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邓稼先与杨振宁（1）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1 05:30:54

西西河来的道可道，希望能在爱坛找回西西河以前的感觉。

华丽的分割线--------------------------------------

杨振宁
（一）少年时代
民国十一年农历八月十一日（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县城西大街四古巷的杨家宅院内（他1945年赴美留学，在办理出国护照时，杨振宁只知自己农历的生日，但护照上要求填的是公历，他估计自己的生日应该是公历９月２２日，便填了上去。以至于其后所有有关文件上他的生日都是9月22日了），属狗。是父亲杨克纯（字武之，多称杨武之为尊）的长子。按杨家各房议定的家谱"家、邦、克、振"排行，这一辈的孩子该为"振"字辈，又由于杨武之当时正在安庆（旧名怀宁）的一所中学里教数学，所以就为他取名"振宁"。
在杨振宁出生不满周岁时，时年27岁的父亲杨武之，因考取安徽省公费生赴美留学（他是官费留学生，但由于父母早亡，家里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所以，为了减轻经济负担，为家里增加些收入，杨武之是靠在餐厅洗碗、在农场为农场主摘葡萄等“打工”来完成学业的。）。为减少相思之苦，出国前，他特意到照相馆请来师傅，在老宅一角照了一张“全家福”。

此后，杨小朋友便由在家中操持家务的母亲罗孟华（1919年与杨武之由双方父母安排成婚）抚养成长。那时，军阀混战，合肥是兵家必争之地，炮弹也时常落到杨振宁家的附近（1922-1927年北洋政府总统大家熟悉的依次为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凡是情况一危险，母亲总是带着杨小朋友跑到乡下去或去医院躲藏。不管形势怎样恶劣，母亲总是坚持教杨认字。在他4岁时，他母亲剪了一个个方块纸，把字写在上面，不断地抽出来让杨小朋友认，一年多的时间教了三千个字。杨振宁在5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武之在取得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博士学位后，学成归国，6岁的杨振宁一见到父亲就被问及有没念过书，念过什么书。杨说念过《龙文鞭影》（成书于清初的一本儿童启蒙教材，全书4240字，全文四言，上下对仗。当杨振宁5岁时，母亲是专门请了一位老先生上门来教杨振宁。）父亲就让他背诵，杨小朋友一口气全部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武之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此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直到解放。1937年秋，杨振宁15岁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杨家由北京搬往合肥老家。他们原以为日本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那样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已行不通。第二年，举家移居昆明，杨武之赴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16岁的杨振宁没有继续读高三，而是以"同等学力"，考入联大物理系。在当时的中国，数学似乎显得太不实用，杨武之并不赞成儿子去学数学；因此，杨振宁的志愿先是联大化学系，入学后，又改成了物理系。这是因为报考联大需要考物理，杨振宁自己说：“考试前我借了一本物理教科书看了一个月，发现原来物理比化学还有意思，因此考取西南联大后我马上转读物理系。”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27:30

本帖最后由道可道于 2011-8-22 14:2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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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多说两句杨武之先生：当1938年华罗庚从英国返回西南联大任教以后，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杨武之力争破格把华从之前的助教、教员提升为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杨武之和华罗庚曾同住于昆明西北郊的黑林铺镇，两家过往很密。当年，华罗庚曾有一封信写给杨武之，内称：“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即杨师也。”
   1946年清华复校时，杨武之因患伤寒，留在昆明师范学校，直到1947年才回到清华。1948年底，蒋介石派来最后两架专机，在炮声中，把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接往南京。杨武之没有像大多数教授那样留在清华，而搭乘了来接梅贻琦的专机，因此被清华辞退。他从北平前往南京继而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了上海，至此只得留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

（插说一句：1946年返回清华任教的陈寅恪先生之前搭乘了接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并留下一首诗：
      “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 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最后他也没有返回清华，而在广东岭南大学任教，不知与此是否有关）

