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棋局之七——春天的故事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8 12:29:20

深圳市的领导，从此脑子里就有了一根弦：小平是在年关将至的时候，才以自己的权威，为深圳背书，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圳特区绝不是“经济犯罪的渊薮”、“和平演变的基地”、“新时期的租界”。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践行者。此后，每到深圳市的领导在党代会和两会期间被安排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都要强调一句话：深圳特区只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深圳特区应该格外坚决，格外旗帜鲜明。

　　这就是小平当年举重若轻之间的良苦用心的意义所在。他为特区建设者，乃至全国所有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党员干部，掀去了心头的巨石，却在脑子里竖起了一根弦：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是要有所侧重的。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后来总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是基本路线的完整理解。两个基本点不可偏废，共同作用，才能确保中心任务的完成。在西强我弱的格局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在广泛的经贸文化思想学术交流中，在繁重而又内涵丰富的经济建设工作中，确实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实际上在思想上经常会放松甚至“忘掉”这根弦。实践证明，当这根弦出现问题时，实践中就会发生偏差，甚至会引来局部的政治动乱。至于“苏东波”的思想根源，更是在于没有竖起这根弦。

　　因势利导，举重若轻，在看似平淡却充满张力的言行中，就加深、夯实了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的前沿地区的党员干部，对基本路线的理解。这就是小平在1984年年初对深圳和珠海考察的意义所在，也是他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作为历史巨人的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9 13:23:08

      1992年，又是新春将至的时候，又是特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面临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的关头，小平再次来到了深圳。和八年前的那次“只听只看不说”不同，小平一路向南，一路发表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讲话。这是一个以“隔空喊话”的方式说服其他同志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最后锤炼的过程。到了深圳，终于提出了自己结论性的论述。

   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生产力，不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动摇不得。

      小平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说：我最担心的，是不去抓历史机遇，一转眼就过去了。

      小平说：深圳的经验是干出来的，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

      对于这些论述，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个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系统、整体地，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一些论述的精神实质。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论述的具体问题，以及前后语境，揪住只言片语，是无法领会精神实质的，而只能变成语录战、口水战。那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就回到开头提到的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了。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9 13:26:26

      在当时，苏东波的冲击，使得国际上和国内对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判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预期。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将步苏联东欧的后尘，很快使改革开放转入和平演变的轨道，实现“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预言；第二种意见是，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会使中国内部的“保守势力”抬头，绷紧“反和平演变”这根弦之后，中国的改革将发生停滞甚至逆转。

      如前所述，就国内的官方喉舌的主流言论看，似乎后一种可能占了明显的上风。但是，在国际舆论和相当一些掌握现实政治经济资源的党员干部的意识而论，其实前一种意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现实论，改革的停滞和倒退意味着“拖死”，盲目地改革“接轨”，就是“作死”了。两种意见从直观看，又有各自的充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思想的混乱甚至分裂，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了。作为领导核心，即党内两种甚至多种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进行“正确的集中”，下最后的决心，因而也承担主要历史责任的领导人，小平的意见，就要对历史进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承担起主要的个人的历史风险了。

      作为一个历史巨人，小平没有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他却准确地认识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论，由于苏联的崩解，中国成了西方和平演变斗争的最后的主要目标。只要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分裂肢解，西方就可以宣布冷战的最后的胜利了。因此，加大对中国的全方位的渗透，尽快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西方一些冷战战略家和政治家的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但是，另一方面，这对中国却未必不是一个机遇。首先，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和西方都因此得到了一笔最丰厚的和平红利。一些原来被迫投入应对军事威胁的军事对峙的资源，可以转向民生领域了；其次，西方社会确实因冷战的“完胜”出现了一个消费前景的景气预期的暴发性的增长，即所谓的“井喷周期”。很多人相信，从此西方将带动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可持续的繁荣的新境界，以往的经济周期，很有可能因技术革命和社会和谐的作用，而不再适用于以后的经济生活。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的消费，将出现一个透支性的暴发，即一个特殊的“井喷周期”；再次，就中国内部而言，苏联的结局，既提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更提示了及时进行改革开放，避免体制彻底僵化的决定性的意义。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9 13:29:15

