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者范隆

七月群山

审判范隆的是维姆桑德士（Wim Sanders）为首的五人小组，地点是一间运河边的空屋。维姆回忆说，对范隆的讯问并不顺利，他一直在避重就轻兜圈子绕弯子。可以想象，经验丰富的律师对付一个粗人的盘问，肯定能做到滴水不漏。审讯进行了5个小时，毫无进展。五人组商议了一段时间，最后由维姆向范隆宣布了这样的推断：丹丝特拉女士（就是伊妮）是范隆的情人，她被捕后，SD头目菲班得知了他们的婚外情，就威胁向范隆的妻子告发，以此要挟范隆为纳粹工作；范隆向秘密警察出卖了同志，换回他情人的自由。维姆说，范隆当时一听就显得非常不安，反问，你怎么知道的？然后他就承认了这一切，还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这个叛徒呢？（——我对这一说法深表怀疑。）

接下来他们给了他一杯放了氰化钾的热茶。一个说法是，范隆拒绝喝毒茶，他们就直接枪毙了他；另一种说法是，他喝下了毒茶，毒药却没有生效，他们就给他补了一枪。尸体随后被丢进河里，那时已是3月6日的凌晨。

不久后克妮丽雅收到了一个牧师转交的匿名信，信中说明了范隆受审的经过和“婚外情导致了背叛”的结论，并承诺为了她和她的女儿的名声，他们会对此永远保密。历史学家、《荷兰二战史》的作者路德涌（Loe de Jong）教授也采信了维姆的说法，把伊妮作为范隆的情人写进了他的专著里（在书中他隐去了范隆的真名而使用了化名范阿尔戈（Van Arkel），因为他出书时正逢可妮丽雅在竞选法院副院长一职【奇怪的是，我用她的娘家姓Cornelia ‘Non’ van Marle和夫家姓都找不到相关信息】）。

当然，克妮丽雅和伊妮都对所谓的“婚外情”坚决否认，她俩的友谊一直很好，直到伊妮去世。伊妮的眼里，范隆是从秘密警察的魔爪里解救下来的大哥哥，克妮丽雅也绝对相信她的丈夫和她的朋友。如果这不算证据，那么，战后对SD头目菲班的审讯记录里，除了他和范隆之间的“不杀协议”外，根本没有提及“婚外情”或者“要挟”；要知道那些战犯的供词非常精准，连被处决的犯人临死前的轻声细语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认为，“婚外情”一说虽然在情理上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但是历史书不是言情故事，尤其不应该把那么弱的一个推理，直接当成审判的事实。

不说“婚外情”这事，那么范隆是不是叛徒，他的死刑判决是否公正呢？

首先，范隆没有去寻求秘密警察的庇护，这就不是一个叛徒的常规。从他的行为分析，他很可能是想向抵抗组织解释清楚，范戴尔的死和他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很可能准备进一步与当局进行法律层面的接触，争取德蓬斯获释，希望（他接触德国人的行为）得到抵抗组织某种程度的谅解。1944年底那个死亡之冬，据克妮丽雅的回忆，范隆的精神被击垮了。他只希望能活下来，所有的人都活下来。

再看这个五人审判组，他们是得到授权的，这没错，但是他们没有法律条文的依据，我极为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一点点基本的法律常识。所以我认为，这五人给范隆的不是审判，而是审讯。根据维姆桑德士的回忆，他们当时只需要作这样的判断：范隆是否与纳粹进行了合作；如果放了范隆，他会不会对组织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花了十个小时，试图将原委搞清楚，应该说是尽力了，不算草菅人命。将范隆处死，在当时是最稳妥，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范隆的死，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悲剧”。但说他是“叛徒”，，，至少，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叛徒。