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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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眷村

從大江南北到ㄧ江山～大陳～滇緬，從四四～岡山～鳳山～左營～忠貞～～～鉅細靡遺的描述了台灣眷村的潮起潮落，有回憶也有感慨！

壹、當眷村成為歷史名詞/林 野

社區又有幾戶要賣房子，房屋仲介員不時出沒，探頭探腦地在打聽消息，街口的民宅牆上掛着大幅廣告，炫耀他們的銷售業績。雖然眷村改建的公寓大樓已有17年的歷史，因為周邊的公園綠地多，房價維持平穩。

1949年的國共內戰失利，百萬軍民倉皇地離鄉背井，飄洋過海湧進島嶼。上無片瓦，下無寸土，軍眷僅能暫住日軍留下的兵營和倉庫、學校的禮堂、農舍、寺廟，拉一塊布幕就是兩家人的隔間；無處可容者則在荒地搭棚築寮，以避風雨。時代的宿命是苟全於戰火，繼而忍受現實生活的貧寒。

比較幸運的是能夠立即住到以前留下的眷村，如澎湖馬公的「篤行十村」(日軍，1895)、桃園蘆竹的「建國五村」(空軍，1945)、高雄鳳山的「誠正新村」(陸軍，1947)、台北三張犂的「四四南村」(聯勤，1948)等；或是匆促草建的眷村，如台北士林的「雨後新村」(軍情局，1951)、桃園龍岡的「忠貞新村」(滇緬孤軍，1954)、台北內湖的「清白新村」(大陳義胞，1955)，這些眷村多在偏僻的市郊，因陋就簡。

1950年成立的「婦聯會」曾經做過許多為人知的好事，蔣宋美齡女士在政府財源窮絀時發起募款，為有眷無舍的軍士官籌建眷村，安定生活。那些善款來自海外華僑、工商企業、影劇界、美軍顧問團，因此眷村的大門石柱上刻有捐贈者的名目，以及她的題名。1951~1965年，全省各地陸續蓋了數百個眷村，容納了10萬多個家庭，搞不懂何以將一向從善如流的「婦聯會」誣陷為不當的「黨產」？

身為眷村的第二代，我童年目睹的是許多人家從茅廬或違章棚屋，感恩地搬進有水有電的眷舍，附近有子弟小學，縱使糲食粗衣，土牆荊扉，慶幸能得到溫飽。偶有退伍老兵來村口賣包子、饅頭、豆花、臭豆腐等小吃，村子以竹籬笆圍成一個南腔北調，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的聚落，「竹籬笆」遂成為眷村的代名詞。

跟着「大長官」高喊「反攻大陸」，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忠貞軍人長年在部隊駐防，或在外島戍守，枕戈待旦，保國衛民。有些子女們跟着媽媽學說台語，成為外省「台灣人」，誰能否認族群融合始自於眷村？在狹隘的斗室，一張床蜷縮地睡了全家大小，一盆肉少菜多的雜燴是當天的全家伙食，家長憑着少小離家的記憶，挖空心思做出原鄉口味的平民料理，聊解鄉愁，稱之為「眷村菜」。

我們每天唱國歌和升降旗，學校灌輸國家觀念，啟迪民族大義，老師講解「四維八德」，每個字都有清楚明白的解釋。眷村兩度自費改建，順應成長中的青少年，兒時的玩伴有的克紹箕裘去唸軍校，有的申請到獎學金出國留學，有的白手起家出去創業。我結婚迎娶那天很風光，村子裡掛了國旗，因為是蔣公誕辰紀念日。

50年代的眷村在水泥叢林的睥睨下，日形矮小落後，1984年「成功國宅」落成於和平東路二段，兩千多戶的集合式住宅大樓首先讓眷村改變了醜陋的面目；90年代末期，立法院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2000年1月，老家「忠勇新村」和毗鄰的「雨後新村」一同拆除，我在南部工作趕回來拍照，忍見怪手無情揮舞，祇待他日風華再起，這是當時複雜的心情；然而，卻忘了將「忠勇街40巷7弄18號」的門牌撬下來，留作傳家的紀念。

2005年8月，兩村合建的「 雨農山莊」竣工交屋，繳了自備款，領了鑰匙，感覺真是好，每個孩子皆有自己的獨立空間。我在大學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時，曾經以「眷村文化」為題演講，也寫過報導文學的回憶。2017年，我擔任社區管委會的主委，即刻發起成立「眷村歲月紀念館」，徵求老照片，勘定和繪製兩村昔日的配置圖，擇吉日吉時舉行開幕典禮，恭請三位老村長主持揭牌和剪綵。