      就是考虑到严峻的两难困境的另一面，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小平才做出了自己的决断。小平的思想，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首先，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绝对是正确的、必要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两种制度、两种思想，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中。但是，怎么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呢？关起门来，讲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的就能说服人民群众，包括大多数党员干部么？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在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才能坚定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信心。只有真正在实践中坚定了信心，才有了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甚至外来干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甚至社会政治风波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其次，当时的中国，就政治经济各方面实力论，与西方之间，呈现明显的“西强我弱”的态势。但是，毕竟有“老本”可以“至少吃三十年”，虽然在斗争中会比较被动，但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只要共产党，主要是核心领导层不出大的问题，则进取固然很难，但自保应该无虞。因此，要避免应激式的反应，即面对和平演变的潮流，在苏联之后，主动扛起新的“反帝阵营”的大旗；但同时，也不必惊慌失措，甚至想着“倒计时”之后，自己能捞到一些什么“沉船后的保命老本”。而是应该韬光养晦，沉着应对，在不利的局面下，看到有利因素，争取新的转机。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再次，要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其实是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框架内，中国无疑处于比较低端的地位。但是，如果能及时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挣辛苦钱甚至“卖血钱”的方式，吸引到一些资源的支持，完成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完成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打造成世界制造业环节，也是实体经济核心环节的巨无霸，确立起中国新的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使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低端升级到中高端。

      复次，还要看到，这个历史机遇期，也是稍纵即逝的。向哪个地区进行围绕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坦白地讲，主动权不在中国手中，而在那些掌握着资本的跨国集团的手中。有意争取这些投资的经济体，不是只有中国一家。而就资源禀赋论，中国处于劣势；就工业基础论，中国也没有明显的优势，比之独联体和东欧地区，甚至还处于劣势。如果独联体和东欧地区，能够及时度过振荡期，整个社会环境稳定下来，西方很有可能因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为巩固和消化冷战“完胜”的成果的考虑，选择大规模投资独联体和东欧地区，而非大规模投资中国。所以，事实上，中国的这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19 13:31:07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会理解当时小平何以会发出一些比较“严厉”甚至“严峻”的言论。如果当时中国再犹豫徘徊几年的时间，那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就极有可能失去。一旦失去那个机遇期，特别是，如果独联体和东欧地区承接西方的投资，成功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则不仅中国将彻底失去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高端的可能，还会因在独联体和东欧地区面前缺乏“政绩合法性”，面对这些地区“富裕繁荣”的“新生活图景”，会使中国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处于全面的被动地位。

      因此，暂时搁置甚至压制“姓资姓社”的争论，甚至让国内外的一些人看到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机遇，吸引来各种投资，全力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对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决断。至于和平演变的危险，其实只能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的“老本”来生抗了。据小平判断，那个“老本”，“至少可以吃三十年”。

      实践证明，小平的决断，超越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这个两难的瓶颈，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承受住了和平演变的风险，焕发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巨无霸地位，结合西方的盲目乐观的社会心理的共同作用，在实体经济上彻底掏空了西方，使西方走上了金融危机，实际是全面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的不归路。这场危机从07年底开始，至今仍然看不到走出危机的前景。这就是作为领导核心的权威的，进行“正确的集中”的意义所在。历史的发展，会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这个决断的意义。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0 15:18:03

      如前所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把握住了可贵的战略机遇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成就是必须首先肯定的。当然，这种“闷声发大财”的策略，因为中国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事实上很多问题，在当时的实践中不可能先认识清楚，自然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也要有客观的、历史的分析。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所谓的房地产问题。

      今天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某些人通过投资于房地产，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过高的利润和对于经济生活，经济政策博弈过程的巨大影响力。另一个层面是，作为基本生活需求的住房，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导致整个社会基本稳定和发展活力都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就此否定房地产这个行业本身，我们必须有一个历史性的眼光来认识这个问题。

      在中国承接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关键阶段，也就是在9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东南亚国家实体经济向中国转移，使得其经济泡沫化，同时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战略思维来应对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给本国带来的一些问题，最终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这种危机背景下，东南亚可能停止向中国产业转移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确实认识到了，需要建立起一个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深远的战略纵深，然后以这样一个战略纵深，为本国产业的重新配置来准备一些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特别是在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是全面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之所以还能表现得比较从容，甚至某种程度上具有“想拉哪个发达经济体上岸就能拉哪个上岸”的“决定性作用”，显然得益于自己的制造业巨无霸地位。而这种巨无霸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备和强劲的进一步推进和优化布局的势头。

