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三次永别

石工

说明：这篇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能读起来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希望见谅，但作为此时心情的写照，恕不再更改。唯一能保证的，就是我写的是事实。




家族的苦难，放到谁也不认识的论坛上来，是件很没意思的事。但如果，对家族苦难的沉默，反而被视为苦难不存在的证据，那么，这时打破沉默，就有了些寻回公道的意义，毕竟我做不到冷血。

一九六二年，我家死了三个人。严格地说，没有一个是饿死的。

坐标：四川农村，现在归属重庆，长江南岸，重庆上游百里的一个小村，江对岸是个大集镇。小村往南是通遵义的古道，南边20里的古镇有宋朝皇帝敕封的川主菩萨庙，历来香火不断。长江水流在此由东向北，在村边江面形成漩涡，水流较缓，这里也成了捞取上游木材的场所，解放前即有此传统，解放后随着金沙江森林工业的发展，砍下的木材直接顺江而下，这里的木材就更多了，江北设国营木材收购站，专收捞上来的木头，晾晒后装火车。
一个村子百户人家，有十来个姓氏。因为江边坡陡，地势不好，土少石头多，村民多兼职或直接出外谋生活。因为普遍水性极好，在江上谋生为主。又因为交通便利，村里商业活动也很发达。解放后川主菩萨庙的香火断绝。随着成渝铁路通车，对岸集镇上游更远一点的地方，被选为成渝铁路与长江的交汇站，重心转移，因而小村逐渐衰落。到了1962年，居民主要以务农维持生存，靠捞木材和去对岸集镇、火车站做零工维持收入，捞木头挣的钱多，但风险很大。


先走的是我爷爷，一场痢疾，人就过去了。我曾问过父亲，不就是几片药的事情吗？但确实没有任何西药，就是村医开了几副草药，没有起到作用。爷爷身体相当结实，只是腰背受了伤，从不下水捞木头。到了头一年，他身体变得很虚弱，原因就是吃不饱。爸爸说爷爷走的时候，人都快透亮了。

奶奶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腾出一间房让爷爷隔离，单独给他做饭，所以没有造成传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去世时家里实在没钱，又怕疫情，所以仓促用木板定了个木盒，勉强下葬。当时江里的好木头是国家财产，捞出来卖给江北的收购站，不敢私自拖回南岸，所以家里并无木料给爷爷做个正经的棺材。奶奶是外乡嫁来的，没有亲族帮衬，此时还怀着我的小叔叔，裹着小脚，跑都跑不动。大伯在北京上大学三年级，父亲在读高二，成绩相当好，但作为劳力，都帮不上忙。下面还有一个姑姑读中学，两个叔叔读小学，就更指望不上了。村里的本家亲戚，大多迁往他处，亲族弱小，加上处在饥荒时期，人人无力，所以下葬极为仓促。父亲每念及此，都深感痛惜。

去世前，爷爷叮嘱了父亲两件事，一是一定要把书读好，二是再困难也不要学别人下水捞木头。他的遗言对父亲影响很大，是父亲走出山门的强大动力。当然本地教育质量高也有很大关系。伯父读的中学，就是聂荣臻的母校。父亲上的中学也相当不错，是陈独秀在四川隐居的旧址，他的英语老师是国民党外交部的翻译。但是即便有这样的条件，也知道路该怎么走，但因为家里没有劳力，又要缴纳学费，两头难以为继，他只得在学年结束后，辍学一年下地干活，农闲时在渡口当脚夫，帮乘客挑行李。期间还因为受过教育，被村里送去学开拖拉机，这也为他后来学习机械专业打开了一扇大门。熬过了这一年，大伯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把工资几乎全部寄回家里，这才让父亲有了返校的机会，加上减免学杂费，勉强度过最艰难的时间。

