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2024：关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个人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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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2024：关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个人回忆录
——从红山口到“金元”废墟



罗马前的那三分钟（1989-1992）


作为一个从1989年才开始看懂球的球迷（虽然号称看了86年的世界杯决赛），我的记忆，或者说我们对于中国足球职业的共同“情结”的起点，也许大多始于那个充满悲情的年份。那一年，高丰文指导率领的“高家军”，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希望，冲击意大利世界杯。那句“只差一步到罗马”的口号，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最后的关键战役中，我们遭遇了对阵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两个“黑色三分钟”。那“一步之遥”，最终成了咫尺天涯。

1989年的兵败，连同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上爆冷负于泰国，成为了压垮专业体制足球的最后两根稻草。作为球迷，我们经历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举国体制下的集体悲情。我们开始普遍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球员在专业体制的“铁饭碗”下，到了关键时刻总是“差一口气”？我们“差”的到底是什么？

多年后，高丰文指导在回忆那两次“黑色三分钟”时，给出了一个球迷既熟悉又痛心的答案。他排除了换上董礼强是主因的论调，直指要害：

“最主要来讲，是全队在这种大赛的经验，恐怕都没有积累”。

他描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细节：1比0领先以后，越接近终场哨，队员们的“内心脑子里一片空白，腿是飘的”。

这“一片空白”与“腿是飘的”，正是我们所批判的专业体制“铁饭碗”弊端在赛场上的心理学映射。高指导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就像女排，她们经历过大赛，“这层纸捅破了”，就能连拿冠军；而我们，始终没能迈出最后一步，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层“窗户纸”是如此脆弱，却又如此沉重。而我们作为球迷的激情，却又是如此炙热。我记得那时的自己，还是个13岁的少年，对足球爱得疯狂。我们坚信高家军是“亚洲一流或准一流”，拥有贾秀全、麦超、吴群立这样的猛将。我们会在下着毛毛雨、甚至小雪的下午，跟着年轻的老师在泥地上踢球，甚至不顾教导主任的广播喊话。当兵败的消息传来时，我们的困惑是巨大的：这么强的队伍，怎么就这样输了？

时代的背景是，我们渴望改变。在那个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我们急需一个解释，一份“解药”。我们的答案来自哪里？来自像《足球报》这样的专业媒体。当同学们抢着看一份零售价0.5元的《足球报》时，我们第一次读到了“球是圆的”、“爆冷”这样的专业分析。这份报纸仿佛“解了渴”，它开启了我们对现代足球的原始认知和基本视角。

专业体制的僵化、球员缺乏竞争意识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我们作为球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化”——这个在当时听起来无比时髦、代表着“与国际接轨”的词汇。我们天真地以为，这就是通向罗马的那“一步”，这就是捅破高丰文那层“窗户纸”的唯一工具。我们当时对职业化的理解是片面的，以为职业化等于市场化，等于有钱了，水平就能自然提高。我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职业化，首先意味着法制化、规范化和足球文化的建立。

1989年的失败被归咎于体制僵化，因此，即将到来的改革，被我们视为了唯一的“解药”。这份期待，从一开始就更关注“钱从哪来”，而不是“规则谁来定”。

红山口的“一声炮响”（1992-1997）


关键政策溯源——1992年“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原国家体委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其地位不亚于一次“遵义会议”。它正式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试点的道路。这是我们这些球迷心中，一切故事的真正起点。

而作为球迷，我们当时或许不知道，这场“遵义会议”的背后，有两个关键人物：许放和王俊生。许放时任国家体委政法司司长，是职业化在政策法律层面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王俊生则是足协的“专职副主席”，是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和实际“操盘手”。然而，这场改革的开端就伴随着悲情与缺憾。1993年，许放因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这被视为中国足球顶层法制化设计的一大损失。而王俊生，作为十年的实际掌门人，直到2000年卸任，其头衔始终是“专职副主席”，未能“扶正”。这种人事上的“名不正言不顺”，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难以摆脱的“政企不分”的底色。

红山口会议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进行制度安排。正如后来的学术研究所指出的，决策者希望通过市场化运营，打破专业体制的束缚，激活足球的商业价值，其目标是“短时间内创建出中国足球联赛市场和相关商品市场”。这个“短时间内”的定语，为这场改革的“大干快上”和“早产”属性埋下了伏笔。

球迷亲历下那甲A元年的火爆

红山口的“炮响”立竿见影。1994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元年正式启动。那一年，我们作为球迷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万人空巷，一票难求。我们亲身经历了“那些日夜排队、一票难求的经历”。那成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段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

无论是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上海的虹口，还是成都的成体中心、大连的人民体育场，“甲A”成了我们周末的图腾和信仰。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队，第一次有了属于我们联赛的球星。我们高喊着范志毅、高峰、郝海东的名字；我们为广州太阳神的“中场灵魂”彭伟国和单赛季打入17球的联赛首届最佳射手胡志军而疯狂；我们也为“黄色旋风”四川全兴的核心马明宇而痴迷。

也就是那一年，已经进入高中的我和同学们，没有条件看直播电视比赛，就开始用节省下的餐费，轮流去买《体坛周报》、《足球报》甚至是天津出的现在早已消失不见的《球迷报》。

一个黄金时代似乎正扑面而来。

事后回看：红山口会议的“原罪”——偏离均衡的“发散过程”

在我们为甲A的火爆而欢呼时，我们并未察觉到，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深刻的隐患。红山口会议更像是一个“早产”的改革。它在极短时间内用行政命令催生了市场，但正如2009年的时候北体大何世权一份关于中国职业足球制度安排的研究论文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偏离均衡的发散过程”。

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均衡”轨道，而是持续“发散”，积累了诸如“赛事的可观赏性不够理想”、“与国际足球的比赛水准和赛场表现差距较大”等“非稳定运行问题”。

这个“偏离均衡”体现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上：即“俱乐部、足协还是投资人都是以比较特殊的身份参与这一进程的”。这构成了一个“三方怪胎”：

• 足协（管理者）： 既是联赛的最高管理者、规则制定者，又是联赛的经营者、利益分配者。这种“政企不分”的特殊身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行政行为和行政手段是必然的选择”的产物。
• 投资人（俱乐部）： 早期（乃至后期）的投资人，大多是带着特定任务（如地方政府要求、国企宣传需要）进入的，他们对足球的“投资”混杂了太多非市场的因素。
• 球员（商品）： 刚刚从专业队“转制”而来，身份上是职业了，但思想上、职业素养上还远远不够，依然受到“体育事业惯性约束”的影响。
  
  

这种“非稳定运行”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权力寻租（足协）和市场投机（俱乐部）的结合。为什么这种结构必然导致腐败？因为这个“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产物”，从根本上就存在制度缺失。

曾有研究指出，中国职业足球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

我国职业足球缺失真正的联盟制度。

一个“真正的联盟”，是俱乐部为了共同利益组成的博弈主体，它能与管理者（足协）形成制衡。而我们没有。我们的足协“既是…又是…”，俱乐部（投资人）在行政主导的足协面前毫无议价能力。当正式的、规范的利益博弈渠道（联盟）缺失时，非正式的、地下的利益输送渠道（寻租）就必然会取而代之。因此，上述研究精准地指出，职业化初期的“黑金交易等等不良印记严重削弱了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的社会公信力”。

这意味着，我们后来深恶痛绝的“假球、黑哨”，根本不是啥后期产物，而是从职业化诞生之初，就已种下了“黑金交易”的种子。

1997年，“金州不相信眼泪”

1997年，职业化改革迎来了第一次“大考”——冲击法兰西世界杯的十强赛。我们满怀信心地以为，甲A联赛三年的火爆，以及胡志军、马明宇等本土球星的涌现，足以让国家队脱胎换骨，捅破高丰文时代那层“窗户纸”。

然而，在大连金州，这个我们以为的“福地”，我们迎来了最沉痛的打击。主场对阵卡塔尔，在2比1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我们最终被对手3比2逆转。那场比赛后，“金州不相信眼泪”成了我们这一代球迷心中永远的痛。

那场比赛，是我在大学里集体看的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又在机房里读到了老榕的那篇文章。

回溯一下，1997年的失败，是红山口改革的第一次“大考”失败。它无情地向我们证明了：联赛的市场化（无论多火爆）并不等于国家队水平的自动提升。我们球迷看到的是“一票难求”的虚假繁荣，而忽视了其“非稳定运行”的本质。那个“偏离均衡的发散过程”，那个从诞生之初就缺失“真正联盟制度”、默许“黑金交易”的畸形体制，在关键时刻不堪一击。

它不仅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反而制造了一层更厚、更具讽刺意味的壁垒。

未完待续

另：
我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一点一点来。

老票

帮着谢兄熊文配点图




高丰文




高丰文带队征战1988年韩城奥运会，看看大家能认出来几个




红山口会时期的王俊生




甲A初期以及当时国家队里最有创造的中场彭伟国，他身后那位大家都认识吧？



韩日世界杯中国国家队队长，也是第一位留洋意甲的中国球员马明宇



甲A初期，南派足球最有灵气的前锋胡志军（14号），右侧那位18号是国安最好的国产中场曹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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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拓梦：甲A初期“草根”外援的黄金记忆1994，职业化的“洋枪”黎明

1994年，中国足球迎来了职业化的“大爆炸”。甲A联赛的哨声，如同一声发令枪，将中国体育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未知与躁动的商业化时代。在那个春天，球场是前所未有的焦点，成都体育中心、上海虹口、广州越秀山，每周都在上演着数万人的狂热。球迷们在学习如何成为“职业”球迷，而俱乐部则在摸索如何经营“职业”足球。

在这一片混沌的“拓荒”背景下，“外援”成为了一个既时髦又关键的词汇。1994年，联赛的政策是试探性的，允许每队引进三名外援，同时登场两人。这些最早的“洋枪”，大多来自信息闭塞的东欧、非洲，他们是甲A联赛的第一批“外来者”。

在关于甲A元年的“黄金记忆”中，我的印象中一个常见的叙述是上海申花的俄罗斯中锋瓦洛嘉（Vladimir Nakhratov） 夺得了第一届金靴。然而，查了一下资料：1994年甲A元年的最佳射手，是广州太阳神的本土快马胡志军，他以22轮17球的惊人效率摘得桂冠，而瓦洛嘉进了11球只是申花的赛季最佳射手。

那么，为什么瓦洛嘉的形象在我这样的球迷记忆中被“拔高”到了金靴的地位？这恰恰证明了瓦洛嘉作为现象级外援的真正历史地位。在1994赛季，瓦洛嘉同样高效，他为上海申花打入11球，位列射手榜前茅。在中国足球一个习惯于本土前锋（如胡志军、高峰）灵巧、快速的年代，一个身高还行速度不错、既能抢点又具备强大制空能力和战术支点作用的俄罗斯中锋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战术革新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当年的传统高中锋硕果仅存的蔡晟和翟彪，脚下技术和射术都还有些差距。

胡志军的17球是统计上的胜利，而瓦洛嘉的11球，其“新奇性”和“重要性”在球迷的情感价值上占据了上风。这种“错误的记忆”，也正说明瓦洛嘉是甲A初期外援的精神图腾，他以一己之力定义了“高效中锋”的标准。