2018年辦了一次中部旅遊，參觀新竹的「眷村博物館」和台中的「彩虹眷村」，在清泉崗吃四川眷村菜。同年參加台北市的優良公寓大廈競賽，以非豪宅的條件榮獲綜合獎項的第二名，評審委員認為這是台北市的國宅社區少有的特色，「榮光雙周刊」的記者聽到消息特地來採訪，外地老眷村都在努力保存這個特殊的文化，這件事如果不趁早做，我將來一定會後悔。

自從住進公寓大樓，深深感到三、四十年前互通有無，噓寒問暖的感情日漸淡薄，外來的人口正逐年增加，未必入境隨俗，新的面孔不愛打招呼，甚至挑撥是非，莫名其妙地問為何將交誼廳改了名字？天氣晴朗時，中庭廣場失智的長者坐在輪椅，楞楞地望着天空發呆，印尼外傭們聚在一起聊天和玩手機，每年的冬天，風吹葉落，救護車進來後，他們就再也沒有回來･･･。

以前每逢選舉，革命感情熾熱，如今「眷村鐵票」已經生銹，父母的話語已不再是金科玉律。當年含辛茹苦，做家庭加工，標會籌付子女學費，他們翅膀長硬後，有多少人會回來探望？以前老一輩多交代子女，百年後不可賣掉房子，父死路遠，母死路斷。平日疏於昏定晨省，老人家駕鶴歸西，一時全部到齊，爭奪持分，轉賣得款，兄弟姐妹不再往來，我驀然發現社區正在沉淪中･･･。

在歷史的洪流，歷經戰亂，顛沛流離來台的第一代已風燭殘年，油枯燈盡，他們所惦念的是兩岸和平，不要再有戰爭的悲劇。然而，大旱之望雲霓，未見有起衰振微的國家領袖，振奮人心的國事佳音。6月下旬，帶子孫來到新北市三重正義南路86巷，參觀「空軍一村」(空軍防砲)舉辦的「軍風文創市集」，兩名樂手正在演唱羅大佑的「光陰的故事」，聽來有一種說不出的略帶淒涼的感動。

每晚出來散步，都會遇見一對母子，退休的兒子非常孝順，總是攙扶着失智的年邁媽媽安步慢走，婆婆每次見到我，都會問同樣的一句話：「好久沒看見你的媽媽」？我說：「她已經上了天堂」！一位旅居紐西蘭的同學妹妹辭掉醫院護士的工作，推着坐輪椅的103歲媽媽去「悅齡之家」參加老人活動，這些美麗的人倫風景，幾乎要絕版了。

一生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就是昔年淳樸敦厚的老眷村，儘管物資匱乏，卻知足快樂，如今不由耽憂下一個世代，眷村是否成為歷史名詞？

貳、台灣眷村走出無數的明星們：

林青霞、鄧麗君、羅大佑、徐乃麟、張艾嘉、伊能靜、王偉忠、萬芳、邰治源………..

50年代，台灣新建的眷村光復新村。許多眷村的名字包含著懷念大陸或者光復大陸的政治涵意

在四面竹籬笆的擁擠空間中，左鄰右舍的爸媽吆喝著各家孩子回家吃飯，南腔北調混雜在一起。聽著《四郎探母》的老人家，淚眼婆娑地哼著"我有家歸不得"。這是賴聲川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中的一個段子，講的是台北市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

眷村的故事被一再搬上舞台和銀幕，得益於這裡的人才輩出。眷村出明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究竟是為什麼，沒人能說清楚。有人說，眷村裡的爸媽來自五湖四 海，國民黨軍官的太太自然漂亮，眷村子弟基因好。有人說，眷村人沒田地，家族沒有根基，那時候要想出人頭地，要麼功課好，要麼只能當明星。

到不了的遠方，回不去的故鄉

被譽為臺灣娛樂教父的王偉忠來自嘉義眷村，他的父親1949年從北平南苑機場，跟著國民黨部隊撤退到青島，之後來到臺灣。

國民黨要撤退時，王偉忠的爸爸媽媽只有十幾歲，也沒結婚，經過艱難地說服，王偉忠姥姥才最終同意兩人遠去臺灣。臨走前，姥姥拉著偉忠媽媽的手，去跟所有的街坊鄰居講，我家閨女不是偷跑，因為時局亂，沒來得及正式辦婚禮。媽媽跟姥姥輕描淡寫地說：「去臺灣玩玩，很快就會回來。」，這個當時只有十六歲的小姑娘沒有想到，這一“玩”就是40年。直到1988年，王媽媽才有機會回到大陸探親。

