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娘望儿归

柳叶刀

西河旧作，和老顽童。

前几天，有河友挖出了“苏武牧羊”这首歌，害我这几天不时就会哼起它来。而最刻骨铭心的却是这句“白发娘望儿归”。养儿方知父母恩，自己的儿女渐渐长大，慢慢地开始飞离鸟巢，才体会到老人对儿女的一丝牵挂。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再不济你也可以在电话里听到儿女的声音。而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几十年中，那可是音讯全无，有多少“白发娘望儿归”，有多少人过着“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的日子啊。

我的父母两边都有人在台湾，所以，我对这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且说实在的，他们去台湾和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的大舅，我母亲的大弟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去的台湾。那时因为他大学刚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他大学的一个教授要去台湾，就带上了他。想来也不是什么接收大员，只是当时台湾光复，政府在福建抽了很多人去帮忙。他是学农的，以后就在台湾农复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二姑，我爸爸的妹妹则是在一九五零年去的台湾。理由也简单，她是去找她的未婚夫，我的准姑父的。两家原是世交，姑父是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军入伍，后来进了青岛海军官校，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以后随军去了台湾。五十年代初，深圳的边防还是很松的，二姑夹在一帮广东同学中间也就稀里糊涂地过了关，很快就到了台湾，找到姑父结婚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二姑被当作了共谍嫌疑，姑父也因此受了牵连。虽然他非常聪明能干，每次考留美培训总是榜上有名，可是舰长的位置总是同他无缘。当然这和他的性格也有关系，不会溜须拍马在哪儿都不吃香。而且政治正确在两岸都是升官的先决条件。

自从大舅去了台湾，头几年还常有书信来往，以后就变得稀少了。再后来，我懂事的时候，已经只能在家里偷偷地提起台湾的大舅了。记得六十年代初，大舅辗转托人寄来了一封信。外公托着信的手是抖的。父亲找来要好的同事，请他帮忙给我们家照一张全家福，好给大舅寄去。临到照相时，发现我还戴着红领巾，赶紧让我把红领巾摘了。我小时候脾气挺倔，而且满脑子充斥着“解放台湾”的口号，就是死活不肯摘，结果只好就那么照了。后来另找了一张照片给大舅寄去。我妈到今天见到那张旧照片，还会提起这件事。

二姑因为姑父在军队里，根本就不敢写信。后来一家辗转到了美国，就更没法写信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二姑才写了一封信，试探着寄到我们老家，而我爷爷家已经搬离近二十年了。多亏邮递员们克尽职守，才将这封信送到我们家人的手上。此时，我奶奶得了老年痴呆症，已经卧床不起了。当家人给她读信时，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两家的老人都没能等到儿女回来的那一天。

八十年代我到美国后，也曾见过姑父的一些老部下。有一位陆姓老人，因为在我曾经打工的中国餐馆当大厨，大家都叫他陆师傅。因为姑父的关系，他对我非常照顾。老人是山东人，孤身一人在美国。问他为何不回山东老家，答曰父母已故多年，兄弟姐妹也都不在了，回去也没地方呆。再问他为何不找个老伴，他说老家原有个老婆的，不能再娶。每天只是在餐馆卖苦力，晚上回到自己的小窝里借酒浇愁。后来在老人院孤独地过世，死于肝癌。

姑父现在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可是腰杆仍然挺的笔直，依然是一副标准军人作派。可能很多人会感到奇怪的是，他是一个坚定的梧桐派，因为他见过台湾皇民们的表演。

前几年我母亲还能走动时，她每年都要参加大学的同学聚会。一帮老头老太，上海南京广州福州，到处游山玩水。每到一处，都由当地的同学负责安排，玩得不亦乐乎。一年，突发奇想，要到台湾去开同学会。照理说，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也有不少同学在台湾。可是民进党当局的答复是，去可以，只能作为观光团，不允许自由活动，只能团进团出。这些老人，大多在台湾都有亲朋好友，探亲访友是去台湾的最大目的，如果不让自由活动，那还去台湾干吗？而且最年青的都已七十多岁，是害怕他们非法居留，还是害怕他们为TG作宣传呢？母亲因此永远失去到台湾大舅家探访的机会。

大舅和二姑也于几年前先后去世，谨以此文纪念他们。

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