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论情：李益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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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论情：李益系列之一》——大历风尘，锻造边塞诗魂的起点

在中唐诗歌的璀璨星空中，李益，字君虞，以其独树一帜的边塞诗篇，尤其是那些浸透着苍凉与雄浑、又饱含婉转情思的七言绝句，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印记。诸如“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诗句，不仅使他在当时便享有“李益之诗，名播天下”的盛誉，更以其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穿越千年时光，持续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为了深入探寻李益诗歌世界中那丰富而复杂的情感维度，涵盖边塞的壮阔与忧愁、家国的牵念与感时伤世的情怀、个人在宦海沉浮中的遭际，乃至那些幽微动人的儿女情长；我又开了一个新人的唐诗论情系列。作为李益的开篇，本文将目光投向李益的早年岁月，聚焦于大历年间（约766-779年）他从初涉仕途到经历早期波折的人生轨迹（时间跨度大致为其出生至约783年），尝试梳理了这位未来诗坛巨擘在其创作高峰来临之前的生命历程、所处的时代背景、情感与经验的早期积累。

8 q( r7 c* F5 T一、 李益生平，时代与家世的渊源

李益的一生（约746/748/750年 - 829年）几乎完整地覆盖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历史时期。他生于玄宗晚期，其漫长的人生跨越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直至文宗太和初年，亲身见证了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太和等年号更迭下的世事变迁。作为一名身处其中的士人与朝臣，他的个人命运与仕途履历，无疑与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重建、藩镇问题的日益严峻、中枢权力的消长以及边疆持续的紧张态势紧密交织。关于李益确切的生年，史料记载虽略有差异（天宝五载、七载或九载均有说法），但学界普遍认为他享年八十余岁，在唐代诗人中堪称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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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家世背景颇为显赫，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出身于声名卓著的陇西李氏姑臧房。这一支系是陇西李氏的重要分支，其家族谱系清晰可考：曾祖李亶官至给事中，赠兵部尚书；祖父李成绩为虞部郎中；父亲李存任大理司直，赠太子少师；母亲更出身于同样门第高贵的范阳卢氏。这样的家学渊源，无疑为李益提供了优渥的教育环境和进入上层社会的天然阶梯，使他自幼便能接受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

然而，显赫的家世并未直接转化为他个人早期的仕途坦途。同时，关于他早年的成长地，亦存在不同说法，增加了其早期经历的复杂性。有记载指向中原地区的郑州；但也有研究认为他与河西走廊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关系密切，甚至推测其青少年时期可能部分在凉州（武威）度过。这种记载上的不确定性，或许正折射出贯穿其生命的两大地理与文化极点：

一是代表中央官僚体系与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原腹地，二则是塑造了他独特诗歌气质、赋予其苍凉雄浑笔触的西北边塞。若其确有在凉州生活的经历，那么亲身体验边塞的风土人情与紧张的军事氛围，无疑对其日后成为边塞诗大家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凉州作为唐代西北重镇的战略地位、汉胡杂处、多元文化交融的景象以及壮阔、严酷的自然风光，极有可能在他年轻的心灵中播下了苍凉、雄浑的种子，成为其日后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征人”、“胡儿”、“羌笛”、“雪山”、“受降城”等意象的现实来源与深层情感依托。

二、 大历初仕：进士荣光与迁转之困 (约 769 – 783年前)

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大约二十岁出头的李益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高中进士。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中，进士科被视为最为尊贵的一科，能够登第不仅是对个人才学能力的最高肯定，更是通往仕途、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关键一步。对于出身名门、才华早显的李益而言，这无疑是其人生蓝图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充满了希望与荣光。

按照唐代制度，新科进士需要经过吏部繁琐的铨选程序后才能获得具体官职，这个过程称为“释褐”（脱去布衣，换上官服）。李益释褐后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郑县尉。此郑县隶属于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地处关中东部，是京畿附近的重要县份。在唐代，县根据其地理位置、人口规模、经济状况等分为不同等级，京畿地区的赤县、畿县地位最高，其次便是如郑县这样位置冲要或人口众多的望县、紧要县。因此，对于一个初入仕途的进士来说，出任郑县尉是一个符合常规且起点不算低的任命，标志着其官宦生涯的正式开端。

根据《唐语林》记载：

李建为吏部郎中，尝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吾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使尉望县；既罢又集，使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滞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举，上位得其更历。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议者是之。”

李益在郑县尉的任上度过了几年时光（唐代县尉任期通常为三至五年），积累了基层行政经验。然而，真正的考验似乎发生在他任满之后。史料明确记载他“久不得升迁”。结合中唐时期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特点来看，这种“不得升迁”很可能指的并非是对郑县尉这一职位本身的不满，而是 任满之后等待迁转的过程遭遇了严重的阻碍。当时，官员任期结束后，需要返回京城或指定地点“待选”，等候吏部根据其任内的考绩评定、个人资历、人脉关系以及是否有合适的职位空缺等多种因素进行重新委派。这个“待选”期常常充满不确定性，甚至遥遥无期。由于安史之乱后官僚队伍膨胀、冗官问题严重、有效职位相对有限、铨选程序日趋复杂以及可能存在的派系倾轧或人为打压，许多官员，即便是背景不凡的进士出身者，也可能面临长时间的滞留等待，有时甚至长达一至三年或更久才能获得新的任命。

