气未达到此量时，要对用户作相应补偿——编者注）条款不理解，过去都没听过这一方式，理解成了不管用不用都得付钱，认为是霸王条款。其实，照付不议的英文是take-off-pay。而“照付不议”的表述则会给人一种错觉，这其实是翻译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担忧，我们就要到每个省去做工作进行解释，也让各地的发改委去给当地的用户企业做工作。

西气东输工程上游几省主要是过路，包括山西也没有落地什么气。从河南之后，进入到安徽，然后依次到江苏、上海以及浙江，下游市场就主要是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这几个省。当时各省谁有顾虑，不愿意多要，我们就要到各省做工作，宣传天然气的好处，要各省同意和中石油签天然气购销协议。当时我在北京还专门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沿线各个省都来人参加，我和中石油的马富才坐在台上进行宣讲。

徐锭明这个人性格和说话都比较急，当时为了宣传西气东输和天然气，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词，说这是“鸦片气”──你一旦用上天然气，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又干净又方便，一拧阀门气就来了，热值还特别高，“抽”上以后“想戒都戒不掉”。

但这些都还不够，大家还不放心。后来我们又把沿线的省市领导、发改委主任请到塔里木的轮南进行现场观摩。轮南过去是边疆，很荒凉。中石油他们找了一块沙漠地方，等人都到齐后，当场在沙漠里点火，“砰”一声，火焰就高高地窜起来，极为壮观，现场的人都赶紧照相。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下游各省接受的。（发改委的工作）

最积极的是江苏，上海也不错，比较麻烦的是浙江，一直到现在都有后遗症。

浙江当时虽然很需要气，但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如果东海有气，就可以在宁波登陆供应浙江，所以我们最初设想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用西气东输的气，钱塘江以南将来可以考虑用东海的气。差不多同时期，在广东和福建建了LNG的中海油到浙江省去游说，希望搞LNG项目。中海油的身段比较低，合作态度也比较好。

这些因素之下，浙江省希望“肥水不留外人田”，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就提出成立一个浙江省管网公司，计划自己建设和管理省内管网，中石油只要把气送到浙江边境上来就可以了，湖州或者嘉兴。浙江省于是和中海油一拍即合，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现在浙江省内的天然气管网是浙江和中海油合资的公司；中石油本希望通过自己的管线直接送到省内，但浙江省不干，这让中石油挺生气，最后双方合同签了10亿方/年的供应量。

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气东输供到浙江的气还是10亿方，气也只是送到嘉兴或湖州，省内管网跟中石油并无关系。

但就像我汇报西气东输工程所说的那样，东海很长时间没有发现新的气田，后来这一海域还与日本存在争端，情况就更复杂了。如果当时把宝押在东海上，至少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

江苏省差点也走了这个模式，后来被我否掉了。当时，江苏省包括发改委主任在内的一些干部也想组建一个省管网和燃气公司，人选都已经选好了。那时候李源潮同志是江苏省省委书记，具体分管此事的则是副省长吴瑞林，他原来是南京金陵石化的总经理。那年两会期间，江苏省代表团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五洲大酒店，晚上我到酒店去找李源潮书记，建议他让中石油负责把天然气直接送到省内，不要单独再搞管网公司，具体到下面各市，就让市自己负责，最后李源潮书记接受了我的观点。后来，江苏省认购了20亿方，省主干网也由中石油来负责建设。（认购后take-off-pay）

在2000年7、8月之际，我们在北戴河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汇报西气东输可行性研究工作。当时，我和徐锭明、胡卫平做了个幻灯片，里面有3～4个可选的工程路线方案。

一条就是现在的路线，在陕北走靖边，在靖边可以和陕京管线相联结。出靖边后进入山西省，再从山西到河南，在郑州过黄河；而另一种则不经过山西省，从陕北南下到西安的临潼，从潼关出关进入河南的灵宝；还有一种方案是不走靖边，沿着陇海铁路直接走西安，然后再进入河南。最后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们当时更倾向于管道走靖边，与陕京管线接起来。因为当时在长庆油田已经发现有天然气，可以和西气东输的气源相互调节，东可送上海，北可经陕京线送到北京。

而管输费和输电费的问题一样，都由价格司决定。定价原则是成本覆盖加适当利润算出来。当时全线的平均管输费是每方气0.84元，而井口气价每立方米才0.49元，管输费比井口价还要贵，两者相加的价格全线平均是每立方米1.33元。先算出一个全线平均价，然后根据距离远近，各个省的管输费距离远的多一点，距离近的就少一点。

那个时候各省提的意见，管输费应该按照距离远近略有差异。到安徽便宜一点，到江苏稍微再贵一点，到上海再贵一点。后来就按照这个原则给每个省定一个气价，离得近的价钱就便宜一点。

在设计管道工程走向时，主要并不是按照沿线的市场潜力，而是完全根据路线本身的工程特点进行设计的。西气东输经过甘肃的路程最长，要求甘肃省政府做很多工作，要征地又要和老百姓沟通，而其实管道对甘肃来讲主要是过路。在西气东输这样的国家任务面前，甘肃省政府一直都积极给予支持。