瓦洛嘉在1994年的成功，以及广州太阳神另一位外援克雷格的出色表现，向所有甲A俱乐部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引进“物美价廉”的“洋枪”，是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最快途径。正是这一认知，直接催生了1995年及以后外援引进的“军备竞赛”，一个属于马麦罗、冈波斯、内梅切克的“草根”外援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瓦洛嘉：申花王朝的俄罗斯拼图

瓦洛嘉，这位来自俄罗斯的中锋，是上海申花在甲A元年乃至1995年夺冠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在主教练徐根宝“抢逼围”的战术体系下，瓦洛嘉的战术价值被发挥到了极致。

“瓦洛嘉”为其本名Vladimir的爱称“Volodya”，不是常见的“Valoga”。94年，他的薪酬当时才每月500美元。当时主帅徐根宝单独去俄罗斯圣彼得堡选择外援，但是被泽尼特一队、二队高昂的开价吓退，转而从当地的俄罗斯足球乙级联赛的球队圣彼得堡斯密纳签下了包括瓦洛嘉在内的三名球员。

必须打破一个刻板印象：瓦洛嘉不是那种传统只会头球的“站桩中锋”（纯粹头球他可能还不如谢晖）。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赛场，他展现了远超本土球员的职业素养和战术理解力。他的技术特点可以归纳为“高效的战术支点”：

• 制空权与牵制力： 不错的身高使他成为甲A禁区内头球的有力执行者；而且兼具速度和冲击力，在申花“抢逼围”的战术中，他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落点。
• 灵活性与脚下技术： 与刻板印象相反，瓦洛嘉的脚下技术并不粗糙。他具备东欧球员特有的灵活性，能够在高空对抗后迅速完成停球、护球和转身射门。
• 战术执行力： 他是徐根宝“抢逼围”理念在前场的第一个执行者。他不惜体力的奔跑和对抗，为队友（如谢晖、祁宏）创造了大量的空间。
  
  

1995年，上海申花夺得甲A联赛冠军，瓦洛嘉与新加盟的巴西人莎沙（Sasha） 以及格鲁吉亚门将高佳（Gocha） （一开始来的库茨不行，后来1000美元高薪请的高佳）组成了申花的“三杆洋枪”。虽然那个赛季瓦洛嘉的进球数可能不如队友耀眼，但他在前场的牵制作用是申花“十连胜”王朝的基石。

在上海球迷的记忆中，瓦洛嘉是一个低调、硬朗、高效的“功勋外援”。他话不多，作风朴实，是典型的职业“雇员”。他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追求效率、专业、目标导向——完美契合。

瓦洛嘉的成功，为甲A俱乐部树立了第一个引援标杆：引进一个高大、强力、敬业的东欧中锋，成为随后几年中国联赛的标准配置。他不是马麦罗那样的“城市英雄”，但他是一块冠军王朝不可或缺的“关键拼图”。

马麦罗：点燃“黄色旋风”的桑巴精灵

如果说瓦洛嘉定义了外援的“职业性”，那么马麦罗（Mameiro）则定义了外援的“情感价值”。要理解马麦罗，必须先理解1995年的成都。

1995年，甲A联赛的“金牌球市”在成都体育中心爆发了。每逢主场，数万球迷汇聚成一片“黄色的海洋”，震耳欲聋的“雄起”呐喊成为甲A联赛最壮观的文化符号。四川全兴队，作为一支作风顽强、崇尚进攻的“平民球队”，承载了整个城市的热情。

就在这一年，马麦罗，一个身材不高、技术灵动的巴西人，加盟了四川全兴。他不是强力前锋，他是球队的“10号”——进攻的核心与节拍器。马麦罗在四川的成功，是一个球员与一座城市气质完美融合的典范。他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的城市英雄，深受四川球迷的喜爱，原因在于：

• 球风的契合： 马麦罗带来的是纯正的桑巴足球。他的盘带、过人、传球充满了想象力和灵性。这种华丽而写意的球风，与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乐观和享乐主义气质不谋而合。四川球迷看全兴的比赛，不仅是为胜利，更是为了享受马麦罗带来的足球之美。
• 性格的魅力： 他富有激情，忠诚且极具亲和力。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球星，而是“邻家的巴西人”。他会在进球后疯狂地亲吻队徽，会与看台上的球迷激情互动。
• 标志性时刻： 在四川全兴的数次“成都保卫战”（关键的保级或荣誉之战）中，马麦罗都扮演了力挽狂澜的角色。他的坚韧和关键表现，让他成为了球迷心中“自己人”。
  
  

关于马麦罗的轶事在成都街头巷尾流传，比如他爱吃成都的火锅和小吃，能说几句地道的四川话。这些故事无论真假，都极大拉近了他与球迷的距离，构成了他“城市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部分。

1996赛季是马麦罗职业生涯的巅峰时代，在与上海申花的联赛中，一个从中场带球，连续晃过6位申花球员以及守门员射门得分，成为了中国联赛的经典入球之一。我的印象里好多年的不变的都是周四足球之夜的片头里那个经典回放。

在甲A联赛的“草根”外援中，马麦罗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年后，球迷们追问的不是“马麦罗进了多少球”，而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爱他”。答案是，马麦罗为四川全兴提供了一种超越胜负的认同感和激情。在职业足球的初期，球迷对“忠诚”、“激情”和“个性”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对冠军的渴望。马麦罗的成功，证明了引进一个能与城市文化产生化学反应的“草根英雄”，其文化价值远超引进一个昂贵但冷漠的雇佣兵。这是甲A“黄金记忆”的核心，也是马麦罗作为“黄色旋风”灵魂人物的真正意义。

星火燎原：那些“物美价廉”的开拓者们

瓦洛嘉和马麦罗只是甲A初期“草根”外援的两个杰出代表。在1994年至1997年间，中国俱乐部在资金匮乏、球探网络为零的情况下，从东欧、非洲、南美“淘”来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开拓者。他们共同点燃了甲A的星火燎原之势。

这些外援的“草根”属性，是那个时代中国足球经济状况的必然选择。但也正是这种经济上的“无奈之举”，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黄金时代”。因为这些球员薪水不高，他们必须依靠极度的敬业精神和场上表现来赢得尊重和下一份合同。这种“饥饿感”和职业精神，是他们迅速“闪耀”的核心原因。

这一时期的外援群像，如同一部“万花筒”，为战术相对单一的中国足球带来了革命性的启蒙：

• 东欧的“纪律与支点”： 以瓦洛嘉为代表。他们带来了战术纪律和强大的身体对抗。其中，1996年加盟大连万达的内梅切克（Nemecek）是极致的代表。作为捷克国家队的现役队长，他带来了世界级的防守硬度和领袖气质，成为万达王朝最坚固的“防守基石”。
• 桑巴的“灵性与技术”： 以马麦罗为代表。1995年加盟济南泰山（山东泰山队前身）的巴力斯塔（Ballista）则是另一类代表，作为“强力中场”，他以简洁干净的组织赢得了山东球迷的爱戴。
• 非洲的“速度与爆发”： 非洲球员带来了惊人的身体天赋。1997年短暂效力山东泰山的加纳中场兰普蒂（Nii Lamptey），虽然是“流星”，但他展现出的技术和爆发力令中国赛场惊艳。当年他可是带着U-17世界杯，U-20的亚军和奥运会的铜牌来的，号称是贝利亲口认证过的接班人。
• 默默无闻的北欧“工兵”： 在北京国安“三杆洋枪”（冈波斯、卡西亚诺、安德烈斯）的耀眼光环下，大连万达的另一位瑞典外援金斯（Jens Fjellström） 同样值得铭记。这位来自瑞典的“全能型”中场，球风朴实无华，他的敬业精神和全场飞奔，完美诠释了“草根”的定义。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风格迥异的外援，为甲A联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本土球员第一次知道如何防守不同类型的顶级前锋，中国教练第一次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将不同风格的球员捏合成一个整体。

甲A初期（1994-1997）标志性外援群像

球员 (中文/外文名)	国籍	效力俱乐部	效力年份 (初期)	核心贡献 / 标签
瓦洛嘉 (Volodya)	俄罗斯	上海申花	1994-1995	“元年中锋标杆”, “冠军拼图”
马麦罗 (Mameiro)	巴西	四川全兴	1995-1997	“城市英雄”, “黄色旋风核心”
内梅切克 (Nemecek)	捷克	大连万达	1996-1997	“铁血队长”, “防守基石”
克雷格 (Craig)	英格兰	广州太阳神	1994-1995	“元年快马”, “高效射手”
巴力斯塔 (Ballista)	巴西	济南泰山	1998-1999	“球风简洁”, “组织高效”
金斯 (Jens)	瑞典	大连万达	1997-1998	“敬业中场”, “朴实无华”
兰普蒂 (Lamptey)	加纳	山东泰山	1997	“技术型中场”, “闪耀一时”

超越竞技的“黄金记忆”

回望甲A初期的那段岁月，我们为什么将其称为不可复制的“黄金记忆”？因为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最纯粹、最充满希望的年代。而瓦洛嘉、马麦罗这批“草根”外援，正是点燃那个“火爆场面”的催化剂。他们的新鲜感、他们的高水平、他们的职业精神以及他们的鲜明个性，满足了刚刚接触职业足球的中国球迷的全部想象。

这批外援的真正历史贡献，是“启蒙”。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中国球员示范了什么是职业精神——如何训练、如何对抗、如何为身上的球衣而战；他们向中国俱乐部示范了职业引援的价值；他们也向中国球迷示范了激情与忠诚可以超越国界，如马麦罗在成都所做的那样。

这段“黄金记忆”之所以不可复制，在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后来的甲A和中超联赛引进了更多、更大牌的外援，如阿内尔卡、德罗巴、阿尔贝茨，但他们却再也无法复刻90年代的辉煌。原因在于：

• 情感距离： 早期的“草根”外援是与城市、球迷共生的，他们是“城市英雄”；后来的大牌外援多是“过客”，他们与球迷之间隔着高薪和翻译。
• 时代背景： 90年代是中国足球的“启蒙时代”，球迷在“学习”看球，每一次精彩的过人都是惊喜；而在21世纪，球迷见多识广，热情更为理性，审视更为严苛。
• 性价比： “草根”外援的“物美价廉”带来了巨大的惊喜；而大牌外援的高薪带来了“理所应当”的审视。
  
  

当今天的人们怀念瓦洛嘉的进球和马麦罗的盘带时，他们不仅是在怀念几个球员，更是在怀念那个球场爆满、情感真挚、中国足球充满希望的1990年代。这批“草根”外援，是那个“荒原拓梦”时代最生动的注脚，也是中国足球“失落的纯真”的永恒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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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4 11:11
荒原拓梦：甲A初期“草根”外援的黄金记忆1994，职业化的“洋枪”黎明1994年，中国足球迎来了职业化的“大 ...