李益就很可能就陷入了这种迁转不畅的困境。具体原因已难详考，或许是他在郑县尉任上表现平平，未能获得足以快速晋升的优异考评；或许是他虽然出身名门，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靠山为其疏通关节；又或许仅仅是时运不济，恰逢职位稀缺或人事冻结的时期。无论原因为何，这种长时间的滞留和前途未卜的状态，对于一位素有才名、满怀抱负的年轻进士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和深刻的挫败感，构成了他早期“仕途失意”的核心内容。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可能在他心中积郁了难以排遣的“怨望”之情，成为其日后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感伤、失落、甚至愤懑情绪的早期来源。

3 ?8 \+ q! S8 K7 H三、 弃官漫游：燕赵风尘中的体认

面对仕途迁转的阻滞和漫长等待所带来的煎熬与失望，李益最终做出了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弃官”。他暂时放下了对体制内按部就班晋升的执着追求，选择脱离沉闷的待选状态，离开了官僚轨道，开始了一段历时较长的漫游生涯。根据记载，他的足迹主要集中在燕、赵一带，即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地区。

这次漫游绝非后世文人那种轻松惬意的游山玩水。彼时的燕赵大地，正值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固的时期。尤其是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节度使拥兵自重，名为唐臣，实则在军事、财政、人事上享有高度自主权，形成了与中央朝廷若即若离甚至时有对抗的独特政治与军事生态。李益的漫游，使他得以近距离、深入地观察这个与京畿繁华、中原秩序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以一个前官员、旁观者（或许在某些时候也曾短暂依附于地方藩镇的幕府以维持生计，具体情况史载不详）的身份，深入到帝国权力结构相对薄弱、社会矛盾更为显露、军事色彩更为浓厚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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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无疑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他亲身感受了藩镇地区的实际运作方式，目睹了边地特殊风土人情，体验或观察了军旅生活的艰辛与残酷，也更深刻地体认到普通民众在动荡时局下的生存状态。这一切都为他日后创作那些充满现实感、苍凉感和深厚情感的边塞诗，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和复杂而真切的情感体验。燕赵风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成为他理解边疆、理解战争、理解人生的重要窗口，对其诗歌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 大历诗风浸染与早期艺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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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步入仕途并经历早期波折的大历年间（766-779），正是唐代诗歌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貌的时期。安史之乱的巨大创伤给社会和人心留下了深刻烙印，战后的相对平稳中潜藏着藩镇割据、边疆不宁的隐忧。这种时代氛围催生了以“大历十才子”（如卢纶、钱起、司空曙、李端、吉中孚、韩翃、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等，名单或有微小出入）为代表的“大历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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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李益本人并不属于“大历十才子”这个具体的、后人归纳的诗人圈子。将他与“十才子”一同提及，主要是因为他们活跃的时代是李益的早期活动无法脱离的当时的主流诗歌环境。所以，作为同时代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诗人群体，“十才子”的作品和他们所共同呈现出的艺术特征，也就很有可能构成了李益早期诗歌创作所处的最主要的 文学环境和审美参照系。理解大历诗风，对于把握李益早期的艺术起点至关重要。

那么，“大历诗风”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在 题材内容 上，相较于盛唐诗人胸怀天下、气吞山河的壮志豪情，大历诗人更多地将笔触伸向 个体化的经验世界：如官署或寺庙中的闲适生活、与友朋的酬唱赠答、羁旅途中的愁思、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描摹、以及相对平和的田园风光。诗歌中少了开疆拓土的宏大叙事，多了几分对现实的审视和对个人遭际的感喟，呈现出一种 内向化、日常化 的趋势。

在 情感基调 上，诗歌中普遍流露着一种 平淡中带有感伤 的色彩。这是一种历经大战乱后幸存者的疲惫感、对世事无常的淡淡喟叹、挥之不去的寂寞感和对现实的某种疏离感。这种情感往往不是激烈奔放的，而是 内敛、含蓄、甚至略带萧瑟 的，反映了经历社会剧变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在 艺术手法 上，大历诗人 极其注重诗歌的格律形式和语言锤炼。他们尤其擅长写作 五言律诗，在对仗的工整、音韵的和谐、词句的清丽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追求一种 “清雅闲淡”、“疏朗空灵” 的意境。但也正因为过于注重形式技巧和语言雕琢，其作品有时不免显得格局不大、意蕴稍浅，缺乏盛唐诗歌那种浑然天成的气魄。