那个时候要用汽车运送管子，一辆车最多运十几根，一直从东部拉到新疆去。而沿途公路都有关卡，要交过路费的，但这些车刷上一条标语：西气东输。关卡每每看到“西气东输”四字，就免费放行。

再比如，西气东输经过河南时，要穿越黄河，向当地农民征用林地赔偿的问题也产生过纠纷。这些问题中石油和国家计委都没法摆平，我们就找了河南省政府帮忙，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农民进行协商。各地方政府帮着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再举个例子，当时西气东输管道要在南京穿越长江，负责施工的是台湾的中鼎公司，因为他们有江底穿越的建设经验。江底隧道穿越的工程建设其实很危险，因为如果施工过程中一旦停电，江底下一片漆黑，水泵一旦排不了水，会发生灌入江水淹掉的可能。为了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有多条供电线路供电，其中就要从南京的栖霞山接一条线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都无偿地照办了。

西气东输要经过的地方很多已有铁路了，管线要从铁路底下钻过去，需要铁道部同意；同样穿越公路要征得交通部同意；穿越黄河、长江等河流要水利部同意；占用林地要林业部同意。西气东输要三次穿越黄河──两次要从河底下穿过去，黄河是游动的，在郑州的黄河河道有20多公里宽，要用五段顶压法穿越。要打五口沉井下去，在井下把管子顶推过去，再从下一个井冒上来，然后再从第二口井往下一个井顶推，这需要很多部门的互相配合。比如小浪底调沙调水了，如果没有通知施工人员，那这口井就被冲掉了。又比如，管道要经过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地的一角。这里属于军事禁区，所以必须要有中央军委的同意才能穿。

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文物局突然提出意见，说管道穿过古长城了，不能穿。甚至到了上海，还有问题。当时进上海的第一站要经过白鹤镇。这个地方有个棚户区，有很多仓库，所以上海希望管道经过此地，正好进行拆迁工作，但对中石油来说，这样要多花很多的钱，他们就不愿意走。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出面进行大量的协调。

在上海的事情上，就是我出面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韩正，最后韩正市长协调才解决的。（上游气源、下游销售、路线、定价）

建设
2000年2月14日开国务院会议时，朱镕基总理主张西气东输工程跟国际上的大油气公司进行合资。一是我们中国还没建设过这么大型的管道项目，没有经验，而通过和大型石油公司合资可以获得建长输管道的经验。他说，气源在我们手里头、市场在我们手里头，只是中游管道合资，怕什么。

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所以一开始，全部方案都是按照跟外资合资来设计的，并且公开宣传，表示这个管道工程愿意跟外商合资，欢迎外资企业来投标。中石油广发“英雄帖”，发了80多份招标书，初筛选了19家，再之后又评了3家，最后才变成1家，最后确定了壳牌为合作方。
和壳牌谈判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双方存在争议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尽管我们做了很多让步，最后仍然谈不拢。我觉得，外商思维方式和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举一个小的差异细节，在中石油和壳牌谈判的最后阶段，一度准备谈妥，在人民大会堂要举行合作备忘录的草签仪式。壳牌当时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住在建国门桥的凯悦饭店。那天的原计划是由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主持签字仪式，由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

仪式当天，壳牌的人却不见踪影。因为前几天，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国的涉外税制要改变。老的外资法对于外商企业实行的是“两免三减半”，就是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收企业的所得税。而壳牌听到消息说要统一改成国民待遇，就是国内和国外企业都按照23%收所得税，而此前国内企业的所得税是33%。

壳牌因此很不放心，如果税率一变就会影响他们的收益。所以，他们就跑到财政部去问。事实上，当时财政部的方案可能正在酝酿当中，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就给出了比较含含糊糊的回答：我们的税制不会产生大的变化，而且即便有大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工程的收益。财政部这个同志的回答，还是从促成这个项目合作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壳牌则表示，他们要跟董事会去汇报，需要有书面证明。财政部也破例出了个函，我们现在叫“安慰函”。函上就说：我们国家的涉外税制不会产生大的变化；即便产生变化的话也不会使这个项目的收益受到大的影响。写这个函的人可能认为这样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外国人拿了这个文反倒更不放心。中国人都讲大概齐，而外国人一定要有数量概念。不会有大的变化，变5%算大还是变15%算大？不会使我的收益受到大的影响，大的概念是什么？

当时的税制也还只是一种讨论，并没有定论，财政部因此不可能给壳牌出函解释“大”的概念。所以，财政部就拒绝进一步解释。因此，草签仪式的前一天晚上，中石油的马富才还在与壳牌直接进行谈判，一直谈到半夜，壳牌就是不签字。

而我则是夹在中间，这边领导人以为你们谈好了等着接见；另一边，壳牌不肯出宾馆，我很着急也很尴尬。就跑去跟曾培炎汇报，曾培炎表示，可以从发改委来出个安慰函，向壳牌解释一下情况。