王偉忠是道道地地在眷村出生的孩子，小時候喝百家奶、吃百家飯，常常和鄰居家的小孩一起，站在大人身邊聽他們講以前在大陸的故事。這些橋段後來都被他原封不動搬到話劇舞臺上。

那時候眷村的房子都是臨時搭的，很多人連傢俱都不買，房子稱為“克難房”，主要是以竹籬、石灰、瓦片作材料，因此有一個很詩意的名字：竹籬笆眷村。王偉忠說「剛來臺灣時有一個口號叫”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大家都在等“老總統”把他們帶回家鄉，很多人早上起來就把棉被捆好，隨時準備走。

王偉忠記得有一個楊媽媽，到臺灣十年後才架起床，一邊架床一邊哭。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王媽媽趴在床上哭著唸叨：「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徐乃麟的爸爸本來沒當兵，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青幫成員，專門做販鹽生意。國民黨軍敗退之後，他們一家人跟著部隊一路南逃，稀裡糊塗地上了去往臺灣的船。那時候別說老百姓，一般士兵也是不准攜帶家屬的，照理說徐乃麟一家應該被趕下船，但恰巧他們遇到一個好心的尉官，讓徐乃麟的媽媽冒充他的家屬，徐爸爸就頂替一個伙伕的名字，一家人漂洋過海來到了臺灣，成了眷村成員，一住就是40年。

期間徐爸爸幾次開小差，又幾次被抓回去，東躲西藏，最後隨身攜帶的黃金也被偷了，只好又回去乖乖當兵，一家五口擠在五坪（一坪約為3.3平方米）米的房子裡，徐乃麟也成了真正的眷村子弟。

歌手萬芳的父親來到臺灣時只有21歲，他沒有想到自己那一別竟與母親成為永訣。「那個下午，父親聽聞奶奶早已過世的訊息，我還很小，看著父親逆光的剪影，第一次聽到爸爸哭。那時父親每天晚上睡覺都會叫著奶奶的名字。爸爸現在80多歲了，說到這些，還會常常流淚。」。從小在家裡，爸爸喜歡媽媽做菜的時候多放一點糖，「因為那是家鄉的味道。離家的父親，會覺得那樣才好吃。」

思鄉情切是第一代眷村人最顯著的標籤，但是到了王偉忠這些眷村二代人這裡，已經沒有那麼強烈的鄉愁意識了。貧窮，才是這些所謂臺灣四年級生最深刻的童年印象。貧窮到什麼程度呢？眷村的爸爸什麼都是自己來。那時候村裡只有公用浴室，公共廁所，臭得一塌糊塗，後來我爸爸用水泥洋灰自己砌了一個浴缸，在外面撿了一大堆沒有打磨的瓷磚貼上。然後就喊說：「小偉忠，過來洗個澡給爸爸看看。」，結果洗完以後我身上被剌得一條一條的傷。我爸就擺出北京人的那副傻笑，說：「嘿嘿，沒關係。」

演員邰治源說他小時候沒什麼理想，唯一的願望就是當個敗家子，可惜那時候家裡太窮，沒有什麼東西可敗。他曾經和朋友聊天時無限遐想地說，如果家裡那時候有田地有房子，「我一定會敗得非常漂亮」。邰治源的爸爸是少尉，家裡住的是石頭房子，地上是用小石子鋪成的，蹲在地上隨便摳起幾顆出來，泥土就露出來了。

比王偉忠爸爸砌浴缸更有魄力，邰治源老爸當年找了一切關係，花了2萬多塊，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廁所，30多年前，這可是一筆鉅款。但是這個違章建築很快就遭到警察的強拆，邰治源老爸不僅要請警察喝酒，最後甚至動用了在情報局的朋友，總算保住了自己的廁所。

1967年出生在臺灣左營眷村的著名主持人胡一虎記得，眷村孩子的內褲有很多都是米、麵粉袋子改製的，有時上面還印著“30公斤”。同學們之間開玩笑就會互相問：「今天穿的內褲是幾公斤的？」

為了養家餬口，不僅眷村的大人們有副業：踩三輪、做外賣、刺繡、洗衣、擺小攤⋯⋯，小孩也從小就幫家裡做工補貼家用。聖誕燈、馬達線、火柴盒、縫手套、勾皮鞋面，六十年代，眷村的每一個家庭都是個小工廠。