      中国欲完成产业的内部梯次转移配置，覆盖全国的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决定性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已经有的订单随时可能转走，更不要说在中国梯次配置了；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可以建立一个有足够纵深的制造业体系，如同海绵一样，吸附住各个环节的制造业资本，完成梯次配置。道理很简单，一个浅碟形的结构，转移时成本较低；而一个有层次的配置，从资本的立场而言，付出成本进行转移，而放弃现成的可以纵深分层配置的产业框架，显然是和自己的利润过不去。因此，建立起覆盖广阔幅员的基础设施体系，就是中国确立自己制造业巨无霸地位的关键环节。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0 15:21:45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方面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成本比较低，因为中国是刚刚开始进行这种产业转移和承接，而且金融市场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要素市场来兴风作浪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这样就使得成本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成本，同时也由于中国自身体制上特有的优势，使得这个成本在现实的落实过程中，又被人为的压低了一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完成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同时也是中国为未来的发展布局必须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

      但是，今天我们似乎可以很轻松地议论这一切。而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的背景下，中国更重要也更现实的考虑，还是找到一个现实的避免危机，巩固基础的杠杆。

      1998年的情形和2008年有着根本的不同。2008年的情况，是国家有过多的外汇储备难以消化；1998年的主要瓶颈还是资金的匮乏。结果，将汽车和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明确，等于为资本指明了一个投资方向，将大量国内国外各种来头的资金都注入到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加上GDP第一的考核标准，各地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除了西部一些地区，中国成了世界的大工地。中国政府也加了最后一把火。

      2000年，财政刚刚宽裕一点，马上推出“西部开发”战略，简言之，就是把资金硬塞给西部地区的政府，逼着他们搞起一些诸如一年跑两辆轿车的高速公路之类的工程。如此，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区域市场有中国这样优越的投资硬件，中国真正做到了“走自己的路，不给别人留活路”。2008年末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头还是在“铁公机”上面，就是要进一步细化基础设施的布局，彻底锁定巨无霸地位，确立与西方进行博弈的基础。

      这个战略，是真正把握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也真正参透了基本国情的一项决定性的筹划。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能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有力的杠杆就是房地产业，开发了一个楼盘，推向市场一个房地产商品，就意味着周边的配套设施必须完成。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论房地产本身，还是周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相对完善，产业纵深配置相对合理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最大程度地吸纳和调动各种资源的最有力的杠杆。比如中国年轻的低技术水平的，同时又是不可储存的男性劳动力，只有房地产这个产业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吸纳同时具备这三个特质的劳动力。而那种所谓两头在外的OEM，更多吸纳的是年轻的、低技术水平的女性的劳动力，这样就使得两个方向同时被推进，枢纽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以及以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党政干部政绩评价，正向激励的主要手段。

      各地都在竞相为投资者降低落户和经营的成本，就使得更多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的订单转移到了中国，这就最大程度的吸收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也最大程度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随着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化和一体化的推进，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产业发展的纵深。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0 15:29:16

      当然，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标准化的负面效应就是，中国的城市不是在培养自己的个性，而是在迅速的抹煞自己的个性。但是正面效应是，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环节的巨无霸，就是所谓的“走自己的路，不给别人留活路”。中国只要进入到某一个环节，就意味着其他的经济体，除非承接中国有意识的转移，否则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立足。而这种扩张和占位的速度，是呈加速度状态。这样一种加速度状态，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一个有着广袤纵深的，几乎是无穷的劳动力供给能力的国家，同时又是有着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清晰的战略意志的国家，占据了这样一个环节。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他所面临的困境就是，要和这样一个对手进行平等的谈判，而这种谈判的前提是中国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坚强了，而跨国资本手里的筹码事实上越来越虚弱。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制造业这个领域里面迅速的扩张。

      当前，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就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的主题主线了。这个新的主题主线，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有其现实的优越条件。

