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见孙兴盛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载2009年12月4日《今晚报》。]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灼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邓小平对外宾坦言：“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文献与研究》2011年第21期。]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少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区土改、1964年前后的农村社教……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比如在推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从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同年的武昌会议，到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到1960年中央《紧急指示信》，到同年12月北京会议，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他多次强调反左，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肯定价值规律，反对“共产风”等，其低调态度屡屡遭遇很多下属的抵触。]。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1947年后有些地方极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证之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也是。据马若德周详考证，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反右“强硬派”，毛泽东倒是一直“温和”。但他对鸣放的鼓励，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固守，还有“恳求宽大”和“阻挡对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迁就强硬派的愤怒，与各方磨合与“妥协”[引自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他必须认账，必须加以圆说。马若德这一描述还有待更多解密档案加以检验，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实，也足以让很多人惊讶。显然，这一些运动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级版。“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更像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怀疑和反对的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想象，一些文艺范儿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或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不再是某种平衡点和聚合点。历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学家（如爱迪生）、艺术家（如提香和塞尚）、体育明星（如博尔特和姚明）都不过是身后同类群体、同类次群体、同类次次群体中的最终出线者，合适的形象总代理。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与马若德和费正清的看法不同，生于比利时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lison Busby，1981。]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革”除了名称，与“革命”和“文化”统统无关，纯粹是欺世盗名，不过是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发动运动，于是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这位译过《论语》的汉学家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听多了一些宫廷故事，满脑子都是大人物晃来晃去，都是他们威风凛凛的排场，一旦发现他们的说词大而不当，高调不实，离奇古怪，有东没西，几无学理逻辑和务实关切，人们的“权利斗争”印象便肯定更为深刻。
在一个大争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干坏事，对于干过坏事或想干点坏事的人来说，当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宽慰。
政治人物并非圣人，因利益、面子、意气、人脉关系等发生相互磨擦，继而发生挤压或对撞，都实为寻常，与市井纠纷和家长里短没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压下的个人安危，滋生各种抱团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确实构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运动后期尤其如此。不过，说毛泽东曾“大权旁落”，活在中国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特别是在“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更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国史仅仅归因为权争，归因为个人的心理阴暗和欲望变态，归因为领袖的道德败坏，不仅过于通俗化，接近茶馆龙门阵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宣传。在那种宣传里，在有关小说、电影、展览馆里，坏事都是坏人做的，坏人都必做坏事。蒋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龄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刘少奇早就叛变投敌，布哈林是个阴险的谋杀犯，美国兵只会泡妞喝酒并且撅起屁股战场逃命，地主都獐头鼠目或青面獠牙，国民党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艳风骚的烂货……这种把对手妖魔化的习惯，哪怕经过后来数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余迹尚存，足见顽疾难治[如王朝柱编剧的某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造神旧习仍多。出版于2009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虽在内容和文风上有很多改进，对蒋介石等人的妖魔化仍有残痕。]。
一些左翼人士怀念红色文化，但他们不明白，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一报还一报，徒弟打师傅，红色文化中多见的妖魔化这一飞去来器难免伤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传，出身于红色官员家庭的张戎继一本《鸿》在西方引起轰动，再度与其英国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联手，推出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Jonathan Cape，2005。]，把颠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顺溜溜地回报给故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一伙被写得一生坏透了顶，集杀人狂、二流子、阴谋家、贪污犯、神经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国不过是这一类魔头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终登上了不那么“假”的天安门，靠一路使坏最终把中国折腾成“坏”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后来在《纽约书评》的长篇书评中，也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是材料可疑。