   院系调整后，杨武之转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50年代，他还在复旦大学讲过几门课，1954年起因患糖尿病，便在家修养。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并没有登上南去的飞机，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后，邓以蜇继续在北大任教，与朱光潜、宗白华并称为北大三位著名美学教授。
   1957年4月，杨振宁前往欧洲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讲学，随后前往欧洲原子能研究所（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CERN，现名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工作了两个月。当时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杨振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沟通，表达了邀请父亲到日内瓦团聚的愿望。获得批准后，62岁的杨武之老先生尽管患有糖尿病，兴致依然高涨。从上海出发，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于7月到达日内瓦。当时杨武之给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写下了两句诗："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之后，杨武之又在1960和1962年前往日内瓦小住，与杨振宁欢聚，也见到了陈省身等故友和学生。这几次聚会，使杨振宁对新中国多了一些了解，也影响了他于1971年夏（杨振宁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尼克松1972年访华）回大陆探望病重住院的父亲。杨武之老先生于1973年5月12日病逝，享年77岁。
   而关于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女士，我们不仅可以从上文所叙述的事迹中知晓对她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看以下这段杨振宁自己的叙述：“我父亲出国留学以后，母亲很担心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会跟她这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妻子离异，但是最终父亲并没有抛弃母亲和我。1929年，我们一家搬进清华园。那时候母亲的压力特别大，因为父亲同事的妻子大多都是受过教育的，有的甚至还是留过学的。母亲在那样的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不交际，不跟人交往。但是她却把家打理得很好，甚至到后来我们搬到昆明来，我父亲在西南联大任教，工资很低，但我们的家在母亲的打理下依然过得很好。”
   还有另一段杨振宁的叙述：“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 (盛花大道，某的翻译)，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983年杨振宁与母亲在香港沙田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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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一）少年时代

   民国十三年农历五月十九日（1924年6月20日，邓稼先出国填护照时，和杨振宁一样，也是只知道农历生日，自己推算了公历日期，成了6月25日，似乎比杨振宁算得准一点哈），安徽怀宁县城北边的大龙山脚下，建在白麟坂上邓家大屋西侧的铁砚山房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属鼠。从乾隆年间书法篆刻家邓石如盖起这几进房屋算起，这个男孩已经是第六代了。九年前喜获长女邓仲先之后，32岁得到长子，父亲邓以蜇自然也是十分的高兴。邓以蜇于1917年25岁时赴美留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一直读到研究生院；1923年夏，因为母亲病逝，家中无人主持，邓以蜇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被北京大学补聘为教授。1925年，邓以蜇把全家接到了北平，包括8个月大的邓稼先。
   两年后的1927年，由于北大当时发给的工资无以养家，邓以蜇前往厦门大学任教（一年后，安徽老乡杨武之学成归国，也在厦门大学任教）。那时候厦门大学在半山腰上，虽然能吃饱饭，但是买不到东西，加之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不服水土，生活不惯，更有哮喘病需要卧床休息，来到厦门后未到一年，邓以蜇便携家前往上海暂住，靠给《晨报副刊》写文章维持生活。
后来，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1928-1930在职）聘请邓以蜇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南京、武汉、上海、北平之中，邓家还是喜欢北平多些。于是，1929年，邓以蜇和杨武之同年转往清华大学任教。一家住在西院9号，一家住在19号，两座院子位于西院尽北一排靠东，是背靠背的邻居。当时，四岁多的邓稼先成天玩耍，他的大姐和父亲商量以后，安排他去跟个老先生学习古文，一年多的时间内，读完了《诗经》、《尔雅》、《左传》等。
   1930年，6岁的邓稼先入读离家很近的南半截胡同小学读一年级，期间玩性不减，打破教室玻璃被老师罚站，亏得大姐领回。一学期后转入府右街四存小学，据邓稼先回忆：“父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除了学小学的课程以外，还让我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让我苦读英文，专攻数学，为我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 他弟弟邓槜先回忆道：“（四存小学）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哥哥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哥哥最爱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英文教师，哥哥到小学毕业时，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1934年邓家子女合影
   1935年小学毕业后，邓稼先考取西城口袋胡同志成中学，由于是个私立中学，交得起学费与否在录取考虑中比重很大，学生质量良莠不齐，一年后，在大姐邓仲先和杨武之的建议下，邓稼先转入北京崇德中学（今三十一中），和比他大两岁的杨振宁成为校友。两个人又是邻居，关系很好，邓仲先去学校看望邓稼先时，总是看到他和杨振宁在打壁球。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很重视英文，邓稼先也在杨振宁的帮助下，开拓了自己对数学的兴趣。课余时间，两人总是形影不离.学校里多有纨绔子弟，常威胁邓稼先，要他把作业给他们抄。外号“杨大头” 的杨振宁，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邓老憨”的邓稼先撑腰。
   13岁的邓稼先在崇德中学读到高一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转往长沙，45岁的邓以蜇由于体弱多病，滞留沦陷的北京。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大校长的周作人，曾请邓以蜇出来执教，被他称病拒绝了。全家靠长女邓仲先在金城银行附属单位小本借贷处的工作来支撑，有时也不得不变卖一些邓以蜇收藏的古玩字画。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转回志成中学读高二的邓稼先被校方组织起来上街“庆祝”。在队伍里，14岁的邓稼先把手上的小旗子扔在地上，被好心的老师发现并告知了邓以蜇，劝其让邓稼先离开避避风险。于是，大姐邓仲先把自己的工作让给二妹邓茂先，带上弟弟办好离开北平的手续，转道前往上海。离开北平前，已近知天命的邓以蜇这样对儿子说：“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另一种说法：“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姐弟俩在上海暂住胡适（当时已赴美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家中一个多月，然后再搭乘货船，经英国殖民地香港，法国殖民地越南，于1940年来到昆明。在邓仲先找到工作有了收入以后，就安排邓稼先到四川江津读高中（当时，安徽国立九中从安庆迁到重庆江津，因为亲戚邓季宣是九中校长，临行时邓以蜇特地嘱咐让邓稼先去读九中）。
   1941年7月，17岁的邓稼先高中毕业。由于当时日机频繁轰炸重庆，他未能赶上报考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只能报考位于重庆的同济大学并被录取。但是重庆昆明相距遥远，已在昆明安家的姐姐邓仲先写信恳求家中故交，时任教育部司长的吴之椿，可否让邓稼先前去西南联大试读，以便孤身在外的姐弟俩互相照顾。试读半年后，各科成绩优秀的邓稼先转为西南联大正式生；大姐邓仲先也经联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介绍，结识了物理系的教授郑华炽，交往一年后二人结为伉俪。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32:57