但安慰函要翻译成英文，当时找了发改委里面英文最好的人来翻，一个是现在在美国当经济参赞的李斌，一个是现在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顾骏。安慰函表示：“财政部说，税制不会有大的变化，实际上是没什么变化。”但“大”字怎么翻译？no significant change? no big change?想了很多词，越说越不对，越说越糊涂。最后，我开玩笑说那就不用翻了，就用汉语拼音“DA”算了。

最后壳牌也接受了这个安慰函，他们也着急，因为这毕竟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这还不是最后的合同签字，只是一个意向草签，所以这次壳牌签了。类似这样的差异非常多，最后壳牌的董事会无法通过，壳牌和中石油对于投资回报率等问题也都难以谈拢。

有一份材料讲到当时合资的方案，是中石油50%的股份，埃克森美孚、壳牌、俄罗斯天然气各15%，另外中石化5%。我们当时内部讨论，认为Gazprom不行。俄罗斯一直是计划经济体系，此前还没有与外国企业合资的实例，把它弄进来，我们担心将来的董事会估计会吵得一塌糊涂。大家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还是不大能接受。最后就想劝俄罗斯不要参加，朱镕基在接见Gazprom公司的时候，亲自和他们说，大意是我们这次的管道工程很庞大、很复杂，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将来在别的领域再合作。俄罗斯人接受了，也就退出了。

中间过程的确是有中石化。当时，李毅中是中石化的董事长，他非常想参与这个项目。李毅中比较讲政治的，一是这么大的全国性工程中石化不参与觉得不好。二是中石化在新疆还有塔河油田，合并进来的新星石油公司在新疆原来也有一块油气田。所以在他的力争之下，就给了中石化5%。但后来外资撤出后，中石化只有5%的股权，考虑到对项目没有什么话语权，就全部退出来了。

中石油开始时对与外资合作的态度是贯彻国家的决策，是积极的。但后来壳牌要价太高，中石油认为一旦合资，我方会吃较大的亏；而且管道项目外资合作的初衷是因为我国缺少经验，中石油认为可以努力自己进行攻关。他们因此多次来找我谈，表示不希望合资了。开始我还劝他们──这是朱镕基总理决定的方案.

马富才的观点则是，这些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虽然现在不知道，但自己一旦建了可以慢慢掌握；既然两头都是我们的，中间我们自己也能干。

最后，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汇报，我们还是尊重了企业的意见。如果能达成合资协议，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振奋，这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合资企业。但如果确实谈不拢，那么我们仍然要以国家和企业利益为重，不能为了合资而合资，合资并不是政府强制的目标。

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中止合资的决定是对的，当时最大的担心是经验不足，想通过外商合资来弥补。后来证明，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包括技术、材料设备、管理问题，我们还是能够胜任。而壳牌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

当时对于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装备有很多担心。首先钢材就不会做。西气东输管道的压力定的是10MPA,埋在地底下的管材需要保证抗腐蚀、承受输气压力等因素，需要用X70钢。我们国家以前从来没有生产过。当时我们找了国内最著名的几家钢铁厂，包括宝钢、武钢和鞍钢进行攻关。这些国内顶尖钢铁企业研发出来了，他们第一次就参加了投标。

第一轮投标，马富才来找我谈说：投标的结果是韩国公司的报价最便宜，中石油作为投资业主是按照谁便宜买谁，还是要扶持国产化？我当时也很矛盾，如果按照价格和招标原则应该选韩国人，但国内企业已经投入攻关，生产出来了，怎么处理？后来国内有企业向我表示，韩国公司的报价有蹊跷，很可能是为了把国内企业打压下去，故意报了个比成本低的“跳楼价”。我就回复马富才说那你就买点国内的吧。第一轮招标中石油买了不少韩国的钢材，也买了一点国内的。但第一轮招标量很小，我想的是，如果韩国公司的价格确实是“跳楼价”，弄虚作假只能做一次，长期亏本不可能，他们不能永远作假。

后来这个判断果然被验证了，第二轮招标时，由于第一次招标价格亏本，韩国浦项钢厂总部把第一次投标的负责人撤职了。因此，在第二次招标以后，都是用的国产钢材。

后来X70也不够了，管子压力要求输送容量更大了，又出来X80，现在已经到了X90，X100，这样就填补了我们国家钢材的一个空白。
其他重要的设备主要是长输管道的压缩机、燃气轮机、以及40英寸的球阀，这些装备我们当时都不会做。所以，西气东输一线的压缩机和燃气轮机几乎100%用国外产的，都是英国罗罗公司中标，这家公司的主业就是飞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一线工程4000公里，距离很长，每隔一段距离就需要有压气站加压，管线沿途要经过若干个加压站，而每个加压站里都有若干台压缩机。有电的地方，就用电来带动压缩机。但在荒山野岭渺无人迹的地方，往往没有电，就只能用燃气机组加压缩机组带动，由它本身的气带动燃气轮机做功，再带动压缩机加压。这个设备国产做不出来，因为压缩机每分钟4000多转，要求的速度非常快。我当时也曾问负责工程的人，能不能改用国产装备。他们一句话就把我噎回去了，说：要是用了国产的，一旦出了故障，下游有1～2亿人用不上气，谁来负责？所以第一轮全部买的国外的压缩机。　
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一定要把这些设备的国产化攻下来，所以布置了能源局科技装备司去负责此事。压缩机，让沈阳鼓风机厂做；燃气机，最早找的是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但他们要价太高，而且什么都要求以他们为主，所以就选了另外一家中船重工哈尔滨703所，主营是船舶里的燃气机，他们态度比较好，愿意合作。电驱部分则由哈尔滨电机厂来做电机。为此，这些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且还做了试验台。