继续配图




上海申花的俄罗斯中锋瓦洛嘉（Vladimir Nakhratov）




瓦洛佳进球的动图能不能转过来？






国产高个前锋 蔡晟，第一个洋教头施拉普纳“慧眼识英才”居然让他在国家队打中场，看得我瞠目结舌




施大爷，徐弘，戚务生



国产高中锋翟飙12号，身高1.9米，百米能达到12.1秒，血染疆场坚决不退，是全兴队保级大战的关键功臣






四川全兴 点燃“黄色旋风”的桑巴精灵 马麦罗





谢兄提到全兴外援和成四川球迷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深厚感情，那就不得不提到上图这位：巴西后卫法比亚奴

全兴主场球市火爆，有个小球迷一时兴奋，从看台上跌落到看台和球场之间的隔离通道里；  正在庆贺进球的法比亚奴看到了，飞身跃下2米多高的水泥地，抱起小球迷紧急找医生，幸好小家伙并无大碍


这一幕非常令人动容







大连万达历史上最好的外援中场  内梅切克   15号            后面17号就是孙继海

方恨少

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4 11:11
荒原拓梦：甲A初期“草根”外援的黄金记忆1994，职业化的“洋枪”黎明1994年，中国足球迎来了职业化的“大 ...

印象里马麦罗应该是第一个被全国球迷喜爱的外援。

当时全兴引进马麦罗说他是在巴西联赛踢球，大家对巴西足球联赛不了解，都以为他是在巴西顶级联赛踢球的球星，后来还有不少中国球迷呼吁让他加入巴西国家队。实际他是在巴西某个州的低级联赛踢球，严格来说都不是职业球员，而是业余球员。后来他在访谈中提到开始全兴给他的工资是月薪1万美金，比他在巴西一年挣得都多，把他乐疯了，所以踢球特别卖力。后来在中国踢出来之后，这哥们曾经觉得自己行了，离开全兴想回巴西踢职业联赛，结果回了巴西就没人鸟他了，根本踢不上球，之后再次回到全兴，一心一意给全兴踢球，直到退役。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粒脚后跟进球，全国球迷都疯了，好像是足球之夜，反复播放，说这就是桑巴足球，这就是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差距，结果下一轮高峰就复刻了一个，大意还说，就这，中国球员也行，我就是不想玩这种花活，简简单单进球就行，他还有啥花活都使出来，我挨个给你们复制一遍。。。

老票

方恨少 发表于 2025-11-4 18:15
印象里马麦罗应该是第一个被全国球迷喜爱的外援。

当时全兴引进马麦罗说他是在巴西联赛踢球，大家对巴西 ...

直接拿马麦罗和高峰相比是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二者场上位置不同，作用也不同

不过硬要比一下的话，咱也有参照物哈~   

马麦罗是前腰，或者说是全兴的中场组织者和攻击型前卫（他来了，马明宇都需要让出开火权），和他对标的应该是彭伟国或者曹限东。     

高峰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前锋之一，小禁区手术刀，极其锋利。 对标的应该是全兴的姚夏，黎兵

国安队是争冠主力，全兴队是保级队伍，二者不在一个档次。   同时马麦罗长期作用是不如彭伟国和曹限东的，但高峰的作用就比姚夏和黎兵强。  所以借助参照物，可以说高峰强于马麦罗



但马麦罗的球风很花哨，再加上全兴队是那种激情四射（也意味着起伏极大）的踢法，所以打疯了的时候马麦罗的风格就很出彩。  如果遇到中场很稳健的球队比如万达这种，马麦罗就只能嘬牙花子了

马明宇自信心起来之后，在全兴的作用就超越了马麦罗，还进了国家队当队长。

xiejin77

门里的“洋面孔”：甲A初期外籍门将的浮光掠影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程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应该就是门将了。到现在还依然有着限门令，为了我们自己的门将所以门将不能用外援。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在高中校联赛的时候就做过门将，所以对于这个位置我还是有点个人体会的，就先从这里说起吧。争取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千金难换的“一号位”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大幕开启，甲A联赛的赛场上涌现出各色“洋面孔”。但在这些外援中，有一个位置却显得格外另类与稀有——门将。

在当时“注3上3”的外援政策下，每个名额都千金难换。几乎所有球队的算盘都打得一样：把宝压在中前场，引进能一锤定音的超级前锋，或是能梳理全队的中场大脑；再不济，也要找一个能镇守后防的高大中卫。门将这个位置太特殊了，它几乎没有轮换可能，而且作为防线指挥官，语言不通就是天大的障碍。因此，把一个宝贵的外援名额用在门将身上，无异于在前场“自断一臂”，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战术赌博。

更重要的是，任何想来中国淘金的外籍门将，都必须面对一道由本土精英筑成的“铜墙铁壁”。90年代中期的中国足坛，正值本土门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甲A初期的豪门球队，门前站着的几乎都是国脚级人物。四冠王大连万达的王朝基石是“门神”韩文海；京城豪门北京国安则有“圣符宾”坐镇；1997年的“金手套”更是属于广东宏远的国门区楚良。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籍门将的每一次出现，都意味着一次非同寻常的战术考量；而他们的每一次“高光”，都必须拿出远超这些本土精英的绝对实力。

高佳：申花门前的“惊鸿一瞥”

谈及甲A初期的外籍门神，高佳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没给弱旅“查漏补缺”，而是在豪门上海申花，通过真刀真枪的竞争，将本土主力“斩于马下”。

高佳的故事，得从他的“前任”——俄罗斯门将库茨说起。1994年，申花开职业联赛先河引进了库茨，结果却是一场灾难。主场1:6惨败给广州太阳神的比赛，让库茨的申花生涯草草收场，也让本土门将蔡建林成了球队“唯一的选择”。这说明，蔡建林是在1994年已经经受住考验、并战胜了第一位外籍竞争者的本土强者。

然而，1995年，徐根宝执教的上海申花再次向海外寻觅门将，高佳应运而生。这一次，申花赌对了。高佳凭借无懈可击的表现，硬生生将功勋门将蔡建林挤到了替补席上。整个赛季，他都是申花门前最稳固的一环。最终，申花问鼎1995赛季甲A联赛冠军，高佳也成为了中国职业联赛史上第一位以主力身份夺冠的外籍门将。

高佳的“高光”是耀眼的，却也如流星般短暂。1996赛季，他状态下滑，申花俱乐部毫不犹豫地做出调整，蔡建林重新夺回了主力位置。从一个算是能看出点门道的爱好者眼中，高佳扑救的动作绝对算不上标准，很像是半路出家的门将；这也决定了他的好状态不可能持续。

高佳的案例，完美诠释了引进外籍门将的“高风险、高回报、高消耗”特性。他的到来，不是为了填补短板，而是为了取代一位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本土主力。他1995年的表现必须是压倒性的，才足以让教练组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而他1996年的下滑则揭示了这个选择的脆弱性：一旦外籍门将无法维持超班水准，其高昂的机会成本便会立刻凸显。高佳用自己的经历，为甲A树立了一个标杆：想当“洋门神”？你必须持续拿出统治级的表现。

申花的“试验田”：一部与外籍门将的“拉锯史”

放眼整个甲A初期，上海申花无疑是对引进外籍门将最“上头”的俱乐部。他们在1994至1997这四年间的引援操作，构成了一个“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独特试验场，也折射出管理层对“一号位”持续的焦虑与不安全感。

这部历史，本质上也是一部“蔡建林反击史”。这位极具韧性的本土门将，其职业生涯后期始终在与三位不同的外援进行着残酷的拉锯战：

• 1994年： 俄罗斯人库茨驾临，但在一场溃败后被弃用，蔡建林成为主力，第一回合，蔡建林胜。
• 1995年： 高佳加盟，以无可争议的表现帮助球队夺冠，蔡建林枯坐板凳，第二回合，蔡建林负。
• 1996年： 高佳状态下滑，蔡建林凭借稳定的发挥重新成为球队首选，第三回合，蔡建林胜。
• 1997年： 俱乐部签下第三位外籍门将瓦列里，蔡建林再次被摁回替补席，第四回合，蔡建林负。
  

这场漫长的拉锯战表明，申花管理层对蔡建林始终存在着某种不信任，宁愿一次次动用宝贵的外援名额去“赌”一个更完美的门将。这种“试验田”模式在当时的甲A独一无二。其他俱乐部看着申花的折腾，大多得出了一个结论：投资外籍门将风险太高，远不如信任自家的本土门将。

南粤的彼德：“真空”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申花引进高佳是“竞争性升级”，那么1997年广州太阳神引进的澳大利亚门将彼德，则代表了另一种动机——“真空填补”。

要理解彼德的出现，必须回看太阳神队的门将变故。1996年，原主力门将黄洪涛赴美留学，球队出现主力真空。尽管曾在1995年担任替补的董国智回归球队，但俱乐部对他显然信心不足。因为董国智刚刚在广州松日经历了一个失败的赛季，球队降级，他甚至被主教练视为“罪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澳大利亚人彼德加盟，并迅速占据了主力位置。在1997年的球队名单中，彼德身穿29号，而身披1号主力球衣的董国智，却只能继续在替补席上等待机会。

这与申花的思路截然不同。太阳神是在本土王牌流失后，不愿将防线交给一个刚经历挫折的本土门将，转而寻求他们认为更稳妥的“即战力”外援。这是一次“保险”性质的引援。

然而，这次“保险”却造成了一场职业生涯的悲剧。董国智曾入选国奥队和国家队集训名单，是当时颇具潜力的本土才俊。在他最需要比赛机会的年龄，俱乐部却选择了外援。这反映了当时部分俱乐部对外援的“路径依赖”——宁愿用一个能力未知的外援，也不愿承担培养和信任本土球员的风险。最终，在太阳神降级后，董国智被挂牌，并在1999年（年仅25岁）便早早退役（当然董参与赌球是一个重要因素，赌球假球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每一步历程，我后面会专门说一下）。

彼德的“高光”，是以牺牲一位本土潜力门将的职业生涯为代价的，这也是“第一批高光外籍门将”现象投下的第一道阴影。

本土门神的壁垒：大连与北京为何“不为所动”

要理解外籍门将为何只是“个别现象”，最好的方式是看看那些根本不需要他们的顶级强队：大连万达和北京国安。他们的选择清晰且一致：我们拥有不可动摇的本土核心资产。

在大连万达，从1994到2000年，门将位置始终属于韩文海。作为四届联赛冠军的绝对主力，韩文海的稳定与强大，让万达根本无需考虑在门将位置上浪费一个外援名额。

在北京国安，情况同样如此。无论是1995年的亚军，还是1997年的季军兼足协杯冠军，国安的1号门将都是符宾。1997年，国安引进了著名的“三杆洋枪”——冈波斯、卡西亚诺和安德雷斯，将所有外援名额都投入到了前场攻击线。他们对“圣符宾”的信任是绝对的（当然这个时候符还没有甲B五鼠时候那种作假都不像的灾难级表现）。

两种建队思路的优劣，一目了然。外籍门将是申花和太阳神的“B计划”，是当本土A计划（蔡建林、黄洪涛）出现问题后的补救措施。而本土门神韩文海和符宾，则是大连和北京的“A计划”，是建队基石。