杨振宁

（二）西南联大的本科生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特殊时期造成的特殊编制（1938-1946）。由于辗转千里重建（见前文），硬件条件十分的艰苦，1939年4月，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由于经费问题，设计一稿五改，搞得梁思成痛苦不已。学校有学生宿舍36栋，多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仅食堂2栋与图书馆1栋为砖木瓦房结构。

   根据杨振宁自己的回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但是，正如清华校长，当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演说中仿照孟子所言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资却空前绝后地强大。

这里仅列出理学院的教授名录：
算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杨武之、郑之蕃、赵访熊、曾远荣、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刘晋年、蒋硕民、张希陆、许宝騄。
物理系：饶毓泰、朱物华、郑华炽、吴大猷、吴有训、叶企荪、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任之恭、孟昭英、许浈阳。
化学系：杨石先、曾昭抡、孙承谔、刘云浦、钱思亮、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邱崇彦、朱汝华、张大煜、张青莲、苏国桢、严仁荫。
生物系：李继侗、张景钺、沈嘉瑞、许骧、陈桢、吴韫珍、彭光钦、赵以炳、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吴素萱。
地质地理气象系：孙云铸、王烈、谭锡畴、冯景兰、袁复礼、张印堂、洪绂、张席禔、李宪之、赵九章、王恒升、鲍觉民、米士(Peter Misch)、钟道铭、陶绍渊、林超。

从1938年起至1946年，在整个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计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生3732人，研究生75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130人，平均每年17人。整个理学院共毕业673人，平均每年84人。联大期间共有7名物理学研究生（硕士）毕业，杨振宁就是其中的一位。