接着去世的是我祖祖，也就是爸爸的奶奶。四川话里父母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可叫祖祖，但我知道的只有这个祖祖。祖祖当年82岁，在爷爷去世后就不怎么吃东西，把碗推给奶奶和孙辈。她最爱看自己的棺材，就停在宗族祠堂，也就是我家里。这事我第一次知道，也觉得很奇怪，但随着阅历增长，见识到更多的南方朋友，才知道但在南方丘陵地带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这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爷爷早年跑船，因为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在码头上谋得账房文职，抗战后国民党接管重庆码头，他才返乡娶妻生子。爷爷名下无田地，但从祖祖起，我家就种植祠田，此时从外姓租客手里收回祠田，由爷爷耕种，负责维护祠堂。我家就安在祠堂后院。这个祠堂虽然败落，却是元朝本族从江西经湖北入川的重要据点，很多外地同族都来这里汇谱、认亲。解放后，作为破除封建迷信的一部分，祠堂二楼上的族谱被全部焚毁，爸爸当时才几岁，不明白这里的意义。直到1990年，大伯给爸爸来信，郑重其事地叙述了家族历史，入川祖的名号官职，特别说明了是元朝入川，还有三十二代的家谱。当时妈妈评论，你的大哥入党这么多年，脑子里还装着这些封建东西。但父亲还是把这封信好好保存，这也就是已经在北方生根发芽的我们家，与遥远的四川老家之间的唯一纽带了吧。直到近年，我在网上还看到贵州和云南的同族在发布族谱，与我家的族谱用字一模一样，才深感历史的奇妙。

也是因为破除封建迷信，祖祖的棺材，才能大大方方地摆在原先的祠堂里。爸爸的印象里，祖祖的棺材是用香樟木做的，有种特殊的味道，非常气派，这是她四个儿子的孝心。祖祖早年丧夫，独自拉扯几个孩子。我家原在川主菩萨所在的小镇，那里土地更广阔，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也是我们家族大多数人的居所，至于为什么祠堂不搬迁到这里，可能是为了江北同宗来祭拜的方便，也可能是为了不冒犯川主菩萨的香火。寡妇带着孩子无法生存，她就迁到江边的祠堂所在村子，带着孩子种祠田，另外磨制豆腐，做成豆干之类贩卖给过江乘客。我听到“豆腐西施”的故事，就联想到祖祖，但爸爸说他印象里的祖祖，一直都是个很厉害的小老太太。因为土地养活不了人，我们家族历来就有往外走的传统。爷爷的哥哥大伯公和弟弟四叔公，都去江北的县城学习铁匠，后来在成渝公路边上开了铺子，借着抗战时成渝公路的繁忙，取得很大发展，解放后被公私合营，但总算是本乡出去混得比较体面的人物，祖祖的棺材他们出了大头。爷爷和幺叔公入了航运业，赶上抗战只能回乡当农民，贡献就小一些。祖祖还指望爷爷给她送终，但儿子走在了她前面，对她打击很大。

祖祖走得很安详。爸爸说，他下学回来看到祖祖歪在躺椅上，就知道她可能走了。他没说自己当时哭了没有，只是提起祖祖，就说再也吃不到祖祖做的那么好的卤豆干了。四川虽是天府之国，但爸爸在那里生长了二十年，却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筷子挑得起来的沾（渀）水豆花加免费吊骨汤就是他对四川美食的最美回忆。我问他到重庆上车的时候没有吃点小吃，他说哪里有钱。祖祖的卤豆干对他来说，是记忆深处的锚。

爸爸虽是四川人，但二十岁离家去北方上大学，除了文革时重走长征路走到一半被学校召回，由遵义到重庆途中回了次家，直到55岁才回乡给爷爷扫墓。父亲这么多年来一直说四川话，除了开会的时候才会改普通话，但到了永川，他一张嘴就被人夸外地人学四川话学得不错（永川当地六机部即船舶工业部的厂子有很多下江人），弄得他干脆只说普通话。乡音已改鬓毛摧，大体如此吧。

祖祖的葬礼倒是很风光，孩子们都来奔丧了。爸爸说还割了几斤肉，白菜熬粉条，加上油渣，像过年。肉呢，每人分了“一片片”。然后他又补充，那年冬天过年的时候，连这都吃不上，只有水煮白菜，连粉条都没有，更没有油渣。他带着叔叔们，去亲戚家拜年，隔着门闻到香气，但人人家里都饿呀，小孩刚把门打开，大人就抢过来，隔着半扇门听他们说拜年词，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我们家在北方多年，但爸爸从来不吃白菜炖粉条，哪怕里面放了酥肉和丸子。

