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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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永恆的夫子

劉勃

做一個總結，也對《論語》這部書收個尾。

無限的可解釋性

《論語》部分的第一講我們就說到，歷朝歷代直到當下，人們對孔子有五花八門的理解，孔子形象也形形色色的。這固然是不同時代的人根據不同的時代需要所作的發揮，不能忽略的是，孔子身上有一些特質，確實也方便不同的人作不同發揮。

前面課程提到過，孔子會根據具體情況，改變一些對事情的看法，至少會改變表達的分寸和方式。再加上，孔子生活在舊時代向新時代轉型的節點上，他身上本來就有複雜性矛盾性。

值得強調的是四點：

第一，孔子對鬼神的態度有複雜性。

一方面，“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不談鬼神；另一方面，“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重要的祭祀場合，孔子對祖先的魂靈和天地鬼神，表現得很虔誠恭敬，你如果沒有和他聊過，只是看見他這個樣子，大概會以為他是相信鬼神的。

第二，孔子的政治主張，和孔子的教育實踐，存在著明顯的衝突。

孔子的政治主張，是回到周制，也就是復興宗法紐帶維繫的封建等級社會。

孔子的教育實踐，是教很多苦孩子該怎樣做官，並且，他還在國際間流動辦學。

問題是，流動人口越多，宗法紐帶就越無法維持。宗法講血緣親情，流動人口多了，就成陌生人社會了，再鼓吹陌生人也可以像一家人一樣相親相愛，又如何能做到呢？講親兄弟比堂兄弟重要，講爸爸家的親戚比媽媽家的親戚重要，在靜止的社會裡，比較容易做到和切身體會相匹配，流動性越強的社會，越會覺得不是這麼回事。

苦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就越不甘心繼續當封建體制裡的下等人。孔子把做官的技能教給學生們，再怎麼鼓吹“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說不要想靠知識強行改變命運，但學生聽不聽，可不是老師過問得了的。

可以說，孔老師擺了個扭頭朝後看，邁步向前沖的造型，所以你說他是復古派還是改革派呢？

第三，孔子的政治主張，完全可以從相反的角度理解。

孔子主張，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君子主導的。前面說過，有身份君子，有道德君子。身份君子是一種階級身份，他的家庭出身，就註定了他是君子；道德君子是一種做人的境界，不管你什麼家庭出身，你只要努力，都有可能做君子。

《論語》裡交錯使用兩個君子的概念。孔子的理想，應該是兩種君子的內涵相疊加：身份君子都應該努力成為道德君子，道德君子也應該可以獲得身份君子的社會地位。而我們觀察後來的中國社會，會發現這基本是空想，後來沒有哪個時代符合孔子的理想。

更被關注的，倒是孔子對君主的態度，和孔子對民的態度。

孔子既主張把君主放到一個非常榮耀的地位上，又反感君主為所欲為。你如果是一個主張君主專制的人，就會只強調孔子尊君；你如果是一個反感君主專制的人，就會只強調孔子反對君主亂作為。總之，不管你怎麼主張，都不妨礙你尊孔。當然也可以反過來，不管你怎麼主張，都不妨礙你想要打倒孔家店。

孔子對民的態度，是既主張愛民，又不主張給太多政治權力。同樣的道理，不同主張的人，完全可以只強調其中一面。

第四，孔子的教育主張，一樣可以從相反的角度來理解。

今天你如果要鼓吹大眾化教育，可以把孔門的弟子名單拿過來，劃分下階級成分，然後說大家看，窮孩子也有受教育的權力，這是孔子開創的偉大傳統。

你要是想反對大眾化教育呢？把孔子罵學生的話抄一抄，就可以看出孔子有多挑剔，再引用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主張愚民，精英得很。

你說這麼斷章取義是不對的，但孔子講《詩經》的時候，自己就是推崇斷章取義的。

以上四點，總而言之，就是隨便你說什麼，都既可以說孔子支援你，也可以說你和孔子是對立的。這就是孔子無限的可解釋性。

儒家思想的特質

當然，從孔子對後世的實際影響看，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還是有一些比較穩定的特質。當然要強調，這些特質都不是單獨發揮作用的，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

第一，儒家的正當性論證，非常成功。

古代的主流社會真誠地相信，儒家所鼓吹的社會，就是理想社會。一個政權，信奉這種社會秩序，就是合法正當的政權，違背這套秩序，就是邪惡的政權。

這一點和法家相比，優勢就特別明顯，法家在實踐層面，比儒家效率高得多，但是正當性論證完全失敗。其實連秦始皇都沒有公然鼓吹說，他要用法家的思想來治國，這個看下秦始皇巡遊天下，留下來的刻石就知道了。

後來佛教傳入，道教興起，最終都放棄了和儒家競爭主導思想的地位。前面說過，有人有“社會、政治問題，問儒家，宇宙、人生問題，問佛陀、老子”的傾向，但是，儒家會在宇宙、人生問題上，去和佛陀老子競爭，但佛陀、老子極少能到社會、政治領域，和儒家競爭。