   昆明的气候比起北京自然是好得很，四季如春，可省不少置衣费用；进入联大后，绝大多数学生的吃和住都是免费的，这也保证了杨振宁能够顺利求学。杨武之尽管是教授、数学系主任，但是一大家人，柴米油盐已经入不敷出，更无闲钱供儿子读书。
   当然，据1939年入学的何兆武老先生说，1939年后，物价飞涨，吃饭虽不要钱，但是非常差。杨振宁自己也回忆道：“厨房他们抬一个大桶，很大。有这么大一个大木头桶里头装满了饭。抬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都学会了，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很满。你第一碗饭盛得很满，你吃完第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饭，就已经没有饭了。所以第一碗饭只盛半碗，盛半碗以后，第二碗再弄得很多。而且饭里头常常有小石子，还有麸皮没有弄好的。” 不仅学生，教授们生活也很紧张，据说朱自清一次被某乞丐追讨，无可奈何之下，回头对那位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一听，扭头便走。
   国文，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课程无论所属系别，都属于必修课。联大一年级新生主要课程的教学，一般都由该系资深教授担任。据杨振宁自述：“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他后来的研究生导师王竹溪教的是量子力学，而1942年到1944年，他又从马仕俊那里了解了场论。
   虽然某没仔细查寻选这些课的人数及教学情况，但是从一位当时经济系学生（陈为汉，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一年级的主课《经济概论》，就是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亲自讲授的。”，“陈先生的《经济概论》是联大很具特色的大课。上课人除了本系学生外，还有文、法学院及理、工学院慕名而来的选修生和旁听生，约百余人，济济一堂，洋洋大观。”，“他每次上课，在临下课前总是把要看的参考书的章节用英文写在黑板上，那时没有中文教科书，用的都是洋书，英文不好是很吃亏的。”
   根据何兆武老先生的回忆，我们对周培源先生的力学课倒能有所窥探：“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联大物理系的教学水平已不落后于世界，据杨振宁回忆道：“那几年我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譬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 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1945年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去英国布列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读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基本知识增加很有限”，认为自己虽然名义上是硕士毕业去英国读博士学位，但实际水准，特别是量子力学程度，已远远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达到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当然，这里某不排除这两位自己牛的因素哈。不过，杨振宁也不是对所有的课程教授都满意，萨苏就曾经写过他带着全班同学闹罢课，因为带课老师照本宣科，他们觉得无聊，最后还是吴有训先生来摆平的。
   当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杨家搬到昆明西北郊的黑林铺镇龙院村，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人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哪个是杨振宁？
   1942年春，大四的杨振宁去找了吴大猷教授，请他指导写毕业论文。毕业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的吴大猷当时正在研究分子光谱学，就给了杨振宁一本《现代物理学综述》杂志（Review of Modern Physics），让他研究其中一篇罗森塔耳(J. E. Rosenthal) 和墨菲 (G. M. Murphy) 于1936年写的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综述（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s of Polyatomic Molecules. Rev. Mod. Phys. 8, 317, 1936）。杨振宁回家找到父亲，杨武之建议他先学一下群论中的“表示理论（不知道某这样翻译对不对）”(Group Representation Theory)，给了他一本自己在芝大的老师迪克森（Leonard E. Dickson）写的小书——《现代代数理论》（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这书写得简洁明快，在一段仅有20页的章节内就把群论的要点讲清楚了。读完这本书给杨振宁的论文写作开了个好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完成了他的理学学士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开始涉足群论和对称原理（symmetry principles）。

这是联大毕业证的样子（不是杨振宁的啊）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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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三）西南联大的研究生

   获得学士学位后，杨振宁继续留校读取硕士学位。在本科时期他曾听过留英归来的王竹溪教授做的学术报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研究生时期就选择跟随王竹溪研究超晶格相变问题。这又把杨振宁带入了统计力学的邻域。据杨振宁2005年在上海交大的演讲里表示的，他统计了一下自己一生所发表的论文，其中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被并称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大才子。

杨振宁（右），张守廉（中）和黄昆（左），于1992年6月1日重逢，在参加周培源先生九十大寿庆祝晚宴前，三位老友的合影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黄昆，经曾任联大物理系教员的葛庭燧先生介绍，到西南联大任助教，后又成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生（1942-44）。当时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额外教学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明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人合住（当年初来昆明的杨振宁，也是在昆华中学读了一学期的高二。）。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茶，更是为了交流各种想法。
   杨振宁在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回忆道：“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Werner K.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而黄昆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
   关于这二位，还有一则八卦，是由何兆武老先生提供的：“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张守廉(Sheldon S. L. Chang)在1945年赴美，前往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求学, 1952年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开始执教，1958年拿到终身教职（Tenure)，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执教直到1980年退休。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某揣测经济问题也有所好转？亦或研究工作更繁忙起来？），便放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
   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毕业，在杨振宁的1983年出版的《选集与后记》中，关于１９４５年发表在美国《化学物理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第１３卷上的“A Generalization of the Quasi-Chemical Method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一文写了一篇后记，这个后记的第一段话是：“１９４２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做了该校的研究生。为了准备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他在３０年代曾到英国师事福勒（Ralph H. Fowler，某按）。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的这一领域，此后，它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超晶格’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某看到文章全文中，作者仅有杨振宁一人(C.N.Yang)，王竹溪教授并不是作者，但是，在全文最后有这样一段话：“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thanks to Professor J. S. Wang for valuable criticism and advice. (最后，作者对王竹溪教授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可能当时的物理文章发表的规矩就是这样的? 类似的情况在杨振宁的做博士论文时所发的文章也是这样的，那篇文章1948年发表在《物理学综述》（the Physical Review）74卷上，题目是 “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作者也仅有杨振宁一人，文章最后写到“The author wishe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Professor E. Teller for invaluable discussions and advice.”。
   1933年起，清华在当时教育部的指示下，开始举办清华留美考试（也称庚款留学考试），1944年，22岁的杨振宁硕士以68.71的考试成绩总平均分，考取了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由于从之前的1935年起，为了“彻底了解国情及需要”，录取的留美公费生出国前，还需要在国内各相当机关考察或实习半年到一年。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
   杨振宁同时教高中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所教内容为《范氏大代数》（应为美国数学教育家，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数学教授Henry Burchard Fine所著的A College Algebra, 大代数当为大学代数简称，某按）。高二的学生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籍的小姑娘名叫杜致礼

