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教父”的终局与“327”事件

xiejin77 · 发表于 5 小时前

“证券教父”的终局与“327”事件

2025年10月，中国第一代证券教父管金生悄然离世，终年78岁。他的名字，与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天——“327国债期货事件”，永远地捆绑在一起。在他身后，重提这段尘封三十年的往事，不仅是为这位充满争议的拓荒者一生的终局作注，更是为了回望那个野蛮生长、英雄与枭雄并起的峥嵘岁月。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还要从管金生这个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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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的人生，是中国初代金融精英里一个独特的样本。

1947年，他出生在江西清江一个贫农家庭。196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法语。这段经历不仅给了他一门语言，更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察世界的坐标系。1982年，他又拿下了法国文学硕士学位，这在当时崇尚理工科的社会氛围里，显得尤为突出，是名副其实的：

凤毛麟角。

但他的职业生涯并非坦途。在公安机关做翻译，那份体制内的平稳与他的野心格格不入。他很快做出决断，纵身一跃，跳进了刚冒头的金融圈，加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这里，他的才智和野心如鱼得水，展露无遗。不久，他被公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一口气拿下法学和工商管理双硕士。

这段留洋经历，是理解管金生的关键。他不像当时国内银行体系里那些在计划经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他的知识结构是欧洲大陆法系的严谨，加上现代工商管理的系统理念。他看到的是一个成熟资本市场应有的模样。

这种“局外人”的背景，既是他最大的优势，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一方面，国际视野让他从一开始就瞧不上国内证券业的草莽状态。当别人还在摸索时，他想在中国复制一个美林证券。这个野心远远超出了当时同行的想象。他绕开传统银行论资排辈的体制，专挑复旦、交大最聪明的毕业生，甚至斥重金请高盛、美林的专家来给这群年轻人上课，讲的是最前沿的金融衍生品。

但另一方面，知识和视野上的绝对优越感，也助长了他内心的孤傲与偏执。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驾于市场之上，相信自己能看透政策的最终走向。多年后他自己也承认，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的陨落，因此不仅是一次商业误判，更是一场源于性格深处的、古希腊式的悲剧。

1988年2月，管金生受命筹建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万国证券。

这家以3500万人民币起家的公司，在管金生的带领下，开启了史诗般的扩张。在那个资本市场一片空白的年代，国库券是唯一的证券品种。他带着十几号人，像金融世界的“倒爷”，跑遍全国250多个城乡，用现金在火车站、银行门口收购散落在民间的国库券，再到武汉、上海等少数开放了交易的城市倒卖，完成了宝贵的原始资本积累。

万国证券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巅峰时期，公司在上海A股的交易量，占了市场的七成，B股交易更是达到了近乎神话的程度：

几乎全部垄断。

万国不仅是玩家，更是市场的奠基人之一。1990年上交所成立，从交易规则的设计、硬件设备（比如那个标志性的巨大显示屏）的选型，甚至第一批“红马甲”交易员的培训，背后都有万国的深度参与。管金生曾不止一次豪言，要把万国打造成“中国的美林”，甚至要在2000年跻身世界十大券商。

到1994年，万国已在新加坡和伦敦设了分公司，正筹备美国分公司，其国际化步伐远超国内所有对手。

但这种近乎垄断的地位，催生了一种危险的心态：大到不能倒。

万国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本身就是规则和秩序的化身。这种制度性的影响力，演变成一种机构性的傲慢，让管金生和他的团队相信，他们不仅能预测市场，更能引导甚至决定市场走向。

这种心态，为后来他在327国债期货上的惊天豪赌，提供了最危险的温床。

公司的巨大成功，恰恰为其灾难性的失败，创造了最完美的条件。

2

中国的国债期货市场，1992年12月28日在上交所仓促推出。

它的诞生，初衷并非是为市场提供复杂的风险对冲工具，而是为了解决一个当时非常棘手且现实的难题：

国债卖不出去。

90年代初，中国经济狂飙突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债那点固定票面利率，在通胀面前毫无吸引力，以至于在二级市场，国债价格一度跌破面值。为了维持国家信誉和融资能力，监管层希望用期货这个金融工具，引入投机力量，增加国债的流动性。