比较1997赛季两支强队的策略：

• 北京国安： 【本土精英门将 (符宾)】 + 【3名外籍攻击手 (冈波斯, 卡西亚诺, 安德雷斯)】
• 上海申花： 【外籍门将 (瓦列里)】 + 【2名外籍场上球员】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北京国安等于在场上“凭空”多了一个顶级外援攻击点。这种将外援名额全部投入到中前场的“全火力”配置，正是大连和北京能够在甲A初期保持强大竞争力的关键战略优势。

门将短暂的“高光”与之后深远的历史影响

回看1994至1997年的甲A联赛，“外籍门将”并非一股浪潮，更像是以上海申花和广州太阳神为代表的“特例”。

高佳是这批“洋门将”中的巅峰，他是在豪门夺冠的成功者；彼德是另一种代表，他是填补真空、压制本土新秀的过客；而库茨和瓦列里，则代表了俱乐部在这条高风险道路上付出的高昂试错成本。

他们的“高光”，恰恰来自于他们的稀缺。在韩文海、符宾、区楚良等本土门神制霸的年代，他们只是联赛的点缀。高佳1995年的成功更像一次“孤例”爆发，到第二年便被本土力量反超，这反而证明了当时本土门将群体的强大与坚韧。

然而，这第一批“洋门将”的历史遗产却是深远的。尽管他们的时代很短暂，但他们，尤其是高佳的成功和申花的执着，开启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在此之前，中国足坛普遍认为门将是本土球员的“自留地”。高佳的成功和彼德对董国智的压制，首次向联赛证明：外援可以胜任门将，甚至可能比本土门将做得“更好”。

这一观念的转变，直接导致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尝试引进外籍门将，最终引发了中国足协的担忧——外籍门将正在扼杀本土门将的成长空间。高佳等人，正是那只扇动了翅膀的蝴蝶，他们的高光，是那场持续数年的“本土门将保卫战”的序幕。

老票

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5 07:24
门里的“洋面孔”：甲A初期外籍门将的浮光掠影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程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应该就是门将了 ...

上海申花当时的外籍门将高佳，现状...  请依靠这张图，在上图中找到高佳




万达最辉煌时候的门将韩文海，因为万达队各个位置都很出色，所以韩文海显得有点弱；其实他是国内最好的门将之一，也多次入选国家队，做..替补




国安门将符兵，身材出色，他最出名的就是打假球，那个惊天一扑漏球入网，看的我目瞪口呆，这球给我去扑救也能扑到啊




国家队多年历史上最好的球门，状态稳定+人品好，区楚良   




区楚良他爷爷是区寿年，1948年豫东战役里被粟裕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区楚良是他的嫡亲长孙




区寿年是十九路军出身的，因为他亲舅舅就是十九路军的老大，蔡廷锴


所以，蔡廷锴是区楚良的舅太爷



















申花门将蔡建林扑救集锦

蔡建林给个视频吧，他其实是替代了老国门张惠康上位的   别的不说，那时候的申花队员，颜值个顶个都是能打的

方恨少

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5 07:24
门里的“洋面孔”：甲A初期外籍门将的浮光掠影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历程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应该就是门将了 ...

90年代延边队曾经有过一位外援门神：布拉基玛。一个小二黑。延边职业联赛初期靠着延边的足球传统火过，随着各队加大投入就不行了。有两年全靠布拉基玛的高接低挡，力保弱队延边没降级。后来延边不知道咋想的，居然没到禁止外援门将时就把他给换掉了，然后。。。就降级了。

提到门将，还有一位武功最高：施连志

xiejin77

“诸神黄昏”：甲A“限门令”风暴与两位“门神”的背影

引子：黄金年代的“门神”天团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一个激情、混乱与希望交织的“黄金年代”。甲A联赛的商业化浪潮带来了大批外援，他们迅速成为各队攻城拔寨的战术核心。但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外援的到来引发的震动，却远超预期，并最终催生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

那些摧城拔寨的“洋枪”前锋，球迷爱之，视之为帮助球队提升火力的“雇佣军”。可外援门将的角色，却在悄然间发生了质变。他们中的顶尖人物，凭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门神”之姿，成了本土前锋面前一堵堵“叹息之墙”。他们渐渐从联赛的“参与者”蜕变为“统治者”，从提升联赛水平的“帮手”，变成了压制本土球员成长的“障碍”。

正是这种压倒性的表现，催生了中国足球史上最具争议的本土保护政策之一。那道“限门令”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哪几位现象级的球员，以其近乎“无解”的统治力，成了政策出台的直接导火索？

政策风暴：2001年“限门令”的颁布与争议

2000年底，中国足协一纸通知，规定自2001赛季甲A联赛起，所有俱乐部一律禁止引进和使用外籍门将。这道禁令堪称“一刀切”，既无缓冲期也无名额限制，彻底关上了外援门将进入中国联赛的大门。

官方说辞：为本土幼苗腾挪空间

这项政策的官方理由，是一种毫不掩饰的保护主义。多年后（2014年），《中国体育报》在回顾此事时仍明确指出，决定的初衷是“让新一代的中国本土门将有了成长的前提和机会”。足协的逻辑很直接：甲A联赛的龙门长期被高水平外援占据，本土年轻门将（所谓的“幼苗”）得不到宝贵的比赛锻炼，国家队在这一关键位置上恐将后继无人。为了给本土门将“腾位置”，必须动用行政手段，强制清退所有外援竞争者。

潜藏动机：呵护本土前锋的“自信心”

但在官方说辞之外，还潜藏着另一层更微妙的逻辑，一个当时在业内被广泛议论的潜台词：禁令不只为保护本土门将，也在“保护”本土前锋。

面对以萨沙、布拉基玛为代表的外援门神，本土前锋进球变得异常艰难。一种论调在教练和官员中迅速弥漫开来：这些外援门将“超神”的表现，正在系统性地摧毁本土射手的自信。当时联赛的整体防守水平并不高，可这些门神却能以一己之力掩盖整条防线的千疮百孔。足协面临一个选择：是花大力气通过青训提升本土前锋的能力，还是简单粗暴地移除“障碍”来降低进球难度？他们选择了后者。足协希望，没了外援门将，本土前锋能更“容易”地进球，从而在比赛中“刷”出自信和经验。

即时争议：“拍脑袋”的行政干预

政策甫一出台，便激起轩然大波。那些严重依赖外援门将的强队，利益首当其冲。而从观赏性来说，球迷也失去了欣赏世界级扑救的眼福。

更深层的批评，直指政策的“想当然”。正如十多年后官方媒体自己也承认的：“现在回头看，或许外援门将禁令有些草率”。“草率”二字，精准地概括了这项政策的本质——它的出台，并非基于长期科学的数据论证和发展规划，更像是一种面对短期“危机”（即外援门将过于强大）时，被动而激烈的应激反应。

风暴之眼（一）：萨沙，那座不可逾越的“山东长城”

如果说“限门令”是一场风暴，那山东鲁能泰山的门将萨沙，就是这场风暴的“风眼”。他堪称足协下定决心干预的“头号样本”。

现象级的1999赛季

萨沙的统治力在1999赛季登峰造极。那一年，山东鲁能历史性地加冕甲A联赛与足协杯“双冠王”。在一个防守体系普遍粗糙的年代，萨沙交出的数据堪称“BUG”：联赛出战25场，他把守的大门仅失13球。

场均失球0.52个。这个数字在当时的甲A联赛是不可思议的，它不仅是联赛纪录，更像是一种“扭曲现实”的魔法。萨沙几乎凭一己之力，将鲁能的防守硬生生拉高到了冠军级别，他也因此被山东球迷奉为“圣萨沙”。

冲击与警示：一个人 ≈ 一支冠军队

萨沙的出现，石破天惊地证明了一件事：在甲A这个特定水平的联赛里，一名顶级的、超班的外援门将，真的可以成为左右冠军归属的决定性因素。

萨沙之前，人们信奉“得前锋者得天下”；萨沙之后，人们惊觉“得门神者亦可得天下”。这无疑为其他俱乐部指明了一条“捷径”：与其费心费力打造昂贵的本土后防线，不如直接引进一个“萨沙式”的门神来得立竿见影。这种“一个人等于一支冠军队”的现象，严重扭曲了联赛的竞争生态，也彻底违背了足协期望联赛“全面均衡发展”的初衷。萨沙的绝对统治力，成了足协下定决心挥起行政大棒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理由。

风暴之眼（二）：布拉基玛，“小黑”与吉林足球的最后防线

山东有萨沙如“长城”般不可逾越，延边敖东也有布拉基玛，这是一个来自民主刚果，混过费耶诺德而被球迷誉为“小黑“的技术性救世主。时至今日，若在网上搜索“甲A 98年最佳门将”，布拉基玛的名字就会跳出来。但说到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中国足协真的是尸位素餐，到现在为止，一个相对完整的联赛历史数据库都没有；甚至连国家队各级别的历史数据都不全，这个本来就应该是足协专门负责的基础性工作。

萨沙-布拉基玛的“二人转”

布拉基玛是点燃“限门令”导火索的另一半。倘若联赛中只有一个萨沙，足协或许还能视其为“孤例”。可布拉基码在98年甲A联赛的的卓越表现，也让管理者们逐渐看到：这不是偶然，似乎是一种正在固化的趋势。

萨沙在山东（1999年冠军），布拉基码在延边。98-99两年的最佳门将，都由外援门将一柱擎天，这让“外援门将过强”的问题被无限放大，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全国性议题。

冲击与警示：技术上的“降维打击”

萨沙的冲击力体现在冰冷的统计数据上，而布拉基玛的冲击力则更多来自强烈的视觉震撼。

布拉基玛不光在体格上独树一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跟当年的壮汉锋霸小王涛动手不落下风）。最主要的还以超凡的反应、敏捷的门线技术和匪夷所思的扑救能力著称。他常常能做出本土门将连想都不敢想的扑救动作。在媒体镜头的反复播放下，小黑的每一次“神扑”，都像是在公开“处刑”本土门将的技术短板。他所展现出的技术优越性，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降维打击”，在极大提升联赛观赏性的同时，也让本土同行的平庸暴露无遗。

萨沙和布拉基码的“二人转”，共同坐实了“外援门将已统治联赛”的论调，为足协的“一刀切”禁令提供了最后、也最充足的口实。

“门神”群像：压垮本土生态的“叹息之墙”

萨沙与布拉基玛是风暴的中心，却非唯二的“门神”。在他们周围，一个庞大的外援门将群体已然成形，共同构筑起一道压制本土门将生存空间的“叹息之墙”。

比如延边敖东的的布拉基玛，以稳健和出色的禁区控制力闻名，常年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再如四川全兴的里丘克——一个曾经的室内足球门将，在甲A赛场上一样有统治力。还有差点复制凯泽斯劳滕神话的辽宁抚顺的法国人法布雷斯，虽然非常爱出击，但是控制范围也巨大；多年以后看到诺伊尔的门卫打法都会想到这个哥们的影子。就连不算太出挑的沈阳海狮都请来了号称是秘鲁国门的米兰达镇守大门。

“军备竞赛”与系统性挤压

这种风潮催生了一场“门将军备竞赛”。到了1999和2000年，拥有一名高水平外援门将，逐渐从“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无论是争冠豪门（鲁能、申花）还是保级队伍（如延边），都曾经将宝贵的外援名额砸在门将位置上。