      就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言，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需市场因前述的“和平红利”被耗尽，以及在过于乐观的预期下吹生出来的“景气泡沫”在进一步破裂，所以靠着廉价资源配置形成的“三来一补”的外需市场受到很大冲击。同时，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在上升，随着中西部的发展，使得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在迅速流失。这些，都构成了对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形成的利益格局的严峻挑战。直接面临这个挑战的，就是前面一个阶段的主要受益者群体。

      这种紧迫性的另一面，就是危机带来的调整转型的动力。按照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观念，困难和挑战，其实就是转型升级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所在。当然，完成转型升级，而不是被困难和挑战击垮，是需要一个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主观论，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准确的判断把握和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客观而言，就是现实的实力。目前看，转型升级的客观条件，是基本具备的。但是，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强劲和牢固，所以格外需要主观上的正确认识的指导。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0 15:35:36

      就转型升级的目标而言，应该分为对内的结构调整模式转变与对外开放战略调整这两个方面来认识。

   对内而言，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规划，有效地协调，就可以形成一个充满生机和蕴藏着无可估量的潜力的，改革发展的全新的局面。这种新局面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的目标，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将一些产业转移向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也不是对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工业生产能力“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承接那些高质量的，又对本地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有可持续的拉动作用的，符合本地区自然禀赋和资源禀赋支持条件的，仅仅是因为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上升，而外溢出来的那些投资和产业。

   对外而言，就是争取首先团结新兴经济体，进而团结整个发展中世界，即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受到打压和剥削的经济体，共同改革并创造新的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相匹配的世界政治秩序。就中国而言，很现实的一个考虑，就是趁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外需萎缩，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需求上升的时机，完成对外开放战略的转移，从单一的倾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转向对整个世界的真正的全方位的开放。要继续巩固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继续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手段，开展合作，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就是更多侧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的输出，以及市场的双向进一步开放。这两方面，要以后者为主，才能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战略的新的格局。

      这种对内的发展改革模式的转型，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就是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的“我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度过这次危机”的深意所在。而这种调整和转型，必然会触动一些群体的利益。就国内而言，这种调整和转型，意味着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利益的调整。所谓“步子太大”，就会使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甚至一些人刚刚起步的事业，也会受到重大挫折。因此，这些人的抵制和疑虑，是最符合“经济人理性”的逻辑的。

      今天的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为了使自己尽快摆脱危机，巩固世界经济体系最高端的地位，而不是眼看着中国的策略成功，颠覆其既得利益，就必须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在资源产业方面的布局，来控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端。另一方面，就是向中国灌输所谓的普世价值，通过展开网络战、信息战的方式，希望中国能够发生内乱和解体。只要中国发生事实上的内乱和解体，哪怕中央政权以一个联邦，邦联或者名义上的单一制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也是虚弱的，无力的。一个虚弱的、无力的，同时又集中了所有制造业环节的，有着广大劳动力的中国，对于西方资本的优越性，远远大于所谓的第三波的国家。

      同时，中国一旦进入了这样的状态，将永远被锁定在这个状态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中国积极宣传印度模式和印度经验的基本战略背景。也就是说，这些人或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认识的局限，接受了某种思想的灌输，认为印度的状况是一种所谓的可持续的，低代价的增长，而这种所谓的可持续、低代价，在大多数印度人现实生活的表现是什么样子？他们有意的回避甚至是美化。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只要是自己的制度理想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得到永久的保障，大多数人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大多数人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这个并不重要。

      当然，印度有它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这样的逻辑是不符合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来都讲究“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裙带关系，也可以说是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正面的，也可以说是负面的。但是客观上，就是通过千丝万缕的血缘和裙带的关系，整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皇家也有草鞋亲”，所谓的“民本”思想，是它的正面价值。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它的负面价值。但不论是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在中国，一个观察者，一个决策者，一个研究者，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这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表象的最深层的核心奥妙之所在，同时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希望与活力之所在。这种希望与活力，就在于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大多数人，而得到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向上提升。如果单纯的追求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向上提升，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向下沉沦，不管它的主管愿望怎么样。比如李远哲支持陈水扁，他的主观愿望可能是在台湾真正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政党轮替，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的机制。但是非常不幸，因为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无视台湾的基本战略环境，最后使他的支持和选择，成了至今一个不敢反思和执迷不悟的笑话。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回避自己的责任，在必要的时候逃避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他拒绝从根本上去反思当年的选择。今天所谓的死硬的台独分子，他们的根本的思想基础，就是在文化上摒弃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那样一种家国伦理，而以所谓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等等，取代这样一种伦理。