但设备做好了，企业还是不敢用，廖永远当副总经理时分管这块，和我在西气东输工程中一直有很多配合，我觉得他很开明、很有激情，也很支持国产化。当时，下面的人一直不放心，想买国外的设备，廖就一直做下面的说服工作。我们商量，选定陕西高陵压气站做为第一个试验站，压气站一般共5台压缩机，4开1备。那么如果4台用进口的，备用用国产的，甚至可以用备用的先开起来，如果有问题，还有进口的在备着。因此，压缩机和电驱研发出来以后，就慢慢用上了，这两种设备目前在西气东输已经全部国产化，只有燃压机组还没用上。（703所的没用上）　
另外，40寸的球阀开始也需要进口，攻关之后也做出来了。负责此事的是机械工业联合会原来的总工程师隋永滨和现在能源局科技司的黄鹂。他们一直很支持装备国产化。现在40寸的球阀，基本上是国内做的。

这3样最主要的东西，一个压气机一个燃气机一个球阀，统称“两机一阀”，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西气东输三线中，目前基本都采用国产的设备。

效益
西一线管道运营本身是赚钱的，中石油成立了西气东输公司，最开始我们希望公司总部放在新疆，但最后中石油定在了上海。西气东输公司单独核算，就是买进来多少气，再卖给下游用户，只收管输费。当时定的平均管输费是每立方米0.84元，现在我估计应该超过1元了。所以，西一线的管道收益还是可以的。

后来中石油把西气东输公司以甘肃中卫为界拆成了两部分，中卫以西归西部管道公司管，中卫以东归西气东输管道公司管了。
但是中石油的整个天然气板块还是亏损的。这不是因为管道亏，而是因为西气东输和进口的中亚天然气接起来以后，国家卖给老百姓的天然气价格一直控制在2~3元左右，但中石油买进中亚天然气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门站价已经是每千立方米382美元了，换算成人民币每平方米超过2元了。
当时，中亚天然气进口是我和已去世的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谈的。当时土库曼斯坦卖给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是每千立方米90美元，等我们谈判成功时，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价格已经到了每千立方米200多美元了，现在已经到了每千立方米382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边境价格约在每千立方2.28元，这还没算上到边境那么长管道的管输费──从西气东输管道接到边境还有1000多公里，如果再加上这段的费用，那管输费就在每立方米1.2元左右。两者相加就已经是3.48元的成本了，但却不能以这么高的价格卖给居民用气。所以，中石油整个公司尽管盈利很好，但天然气板块单独来说则是亏本的。

朱镕基总理提出建设西气东输工程的设想之后，曾经亲自去了一趟新疆。我们在轮南吃的中饭，吃完中午饭以后朱镕基的一段话给西气东输定了调子。他说西气东输管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我的文章也常引用这句话。  

然后203

张国宝回忆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及决策过程



2015年12月14日，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开通运营六周年了。六年来中国通过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进口天然气1350亿立方米，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建设起我国第一条陆上能源进口大动脉。迄今为止，我国从境外进口天然气管道仅有两条，一条是起自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右岸，横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直到中国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另一条是缅甸到云南的缅甸天然气管道。但是目前通过缅甸天然气管道进口的天然气数量还有限；而俄罗斯西线天然气管道虽签订了意向书、备忘录和一些技术协议，但至今仍未达成商务合同。东线虽然签订了合同并宣称开工，但进展不快，尚未能向中国输气。因此中亚天然气管道目前是我国陆上进口天然气的最重要渠道。

中亚天然气管道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我国境内，与西气东输二线相连接，中亚的天然气供应到我国华东的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华南的广东、广西，并经过深圳到香港的海底管道供应香港10亿立方米左右。中亚的天然气还经过西气东输管道到达陕北靖边，再经陕京管道输到北京。有2亿多人口使用上从遥远的中亚输送来的清洁能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走向恰好沿着古丝绸之路，经过撒马尔汗、布哈拉等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跨过戈壁大漠和雪山草原，被誉为新时期建设的能源丝绸之路。正与现在的“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相契合。

中土乌哈万余名石油工人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工作，经受住了沙漠腹地高温、严寒、风沙的严峻考验。夏天沙漠中的气温高达50℃，穿着防护服焊接管道的工人脱下衣服时能从衣服里倒出一盆汗水。上万名工人在沙漠里工作，蔬菜供应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参加施工的是川庆石油公司，他们发扬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阿姆河边建起无土栽培蔬菜大棚，不仅解决了石油工人的吃菜问题，还可以供应部分给土库曼斯坦居民。2009年12月14日位于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沙漠腹地的第一天然气处理场竣工投产。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梅哈莫多夫、乌兹别克总统卡西莫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开启了中亚天然气管道的阀门，宣告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运行。土库曼斯坦全国欢腾，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竣工投产仪式。