这一趋势的恶果，是本土门将遭遇了系统性的生存危机。大批有潜力的年轻门将，包括后来因“限门令”而迅速上位的刘云飞、安琦等人，在职业生涯最需要比赛历练的黄金年龄，被死死地按在板凳上。国家队的门将选拔，只能反复征召江津、符宾这些年近三十的老将苦苦支撑。

从足协的视角来看，本土门将的“断代”危机已迫在眉睫。联赛的“门将竞赛”正一步步堵死国家队的人才输送管道。因此，这次干预表面上是针对萨沙和布拉基码的“过强”，根子上却是为了挽救整个濒临窒息的本土门将生态。

政策遗产：“限门令”的双刃剑

“限门令”自2001赛季实施，效果立竿见影。一夜之间，所有外援门将销声匿迹，本土门将们，无论准备好了与否，都被强行推上了主力位置。

被庇护的“黄金一代”

这项政策确实为“新一代的中国本土门将”创造了“成长的前提和机会”。安琦、刘云飞、宗磊、杨君等一批“70末80初”的门将迅速攫取了大量联赛经验。其中，刘云飞更是在2004年本土亚洲杯上一战成名，坐稳国足主力门将，这在当时被普遍看作是“限门令”的重大积极成果。

下表直观地展现了“限门令”出台前，顶级外援门将与本土精英门将之间的数据鸿沟：

99年萨沙和98年布拉基玛的场均失球数（GAA）显著低于同期的本土顶尖门将。萨沙在1999年那恐怖的0.52 GAA和冠军头衔，是其“超纲”表现的铁证。布拉基玛也表现稳定，是延边建队的基石。相比之下，本土国门们的GAA普遍在1.00以上。

尴尬的遗产：是战略定力，还是路径依赖？

“限门令”真正的争议在于其长期效应。甚至在2014年有篇反思文章，在承认政策“草率”的同时，却又笔锋一转，花了大量篇幅为其辩护，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了这项决定”，才有了本土门将的成长，甚至警告说，如果废止该规定，“那结果肯定更加糟糕”。

最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引用了日本足协教父川渊三郎的话，批评中国足球学不会日本的“坚持”。这恰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讽刺：川渊三郎口中的“坚持”，是指日本足协对一个科学制定、着眼未来的“百年规划”的坚定不移；而文章作者所赞美的“坚持”，却是对一个当初被承认“有些草率”、为应对短期危机而出台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坚持”。

这种对比，清晰地照见了中国足球的一种管理惯性：将“固执”误读为“战略定力”。“限门令”之所以能被长期“坚持”，根源不在于它被科学地证明为最佳方案，而在于一种管理上的路径依赖：决策者害怕废止它会引发“更加糟糕”的短期后果，也羞于承认当初的“草率”。

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是：本土门将在“无菌环境”中成长，固然获得了比赛时间，却也永远失去了与萨沙、布拉基码这类高水平对手在联赛中真刀真枪竞争和学习的机会。这种保护，究竟是培育了“黄金一代”，还是制造了“被圈养的一代”？这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

尾声：历史的回响与镜鉴

回望甲A时代那场“限门令”风波，一条清晰的脉络浮出水面。以萨沙和布拉基码为首的极少数顶尖外援门将，凭借“降维打击”般的统治力，扭曲了联赛的竞争平衡，挤压了本土门将的生存空间，最终迫使中国足协在2001年决然出台了“一刀切”的保护主义禁令。

萨沙用0.52的场均失球数据，定义了何为“冠军拼图”；布拉基码用神乎其技的扑救，成了本土球员自信心的“粉碎机”。他们，就是那场政策风暴最直接的诱因。

这一事件，成为中国足球发展史的一个标志性缩影，它集中体现了“开放竞争”与“本土保护”之间永恒的张力。面对这道难题，中国足协当时选择了后者。十余年后的反思与辩护，恰恰证明了这场争论从未远去。当年的“草率”决策，因对“坚持”一词的曲解，竟演变成了一项长期的既定方针。

萨沙和布拉基码早已远去，但他们投下的巨大身影，连同那份“草率”的应对方案，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足球的决策逻辑，成为历史一面擦不亮的镜子。

老票

方恨少 发表于 2025-11-5 22:57
90年代延边队曾经有过一位外援门神：布拉基玛。一个小二黑。延边职业联赛初期靠着延边的足球传统火过，随 ...

这俩相逢一笑泯恩仇，施连志后来说：我要是真想废了高峰，就没他后来什么事儿了...

方恨少

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6 09:31
“诸神黄昏”：甲A“限门令”风暴与两位“门神”的背影

引子：黄金年代的“门神”天团

说起限门令，我是支持的，如果不限制的话，以假A各队的尿性，非得各个门前站个老外不可，外援门将除了技术好水平高，还不容易打假球，太好用了。其他位置国家队还能拼拼凑凑，门将可怎么办，难不成归还提前20年。

说起宗磊和杨君，这俩都是天津人，从天津出道，都效力过天津和长春。俩人年龄相仿，杨君还大点，当年杨君在亚泰，宗磊在泰达，都不得志，都被租借在外，然后两人来了个交换，杨君去了泰达，宗磊去了亚泰，当时本来是杨君的实力看起来还强点，结果宗磊在亚泰一飞冲天，拿了中超，进了国家队，直到多年以后想落叶归根，又回了泰达。宗磊走后，亚泰的几个门将就是不可描述，包括2个还进过国家队的，那门守的比假球都假

xiejin77

老票 发表于 2025-11-6 21:12
这俩相逢一笑泯恩仇，施连志后来说：我要是真想废了高峰，就没他后来什么事儿了...

@老票 @方恨少

施连志的那个动作，看起来杀伤力颇大，而且是两段发力似乎故意性也是十足的。

但是，高中的时候教练和我们说起来，我们校队的那个半专业的门将也认同的是，这个动作更像是专业训练的习惯性动作的延续反应。

抛开这个动作的舆论影响，其实施连志还算是个不错的门将。

xiejin77

方恨少 发表于 2025-11-7 03:24
说起限门令，我是支持的，如果不限制的话，以假A各队的尿性，非得各个门前站个老外不可，外援门将除了技 ...

方老师明鉴。

外援门将除了技术好水平高，还不容易打假球。这两个优点在甲A时期，其实是防止偏离均衡的发散的关键吧。

说到国家队成绩，这更反过来说明职业足球发展的不规范。不尊重职业足球的发展规律，一味的用行政手段替代。又是短期的成绩导向，这个做法从现在看来并不明智。短痛与长疾，选择不言自明。

后来王大雷国米试训，从他自己的回忆，就可以看出我们在门将这一位置上的理念和选择已经被落下了好多个档位。

唉，每次回忆起中国足球的职业发展历程，就会是一个群魔乱舞光怪陆离的无下限盘点。限门令在其中倒确实不算是最糟的。

xiejin77

冰与火之歌：1994，中国足球运动员的命运分水岭“红山口会议”，一场迟来的革命

1994年，北京西郊的红山口，一场会议的决策后，让中国足球甲A联赛正式鸣哨。这不仅是中国体育在经济体制上的转轨，更像一场针对运动员个体价值、生存方式乃至思想观念的“休克疗法”。它在同一代球员中，强行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1994年之前，中国足球的世界叫“专业体制”。球员的身份，是隶属于各省市体工队或军队、铁道等行业体协的干部或军人。他们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训练和比赛的核心是“为国争光”的政治任务，个人价值消融于集体荣誉之中。

而1994年开启的“职业体系”，则把一切都推向了市场。俱乐部成了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球员第一次成了可以被估价、转让、签约的“商品”，身价由市场说了算。一夜之间，竞争的残酷性被无限放大，职业自律、合同意识和市场嗅觉，成了比技术天赋更重要的新生存门槛。

我将通过剖析那个时代几位最具代表性的球员样本——他们或驾驭了浪潮，或被浪潮吞没——来探究这场迟来的革命，如何决定了他们的荣耀与悲剧，以及他们共同留给中国足球的历史印象。

一、旧时代的统治者——浪潮中的掌舵人

职业化浪潮袭来，一批在专业体制下早已声名鹊起的球星，凭借过人的能力、清醒的头脑或开阔的视野，稳稳抓住了机遇。他们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利用市场化的工具，将旧体制下的“名望”转化成了新体制下的“统治力”，成为第一批成功的适应者。

1. “球霸”的精明：郝海东，从“军人”到“老板”

郝海东是专业体制培养出的顶尖产物。他出身八一队，一个纪律严明、身份特殊的军队体系。然而，这个体制也曾是他职业生涯的巨大枷锁。1995年，国家队与乌拉圭佩纳罗尔队踢了一场友谊赛，郝海东表现惊艳，八一队很快收到了对方的转会邀请。这本是中国球员留洋的绝佳机会，但在郝海东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份邀请被八一队高层撕毁。他的军人身份，也让他原则上无法出国踢球。这件事暴露了专业体制的根本弊病：球员只是“单位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毫无话语权。

1994年的职业化，给了郝海东解套的契机。1997年1月，他以220万元的天价，从八一队转会大连万达。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早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郝海东成功地将他在旧体制内积累的“国脚”声望和“第一前锋”的竞技资本，在新体制下一次性“变现”，成了当时中国足坛的“标王”。

加盟大连万达后，郝海东迅速展现了对新联赛的统治力。他三夺甲A金靴（1997、1998、2001），1998年当选中国足球先生，还在1997年对阵广东宏远的比赛中上演了中国职业联赛史上第一个“大四喜”。

但郝海东的“适应”，远不止于球场。他身上那个著名的“球霸”标签，恰恰是他另一种适应方式的体现。1999年，亚足联因其在亚运会上对裁判不敬而处以禁赛。为什么“球霸”现象在职业化初期集中涌现？在旧体制下，球员的权力被组织（教练、领导）严格限制。职业化后，像郝海东这样的顶尖球星，其市场价值（对俱乐部的竞技和商业重要性）急剧膨胀，让他获得了远超从前的“议价权”。

问题在于，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并不彻底。俱乐部的管理、媒体的监督，尤其是裁判的权威性和职业性，都远远没跟上球员价值膨胀的速度。于是，“球霸”成了一个怪胎。它是球员利用新体制赋予的“市场权力”，去冲击旧体制遗留的“人情社会”和新体制下“不健全规则”的产物。郝海东比其他人更早看透并利用了这套潜规则。这是一种足够精明、但与现代职业精神相去甚远的适应方式，他完成了从听命的“军人”到球场“老板”的权力进化。当然，他后面和某羽毛球国手女星让自己直接进化成404的动作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这也导致了他在简中的环境下变成霍华德指代的那个人。

2. “大将军”的标杆：范志毅，走向世界的职业典范

范志毅是适应者的另一面旗帜。如果说郝海东的成功在于“对内统治”，那么范志毅则代表了“向外接轨”。

范志毅在专业体制下的上海队就已是顶级球员，以强悍的身体和能踢前锋、后卫的“全才”属性著称。职业化后，他在上海申花成为绝对核心。更重要的是，他没把眼光局限在甲A，而是积极寻求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发展。他成功转会英格兰水晶宫俱乐部，并一度戴上队长袖标，这才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一个真正里程碑。