最后走的是小叔叔，他连名字都没有。爸爸对他的记忆是，脑袋很大，眼睛又大又亮，盯着人看，不哭不闹。但那时奶奶已经44岁了，刚死了男人和婆婆，没有一点奶水，只能喂一点煮甑子饭沥出来的米油，实际上就是稀米汤。小叔叔只活了10天，走的时候奶奶已经下地了，因为根本没有坐月子的糖水。奶奶把他包裹起来，再用竹席卷上，埋在爷爷坟边上。

这就是我的家族在1962年经历的三次生离死别。

网上有人说起“李井泉”在那个时期的作为。我请教了父亲，他说作为一个高中生，他记得最清楚的人是省长李大章，别人骂的都是李大章。他分析了一下，我们那里虽然穷，但文化很发达，小村里解放前就有报纸铺，解放后读报的人也很多，即便是城里的旧报纸，也能转卖到乡下来充当读物。他的印象是头版老是李大章，所以该他挨骂。至于李井泉，他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知道此人才是祸害四川的元凶。

父亲印象里，五八年开始，把村边的青杠木（似乎是橡树）林子都砍了，青杠木是烧炭的好原料，用来大炼钢铁，第二年水土流失就很严重，江边的坡地收成很糟，但村民还能买到米。真正糟糕透顶就是1961年到1962年（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四川粮食外调，舍命保全国的原因），他下学的时候见到一个乞丐，苦苦哀求他，他出于好心把他领到家里，爷爷不在家，奶奶说实在没有饭，就给了他两个红薯，煮了一碗青菜给他。爸爸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是沿江走来的，姓张。奶奶告诉他，不要再沿江走了，下面的村子更没有粮食。奶奶给他指了一条路，就是沿着去遵义的古道往南，那边有些坝子。这条路，是连接川黔的商路，也是家族流传的逃难道路。爸爸说，爷爷告诉过他，明朝的时候，南边不远处就是苗子，族里去贵州做生意，有好几位长辈被苗子杀害。直到明末平息了苗子，才成了通路。张献忠祸乱四川的时候，祖先们就是沿着这条路逃往贵州躲避。当时家里的老祖祖，眼看拖累大家，就拒绝前进，让年轻人用石头给他垒了个窝窝，放上干粮和水。大家不愿意，他就要死给大家看，众人只得同意。等到风头过去，全族从贵州返回，找到老祖祖的避难所，用爸爸的原话是：“早都化成水喽！”

族谱焚毁了，但这些口耳相传的家族故事，却躲过一次次风暴，从长江边上的小村庄，传到黄河边上的饭桌上，完成了代际传递。多年以后，我给13岁的女儿，10岁的儿子讲起老祖宗的故事，才第一次想到，我的祖祖，和那位明末的老祖祖，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啊，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自己去坦然面对死亡。


说说后面的事。1963年，父亲复学，1964年参加高考落榜，他复读了一年，终于在1965年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学的就是伯公和叔公从事的机械专业，也是他在1962年亲手触摸的现代科技。从1960年到1965年，他读了五年高中，是我认识的人里，读高中时间最长的人。


我曾经想过，如果不是大伯先走出了小村，给了他希望，是不是他会在老家的农机站陪着那些拖拉机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亲眼所见的老家地无三分平的地貌，再结合包产到户后老家集体经济瓦解的事实，恐怕这个生涯也会在他的壮年就戛然而止。

我问过父亲，但他说，不会，他另有动力来源。他在辍学的那一年，曾经帮一个乡干部挑货，那才是对他最大的刺激。那个干部两口子都穿着新的白衣裳，还有一个大胖儿子。爸爸用背篓背着那个儿子，两手还要拎着箱子。走了二十里山路到了地方，那两口子放下东西，给他结了账，5角钱，连一口水都没让他喝。他真想吃一碗豆花饭再回家，但想到奶奶和姑姑叔叔，只能忍住，二十里山路又走了一遍。他告诉我，到家他把钱给了奶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当官真好啊，最好到印这个钱的地方去，凭什么他们可以穿白衣裳空手走路，我就要背背篓拎箱子还要被他们吆喝。父亲也和一帮人一起背木头段到火柴厂，路程稍短，一背篓8分钱，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他只是抱怨背篓有点扎，反而是他有生以来挣得最多的这一笔钱，让他激发了一点要走出去的念头。他告诉我，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一定要走出去。