      可见，这样一种期待，只能使一些人因绝望而走上仇视整个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向。但是，这些人自己却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认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8 06:12:03

      排除两种极端倾向的思想，在主流观念里，其实也一直是存在两种改革观的对立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本主义改革观的对立。持两种改革观的干部群众，可以大致分为社改派和资改派。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进行说明。

   如果我们把改革的起点看作北京，把西方的制度在中国的基本落实的方向看作香港，那么对两种改革观的分析就比较简明了。

   首先，资改派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就应该是从北京到香港。不同的改革方案，实际是不同的路径选择的问题。可以直接飞机到香港，也可以徒步或者骑自行车到香港，也可以自驾到香港，还可以沿着京九线坐火车过去，或者走京广线，先到广州，再到深圳，最后到香港。这中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积累一些本钱，继续观察一些情况和总结一些经验。这都是策略性的问题。但是，最后的目标，必须定在香港。对这个有动摇和怀疑，就是“停滞”和“倒退”。现在，尤其应该横下一条心，直接冲向香港。

   与资改派的认识相对的，就是社改派。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改革，确实已经从北京走到了深圳。但是，现在的方向，不应该是一步跨到香港，而是走向别的方向：可以回到北京，可以转向中西部，也可以先停留在深圳，继续深化巩固一些经验性的成果，修正一些局部的失误，调整一些已经不适应新的现实需要的具体改革的体制成果。这些，就是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就对外开放论，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把“自由贸易”的旗帜举到最高，联合新兴经济体，改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单纯地依赖西方的资本和技术的“血汗工厂”模式，转向全面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以及还有待开发的地区的，更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新的开放结构和模式。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8 06:17:57

      再进一步分析，资改派认为：中国改革已经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完了六成到七成的里程，也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因此，就应该走完后边的里程，最起码，要走到八成、九成。这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激活作用，可以至少再翻一番；社改派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实际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包容、扶植、鼓励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这些资本主义的成分，一方面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因此，在这条路上走到五、六成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些深化和调整，同时，要选择新的方向。这样，才是真正符合全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所展望的“共同的富，共同的强”，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江泽民总结的“三个代表”的方向，就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改革方向，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正确方向。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阶级的分化。因此，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上述两种改革观的现实经济政治基础。必须肯定，这两种改革观，都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但却基于各自阶级立场，逐步形成，且日益对立的。这就具备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阶级基础的对立，使得两种改革观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另一方面，因为阶段性的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事实上存在着统一在共产党的阶段性纲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旗帜下，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可能。这两方面的可能同时存在，既是风险所在，也是动力和机遇所在。

      作为领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当然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但是，这种坚持，不应该是生硬甚至粗暴的强制，而应该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下，也就是党的阶段性纲领的旗帜下，真正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认识，激发和调动各个群体的积极性，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因此，在社改派的立场看，下一步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地以权力压制住资改派，而是应该由中央正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提出一个更清晰更完备的理论论述。同时，也要逐步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对资本的引导。也就是说，要同时给官僚群体和资本套上“紧箍咒”。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深化。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2012年的基本期待。

      而另一方面，资本的力量，则希望推出实质性的基本制度的“重大改革措施”，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放弃对资本的控制，进而将执政权也放弃，实现“苏式改革”的目标，让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取代已经“僵化老朽”的现实体制，承担起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这样，就出现了事实上的两种期待的“猴吃麻花——满拧”的状况。当前的一些问题的争论，之所以表现出似乎不可调和的状况，其实就是这种“满拧”的一个直观的表现。如前所述，这种“极端对立”的状况，靠着强行压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把这个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化发展，以及实现真正的大众化的动力，才能转化为真正沿着正确方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思想基础。

      当前，就是要集中说清楚一个根本问题，即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新阶级”的基本态度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本人的一点认识。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9 09:34:33

      回顾这个“新阶级”的政治诉求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史，展望下一步的前景，我们其实可以以孔子的一段论述借用于此。