郝海东的精明，让他看透了国内足球的“潜规则”；而范志志的职业，则让他主动去适应国际足球的“明规则”。他用表现证明，中国球员完全可以适应欧洲主流联赛的身体对抗、训练节奏和职业精神。他代表了适应者的最高标准：将自己视为一个国际化的职业运动员，而不仅仅是某个省队或俱乐部的王牌。

3. “城市英雄”的象征：马明宇，一次清醒的试水

马明宇的身上，折射出职业化浪潮中“本土身份认同”的崛起。旧体制下，球员属于省体工队；新体制下，马明宇成了“城市英雄”。他的职业生涯与甲A时代著名的“金牌球市”四川全兴队深度绑定，他的价值与四川球迷的情感、地域荣誉和“全兴”白酒的商业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

职业化带来的新视野，也让他得以在2000年转会意甲佩鲁贾。这次转会，是马明宇作为适应者的主动尝试。然而，这次尝试的结果却意味深长：他在佩鲁贾整个赛季的联赛出场次数为“0”。

这“0出场”的背后，是当时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的巨大泡沫。马明宇是当时的国家队队长，代表了中国球员的顶尖水平。甲A联赛的“金牌球市”和资本涌入，给了国内球员和球迷一种“我们水平很高”的错觉。马明宇的“0出场”如同一盆冷水，它并非马明宇个人的失败，而是对当时中国职业联赛（甲A）真实水平的一次残酷校准。

因此，马明宇的转会本身，是适应新体系（敢于走出去）的体现；而“0出场”的结果，则暴露了中国足球职业体系与世界顶尖水平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

二、被遗忘的天才——在浪潮中迷失的浪子

与郝海东、范志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批在专业体制下被誉为“天才”的球员，却在新体系的门槛前轰然倒下。他们或因观念陈旧，或因性格使然，或因路径依赖，最终没能在职业化的市场竞争中兑现自己的天赋。

1. “浪子”高峰：当天赋遇上放纵

高峰是“不适应者”中最令人扼腕的典型。关于他的所有评价，观点都惊人地一致：天赋极高，但过于随性。他拥有旧体制最看重的“天赋”——风一般的速度和无与伦比的球感。但在新体制下，他恰恰缺乏了最重要的“职业素养”——自律。

高峰的悲剧，源于他从“国家运动员”到“职业雇员”的身份错位。在旧的专业体制下，运动员是“国家的人”，体工队和教练扮演着“家长”角色，全权管理其衣食住行和思想动态。像高峰这样的天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宠儿”，一些纪律问题（比如饮酒）往往会被内部消化和宽容。

到了新的职业体系，运动员是“俱乐部雇员”。俱乐部支付高薪，购买的是球员在合同期内的全部“职业性”，包括训练、比赛、休息乃至个人生活。高峰错误地认为职业化等于“没人管了”和“自由了”。他没意识到，职业化恰恰意味着更严格的“自我管理”。他混淆了“自由”与“放纵”，未能完成从“被管理者”到“自我管理者”的关键身份转变。他的天赋越高，他的陨落就越显得具有警示意义。

2. “金左脚”的遗憾：曹限东，困于“铁饭碗”的惯性

如果说高峰的“不适应”是放纵，那么曹限东的“不适应”更像是一种惯性。曹限东的职业生涯，辉煌期完全与北京国安捆绑在一起。他在国安经历了1995年的甲A亚军和1996、1997年的足协杯冠军。但此后，他辗转青岛、北京宽利等队，很快于2001年退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曹限东的“金左脚”在北京球迷中有口皆碑，但在数据记录中，却很难找到像郝海东那样持续、量化的成就。他的天赋更多停留在球迷的“观感”和“记忆”里，而未能持续转化为职业联赛的硬通货——金靴和高额转会费。

这背后是“舒适区”的局限。曹限东是北京人，在北京国安（即旧体制下的北京队）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安逸的环境。他缺少郝海东、范志毅那种摆脱“地域舒适区”，去市场上证明自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的野心或精明。曹限东的“不适应”，体现在他对“铁饭碗”（北京国安这个特定环境）的依赖。他是一个出色的“体制内”技术型球员，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市场化”职业竞争者。一旦离开国安这个舒适区，他的职业生涯便迅速黯淡。

3. “带刀后卫”的谢幕：麦超，被新时代淘汰的旧主力

麦超的案例，则揭示了职业化带来的残酷“竞争迭代”。麦超是80年代末期的国家队主力，司职左后卫，却以精准的定位球闻名。1994年甲A创立时，30岁的麦超作为广州太阳神队的一员参赛。然而，仅仅在职业联赛开启一年多后，他就在1995年选择了退役。

对于一名后卫，31岁远非必须退役的年龄。麦超的迅速谢幕，是一个残酷的样本。1994年的甲A联赛，引入了高水平外援，带来了全新的比赛节奏、身体对抗强度和战术理念。旧体制下（如80年代）的训练和比赛强度，已经无法支撑球员适应新体系下“一周一赛”的高消耗模式。麦超的退役，代表了整整一代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80年代国脚。在1994年职业化的“大爆炸”面前，他们发现自己的技术、身体和理念，都已经“过时”了。职业化浪潮在短短一两年内，就以近乎冷酷的方式，完成了对上一代旧主力的清退。

三、新生的力量——职业体系养育的黄金一代

当旧体制的明星们在职业化浪潮中沉浮时，中国足球的“后期职业体系”也开始孕育出完全不同于前辈的新生代。他们的成长关键期没有经历专业体制的束缚，而是直接受益于职业化带来的新模式。他们是中国足球职业体系的“亲生子”。

1. “健力宝模式”：中国足球的巴西烙印

在旧的体工队青训模式僵化之际，“健力宝青年队”应运而生。这不再是传统的国家行为，而是企业（健力宝集团）出资，将一批精选的少年球员（包括李铁、李玮峰等）长期送往足球王国巴西进行训练和比赛。这个模式的本质，是中国足球第一次系统性地、非国家任务式地“走出去”。它是职业化思维在青训上的体现——承认本土培养体系的落后，转而“购买”海外的先进培养体系。李铁和李玮峰，正是这一模式最杰出的代表。

2. 终极的成功：“中国太阳”孙继海与“跑不死”的李铁

在后期职业体系下成长的球员中，孙继海和李铁达到了前辈们从未企及的高度。

孙继海——职业化的最高成就： 孙继海是职业体系的“原住民”。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95年，出道即在职业豪门大连万达。他经历了两次留洋：第一次是1998年与范志毅一同加盟水晶宫，那是职业化早期的尝试；第二次则是2002年世界杯后加盟曼城，这是一次建立在世界杯平台上的成熟转会。孙继海在曼城的长期成功，标志着他是中国职业体系培养下的“成品”，一个真正达到了欧洲五大联赛标准的职业球员。他成为第一位在英超进球的东亚球员，长期征战英超，出场达130次，能胜任中后场多个位置，展现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和适应力。2015年，他入选英格兰足球名人堂，这是国际足坛对他职业生涯的最高认可。

李铁——职业精神的胜利： 李铁的成长路径清晰地展示了新体系的培养链条：健力宝巴西留学 -> 回国加盟辽宁队 -> 2001年当选中国足球先生 -> 参加2002年世界杯 -> 留洋英超埃弗顿。如果说高峰、曹限东代表了旧时代的“技术型天赋”，李铁的成功则代表了新时代最稀缺的特质：强大的意志力（“跑不死”）、卓越的战术理解力和绝对的职业纪律性。他在埃弗顿的成功，是“职业素养”战胜“旧式天赋”的胜利。他虽然因伤病影响了留洋生涯的后期，但作为第一名进入欧冠比赛大名单的中国球员，已然树立了中国球员职业精神的标杆。

3. 职业化的悖论：李玮峰，新一代的“球霸”

然而，后期职业体系的产物并非完美无瑕，李玮峰就是最复杂的悖论。作为“健力宝”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李玮峰同样具备新一代球员的特质：身体强悍、经验丰富。他参加了世界杯，留洋埃弗顿（虽然短暂），并在2004年以队长身份带领深圳健力宝夺得首届中超联赛冠军。

但与此同时，李玮峰的职业生涯也充满了争议。他因过火的动作屡得红牌，并在深圳队卷入了著名的“球霸风波”，导致主教练迟尚斌下课。这就带来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在旧体制下成长的郝海东是“球霸”，而在新体制（巴西职业环境）下成长的李玮峰，同样成了“球霸”？

这揭示了一个比“经济体制”更深层的问题。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仅仅解决了“钱”和“合同”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文化”的问题。那种对规则的不尊重、人情大于规则、迷信“大佬”权威的“江湖文化”，从专业体制时代被“遗传”到了职业体系时代。李玮峰的案例证明，即使是新一代球员，也无法轻易摆脱这种文化惯性的污染。

表格一：1994年职业化浪潮中的球星分野

球员	出生年份	体制背景	职业化关键路径	适应性评价
郝海东	1970	专业体制 (八一队)	1997年天价转会大连；3夺金靴；“球霸”	适应（国内统治）： 成功将个人价值市场化，并利用规则不完善建立个人权威。
范志毅	1969	专业体制 (上海队)	甲A核心；成功留洋英格兰水晶宫（任队长）	适应（国际接轨）： 将个人能力成功输出到国际职业市场，成为职业精神标杆。
马明宇	1970	专业体制 (四川队)	成为“城市英雄”；2000年转会意甲佩鲁贾	适应（尝试接轨）： 职业化的地方旗帜；但“0出场”暴露了联赛真实水平。
高峰	1971	专业体制 (北京队)	甲A早期明星前锋，绰号“浪子”	不适应（缺乏自律）： 天赋极高，但缺乏职业自律，无法适应新体系对“自我管理”的要求。
曹限东	1968	专业体制 (北京队)	甲A国安核心；后期辗转弱队退役	不适应（思维惯性）： 依赖“铁饭碗”舒适区，缺乏市场竞争野心，未能完全兑现天赋。
麦超	1964	专业体制 (广州队)	80年代国脚；1995年（31岁）即退役	不适应（能力迭代）： 旧时代主力，无法适应职业化带来的新节奏和高强度竞争。
李铁	1977	职业体系 (健力宝)	健力宝巴西留学；2001足球先生；留洋埃弗顿	后期典型（职业标兵）： 职业体系培养的典范，以职业精神和战术纪律立足。
孙继海	1977	职业体系 (甲A出道)	1995年甲A出道；成功留洋曼城；入选英名人堂	后期典型（国际标准）： 职业体系的最高成就，达到了国际五大联赛标准。
李玮峰	1978	职业体系 (健力宝)	健力宝巴西留学；留洋埃弗顿；“球霸”争议	后期典型（悖论）： 具备新体系的能力，但沾染了旧体系的“文化惯性”。

黄金时代的遗产与分化

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的“创世纪”。它在短短几年内，撕裂了旧有的专业体制，用市场浪潮筛选出了截然不同的几类人，他们的命运共同构成了那段“冰与火之歌”：

• 适应者（如郝海东、范志毅）： 他们凭借精明、野心和超凡的实力，成了新时代的主人。他们抓住了资本的红利，开启了甲A的“黄金时代”，并最终为中国足球（暂时）打开了通往世界（2002年世界杯）的大门。
• 不适者（如高峰、曹限东、麦超）： 他们是旧时代的“天才”，却成了新时代的“孤儿”。他们的悲剧在于，根深蒂固的“铁饭碗”思维和“浪子”性格，使他们无法被新的“职业合同”所规训。他们是职业化进程中必然的代价。
• 新生代（如孙继海、李铁、李玮峰）： 他们是职业体系的“孩子”。孙继海和李铁证明了这条路在当时的正确性，达到了前辈从未有过的高度。而李玮峰的“球霸”悖论则预示了这场改革的“不彻底性”——经济体制易改，足球文化难除。
  
  

跨越了过渡时期的这几代人，共同构成了中国足球最辉煌、最复杂、也最令人扼腕的一章。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适应与不适，以及新旧体制的猛烈碰撞，至今仍是中国足球无法回避的历史印象。

老票

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7 09:22
冰与火之歌：1994，中国足球运动员的命运分水岭“红山口会议”，一场迟来的革命1994年，北京西郊的红山口， ...