。教课之余，他也潜心阅读泡利（Wolfgang E. Pauli, 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对场论(Field Theory)的综述文章。
1945年初，距离美日开战已有三年多，盟军已开始进攻菲律宾。杨振宁等知悉“各处录取之英美研究生及实习生等，有已出国者，有即启程者”，而他们这一批的行期依旧未定，不禁心急如焚。6月12日，张建侯、曹建猷、杨振宁等16名同学就出国问题向梅贻琦校长联名送上《呈请书》，要求联大指派专员办理出国手续，并要求对船位、费用、服装等问题作出答复。经过多方争取，杨振宁等终于在1945年8月动身，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运兵船上的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于1945年11月下旬到达了美国。
杨振宁1998年3月17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清晨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我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是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现代我们这一辈留学生，在机场出关时的心情，也能和那时代的前辈相通吧

。）
父子这一别，就是12年。分别之时，父是联大的教授，子是刚毕业的联大研究生；日内瓦再聚首时，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了八年，并从复旦病休在家，子仍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上了教授。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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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二）西南联大的日子

   邓稼先1941年进入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杨振宁此时已经在西南联大读了三年了。就学期间，大姐邓仲先时时照顾邓稼先的生活，前往联大宿舍帮他洗补被子衣袜。在联大就学期间，邓稼先还得了斑疹伤寒，多亏当时姐姐的照顾，尽管大姐邓仲先自己也身患疟疾。
   1942年初，联大物理系为了给高年级学生开设高能物理方面的课程，打算建一台小型的回旋粒子加速器(Cyclotron)，以利用赵忠尧教授于1937年千辛万苦带回国的50毫克镭进行物理实验。加速器的建造需要大量钢铁，而钢铁在战争期间属于军事物资，市场上买不到，即使有，也贵得出奇。于是，物理系发动高年级学生收集废钢铁，杨振宁等高年级同学时不时提着麻绳，拎着箩筐，在昆明城里走街串巷，用学会的昆明本地话叫喊，收买破钢烂铁。刚刚入学不久的邓稼先也加入了为建造中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出力的收废铁队伍；为了化铁为钢，物理系也悄悄在学校后面的白泥山建了一座小高炉。但是几个月过去只是收集了一百多公斤的废铁，远远无法满足建造需要，到了这一年的秋后，加速器计划终于告吹。在当时的中国，实验物理开展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联大的一些普遍状况在杨振宁篇已有叙述，在此略过。1945年8月6日、9日，两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广岛（Hiroshima）、长崎（Nagasaki)爆炸；苏联红军于9日开始进攻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由于此双重打击，15日，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来与盟军讨价还价的想法，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也开始准备北返，只是由于交通工具紧张，加上三校在平津的校舍尚待接收、修缮，一时无法成行。学校便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1945—1946年度第一学期于9月1日开学，3日上课。
   这一年7月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去了昆明培文中学和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也等候机会返回北平。10月3日，蒋介石借助调动龙云主力部队赴安南接受彼处日军投降之机，胁迫对民主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离昆，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关麟征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由于当时政府对反内战集会的破坏和污蔑，11月28日，昆明市有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31所大中学校罢课以示抗议。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主席，随即，联大各处校区受到暴徒冲击，手榴弹多处爆炸，这一天死难者4人，被殴打致重伤者25人，轻伤者30多人，是为“一二一”运动。
   据邓稼先的弟弟邓槜先回忆：“在此之前，哥哥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就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 “民主青年同盟（民青）。” 邓稼先时年21岁，大姐邓仲先虽然担心，也只是劝稼先注意安全，有朝一日能与父母重聚。
   1946年夏，邓稼先回到北平，在复校后的北京大学任物理系助教。在带北大医学院一年级新生的物理实验课上，初识了比他小四岁的许鹿希

