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11-28 09:26 编辑
中国职业足球的“投机资本家”们：从徐明到许家印的前路过去三十年，中国职业足球的主角，或许从来都不是足球本身。 自1994年职业化以来，这片绿茵场更像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舞台。资本玩家们根本就不是投身体育产业，而是将足球俱乐部作为一种精巧的工具，用以撬动那些平日里难以企及的稀缺资源——主要是土地和银行信贷，并借此编织关键的政商关系网络，在地方乃至国家层面释放微妙的政治信号。 这种“工具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足球俱乐部必然长期巨额亏损，其生存完全依赖于母公司的非市场“输血”。我在本文中将追溯这一模式的演变：从90年代的原始投机者，到21世纪初“足球-地产”模式的固化，再到2010年代以恒大为代表的“金元足球”泡沫席卷全国，直至近年，在房地产去杠杆和反腐风暴中，这一模式无可避免地走向崩塌。
一、 足球的“原罪”：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读
如何定义“投机资本家”
1994年职业化改革后，大量民营资本涌入甲A联赛（中超前身）。但深入剖析这些资本的动机与行为，会发现绝大多数入局者，都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体育产业投资者”。 我们所说的“投机资本家”，肯定不是泛指所有的行业投资者，而是特指一类将足球俱乐部当作“杠杆”的玩家。他们的共同点，是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通过俱乐部自身运营（如票务、转播、赞助、衍生品）实现盈利——事实上，中国俱乐部在这方面常年亏损。他们的算盘是，利用足球俱乐部作为“城市名片”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将其作为一种非市场的谈判筹码，去换取其核心业务（通常是房地产、金融或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政治上的庇护、关键的政商关系、优惠的土地获取权、便利的银行信贷，以及项目审批上的“绿色通道”。
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基于此，中国职业足球的兴衰，便远不止是体育管理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中国地方政治经济、政商关系、房地产泡沫乃至金融信贷的周期性波动。 联赛的投资热潮与寒冬，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周期高度同步。俱乐部的频繁易主、天价投入的非理性繁荣，以及周期性的大面积欠薪和解散潮，其根本驱动力往往来自赛场之外。例如，2010年代的“金元足球”泡沫，其时间线与中国房地产和金融体系的“加杠杆”周期完美重合；而2020年至今的大规模崩盘，则直接源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去杠杆”的“三道红线”政策，以及对金融风险的严厉整顿。 因此，解剖这些足球资本家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在解剖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政商互动模式。
核心观点
中国职业足球三十年来的系统性动荡、财务脆弱和周期性腐败，其根源不是偶然的管理不善或文化缺失，而是其与生俱来的“工具”属性。资本进入足球的“原罪”——即其动机的投机性（撬动非市场资源）而非生产性（打造体育产品）——早已注定了它不可持续的命运。
在这段历史的开端，大连实德的徐明和沈阳海狮的张健，作为两个标志性人物，为后来的资本玩家们开创了两种并行且影响深远的投机模式：一种是政治杠杆型（用足球成功换取政治资源），另一种是资本掠夺型（以足球为壳进行金融套现）。此后三十年的资本浪潮，基本都是这两种模式在不同宏观背景下的变体与升级。
二、 两大原型：徐明的政治杠杆与张健的资本掠夺
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甲A联赛的两位风云人物——徐明和张健，用截然不同的手法，生动演绎了投机资本如何利用足球。他们是理解中国足球资本游戏的起点。
原型一：徐明与大连实德的“政治-杠杆模式”