出差期间，配图不便，就先简略掺和几句郝建国，等回去后再来给谢兄上图


郝建国

他在球场上的灵性是很难得的，早在国奥队时期就显得出类拔萃；当时的快马有很多，他不但速度快，而且走位很好，身高180和身体强壮度也不错，应该是那十年最好的国内前锋

可球场外的他就是个半精神病的表现，他的问题是脑子始终和其他人不一样，是一种从小扭曲的生长；早年间国奥队罚丢点球，见人就跟人道歉说“我有罪我有罪！！”   据说休息室里当场下跪...至于么？

可等到身价倍涨之后，又是一副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样子，在电视直播里点评英超说：“这踢得都是什么玩意？！”  前恭后倨？  从自卑到自傲的转化幅度过于剧烈，小人得志不过如此  

过度自卑的人会外显的很自傲，这句话在他身上很明显。  不知道他从小自卑什么，但不能太过埋怨环境，大家都这么过来的，他表弟郝海涛、他童年队友栾树（黑豹主唱、王菲前男友）等人也都挺正常

中国足协极少对主力球员禁赛一年这么重的处罚，我说的不是对亚足联裁判不礼貌那事情，而是他现场追打对方球员被红牌禁赛那次。

我就在现场：广东宏远后卫那个白人大个老外动作黑，搞他几次，裁判不予理会（那几个动作可吹可不吹，游走在犯规边缘；老外后卫经验足，身高体壮就这么欺负他）   郝建国先从前场冲刺30米到裁判身边质问他为啥不管，然后又再冲刺50米远跑回去跳起来打老外；八一队另一个队员叫刘斌的，也一起冲过去打；可惜老外格斗经验很丰富，将冲过来的郝建国一拳击倒在地



老外也被禁赛，不过租约只有三个月，立刻去国外就是。郝建国挨了打，还被禁赛，郁闷的够呛



他和范志毅的矛盾起源，是范的包里丢现金事件... 根子就是对范的大哥风范看不上眼。 但郝建国从小就有生意头脑，出国比赛带东西回来倒卖就是他首创。   他看不上范等几个大佬，但自己又太独不愿做团队的大佬，所以走到哪里都是独来独往；即使在万达辉煌时期，从教练到队员大家也都是忍着他容让他



同为根宝弟子，他的人品比高洪波可差太多了

我找他签过名，看着他那一脸邪魅的气质，真的是印象不佳。   有人说他长得像赵本山，其实本山大叔是个颇具豪侠之气的人，不像郝建国看着就是一脸鸡贼

当时刚听说郝建国二婚搞定国羽叶，确实有点看不懂。 后来问了羽球圈子里的人对叶的评价，呵呵，也是脑子里有水的人

后来看到他视频官宣建国，只能说他要么信了邪教，要么脑子里进的水还加了酒曲，真的酿造人才啊


要说混，中国球员混的多了去了；但像他混到这个境界这个高度的，还真是只此一个

xiejin77

老票 发表于 2025-11-7 19:00
出差期间，配图不便，就先简略掺和几句郝建国，等回去后再来给谢兄上图

票兄辛苦啊

霍华德的作死，直接导致了现在懂球帝上和现在足协官网的国家队第一射手都是武磊，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们这些老球迷提起来都说是那个人——弄的跟伏地魔似的。

其实郝干的那些事儿，完全可以不搭理。弄的现在这样还真以为他是个多大人物一样。

叶钊颖当年跟龚智超的所谓让球事件就可以看出她的脑子可能确实存在不少液体。

唉，说足球就说足球吧。郝的这个德行到让当时国家队和他不对付的范大将军逐步的眉清目秀起来。范后来上了吐槽大会，那个娱乐感真是体育圈无出其右；还上过“大毒草”——墨镜王的《繁花》，本色出演闸北小流氓。那个也是秒杀现在绝大多数的男演员。

方恨少

老票 发表于 2025-11-7 19:00
出差期间，配图不便，就先简略掺和几句郝建国，等回去后再来给谢兄上图

看到八卦我就兴奋。。。我怎么记得是范偷郝的钱呢，当年在西河还写过，直接搬过来：

“我记得是3000，而且是美金

好像是国奥队的时候，出国比赛，郝和范是队里两大主力，就安排他俩住一个屋。

郝的说法是当年国内还很落后，亲戚朋友知道他出国比赛就总托他带东西，当年是好大一笔钱，所以每次他都把钱藏的小心翼翼地，结果有一天回来发现少了3000，他就找教练说他藏钱的事只有同屋的范知道，肯定是他拿的。教练找了范，然后让郝出去溜达去，再回来就发现钱又回来了。教练让他不要声张，为了队伍团结，也为了给范留面子，他一直没对人说过，但这之后他就觉得范这人不行，人品有问题，俩人就再不说话了，更不住一屋了。结果过了若干年他听别人说起来了，原来是范怕丢人，先倒打一耙。。。以下其实就是范的说法

说是郝特别爱财，每次出门比赛到宾馆第一件事就是藏钱，每次回屋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钱还在不在，他就为了捉弄郝，把钱拿走了，本来准备吓吓他就还他，没想到郝当真了，立马就找了教练组，还要报警。他以为跟郝从小就认识，就是个恶作剧，没想到郝从此之后再不理他了，所以他觉得郝这人太小气。

这事后来还有个不开眼的记者跑去问范，范当时就怒了，说你打听打听我当年就挣多少钱，我会差这点钱么，你问问圈里人我范志毅什么时候在钱上差过事。

据说郝不止是抠，而是在场下也特别独，不跟队友来往。而范是大哥式的人物，经常请队友吃喝。。。还有嫖。”

和范相比，郝不爱和媒体打交道，丢钱的事他从没主动说过，倒是范在多年之后曾经主动提及。据说郝不抽烟不喝酒，从不和队友聚餐，训练完就走，但很傲，看不上别人，所以虽然很自律，但人缘差，队友都不喜欢他。

方恨少

xiejin77 发表于 2025-11-7 19:24
票兄辛苦啊

霍华德的作死，直接导致了现在懂球帝上和现在足协官网的国家队第一射手都是武磊，仿佛人间蒸 ...

全面封杀这事也不怪媒体。除了郝，还有叶，这可是世界冠军，世界羽坛都有名的人物，还跟着郝一起出镜，俩人真是病的不清。

这种不咬人膈应人的，眼不见心不烦，封杀了也好。

xiejin77

甲A启示录：恩怨、假球与一个时代的崩坏

黄金时代的"原罪"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闸门开启,甲A联赛应运而生。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球市火爆,资本初涉足坛,球迷对职业体育怀着近乎虔诚的期待。一切看起来前途无量。

但职业化在释放活力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野蛮生长的年代里,监管体系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市场膨胀的速度。中国足协作为监管者,其管理能力与职业联赛所需的复杂治理结构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职业化带来的高额奖金、转会费以及残酷的升降级制度,将"利益"二字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在缺乏有效监管和透明规则的环境下,中国传统的"关系学"迅速渗透到绿茵场。

甲A初期的"恩怨",很快从纯粹的竞技对抗演变为复杂的利益交换和人情投资。"人情球"——在保级战这样的关键时刻放对手一马,以期未来获得回报——在圈内甚至一度被视为"高情商"的社交手段,而非对体育精神的背叛。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和对"人情"的默许,为日后明码标价的"假球"和"赌球"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这,便是甲A时代的"原罪"。

一、迷雾与神话——京沪"9:1"与早期的恩怨疑云(1994-1997)

甲A联赛的头十年,有两条鲜明的叙事主线。一条是"连沪争霸",大连万达的王朝与上海申花的坚韧对抗构成了联赛冠军归属的核心剧情。另一条则是以"京沪大战"(北京国安vs上海申花)为代表的地域对抗。这种对抗超越了积分榜,融合了城市文化、球迷情绪和媒体焦点,成为联赛早期最具话题性的看点。

1997年7月20日,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工人体育场迎战宿敌上海申花。这本该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却呈现了一边倒的"屠杀"。比赛中,北京国安的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双双上演"帽子戏法",各入三球,冈玻斯梅开二度,曹限东锦上添花,最终比分定格在惊人的9:1。这场比赛至今仍保持着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多项纪录,包括最大分差和单场最多进球。

对国安球迷而言,这是一个"将永存于记忆中"的"疯狂的夜晚"。但这个极端反常的比分,也成为了甲A时代最大的"疑案"之一。两支实力相近的争冠集团球队之间,出现9:1这样完全不符合竞技逻辑的结果,立刻引发了外界关于"放水"和"默契球"的猜测。尽管此案从未在司法层面被证实为"假球",但它作为一桩悬案,在球迷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1997年的"9:1"代表了甲A时代"可疑比赛"的一种特定形态:"神话型"。与日后赤裸裸的"交易型"假球不同,"神话型"假球(或称"人情球")的特点是缺乏清晰的保级或夺冠动机,但比赛过程却极度反常。后来"京沪大战"中依然存在的裁判争议反映出,在这种"恩怨局"中,存在着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对判罚的微妙影响。比赛结果不仅关乎竞技,还关乎"面子"、人情和球队间的默契。

"9:1"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它是否被证实为假球,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氛围:甲A的比赛结果是可以不符合逻辑的。这种氛围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对联赛的信任阈值。它如同一场"预演","教育"了球迷和媒体——当两年后(1999年)那场真正拙劣的表演("渝沈之战")上演时,公众几乎在终场哨响的瞬间,就凭借"9:1"等"神话"所积累的经验,毫不犹豫地将其判定为"假球"。

二、公开的秘密——从"隋波"到"渝沈之战"(1998-1999)