在胡一虎的印象裡，眷村的疆域是封閉的，醫院、商店、郵局、學校等公共設施齊備，眷村人沒有大事不出村子。每逢重要節日，家家戶戶的門前都要懸掛“青天白日旗”，吃“山東大饅頭”，玩“大陸麻將”。

胡一虎8歲的時候，蔣介石去世，父親非常難受，胡一虎沒有搞清狀況，被父親嚴厲地要求跪下，他頂撞說：「他是誰啊？為什麼要跪？」，父親拿著拖鞋劈頭蓋臉就打。當時他根本不明白，這位蔣先生對於父輩這一代外省人有著何等重要的意義。

胡一虎說，他們一家7口人，母親為了貼補家用，在家裡開了一個“家庭美容院”，“記得我姐姐上中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幫客人洗頭髮了。”

眷村家裡的大女兒出去唱歌的、做吧女的有很多，紅起來的就去海外發展當明星，沒有紅的就嫁人，鄧麗君是比較幸運的一個。

鄧麗君的家先是住在屏東眷村，後來隨著父親的換防舉家搬到蘆洲新村。鄧家經濟條件不好，在蘆洲國小讀書時，調皮的同學經常搞惡作劇，把鄧麗君的頭髮綁在椅子上，等下課她起立時發出驚叫。鄧麗君的成績中等，算術比較差，總是不及格，那時候她老覺得自己笨，也很自卑，直到自己的唱歌天賦被發覺。

鄧爸爸的朋友李成清那時在康樂隊拉二胡，帶著6歲的鄧麗君在課餘時隨著康樂隊到處勞軍表演，賺取酬勞，這對家境貧寒的鄧家是不小的補貼。後來，甜嗓子鄧麗君在校內的各種遊藝會、晚會上成了風雲人物。鄧爸爸每天清晨，都用自行車載女兒到不遠處的小河邊，迎著朝陽練聲。鄧麗君的成名曲《小城故事》唱的就是那時候的生活回憶。

土生土長的本省孩子，如不願讀書還可以入農、工、商職場，無土無財的眷村少年多數會選擇繼續升學。所以在臺灣，從事科研、技術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眷村裡成長起來的。但如果升學不利，眷村孩子還有另外一條路——演藝，高中畢業就入行拍戲的林青霞雖然大學沒考上，卻也十分成功。

林青霞出生在嘉義縣大林鎮社團新村。相比較其他人家，林家的生活境況要好些。爸爸林維良畢業於北平醫學院，是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名軍醫，即使是這樣，家裡也只有一間臥室加一間廚房，全村共用林家門前的一口機井。出名後回到大林鎮舊屋探訪的林青霞突然發現，在她的印象中大到無法想像，可以容納家裡五個人睡覺的大床，竟如此狹窄。

她已經無法搞清，當初一家人是怎樣在這狹窄的舊居里生活的。

林青霞的眷村生涯十分短暫。有一次，還在上小學的她拉著父親的大拇指，認真地問父親，外省是什麼地方？給父親心裡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原來，社團新村沒有學校，得去大林鎮讀小學。在鎮上小學讀書的，大都是一些當地農民的孩子。國民黨來到臺灣，當地許多農民破產，原住民和外省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當時，“外省人”這個稱呼帶有明顯的地域歧視。

正是年幼的林青霞這不經意的一問，竟最終促使了全家遷出社團新村，來到了臺北的三重。因為父親意識到，臺南這種本省人集中的地方，不適合孩子們的成長，惟一的辦法，就是搬到外省人集中的臺北。

眷村家庭之間，幾乎沒有什麼“隱私”可言，張家說話隔壁李家就能聽清楚，鄰里之間少不了在大雜院中傳播是非，像個大家庭。

公廁門口是村裡人聚集聊天的地方。眷村的公共廁所很大，那時候經常有小孩子掉進糞坑的事情。小孩子們調皮搗亂，看到有人上廁所就往糞坑裡扔石頭，裡面的人破口大罵，小孩嬉笑著一鬨而散。

偷看女孩洗澡，偷鄰居家食物，和小商販扯皮，是眷村孩子最熟悉的幾件事情。因為服役，眷村的爸爸很多時候都不在家，管教小孩是媽媽一個人的責任。王偉忠說，媽媽拿著藤條皮帶、拖鞋，滿村追打孩子是每天都上演的戲碼。