父亲给我讲起1962年的时候，更多地是在鼓励我和弟弟团结上进，因为往下就是深渊，不要寄希望于任何朝代，任何君主。就算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上进。父亲并不对D反感，相反地，他非常感谢D。他说自己有自知之明，如果不是D做出甄别，刷掉一大批读书读得很好的地主家娃儿，他未必能考上大学，他说：“”哪（la）个也不笨塞。

至于1962年到底有没有符合医学意义上的“饿死”呢？父亲说，病死了一些，就是浮肿到虚胖，然后过两天就死了，他没有见过饿成柴火那样的。其他地方，他也不知道，他返校后比别人低一级，只能默默赶上。他一直说的都是，爷爷是一泡痢疾走的，祖祖是不吃饭走的，小叔叔是没有奶水走的。有件事父亲很感慨，就是他在广东吃到咸鱼茄子煲，才想到守着长江，如果把鱼晒成鱼干，可能就会度过灾年。我只是觉得大灾荒跟了他一辈子。

1962年的尾巴并不到此结束。因为三次丧事，奶奶裹小脚下不了地，家里没有劳力等等原因，我们家倒欠了生产队500块钱，1960年代的500块钱啊。父亲和大伯商量，拒绝让大伯掏钱，轮到他为这个家尽义务了。这500块钱，是爸爸结婚之后的1971年才还上。

至于我的祖居，也就是那座祠堂，建在溪流边上，随着水土流失和叔叔们走出农村，终于被废弃，并在一次大水中被冲垮。因为家中已经无人，剩余的砖石木料也被清理，等到2000年我回乡的时候，只在村口溪边见到一个坑，那就是父亲在家乡唯一的住所，也是1962年送走三位亲人的地方。




以上是我的家史一部分，作为农民的子孙，没有必要隐瞒或渲染，但我对蘸着人血馒头讴歌或诅咒帝国豪情的那些有机体，羞于与他们为同类，无论他们反什么，还是亲什么，他们的激情或冷血，只能是历史的影子，而不是历史本身。我所认知的历史就是每个人历程的总和，我记录下我的亲人的历程，只要他们没有被人忘记，他们就还是历史的一部分。别人的解读？与我无关，与历史无关。


       

老兵帅客

无论怎样，无论以什么貌似合理的理由，对人性冷血，都是不可接受的。

MacArthur

我所认知的历史就是每个人历程的总和，我记录下我的亲人的历程，只要他们没有被人忘记，他们就还是历史的一部分。

道可道

好看，现在西西河看不到这样的文字了，都是什么帝国、资本之类的大字眼，哎。

看客

哈，我爸也是64年高考。因为穷，读的军校。
四川有晒鱼干的风俗吗？四川重庆那地方，常年湿溚溚的不见日头，长时间晾晒怕是会坏。只能做咸鱼吧。有种叫作醡或者鲊的做法应该可以——这两种方法好像还不一样？

雷达

"不要寄希望于任何朝代，任何君主"！

嘉洲

谢谢你的记录和讲述，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字了。

石工

看客 发表于 2021-4-27 10:19
哈，我爸也是64年高考。因为穷，读的军校。
四川有晒鱼干的风俗吗？四川重庆那地方，常年湿溚溚的不见日头 ...