。不过，当时大学不许谈恋爱，许鹿希忙于繁重的学业，邓稼先也在忙他自己的事情，两人并没有过多的想法与接触。
1947年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邓稼先积极地参与其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同年，他又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届官价外汇（时价的十分之一）自费赴美研究生考试。此后，他写信征求已在美的杨振宁的意见，问他自己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建议他到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去，该大学收费低廉而理工科水平很高，离杨振宁当时所在的芝加哥又近(南边200公里处)，此后，杨振宁在邓稼先申请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的过程中也提供了帮助。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35:37

本帖最后由道可道于 2011-8-22 14: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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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篇的后记

当时国民政府为奖励学术著作，设有奖金。王力写了两部书：《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写成后，朱自清鼓励他将它们申请学术奖金，并认为一定能获头奖。但等结果出来，却只得了三等奖。王力大失所望，便想将那一点奖金退回去，表示不满，可后来抵制美援面粉的朱自清笑着劝他：“干吗退回去？拿来请我吃一顿岂不是好！”

吴大猷针对在风景点的墙壁上任意涂抹现象的有感而发：

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

。

   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1943-1944年就读浙大物理系一年级，1944年因车祸受伤。1945年初，他持吴大猷在密歇根大学时的朋友梁大鹏的介绍信到昆明找到吴先生想转学来联大。但时值学年中间，不能转学；吴先生即让他随物理系二年级听课，暑假通过转学考试取得学籍，入学后通过考试即可免修已经听过的这些课程。1946年吴大猷出国时，可以带两个年青人出去，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吴大猷1946年赴美后，历经两国五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Columbia University、Physics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New York Polytechnical Institute、State Universi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直到1978年71岁退休后前往台湾定居（1946年吴大猷赴美国，任母校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1947年秋又应邀赴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实验研究工作。头一年将拉比（Rabi）的早年的分子束实验装置重新装配，研究核力介子理论，指导研究生，讲授近代物理学，第二年到纽约大学兼讲量子力学课程。1949年秋受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之聘到那里主持理论物理组工作，直到1963年。）
   黄昆学生语：在我的印象中，他（黄昆）花时间最多的一次，是1991年在Michigan大学“吴大猷论坛（Symposium）”上做的题为“轻重空穴混合对半导体量子阱光学过程的效应”的邀请报告。这次报告，他幻灯片做了好几版，第一版是手写的，最后一版是把word文件复印到幻灯片上。由于复印后的曲线和文字都是黑白的，黄先生仍不满意。之后又用彩笔描了几张曲线图。他还构思了一张艺术图，描述他当年在西南联大住在吴大猷家时研究拉曼散射的情景。这张图在报告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在听众席上的李政道先生问黄先生：“Where is the pig（猪在哪里）？”黄先生早有准备，指着图上画着的那头猪，大声回答：“Here it is（在这里）.”顿时满堂大笑。原来，黄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一段时间住在吴大猷家，还帮吴大猷养过猪。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2 14:36:47

本帖最后由道可道于 2011-8-26 23:3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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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四）芝加哥岁月

   1945年11月，23岁的杨振宁告别故土，来到地球另一边的纽约。他原希望去师从比他大21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1938年物理学奖）费米（Enrico Fermi）。因为，他知道，在意大利待了37年的费米，也同样已离开故土，来到了美国。
费米于1938年，趁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时机，离开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当政的意大利，前往美国纽约。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39年1月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内，费米与其他五人在物理系所在普平楼（Pupin Hall）的地下室里共同完成了美国本土上的第一个原子裂变(Nuclear fission)实验。同年，第一份原子能研究基金（六千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九万美元）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中子实验(neutron experiments)。但是由于费米等还不是美国公民的人要参与此项秘密工作（费米于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同时也保有意大利国籍），这笔钱直到第二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以后才发出。这笔钱后来被用于费米领导设计的芝加哥原子反应堆一号（Chicago Pile-1）的建造。为什么不叫哥伦比亚反应堆或是纽约反应堆呢？可能是由于当时美国的铀委员会(Uranium Committee)负责人康普顿(Arthur H. Compton, 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组织了冶金实验室（Metallurgical Laboratory）的建立。
   1942年5月，费米最终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前往芝加哥。同年12月，芝加哥一号平衡临界（goes critical)成功。之后，费米于1944年夏，秘密前往在新墨西哥州新建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任实验室副主任（主任为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实验室专门为费米创立了一个分部，由四个小组组成: 特勒(Edward Teller)是理论小组负责人。费米在那里有个叫Joan Hinton的助手帮助他校正中子探测器，Joan Hinton后来定居在中国，中文名叫寒春，她有个哥哥叫韩丁。）。