有理想有情懷的古人，會覺得可以改朝換代，但儒家思想不能丟，前者叫亡國，是皇帝和官員的事，後者叫亡天下，那匹夫有責，大家都要來救亡。

現代以前，儒家的正當性論證，沒有遇到過特別強有力的挑戰。

第二，對社會精英階層，儒家思想體現了很強的凝聚力。

這當然是正當性論證成功的直接體現，認同儒家思想就是自己人。

對於儒家來說，特別成功的一個實踐就是，儒家思想成了官員選拔的考核標準。漢代察舉，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你是否熟悉儒家經典，後來科舉考試還是要考“經義”，儒家經典的內涵。這樣，絕大多數官員都在自己的青少年時代，有過苦讀儒家經典的經歷。這樣，官僚集團需要抱團，和苦讀儒家經典的青春期記憶，就形成了一種互相促進的關係。

中國古代的社會精英，往往具有儒家知識份子和官僚兩種身份，這成了一種很重要的凝聚力來源，在危急關頭，往往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浩劫之後社會重組，效用特別好。

第三，對基層社會，儒家思想的紮根能力很差。

魯迅先生有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他認為孔子“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

就是說，古代儒家思想影響了社會精英，再通過精英去控制底層，但很難直接深入底層。

這也很好理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孔子不畫大餅。

走底層路線，一定要會畫大餅。告訴底層民眾，你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價，就能獲得無限的回報。比如每天念阿彌陀佛，就可以死後去極樂世界啊；比如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就把右臉伸過去，老這麼忍氣吞聲，靈魂就可以上天堂啊……這才能讓底層被你誘惑，跟著你走。

孔子特別誠實，不畫大餅。他所代表的儒家立場，對底層影響也有限，這個空間，是留給民間宗教怪力亂神的。

第四，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比較強。

這個接上一點，儒家對底層的影響力比較弱，但它自己認，也並不企圖強行改造底層。

孔子自己不太喜歡商業，但並不反對商業；孔子不希望學生學習怎麼做農民，但肯定不會反對農業；孔子自己不太相信鬼神，但是民眾信鬼神他就跟著裝裝樣子；孔子說“放鄭聲”，讓庸俗的流行音樂走遠點，但並不主張消滅流行音樂，重要典禮上別來這套就行了……這些態度，用《論語》裡一句話概括：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注]

即使是微小的領域，也一定有可取之處，但執著鑽研這些小技藝，恐怕會妨礙從事遠大的事業，所以君子不做這些事。

只是自己不做，但不反對別人做。後來班固引用過這句話，大概是怕人誤解，在“君子不為”後面還特意加了一句，“然亦弗滅也”。

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是研究的意思，研究異端思想，是有害的。如果極力批判異端思想，實際上反對也是一種研究，所以也是有害的。所以把這個“攻”理解為攻擊，字是解錯了，整句話的理解卻仍然是對的，別和異端較勁。

以上是說儒家對底層文化比較包容，對外來文化也比較包容。孔子有華夏文明的優越感，但對夷狄也不乏欣賞。

後世的儒家，對外來的佛教，和後起的道教，總體上比較包容，只要你不挑戰我的權威，可以留出一定空間給你。伊斯蘭教、基督教傳入中國，儒家對它們也沒有太大敵意。

第五，儒家對外輸送價值觀的能力比較差。

孔子作為一個教師，比較缺乏主動性，“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就是你不好好學，我就不教。

這個教學態度，不是孔子開創的。大概是西周官學的傳統，《周易》裡有個蒙卦，啥也不懂的狀態，叫蒙昧；小孩子啥也不懂，叫童蒙；教育小孩子的學問，叫蒙學；讓蒙昧的人開竅，叫啟蒙。

蒙卦的卦辭就說：“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是老師有求于學生，是學生有求于老師，你不主動，就別指望我主動。《禮記》裡有一句話，叫“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只聽說學生來找老師求學的，沒聽說老師去求著學生，讓我教教你的。

其實，後世老師求著學生讓我教教你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不熱衷讓別的地方的人接受自己的文化，倒是儒家文化的一貫氣質。

當然，你如果來學，我會教你的。最有名的就是對日本遣唐使的態度。

這種你來學我就教你，但是你不想學我不主動輸送的態度，結果就讓儒家文化圈的擴散比較緩慢，而且也只有經濟基礎比較好的地方，才可能接受儒家文化。大體說，儒家文化圈和東亞季風區，是基本重合的。要往更遠的地方輸送，古代的儒家往往力有不及。

好，我們總結了儒家思想四點複雜性和五點確定性，本課程的《論語》部分，也就講完了。



注：這句雖然是子夏的話，但古代學者通常作為孔子的話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