能读军校是非常好的出路，政治要求更高。
老家历来当兵也是一条出路，老家县里62年出了一位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一等战斗英雄，一人炸掉三个碉堡，还到父亲的中学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军去西藏。

咸鱼的事，我爸爸只是随口一说。四川有腊鱼，但和腊肉一样看时令，不是随捞随做。四川移民来源，两湖两广为主，辣椒红薯玉米都是两广带来的，腌制咸鱼的技术也应带到了四川，失传应该就是工艺条件不合适，或者成本太高造成的。单是盐巴一项，就搞不赢。

我的感触是，这样一口鱼，他也能想到当年，可见当年的饥饿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痕迹，更不要说平时在饭桌上他根本见不得我和弟弟掉一粒米，吃菜要留一颗到最后，像笤帚一样把碗里的米扫干净。只有经历过极端的饥饿，才会在这个细节上如此执着。

我没有写太多父亲对当时饥饿的回忆，因为太主观，总的就是饿，持续的饿，最直观的结果，是爸爸比爷爷矮。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他经常回忆割猪草，还念叨“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谚语，怎么到了年关也没有肉吃。他说不是馋嘴，是因为四川不像北方，吃面就能长劲，当地冬天潮湿阴冷，不吃点肉很难挨，农村娃儿冬天打赤脚也要去割肉吃。但那年实在太穷了，只能把猪卖掉，人都死了几口，奶奶根本没有过年的心思，但爸爸还要带着不懂事的叔叔们，所以那个年对他来说特别难熬。

看客

石工 发表于 2021-4-27 12:21
能读军校是非常好的出路，政治要求更高。
老家历来当兵也是一条出路，老家县里62年出了一位对印自卫反击 ...

吃菜要留一颗到最后，像笤帚一样把碗里的米扫干净

我也有这个习惯，但这个习惯是在姥姥家养成的。说来也怪，我妈家里条件远比我爸家里好，我和我妈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爸反而做不到。

小米粒

三年时代，老头子一直说，偏偏抢种地瓜大丰收。开地瓜大会，放开了吃。

MacArthur

小米粒 发表于 2021-4-27 03:08
三年时代，老头子一直说，偏偏抢种地瓜大丰收。开地瓜大会，放开了吃。

我们的政治老师讲，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敞开造。。。 他们在校学生下乡“支农”，一天五顿饭，顿顿都是小油饼 - 早晨在学校还没出门就吃，到了田间地头再吃一顿才开干，午饭、晚饭，回到学校再加餐一顿。。。 老头自己讲所谓六零年大挨饿，根本就是前面两年瞎折腾，生生把国库储备粮都吃光了

雷达

MacArthur 发表于 2021-4-27 21:52
我们的政治老师讲，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敞开造。。。 他们在校学生下乡“支农”，一天五顿饭，顿 ...

对，一系列折腾，消耗了储备粮，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帮军头来执政，以为什么事都是打个冲锋就能解决了。
后来邓搞包产到户，搞开放就学乖了，知道先来个试点，一步一步来。包括再后来政治改革也是很谨慎。

石工

雷达 发表于 2021-4-27 23:37
对，一系列折腾，消耗了储备粮，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帮军头来执政，以为什么事都是打个冲锋就能解决了 ...

建国头些年的苦头，可能是因为那时还没摸索出一整套潜规则吧。到了70年代，实际上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都对保护自家经济利益极为上心。我父亲在文革中经历过两件事可作说明。

一是去河南走私猪肉。当时他在湖北一家县属工厂工作，厂里过年想弄点猪肉当福利，但湖北的猪肉太紧俏，就想去临近的河南南阳弄一车。当时我父亲出面，找了我姥爷战友的关系，弄了一卡车半扇冷冻猪肉，但被告知，边境上有人查，是省里派下来的，他们要自己想办法过关。最后是额外采购了一些大木箱子，把肉放到箱子里，最外面摆了一些零碎，冒充搬家，才骗过了河南的缉私队。到了厂里全体当事人统一口径，就说是从武汉拉来的，避免说漏嘴引起麻烦。这是他到厂以后立下的一大功劳，所以下面出差的美事才能轮到他。