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铭牌照片

   费米早已不在纽约的情况，杨振宁当时并不知道。他先前往哥大，在普平楼的八层向系里的秘书打听费米教授是否即将开课，秘书一脸的错愕。在哥大扑空，使杨振宁甚为失望，随即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拜访自己的第二选择维格纳教授（Eugene P. Wigner，196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的妹夫是杨振宁自称的三位偶像之一的狄拉克(Paul Dirac，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自从1937年妹妹和狄拉克结婚以后，就叫狄拉克“我的那位有名的妹夫”（My famous brother-in-law）。但是，杨振宁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维格纳即将前往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当时称为Clinton Laboratory）任职，并不打算继续在普林斯顿招收学生了，这第二选择也落了空。
   好不容易地，杨振宁才从当时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帕尔马物理实验室的(Palmer Physics Laboratory )张文裕先生（曾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1943年-1949年在该实验室工作）那里，打听到费米可能会去芝加哥大学加入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的消息。
原来，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康普顿说服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Robert M. Hutchins)在芝大兴建三个研究所来吸引曼哈顿工程(Manhatton Project) 开创性的工作结束后的人才：核物理所，辐射生物学所和金属研究所。费米加入了核物理所，但却推辞了核物理所所长的职位，而推荐了艾立逊（Samuel K. Allison）来担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杨振宁离开东海岸，于1945年圣诞节左右来到美国中部五大湖区的芝加哥。
   1946年1月，杨振宁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式开始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涯。为了便于交流（Chen Ning即使是在现在的美国，一般人也很难发清楚，更不要论当时黑人白人还在种族隔离之中的美国了，某按。)，他为自己起了个英文名Franklin，简称Frank，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本人很敬佩美国的开国先贤，文理兼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同年8月，在杨振宁已读了一个学期之后，20岁的李政道和22岁的朱光亚由国民政府安排，吴大猷教授推荐，在华罗庚教授的带领下从上海前往美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原是学习原子能知识，但是，9月来到美国后的他们，发现美国政府并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相关研究。无奈之下，没有来得及获得大学文凭的李政道前往芝加哥大学要求入学研究生院（该大学研究生院对大学文凭没有死硬要求，只要读过当时哈金斯校长指定的西方名著就能报名）。李政道在物理系不少教师的帮助下，以东方名著和西方名著等价的观点说服了招生处的工作人员，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导师为费米。而已有文凭的朱光亚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随吴大猷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很有实验经验，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青年物理学家，1945年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获得博士学位的怀登贝克（Marcellus L. Wiedenbeck）。
   费米全家确实于1945年12月31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回到了芝加哥。但是直到杨振宁在课堂上亲眼看到费米以后，他近两个月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那时坐在课堂里听讲的杨振宁也没有想到，三年后的1949年春天，费米由于需要外出，他所教的一堂核物理课（费米的核物理课都是早上八点开讲的，道按）便让时任物理系讲师（Instructor，美国大学的教学职位）的杨振宁代教。