眷村的娛樂生活除了納涼聊天，還有一項是放電影，那時候臺灣開始流行瓊瑤小說，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很受歡迎。眷村的空地上常有露天電影放映，甚至放到一半，片子還會燒起來，放映員不慌不忙，重新接起來繼續放，中間往往落了一大截，即使是這樣，眷村的孩子們也看得樂此不疲。

王偉忠還記得，眷村裡第一家人買電視的時候，全村200多人圍著去看的壯觀場面。那時候看電視要自己舉個竹竿拉天線，家裡大門和窗戶大敞，擠得滿是人。後來有電視的人家居然把馬糞紙裁開，蓋個章，開始賣票。

張艾嘉1953年出生於臺灣一個書香世家，外祖父曾任臺灣新聞局局長，母親是上世紀60年代的社交名媛，父親是空軍飛行員。在她1歲時，父親因為飛行事故去世。單親家庭長大的張艾嘉並沒有人們想像中的悲慘童年，她從小在臺灣的美國學校上學， 13歲就去了美國唸書。

那時候，時尚達人張艾嘉天天穿著最流行的小熱褲和超短裙，在村頭村尾走來走去，「別人燙捲髮，我就留一頭波希米亞風格的及腰長髮，別人都留長了，我就剪得比男孩子都短⋯是的，我總是很時尚」。

女孩們的摩登打扮自然吸引了不少男孩子的目光，但是眷村有自己的慣例。“我們不追村裡的女孩，村裡的女孩雖然很漂亮，像林青霞，但都太熟了。”王偉忠說他第一次看A片時緊張得不行，“從大光明戲院出來，外面烈日當空，整個人像得了高血壓一樣。”

1949年，不滿兩歲的楊德昌隨父母從上海來到臺灣紮根眷村。書呆子楊德昌沉默寡言，功課並不太好，不是個討老師喜歡的孩子。「有個老師就是看我不順眼，天天要修理我，幾乎是虐待狂⋯⋯」，楊德昌回憶。《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一部有關個人經驗的“成長影片”，他在以後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傾訴了被壓抑的少年生活，和被成人世界排斥的失落。

常常穿著自己設計的公主裙出席公共場合的伊能靜卻有一個灰色的童年，小時候家境貧窮，父親是軍人，一直有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思想，母親生到第四個孩子（伊能靜）的時候還是個女孩兒，父親因為這件事情和母親分手了，「我生下來沒多久就再也沒看見我爸爸了！」

出生後不久，伊能靜就被送去眷村由養母撫養。因為養母賣冰棍，沒法時刻看著她，怕她走丟就用鏈子拴著。周圍沒有年齡相仿的玩伴，伊能靜小時候最常玩耍的夥伴，就是路邊的狗。「我小時沒有留過長頭髮，沒有穿過裙子，沒有玩過洋娃娃。」

1943年出生的陳啟禮跟隨法官爸爸來到臺灣，少時雖然好惹是生非，卻成績優良。初中畢業後，他考入臺灣第一名校臺北“建國中學”。當時，他所在的班近六十個同學，僅有三名“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對於這三人來說，捱打便成了家常便飯，矮小而不服輸的陳啟禮，更成為眾矢之的。

「那時每次下課都有臺籍同學圍在教室外挑釁，另兩個同學根本就被打到舉雙手投降，只剩我一個人，每天打！」，陳啟禮生前曾與記者眉飛色舞地談到此事。打架打出了名堂，中和、永和一帶的外省幫派“中和幫”將17歲的他，與其餘幾個眷村年輕人徵召入幫。

中和幫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臺灣竹聯幫，好勇鬥狠的陳啟禮25歲就坐上了幫主的位置。混黑道，是相當一部分眷村少年的最終歸途，但沒幾個人能達到陳啟禮的“輝煌”。這位黑幫教父曾因參與刺殺作家江南而入獄，他的兒子陳楚河卻成了如今臺灣偶像劇的當紅小生。

面板黑黑的老實人、眷村子弟屈中恆是話劇《寶島一村》的男一號。屈中恆的家在臺北縣，家裡有三個小孩，他最小，父親是士官。很多年以後，屈中恆成名，有一個新蓋的樓盤請他做代言人，結果，那個樓盤蓋的地方，居然就是自己長大的村子，屈中恆說：「那時的心情非常複雜」。

眷村走出的名人，歷數起來有長長的一大串，相似的童年經歷，卻造就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舞臺上的那些淡淡鄉愁感染了無數觀眾，也挽回了一段行將消失的寶島歷史，因為即使是眷村的第三代孩子們，如今也只能通過影像來溫習祖輩們的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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