作为一位在大历四年（769年）及第、并在随后几年开始其官宦与漫游生涯的年轻诗人，李益 必然会受到这种弥漫于整个诗坛的风气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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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法层面的濡染与训练是基础性的：李益日后以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闻名于世，其诗歌语言凝练、格律严谨、音韵铿锵有力。这种对 诗歌形式技巧的高度掌握，不可能凭空而来。大历诗坛对于格律、对仗、炼字的普遍重视和深入实践，无疑为包括李益在内的所有年轻诗人提供了 一个严格的技术训练环境和学习范本。他在这一时期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必然会吸收大历诗人在形式探索上的经验和成果，为其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 格律功底与语言锤炼的基础。可以说，大历诗风为他提供了必要的“童子功”训练。
• 审美趣味的潜在塑造也不可忽视：大历诗歌中那种 清丽、雅致 的审美取向，以及对 细微情感的捕捉和委婉表达 的能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益早期的审美趣味。虽然他后来的边塞诗以雄浑苍凉见长，但在他的一些非边塞题材的作品，如抒写离情别绪、宫怨闺思或个人感怀的诗歌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 细腻、工巧、注重意境营造 的笔触，这其中或许就带有大历诗风潜移默化的某些印记。
• 情感基调的某种契合更具个人色彩：李益早年仕途不顺，经历了迁转受阻的挫败感和漫长等待的焦虑。这种 个人的失意与落寞，与大历诗歌中普遍存在的 感伤、忧郁 的基调，在情感上可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 共鸣。虽然李益并未像许多典型的大历诗人那样沉溺于个人闲愁或追求避世的安逸，但他诗歌中时常流露的“怨望”之情，其早期形态和表达方式，或许就受到了这种时代普遍情绪氛围的催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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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要认识到李益最终的作品对大历诗风的显著超越。尽管他身处其间，受到其深刻影响，但他并未被其风格所局限或完全同化。李益的独特之处和日后的巨大成就，恰恰在于他对大历诗风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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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的重大拓展与深化：他并未局限于大历诗人常见的应酬、闲适、山水等题材范围，而是凭借其 个人经历（尤其是可能的边塞生活和燕赵漫游）以及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注，重新激活并极大地发展了 边塞诗 这一富有盛唐气象的题材。他笔下的边塞，不再仅仅是建功立业的舞台，更充满了艰辛、乡愁、死亡的阴影和人性的挣扎，注入了更深沉复杂的个人情感和时代忧思。
• 情感的力度与巨大张力：相比于大历诗歌普遍追求的平淡与内敛，李益的诗歌，尤其是其代表作，往往具有 更强的感情冲击力和内在的戏剧性张力。无论是《夜上受降城闻笛》中那种弥漫军营的极致乡愁，还是《写情》诗中炽热决绝的爱情誓言（据《霍小玉传》所载），都显示出一种远超大历诗风常见情感幅度的 力量与浓度。
• 风格的成功融合与独特创新：李益并非简单地复古或模仿盛唐，也不是全盘接受大历的精致。他似乎成功地将 盛唐诗歌的雄浑气魄、阔大意境 与 大历诗歌在格律、语言上的精工细致 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并深深地融入了自己 独特的生命体验、敏感气质和复杂情感，最终形成了他 既苍凉又婉转、既雄放又深沉、既有现实质感又不乏浪漫色彩 的独特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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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历诗风对于李益而言，是一个 既定存在、无法回避的文学背景和起点。它像一片特定的土壤，为李益的早期成长提供了 必要的养分（主要是技法层面和部分审美趣味） 和 时代气候（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审美风尚）。李益从中汲取了必要的艺术训练，也可能在情感上有所呼应和共鸣。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凭借其 超卓的个人天赋、独特的边地经历、更宏阔的家国视野以及更为强烈的内心驱动力，最终 突破了大历诗风在题材、格局和情感表达上的某些局限，在接下来的贞元、元和时期，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更为耀眼也更为复杂的诗歌光芒。

小结

综合以上，大历年间，是李益人生的“初阶”，也是其艺术生涯的奠基期。他以名门子弟和新科进士的身份满怀希望地踏入仕途，却很快经历了符合常规的起步，以及中唐官僚体系中常见的迁转困境所带来的深刻失意。这种仕途的不顺促使他暂时脱离体制，漫游于风云变幻的燕赵之地，获得了宝贵的社会阅历和难得的边地体验。同时，作为身处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风笼罩下的年轻诗人，他必然从中汲取了诗歌技艺的养分，受到了时代审美风尚的熏陶，其早期的失意心境也可能与当时的感伤氛围产生共鸣。虽然在这一时期，我们难以找到足以代表其最高成就的诗篇，许多早期作品可能已经散佚，但这段从希望到失意、从按部就班到浪迹天涯的丰富经历，以及在特定诗歌氛围中的学习、吸收与初步酝酿，共同塑造了他的思想情感与艺术根基。它不仅构成了李益个人性格中敏感、自负而又略带忧郁色彩的底色，更为其日后在贞元、元和年间创作出那些情感深沉、意境阔大、震动人心的诗歌杰作，储备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养分、情感能量和坚实的艺术准备。可以说，大历风尘，虽非李益诗歌创作繁花盛开之时，却正是这位未来诗坛巨匠 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积蓄力量，并开始孕育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关键时期。下一章，我们将步入李益人生与创作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贞元时代，去探寻他如何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将早年的积淀转化为那些传诵千古的动人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