市场真正被激活，是1993年财政部宣布对国债实行“保值贴补”。

这意味着，除了票面利息，财政部还会根据通胀率，额外给一笔补贴。而补贴率具体是多少，每年由财政部在兑付前公布。这一政策，瞬间将国债期货从一个平淡的对冲工具，变成了一个投机价值巨大、充满想象空间的赌场。

这个市场从设计之初就不稳定。所有复杂的宏观经济分析、利率走势预测，都被简化成一个极其单一、二元的赌注：

财政部最后会公布高贴补，还是低贴补？

这使得市场博弈的焦点，从严谨的经济分析，彻底转向了对政策内幕的刺探和对高层意图的豪赌。

1995年的“327事件”，正是一次监管体系灾难性的溃败。当时的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护栏、没有裁判的罗马角斗场。

持仓限额形同虚设，交易所纸面上规定单个席位持仓不得超过40万手，但在巨大的交易量诱惑下，这一规定被彻底无视。

更要命的是，市场没有价格涨跌停板制度。这意味着，不像今天的股市有10%的涨跌停，当时的价格可以在几分钟内出现5%、10%甚至更大幅度的毁灭性波动。

交易所的技术和监管也极其原始，根本无法对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更没有对单笔下单的规模限制。这直接导致了万国在收盘前几分钟，能像发动一场数字化的闪电战一样，瞬间砸出天文数字的卖单。

其中一笔卖单高达730万口，名义价值接近当时中国全年GDP的三分之一。

这在任何一个有基本风控的现代市场，都是绝无可能发生的荒唐一幕。

3

“327”，是一个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的是92年发行、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国库券，发行总量240亿。

进入1995年，围绕它的多空博弈进入白热化。

空方阵营，是管金生领导的万国证券，联合了当时在资本市场同样凶悍的辽宁国发集团的高岭、高原兄弟。管金生的逻辑，基于他对宏观经济的判断：1994年国家已经开始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是大概率事件，通胀会回落，因此财政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给出高额贴补。他通过模型计算，“327”的兑付价格应该在132元左右，远低于当时147元的市价。这是一个看似理性的判断。

多方阵营的领军者，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

这家公司的背景极为显赫：

财政部全资控股的唯一一家信托公司。

他们的逻辑更偏向“政治市”，立场与万国针锋相对，坚信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信用和稳定，一定会宣布高贴补，安抚市场。

这场对决，从一开始就不对等。一方是依赖宏观模型分析的市场化券商；另一方，则自带官方背景，被市场普遍认为能更早、更准地探知高层风向。

1995年2月23日，审判日来了。

这一天，被后来的《金融时报》称为：

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上午，市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万国的盟友辽国发按捺不住，率先发难，违规抛出200万口的巨额空单，试图打压市场。管金生得知后，紧急约见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声称辽国发行为违规，要求宣布交易无效，但遭到了尉文渊的拒绝。

下午开盘后，一则致命的传闻开始在“红马甲”中悄悄蔓延，并很快被财政部一则含糊的公告所证实：“327”品种将按148.5元的价格兑付。

消息瞬间引爆市场，价格在1分钟内狂涨2元，随后继续拉升，冲高至151.98元。

对于手持巨量空单的万国证券，这是末日审判。

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像一把利刃，刺向万国的命脉。按此价格计算，万国的亏损将高达60亿人民币。这不仅会吞噬掉万国成立7年来的所有利润，还足以让这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瞬间破产清算。

在公司即将覆灭的巨大压力下，管金生做出了他一生中最疯狂、也最致命的决定。

从下午16时22分13秒开始，距离收盘不到8分钟，万国证券利用多个席位，向市场发动了玉石俱焚的自杀式攻击。

他们连续打入23笔、共计2070万口的空单，用纯粹的、不计后果的暴力，将价格从151.30元一路砸至147.90元收盘。

这些完全是凭空产生的卖单，没有任何对应的国债现货，唯一的目的就是操纵收盘价，用非法的手段扭转败局。

这次操作，让万国在账面上瞬间将60亿亏损，奇迹般地逆转为42亿盈利。

而另一边，多方的利润被洗劫一空，无数跟风的中小投资者直接爆仓，血本无归。

万国的疯狂，将上交所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如果承认这个被公然操纵的收盘价，意味着市场规则可以被强权任意践踏，那么上交所乃至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信誉将荡然无存。