徐明于2000年接手大连万达（后更名大连实德），通过持续巨额投入，延续并强化了这支球队的“王朝”，最终缔造“八冠王”辉煌。在此模式中，球队的竞技成功是必要前提。 核心机制： 徐明的逻辑，就是将球队的赫赫战功——这张代表着城市荣誉的“名片”——兑换成个人的“政治资本”。这种无形的资本，让他得以同地方乃至更高层级的政治精英建立深厚联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与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的关系。这种高度绑定的政商关系，反过来为其实德集团的主业（石化、金融、建材等）迅猛扩张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便利，包括在星海湾广场等黄金地块进行开发、获取关键项目审批以及获得银行巨额贷款。足球俱乐部的每年亏损，相较于其主业获得的巨大非市场利益，成了一种成本极低的“杠杆投资”。 “G7革命”的启示： 2003年，徐明联合其他六家俱乐部投资人，发动了震惊一时的“G7革命”。表面上，这是对中国足协管理不善、分配不公的集体反抗。但其背后，是这些“政治资本家”在积累了足够实力和影响力后，一次从“被管理者”到联赛“真正所有者”的权力夺取尝试。他们希望将自己在政商关系中获得的非正式权力，通过改革联赛所有制，转变为制度化的商业控制权。 结局： 徐明模式的成功完全建立在“政治杠杆”的有效性上，这也使其极端脆弱。当其政治靠山在2012年的政治风波中倒台，徐明的商业帝国随之崩塌，本人亦身陷囹圄。这戏剧性地揭示了该模式的终局：杠杆越高，风险越大；政治依附越强，崩溃越彻底。
原型二：张健与沈阳海狮的“资产-掠夺模式”
如果说徐明是向上撬动政治资源，那么沈阳海狮的张健则是向下掠夺金融资源。他被媒体精准地称为“资本猎食者”。 核心机制： 张健控制的沈阳海狮（后属金德集团）是一家上市公司。在90年代末，足球概念股是资本市场上极其稀缺和炙手可热的题材。张健的核心操作根本不在经营球队，而是利用俱乐部制造“概念”，在二级市场操纵股价、发布虚假信息，从而高位套现，从中小股民手中“掠夺”财富。俱乐部本身沦为其金融投机和掏空上市公司的“道具”和“壳资源”。 腐败的直接性： 为了实现金融投机目的（例如，维持股价需要球队保级），张健的模式更依赖赤裸裸的体育腐败。1999年甲A最后一轮的“渝沈假球案”便是其典型操作。沈阳海狮在客场公然“买通”重庆队，赢得了保级关键一战，此事件成为中国足球“假球时代”的标志性丑闻。其本质，就是利用假球、黑哨等手段操纵比赛结果，直接服务于投机者的短期经济利益。 结局： 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模式，本质上是钻了中国资本市场早期监管混乱的空子。随着监管收紧，加之自身资本链断裂，张健的金德系迅速崩溃，其本人也因金融犯罪鋃鐺入狱。
两种原型的分野
无论是徐明还是张健，足球本身都不是他们商业活动的目的。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足球作为公共产品的巨大社会关注度，并将其“工具化”，作为撬动体育之外庞大利益的杠杆。 两者的根本分野在于： - 徐明模式是投资足球，通过提升竞技成绩（八冠王），换取长期、间接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准入（政商关系、土地、信贷）。
- 张健模式是榨取足球，通过操纵竞技成绩（保级假球），换取短期、直接的金融收益（股价操纵、掏空资产）。
徐明的“政治-杠杆模式”，因其在政治庇护期内更具可持续性，且更符合地方政府打造“城市名片”的利益，在2000年代被后来的房地产巨头（如恒大、建业、绿城）所继承和发扬。而张健的“资产-掠夺模式”因其过于粗暴短视，在2009-2010年的足坛反腐风暴中遭到严厉打击。然而，这两种模式共同的基因——将足球彻底“工具化”——成为了此后三十年中国职业足球无法摆脱的底色。
三、 资本浪潮：中国足球投机资本的四次演变
以徐、张二人为起点，中国职业足球的资本投入呈现出清晰的浪潮式演变，每一波都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定阶段（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周期）紧密相连。
第一波浪潮（1994-2001）：蛮荒时代的原始积累
- 代表： 大连万达（王健林）、沈阳海狮（张健）、广东宏远、前卫寰岛、健力宝。
- 分析： 这是职业化的“蛮荒时代”。资本来源多样，包括最早的民营企业（万达）、饮料巨头（健力宝）和纯粹的金融投机者（海狮）。王健林早期的参与，是“徐明模式”的雏形，他利用大连万达的成功，与大连市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极大地便利了万达商业地产的早期扩张。这一时期的模式尚不清晰，高度依赖企业家个人意志和与地方政府的“勾兑”，假球、黑哨等体育腐败开始滋生，这也是导致王健林在2000年声称“永远退出中国足坛”的直接原因。