而早于中亚天然气管道，由西方国家提出的经里海输往欧洲，以绕开俄乌矛盾的纳布科管道却始终没有进展，胎死腹中，至今也未能开工建设。

1992年尼亚佐夫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前，提出建设中亚输气管道。
曾任土库曼斯坦首任大使的程振声曾撰文回忆起最早关于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有关构想。土库曼斯坦建国之初制定的《十年稳定》规划中，提出了多元化出口天然气的设想，包括向西、东、南和西南四个方向的管道建设方案。土库曼斯坦的专家们乐观地估计，这个规划即使部分实现，国家也可以实现富强梦。1992年，尼亚佐夫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从长远看，我们可能修建从土库曼斯坦经中亚国家通向中国的输气管道项目。”此后，尼亚佐夫总统曾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过向中国供应管道天然气的倡议，但是也许当时条件尚未成熟，得到的都是原则性的回复，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构想能得到实质性实施，始于2005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重要活动。在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双边会晤时，尼亚佐夫总统谈到土库曼斯坦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可以从土库曼斯坦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我从发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电报中看到了这一消息。另一个由外交部举办的活动也帮助推动了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实施。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深入、广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也相应快速增长。外交部为使外交工作更好配合国内经济建设，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各驻外使节的会议，由驻外大使们介绍驻在国的资源情况和可以与中国合作的潜在机会。其中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鲁桂成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大使的讲话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他介绍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情况，土库曼斯坦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地区，2004年出口天然气391亿立方米，但只有苏联时期建成的单一管道向俄罗斯出口，出口价格非常低廉，土库曼斯坦有出口多元化的强烈意愿。鲁大使建议可以从土库曼斯坦进口我国需要的天然气。他的讲话和我看到的外交电报不谋而合。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构想更加清晰起来。

2005年7月，吴仪副总理又率团访问中亚几个国家，我作为陪同人员一同出访。吴仪副总理在土库曼斯坦会见尼亚佐夫总统时，尼亚佐夫总统再次提出可以将阿姆河右岸的区块让中方参与开发。于是回国后我们即向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油气工业部长别尔德耶夫发出邀请，邀请他到北京就具体事宜进行协商。我与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油气工业部长别尔德耶夫在钓鱼台国宾馆就修建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具体事宜进行了磋商，双方都表示了强烈的意愿，但对资源情况、能否保证20年以上每年稳定供气300亿立方米、中方以何种方式参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开发等尚只是初步交换意见，土方提出2006年1月10日由我率中国代表团到土库曼斯坦实地考察并继续商谈，双方都希望能达成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协议，作为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2006年春季访华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此期间发生了俄乌天然气争端，俄大幅度提高向乌出口天然气的价格。欧洲从俄乌争端中提高了保障能源安全的警觉，不能单一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谋求进口天然气市场多元化，乌克兰也直接向土库曼斯坦寻求进口天然气。在此之前土库曼斯坦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价格是非常低廉的，每千立方米仅仅44美元。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在电视台宣称中国将从土以高于俄罗斯的价格进口天然气，迫使俄罗斯将气价提高到每千立方米65美元。尼亚佐夫总统当年1月22日至23日将访问俄罗斯，与俄进行天然气问题讨价还价将是一项重要议题，在此前邀请中国派团访土并大造舆论，有利于用中国因素打天然气牌，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

2006年1月19日—21日我应邀在尼亚佐夫总统访问俄罗斯前率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就修建土中天然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进口3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参与土天然气勘探开发等问题进行商谈。访问团成员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汪东进、外交部欧亚司罗微参赞、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外事司、中石油哈萨克斯坦项目部等，并安排了有油气地质勘探专家、石油天然气规划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于1月11日先期赴土库曼斯坦进行技术商谈。

根据中石油专家的初步了解和评价，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资源丰富，剩余可采储量2.9万亿立方米，石油储量相对较少。土库曼斯坦最大的气田是位于阿姆河盆地的多沃列塔巴德气田，储量1.3万亿立方米，以及位于穆尓加贝河盆地的雅什拉尔气田，储量7000亿立方米。2005年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产量约630亿立方米，出口天然气45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主要通过管道向乌克兰、伊朗北部和俄罗斯输送。中石油的同志担心按目前掌握的规模，土库曼斯坦还难以保证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并且持续几十年。因此建议如果要考虑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必须要继续进行投资和勘探，增加天然气的可采储量和产能。他们建议我在与土库曼斯坦领导会面时强调这一点，要求土库曼斯坦拿出一定的区块让我们投资勘探开发。我觉得中石油专家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尽管土库曼斯坦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目前已经掌握的可采储量和产能确实还不足以保证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当土库曼斯坦方面了解到我方的担忧后，他们又告诉我们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尤洛屯地区还有一个储量8万亿立方米的大型气田，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资源是有保证的。中石油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情况后，又跃跃欲试，想让土方允许中石油参与尤洛屯气田的投资和勘探开发。但土库曼斯坦是不会轻易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开发尤洛屯这一巨大气田的。另外，中石油同志还怀疑尤洛屯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有水分，认为最多只有2万亿立方米左右。为此我和鲁桂成大使在使馆和中石油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内部讨论，我说服中石油同志，即便尤洛屯只有2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也比我国的天然气储量丰富得多。我们在搞西气东输时，在塔里木盆地开始拿到手的储量只有3000多亿立方米，应该相信随着勘探的深入，储量一定只会比现在多。