上课中的费米

   1946年10月起，杨振宁开始参加每周一到两次，由费米组织的非正式物理讨论会，李政道也在其中。1946年秋，来到芝大大半年后，24岁的杨振宁开始在所长艾利逊的实验室里研究学习, 寒春也在同一个实验室。很快杨振宁就了解到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差，有一次还差点电死寒春。艾利逊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有响，那里就有杨（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
   尽管年轻的杨振宁意识到了自己动手能力差，并想通过多做实验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但是不断的失败是很令人灰心的。1948年初，当杨振宁在艾利逊实验室屡败屡战一年多之后，富有洞察力的特勒坦诚地建议杨振宁转向理论研究，并提出做他的博士论文导师；骄傲的杨振宁一开始很难过，但是几天后就毅然释然地接受了这个意见。1948年5月，他正式结束了在艾利逊实验室的工作，6月，26岁的杨振宁在入学两年半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杨振宁从密歇根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成为物理系的一名讲师。
   1948年下半年，杨振宁，李政道和罗森布鲁斯（Marshall N. Rosenbluth，那个“爱德华，我想你通过了，马歇尔，你也是，恭喜（Well, I guess you pass, Edward,--and you too, Marshall, Congratulations!”的费米故事中的主人公。）从同学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谬衰减（μ-decay）的研究工作受到启发，开始合作寻找对类似贝塔衰减（β-decay）、谬衰减那样能被费米理论所描述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小组活动中，他们遇到了一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暗示。
   当这一研究工作于12月中结束后，这年的圣诞节假期，同门师兄弟的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从芝加哥坐长途汽车前往纽约市旅游，途遇大雪，滞留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Pittsburgh)市。在车上，杨振宁从报纸上获悉了平津战役，天津已从国民党手中转到了共产党手中。1949年1月，当二人回到芝加哥后，费米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把这一小组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因为之前的12月底，费米收到了两份由蒂欧姆诺（J. Tiomno）和惠勒（J. Wheeler）关于弱相互作用的预印件，费米认为他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是独立做出的，也应该被同时发表出来。于是就有了这篇以Letter的形式发表的文章（Interaction of Mesons with Nucleons and Light Particles, Lee, T. D.; Rosenbluth, M.; Yang, C. N. The Physical Review, 75, 5, 1949）。

鹰从天降 · 发表于 2011-8-22 20:55:04

好文帮顶，花谢。

绝处逢生 · 发表于 2011-8-23 06:52:02

回复道可道的帖子

杨振宁颇似母亲哈！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3 12:12:23

回复绝处逢生的帖子

好像很多时候，长子似母，长女似父，当然也有不少例外哈。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23 12:13:20

回复鹰从天降的帖子

多谢，存货已经发完了，需要花力气写新的了，哈。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8-30 04:54:29

回复道可道的帖子

由于某正式入学

，本帖后续已经转移到天下杂谈版面。链接在此。，还请诸位移步。

gordon · 发表于 2011-12-12 06:31:31

“我父亲出国留学以后，母亲很担心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会跟她这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妻子离异，但是最终父亲并没有抛弃母亲和我。1929年，我们一家搬进清华园。那时候母亲的压力特别大，因为父亲同事的妻子大多都是受过教育的，有的甚至还是留过学的。母亲在那样的环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不交际，不跟人交往。但是她却把家打理得很好，甚至到后来我们搬到昆明来，我父亲在西南联大任教，工资很低，但我们的家在母亲的打理下依然过得很好。”

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人总会比较，有比较就有压力，呵呵。

gordon · 发表于 2011-12-12 06:34:08

还有另一段杨振宁的叙述：“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 (盛花大道，某的翻译)，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注：真是一个绝佳的经济学案例，大炮还是黄油这是个问题？

oops · 发表于 2011-12-23 11:19:10

道可道发表于 2011-8-22 14:32 $ F- W7 u* K. L, N! a) {/ |
杨振宁
/ j4 Y; D" {9 B( E G9 z/ Y8 l- r5 \( B7 S8 O! R
（二）西南联大的本科生

"Group Representation Theory"是“群表示论”，你是对的。

我不是马甲 · 发表于 2011-12-23 19:19:57

道可道发表于 2011-8-22 14:36
. Y& x9 ]* t3 n) ?' I% B+ G0 Y) B$ J回复道可道的帖子
- L- p' F" X! J6 R+ A; N h' Z" r- H2 c2 ]- }
杨振宁

寒春？是那个连拆迁办都和地产党都惹不起的老太太吗？

道可道 · 发表于 2011-12-24 16:07:18

我不是马甲发表于 2011-12-23 03:19 2 Z2 S. \" _# ^
寒春？是那个连拆迁办都和地产党都惹不起的老太太吗？

是的，斯人已去啊。。。
马甲兄多多指教。

天启灵鸟 · 发表于 2012-8-25 15:36:34

支持好帖

临淮关 · 发表于 2013-1-30 12:09:39

真是好文章。。。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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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邓稼先与杨振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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