第二波浪潮（2002-2010）：“足球-地产”模式的制度化
- 代表： 河南建业（胡葆森）、浙江绿城（宋卫平）、上海申花（朱骏）。
- 分析： 这是“徐明模式”被精炼和广泛普及的十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黄金十年”，“足球-地产”联盟成为联赛主流。“土地换足球”的逻辑被固化：地方政府，特别是二三线城市，需要一支顶级联赛球队作为“城市名片”；而地产商则通过接手并承担球队的巨额亏损，向地方政府“纳贡”，以换取在土地市场上的信息优势、优惠价格，或在旧城改造项目中的优先权。
- 胡葆森的河南建业与宋卫平的浙江绿城是此模式的完美代表。他们将俱乐部深度绑定本省，通过长达十余年的持续“输血”维持球队生存。这种“稳定”的代价是巨额年度亏损，回报则是他们在各自省份房地产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 异类朱骏： 上海申花的朱骏是个特例。他来自网游行业，模式更接近“张健”的变体，追求短期媒体轰动效应（引进阿内尔卡、德罗巴）和个人曝光，利用申花品牌为其主业进行资本运作和品牌炒作，而非系统性地与政府交换土地资源。
第三波浪潮（2011-2018）：“金元足球”的全国性杠杆
- 代表： 广州恒大（许家印）、江苏苏宁（张近东）、河北华夏幸福、大连万达（王健林回归）、天津权健。
- 分析： 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疯狂的“泡沫”时代。广州恒大（2010年进入）是定义者。许家印将“徐明模式”从地方政治杠杆，史无前例地升级为全国政治杠杆。恒大的目标不再仅是广州的土地，而是通过打造一支“为国争光”的亚洲冠军球队（两夺亚冠），向中央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完美契合了当时“足球崛起”的国家战略。
- 这种全国性的政治正确形象，为恒大集团的疯狂扩张提供了“政治护城河”和“金融通行证”。“金元足球”的巨额支出，其资金肯定不是来自企业利润，而是其主业通过高负债、高杠杆金融模式获得的巨额融资。足球俱乐部的每年数十亿亏损，实质上是恒大集团数万亿债务的“公关费用”，是其维持高信用评级和持续融资能力的“品牌资产”。
- 王健林的回归尤其耐人寻味。他曾在2000年因厌恶低级腐败而退出，却在2015年后高调回归。他敏锐地察觉到，游戏规则已变：这不再是90年代那种破坏性的假球腐败，而是一场以“政治信号”为核心的、全国性的“金融杠杆军备竞赛”。对于恒大、苏宁这类高负债巨头而言，参与这场游戏是必要的商业决策。
第四波浪潮（2019-至今）：泡沫破裂与“国家队”入场
- 分析： 2019年开始，中国职业足球的投机资本模式遭遇“完美风暴”，导致系统性崩盘。
- 驱动力一：房地产去杠杆。 “三道红线”等金融监管政策，精确地切断了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现金流。几乎所有依赖地产“输血”的俱乐部，其母公司都相继爆发严重债务危机。
- 驱动力二：“中性名”政策。 2020年中国足协强推的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政策，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摧毁了投机资本的“回报机制”。当俱乐部名称（如“江苏苏宁”、“广州恒大”）无法再为母公司带来品牌曝光和无形政治价值时，这项投资的全部商业逻辑瞬间蒸发。
- 直接后果：大面积崩盘。 2020年，江苏苏宁在夺得队史首个中超冠军后，母公司立即宣布俱乐部停止运营。因为在“中性名”政策下，这个冠军已无法带来任何回报，俱乐部从“高成本投资”变为“纯粹负债”。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欠薪和解散潮，包括恒大降级、大连人解散、新科冠军武汉三镇零元转让等，标志着“金元足球”投机模式的彻底终结。
- “混合所有制改革”： 资本大规模退潮后，幸存的俱乐部大多转向“混合所有制”或纯粹的国企接管模式。这标志着民营投机资本退场和“国家队”（地方国资委、国企）的重新入场。足球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公共事业”属性，虽获得了暂时的财务稳定，但市场化进程也因此遭遇严重倒退。
表1：中国职业足球主要投机资本类型学与年表（1994-2024）