尼亚佐夫总统由于是土库曼斯坦独立的建国之父，有着极高的权威，工作十分繁忙，但在2006年1月19日上午尼亚佐夫总统在上班前提前一小时会见我和鲁桂成、汪东进，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土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两位部长，会见前土方两位部长向尼亚佐夫总统行半跪吻手礼，由于事先大使已向我们作过介绍，对土方的礼仪我们已经有准备，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开始时由土方两位部长站立在地图前用教鞭向我们讲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分布情况和出口多元化的设想，但很快尼亚佐夫总统就让两位部长靠边，他亲自执教鞭向我们讲解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的战略构想。他说，美国建议土建设跨里海到土耳其的管道；印度建议建设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管线；乌克兰和欧洲希望建设绕开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管道。土库曼斯坦从出口市场多元化考虑，愿意建设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并从2008年起能保证年输气300亿立方米，在土边境交气，不参与边境以外管道的建设，气价每千立方米100美元（当时土库曼斯坦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价格刚从每千立方米47美元提高到64美元）。

我在回应时首先对尼亚佐夫总统的领导力表示了高度的赞扬。我强调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市场多元化符合土利益，中方愿意以合理价格从土进口天然气，但价格不应高于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价格。管道的走向从土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距离约2300公里，从霍尔果斯口岸到中国东部的天然气市场有5000多公里，由于距离长，输送量必须足够大，至少每年300亿立方米，否则管输成本太高，经济上不可行。从土边境到霍尔果斯口岸2300公里管道建设费至少需35亿美元，中国境内管道建设费约120亿美元，投资巨大，如果没有气源的充分保证是不敢轻易决策建设的。因此中方要求以产品分成方式参加阿姆河右岸天然气田的勘探开发。按双方专家组的评价，目前阿姆河右岸探明储量只能建100亿～150亿立方米/年左右的产能，不能满足300亿立方米/年的输气要求，因此希望土方同意将阿姆河南面雅什拉尔区块也作为向中国供气的气源地，中方希望能参与勘探开发雅什拉尔区块。雅什拉尔探明储量7000亿立方米，可建200亿立方米/年以上的产能。

在会见中尼亚佐夫总统态度十分友好，他表态这些问题具体都可以与油气部长去商谈，土方能够保证2008年开始供气300亿立方米/年，希望能在他2006年春访华时签署协议。

但在随后与石油天然气部长、土石油天然气康采恩谈判中却并没有那么顺利。土方强调阿姆河右岸共有五个区块，其中有两个区块在苏联时期探明程度比较高，是作为向乌兹别克年供气100亿～150亿立方米/年的气源地，这两个区块不能拿出来让中方以产品分成方式开发，要由土方自己开发。因为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陆上油气田不能让外国公司以产品分成方式开发，考虑到与中方的特殊关系，尼亚佐夫总统特批只能从其他的三个区块中先选择一个区块让中方以产品分成方式勘探开发，其他区块，包括雅什拉尔区块可以让中方以技术服务方式参与开发。我询问这是总统的意见还是石油天然气部的意见？回答说这是总统的意见。会后我们分析，尼亚佐夫总统提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战略意图是明确的，可以实现土出口市场多元化，增加土岀口天然气要价的话语权，当然土库曼斯坦要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随后由汪东进率领的专家组与土石油天然气康采恩商谈中我方又提出以合资方式参与雅什拉尔区块开发，土方就像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样，对合资方式不了解，怕吃亏。

代表团与使馆详细评估了会谈的情况，分析认为双方在商谈中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出现一些分歧是很自然的，但应看到土方有利用中国因素压俄提价，打天然气牌的意图。中方也可利用这一因素促进与俄天然气领域的谈判。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是一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程，是两国高层领导高瞻远瞩的共识，应力争成功。我方在谈判时应换位思考，在谋求利益最大化时也要考虑接受中利益、小利益，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从土进口3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尼亚佐夫总统有在其访华时与胡锦涛主席达成协议的强烈愿望，应抓紧此前时间谈判，如果尼亚佐夫总统访华时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估计今后谈判步伐会慢下来，甚至拖黄。

2006年1月19日，《土库曼斯坦日报》头版头条大幅报道了尼亚佐夫总统会见我们的新闻，文章内容着重传递了中国派代表团来商谈，将以每千立方米100美元的价格购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当时土库曼斯坦出口俄罗斯的气价，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谈定气价，可能是土库曼斯坦为了给俄罗斯一个强烈信号。

