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是最高法院近年来作出的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自由派认为这个判决放开金钱对大选影响的限制,开启了让富豪利用金钱操纵选举之门,是对民主制度的颠覆。而保守派则认为它是对言论自由的捍卫。我最近读了本详细谈这个案子来龙去脉的书,觉得挺有意思,写篇文章介绍一下。
Citizens United是个华盛顿的一个不算很大的保守派非盈利组织,每年的预算有1200万美元,主要来自个人的捐献。这个案子的推动者David Bossie,是个里根保守派的积极分子,90年代的时候就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小有名气,1993年开始被派到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负责白水门及其它克林顿夫妇以权谋私事件的调查。因为他的调查过于积极,遭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党自由派的批评。1998年,他选择性的剪接白水门事件参与人Hubbell夫妇的对话,将其中对希拉里有利的部分剪辑掉,并且泄露给媒体,众议院议长共和党领袖Newt Gingrich迫于压力,将他解职。2000年,Bossie回到Citizens United 担任副主席。
就Bossie自己说,这个案子起始的灵感来自2004年Michael Moore的一部纪录片电影,Fahrenheit 911。Michael Moore算是美国比较激进的自由派,整部电影集中攻击共和党总统布什,War On Terror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政策。Fahrenheit 911受到评论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纪录片。Moore选择于2004年6月底发布这部电影,正是希望能对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能有所影响。尽管Bossie和Moore在政治上的观点处于截然相反的两极,但是他对这部电影在宣传上取得的影响特别欣赏和赞叹。尤其是这部电影似乎显示出对联邦竞选金钱管制的法律存在着可以利用的漏洞。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规定了个人对联邦政府选举捐献的金额限制。公司或工会可以建立单独分离的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向员工或成员征求自愿捐款,通过PAC对候选人的竞选资金进行捐献。所有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都需要公开。国会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FEC)对这一切进行审计。这一法律还限制每个竞选人竞选花费总额,竞选人用自己的财产对自己的竞选资金进行捐助的数额,以及个人或各种组织在竞选中的独立花费(也就是没有同候选人进行协调的花费)的总额。这一法律通过不久,就以限制言论自由为理由被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对Buckley v. Valeo的判决奠定了现代美国选举资金政府管制的基础。
Buckley v. Valeo 对国会对竞选资金的限制进行了区分。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对捐助总额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可能会导致quid pro quo的腐败或appearance of corruption。因此这些限制尽管是对言论自由的约束,平衡起来仍然是适合的。候选人花自己的钱用于竞选,同腐败无关,对它的限制违宪。
另一方面,对竞选支出的限制,最高法院则认为是对政治言论直接确实的限制,违反了第一宪法修正案。这一法律的支持者认为对候选人花费总额的限制,减少了财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这个论点没有被多数意见接受。而独立花费,因为没有和候选人协调,quid pro quo 的危险要小得多,不足以平衡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因此对它的限制同样违宪。
对Buckley这个判决看法的分歧一直延续到今天。Buckley的多数认为大选中的花费,绝大多数用于广告等同选民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就需要花钱,因此大选中的花费是政治言论的一种。而反对者则认为,对竞选花费不进行限制,会导致富人对竞选结果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种金钱决定竞选结果的情况尽管没有quid pro quo,同样是一种腐败,是对民主制度的严重削弱。国会应该有权力对其进行限制。
这篇文章的材料主要来自The Roberts Court: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作者Marcia Coyle经常在PBS露面,报道最高法院最新的案件。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Roberts Court在affirmative action,禁枪,竞选资金和ObamaCare四个重要案件判决的来龙去脉。
还有更极端一点的。林登约翰逊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学里当了一年老师,依靠他父亲的关系成为刚当选的众议员Richard M. Kleberg的秘书。Kleberg家里很有钱,他人也比较懒,不喜欢工作,当众议员主要是为了社会地位,没有进一步的政治抱负。接下来的4年里,只有23岁的约翰逊就成为了实际上的众议员。众议院投票的时候都是约翰逊告诉Kleberg应该怎么投,Kleberg所在选区选民给他的信都是约翰逊替他及时高效地回,选民要求Kleberg替他们解决问题的要求,都是由约翰逊替他办好,Kleberg一点也不用操心。在这4年里,约翰逊对华盛顿的运作有了很深刻的了解,结识了不少关系,1935年他离开Kleberg,通过各方运动,成为得克萨斯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的总负责,1939年自己当选为众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