当晚23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在经历了数小时的煎熬后，发布了一则史无前例的公告：

当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交易无效，当日收盘价强制恢复到被操纵前的151.30元。

一纸公告，用行政权力强行改写了交易历史，也彻底宣判了万国证券的死刑。

管金生的豪赌，最终满盘皆输。

4

交易所的裁决一出，万国证券的命运便已注定。第二天，恐慌的储户和客户如潮水般涌向万国在全国的各个营业部，爆发了严重的挤兑。

这家曾经不可一世、被誉为“证券业黄埔军校”的券商巨头，瞬间陷入资不抵债的绝境。

1995年4月，管金生黯然辞职。5月19日，当他试图从海南出境时被捕。

但后续的司法进程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他最终并未因操纵市场这一核心罪名被起诉。1997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和挪用公款40余万元的罪名，判处管金生有期徒刑17年。

这个判决颇具深意。因为公开审判市场操纵，必然牵扯出胜利者中经开，以及其背后是否涉及更为严重的内幕交易，同时还会彻底暴露上交所在监管上的巨大漏洞。

对当时亟需稳定和信心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这是一场不能承受的公开听证会。

因此，用一个相对简单、清晰的个人经济犯罪来惩罚这位失败的“教父”，成了一个务实而妥协的选择，得以将事件的冲击波控制在最小范围。

1996年7月，在政府的主导下，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合并，成立“申银万国”，“万国”的时代就此落幕。

围绕“327事件”最大的疑点，始终像一团迷雾，直指胜利者中经开。

作为财政部的“亲儿子”，它是否提前获知了提高贴补率这一足以改变市场命运的核心决策？

更诡异的是，据后来流传的说法，作为多方主帅的中经开公司本身，在这场战役中并没赚到多少钱。那高达70亿的巨额盈利，究竟流向了何方？

市场上流传最广也最符合逻辑的说法是：

老鼠仓。

即大量与中经开有特殊关系的个人或机构账户，提前获知了内幕信息和中经开的操作方向，利用其主账户作为掩护，同步潜伏做多，最终在胜利的那一刻将大部分利润攫为己有。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则揭示了比市场操纵更为隐蔽和恶劣的系统性腐败。

失败的违规者锒铛入狱，而胜利的违规者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却可能毫发无损地满载而归。这无疑是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发展中，一个辛辣而深刻的讽刺。

“327事件”像一个巨大的命运漩涡，将所有参与者的命运卷入其中，无论胜败，多数人的结局都令人唏嘘。

当年的赢家之一，后来创立“涌金系”的魏东，2008年在北京的家中跳楼自杀；凭此役积累巨额财富的四川富豪刘汉，2015年因涉黑被执行死刑；另一位资本大鳄袁宝璟，则在2006年因雇凶杀人案被执行死刑。

一场金融赌局，最终竟成了一曲参与者集体毁灭的悲歌。

“327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毁灭性的。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紧急叫停了全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这个诞生仅两年半、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就此宣告夭折。

这道禁令持续了整整18年，直到2013年，国债期货才在中国金融市场被审慎地重新推出。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327事件”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它以一种无比惨烈、代价高昂的方式证明，将监管权下放给地方交易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模式：

完全行不通。

事件之后，监管权力迅速从地方上收，向中央集权。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地位得以真正确立。一个统一、垂直、权威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由此成型，并延续至今。

可以说，“327事件”的阵痛，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此后二十多年监管框架的奠基。

那一天的大火，烧尽了中国资本市场童年时代的浪漫与天真，也烧掉了野蛮生长的混沌与无序。

管金生输掉了他的赌局、他的公司和他的自由，但由他倒下所引发的巨大冲击波，却在废墟之上，为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奠定了第一块沉重无比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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