热烈吹捧该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也不得不留下一笔：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伪造[转引自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第48期。]。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990年代陆续出版。]等畅销书，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吕正操老人曾对我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种，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吕正操指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中的情节，该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为诸多“揭秘”红墙道德内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从一个土夫子变成京夫子不难，当上历史神探却非易事。我在乡下遇到的一位喜欢抬杠的人，对毛岸英“镀金”一说也大不理解。说到毛泽东当年送儿赴朝参战，这位农民说：“他还要镀金？他还用得着镀金？不是说他老爹当朝圣上么？一个东宫太子，就算睡上几十年，耍上几十年，谁敢不让他接大位？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汉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该翻几座山，更不知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尽在美军一方……但这类土夫子的日常逻辑正支撑另一些想象。
我不是什么知情者，也不愿意参与这些想象。我只是看不出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的无聊打杀有何乐趣，看不出圈占公帑或猎取版税的商业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怀疑那种纠缠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关于毛泽东后人的情况有各种传说，其中有知情者称他们并未大富，甚至十分清贫，如简妮《近期李讷三访》文，载《海南纪实》杂志1989年第8期。]的喋喋不休，怀疑那种长舌妇和民间神探，对于历史反思有多大意义。
当然，道德这事很重要。道德是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的强大引力，但具体到个人评价，道德与政治似乎并不能重合为一把尺子，倒像是纵横两个坐标。换句话说，道德尺子能量出这一派的A型和B型不一样，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恶分别挂钩某种政治站位，实行对口管理，特别是在公众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时，则可能有点冒险。硬要划出这种链接线，则一定自添其乱。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严谨。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和嫖妓。作为一位博士，他抄袭和剽窃。这些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仍无可否认。军阀吴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连他的敌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认他治军有方，律身有则，统兵数十万却一生“没有私蓄，不置田产，有清廉名”[见董必武文《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载1939年2月《群众》周刊。]。但这位大善人对抗北伐和反对共和，仍是负面政客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
造神者与擒妖者如何对付这一份人的复杂？目光再放远一点，伏尔泰、卢梭、华盛顿等同样在个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争议，留下一大堆关于情妇和私生子的闲话[传伏尔泰被富婆包养，卢梭有不少私生子，华盛顿蓄有不少奴隶，都属于私德有亏。]，他们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很少被后人怀疑。有关研究者似不会拿几个道德标签贴来贴去，把历史变成一种善恶排行榜，一种好人好事大评比，一种道德偶像的十进五或五进一。
说到这个份上，即使一个毛泽东所受到的品行指责全部算数，全部入账，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诉苦化
我离开乡村时，“文革”十年还未结束，乡下已开始试行推广袁隆平主持培育的杂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热的海南岛制种。“公本”和“母本”一类成为农民们的新词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没有农民俗称的这种“霸王稻”，没有杂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种推广，没有由此而来的粮食产量倍增，不仅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农业人口转移都无从谈起。哪怕中国再开几次“三中全会”，后来全国取消粮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亿万农民工，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困难重重的。
心存这一印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特别对我的胃口。这位法国学者最关注历史结构的底部，与很多同行不一样，总是把放大镜对准民众史、基层史、生活史，比如从人口、疾病、地理、物种、饮食、住宅、技术讲起，从基因和细胞的层面解读资本主义的生命。他终于使史学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无根之木。
与他相比，另一些同样是目光下移的史学作品，如美国人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多一些记者风范，深度也许不及布罗代尔，却也有足够的叙事广度。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形态、时尚风貌、人物趣事、报刊习语、事件细节等，是一种多机位和宽覆盖的镜头监控，给历史全景扫描。如果请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许会骑一辆自行车满世界遛达，留意“忠字舞”的娱乐功能，留意“大串联”的旅游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裤裆和粗痞话——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尔蒙压抑后的变态释放。较之于某些领袖史，这些细节或能使历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运动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疯子，不是符号。
“文革”讨论禁区后来有所松动。虽主流媒体大体沉默，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方面留有一点余地，“擦边球”和“游击战”也不少。被视为“妖魔化”中国最力的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记者，挟美国图书大奖之誉，也有涉华代表作在中国出版[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y Fox Butierfield，台湾版译名《中国：苦海余生》。大陆版译名《苦海沉浮》，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行政防堵力不从心。不仅《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等境外出版物在网上畅流，一些民间电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编）、《记忆》（启之主编）等也十分活跃，迄今为止已分别出版了数十期。这一类文本重在亲历性经验，多角度、高密度、大规模、持之以恒地还原“文革”景象，顽强唤回国人的记忆与追问。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叙事详而解析少，流于平面堆砌，仍习惯于亮伤口和晒血泪，原料供货方的模样，处于“文革学”的产业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称之为“诉苦化”，有数量的增加，少见品质的提升。