   孔子曰：吾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新阶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积极争取一个“准生证”。这个诉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宪法中明确规定了“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曲折和斗争的。

   这个“新阶级”，在二十年前，是随时面临着夭折的危险的。近二十年来，已经没有什么主流的声音主张在近期内，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消灭这个阶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开始近二十年的时候，这个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

   于是，在跨世纪的时期，即改革开放开始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个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即建立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框架之外的，“中国私营企业党”。按照相关规定，这个筹备中的“党”的筹备人员，曾经前往民政部申请注册，没有得到受理。提出这样的诉求，可以说，是“十五志于学”的集中体现了。对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接受了共产党的宗旨、原则的资本家入党的主张，并在党章中加以确认。

   现在，刚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加之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自然就发生了前面说的两种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预期的“满拧”的状况。究其根源，一方面，社改派认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成型，应该在理论上做出深入系统的论述，在实践中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开放，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纲领；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阶级”也自觉羽翼丰满，可以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加上部分白领甚至境外力量的支持，争取政治上的主导的权力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取代那个“僵化老朽”的体制，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最后的完成。当然，他们很清楚现实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因此绝不会直接向共产党夺权，而是以各种由头、各种方式，意图拆解共产党执政的现实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只要瓦解了这个基础，则共产党要么自己彻底边缘化，要么改旗易帜，成为被资本雇佣，凭着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行使部分职能，也享有部分权力和利益的执政集团。如此，则“新阶级”或者走到前台，或者居于幕后，成为新的主导者。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若干斗争和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社改派，与“新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包括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掌握相当实际政经资源和话语权的代言人，都认为自己到了“三十而立”的时候，都自信可以提出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改革路线的论述，完成自己期待的改革正确方向的最后的、彻底的奠基。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9 10:24:57

资改派或者说“新阶级”，显然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把中国的国情复杂和世情的险恶估计得过于简单。因此，没有在共产党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实际是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不适当的期待的结果。因此，中国的“新阶级”，其实还需要经历后边几个阶段。
　　
　　三十而立，即在政治上从初步成熟，提出不切实际但又雄心勃勃，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足够的事实和逻辑支持的远景目标。这是中国的“新阶级”现阶段的政治意识；
　　
　　四十不惑，即政治上进一步成熟，逐步认识到中国国情和政治的复杂，不会忘乎所以，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随便下注。这是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仍然自信比“老朽僵化”的共产党更有资格和能力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但会更清醒地判断形势，对鼓吹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言论和政治主张，会给予同情和有限的支持。但是，不会有投入自己的大宗政经资源来在政治上“搏一把”的强烈冲动了；
　　
　　五十知天命，就是能够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情和政治的本质，对自己的能力，自己与“僵化老朽”的共产党的各自优长所在，自觉发挥自己“补台不抢台”、“拉偏套使正劲”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建设性作用，不再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颠覆性的思想和预期；
　　
　　六十耳顺，即能够从最微弱或者最荒诞不经的言论，特别是批判性的言论中，迅速把握住中间合理的成分，用来自警自励，使自己的思想意识能够迅速发展；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对外部原来需要“强加”给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在实践中的认识的不断丰富和深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自己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并逐步内化为自己的内在的理想信念。如此，任何行动，都是自觉地而非不得已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最后，和劳动群众，包括党政军警的系统内的党员干部一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纲领的号召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纲领。这个境界中，作为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革命对象”，真正在实践中完成了思想的革命，成为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全新的群体。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9 10:26:21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比作“到西天取经”的理想；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和成熟，作为“取到真经”的理想前景。如此，整个党好比天庭，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党组织，好比一个个唐僧，而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干部和资本的力量，好比是有能力有闯劲但又不成熟不安分的孙行者。
　　
　　攻坚克难的任务，要靠孙悟空在作为庸人、好人、老实人的师弟们的协助下去完成。没有这些孙悟空的主导作用，没有那些“师弟”们的协助和支持，西天取经的大业就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唐僧所代表的理想的感召，则这个队伍根本不可能捏合在一起。
　　
　　不能指望唐僧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问题都明察秋毫，不能指望这些弟子们在一开始就纯而又纯，甚至在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后，不同的弟子，因为自己的悟性不同，思想改造的成果不同，最后的位份也是有差别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讲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中仍然会有各种矛盾的深意所在。毛泽东对此有直接的精辟的阐述：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那么，靠什么支持唐僧的捏合的作用呢？
　　
　　小平对此有简明的总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治国先治党，治党要从严。对党员干部，要套上一个紧箍咒，就是党的纪律，这是高于宪法法律的思想道德标准的；对“新阶级”，这个紧箍咒，就是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是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的硬要求。这个紧箍咒，是偏向于“纪律”的层面的；而在理想的层面，则要明确一个基本认识：不能要求所有的人民群众，甚至不能要求所有的党员，都能自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因此，就要明确党的阶段性纲领的内涵。这个阶段性纲领的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而要实现这个共同理想，改革开放就是必由之路，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但这个改革，是有基本的基础和制度前景的规定的：就经济体制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和巩固；就政治体制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强和改善；就指导思想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就实践标准论，就是“三个有利于”。只有这样的改革开放，才是可持续的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实现阶段性的纲领，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期待。
　　
　　没有什么人生来愿意接受约束，没有什么真正有能力有力量的集团，会很痛快地被套上紧箍咒。但是，必须完成这个约束和规范，且不断强化，才能使各个方面的力量真正凝聚起来，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自行其是，最后葬送共同的事业。因此，制度性的紧箍咒，现在格外需要认真念一念。但更进一步，也要清楚，不能把理想信念层面的问题论述清楚，真正入心入脑，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生产力，逐步接近理想的前景，仅仅靠紧箍咒，也是无法实现对全民族的力量的凝聚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的严峻规定。比如那个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就是在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的过程中，既发挥攻坚克难的主要作用，又被紧箍咒所束缚，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完成了对自己思想的真正改造，从一个不安分的活跃分子，转化为真正大彻大悟的“斗战胜佛”。所以，纪律法律的约束，是最大的保护；理想信念的感召，是最好的引导。对今天的官产学媒的精英，需要不断强化这样的认识才可以。