时代/浪潮 | 核心投资者/俱乐部 | 所有者主业 | 投机模式 | 标志性事件 | 最终结局 | | 第一波：原始积累 (1994-2001) | 徐明 / 大连实德 | 石化、金融 | 政治-杠杆模式 | 打造“八冠王”、发起“G7革命” | 政治依附者倒台，本人被捕，企业破产 | | 第一波：原始积累 (1994-2001) | 张健 / 沈阳海狮 | 综合/上市公司 | 资产-掠夺模式 | 操纵股价、1999“渝沈假球案” | 公司破产，本人被捕 | | 第二波：地产模式 (2002-2010) | 胡葆森 / 河南建业 | 房地产 | 区域性“土地换足球” | 长期扎根河南，深度绑定地方政府 | 幸存，后进行混改，但主业陷入困境 | | 第二波：地产模式 (2002-2010) | 朱骏 / 上海申花 | 游戏、IT | 个人主义/品牌炒作 | 引进阿内尔卡、德罗巴，股权纠纷 | 失去控制权，被迫退出 | | 第三波：金元泡沫 (2011-2018) | 许家印 / 广州恒大 | 房地产 | 全国性“政治信号+金融杠杆” | 夺取亚冠冠军，天价引援 | 恒大集团债务违约，俱乐部被托管，降级 | | 第三波：金元泡沫 (2011-2018) | 张近东 / 江苏苏宁 | 零售、房地产 | 多元化集团的品牌杠杆 | 2020中超夺冠后立即解散 | 苏宁集团债务危机，俱乐部解散 | | 第四波：泡沫破裂 (2019-至今) | （多家俱乐部） | 房地产 | 模式崩溃 | “中性名”政策后集体退出 | 大面积解散、破产 |
四、 “商业模式”解剖：土地、信贷与政商关系
中国足球投机资本的“商业模式”，核心不在体育，而在于如何将俱乐部的亏损“变现”为体育之外的超额收益。 中国职业俱乐部普遍缺乏自我造血能力，商业收入远不足以覆盖高昂成本。资本家之所以仍趋之若鹜，是因为俱乐部的杠杆价值远超其账面亏损。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交易：资本家通过承担俱乐部亏损，向地方政府“购买”了两种核心资产：一是“城市名片”的运营权，二是由此衍生出的密切政商关系。
土地财政的链接
“足球-地产”模式是这种交易最赤裸裸的体现。在中国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地方经济模式下，土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也是地产商的核心生产资料。其运作逻辑是：地产商A接手本地球队，每年承诺投入（亏损）5亿元。作为回报，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时，会“考虑”A的需求，或在土地招拍挂后，以“支持体育事业”的名义，通过财政补贴或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变相补偿A投入足球的“成本”。 在这个循环中，俱乐部的每年5亿亏损，被视为获取价值数十亿乃至上百亿黄金地块的“入场券”。这笔亏损在地产母公司的财报中，被合理计为“营销成本”，而其撬动的土地收益则是百倍千倍。
政商关系的“润滑剂”
足球作为一项高曝光度、具有民粹色彩且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的公共议题，为民营资本家提供了与官员进行非正式、高频次且“合法”接触的完美渠道。俱乐部主席台成了政商精英的社交场。资本家通过邀请官员观赛、出席庆功宴等方式，建立起比正式会谈更稳固的私人关系。 这正是徐明模式的核心。许家印等新一代玩家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通过邀请高级别官员观看亚冠决赛等方式，构建了新时代的、规模远超以往的“政商关系网”。
品牌作为“政治资产”
在“金元足球”浪潮中，足球的杠杆作用进一步升级为“政治资产”。这背后是一种清晰的信号传递。当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足球发展，一些官员投其所好，而相应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恒大这类体量巨大、杠杆极高的企业）不计成本地投入足球，豪取亚洲冠军，是一种效费比极高的“政治输诚”。 这种信号的价值体现在：它有助于企业在其他受监管领域获得“绿灯”，或在面临审查时获得“保护”；同时，它能极大提升企业在国有银行系统中的信用评级，使其更容易获得巨额低成本贷款。恒大的崛起，与其通过足球建立的“大而不倒”和“政治正确”的品牌形象密不可分。
五、 系统性恶果：腐败、空心化与必然的崩溃
这种以投机为底色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足球的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金融不稳定性与“猝死”