1997年的"9:1"还只是坊间传闻的"疑案",但从1998年开始,假球和赌球的幽灵开始褪去伪装,以更公开、更具破坏性的方式侵入联赛肌体。

1998年的甲B联赛,云南红塔对阵陕西国力的比赛结束后,爆发了中国职业足球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假球"指控。时任陕西队主帅的贾秀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罕见地公开指控本队球员3号隋波"表现失常",并愤怒地暗示其"收钱放水"。"隋波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它由球队内部(而且是主教练)公开捅破了"假球/赌球"的窗户纸。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腐败已经开始从"俱乐部之间"基于利益交换的"人情球"或"默契球",向下渗透到"个体球员"层面。这种个体层面的失常,通常不再是为了俱乐部的人情,而是直接与外部赌球集团的利益操控相关联。

在甲A联赛中,保级的压力远大于争冠的荣耀。为了在残酷的升降级制度中存活,中下游球队迅速结成了各种攻守同盟。1998年底,七家俱乐部因对中国足协在裁判派遣、赛程安排等方面的不满,发动了一场试图"另立山头"的"G7革命"。这场"革命"表面上是寻求改革和话语权的义举,但其背后也暗藏着俱乐部(尤其是保级队)企图争夺更多联赛控制权、以便于在保级关键时刻"相互关照"的权力寻租动机。这种俱乐部之间的"联盟"诉求,为1999年那场登峰造极的保级"默契战"铺平了道路。

1999年12月5日,甲A联赛最后一轮(第26轮)。这场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进行的、由重庆隆鑫主场对阵沈阳海狮的比赛,成为了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也是甲A时代"假球"的巅峰之作。

最后一轮开打前,保级形势错综复杂。武汉红桃K已提前锁定一个降级名额。剩下的一个降级名额,将在深圳平安(28分)、大连万达(28分)、青岛海牛(27分)、广州松日(27分)和沈阳海狮(25分)之间产生。积分垫底的沈阳海狮(25分)形势最为凶险。他们不仅必须在客场战胜正在争夺亚军(或第三名)的重庆隆鑫,还必须寄望于竞争对手(尤其是广州松日)同时失利。

为了防止最后时刻的"默契球",中国足协明文规定,所有事关保级和夺冠的比赛必须在14:35同时开球。但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荒诞的一幕发生了。赛前,重庆隆鑫队"躲在休息室里不出来",任凭"执行人员"喊破天。最终,这场比赛在万众瞩目下被强行延迟至14:42才开球。上半场结束(重庆隆鑫1:0领先)后,中场休息时间又被"离奇"地延长,下半场比赛被再次拖延了6分钟才开始。这两次拖延的目的只有一个:等待。等待其他所有保级对手的比赛(尤其是广州松日客场对阵天津泰达的比赛)全部结束。

当下半场比赛终于开始时,其他场地的结果已经传来:广州松日客场告负。这意味着,沈阳海狮只要能将比分从0:1逆转为2:1获胜,就将成功保级。"剧本"开始了。上半场还占尽优势的重庆隆鑫,下半场"明显未尽全力"。赛后,隆鑫俱乐部总经理程鹏辉给出了那个著名的解释:球员们在中场休息时"听到全兴队3比0领先,认为即使赢了海狮队,获第三名也没有希望,因此丧失了斗志"。这个解释被媒体和球迷普遍认为"很难令人信服"。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的几万名球迷目睹了这一切,他们愤怒地在看台上高喊"假球!假球!"。在全场"假球"的怒吼声中,沈阳海狮的前锋埃迪瓦多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攻入本场比赛的第二球,成功将比分反超为2:1。凭借这场"胜利",沈阳海狮力压广州松日,成功保级。

这场"阳光下的罪恶"激起了全国性的愤怒。赛后,媒体的批评铺天盖地。《北京足球》署名文章写道:"尽管没有证据,仍认为这是一场标准的假球。呼吁一切热爱足球的正人君子群起而攻之!"《足球报》的标题是"渝沈之战难脱'假打'嫌疑",《体坛周报》的标题更是直截了当:"渝沈之战'绝对假球'"。与此同时,被"做掉"的广州松日集团在1999年12月6日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足协彻查此战。

"渝沈之战"绝非两支球队的"默契"那么简单,它是一场由足协内部腐败官员和顶级裁判协同俱乐部共同执行的"系统性假球"。沈阳海狮保级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自己赢球,以及对手广州松日输球。在2009-2012年的反赌扫黑风暴中,司法机关查明:时任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建强收受了沈阳海狮俱乐部的贿赂,时任"金哨"裁判的陆俊作为中间人同时操纵了另一场比赛——确保了"广州松日负于天津泰达"。作为回报和掩护,张建强安排陆俊担任"渝沈之战"的第四官员。正是陆俊,在场边允许了下半场那次至关重要的、非法的6分钟延迟开球。

这是一个"一揽子交易"。腐败势力(张建强、陆俊)通过同时操纵两场比赛,精准地控制了保级名额的归属。这已不是"恩怨"或"人情球",而是赤裸裸的有组织犯罪。事实上,早在1999年12月8日,赛后仅三天,《新民晚报》就敏锐地提出了质疑:为何主持这场比赛的泰国裁判已经是"连续第三次执法海狮队的比赛"?为何比赛监督也是"三场不变,跟着海狮队一路到底"?这种极不寻常的"巧合",在当时就已清晰地暗示:中国足协的裁判和比赛监督派遣系统,已经服务于特定球队的"特定需求"。这一当年的媒体质疑,在十年后张建强(裁判委员会秘书长)的罪证中得到了可悲的印证。

三、崩坏与闹剧——当假球成为"显学"(2000-2003)

面对全国媒体的炮轰和降级球队的申诉,中国足协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进行调查。2000年3月17日,万众期待的调查结果公布。中国足协最终的定性是:回避"假球",仅认定两队存在"消极比赛"和"拖延开球时间"的行为。相应的处罚是:对重庆隆鑫和沈阳海狮两家俱乐部各罚款人民币40万元,对两队时任主教练(包括重庆的李章洙)各罚款人民币5万元。处罚公布后,足协修改了章程,规定"扣分"将成为日后处罚消极比赛的手段之一。

这个"罚酒三杯"式的处理结果,其历史性的危害远超事件本身。它向全中国所有俱乐部传递了一个灾难性的信号:足协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处理真正的"假球"。操纵比赛的"收益"(如保级成功带来的数千万商业价值)远远大于"风险"(区区40万罚款)。"渝沈之战"的40万罚款,实质上成为了中国足协对"假球"的"官方指导价"。

中国足协对1999年"渝沈之战"这一系统性犯罪的纵容,直接导致了2001年"甲B五鼠事件"这场荒诞闹剧的发生。2001年,甲B联赛收官战,多支球队争夺最后两个甲A升级名额。其中,长春亚泰和成都五牛是主要竞争者。长春亚泰率先结束比赛,取得了6:0大胜浙江绿城的结果。晚开球的成都五牛,在得知自己必须净胜对手5球以上才能升级的情况下,开始"表演"。他们的对手四川绵阳队全线"配合"。最终,成都五牛在主场打出了11:2的夸张比分,依靠净胜球优势反超长春亚泰。

1999年的"渝沈之战"还需要"拖延时间"和"下半场放水"等"技巧",到了2001年,各家俱乐部甚至懒得再伪装,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狂灌净胜球"。这场拙劣的表演(涉及成都五牛、四川绵阳、长春亚泰、浙江绿城、江苏舜天,共5队,史称"甲B五鼠")因过于公然而引发众怒。最终足协做出处罚:四川绵阳被罚入乙级,而本是"受害者"的长春亚泰,其升级甲A的资格反被剥夺。

"甲B五鼠事件"的另一位受害者——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在2001年愤而发起"扫黑",公开举报裁判执法不公。宋卫平的举报引发了司法介入,最终导致了裁判龚建平的落马。龚建平因在多场比赛中收受贿赂("黑哨"),成为中国足坛第一个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裁判。

龚建平案证明了裁判是可以被"购买"的,"渝沈之战"证明了足协官员是可以被"购买"的。至此,甲A联赛的"恩怨"性质被彻底异化。球队之间"恩怨局"的胜负,不再取决于球员实力或教练战术,而是取决于谁更愿意花钱,谁的后台更硬。保级战的胜负(如"渝沈之战"),其关键变成了"搞定对手"和"搞定足协";而"恩怨局"的胜负(如京沪大战),其关键则变成了"搞定裁判"。甲A联赛至此已从一个体育联盟,彻底异化为一个公开的"利益市场"。

从1997年京沪9:1疑云开始,经过1998年"隋波事件",到1999年"渝沈之战",再到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龚建平案"。这些事件中,有的当时足协未做处理,有的仅以罚款了事,但在2009年后的反赌扫黑风暴中,许多案件的真相才被司法机关彻底揭开,涉案人员最终受到法律制裁。

四、迟到的审判——2009反赌扫黑风暴的回响

时间来到2009年,公安部介入中国足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赌扫黑"风暴。历史的脓包终被揭开。在这场风暴中,1999年的"渝沈之战"被司法层面彻底证实为一场假球。

罪证确凿。前足协官员张建强因收受沈阳海狮贿赂、前"金哨"陆俊因作为中间人操纵"渝沈"和"津松"两场比赛,均因此案及其他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亲历者也终于开口。时任重庆队主教练李章洙(当年因此被足协罚款5万元)在事后多年终于亲口承认:"我只知道一场假球,1999年,对沈阳。"

2009年,当"渝沈之战"被公安机关重提时,媒体联系了多名当年经历此事的重庆队球员,他们大多拒绝表态,或以"不清楚"、"别问我"、"当时很年轻"来回避。当被问及"钱被报纸包好放在床上"的传闻时,有球员敏感地表示"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这种"人人自危"的集体沉默,从侧面印证了当年事件的水深。

反赌扫黑风暴揭示,甲A后期乃至中超早期的许多比赛,其背后的驱动力已从"俱乐部利益"(保级/升级)转变为更隐蔽、更凶残的"赌球集团利益"。2009年中甲联赛甚至出现了青岛海利丰球员在比赛中"自吊球门"(试图踢乌龙球以满足赌盘)的惊天丑闻。

重新审视甲A初期的腐败生态:1998年的"隋波事件"是赌球集团渗透个体球员的早期危险信号,1999年的"渝沈之战"是"俱乐部利益"与"足协官员腐败"结合的顶峰,2001年的"甲B五鼠"则是"俱乐部利益"驱动下的公然闹剧。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甲A联赛的腐败生态,而"球队恩怨"则沦为它们表演的舞台和遮羞布。

甲A初期的"恩怨",本是职业联赛最宝贵的看点。但在监管缺失、利益至上的环境中,它迅速被腐蚀。其演变路径清晰可见:从"人情球"(如9:1疑云)的灰色地带,到"明码标价"的系统性假球(如"渝沈之战"),最终堕落为"公然上演"的荒诞闹剧(如"甲B五鼠")。

回溯这段历史,核心病根昭然若揭:中国足协(监管者)的系统性失能、高层腐败与对罪恶的公然纵容(如2000年对"渝沈之战"的40万罚款)。正是这种纵容,导致假球、赌球和黑哨泛滥成灾,并最终彻底摧毁了中国足球第一代职业化改革的成果和整整一代球迷的信任。

2009年的反赌扫黑虽是迟到的审判,但它揭开了历史的伤疤。甲A时代留下的"原罪"——即对体育精神的背叛和对规则的系统性蔑视——其阴影至今仍未彻底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