诉苦是受苦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按中国官方最初的统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引自《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1年。]——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该诉一诉？万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下一笔闪过？
与中国官方数据不一，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数应在40万到50万之间[引自马若德和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这里搁置其数据来源，暂且取其上限，摊到每一年即5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从万分之0.04升至0.59[中国1966年人口总数6.4亿，1976年人口总数9.3亿，十年间平均数为8.35亿。这里的死亡率权且以马若德和费正清的估计数为比照基数。]，上升了十几倍。
50万——无人能在这个数字前无动于衷。如果这一估计准确，这样的白骨累累尸横遍野，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内战，显然更值得人们勒石铸鼎以昭后世。然而，摆上思想与学术层面，巨大悲情对于“知其然”也许够了，对于“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够。重要的理由是：并非只是“文革”才出现非正常死亡，若止步于此，“文革”的反思价值反而会被削弱。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美国因枪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数逾3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万分之1，已接近两个“文革”。
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的希腊自杀率急升，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业者和破产者，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0.9，也远超“文革”。
载于《柳叶刀》杂志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称：光是空气污染一项，2010年就造成全球320万人死亡，其中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9，竟是“文革”的数十倍[引自2012年12月英国《柳叶刀》杂志。]。
回到政治领域：与中国“文革”在时间上相当接近，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杀死超过100万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统计数为200万，甚至400万），其中光是美国大使提供的捕杀名单就多达数千人[见麦克·海德（Mike Head）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的连续报道。]。比照印尼当时1亿左右的人口总数，该国的迫害致死率约万分之50，又是近90个“文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体消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更不会在哈佛设立学科，直到多年后才偶然浮出水面。
还有吸毒，犯罪，饥荒，矿难，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样是一篇篇血泪故事，导致千万鲜活的生命过早熄灭，意味着太多窗口里的捶胸顿足和深夜长泣。如果“文革”需要诉苦，需要指控，需要对体制与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些更惊人的死亡数据该如何处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几个或数十个学科？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那些有权控诉的人或可注意，他们毕竟是相对少数，与相对多数之间存在经验的温差——这是取得共识的通常难点之一。比如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领取令人羡慕的月薪，甚至轻松和惬意于党政机构的一时瘫痪。其中的年轻人若稍有才艺，便可能出入苏式的工人文化宫，在舞台或球场那里留下浪漫的青春回忆——我就见识过不少这样的红色小资和劳动贵族，衣着讲究（如热衷于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声或夹一个画夹子），吹着小口哨，简直把“文革”混成了带薪长假。农民呢，比起工人来说要穷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没遇上灾年，比起当年躲日本鬼子或办公社食堂，他们大多觉得“文革”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文革”十年中的农业生产受运动冲击较少，全国收成不算太坏，据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那些年的农业用电量和化肥消费量分别增加十多倍，1978年的粮食产量30475万吨，是1965年的1.6倍。]，对教育普及和合作医疗还心存感激。马若德和费正清称“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比工业所受影响要小”，就是指这一段[引自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工人和农民也会觉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们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害者谈起“文革”，若发现对方眼中闪过某种迁就、茫然、疲惫、麻木甚至不无可疑的怀旧，难道有什么奇怪？一旦在市场社会滑入困境，这些家伙就举起毛泽东画像走上街头，生生地不按“正确套路”出牌，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知识分子、旧时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员（所谓“走资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5·16分子[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联合组成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公开指控周恩来，以“反党乱军”言论著称，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至1974年中央部署各地打击这一组织，致造反派普遍受到清算和惩罚。）……其成分五花八门，麻将桌上的十三不搭。他们的悲情并不一样，版本之间出入很大，合唱却并不同调，构成了一种心思各异的齐心合力。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刻骨痛感无法通过针头注射给一位老钳工，无法通过芯片移植给一位菜农户，从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处想。他们的故事通常能广获外人同情，一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见鲁迅短篇小说《祝福》，载小说集《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丧子之痛最初无人不怜，催动了大家的泪水。不过，依据现代人的平等原则，尊重回报尊重，他们不能奢望一键之下，自己的记忆就可全面覆盖他人的记忆。依据现代人的民主原则，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惊人的人口大数，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会见南斯拉夫记者时估计的1亿左右[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报道。]，但在更为惊人的人口大数前，在此外的6亿或7亿人那里，他们仍不构成全部。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
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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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4-9-25 10: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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