俱乐部的生存完全仰仗母公司的“输血”，而这些母公司（尤其是地产商）自身又处在高风险的强周期行业中，这就注定了俱乐部的命运极端脆弱。一旦宏观经济转向或国家政策收紧，母公司现金流断裂，俱乐部必然是第一个被“断奶”的。这种“输血”的突然中断，导致了中国足坛特有的“猝死”现象：俱乐部可能在夺冠当年就解散，或在两年内从亚洲冠军沦为降级队。这种大面积欠薪和频繁解散，让联赛的商业信誉和职业体系建设趋近于零。
周期性的腐败
腐败是足球投机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而非偶然瑕疵。不同阶段催生了不同形式的腐败： - 早期（张健时代）： 为短期金融投机，需要操纵比赛结果的体育腐败（假球、黑哨）。
- 中期（金元时代）： 为提升竞技成绩（政治杠杆的基础），需要更高级的裁判和足协腐败。
- 全周期（徐明/许家印时代）： 资本家与官员之间围绕土地、项目审批进行的政商腐败。
因此，中国足球的反腐风暴呈现出惊人的周期性。每当泡沫积累到极致，威胁到体制稳定时，中央就会介入“清洗”。2009-2010年的反腐风暴，是对前两波浪潮的清算；而2022-2023年以李铁、陈戌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反腐，则是对“金元足球”泡沫所催生的新型腐败的清算。但只要“足球换资源”的底层逻辑不变，腐败在“清洗”后总会以新的形式重生。
体育的“空心化”
投机资本追求“短、平、快”的政治和品牌效应，导致俱乐部运营上的极端急功近利。他们痴迷于斥巨资购买昂贵外援和归化球员，因为这是短期内提升成绩、博取眼球的最快途径。与此同时，几乎没有资本家愿意对无法立即“变现”的青训系统进行长期、耐心的投入。 最终的恶果是，在中国职业足球投入最疯狂的十年（2011-2020），中国足球的根基——本土球员培养和青少年足球体系——反而被彻底“空心化”。联赛表面繁荣，国家队成绩却一路下滑，本土人才断档严重，形成了巨大的讽刺。
六、 终局与未来
回顾三十年历程，一个清晰的结论浮出水面：“投机资本家”才是定义中国职业足球过去三十年的真正主角。从徐明利用政治杠杆，到张健利用足球“壳资源”，再到许家印将“金元足球”作为全国性金融杠杆，其核心逻辑一脉相承：足球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 中国足球近年来的大崩盘，看起来像是一场“体育危机”，但是归根结底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去杠杆”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当中国经济的核心引擎从“加杠杆”转向“去杠杆”，当“三道红线”切断了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燃料”，当“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时，依附于此的职业足球，其“输血”来源便被釜底抽薪。而2020年的“中性名”政策，则从政策层面堵死了投机资本唯一的“回报”出口，使得这项“投资”的商业逻辑彻底归零。江苏苏宁在夺冠后立即解散，正是这一模式崩溃的终极注脚。 “金元足球”投机模式的死亡，客观上为中国足球提供了“推倒重来”的机会。一个更健康、更理性的联赛生态（如降低工资帽、鼓励本土球员）成为可能。 然而，旧模式虽已崩溃，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尚未建立。目前联赛幸存者普遍转向“国企主导”或“混合所有制”，这虽提供了短期的财务稳定，却也带来了市场化倒退和行政干预加剧的风险。如果足球再次从“资本的工具”变回“行政的工具”，其发展仍将偏离职业体育的本质。 中国足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最终摆脱三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工具主义”束缚。这一转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不仅需要体育层面的改革，更依赖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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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5-11-15 21:44:49
显身卡
楼主
发表于 2025-11-28 18:3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