回顾这段历史，中石油在最初与土库曼斯坦接触谈判时其实尚未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抱最终能谈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信心，更多是为了贯彻领导同志的指示。当时中石油主要精力和期待还是集中于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谈判，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总储量数据也抱着怀疑态度。我对中石油的同志说，与土库曼斯坦的谈判有利而无害，即使最终谈不成，也是起到了给中俄天然气谈判施压的作用。后来由于尼亚佐夫总统的政治决心，在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石油天然气部、石油天然气康采恩的艰苦谈判中，土方最终同意拿出阿姆河右岸的五个区块与中石油进行勘探开发的合作，这突破了土库曼斯坦不允许外国公司参与勘探开发本国天然气区块的规定，如果没有尼亚佐夫总统的决心是不可能的。

但是与土库曼斯坦就勘探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设向中国输气的天然气管道达成一致，还只是整个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的一半工作量，因为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不接壤，管道必须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才能到达中国边境，与这两个国家协商是否能达成一致心中依然没底。这两个国家作为管道的过境国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谈判将是十分艰苦复杂的。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谈成。哈萨克斯坦希望这条天然气管道兼顾哈萨克斯坦南部缺少天然气供应区域的需求，而土库曼斯坦反对在中途下载天然气。乌兹别克斯坦希望管道能适当绕道，兼顾今后潜在向中国出口乌兹别克天然气的可能性。再就是管输费的价格和给这两个过境国的利益，这些都是谈判中绕不开的问题。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马凯同志率领负责油气工作的张玉清等同志亲自赴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谈判，最终与该两国签订了过境管道协议，中亚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境内段均采用与该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各50%股份的合资方式，管道建设工作量也按该股份分别由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和该国油气管道公司分别承担。但是后来明显看出，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石油管道建设技术和装备已经远远优于该两国的管道建设技术力量，为了保证中亚天然气管道按期建成投产，中国的管道建设队伍又承担了一部分工作量。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跨越四国的管道工程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相比由西方国家提出的纳布科管线始终无法进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意愿，这正是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同时也应指出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谈判和建设的这条管道固然有领导人的政治决断，也完全遵从市场原则，合同的谈判都坚持了企业主体、商业原则。

2006年4月，尼亚佐夫总统身体已经染疾，但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功绩，他仍率团访问中国，准备由自己和胡锦涛主席两个国家元首来签署建设这一重要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没想到的是，中国外交部有关协议签署的礼仪规定却差点使这重要的协议无法签署。按中国外交部的有关规定，像这样建设管道的专业协议由两国主管能源的部长签署就可以了，两国元首只能作为见证。但是尼亚佐夫总统是希望这一重要的历史性协议由他本人和中国的国家元首来签署。直到要签署协议的头一天晚上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尼亚佐夫总统把我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鲁桂成叫到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明确告诉大使，如果这个协议不是由他本人来签署，他将回国，这个协议无法签署。鲁桂成作为我驻外大使顶头上司就是外交部，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哭丧着脸来找我，把情况向我作了介绍，他不无忧心地说，这样一个大事、好事，十哆嗦已经完成了九哆嗦，就差最后一点，如果黄了实在太遗憾。我说我只是一个副主任，外交方面的事情还得按外交部的意见办。如果我要请示也只能请示我的领导国家发改委主任。于是我又打电话给马凯同志汇报有关情况。马凯同志是个按规矩办事的人，他只能对我说你们想办法做做尼亚佐夫总统的工作。但是我和鲁大使都知道尼亚佐夫总统在土库曼斯坦的威信是一言九鼎的，我们怎么去做他的工作？此时我只好违规越级自己给胡锦涛主席办公室陈世炬同志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陈世炬同志非常客气，他让我等一等，立即请示首长给我答复。大约半小时以后，陈世炬同志给我回电话说，胡锦涛主席说了这是件好事，明天由他和尼亚佐夫总统来签。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由胡锦涛主席和尼亚佐夫总统代表两国签署了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尼亚佐夫总统回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但正是由于他的威望，这项协议一直得到了很好的遵守。

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中央常委都访问过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推动和维护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仅我陪同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就有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吴仪等。习近平同志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战略，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进一步得到推进，成为我国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数量也逐年增加，现在协议额已达680亿立方米/年。但是由于近年石油天然气价格下跌，国内能源价格也未理顺，天然气增长不如预期，价格谈判也不顺利，但是我认为现在雾霾肆虐，国家必须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从中亚沿丝绸之路的这条天然气大动脉进口的天然气和沿海进口的LNG价格相比仍有竞争力，对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短视，相反应该趁现在能源价格低迷，积极进取，理顺清洁能源和煤的价格体系。

鳕鱼邪恶

尼亚佐夫坚持由自己签字，是不是也是想对这个项目在自己身后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加一道保险的意思？

一瞬无尽

然后203 发表于 2017-6-23 21:48
张国宝回忆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及决策过程

好像很好看的样子，这个回忆录在哪里能下载吗？

然后203

一瞬无尽 发表于 2017-6-24 11:10
好像很好看的样子，这个回忆录在哪里能下载吗？

张国宝还没出回忆录，都是在网上和微信上搜索到的。

然后203

鳕鱼邪恶 发表于 2017-6-24 11:08
尼亚佐夫坚持由自己签字，是不是也是想对这个项目在自己身后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加一道保险的意思？ ...

