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慵懒 2020-7-26 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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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eve 发表于 2011-9-22 16:02 ![]()
. ?' F* u+ Z- h$ E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在不讨论效用是否符合客观最佳选择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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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W3 H |' a; X; N" U1.是否任意有效用曲线的行为体都可以叫 ...
* b! k9 l% }1 I% ~! P9 }经济学家说的理性是指个体的行为是否满足Von-neumann Morgenstern 公理条件,以及是否用Bayes Rule来update belief。也就是说,行为是否可以用期待效用函数来描述。这里最重要的假设是指行为的consistency。比如transitivity,如果你认为A比B好,B比C好,那么A必须比C好(这个假设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实验中,大多数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违反这个假设)。因此就这个观点看来,一个行为是否理性同利己,利他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要研究利他的行为,比如父母同子女的关系,比如捐献行为,只需要改变效用函数,假设父母的效用随子女效用增加而增加。类似的,要研究嫉妒,我们也可以让效用随邻居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这些都可以用理性的模型来研究。有时我们会觉得某些人的行为不可理解,一定是疯狂。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是consistent的,就满足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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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X' `1 J8 z9 {( k4 M9 {: z在具体研究中,由于Okam’s Razor,如果可能的话,经济学家希望尽量减少解释变量,因此除非证据很强,比如父母子女关系,一般都假设效用函数是自利的。但是原则上这不是必须的。& w' ?# ]3 I; {5 e6 g. ` @; K" T, w2 Q
8 E; G- P0 G/ U8 d( j! J关于我们是否用Bayes’ Rule 来update belief的问题。很明显,如果计算特别复杂,大多数人不会做出最优决定。大量的实验还表明,我们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偏离于贝叶斯定理的描述。比如framing effect, present bias等等。对于经济学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偏离对市场价格有多大影响。这方面的争论还没有定论。我个人倾向于影响不大。; b) k- K% ^0 l
: x, p J& `1 q: t- `: M具体到你问到的问题
0 ^5 u$ V V: i* L( h1. 是。即使我们假设申请者的相貌不直接进入银行家的效用函数,如果申请者的偿付能力同相貌有关联,比如相貌好的人更容易升职(University of Texas的Hammermesh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你甚至可以说如果贷款决定同相貌无关,那么银行家的行为反而是不理性的了。1 [% ^, K1 U6 T3 n3 C9 W5 l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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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属于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类似的比如racial profiling,你可以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副作用太大,因此应该禁止,但是不能说它是非理性的。); t1 Z, z* G, T$ s; W6 Z! h% p
: J5 l# v6 @7 l7 p, X1 k7 v! D. I2. 关于集体理性,由于Arrow impossibility theorem,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集体的无差异曲线,因此集体行为不存在所谓的理性或不理性。而且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家是从个体出发,认为所谓的集体只是个体行为的加总,因此对于实证经济学来说,不存在集体理性或非理性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对于规范经济学来说,通常是假设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来衡量政策的结果,但是我没有听说过集体理性或不理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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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度的安排,有可能现实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经济学家喜欢用的术语是这是inefficient,而不是 不理性的。关于信息的问题,经济学里有大量的文章研究herding behavior。有假设个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或不理性的,但是市场价格(集体行为)没有包含所有个体的信息。你如果喜欢的话称它为集体非理性也可以。3 |- j; w8 g8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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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一个模型里,个体的效用函数当然可以是不同的。 现实世界里有人喜欢吃鸡,有人喜欢吃鱼,有人喜欢吃狗肉。没有人会因为别人饮食习惯同自己不同就说别人是非理性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假设个体效用函数不同比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会增加模型的复杂性,因此没有什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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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关系的问题。现代的宏观,也就是70年代Lucas, Sargent, Prescott他们之后的宏观模型包括两个核心内容,representative agent和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关于representative agent,70年代Debreu(还有另外两个人,我记不起名字了)有一个很有名的定理,Any thing goes。也就是说总量需求函数可以几乎是任何形式,个体行为的理性对总量需求函数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具体到representative agent,MWG的微观教科书里专门有一章,结论是条件非常强,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满足。关于总量生产函数,这是50,60年代两个剑桥争论的焦点。(具体的技术细节我也不是太懂,我记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有篇介绍文章,你可以看一下)争论的结论是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包括马萨诸塞剑桥的领军人物如Samuelson, Solow也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七十年代之后的宏观,经济增长的模型却都使用总量生产函数,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就直觉上来说,总量生产函数还是挺有道理的,研究具体问题非常有用。在没人想出更好的方法之前,它就还会被使用。关于representative agent, 一些最新的宏观模型也开始介绍hetergeneous agent,我个人不是搞宏观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不知道这些模型是否有一些新的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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