听风看雨通三统 · 发表于 2012-4-29 10:51:09

回顾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回到本文的主题——春天的故事，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局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平的论述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路，都是死路一条。比照中国和苏联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历史性的认识：
　　
改革是必要的，但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才能真正通过改革使国家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可行的方案的，否则只能适得其反，把改革变成“作死”。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决不能在体制已经彻底僵化后，才进行改革，而是要在意识到体制出现僵化后，就立即开始改革。有局部的僵化，就进行局部的改革；发生了全面的僵化，就进行彻底的体制的改革。只有及时开始改革，才能使改革有一个真正从容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空间。在今天，我们尤其应该缅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他们领导着中国，承受住了压力，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自主发展，才使中国避免了与苏联的体制一同僵化，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从容的改革空间；
　　
　　改革的着力点和改革实践的检验标准，不应该是任何理论和制度的教条，而是真正深刻领会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意愿和要求，顺应这种意愿和要求驱动下的实践中的尝试。适用于局部的经验，就要在局部坚持下去；适用于全国的经验，就要由中央总结和推广到全国。当然，这种实践中的包容的前提，是理想信念和党纪国法的约束；
　　
　　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内涵，不能有单向度的教条化甚至教义化理解。对一些改革开放方向的坚持和推进，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一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总结和修正，对一些曾经有效，但已经不适应新的实践要求，或者其负面效应已经高于建设性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也要及时进行调整。这本身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改革的对象，也应该有科学的界定。共产党有自己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对这个基础，只能加强和改善，不能削弱甚至消灭。一些曾经因为实践中过头造成了负面影响的历史经验，不能简单归结为“僵化保守势力的主要表现”。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与共产党曾经行之有效的政治优势、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相结合，既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能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事业，是一个必须直面进行积极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矛盾和问题，才能转化为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的动力和机遇。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正视，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多事之春”，回顾二十年前的春天的故事，就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了。面对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化甚至激化的现实，任何教条化的理解，都是对基本历史经验的漠视。只有深入分析这些矛盾的本质，才能真正深化认识，推进实践的发展。

李根 · 发表于 2012-4-30 13:02:43

在这个时刻看这系列文章，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义啊。楼主您不要跟裆中央过不去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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