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一个大项目，土国天然气出口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一方面这是之前被大毛欺负狠了，通过这个方式欺负一下中国，顺便把天然气价格拉抬起来。中国价格是大毛价格的翻倍多呀。
不搞帝国主义，国内民众就要多付出。

鳕鱼邪恶

然后203 发表于 2017-6-24 12:03
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一个大项目，土国天然气出口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一方面这是之前被大毛欺负狠了，通过这 ...

好像不能这么看。。。大毛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外人的能源，与大毛的能源合作，对土国基本还是个政治合约。

看这些经济折冲的时候，与国际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就更好玩更好看了。兔子在东亚很长一段历史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力，要打入中亚，这点费用还是很便宜的了。如果不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兔子也不可能 用经济手段切入。

那一代当头的大兔子们，还是很能抓住机会的；同样，没有尼亚佐夫这样的领导人，如果是乌克兰那样的傻逼，兔子要打入中亚恐怕不知要多费劲。。。。这种大项目，从来都是与政治站队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尼亚佐夫对土国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个伟大人物了。

然后203

鳕鱼邪恶 发表于 2017-6-24 12:23
好像不能这么看。。。大毛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外人的能源，与大毛的能源合作，对土国基本还是个政治合约。

...

大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啊，中亚的气都从大毛家管子里送到欧洲去，这特么都是前苏联的遗产。
所以这是哈国土国这些年和中国这么合作的原因。

每年近千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出口，价格翻倍是个啥概念？
总的说来，中国对中亚的政治经济布局绕不过大毛，在这个方向上缺少手筋。

leekai

然后203 发表于 2017-6-24 12:30
大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啊，中亚的气都从大毛家管子里送到欧洲去，这特么都是前苏联的遗产。
所以这是哈国 ...

饭要一口一口吃，兔子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比耐心、比耐力。

鳕鱼邪恶

然后203 发表于 2017-6-24 12:30
大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啊，中亚的气都从大毛家管子里送到欧洲去，这特么都是前苏联的遗产。
所以这是哈国 ...

大毛是盟友，大毛是盟友，大毛是盟友。。。三遍

别啥事儿都想着绕过大毛， 有大毛前面冲锋，兔子在后面捡漏就省力气省大发了~  而且，罪人都让大毛去当了，不好嘛~

当初中俄签“世纪大单”的时候，双方的技术官僚都觉着自己一方亏大了；俄国是普京亲自到北京坐镇，祭出总统大法，用权力硬压着底下人形成文本的，兔子一方，没有透露出来细节，但给习总办事的官僚们也是压力山大！。。。然后，是油价山崩，再然后，是那个谁按照合约提着450亿美元（这数目超过俄军的年度军费预算）的预付款去莫斯科，然后第二天---真的是第二天不是形容词噢，俄军在叙利亚开始轰炸。。。这下子，双方底下抱怨的人全部自动闭嘴了~

普京和习总，这对基友真的应该庆幸能有对方做基友~

话说回来，中亚的气让大毛拿去赚钱，大毛提供的是安全保障，不全是前苏的遗产。兔子在中亚一串串的反恐演习，这也是愿意提供其安全保障的一个表示，没有这些，这些气是买不回来的。。。尼亚佐夫舍弃西方美国，向中饿靠拢，这是俺说他伟大的原因~

然后203

鳕鱼邪恶 发表于 2017-6-24 21:04
大毛是盟友，大毛是盟友，大毛是盟友。。。三遍

别啥事儿都想着绕过大毛， 有大毛前面冲锋，兔子 ...

据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谈判又陷入僵局，这不知道是第几个“又”

jellobean

有意思！

jellobean

有意思！

响马

非常精彩的回忆录，感谢！

njyd

然后203 发表于 2017-6-24 22:05
据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谈判又陷入僵局，这不知道是第几个“又” ...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消息？刚百度的俄境内在2014年就开工了，中国境内的2015年开工，到今年五月已经建成了740公里。协议年供气380亿立方米，三十年。
这条线俄境内最远到海参威。
另有一条“西伯利亚力量-2”,计划是经过哈萨克斯坦，这条线还在扯皮中。我想部分原因是现在能源市场低迷，中国也不急。而且这条线如果建成了就只能给中国供气，中国的底气比较足。不象“西伯利亚力量-1”还能兼顾日本韩国。

四处乱晃

然后203 发表于 2017-6-23 21:48
张国宝回忆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及决策过程

谁能把这个转成爱坛编辑部的微信上吗？

中华如龙

这领导不错
支持国产燃气轮机

伯威

从土国的进口气为什么这么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longcheng

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贵一些也值了。要的就是双赢。

cloudian

要是长江流域冬季能用天然气集中供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