另一件事就是他去浙江象山的一家集体企业。为柴油机上的轴承考察供应商。对方招待极丰盛，他把一辈子的海鲜都吃够了（除了咸鱼是后头吃到的，估计是咸鱼上不了台面），最后皆大欢喜，对方成为他们的定点供应商。他们企业就在襄樊附近，离二汽集团很近，但近在咫尺的二汽轴承他们拿不到，远在天边的浙江轴承却送上门来，舍近求远，岂不怪哉。原因就是县里搞这个厂子的时候是有为二汽配套的打算的（可能和二汽某位领导有私交），但二汽是国字号，看不上他们地方小厂，这事就没成，他们只得自力更生搞柴油机，服务本乡。他们与浙江的企业皆为地方企业，产品也是服务地方经济，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不远千里来相会。浙商那时候就无孔不入，确实厉害。那个湖北小厂的领导也颇有远见，从各家大学搞来20多个工科大学生，后来以这个厂的技术力量为依托，搞出来县里的糖厂，化肥厂，水泥厂，自行车厂等一系列企业。改开后留下来的大学生大多提升到县市领导的岗位。

这些小事说明，各自打算盘，保护地方利益，谋求资源，市场，甚至人才，在文革期间已不罕见，更不违规。我父亲一毕业就很自然地按着这套规则操作。此时离1962年过去不过10年，不复当年勒紧裤腰带保北京保上海的悲壮。这套跟官方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street smart，就是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逐渐认清现实而得到的技能。邓小平做的，可能不过是公开承认这套而已。

MacArthur

石工 发表于 2021-4-27 13:16
建国头些年的苦头，可能是因为那时还没摸索出一整套潜规则吧。到了70年代，实际上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 ...

的确是这个意思。。。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同样是对策，一方诸侯主政的水平和责任心也很重要。葱省就出过姜春云这种吃里扒外的奇葩。号称GDP跟人广东齐平 -- 广东是干出来的，他是吹出来的。。。 政绩全靠吹，号称“鲁吹一号”。。。吹出去的牛B 收不回来，只能刮地三尺多缴多纳。他自己最后混个人大副委员长拍PG走人，葱省什么也没落下。。。

石工

MacArthur 发表于 2021-4-28 06:09
的确是这个意思。。。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同样是对策，一方诸侯主政的水平和责任心也很重要。葱省 ...

我中省也半斤八两。九十年代还闹出地区为了避免牛皮露馅，拉军事基地领导出头，用泄漏军事机密的帽子，硬生生把农业部引进的澳大利亚农业遥感飞机赶走的喜剧，完全可以编进中国版《是，大臣》。转眼到了新世纪，这个军事基地搞的铁拳演习，成了全军历史上参加观摩的外国数量最多，官员级别最高，外军观察员数量最多的演习。

南方各省确实务实得多。

石工

小米粒 发表于 2021-4-27 16:08
三年时代，老头子一直说，偏偏抢种地瓜大丰收。开地瓜大会，放开了吃。

说的是红薯吗？四川叫红苕，在老家不是很受欢迎，吃多了烧心，放久了发酵，做粉条费工费柴，又不能像北方那样晒成红薯干长期保存，主要是熬稀饭的时候放一点。不过在荒时期，本来拿来喂猪的红薯叶子都上了饭桌。

四川另有一种叫地瓜的东西，我只听父亲说过，在国内从没见过。父亲倒是在加拿大的华人超市里发现了此物，叫做沙葛，只能吃着玩，不能当粮食。

sylvia

雷达

石工 发表于 2021-4-28 07:50
说的是红薯吗？四川叫红苕，在老家不是很受欢迎，吃多了烧心，放久了发酵，做粉条费工费柴，又不能像北方 ...

沙葛这个东西，成都绵阳那边也叫地瓜，也有叫“地雷”的，不知什么典故。我们小时候当水果吃

雷达

石工 发表于 2021-4-28 02:16
建国头些年的苦头，可能是因为那时还没摸索出一整套潜规则吧。到了70年代，实际上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 ...

这种灵活性是好事，也是符合商业原则的，那种管的死死的才会出大问题。

老兵帅客

石工 发表于 2021-4-26 23:21
能读军校是非常好的出路，政治要求更高。
老家历来当兵也是一条出路，老家县里62年出了一位对印自卫反击 ...

北方不是吃面就能如何，一样也是没有油水就很容易饿，吃进的主食不经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